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沧桑激荡三千年》的十大谬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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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白云先生的《华夏文明沧桑激荡三千年》引起不小的反响，受到许多网友的追捧。这篇文章当然有一些写得不错的地方，但是它的问题则是更多。比如说，他是打着反对殖民史学、清算殖民史学的旗号，来写这个文章，吸引读者眼球的。但是在事实上，他所批判和消解的主要是革命史学，而不是他所说的殖民史学，他甚至继承了殖民史学的核心要义，全盘否定满清王朝的历史。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是日本殖民理论家炮制的殖民和侵略中国的理论，所以我看到白云先生打着推翻和清算殖民史学的旗号，最后却在最关键的地方，全盘承袭了殖民史学，我确实非常震惊，所以不吐不快，指出该文的十大谬误，以免谬种流传，遗害八方。
一、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只多不少
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的历史掐头去尾。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上下五千里，有煌煌二十五史巨典作为支撑。白云写《华夏文明沧桑激荡三千年》，我开始以为他写的只是断代史，没想到他一直从三代写到满清，那么至少也是四千多年了。再加上史前的三皇五帝传说时代，五千年只多不少，这应该是所有抱有中华立场的史学研究者所应该有的共识和立场。
历史与领土是一样，是一种主权，当我们说领土主权，一点都不能少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要坚持，我们的历史一年都不能少，不能说你过来说中华文明两千年，他过来说中华文明三千年，又有人过来说中华文明四千年，还可能有人过来说中华文明一千年。这就乱了套。领土主权是一种财富，是国家利益，是凝聚国民的政治向心力，而历史主权同样如此，是一种更高的国家利益，是凝聚国民的文化向心力。对于历史的解释权、话语权，事实上跟领土主权是一样重要的。领土主权是中华的现在，而历史主权则是我们的过去，现在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的。历史主权决定了领土主权，而不是相反。
钓鱼岛、南海岛礁哪怕是弹丸之地，我们也是要拼尽全力去捍卫。同样的，我们的历史，哪怕是少了一年，我们也是同样需要拼命去捍卫的。更何况，大笔一挥就少了两千年。当然，对中国历史掐头去尾，不是白云一个人的事，是所有的近代殖民史学家所热衷的事儿。现代的汉奸学者也是如此，例如易中天的《中华文明史》就言之凿凿地说，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的历史。而且借助于背后的资本力量，这套书一直畅销得很，火爆了好几年，不晓得中国的出版界出了什么问题，犯了什么病，好的书出版不了，汉奸买办学者的书拼命推销给中国的读者。
为什么殖民史学要对中华历史掐头去尾呢？一个是打击中国人的自信。因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自成体系，薪火相传，从未中断，这是中国人自信的源泉。但是如果突然有人告诉你，中国人的远祖来自于非洲，而中国的文明来自于中亚的苏美尔人，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就好像你本来是岳飞的儿子，但是突然有人给你拿出一份所谓的DNA检测报告，说你是秦桧的儿子，你是不是要备受打击？殖民史学家们所搞的那些考据、考古之类的，就是DNA检测报告，我们以为那是科学，却不知在利益面前，一切都是可以造假的。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当代的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已经把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推向了一万多年以前，也就是说，我们的老祖宗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是极为谦虚和低调的了。
第二个是去除中国人的主体性。西方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奴隶制，古希腊罗马是古代的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封建的时代是农业社会的农奴制，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则是现代的资本奴隶制度。这一点在黑格尔的主奴意识中表现得最为深刻和系统。殖民史学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去掉被殖民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让他们甘心情愿地做奴隶。就像我们的老祖宗所说的，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西方殖民者知道中国人口众多，难以用战争来征服，所以转而希望通过文化上的征服，来使中国人做西方的奴隶，从某种意义他们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今天的中国像贺卫方、张鸣、冯玮、袁伟时、易中天之流的文化汉奸和买办奴才遍地都是。而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的亿万劳工，用辛劳和血汗为跨国垄断资本贡献了亿万利润，也为欧美国家的消费者贡献了天量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而留下的是被污染的家园和累累伤痕。如果不是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和全产业链优势，这种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经济模式会一直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将会永远锁定在殖民地经济的地位，不能自拔。
