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还有多少“丑陋”？如何对待“丑陋”？|五味咋陈读鲁迅8
涛哥说：最近本号开设了一个栏目“五味咋陈读鲁迅”，写写鲁迅作品中的人和事，今天再发一篇文章。纪念鲁迅更重要地可能是学习鲁迅精神，传承鲁迅事业，弘扬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
今天是感恩节，首先感谢各位亲爱的读者对涛哥俺一直以来的支持，尤其是感谢对昨天文章《变态卑鄙的小人，这下你高兴了吧》的支持。
昨天这文章已有一百多人打赏支持了，出乎我的意料，非常感谢感动。
“吾道不孤”，我知道其实这不仅是对我本人的支持，更是对“吾道”的支持。
“吾道”说来很简单，即做一个做真话说人话的真实的人，做一个有底线有良善的真正的人，在此基础上再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成为真实真正的自己。
这么多人支持，也充分说明这世上有变态卑鄙的小人，但也有很多甚至更多善良美好的人，即这世上有丑陋的人也有美好的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自己也是如此，有丑陋的地方也有美好的地方，关键是如何激浊扬清，弥补丑陋弘扬美好。
最近，著名作家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女士宣布，“依柏杨生前交代，如今将永远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
此事引发热议，《丑陋的中国人》是否该永远停止发行值得思考，更值得我们思考、讨论的是：今天我们国人还丑陋吗？还有多少丑陋？如何对待这些丑陋？
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相信大家都不会否认我们现在还是多少有些丑陋，不会否认应充满自省正视丑陋进而改善丑陋，才能让我们越来越美好。
“爱之深恨之切”，这其实正是当年柏杨写作《丑陋的中国人》的初衷，也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初心，揭示丑陋并非抹黑而是真正爱国。
如当年公刘所写《丑陋的风波》所言：“一个不敢正视并且克服自身弱点的民族，是不会有什么希望的。不承认‘丑陋’，甚至以‘丑陋’为国粹，别人碰一下都不行，那前景是异常可怕的。”
柏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传承的正是鲁迅的事业，他的核心思想“酱缸文化”其实正源于鲁迅，鲁迅在《偶感》中写道：“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柏杨、鲁迅非常重视国民性的改造，而他们认为国民性的问题源于充满传统糟粕的“酱缸”，只有打破这“酱缸”才能真正“立人”。
今天，很多人对国民性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是一个伪概念，认为没有什么国民性问题。
我个人认为国民性还是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那每个国家的国民肯定也有自己的特性了，这种国民特性就是国民性。
但国民性其实很复杂，就像每个人的人性一样复杂，如我们的国民性有鲁迅、柏杨批判的麻木、跟风、“阿Q精神胜利法”的丑陋一面，也有勤劳、朴实、善良的美好一面。
而且，国民性是会变的，会随着时代而变，如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便梳理了中国的国民性演变历程，从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到淳朴未泯的“汉人”到唐的雄健与阳光到“平民”的宋朝到“流氓化”的大明王朝再到清代“世人皆为奴隶”。
那国民性演变的原因是什么？作者张宏杰认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是塑造国民性的主要因素，制度变坏国民性也会随之变坏。
“国民性格的缺点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制度、意识、习惯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文化构造，文化构造通过环境的示范效应和一代代的传承，就变成了不自觉的心理。”
原因找到了，那对症下药，相应的改造国民性之路就应该在于改进完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
这可能正是柏杨、鲁迅当年最大的不足之处，他们批判了国民性恶劣的方面，但并没有充分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途径，而胡适则比较重视制度的重要性。
鲁迅实际上也提出了一种途径，即“立人”，通过提倡新文化批判旧文化批判社会黑暗来救治国民灵魂，让国人成为“精神醒悟、个性自觉”的“新人”，但仅有这种途径是不够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超越柏杨、鲁迅的所在，我们今天需要继续批判国民性，也需要甚至更需要具体来改造国民性，即通过改良制度、社会结构来让我们的国民性和社会越来越好。
实际上，“立人”和制度改良如一体两面如两支翅膀密不可分，互相补充和保障，好的制度会让好人更好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坏人更坏，而好人也会让好的制度更好坏的制度变好，坏人也会让好的制度变坏坏的制度更坏。
只不过制度改良见效更快更具有可操作性更有保障性，而“立人”则更为根本。
