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九”一代：中国出版界的中坚力量？

如果用一个字归纳“七·九”一代出版人成长、学习和工作的时代背景，“变”无疑是最恰当的选项之一。这一代人完整经历了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作为出版人，他们见证了20多年来出版业的体制变迁和新技术发展对出版业的挑战。在剧烈变化的社会和产业环境中，“七·九”一代出版人不断学习和成长。只不过在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他们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感受和收获也会迥异。

生于70后：过渡的一代

相对于他们的前辈而言，“七·九”一代算得上是“幸运儿”。在他们对社会还没有太多认知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一度陷入混乱的社会秩序自此复归平稳，新中国迎来了成立后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物资的逐渐丰富，所以在“七·九”一代的回忆里虽然仍可看到童年生活的艰辛，但已经绝少经济窘迫、物资不足给前一代人带来的刺痛。在这个意义上，“七·九”一代是幸运的。不过与生活更为优渥的80后、90后相比，“七·九”一代自然又多有不及之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七·九”一代在很多时候被称为“过渡的一代”。当然，他们连接的不仅是短缺与富有，还有混乱与秩序、封闭与开放、计划与市场、守旧与创新……

与“六·八”一代相比，“七·九”一代的幸运不仅表现在物质生活的改善上，更表现在他们有机会接受完整而良好的教育。在他们中的第一批人将要步入小学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一度陷入混乱的教育系统逐渐恢复正常。特别是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这一代人也享受到了更多的教育机会。有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仅为16.5万人，而到了2000年，这个人数达到了107万人，是1978年的6.48倍之多。

“七·九”一代第一批人大学毕业约在1992年前后。对中国人而言，这又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在党的十四大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虽然，对当时刚刚走出校门的第一批“七·九”一代大学毕业生而言，“市场经济”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这一决策却对他们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无可回避的重大影响。

当“七·九”一代中的“75后”开始迈入大学门槛的时候，互联网来到了中国，作为门户网站的新浪、搜狐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七·九”一代可谓是我国第一代接受常规互联网教育的大学生。当时打开缓慢的互联网网页看上去已然非常神奇，但或许没有人能想到互联网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和冲击。对于出版人而言尤其如此。

作为一代人，“七·九”一代还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可以把他们看成一个群体。比如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趋于严格之前，大多都有兄弟姐妹，这让他们与以独生子女为主的80后有了先天的不同。但在某种程度上，“七·九”一代又是分裂的，比如他们中的一些人享受了旧体制延续下来的“福利”：大学毕业国家包工作分配、工作之后单位分房。稍晚一些的人则赶上了上大学自费、毕业后双向选择、工作后没有福利房，改革在给予他们更多选择自由的同时，也让他们失去了旧体制下的那种平稳和安全感。

进入出版业：为理想而来

当“七·九”一代第一批人走出大学校门，步入职场的时候，中国正处于一个难得的黄金发展机遇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激励下，下海创业成为当时很多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许多如今名声显赫的企业家都是在那时打下了事业的根基，以致他们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名字“92派”，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如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潘石屹等。

出版业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仍在按照固有的节奏独自行走：安逸的事业单位体制、不紧不慢的工作节奏。不过变革的力量已经在悄然生长，部分得风气之先的出版社开始进行内部机制改革，尝试在事业单位的“肌体”上嫁接企业化的元素，以致“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逐渐流行。与此同时，体制外力量开始野蛮生长。一些嗅得商机的商人通过“剪刀+浆糊”的模式摇身一变成了第一批民营书商，并迅速掘到“第一桶金”。正如知名书装设计师蒋宏所言，那是一个卖书就像卖白菜的时代，随便拿一个封面包一本假书到订货会上就能拿回几十万元的现金。