第三个就是为侵略中国制造依据。殖民史学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否认中国历史的进步性上面。例如黑格尔就非常巧妙地说，中国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但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起点，因为中国是没有发展的。后来有个法国人阿兰据此写了一本书《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貌似客观公正，其实兜售的都是殖民史学的私货。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笔抹杀，就是为了建立西方文化的主体性，虚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而在西方整个启蒙后期的思潮中，大约以孟德斯鸠为转折点，逐渐形成了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殖民话语体系，即西方是民主的、进步的、文明的，而中国（也包括其它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则是专制的、野蛮的和落后的。所以西方对于中国的侵略就堂而皇之的变成了输出民主、文明和进步，把那些残暴的杀戮、贪婪的劫掠和无耻的邪恶都统统通过殖民史学漂白了。于是八国联军的赫赫武功都不见了，北京大屠杀没有人提了。在张鸣、袁伟时这些汉奸买办史学家眼里，只有义和团的愚昧、野蛮和落后，他们保家卫国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被歪曲为阻碍现代文明的输入。
革命史学虽然不恰当地套用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但是那是为了构建历史体系的需要，也是革命的需要，与殖民史学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从民国到建国以后，也一直有人不断质疑革命史学五种社会形态套用的不合理性。但是问题是，中国的史学家也一直拿不出一套新的、足以建构历史体系的理论出来。但观中国史学家，不尊从革命史学的套路，就流入殖民史学的套路，所以白云一点也没有免俗，当他在大力批判革命史学体系的同时，就不小心地掉进了殖民史学的泥潭。因为他并没有自己的史学理论和体系。
二、夏商周三代不是大同社会
白云特别荒谬地将夏、商、周三代称之为大同社会，这是很荒唐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原因在于他望文生义，对古代典籍不熟悉，曲解了·大同篇》。把三代看作大同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与把三代看作奴隶社会是一样荒唐可笑的事情。如果共产主义就是三代那个样子，那我们还奋斗个啥呀，那我们这几千年的中华人岂不是白活了一场。三代不是大同社会，而是小康社会，是真正的封建社会，欧洲的封建社会也是通过匈奴人从中国传过去的，等级制度非常相似，都有公、候、伯、子、男爵五个等级。只要我们对夏商周三代的典章文化制度有所了解，对西方王室爵位制度有所了解，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我们先来看看《礼记》是怎么说的。《礼记》是儒家尊崇的六经之一，与《仪礼》和《周礼》并称三礼，即所谓《礼经》。但是严格地说，《礼记》只是《仪礼》的注释，《仪礼》才是本经，犹如《易传》之于《易经》，我们一般地统称之为《礼经》也没有错。《礼记》共有131篇，多为孔子及其门人所编注，《礼运》是第九篇，借孔子与弟子的问答，揭示礼之起源、运用和作用。其中关于大同、不康的论述最为著名：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白云仅凭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这一句话，就认为夏商周三代是大同社会，而孔子的志向在于恢复大同社会。这是完全望文生义，没有结合语境来看，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并非是三代，而是上古炎黄尧舜之世，是天下为公的原始共同体时代，没有私有制度，没有私有观念，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三代之英，则是指禹、汤、文、武等三代英明的圣王，孔子慨叹自己未遇明君，才华不得见用于世，故有此说。但是众所周知，三代并非大同社会，自禹启父子“家天下”以来，中国社会就进入了小康社会。所以孔子后文才会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孔子的志向并非是要复古倒退回原始大同社会，而是恢复礼乐之治，像周公那样，所以他在《论语》中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在这里确实讲到了从大同社会到小康社会的演变，但是他事实上是在讲礼法的起源。大同社会，天下为公，是没君臣、上下的，也就没有后来的礼法制度。所以，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所描述的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人类是平等的，没有私有观念，阶层结构，也就没有礼法等政治制度。
