古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因为社会、历史条件、地域等的差异，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文化。

科学的认识是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联并不是任意的，而是一种相互适应的关系。因此，不同的主体对同一客体观察会得到两种不同的结论，这与主体不同的视角及思维出发点息息相关。即认识论及方法论不同导致。

李约瑟指出：“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现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哲学”。也就是说，西方人较早较充分地发展了机械原子论的自然观，而中国人则较早较充分地发展了朴素辩证法的元气论自然观。

西方原子论自然观认为原子是构成世界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始基性实体，原子与原子之间有虚空存在，并且每一个原子有形状、次序、位置的变化和重量体积的不同。原子以不同的组合方式构成世界万物，任何观象都有特定的实体基础，并且可以作为孤立的个体去把握。因此，孤立间断性和结构组合性是原子这一“宇宙砖”的观念内涵。

而中国元气论则认为，气是生成自然界万物的最基本物质。宇宙中一切有形之物都是由气演变而来，气是存在于自然界的无形的、运动的、触不及、看不见的物质。万物是在气的相互作用中彼此联系，从而形成一个流动的整体。在气的状态（聚、散、和、合）的流动转换过程中，进行“化生”。可见，整体性、流动性和化生性是气的主要观念内涵。

由此，两种自然观及对物质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西方更专注于物的微结构，更为务“实”，而中国的古代先哲更专注于物的整体观，更为务“虚”。

其次，是认识方法的差异。

有什么样的自然观，就有什么样的认识方法与之相适应。

李约瑟认为：“当希腊人与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西方人较早较充分地发展了形式思维，而中国人则较早较充分地发展了辩证思维。

中国的辩证思维方式早在先秦已具雏形。老子第一个提出了“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荀子阐述了“辩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符验”（理论应接受事实的检验）。《易经》主张“一阴一阳之谓道”，更是明确地表达了对立统一的原理。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人的社会实践必然影响其思维方式。

为什么中国古代会把辩证思维作为主要的思维方式？这可能与当时中国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和中央集权制的社会环境有相当关系。为维护“家”“国”的和谐与利益，而强调个人必须服从整体，局部服从全局，共性高于个性。

中国人自古提倡“忠恕”“孝悌”，此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忠孝思想阻碍了形态解剖学的发展，但在医学的发展上，却促成了人们一体化的观念。

我们知道，辩证思维注重整体，认为事物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只要通过对事物的直接观察和内心的经验感受，即完全可以领悟和把握对象之间的联系和宇宙的本质，具体表现为“观物取象”和“类比推衍”两种思维形式。

“观物”是主体采取仰观俯察、远观近取的方式，对客观的总体及其联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观察；“取象”是观物的直接结果，是对观物过程中获取的关于客体的感受和表象进一步的概括与凝炼。（欢迎关注我们：本能系统医学论）

而“类比推衍”是主体通过对个体和局部的观察以获取的认识，进而以类的比附和推衍为手段，获得关于宇宙的普遍联系和整体的认识。

观物取象和类比推衍都属于整体方法，把两种整体方法运用于医学，必然产生司内揣外和取类比象的认识方法。这就不难理解“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视其外应，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论述。

中国古代医家受朴素的自然哲学的元气论、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形成了具有整体论特点的人体观。

整体论人体观认为人体与宇宙其他有形之体一样都源于气，气是组成万物的本原。既然万物都源于气，有形之体都是气的聚合，那么人也源于气。人体和宇宙其他有形之万物一样都有一个统一的本源，即无形之气。宇宙间有形之万物的产生变化都是其本身无形之气运动变化的结果。故此，古代哲学家从宏观上把握了无形与有形这两类物质的不同存在形式及两者之间的辩证联系。

同样，古代医学认识到，对于人体来说，气除了聚合有形的组织器官之外，还弥散于人体之内，周游不息，无所不到。物质组成上的同一性和无形的气贯通其间，使得人体各个组成部分密切相关联，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神者生之制”的论述。而“神”即是人的稳态的调节者即控制者。