而对于我们个人而言，这两方面也都需要“有一份光发一份热”，于公要致力于制度改良社会改进，于私要自己要成为“精神醒悟、个性自觉”的“新人”，像柏杨和鲁迅那样“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这两方面其实也正是涛哥俺一直所倡导的，一方面我们要关心社会心系民众尽力让社会更好，另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成为真实、真正的人。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让我见识到了很多美好，“吾道不孤”，愿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作者简介：张守涛，文史作家、南大硕士，大学老师，出版作品《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先生归来》《凡人鲁迅》《书香留韵》，个人原创公号涛声一久、神州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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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哥说：最近本号开设了一个栏目“五味咋陈读鲁迅”，写写鲁迅作品中的人和事，今天再发一篇文章。纪念鲁迅更重要地可能是学习鲁迅精神，传承鲁迅事业，弘扬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
今天是感恩节，首先感谢各位亲爱的读者对涛哥俺一直以来的支持，尤其是感谢对昨天文章《变态卑鄙的小人，这下你高兴了吧》的支持。
昨天这文章已有一百多人打赏支持了，出乎我的意料，非常感谢感动。
“吾道不孤”，我知道其实这不仅是对我本人的支持，更是对“吾道”的支持。
“吾道”说来很简单，即做一个做真话说人话的真实的人，做一个有底线有良善的真正的人，在此基础上再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成为真实真正的自己。
这么多人支持，也充分说明这世上有变态卑鄙的小人，但也有很多甚至更多善良美好的人，即这世上有丑陋的人也有美好的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自己也是如此，有丑陋的地方也有美好的地方，关键是如何激浊扬清，弥补丑陋弘扬美好。
最近，著名作家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女士宣布，“依柏杨生前交代，如今将永远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
此事引发热议，《丑陋的中国人》是否该永远停止发行值得思考，更值得我们思考、讨论的是：今天我们国人还丑陋吗？还有多少丑陋？如何对待这些丑陋？
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相信大家都不会否认我们现在还是多少有些丑陋，不会否认应充满自省正视丑陋进而改善丑陋，才能让我们越来越美好。
“爱之深恨之切”，这其实正是当年柏杨写作《丑陋的中国人》的初衷，也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初心，揭示丑陋并非抹黑而是真正爱国。
如当年公刘所写《丑陋的风波》所言：“一个不敢正视并且克服自身弱点的民族，是不会有什么希望的。不承认‘丑陋’，甚至以‘丑陋’为国粹，别人碰一下都不行，那前景是异常可怕的。”
柏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传承的正是鲁迅的事业，他的核心思想“酱缸文化”其实正源于鲁迅，鲁迅在《偶感》中写道：“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柏杨、鲁迅非常重视国民性的改造，而他们认为国民性的问题源于充满传统糟粕的“酱缸”，只有打破这“酱缸”才能真正“立人”。
今天，很多人对国民性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是一个伪概念，认为没有什么国民性问题。
我个人认为国民性还是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那每个国家的国民肯定也有自己的特性了，这种国民特性就是国民性。
但国民性其实很复杂，就像每个人的人性一样复杂，如我们的国民性有鲁迅、柏杨批判的麻木、跟风、“阿Q精神胜利法”的丑陋一面，也有勤劳、朴实、善良的美好一面。
而且，国民性是会变的，会随着时代而变，如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便梳理了中国的国民性演变历程，从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到淳朴未泯的“汉人”到唐的雄健与阳光到“平民”的宋朝到“流氓化”的大明王朝再到清代“世人皆为奴隶”。
那国民性演变的原因是什么？作者张宏杰认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是塑造国民性的主要因素，制度变坏国民性也会随之变坏。
“国民性格的缺点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制度、意识、习惯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文化构造，文化构造通过环境的示范效应和一代代的传承，就变成了不自觉的心理。”
原因找到了，那对症下药，相应的改造国民性之路就应该在于改进完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
这可能正是柏杨、鲁迅当年最大的不足之处，他们批判了国民性恶劣的方面，但并没有充分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途径，而胡适则比较重视制度的重要性。