而后孔子又论述了小康，事实上是在讲礼法的产生，及其合理性，他并不完全否定小康社会，从大同到小康是文明的进步。这也符合革命史学的叙述，原始社会的共产虽然美好，但是终究没有谁愿意倒退回到原始社会那种蛮荒时代。人类的礼法制度是与私有制度相伴而生的，这完全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所以孔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因为生产力的进步，家庭取代了原始氏族成为了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于是就产生了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度，同时也产生了阶级社会和国家政权。
而“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些圣贤就是适应了这种时代的潮流趋势，为人们制作礼仪法度，建构新形势下的社会秩序，成为三代小康时代的明君贤臣。孔子把三代称之为小康社会，是显而易见的。而孔子想恢复的也只是三代的礼法，而不是炎黄尧舜时代的大同，因为那根本不现实。因为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
所以后来为了弥补孔子在《礼运》中所论述的大同、小康两种社形态理论的不足，《春秋公羊传》里提出来了太平世、升平世和据乱世三种社会形态。据乱世就是指孔子生活的时代，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所以叫据乱世，这是坏的小康社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末法时代”；而升平世，则是指小康社会的好的时代，禹、汤、文、武、周公之治，天下有序，国泰民安；而太平世，则是指大同社会，也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这三世论后来影响很大，康有为的《大同书》就是由《春秋公羊》说，发展而来的。
夏、商、周三代“分封建国”，大禹时代，天下万邦林立，有近一万个小国，而到了商朝之初的商汤时代，天下有诸侯三千，等到周朝之初的时候，天下诸侯只剩下八百多个了。早期的郭沫若等革命史学家，未能分辨，教条主义地套用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将夏、商、周三代的宗法封建社会，称作为奴隶社会，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政治凌驾于学术之上的表现，当然在革命家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许多革命史学家实事求是地认为夏商周三代是封建社会、宗法社会的。
匈奴阿提拉雕像
夏、商、周三代不但是封建社会，而且还是欧洲封建社会的源头。周朝的爵位制度分为“公、候、伯、子、男”五等，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相同的，很显然不可能是中国抄袭照搬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比欧洲早了近两千年，而且欧洲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国早已经进入了郡县制了。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都只能是欧洲抄袭和照搬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当然欧洲人是不会诚实的告诉我们的，就像他们不会告诉我们欧洲的现代文官制度就是抄袭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一样，甚至在今天，还有许多德国人认为印刷术是古登堡发明的。
《礼记·王制》里记载说“王者之制禄爵，公候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候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可见，周朝的礼法制度对于封建等级制度具有非常清晰地界定。如果大家看过欧洲的小说，或者对欧洲文化较为了解的就知道，欧洲的封建社会，也是分为公、候、伯、子、男五等爵位，就算是现在的欧洲王室，也还残留着这种等级爵位制度。虽然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如何传播到欧洲的，具体的经过还需要研究，但是欧洲的封建制度源起于中国，则是断然无疑的。
三、 全盘否定佛教
白云先生是一个极端的反佛教主义者，与其说他在宣扬华夏文化的正统，不如说他是在宣扬极端的反佛主义。白云的至道学宫打出宣扬华夏正统文化的标签，但是在实质上并未看到他有什么宣传华夏文化正统的行为，只不过是投机取巧地做了一些不伦不类的老子《道德经》的解读。而他所竭力反对的佛教，恰好是华夏文化的正统。由于佛教在印度早已经消亡，而传入中国的佛教，在经过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同化之后，早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宋代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佛教文化已经从外来文化变成了本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佛教文化的中心，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的佛教文化都来源于中国。
