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风险：转基因产品的陷阱
转基因产品的风险在哪里
首先，转基因作为一种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就好像核技术一样，可以建核电站用来发电，也可以制作原子弹杀人。
所以，一方面转基因科技应该研究；另一方面转基因产品应该严格审核和监管。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造福人类，用错了也可以毁灭人类。
转基因技术也是如此，既可以把有益的基因转入目标物种，也可以把有害的基因转入。所以笼统的说转基因产品是好是坏都是片面的，必须对每一个转基因产品都严格审核和管理，才能下结论。
转基因产品要作为食物，那就要慎之又慎。作为一种新的人造物种，转基因产品对人体、生育、后代的远期安全性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检验才能证实。而目前仅凭几个月的小白鼠试验证明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是远远不够的。
当前的转基因产品既不增产，也没有减少农药用量
目前转基因作物主要有三种：
1. 转入抗除草剂基因；
2. 转入抗虫基因；
3. 同时转入抗除草剂和抗虫基因。
请注意，这都不是为了增加作物的营养，或改善产品品质。
《纽约时报》2016年10月30日文章《质疑转基因作物的丰产承诺》指出：更高的产量和更少的农药是转基因种子的营销宣传语，但是结果证明并非如此。
20年前，欧洲拒绝了转基因而美国和加拿大接受了它。研究表明转基因技术的承诺失败了。联合国的数据显示美国加拿大的作物产量对比西欧如法国和德国并无优势。
欧洲油菜籽的亩产大大高于转基因油菜籽；玉米亩产相当；甜菜亩产高于转基因甜菜。
欧洲菜籽油（桔色）产量大大高于美国转基因菜籽油（蓝色）
另一方面，自20年前转基因作物如玉米、棉花和大豆引入美国，虽然杀虫、真菌的毒药用量减少了三分之一，但是总量大得多的除草剂的用量增加了21%。
美国除草剂的用量增加了21%
作为对比，法国杀虫、真菌的毒药用量降低了65%，而除草剂的用量下降了36%。
法国除草剂的用量下降了36%
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教授David Bellinger把1700万美国5岁及以下儿童的智商下降归咎于一类杀虫剂。
而行业内的公司则赚了双份大钱：卖转基因作物和卖毒药。最大的种子公司孟山都，杀虫剂巨头先农达的市值在过去15年中涨了6倍。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大豆使用的除草剂火箭般增长。过去20年大豆的种植量只增加了不到三分之一，除草剂用量却增加了2.5倍。
本来在转基因玉米引入之前除草剂的用量是下降趋势，但转基因玉米从2002年到2012年除草剂用量接近翻倍。野草耐药性导致了总用药量的增加。
野草对孟山都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Roundup)耐药性增加——可以卖更多的的种子和农药。最新的种子已经可以抗两种除草剂，而计划是未来引入抗5种除草剂的基因！这样农民就可以同时使用5种除草剂！
纽约时报原文网址：
再次强调一下，很明显孟山都这样的公司转基因的目的是为了多卖种子多卖农药，都不是为了增加作物的营养，或改善产品品质。
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和草甘膦等除草剂的大量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并培养出了几百种抗草甘膦除草剂的超级杂草。
可见目前的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只是少数利益集团赚钱的工具，不但没有解决产量和环境问题，反而制造出新的更严重的环境问题。
转基因黄金大米丑闻
黄金大米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起的项目，目的是“改善贫困地区人群维生素A缺乏的状况”，尤其是儿童和孕妇。通过转基因技术是水稻能产生β-胡萝卜素，β-胡萝卜素在人体内会转化成维生素A。
黄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负责管理，国际水稻研究所负责推广。
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IRRI）是一个非赢利性的、国际性的水稻研究机构，1962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出资，总部设在菲律宾。
从1980年至1990年,整整花了10年从开发必要的技术到将基因导入水稻。从基因导入水稻到发现β-胡萝卜素合成到种子里的途径, 又花费了9年的时间。接着为了开发黄金大米，又花费了5年（1999年至2004年）。
结果到今天，黄金大米仍然难产。
1）单位面积产量低于非转基因品种稻米（袁隆平说产量只有三四百斤）；
2）还没有能确定每天食用黄金大米是否能改善维生素A缺乏症人士的维生素A状况”