不过，对那时刚刚步入职场的“七·九”一代出版人而言这些基本与他们无关。他们之所以在众多可能性中选择成为出版人，大多与两个词有关：理想与情怀。在“七·九”一代成长和学习的80年代，我国出版业仍处于“短缺时代”，图书供不应求，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欲求一书而不得的经历，有时候甚至只有《新华字典》可读。因此，当他们面临职业选择时，一些人就很自然地选择了出版。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在从外地挂职锻炼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后，本来有5个部门可供选择，但在把“读好书的梦想和做好书的梦想结合在一起”思想的激励下，他选择了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少儿教育编辑部主任张凌云为了圆“做好书”的梦想，辞掉了教师工作。新经典文化外国文学总编辑黎遥当初为了进入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本科毕业后又专门去读了研究生。国防工业出版社总编辑许西安、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吴双英均属服从分配进入出版业，却为这份工作所吸引，一干就是十几年。

在“七·九”一代出版人中，北斗耕林文化总经理敖德的话颇具代表性。毕业后做过很多工作的他，2004年才真正进入出版行业，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北京中心工作，后于2007年创办了耕林。“在我创办耕林的时候，已经不是中国出版业的好时候了，那时出版业就已经是比较难做的行业了。而我之所以还义无反顾地创建出版公司，第一是自己热爱、喜欢，第二是理想主义的推动。”

职业成长：有坚守，有折腾

到目前为止，“七·九”一代出版人的工作年限长则20余年，短的也有10余年。经过时间的磨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脱颖而出，成为各个出版机构的业务骨干，一本本图书经过他们的编辑或营销策划成为影响力巨大的精品图书或畅销书。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担任了所在单位的中层，甚至高层领导。作为一个整体，“七·九”一代出版人正日益显现出对出版业的巨大影响力。

作为“七·九”一代出版人中的一员，李永强在2012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时尚不足40岁。在他的带领下，人大社总资产从2011年的6.36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7.88亿元，发货码洋从2011年的8.1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9.24亿元。

同样年纪轻轻便出任掌门的还有郑重，他出任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时只有36岁，在他身上，“七·九”一代敢作敢为的特点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上任不久便力排众议，决定投入600万元出版《甄嬛传》，带动了出版社畅销书板块的形成与发展，并力推《普希金全集》（10卷）等重点出版工程，获得多个国家级奖项或基金支持。在他的领导下，浙江文艺社的经营状况大为改善：2014年全社出版规模达2.1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近3倍；实现利润近800万元，比2010年增长了200%以上。

作为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吴双英在毕业三四年后便展现出了作为一名优秀出版人的能力。自2003年开始，她策划出版或责编的图书，如原创童话《心翼童话丛书》、大型文学丛书《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儿童文学丛书《汤素兰奇迹系列》、《文化中国丛书》等，多次获得“冰心图书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简称“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读物；同时，她策划编辑的图书，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如《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发行了30多万册。

中信出版社副总编辑卢俊，短短两三年间从一家不知名出版社的部门负责人成长为知名出版社的高层领导，成长速度惊人，而这背后是其强大的策划和营销能力，《21世纪资本论》《从0到1》等超级畅销书的背后均有他的身影。

“七·九”一代出版人在国有出版社逐渐成为中坚，在民营书业和数字出版中同样有出色的表现。1976年出生的沈浩波在2001年前后辞职创业，从出版春树成名作《北京娃娃》开始，出版了一系列畅销书，逐渐将磨铁打造成为民营书业的代表性品牌，在“六·八”一代为主导的民营书业里，为“七·九”一代争得一席之地。1975年出生的童之磊还在大学期间就创办了中文在线的前身“易得方舟”，并于今年初成功推动中文在线在A股上市，领国内数字出版风气之先。

从整体上看，“七·九”一代出版人中的很多人自进入这个行业便坚守至今，乐此不疲。但与他们的前辈不同，时代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与机会。于是在他们身上我们也看到了有别于“六·八”一代出版人的另外一种特质：折腾。其中有些人在出版业短暂驻留之后又悄然离开，有些人在离开之后又转身回归。还有一些人，即使一直身在行业，却一直“折腾”不止，其中典型者如现任职于西安某大学出版社的薛伟，自大学毕业后，他从国有出版社，到民营出版公司，再到国有出版社，几次往复，期间辗转上海、南京、北京、西安多地。再如知名书装设计师蒋宏在经营装帧设计业务的同时，曾经尝试过多个领域，比如开小面馆、创办数媒广告公司，甚至还曾想要承包一片湖。

