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进入倒计时，养老金为何还在涨？
为了彰显延迟退休的必要性，以及“全民共同分担”的公平精神，我建议，在推出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或者之后，是不是要考虑放缓养老金的上涨速度？
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 | 张明扬
如果说在中国的民生领域还有一件事比教育减负还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话，那么就必须是延迟退休了。
尽管放风了很多年，但公众对延迟退休的接受度仍然不高。据两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具有延迟退休意愿的对象只有15%左右，支持延迟退休政策的对象仅占19.9%，在这其中，女性和临近退休人员更为抵触延迟退休，企业职工比公务员态度更消极。
无论你支不支持延迟退休，有一个事实恐怕绝大多数明眼人都无法回避：养老金可能真的不够用了。有一种富有争议的说法是：如果不做任何相关政策调整，中国养老金将在2035年“耗尽结余”。（据2019年4月10日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
对于延迟退休的合法性而言，养老金不够用了，这个理由比什么中国即将进入老龄社会、中国人平均退休年龄相对国际水平偏早等等要直击人心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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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公众在“养老金不够用了”这个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那么为什么在延迟退休上严重缺乏共识呢？
比较流行的争议可能有以下几点，有些亟待解决，有些积重难返，有些似是而非:
第一，大龄劳动者的就业困难。
中国劳工市场存在着各种隐性的“年龄歧视”，不要说60岁，“35岁+就业难”正日益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很多企业招聘信息都要求“年龄限35岁以下”，45周岁以上的劳动者是失业风险最高的人群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动延迟退休首先要解决中年人就业的年龄歧视问题，然后才说得上老年人。
▲图/图虫创意
对此，一个可供参考的缓解方案是，2004年日本首次修改了《高龄者雇用安定法》，“保证员工在65岁前都有就业机会”成为日本企业雇佣员工方面的一项义务。当然，日本面临的社会问题“仅仅是”高龄劳动者的就业困难，而中国面临的是连中年劳动者都被失业风险所笼罩。
第二，企业经济压力。
作为一个生理规律，尽管有一些经验优势，但60岁左右的劳动者在精力和体力方面都无法与年轻人相比，“强迫”企业雇佣高龄劳动者可能给企业造成各项新的甚至不可控的经济负担。毕竟，与那些正执行延迟退休制度的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占比更高的国家，而制造业岗位对体力精力的要求要高于大部分服务业。
可供参考的同样是日本的做法，日本政府设立了各项奖励金补助那些雇佣高龄劳动者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企业每继续雇佣一名60岁以上高龄者为非短时工时，政府将给予中小企业给予90万日元（合5.2万元人民币）的补助金，期限为1年。结合第一点，也就是要打造老龄就业友好型社会。
第三，不同劳动群体的利益差异性。
我们是否愿意继续工作，受到自身健康水平、家庭状况、现岗满意度、养老金收益,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相对来说，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的群体，对延迟退休的抵触情绪更大，继续劳动的压力也更大，特别是，高职务和高收入群体被认为是延迟退休的受益群体，这进一步加大了前者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
坦白说，对于这个问题，除了“弹性退休”以外，目前而言并没有更妥善的解决办法，因为这还夹杂了阶层差距和收入差距等更为复杂的问题。
第四，谁来带娃？
在中国社会，老人带娃可以视作一个主流，有效的帮助年轻人特别是双职工家庭缓解了请全职保姆的经济压力以及看护问题。而延迟退休，势必会对这一中式育儿模式造成一定的冲击，从而进一步降低国内业已低迷的生育率。如果将延迟退休和三娃政策都视作国策的话，那么，这两个政策目标显然存在着不小的抵牾。
▲图/图虫创意
既然这两个政策不存在优先级的问题，那么解决思路可能至少有两点：
弹性退休，但对两娃以上的家庭加大经济补助，甚至一些补助的名目就可旗帜鲜明与“延迟退休”发生直接联系，要么是部分弥补老人回家带娃的养老金损失，要么可以补贴家庭雇佣保姆的花费。
课后托管，也就是晚放学，这恰恰是各地政府正在做的事，“顺带”也部分缓解了老人参与接送娃的必要性。
第五，男女退休年龄并轨问题。
虽然中国当下执行的退休制度是男60周岁女55周岁，但从国际经验来看，并轨是大势所趋，而中国的延迟退休改革至少是朝着缩小“双轨制”去的。这样做的合理性自然是有，一个是所谓的男女平等和公平就业问题，还有一个是女性的平均年龄其实超过了男性。
但主要的争议在于，一是在大部分女性看来，早于男性退休是某种“既得利益”，既然是既得利益，改革起来就有阻碍；二是中国老年女性是带娃的绝对主力，相对老年男性承担了更多的育孙“社会责任”。
第六，对年轻人就业的“挤压效应”。
这一说法虽然广为流行，但我个人觉得很有些似是而非，更多是一个“感受”而非有数据支撑的“事实”，这本质上是一种计划生育思维，将劳动人口视作负担而不是“人口红利”，按照类似的逻辑，人口大国或大城市应该相对小国（小城）寡民就业更困难，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当然，有年轻人提出，延迟退休将会延缓年轻一辈的职场上升速度，在假定管理岗位总体不变的情况下，这自然没错，但反过来，等年轻人成了老年人，呆在管理岗位的时间也将更长，这更是一个延迟满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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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针对以上几点争议，“弹性退休”应是目力所及最有解释力的方案。所谓弹性退休，就是在延迟“正常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55周岁）的同时，设置各种提前退休的方案，延不延退、延退多长时间，由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决定。
道理无非是两点：第一是非强制性和可选择性；第二，越早退休，养老金越少，最好是可清晰计算和预测的同比例减少，越晚退休，养老金越多。
说起弹性退休，美国的方案虽然未必符合中国现实，但却极其清晰。在美国，目前的正常退休年龄是66岁，66岁退休领取的养老金为每月1000美元，如果提前退休从62岁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实际领取的养老金只有正常退休水平的四分之三，即750美元；而如果延迟退休到70岁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是正常退休水平的132%，即1320美元。
简单说就是，提前退休领取的养老金少，延迟退休领取的养老金多。
除了弹性退休，中国推行延迟退休还在吸取的一项国际经验是“渐进式”，用官方的说法就是“小步调整”，这本来就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经验之一，所以也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具体说就是，每年只会延长几个月的退休时间，直至达到最终的“法定退休年龄”，力求减轻对社会心理的冲击力度。至于“法定退休年龄”，目前的预测基本都集中在65周岁左右。
▲图/图虫创意
最“渐进”的是美国，从2003年开始，准备花22年时间，将正常退休年龄从65周岁延迟到67周岁，基本上是“一年延迟一个月”的节奏。
延迟退休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多还是一个民意问题。在我看来，延迟退休政策应当是一个“全民共同分担”的改革，而现在的改革主要承载者是还未退休的人士。特别是，在延迟退休吹风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在每年不间断的提高养老金，这势必会对未退休者造成某种心理困惑：中国真的缺养老金么？我们是不是在给已退休的人“做牺牲”？
为了彰显延迟退休的必要性，以及“全民共同分担”的公平精神，我建议，在推出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或者之后，是不是要考虑放缓养老金的上涨速度？否则，如何真正说服年轻一辈的公众“相忍为国”呢？
毕竟，延迟退休还是一个民意问题，是一个要接受无数重公平拷问的重大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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