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许多议题争一万年也不会有答案，因为根本没法实践检验，即使有了结果，也会因不同解释，继续争吵下去。那么，是什么让我们落入伪思考、伪理性的陷阱中无法自拔？当一个民族过度纠缠于和服、辫子、高跟鞋、丝袜等琐屑问题上，甚至可以突破法律的界限，靠个人情感即可行使公权力，那么还有时间谈论真问题吗？还有意愿搞清事实吗？为一个并不复杂的常识问题争论不休，又如何能走向真正的多元化？
19世纪下半叶，日本艺术风靡欧洲，被称为“日本主义”，欧洲几乎所有重要的美术馆都收藏了日本传统绘画，和服也得到欧洲人欣赏，图为当时法国画家罗切格罗斯笔下的穿和服的妻子。8月19日，苏州警方归还了和服女孩的衣服和鞋袜，为“苏州和服事件”画上句号。相关网议甚多，依照惯例，仍是立场判然、非此即彼，一场纷扰后，集体理性未见进步，双方坐待下一次这样的“鸡生蛋”“蛋生鸡”式争论。媒体发布的相关新闻，称“警方已归还衣服，对女孩表示关心”。
近300年前，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格勒佛游记》中，提到过这样一个国家，人们因剥鸡蛋壳该从哪头下手，分成“大端派”和“小端派”，吵闹不休。原以为这是夸张和想象，有了互联网，才知是写实。百余年前，围绕和服也发生过类似纷扰，只是那次正相反——不穿和服，反而有问题。鲁迅晚年曾回忆说：“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彩的年轻人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所以，留日学生均着学生装（也是日本服装）或和服，秋瑾、章太炎、鲁迅、李大钊、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等皆留有照片。清政府则针锋相对，严令八旗子弟必须穿国服，即长袍马褂，“有效他国衣冠，严惩不贷”。八旗作家穆儒丐因此遭排斥。他后来回忆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那时不过二十上下的岁数，什么事都喜欢新的，那时候我骂中国的东西，比现在的青年还厉害呢。”穆儒丐原本同情革命，可每次参与学生集会，同学必喊“驱除鞑虏”之类。1905年11月，日本颁布《留学生管理规定》，在日的中国留学生认为涉嫌歧视，集体抗议。穆儒丐在小说中曾记录了这段历史：这时，留学生里面，也有三四百满洲人。他们扬言先把这些人杀了再说。可是到了没有杀一个人。只不过呐喊连天，穷吵嚷。但是这一来，东京的空气，已然闹得天昏地暗。留学生的秩序，完全紊乱了。学也不能上了。因为有上学的，被暴烈分子看见，不是打，便是骂。弄得人人自危。北方学生，倒和我们很和气，南边学生，看见我们还是仇人一般的看待。甚至教习没上堂，便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许多什么杀却满奴、直捣“黄龙”的话。还有把我们书桌上贴的名字，用小刀把头一个字给削了去，旁边写了杀头二字。……他们误解满洲人都是有权利的。他们哪里知道，满洲人的不得志，抱着革命思想，也很多。不过他们不知道，总想把满洲人都杀了，就得了自由。历史如此幽默，1912年10月，民国颁布《服饰条例》，正式宣布长袍马褂为民国正式礼服之一（与西装并行，西装为大礼服，长袍马褂为常礼服）。“长袍马褂对和服”的战争，又变成了“长袍马褂对西装”的战争。▌朱舜水是不穿和服的祖宗
13世纪前无“和服”一词。今天所称和服，是1941年日本文部省《国民礼法要项》中才确定的，它将江户时期（始于1603年）以后所有日本民族服装规范化。据《魏志·倭人传》记，直到公元3世纪时，日本服装依然简陋，不过是“用布一幅，中穿一洞，头贯其中，毋须量体裁衣”。想象的日本古坟时代（250年—592年）服装。初期日本不掌握纺织技术，衣服直接用植物纤维编成，而日本气候潮湿，这种衣服非常不舒服，所以急于从中国、朝鲜引入纺织技术。