我们都知道，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并不是通过战争和殖民的方式传入的。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传入的，反映了中华民族虚心向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自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文化逐渐融合，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中国的高僧大德不断前往印度迎取佛经，比较著名的有法显、玄藏等，而印度的高僧也不断来中国传法，比较著名的如鸠摩罗什、达摩等。这种文化的互通有无，它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并不存在问题。中国人吸收佛教，是因为国人对于信仰的精神需要。而佛教也确实在漫长的历史中，抚慰了国人的灵魂，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黑暗时代，佛教成为一剂灵魂的镇痛药，伴随着我们的祖先走过那段黑暗的岁月。
佛教跟其它的宗教一样，都有自己的问题，是人民的鸦片，比如它不事生产，违背人伦，也有自私自利的地方。但是遍观世界各大宗教，我们可以说经过中华文化改造以后的佛教，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当然残暴的藏传佛教除外），尤其是佛教里的禅宗，是经过中华文化最彻底改造的宗教，也是在中国受众最多的宗教。禅宗的六祖慧能口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部佛经——《六祖坛经》，将挑水担柴都视为妙道。打通了佛教出世与入世的界限，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宗教的负面因素，从而使佛教在更广大的民众中间流行开来。
特别是北宋以后，儒释道三教并立，以新儒学为主干，以佛道二教为两翼，形成了较为合理的文化体系。从宋代起，佛教更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在经过魏晋隋唐的激烈文明碰撞之后，佛教对于中华文化的破坏作用被大大降低，成为中华文化的有益补充，而中国也成为世界佛教文化的中心。这种文化的交流是和平的，就跟商品的自由贸易一样，互通有无，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反对和否定的地方。
白云因为某些现实的原因，抓住藏传佛教的某些现实问题，而极度放大，全盘、极端的反对佛教，否定佛教文明，事实上就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罔顾历史的事实，罔顾佛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的事实，罔顾佛教文化的正面作用，积极意义，罔顾佛教文化在对外交往，国家统一中的特殊价值。无疑是令人遗憾的。在今天，与其说佛教对中国构成了文化威胁，不如说佛教恰好是中国抵御极富有侵略性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有利武器。白云先生如此高明，恐怕应该不会不明白，他极度否定佛教的结果，恰好是在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更多便利吧。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一点都不难理解，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在争取中国信徒，如同争夺市场份额，打倒了佛教，无疑是在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创造更多的市场空间。我想对白云反佛，最喜闻乐见的恐怕就是穆、耶两教了吧。
四、隋朝革新和大唐盛世不容否定
中国是一个有历史的国度，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尊崇是无与伦比的。例如我们所熟悉的春秋笔法，就是说写历史的必须客观，实事求是。即便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也只能通过用词遣句等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例如《春秋·左传》记载“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句，便很有深意。郑伯是郑庄公，史家为何不称其为庄公呢？因为他的所为不像个王侯，所以称之为郑伯。“克”，则是指两个君王之间的争斗、战争，而段叔事实上是他的弟弟和臣子，这里用“克”而不用征伐，与后面称共叔为段是一样的道理。一个标题，就表达出对于郑国君不君、臣不臣，兄非兄，弟非弟，这种礼崩乐坏的现象的批判之意。而不是像白云那样，将一代明君隋文帝扬坚直接骂作“史无前例的大妖怪”，仅仅是因为他信佛。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个发展的高峰，一个是秦汉帝国时期，还有一个是隋唐帝国时期。白云对于秦汉帝国是推崇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佛教。而对于隋唐帝国则极尽诋毁之能事，歪曲事实，夸张至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