鲁迅实际上也提出了一种途径，即“立人”，通过提倡新文化批判旧文化批判社会黑暗来救治国民灵魂，让国人成为“精神醒悟、个性自觉”的“新人”，但仅有这种途径是不够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超越柏杨、鲁迅的所在，我们今天需要继续批判国民性，也需要甚至更需要具体来改造国民性，即通过改良制度、社会结构来让我们的国民性和社会越来越好。
实际上，“立人”和制度改良如一体两面如两支翅膀密不可分，互相补充和保障，好的制度会让好人更好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坏人更坏，而好人也会让好的制度更好坏的制度变好，坏人也会让好的制度变坏坏的制度更坏。
只不过制度改良见效更快更具有可操作性更有保障性，而“立人”则更为根本。
而对于我们个人而言，这两方面也都需要“有一份光发一份热”，于公要致力于制度改良社会改进，于私要自己要成为“精神醒悟、个性自觉”的“新人”，像柏杨和鲁迅那样“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这两方面其实也正是涛哥俺一直所倡导的，一方面我们要关心社会心系民众尽力让社会更好，另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成为真实、真正的人。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让我见识到了很多美好，“吾道不孤”，愿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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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每个人自己也是如此，有丑陋的地方也有美好的地方，关键是如何激浊扬清，弥补丑陋弘扬美好。
最近，著名作家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女士宣布，“依柏杨生前交代，如今将永远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
此事引发热议，《丑陋的中国人》是否该永远停止发行值得思考，更值得我们思考、讨论的是：今天我们国人还丑陋吗？还有多少丑陋？如何对待这些丑陋？
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相信大家都不会否认我们现在还是多少有些丑陋，不会否认应充满自省正视丑陋进而改善丑陋，才能让我们越来越美好。
“爱之深恨之切”，这其实正是当年柏杨写作《丑陋的中国人》的初衷，也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初心，揭示丑陋并非抹黑而是真正爱国。
如当年公刘所写《丑陋的风波》所言：“一个不敢正视并且克服自身弱点的民族，是不会有什么希望的。不承认‘丑陋’，甚至以‘丑陋’为国粹，别人碰一下都不行，那前景是异常可怕的。”
柏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传承的正是鲁迅的事业，他的核心思想“酱缸文化”其实正源于鲁迅，鲁迅在《偶感》中写道：“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柏杨、鲁迅非常重视国民性的改造，而他们认为国民性的问题源于充满传统糟粕的“酱缸”，只有打破这“酱缸”才能真正“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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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国民性还是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那每个国家的国民肯定也有自己的特性了，这种国民特性就是国民性。
但国民性其实很复杂，就像每个人的人性一样复杂，如我们的国民性有鲁迅、柏杨批判的麻木、跟风、“阿Q精神胜利法”的丑陋一面，也有勤劳、朴实、善良的美好一面。
而且，国民性是会变的，会随着时代而变，如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便梳理了中国的国民性演变历程，从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到淳朴未泯的“汉人”到唐的雄健与阳光到“平民”的宋朝到“流氓化”的大明王朝再到清代“世人皆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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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超越柏杨、鲁迅的所在，我们今天需要继续批判国民性，也需要甚至更需要具体来改造国民性，即通过改良制度、社会结构来让我们的国民性和社会越来越好。
实际上，“立人”和制度改良如一体两面如两支翅膀密不可分，互相补充和保障，好的制度会让好人更好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坏人更坏，而好人也会让好的制度更好坏的制度变好，坏人也会让好的制度变坏坏的制度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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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我们个人而言，这两方面也都需要“有一份光发一份热”，于公要致力于制度改良社会改进，于私要自己要成为“精神醒悟、个性自觉”的“新人”，像柏杨和鲁迅那样“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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