232年，日本远征新罗，公元4世纪60年代，再度攻入朝鲜半岛，并建移民据点任那府，令百济国朝贡，并一度灭国。两次入侵带走大量朝鲜工匠，在此期间，日本才开始织布。与此同时，倭王三次派使节到中国，带走纺织、制衣工匠，中式服装渐成主流。从日本最早的人物肖像画《法隆寺所藏圣德太子画像》（大概完成于8世纪中期）可见，着装与唐人完全相同。圣德太子（574年—622年）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与苏我马子共任摄政大臣，力主派出遣隋使，并弘扬佛教。圣德太子35岁后，在法隆寺钻研佛法，并在49岁病逝。他认为“除了佛理，世间皆为虚无”。不久后，因为皇位继承问题，太子一族在法隆寺集体自杀。从图像看，圣德太子着中式服装。
日本正仓院收藏的《续修正仓院古文书别集》中的涂鸦，画中人物的着装与唐代普通百姓近似，也戴幞头。
九世纪后半叶，唐朝衰落，日本趁机突破朝贡体制，自上而下掀起“抵制唐货”运动，开始创造自主的“国风文化”，日本服装逐渐摆脱中国风格，但主要在宫廷内流行，因为服装价格太高，且穿着不便，有时要穿由12层或更多层组成的复杂套装，重达20多公斤。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后期，各种服装法令减少了女性着装的层数，导致以前被认为是内衣的小袖开始流行，由于层数减少，不得不收紧衣领，开始使用朝鲜传入的衣带。在相当时期，衣带可有可无，但到1300年—1400年，宽衣带成了日本服装的特征之一。至此，“和服”已建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唯一传世品《山水屏风画》，图中日本人的着装仍是中式服装，此时和服最重要的部件——宽腰带还没出现。
日本文献称，应神天皇（传说的第15代天皇）时，百济给日本的贡品中有两名吴国（三国时期的吴国）女裁缝，而下一代雄略天皇派人到中国请了汉织女（指曹魏）和吴织女，因吴织女技术高超，逝后被当做“吴服大神”受祭。直到明治维新前，日本和服裁缝均称“吴服师”。不过，明末到日本“乞师”（请救兵）的儒学大师朱舜水在日生活23年，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即国，自造字）曾聘请他当宾师，在江户（今东京）定居。朱舜水始终不穿日装。日人问：明人称我们是“倭奴”，可那些都是海盗，应区别对待。朱舜水回答：称倭奴，因为中日沟通少，边吏之罪，蒙蔽了天子，况且倭寇来时，荼毒地方，当然应加以恶名，如果你们出兵复兴明朝，不就洗刷恶名了吗？朱舜水不穿日装，还大力推广明朝服装，以致日本“近代儒风日盛，师及门生往往服深衣、野服等，堂堂有洙、泗之风”，连德川光圀都做了一身道服。朱舜水，本名朱之瑜（1600年—1682年），号舜水，明朝著名学者、教育家。1659年，他见复明无望，流亡日本，终生着明朝衣冠。他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他的思想对日本水户学有很大影响。他还把中国先进的农业、医药、建筑、工艺技术传授给日本。
朱舜水年迈，向德川光圀申请，从老家接一个孙子来服侍他，但要求：一到长崎，便须蓄发，如大明童子旧式。另做明朝衣服，不须华美。其头帽衣装，一件不许携人江户，弟不喜见此也。其随来之人，不妨以日本衣易之，亦不可以彼衣（指清朝服装）被体。在和服与清服之间，朱舜水选择了前者，这也是后来章太炎、鲁迅们的选择。▌长袍马褂意外翻了身
鲁迅们选择穿和服时，并没意识到，日本也在寻找自己。只是鲁迅们的参照系是东亚，日本的参照系是世界。19世纪下半叶，日本专门根据欧洲口味，开发并设计新式和服，得到当时法国“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SarahBernhardt，1844年－1923年）、画家罗切格罗斯（Rochegrosse，1859年－1938年）、卡米尔·莫奈（著名画家莫奈的妻子）等追捧。在英国，也有很多人追捧，并形成了盎格鲁—日本风。欧洲服装强调女性曲线美，以紧身设计为主。和服宽大，本为节省材料，适合任何体型的人穿，体重增长、身高变化等，不必另置新衣。却由此形成独特的神秘感，加上异国情调，引起轰动。江户时期（1615年—1868年）的日本和服，鉴于它在欧洲的巨大影响，1941年时日本以此时期的制作为样板，对和服进行了更严格定义。