隋文帝作为一个佛教徒的儿子，又从小由尼姑养育长大，他信佛教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这是由他的成长经历所决定的。而且，我们从他本人的成长来看，对于佛教的信仰并没有对他的人生造成什么不良后果或灾难性的影响。相反，他成为了古代历史上堪与秦始皇相媲美的一代明君，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分裂动荡的黑暗时期，统一了全中国，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制度革新。
隋朝的历史虽然短暂，与秦朝一样，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可抹杀的，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这一点也是跟秦朝一样的。这就好比有些将军活了一辈子，往往没有留下什么战功，但是像霍去病那样只活了十八岁，却在打击匈奴的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朝代跟人一样，隋朝之不朽，就在于他为中国的历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是科举制，还是大运河，都是世界奇迹般的创造。
隋文重建了伟大的长安城来做为首都，长安虽然是十三朝古都，但是只有隋都的长安是最为壮观和繁华的。而隋炀帝则重建了东都洛阳，极尽奢华，远超秦汉。并且隋朝不仅是尊崇佛教，隋朝发明了科举制度，以儒家的经书作为考试教材，选拔人才，这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使所有人都有机会公平地进入官僚体系中来。科举制度这个发明作为人类政治史上的创举，要比西方的所谓民主宪政的代议制度伟大得多。在西方人吸引中国的科举制度转变成现代文官制度以前，西方国家事实上在政府组织能力上，比不上中国。从现代中国的现实来看，中国自1997年恢复实施公务员制度以来，中国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组织能力和执政能力，也让美国望尘莫及。
除了科举制度以外，隋朝还创设了均田制等各项制度。这些我们不必多说了，总之，隋朝的制度创新，是自秦朝车同轨，书同文，创立郡县制以来最为重要的制度创新。隋朝为唐朝的繁荣强大铺平了道路，犹如秦朝为汉朝的四百年盛世铺平了道路。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亡，国运极短。同时也受到后世史家的歪曲和批判，这是因为他们的激进改革，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犹如我朝太祖的激进改革一样，也受到民国残存利益集团的疯狂反攻倒算。但是历史的洪流浩浩汤汤，奔涌向前，复辟毕竟不得人心。唯一不同的是，秦汉、隋唐是换了朝代，而我朝则是在未变更政权的情况下发生这一切的。
此外，隋朝的另一个杰出贡献就是修建了大运河。大运河的意义其实要超过秦朝的长城，因为它的实用价值更高，现在已经进入世界文化遗产。隋文帝和隋炀帝都是伟大的帝王，有远见卓识，跟秦始皇一样。不耽于享受，而是居安思危，有为万世开太平，为后世谋福利的雄韬伟略。大运河的修建如同长城的修筑一样，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程，但是它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打通了中国南北的大通道，而且也沟通了各大水系，便利了交通运输，也浇灌了更多的良田。从隋唐一直到晚清，中国南北的运输主要靠运河。北京的积水潭、通州，都是重要的运河码头，那个时代的北京就是一座像威尼斯一样的水城，水道四通八达，坐船能到达北京城的任何地方。我们今天去圆明园、颐和园，已经感受不到当年那种风光了，因为没有了北京的水系，我们也理解不了圆明园为什么会是万园之园，也就是说把世界上其它所有的园林加起来也比不过彼时的圆明园。
唐朝对于隋朝的制度创新，基本上都是萧规曹随。李渊父子其实也算是隋朝的皇亲国戚，所以他们继承隋朝的典章制度要比刘邦更为便利和彻底。刘邦还复辟了分封制，搞了一堆异姓王和刘姓王，先后爆发“吕氏之乱”和“七王之乱”。唐朝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相反，唐朝进一步改进了隋朝的制度，巩固了隋朝制度创新的成果。所以，在唐初的近两百年里，出现了空前的盛世，势力范围超过了两汉。但是白云先生却一叶障目，仅仅因为隋唐两朝的皇帝尊崇佛教，就把隋唐两朝盛世否定得一干二净，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而且还借野史传说，对隋唐的皇帝极尽人格诋毁，把世所称诵的“天可汗”唐太宗也说得污秽不堪。这恰好是殖民地学术工作者干的事情。
五、中华文明的种子只有少部分是蒙古人送去
白云用一个十分粗鄙的比喻叙述严肃的历史。他说蒙古是华夏文明的阳具，蒙古的西征，将华夏文明的种子射入了欧洲的母体，几百年以后催生了欧洲现代文明。这不是严肃的史学研究，更像是宗教的神话，特别是佛教和印度教的神话里，经常会有这样荒诞的比喻。如果白云对于中华文明与中西方文明有起码的了解的话，他应该知道，蒙古人带给欧洲的中华文明只是极少一部分，主要是技术方面，比如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这些科技发明。更多的中华文明，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艺术是通过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在明清之际，从中国传播到欧洲去的。也就是说，在东学西渐的历史中，海上丝绸之路扮演着比陆上丝绸之路更重要的角色。