随着整体论人体观的形成，确立了功能观察法在中医学的地位，逐渐脱离了对形态解剖方法的依赖，促进了以调节机体反应的治病方法的形成和发展，如中药、针灸、气功、按摩等。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气一元论自然观和辩证思维的认识方法为医学家提供了整体思维方法的文化“土壤”。

而形式思维与辩证思维恰好相反，它更注重于细节、局部。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的不同仅仅在于形态、相互关系和方向”。形态属于形状，相互差异属于位置。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无生命的自然界，“物质”高于“形式”，而在有机界，则是“形式”支配着“物质”。黑格尔也说：“形态是动物的主体”。因此，运用形态思维认识事物，首先必须了解细节、结构。于是形态解剖学成为西方医家常用的方法。

1761年莫干尔写了一本书叫《疾病的位置与原因》，这本书的前身是1543年的《人体的构造》。《疾病的位置与原因》和另一本书叫《天体的运行》，成为所谓文艺复兴推动现代工业文明产生的标志。工业文明产生后，人们就认为找到疾病的解剖学定位在哪里，什么原因，然后采取消除病因、去除病灶、纠正病理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为此，现代医学必须依赖技术的进步，对细胞、细菌、病毒、基因、基因组等做出微观的定位、定性的研究，然后做出疫苗、抗生素、抗肿瘤药物等，以此控制了很多重大传染病以及某些基因缺陷疾病，确是成效卓著。但对于人体复杂的、多系统、多因素疾病，西医的方法和手段有限。但现代医学的巨大成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

而中医治病寻求的是“辨证论治”，是“整体观念”，是用各种手段（针、药、刮痧等）帮助人的“自愈能力”——即人的“正气”来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

例如，平时得了感冒，就是不吃药，不治疗，一般情况下一周就能够痊愈。这种自我恢复的能力就是“自愈能力”。但如果吃中药治疗，可能2-3天就可痊愈。为什么？因为中医辨证论治的“证”，不是西医认为的病因，而是病因（感冒病毒）作用于人体后，表现出来的症状（头痛、咳嗽、恶寒、肌肉酸痛等），即人体抗病反应的“外应”，据此辨证为风热表证或风寒束表的不同，“视其外应，随证治之”“顺而已矣”。即通过药物帮助一下人的“自愈能力”，使人体抗病反应得于完成。注意，只是帮助，并不是代替。所以能取得好的功效。

同理，2003年“非典”期间，在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指导下，广东省利用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患者取得显著成效。对比WHO的统计，全球共有32个国家和地区报告8400多例SARS患者，其中中国（含香港及台湾）有7700多例。全球病死率为11%，香港为17%，台湾为27%，中国大陆为7%，广东为3.8%，而当时卫生条件及医疗资源远不及香港的广州，病死率为3.6%，全球最低。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中医在突发性、流行性、传染性疾病方面的优势明显。

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七情病因学说等，都体现了人作为一个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人体与外界通过呼吸、饮食、排泄等进行物质交换；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等进行信息交换。此外，人体由120万亿个细胞组成，所以它不是一个小系统，也不是一个大系统，而是比大系统还大的巨系统。这个巨系统的组成部分又是各不相同的，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极其复杂的。所以中医认为，只有“神”才能调节这一复杂的巨系统——“神者生之制也”。

而西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那时，为了深入研究，人们把万物分析为若干组成部分，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但把整体的东西分割了。

另外，中药是中医治疗疾病的重要武器。中药是中医诊疗思想、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的药物，分四气五味、升降沉浮，所以病有百种，中医自有百变的药物应对——主要是中医找到了治疗疾病的依靠对象，即人的自愈能力，即人的正气。所以中药不能单纯地把它看成药，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载体，是中医治疗思想的载体。

总之，中医药在疾病医学上不如西医（找病因、去病灶、纠病理等），但在健康医学、生态医学上，中医代表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我们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多思考。对此，第一批国医大师陆广莘教授在上世纪末就已明确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