对于当时日本迅速崛起，日本文化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令清末留日生既妒且羡。比如戴季陶，他曾写出《日本论》，被日本学者赞为此类著作中，有一部堪称珠玉，甚至“凌驾”于《菊与刀》之上。在书中，戴季陶称“日本为最文明”，可在报刊文章中提及日本时，却称日本是“卖淫国”“日本风俗坏乱为世界之最”。这种纠结的心态，使当时的中国学者特别喜欢“以日喻中”，通过夸赞日本，刺激民族精神，比如1929年9月，《良友》主编梁得所在《日本访问记》中，甚至将中日观众看戏的区别，都加以政治化：日本人有一种紧张的性质，处事比较认真，不肯当做儿戏。这种特性，我国华侨不弱，华侨对于国事，常常流露紧张的态度，这种精神是中国的急需，因为我们的通病是太过马马虎虎。我每次进上海的京剧剧场，耳中听闻观众谈笑的声浪，演见热毛巾抛来抛去，心里就觉得有点难过——看戏尚且不能聚精会神，何况国家大事！一方面，清朝灭亡后，来自日本的威胁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日本是当时少数通过近代化转型，由弱变强的国家，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同“日本道路”，希望通过国家强制干预，形成“凝聚力”，实现快速发展。于是，着装、理发等个人小事，变成了“国家大事”。比如女性是否应剪短发，几成舆论绑架：凡物之不便者，人当去之，今发之缕缕种种，生于吾人之头者，其功用伟，足以护脑，犹衣服之足以护身体，留之固宜取其适当已耳。发护脑数寸已足。（张鹓瑛《女子剪发问题》，《学生文艺丛刊汇编》，1911年第4卷第1期，284页—287页）我们做了人，就有一切自由权，剪发和父母有什么损害？况且男子们都早已剪了。（惠权：《再论女子剪发问题》，《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0月12日，第1—2版）女子也像甘以玩物自居，乃有油头粉面，坠马髻，点绛唇，种种不自然的梳妆打扮……就是到了将来极自由的时代，男女相悦的事情，固然不免，也不必把媚当作美，仍各保存其天然形态好！（老梅：《说剪发》，《学汇》，1923年第239期，1页—2页）你一定要批评女子那样的剪发是不彻底学时髦；那么我们现在的男子去辫东洋装，比已剪发的女子还要费时、费事十倍……你说批评自由，是绝对的；然你侵犯人家的批评，这又是什么理由？（C.M.：《剪发全任女子自动的主张》，《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7月14日，第3版）套路明显：掰俗理，鼓励女性反抗父母，不剪短发就是“以玩物自居”，认为我骂人不对就是侵犯了我的批评自由……从小流氓到高级知识分子，逻辑高度一致。为制造“凝聚力”，无非两种手段：一是硬说我们是一伙的，二是制造敌人。比如1936年，《风月画报》刊登时评，怒斥当时一些华侨不愿穿长袍马褂：“生长异邦，居然洋化，连祖国的衣冠，都生厌弃？”并称长袍马褂体现了“汉官威仪”“华夏之礼”，为强调“祖国衣冠”，杂志另出文章，介绍纽约华埠小学生陈某，因戴瓜皮帽参加纽约华侨儿童健康比赛，赢得服装优胜奖。《风月画报》1933年1月创刊于天津，1937年7月停刊，属娱乐性刊物，一度发行量较大。
维护之心可嘉，但编辑们似乎忘了：在清末，长袍马褂分明被称为“满洲服”，与辫子一样被革命者厌恶，昔日鲁迅们宁可穿和服也不肯穿的衣服，现在谁不肯穿，还会惹麻烦。▌“身体政治”不能无限加码
走向现代化，本应发展教育、商业、工业和国防力量，这是政府的责任，与穿什么衣服，有多大关系呢？这么穷折腾，意义何在？这背后，涉及“身体政治”，即社会权力调节人类身体的斗争实践。法国哲学大师福柯对此有异常精彩的论述，他说：“身体事件被铭写的表面（语言对事件进行追记，思想对事件进行解散），是自我被拆散的处所（自我具备一种物质整体性幻觉），是一个永远在风化瓦解的器具。”“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建制的体系中。肉体痛苦不再是刑罚的一个构成因素。”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984年），他认为，纪律被作为国家的重要规训形式：“这些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 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关系。这些方法可以称作为‘纪律’。”
