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哥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至暗时刻，鲁迅如何度过他的至暗时刻呢，为什么要重新呐喊呢？特发一个相关视频和文章。

黑夜常常寂寞、漫长，让人绝望。 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如其绝望不如希望。而“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氏篡权，二次革命，宋公被刺，洪宪帝制，护国运动，张勋复辟，讨逆运动，军阀混战……短短几年，神州巨变，天翻地覆，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波澜壮阔的水面下渣滓依旧泛起，似乎黑夜也依旧。

这时的鲁迅还叫周树人，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兼第一科科长。虽然这个官并不小，当年的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处级，而佥事则相当于现在的副司级，鲁迅是当时社会教育司第二号人物。但这是鲁迅一生的至暗时刻，已过而立之年的鲁迅仍然是个“屌丝”，事业未兴，爱情无踪，家庭残缺。

因看不过国人麻木愚昧，而在东京弃医从文的鲁迅原希望以笔为枪唤醒国民救治国民的灵魂，如今却迫于生计做了一个“区区佥事”。他也曾希望在体制内有一番作为，“利用职权，各行其是”兢兢业业，主持设计国徽，制定字母方案，讨论小说审核标准，筹备博览会，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等的建设……

作为上班族有时也很忙很辛苦，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此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写啊算啊改啊忙了一天，不禁“头脑涔涔然”，“996”还没加班费拿也没加个鸡腿。有时候工作也很无聊，如鲁迅1912年4月6日日记中写道：“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致聊赖”。

但鲁迅在体制内并非如鱼得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险恶的环境下又能成就什么呢。鲁迅的顶头上司夏曾佑原是鼓吹“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的风云人物，而今深知一切不可为，整日喝酒敷衍无所谓。其他同事要么赌博，要么讨姨太太，要么赏玩书画。

大家都在“佛系”、“躺平”、“摸鱼”，“莫谈国事”，“岁月静好现世安稳”。鲁迅原本对革命、共和充满期待，可“革命以前是奴隶，革命以后却成了奴隶的奴隶”，微风吹起几个涟漪又能怎样，不久就一切复原，渣滓重新泛起。

共和了，人人“咸与维新”了，可旧思想、旧传统仍在一波波地袭来。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召见小说股主任鲁迅传达指示。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雷打不动”，很快鲁迅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了。范源濂继任教育总长后甚至提出“祭孔读经”，鲁迅坚决反对联名同事写信驳斥。结果，其他同事被排斥到外地，鲁迅因为身在重要岗位而幸免于外放。社会是如此的黑暗，反抗是如此的无力，鲁迅能做什么呢？

读佛经，抄古碑，玩古董，沉闷之余，鲁迅便坐在会馆院子里的槐树下摇蒲扇。天空看不见几颗星星，唯有冰冷的槐蚕不时地掉下来，寂寞则像“大毒蛇”一样缠住他的“灵魂”。“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用走”，夜正长，路在何方，这样绝望的黑夜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心中深藏的梦想究竟还能否实现？鲁迅在“躺平”、在“装睡”、在沉默，“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人生如果不如意，请君学学周树人。一时的失意、迷茫、绝望在所难免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忘记初心忘掉梦想。在黑夜里，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如果不能发光发亮，那至少还可以“不丧其志不辱其身”，爱惜羽毛积蓄羽毛，养精蓄锐守时待机。黎明总有一天会到来，羽毛丰腴者总有一天会展翅高飞。对于鲁迅而言，不久，这一天就到来了。

1916年8月，鲁迅的同窗好友钱玄同来访。同在东京听章太炎课时，钱玄同的话最多，而且爱在席上爬来爬去，故被鲁迅戏称为“爬翁”。这位“爬翁”今非昔比，现是北京大学和北高师的教授，兼《新青年》杂志编辑。

看到鲁迅桌面上的古碑抄本，钱玄同很不屑地问：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明白钱玄同的意思，他之前也关注过《新青年》杂志，如周作人所言“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因为《新青年》刚开始虽然倡言“文学革命”，登的却是古文，鲁迅认为这有些荒谬。而且，虽然《新青年》诸位同人卖力呼喊，但应者寥寥粉丝很少“十万加”文章没有，甚至连激烈的反对者都没有。

这种寂寞是最可怕的，鲁迅想起了自己当年在东京留学筹办《新生》杂志时类似的情景，不免有些同命相怜，但依旧感到绝望。鲁迅又问：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 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坚定地回答。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如此解释自己为何答应钱玄同。

1932年，鲁迅在为《自选集》作《自序》时，对于这段往事又补充回忆道：

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希望”、“助威”其实都是“借口”，归根结底，重新提笔还是因为鲁迅心中的梦想在燃烧。“我也曾，躲进僻静小楼，茫茫然不知春秋；我也想，顺着春风暖江，在人海里漂游，可是这海烂的太臭，我只能逆行着，缓缓抬头，在那血雨腥风中做个旗手。”也曾失落，也曾绝望，也曾“躺平”，但鲁迅始终不忘自己的初心是打破铁屋唤醒国民。

历经千帆归来，鲁迅“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鲁迅就此加盟《新青年》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从今往后就叫鲁迅”，开启了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鲁”是鲁迅母亲的姓，“迅”字表示自己的梦想并未中断，还是要迅捷地反抗要“立人”救国。“新青年”因鲁迅的加盟而实力大增，“觉醒年代”也因鲁迅的闪亮登场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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