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让观众的心情肃然、凝重，就像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赵氏孤儿’故事那样，讲述了牺牲与传承。”作 者 | 郭松民编 辑 | 南 方
昨天，一条不幸的消息传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钱浩梁老人去世了。
很多人可能未必知道钱浩梁是谁，但说起《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对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50后、60后来说，恐怕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钱浩梁还有一个名字“浩亮”，作为艺名，显然比他的本名要更为响亮。
“李玉和”为浩亮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但七十年代后期以后，他也为此蒙受了巨大的屈辱。
记得当年有一段在电台、电视台反复播放的相声，专门嘲笑他扮演的李玉和，其中一句是“你看人家中央的李玉和，又不胖，又不瘦，一边一块疙瘩肉。”这就不仅是嘲笑李玉和了，也是对钱浩梁卑鄙的人身攻击。解构英雄的风气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到了新世纪，一家有恃无恐的杂志居然把解构的利刃对准了狼牙山五壮士，我亲历此事，至今刻骨铭心。在当年流行的几部革命现代京剧中，《红灯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其他几部结局都是“大团圆”式，英雄人物尽管历尽千难万险（如《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甚至曾经走上刑场（如《杜鹃山》中的柯湘），但最终都毫发无伤，生擒敌酋，与大部队会师。此外，当年的文艺作品（不仅是京剧，也包括电影、小说等），也都带有某种“历史终结论”的印记，经常通过主要英雄人物之口宣布“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样的表述，固然有中国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历史作为支持，但几十年后回头再看，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低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红灯记》则明显具有不同的气质，它让观众的心情肃然、凝重，就像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赵氏孤儿”的故事那样，讲述了牺牲与传承。记得当年看电影，当亲眼目睹了亲人被枪杀的小铁梅回到空荡荡的家里（这里曾经充满温情和欢声笑语），喊着“爹！奶奶！”伏案痛哭时，我也流下了眼泪。
《红灯记》中另一个精彩段落，是第六场“赴宴斗鸠山”中，李玉和日本宪兵队长鸠山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李玉和 鸠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呀，我不会喝酒！（推开酒杯，掏出烟袋，划火抽烟）
鸠 山 不会喝？唉！中国有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那！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李玉和 （鄙视地吹灭火柴）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鸠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讽刺地掷火柴于地）
鸠 山 呃……（尴尬一笑）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语，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李玉和 （反击）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鸠 山 好！讲的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李玉和 两个字？
鸠 山 对。
李玉和 两个什么字啊？
鸠 山 “为我”。
李玉和 哦，为你！
鸠 山 不，为自己。
李玉和 （佯装不解）“为自己”？
鸠 山 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李玉和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鸠 山 这是做人的诀窍。
李玉和 哦！做人还要有诀窍？
鸠 山 做什么都要有诀窍！
李玉和 哎呀，鸠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鸠山一震……］
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日本曾大量输入中国文化。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又把侵略中国作为“脱亚入欧”的不二法门，培养了很多“中国通”。
鸠山原来是一个外科医生，从二十年代末就居住在中国，对中国文化的腐朽部分烂熟于心，知道先礼后兵，为了拿到密电码，不惜屈尊请客，把所有的台阶都铺好，以便让李玉和毫无困难地走下来，同时还用“及时行乐”以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一套来对李玉和进行攻心，没想到却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钉子。
为什么呢？因为李玉和同鸠山此前遇到的其他中国人，包括叛徒王连举有根本的区别，用斯大林的话说：“共产党人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
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坚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是和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人类的彻底解放是一个值得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正如李玉和回应鸠山“宪兵队里刑法无情，出生入死”威胁的一句话：“共产党员钢铁意志，视死如归！”在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李玉和面前，鸠山那一套太过肤浅，李玉和在心理上完全占据了优势。在这场较量中，李玉和不仅在实际斗争（保存和转移密电码）方面战胜了鸠山，也在精神上战胜了鸠山。当鸠山不得不使出刑讯逼供这最后一招来迫使李玉和招供时，心里明白自己已经输了，他只能哀叹：“共产党人，为什么比钢铁还要硬？”
《红灯记》诞生于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逐渐接近高潮的五、六十年代，在一派“胜利必将属于我们”的乐观气氛中，向观众展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革命可能会遭遇惨烈的牺牲，革命队伍里，也可能会出现危害巨大的叛徒，因此，革命需要传承。铁梅本是穷人家的孩子，勤快、懂事，爱着自己的爹和奶奶，正如李玉和一开场的著名唱段所描述的——
铁梅也隐隐约约地感觉爹、奶奶和“表叔”们在做着一些了不起的大事，虽然她还不完全明白，但深信他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李玉和被鸠山邀请去“赴宴”了，李奶奶知道他此去凶多吉少，自己也可能很快被捕，以前不想让铁梅知道的事情，现在必须让铁梅知道了。
原来，他们祖孙三个人，来自三个家庭，因为吴佩孚镇压二七大罢工，屠杀工人，他们各自失去了自己最亲近的亲人，才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家庭。
铁梅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却原来我是风里生来雨里长”，知道爹和奶奶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救中国，救穷人，打败鬼子兵。”她感恩爹和奶奶“十七年教养的恩深如海洋”，明白“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担”。这是一个人生命中巅峰时刻，就在这一瞬间，铁梅从一个普通工人家的“好闺女”，变成了一个自觉、成熟、意志坚定的革命者！
《红灯记》被改编前的原著，就叫《自有后来人》，取“革命自有后来人”之意。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红灯记》的意涵格外有意义，李玉和、李奶奶已经牺牲，王连举已经叛变，只有出现新的铁梅，人类才有希望。近代以来，日本作为一个资源、人口都远逊于中国的小国，能够长期侵略中国，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去找原因，则和中国从晚清开始，价值观逐渐腐朽，“为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识时务者为俊杰”等等成了精英士大夫阶层的主流价值观有关。这种把“苟活”和“及时行乐”看得高于一切的价值观，遇到日本原始野蛮的“武士道精神”的撞击，自然不堪一击，从甲午战争开始，不仅屡战屡败，而且出现大量汉奸。
这也是鸠山自信心的来源，并且鸠山的自信心也在王连举身上得到了验证。但是，当“武士道精神”遇到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革命价值观时，“武士道精神”又被击垮了，正如李玉和击败鸠山一样。这意味着，革命文化，才能赋予古老中华民族以新的生命力，才能使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红灯记》的故事本身，展示了革命文化的力量；作为一个经典剧目，《红灯记》同时又是文化革命的成果；七十年代后期《红灯记》和钱浩梁老人的曲折经历，则折射了用新的革命文化代替腐朽的旧文化是多么艰难……
最后，《红灯记》本身也是一个冷峻的提醒：如果我们最终不能用革命文化代替腐朽的旧文化，那么在未来某一个严峻的时刻，我们会发现，站在我们身边的是王连举，而不是李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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