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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按：潘老先生是我比较欣赏的中医，他温州著名的民间中医，一生行医几十载，对白血病，癌症的治疗有很高的疗效。老先生侠肝义胆，针砭时弊，光明磊落，得罪了不少医疗资本利益，终究被扣上了非法行医的帽子。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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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医学应称为市场医学。市场医学是个怪物。因为医学是要命不要钱的，例如谁得了病，无论花多少钱都想把病治好，有人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市场是要钱不要命的，例如许多做生意的遇到大亏本，便跳楼、跳江，这样的例子多了。市场与医学结合，医学岂不就成了怪物吗？”我说，医院里的内科医生不是医生，因为，医生是看病的。但他们是不会看病的！你一去，他们就给你开检验单，叫负责仪器的给你看病。这不是明着告诉你：“我是不会看病的。你要先去给这些仪器看，然后我给你开药方。”看病看错了，跟他没一点关系；天底下哪有这样病给看错了与看病医生没关系的便宜事呢？因为病不是他看的，而是仪器看的。吃药吃死了人也跟看病的医生没关系，因为药是制药公司供应的，医生是不知道这药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圈套，我们中国人钻进去一个世纪茫然而不觉。一个自誉为东方聪明绝顶的民族，陷进了一个设计极简单的圈套而不自觉。为什么？因为中华文化教育得我们这个民族，温顺得像一群羊。这群羊，会睁着眼只看领头的，它往哪里去，也就跟着往哪里去。我们太穷了，就像一只贪吃的动物，一有饵就上钩。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左”的思索》，就是给“左”下个定义。我认为“左”是我国文化中一种自毁的力量。因为这里提到了“文化”，也就再给“文化”下一个定义：“文化是前人留给后人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的财富”。物质财富是指现在我们衣食住行所享受的一切；精神财富则是指一切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国人只会对成功经验的眩耀，却忽视对失败经验的探求。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历史从来只记录成功而不记录失败，其文化原因的根子在“为尊者讳”的思想。因此，中国的历史，会常常发生重复错误的事件，就像上集世纪出余云岫，这个世纪又会出方舟子一样。也许，这个比喻不很恰当，就学识、能力、影响力而言，方舟子与余云岫哪能相比呢？方舟子只能说是余云岫的一个缩影而已。我认为，外科医生也不是医生，他们只是一些技师，是负责做手术的。这个手术做好做坏是他们的责任；但是，这个手术做对做错，跟他们没关系。这就是你上医院去看病，外科医生总是要你做手术的道理。在外科医学全面把控的医院里，做手术的越来越多，不该做的都给做了，也许比该做的还多。本来进医院是好手好脚举动敏捷的，一下子就因为做了手术变成残废了。残疾犹可，送了命的也不少，但你已经签了合约，跟他们没关系。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的医生罢工，死亡率减少50%，这个数字意味着两个人的死亡，有一个是医疗造成的。另一个统计数字是：医生罢工，外科手术减少60%。这个数字说明外科的伤害，比内科要大。当然，残废也有很多是因为使用抗菌素造成的。因此，我们的社会，每年残废人要增加400万。这个数字说明，很多残废是治疗不当造成的。例如我的一个朋友，他孩子9岁时，发烧耳痛，去医院打针看五官科，打庆大霉素后耳聋了，现在成人了，他只能是个哑巴。这是因为我们弄错了一个概念，把五官科的技师称为医生。这个概念的错误，为什么会增加残废率呢？因为，医师的责任是维护生命与健康，而你生了病便去问外科专家，专家为了生意，便会“创造”种种理由说服你做手术。你一上当受骗，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了。因此，我奉劝患者，术前细思量是最重要的。医疗的陷阱深着呢！再说抗菌素。