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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外交轶事:如何对待“鲜血凝成的友谊”?

2018-03-06 郭松民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至少是在舆论场,谈论外交问题时,“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开始成为主流理论。动不动就会有人带着智力优越感抛出一句“国与国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似乎抓住了国际关系的真谛,接下来就开始论证无论怎样背信弃义都是合理的。


 

我很奇怪,如果这就是真理的话,那么一次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侵犯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特权转交给日本;二次大战期间美苏英召开雅尔塔会议,出卖正在浴血奋战的战时盟友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导致外蒙古独立;五十年代,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八十年代之后,美国不断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向台湾出售武器……等等,中国所遭受的这些罄竹难书的欺侮,我们也都没有什么好谴责的了,因为帝国主义也无非是按照“永远的利益”原则行事,不是吗?

 

国际关系其实和人际关系相去不远。如果一个人在朋友圈里一毛不拔、睚眦必报、恃强凌弱、欺软怕硬、撒谎成性、背后捅刀……,相信也不会也不会有什么人愿意去理他,纷纷将他拉黑应该是最可能的结局。

只有坚持道义原则,才能从根本、长远的角度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否则的话,你有初一,别人也会有十五,不仅会遭到对方的无情报复,而且失去了信誉之后,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成本也会升高到无法承受的程度。

 

处理国际关系,当然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但道义原则也是极端重要的。还是毛主席说的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应该在遵循道义原则的基础上寻求国家利益!笔者有一篇《中国崛起,需要有浩然正气》,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这里不赘述。

 

中朝之间,由于历史、地缘、文化的因素,两国关系曾被称为“鲜血凝成的友谊”,中朝长期保持了密切的交往和战略协调,东北亚自朝鲜战后也一直相对平静,波澜不惊。

 

最近三十多年,两国关系逐渐变为“正常的国家关系”,这等于公开声明“不是盟国”了(尽管《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未废除),近年来更是日趋冷淡,最高层互访已中断数年。

 

目前,制裁几乎是中国唯一能够继续对朝鲜施加影响的杠杆,但由于制裁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继续加大制裁力度有可能产生中国自己也不愿面对的后果,所以这一杠杆也相当于已经失灵。

 

中朝关系何以会走到今天?对现实政策,我有很多文章分析,今天不多谈。


 

回溯历史,有不少细节,也值得认真分析。

 

1992年,中韩建交——这很可能是中朝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朝鲜核问题的一个转折点。

 

不久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沈志华做了“深度解析中朝关系”的系列讲座。其中一部分为《邓小平时代的中朝关系》,专门讲授中韩建交——

 

……韩国积极了那么长时间,没搭理人家,这会突然通知他们准备建交。

 

这正是金日成最担心的,因为从1983年开始东欧国家就慢慢闹事,从匈牙利开始,一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跟韩国建交。金日成就非常紧张,到1990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跟韩国建交了,就剩一个中国了。所以,金日成马上跟沈阳紧急约见邓小平和江泽民,就一件事,求求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跟韩国建交,你们要是也跟韩国建交,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就彻底孤立了。

 

当时邓小平怎么讲?老金同志,放心,没问题,我们不会跟它发生任何政治关系,就是做点生意嘛。金日成忐忑不安的回去了,刚回去,就听说李鹏就去了,两国双双进入联合国。这明白人一想就清楚,这是扫除了政治交往最后的障碍。金日成又到北京来了,赶紧又跑一趟,找邓小平、江泽民,去年说的话算不算数?回复说,回去吧,没问题。结果回去没几个月,突然宣布建交了。所以,中韩建交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金日成完全失望了。他原指望中苏,结果后来冷战结束,苏联垮台,他就指着中国了,结果中国玩这么一手。


沈志华说的眉飞色舞,得意洋洋。但我看了之后,却有点明白朝鲜此后不再信任中国,为什么砸锅卖铁也要搞出核武器了——

 

1985年,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91年底,朝韩双方签署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

 

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

 

1993年3月12日,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武开发速度骤然加速,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

 

这个时间节奏,能不能让我们悟出点什么?

 

当然,沈志华的特点是经常信口开河,他关于中韩建交以及中朝关系的演讲是不是可信,也的确是个问题。好在关于这段历史的材料,并不只有沈志华一个人“有档案”,已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他的《外交十记》一书中,也有详细记载。


 

根据钱其琛回忆,中韩双方从1992年5月开始建交谈判,“三次谈判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6月底就结束了工作,只等双方首席代表见面,草签建交公报,并确定外长正式签署和发表日期了。”

 

7月15日,钱其琛外长奉命赴朝向金日成主席通报情况。

 

据《外交十记》记载,金日成听完钱其琛的情况通报后表示:“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仍将继续努力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不愧是资深政治家,金日成的表态还是大气、得体的,并不像沈志华戏说的那样惊慌失措。

 

钱其琛的回忆与沈志华的演讲中的关于这一事件的大致脉络、结论是一致的:金日成面对中韩建交的全部真相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只待揭锅了。

 

这真的不是对待多年老朋友的合适方式。


 

在和韩国建交时妥善处理好与朝鲜的关系,这是所有和朝鲜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埃及的做法提供了一个与中国不同的案例。

 

朝鲜和埃及也是“鲜血凝成的友谊”。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秉持社会主义国家在阿以冲突中一贯支持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朝鲜秘密向埃及派出一个包括20名优秀飞行员在内的空军援助团和一个1500人规模的庞大军事顾问团,帮助埃及做好战前准备。

 

1973年10月6日战争爆发后,埃及空军之所以能够在战争初期给以色列军队造成重大损失,和朝鲜空军援助团的策划、乃至直接参战是分不开的。以色列国防部曾发表公报称,驻埃及的朝鲜飞行员驾驶8架米格-21战斗机,击落击伤了以军多架F-4E战机。

 

作为感谢和朝埃合作的一部分,埃及向朝鲜转让了两枚R-17E(飞毛腿-B)导弹和至少一辆9P117发射车,这后来成为朝鲜导弹技术的来源之一。

 

1981年萨达特遇刺后,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埃及、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友,但埃及珍惜与朝鲜的“血盟”,一直不和韩国建交。

 

穆巴拉克曾表示:“我要坚守与金日成主席的盟约,誓死不与韩国建交。”直到金日成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95年,在朝鲜的盟国中国与韩国建交后,穆巴拉克才在与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日充分沟通并获得谅解后,才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


 

埃及、韩国建交后,埃及和朝鲜的关系依然友好,直到今天。平壤市内最高的摩天大楼“柳京饭店”,就是埃及设计师设计,埃及公司修建的。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些事情做了,当时觉得很爽,多年之后还让沈志华之流眉飞色舞,但其实后患无穷。

 

目前,朝鲜半岛的死结,对中国安全的影响以及对外交、国防资源的消耗,应该能够让我们领悟到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外交原则,才最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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