面对未来：跟着走，向前奔

无论如何，经过十几、二十余年的历练与成长，“七·九”一代已然成为出版业的中坚。在领导的眼中，他们是当仁不让的业务骨干；在年轻的80后眼中，他们又是务实、勤奋、好学的前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沈元勤评价说，“七·九”一代很多都已经拥有编审、副编审职称，在选题策划、审稿等方面经验丰富；对图书市场、学术专著的把控专业、到位。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看来，“七·九”一代拥有更宽广的视野，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是第一时间认识地球村的一代人；在出版业转型的道路上，这一代人是毋庸置疑的中坚力量。而在80后、北京大学出版社市场部张勇的描述里，“七·九”一代更为务实，不管资历如何几乎都能够在工作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同为80后的化学工业出版社市场部张蓉则认为，相较于80后而言，“七·九”一代更为勤奋、乐观、坚毅，他们学习欲望强烈，能够很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关系。

然而在别人眼中似乎一切都游刃有余的“七·九”一代出版人其实也有自己的困惑和不安。作为一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错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黄金创业期，当他们刚刚走向职场的时候，更加成熟的50后、60后已经在各个领域卡好了“身位”，并逐渐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而当互联网大潮带来又一个创业窗口期的时候，他们却尴尬地发现自己对互联网的认知远不及后来的80后、90后。所以他们时常自嘲为“夹缝中的一代”。

作为出版人，“七·九”一代所经历的这十几、二十余年恰恰是我国出版业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时间。首先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出版社经历了从事业单位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全面企业化的根本性变革。在逐渐推进的体制改革中，传统机制带来的稳定感、安全感日趋消退，这在激发“七·九”一代竞争意识和创新潜能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惶恐和不安。更重要的是自2000年前后开始，互联网发展一日千里，数字出版等新兴业态方兴未艾，“七·九”一代与整个业界一道，深刻感受到了传统出版业转型的压力。

所以李永强在谈到“七·九”一代步入出版业的时机时表示：“我们没有赶上出版业的黄金时期。可是还是期望通过我们这一代能够把出版业做得更好，尽管面临着目前产业变革带来的很多不确定性。”而在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做过编辑，后又自己创业的北京纬图博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编辑王佩芬说：“我们这代人内心深处是有一种恐慌感的，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如今的年轻一代有了许多新鲜的玩法，比如众筹、社群经济等，我们这一代人总担心时代潮流会把我们甩掉。”

无论是哪一代人都很难逃脱时代赋予他们的特征与使命。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和行业里，国防工业出版社总编辑许西安的一个说法反映了很多“七·九”一代出版人的特征：“跟着，走”，具体而言就是，“人家干啥，我就干啥；人家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跟着往前走就可以了。”

当然，许西安所说的“跟着，走”，更多反映的是“七·九”一代对时代和产业潮流的认知和顺应，而不是一味地跟随和模仿。实际上，在谈及这一代出版人的特征时，很多人都提到了一个词“理想主义”。作为60后和80后之间的过渡，相比之下，“七·九”一代相从前一辈人身上继承了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有时让他们更喜欢宏大的叙事，也更有责任感。所以敖德会说：“我们不追求畅销，我们只做值得给自己孩子看的童书。”王佩芬也说，“七·九”一代更有责任感，“做出版有社会底线——我们坚决不攒书，坚守内容为王。”

钱理群说：“每代人都被上代人不满，最后还是接了班。”时代正逐渐将“七·九”一代推向出版业的前沿，在已经为他们展开的未来里，有机遇，也有挑战。至于他们的事业将如何展开，或许正如“七·九”一代的一员，鹭江出版社北京时代飞鹭公司总经理贝为任所言：“要么突飞猛进，要么边缘或自我边缘；要么更加坚定，要么摇摆且痛苦挣扎。”

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即使同为一代人，认识不同，选择不同，其人生和职业路径也有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至于出版业，无论是在“六·八”一代，“七·九”一代，还是更年轻的“八·〇”一代手中，都一定会持续向前。不是吗？

（本文采访的时间是几年前，文章中有些人的职务已经产生了变化，未做修订，特此说明。感谢《出版商务周报》的授权转载。敬请关注即将推出的相关文章《出版圈的“七九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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