简言之，我们以为身体是自己的，其实它被一个个“身体事件”塑造、改写而成，通过“身体事件”，权力成功掌控了人。正如世上本没有红色，它只是视神经对一段波长的反应，被约定为红色。在猫的眼睛中，便看不到红色。为什么这段波长应称为红色？背后隐含着权力的运作，而“红色”的名称被无条件接受后，“红色”背后的隐喻（热情、革命、奔放、牺牲等）也会趁虚而入——我们以为这些是“自己的想法”“世界本来的样子”，其实只是“被改写过的、别人的想法”。通过规训，观念被植入脑海，即福柯所说：“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纪律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正是通过该不该剪发、该穿什么衣服这些“小问题”，“生活应该有意义”“应该接受正确指导”等变成了天经地义。即如福柯所说：“在‘怎样’生活这一层面，越来越由权力干预生活的方式。”正如斯坦福监狱实验，初期“扮演囚犯的大学生”与“扮演狱卒的大学生”都认为只是个游戏，但实验掌控着通过“早点名”“晚汇报”“按时吃饭睡觉”“不许大声喊叫”等细微的、日常规定，便让一方服从，而另一方变成魔鬼。正是这些细节，悄悄篡改了受试者原本的自我认识。确实，生活应该有意义，但生活意义属于自己，人应根据自己的兴趣、经验、意愿来建立生活意义。借口“绝对正确”，权力坦然剥夺个体的相应权利，这样就能提高生命价值吗？其实不然，福柯认为：“权力只能普遍地从总体上、统计上进行控制。权力控制的不是死亡，而是死亡率。”换言之，权力关注的是整体，只能用几率衡量个体，必要时，个体可以被牺牲。对整体来说，他可能只是千分之几，可对于他自己，却是100%。可问题在于，任何权力都由易犯错误的凡人组成，当它犯错误时，该怎么办呢？学者满永在《身体、政治与生活——1960年代初的工厂劳动生活研究》中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上世纪50年代初，在工厂管理中推行“老区传统”，用劳动竞赛促生产，一些厂甚至“统一分配”工人的业余生活：每天下班必须参加文化学习，不允许谈恋爱，理由是“一个青年职工如果沉溺于荒唐怪诞的书刊，如果用资产阶级思想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他就很难成为朝气勃勃不畏困难的生产中的突击手”。结果却导致工人患病率陡升。压力之下，工人不再钻研业务，而是巴结领导，从“对信仰的忠诚”转向“对个人的忠诚”，反而造成生产混乱。事实证明，“身体政治”的肉体规训与精神塑造是有限度的，它更可能使单位变成一个“隐秘的自主空间”，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不得不游走在“隐秘”与“公共”之间，承受着撕裂之痛，并丧失真实感与自我成长的空间。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1-01▌全民都一样，依然分等级
“身体政治”会带来各种误会与扭曲，本非传达意识形态的最佳渠道，可成本优势使它成了“优先选项”。福柯认为，随着现代性的深入，现代人已不可能逃避身体被改造的命运：身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身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连；身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系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为一种劳动力；只有在身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身体政治”从剪辫、易服，再到后来的神话中山装等，渐渐积累成传统。中山装本来自日本士官服、学生装，充满政治隐喻：五粒扣隐喻五权宪法（行政权、立法权、监察权、司法权、考试权分立），四个明口袋隐喻“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左右袖口各三个纽扣，隐喻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1929年4月，国务会议决议《文官制服礼服条例》，正式规定：“制服用中山装。”1936年2月，蒋介石下令，全体公务员一律穿中山装。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学校教职员服中山装为原则，但颜色式样须一律。”