蒙古铁骑带给中亚和欧洲的是草原风暴，而且是远远超过匈奴人的草原风暴。当匈奴人在伟大领袖阿提拉的带领下，从北欧、东欧一直打到南欧，最后驱赶着欧洲的森林蛮族日耳曼人等，毁灭了西罗马帝国。而蒙古人则毁灭了中亚，并征服了东欧和中东，分别建立了金帐汗国和伊尔汗国。蒙古人西征的兵锋，第一次经过高加索重创了俄罗斯各公国，几乎将罗斯各个公国的王公贵族和精锐部队消灭殆尽，后来因争夺汗位返还。第二次从伊尔汗国西征，一直打到罗马尼亚，只差一点就要消灭了东罗马帝国。横扫北欧和中欧，北欧的挪威、瑞典和普鲁士鼎鼎有名的条顿骑士团，基本都被消灭干净，还有欧洲的匈牙利，匈奴人的后裔，也被蒙古人打得落花流水。
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则是由蒙哥汗之弟旭烈兀率领，横扫阿拉伯世界，灭掉了强大的阿拔斯王朝，一直打到了叙利亚，灭掉了阿尤布王朝，攻下了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又渡海占领了赛浦路斯，也只差一点灭掉东罗马帝国（当时尚处于十字军所建立的拉丁帝国时期）。至此，蒙古人经过三次西征基本上打通了亚欧大通道，破除了阿拉伯穆斯林对于丝绸之路的垄断。在中亚、东欧建立了金帐汗国，也就是原苏联中亚和东欧部分，统治了俄罗斯人近三百年；在中东则建立了伊尔汗国，统治了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土耳其数百年，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
在蒙古西征到元朝灭亡的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通常称之为蒙元世纪。蒙元世纪因为整个亚欧大陆的大半部分都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所以丝绸之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畅通无阻，著名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在这个时代，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可汗的大陆”，游历了中国。中国与欧洲的交往空前加强。
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蒙古世纪传入欧洲的，主要是技术和器物文明，像四大发明就是这个时候传到欧洲的。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是文艺复兴的源头有两个，一个是中华文明的输入，另一个则是十字军攻占了君士但丁堡，夺得了东罗马帝国的文明，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统治东罗马帝国长达六十余年。白云只看到蒙古的西征，而没有看到十字军东征，就断然否定文艺复兴，这是极为片面的。而且，在蒙古西征以后，欧洲爆发了一场空前绝后的黑死病危机，这场可怕的瘟疫延续了两三百年，使欧洲的文明面临着毁灭的危机，人口减少了一半多，至今带给欧洲人的恐慌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所以，在蒙元世纪，欧洲仍然只是在中世纪黑暗蒙昧的帷幕下，看到了东方的一缕黎明。距离欧洲的崛起还相距甚远。
真正带给欧洲人崛起希望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当蒙元世纪结束以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并攻占了北非、东罗马帝国和巴尔干地区，阻断了东西方文明的交通，垄断了丝绸之路。迫使西方要开辟一条新的通往中国的通道，这就是所谓“地理大发现”的由来，当然也并不是真的地理发现，因为他们是拿着中国人的地图来寻找中国的。因为在奥斯曼帝国崛起以前，中国早已经进入了明朝，明朝初年的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新的、更加广泛的海上丝绸之路，荡平了海盗，绘制了精确的世界地图。这些地图传到了阿拉伯人那里，而意大利人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弄到了这些地图，最后传到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那里。借助于这些地图，欧洲人开始绕过非洲好望角，按照郑和的地图找到了中国。1557年，大批葡萄牙人进入了中国澳门，1582年葡萄牙人租借了澳门，以此为通商口岸和据点，从此以后，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不断地来到了中国，寻找财富和教徒。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包括耶稣会士等基督教修会在内的传教士们，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并未能感化多少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因为彼时的中国有儒释道三教并立，基督教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倒是他们一船一船地将中国的典籍运回了西方，而商人们则将中国的货物和奢侈品运到西方。从《四书五经》到《天工开物》，从《本草纲木》到《齐民要术》等等，自此，一波又一波的东学西渐在欧洲掀起了惊涛骇浪，从宗教革命、荷英资产阶级革命、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影子。所以说，由传教士和商人经营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吸收中华文明的贡献上，要远远超过蒙元世纪的陆上通道。明代郑和下西洋对传播中华文明的贡献要远远大于蒙古人的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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