尽管抗菌素在它的历史上对外科手术，尤其是战争、地震灾害、车祸等做过重要的贡献。但是在现在这样和平的年代，外科手术和抗菌素的使用过度，因而都大部分地变成了灾害。我十分赞赏邹纪平先生的勇气，他竟然敢于倡导：“反对把西方医学作为医学主流，坚持中国传统医学为主的观点。”因为许多中医药的头面人物，都或多或少的西医化了，都愿意承认咱们是它的小兄弟，只要能给咱们吃点吃剩饭剩菜的，就欢天喜地了，哪敢端大盆的呀？这种自我贬低与中国历来传统有一致性，也就是在皇帝面前，无论谁，都称自己为奴才。只有邹先生敢如此“揭杆而起”，拉起中医的大旗。其实，如果全民都能知道和理解邹先生的创议，民众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必迎刃而解。我说西医内科医生不仅看不好病，还创造了“看病贵、看病难”。医院里为什么如此排长队呢？一个医院分成几十个科室，一个病人如果看病要看几个科室，不等于数倍地增加看病的人数吗？医院里内科医生自己不会看病，要依赖检测仪器，而检测仪器有好多种，一个病人需要多次检查，这不是增加了看病的倍数吗？有人也许会说：你这不是攻击医院里的仪器检测吗？笔者认为，好的就是好的，怕什么攻击？分科看病与仪器看病到底好不好？2003年2月，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别让医生杀了你》，其序言中有一小段值得人们深思：“几年前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如果医生在诊断时更多依靠他们的大脑而不是仪器的话，那么每10名死亡的患者中就有1名至今仍有可能活着。”这一段66个字的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一）现在医院里的医生是不会看病的，看病全凭仪器了；（二）我们去医院看内科病是找不会看病的医生开药方的；（三）医生从会看病到不会看病，这是现代医学的“进步”标志；（四）现代医学诊断仪器的“进步”标志是患者死亡率提高10%；（六）科学仪器进步只是为提高诊治费用，同时降低治病能力。在邹纪平先生写的《反思西方医学》“仇视进步的医学势力”的第九章里（见第64页），有个入木三分的批判，把西医做了个总结：四、把个人名誉、地位和收入紧紧地与临床治疗活动挂钩；五、在学术上抨击压制不同的医学观点，层层控制医学，避免公开争论；七、不准怀疑已有的医学理论只准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延伸；看好以上的引文，我想读者一定会想到，分科看病把人看成是机器，再用仪器一件一件地检查，他们把医院的医生，变成不用大脑看病的零件，也就是把他们的大脑洗白了——空无一物。病人等待检查的结果，再按这个结果请医生开药方。读者再想，病人在医院里被当作机器了，还是个人吗？医生则成为西方制药公司赚钱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自己没了脑袋也不知道。无怪乎罗斯•霍恩说：“据报道，在各种职业中，医生自杀率和药物依赖率最高。这就意味着，医生比其他人更容易幻想破灭和痛苦，难道这种开始曾许诺会得到很多满足的职业，一旦未实现诺言就变得令人失望了吗 ？有多少经过艰苦努力获得行医资格后，突然发现自己几乎成了领有执照的、为国际药物卡特尔公司工作的药物推销商呢？”现代医学对外穿着白大褂，表示救死扶伤，事实却是连一个内科病都不会看的“专业医盲团队”（我的朋友贾谦说得好：“医院里如果除了抗菌素、维生素、激素，医生就无药可用了。”事实也是尽管医院里的科室有三四十个，所有的科室专家用药基本一样，实在难为医生）。这个“团队”是什么意思呢？西医医师作为个人，离开了团队，也就是任何事都不会做了。他们不像中医，什么病都能看。因为，他们搞的是专科。一个医院里有三四十个专科，这些专科医生只能看身体上的某种病灶。他们对待这种病灶，除了能做外科手术外就毫无别的办法。凭这点医疗能力，怎么能治病呢？这是医学院里把解剖学当做基础学科的结果。解剖学是教学生做手术用的，而任何内科疾病都是生命信息活动运行障碍，都是整体性疾病，单靠手术是解决不了的。西医把诊断的能力局限于病灶的发现，所有的医疗仪器，都是为了发现病灶而研制的。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看内科病，就成了“专业医盲团队”中的一员了。
讲的全是大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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