学生“衣裤中山装”“帽徽用青天白日”。“新生活运动”时期，一些地方甚至要求婚礼上“新郎穿蓝袍黑褂或中山装”。民国“身体政治”的特点是，有权者对无权者提出着装规范，男性对女性提出着装规范，动辄将不认可的衣着污名化，与个人品德相联系。以“改良式旗袍”为例：今日沪上妇女之服者，而尤以妓家为最奇。沪上之妇女，无论其家为贵族也，为富绅也，为士也，为商也……，其所衣皆妓女之衣也，其所衣之颜色花样无不与妓同也。（《申报·论沪上妇女服饰之奇》，1913年）妓女似的她们着绸旗袍，穿中国式的大衣或斗篷，丝袜，革履，或绣鞋，烫发，不戴帽，她们服装的颜色以鲜艳为主，粉红，湖绿是她们最爱的色彩，至于花样，当然选择最新式的最流行的，她们之所以要这样装饰的缘故，无非是使人易于注目。妓女，艺妓以及其他类似这派的妇女都是这种装饰，她们的服装很影响于一般太太小姐们。这也许是一般妇女的心理：妓女式的服装都是最时髦的。（《民众评论·特载:谈妇女时装》，1930年）
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6-01近有沪上妇客言沪之女装，每易一种样式，必先由女学生创穿，然后及于姨太太，次及于少奶奶，次始及于妓女。（《北京画报·女装谈》，1930年）怒斥“改良式旗袍”与女生，谰言妓女服饰“是一般妇女之表率”“亦或是大家争相效仿”之类，因为不会遭到反击，且能煽动中下层焦虑。在“身体政治”被滥用的大背景下，无法找到自我的人们会用伤害他人、给他人定规则等方式，寻求解脱。为获得虚幻的掌控力，语言暴力、假科普、假行家横行，致《着高跟鞋的害处》《如何选择“美”的服装》《着丝袜是吃外国屁》等文章风行。据学者孙瑞霞所做的资料分析，民国时期对于“摩登”，持反对态度的占54%，持支持态度的占23%，持中立态度的占15%，能辩证看问题的仅8%。通过“身体政治”，人被彻底改造成“非人”，他们厌恶生活，礼赞想象中的、尚不存在的“更高级的生活”，他们用“精神”抵抗着真实的自己，并因总是“精神获胜”而要求别人也如此。表面上看，大家似乎都成了只劳动、消费少、满口道德的“合格公民”，但事实上，无秩序、多谎言、自私、爱作秀、缺乏同情心才是本色，依然是一盘散沙的私民。1949年后，大环境有所改变，特别是受苏联影响，1956年，苏联大花布受热捧，国内掀起“花衣服”热潮，改良式旗袍、布拉吉（俄式长连衣裙，一般垂至膝盖下10公分）一度走红，虽引起“注重穿着打扮”“低级趣味”的质疑，但也有媒体认为“穿得好一些是说明中国人民生活提高了”。然而，从1957年起，《中国青年》《中国妇女》连番炮轰，旗袍成了小资本主义服装的代表，基本退出公共场，随着中苏关系变化，布拉吉也遭屏蔽。1957年后近20年，人民装（又称毛式装，是一种改造后的中山装）、青年装（近似人民装，但四个口袋被改成“一上两下”三个口袋）、军便装（接近人民装，但改成暗口袋）成了“全民服装”，且颜色单一，所谓“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无男女、职业、地位差别的制服流行，使每个人都成了一样的人，契合“身体政治”的目标。但事实上，制服中依然暗含着等级差别。穿“四个口袋”的中山装一般是干部，如果右上口袋插三根钢笔，说明他不用干力气活，是个大干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放弃和服、接受西装时，媒体曾用漫画予以讽刺。
▌不突破“身体政治”的困境，过去的还会再来
“身体政治”会不断释放纠纷，引导人们在微不足道的地方展开博弈，只要不愿思考戾气从何而来，不能深刻解剖自己，不知自己已成某种观念的“肉鸡”，不明白自己的人格存在缺陷……那么，“苏州和服事件”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一切改变的梦想，将如“鬼打墙”一般，一次次努力，又一次次退回原地。生活本由日常生活（物质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精神生活）组成，二者并行不悖，强迫日常生活被非日常生活收编，把一切人都变得和自己一样，这会使微观生活变得动荡不已，强化了不可预测性。不仅损失了社会效率，还会限制人类的理性。更麻烦的是：“身体政治”是功利性的，只能满足短时段的目标，从长时段考量，必然充满荒诞。正如鲁迅们用穿和服表达革命意愿，如今却可能被喷成“汉奸”；被革命者厌恶的长袍马褂，竟成后来的礼服；曾被大力推行的中山装，真普及了，反而引来“蓝蚂蚁”之讥，如今已不再是人手一件……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我们虚拟了一个高于现实的存在，它原本就不成立。正如400多年前培根所说：这些学科往往让断言一直是断言，问题永远是问题。讨论非但不解决问题，还让问题保留、升格，整个学科传统让人看到的是一连串大师和弟子，而不是一系列发现和学徒对发现做出的改进。基于以上思考，培根认为：“三段论不能用来确定科学的基本原理，将它用在中间定理上也会是无效的，因为它绝达不到自然界那样精微的程度，即使强行达成一致，也找不到具体的可参照事物。”培根只相信归纳法和实验，虽不免偏颇，却由此打开现代科学之门。事实上，许多议题争一万年也不会有答案，因为根本没法实践检验，即使有了结果，也会因不同解释，继续争吵下去。那么，是什么让我们落入伪思考、伪理性的陷阱中无法自拔？当一个民族过度纠缠于和服、辫子、高跟鞋、丝袜等琐屑问题上，甚至可以突破法律的界限，靠个人情感即可行使公权力，那么还有时间谈论真问题吗？还有意愿搞清事实吗？为一个并不复杂的常识问题争论不休，又如何能走向真正的多元化？也许，怎样疗愈“身体政治”带来的认知偏差和心灵伤害，才是真问题。
《脱下和服的大和抚子-千姿百态的日本女性》
作者：蒋丰 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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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956年前后我国服装及演变规律与成因研究》，作者：罗亦乐，江南大学设计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图说日本服饰史》，作者：（日）高桥健自，译者：李建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服装：中国近现代政治的风向标》，作者：张娟，《艺术探索》第23卷第4期（2009年8月），第28页—第29页。《民国时期长袍马褂的政治隐喻》，作者：王琳，南京大学政治学理论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旗袍•洋装•モンぺ（灯笼裤）：战争时期台湾女性的服装》，作者：洪郁如，《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7期（2019年12月），第31—64页。《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作者：陈蕴茜，《学术月刊》第39卷9月号（2007年9月），第139页—第147页。《朱舜水与明朝服饰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作者：竺小恩，《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2015年12月），第46页—第52页。《字里行间读鲁迅》，作者：黄乔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3月，第258页——第265页。《论福柯的身体政治思想》，作者：伍小涛，《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4期（2015年7月），第19页—第25页。《身体政治与晚年鲁迅——“且介亭杂文”与<呐喊>互读》，作者：张惠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44页—第52页。《我国近代服装新思潮的研究》，作者：徐晓敏，江南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身体、政治与生活——1960年代初的工厂劳动生活研究》，作者：满永，《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201页—第208页。《民国时期媒体中的服装评论及其作者研究》，作者：孙瑞霞，东华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