3）对黄金大米至今没有做过“食用安全性”毒理学人体试验；
4）仅在美国5个成年人做过一次短期的“食用”试验，只在第8天每人吃了130或200克。
中国儿童受骗成为黄金大米小白鼠
2012年8月，当时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曝光称2008年一个美国机构曾在湖南衡阳“用中国儿童的身体测试转基因黄金大米”。
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汤光文2012年8月1日刊登在《美国临床营养杂志》上的发表了关于黄金大米的论文，研究共选取了72名6到8岁的健康儿童，受试儿童全部是湖南省衡阳市一所小学的学生。研究者令其中24名儿童在试验期间进食黄金大米。
用中国儿童测试转基因大米，这样的实验引发全国人民的愤慨。
调查发现，“黄金大米”米饭系由汤光文在美国进行烹调后，未按规定向国内相关机构申报，于2008年5月29日携带入境。在隐瞒转基因大米身份的情况下，6月2日午餐时，汤光文、中国项目负责人荫士安、浙江省医科院王茵将加热的“黄金大米”米饭与白米饭混合搅拌后，分发给受试儿童食用。
荫士安、王茵等隐瞒主要实情，提供虚假信息，严重干扰、妨碍了调查工作。
根据相关规定，相关责任人被处理。塔夫茨大学只是表示遗憾，暂停了汤光文两年研究人体相关工作的权力，但表示论文仍然有效。
国际水稻研究所仍然试图在菲律宾验证和推广黄金大米。
作为“黄金大米”目标国的菲律宾，菲律宾1993、1998与2003年患维生素缺乏症（VAD）人口的比例分别为35%、38%与40.1%。
但是在没有黄金大米情况下，通过使用维生素补充剂、改善平衡营养饮食，菲律宾2003-2008年实现了维生素缺乏症明显下降，5岁或以下儿童维生素缺乏症比例仅15.2%，孕妇与脯乳期妇女维生素缺乏症比例各自仅为15.2%与6.4%。
事实充分证实：维生素A补充剂非常便宜，画蛇添足的“黄金大米”毫无用处，还有那么多未知的风险！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转基因利益集团无事生非、隐瞒事实、罔顾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行为客观存在，也不会只是个例。
转基因科研和管理乱象
转基因利益链突破安全监管防线，风险重重。
中国的转基因研究人员李宁、张启发、戴景瑞等人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出于自身利益，通过转基因利益链影响农业部，与国外转基因巨头内外勾结，对国内外转基因大开绿灯。
1. 转基因食物的安全性评估不充分。
美国FDA本身并不检测转基因产品安全性，也没有要求独立机构进行上市之前的安全试验。实际操作上，FDA根据转基因公司自己提交的安全试验报告审批，并强调转基因公司自己要对产品安全性负责。
而转基因公司仅凭28天到90天的小白鼠试验，就得出转基因食物安全的结论，这是远远不够的。
转基因公司极力推销的概念“转基因食品和同类非转基因食品实质等同”是没有依据的假说。
中国农业部2004年以来颁发“安全证书”的国内外转基因作物“食用安全性”毒理学动物试验，全部以美国孟山都公司北京代表处高价委托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2004年1月5日完成的转基因玉米NK603“食用安全性”《SD大鼠90天喂养试验》为范本。
而2012年，法国科学家完成了两年试验，揭示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NK603喂老鼠，致肝肾疾病、多肿瘤、过早死亡等。主要症状都在4个月以后陆续出现。
2. 草甘膦残余的毒害和草甘膦对土壤的污染
由于现在大部分转基因作物（如大豆）都是抗草甘膦除草剂的，喷洒草甘膦后的农药残余就成了转基因作物的一个大问题。
孟山都1988年7月提交给美国环保署的动物试验报告（Ridley and Mirly，SD大鼠中草甘膦的代谢。第I部分）确认对SD大鼠静脉注射和口服草甘膦后，草甘膦并非全部排出体外，而是在SD大鼠组织中蓄积。
孟山都农达1988年在中国申请农达“农药登记”时，却宣称“草甘膦在体内无蓄积性”。而且，毒理试验具体方法和数据作为商业机密不予公开。
对北京市民起诉农业部要求对毒理试验报告信息公开的案件，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三中行初字第 178 号】判决:“关于...原告申请的公开的毒理学试验报告...应当属于商业秘密范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本院认为被告针对商业秘密不予公开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判断并无不当。”
世界进口大豆的国家对大豆皆设置草甘膦“最高残留限量”，唯独中国不设定，农业部网站甚至竭力宣扬草甘膦除草剂“其毒性是非常低的，就鼠的经口毒性来说，比食盐的还要低。
美国环保署（EPA）1985年对食用动物肝脏与肾脏草甘膦残留设定“每日摄取量”为0.10mg/kg体重/每天。由于多年喷洒草甘膦致野草抗药性造成北美单位面积农田草甘膦喷洒量剧增，1993年9月，美国环保署将“每日摄取量”提高20倍到2mg/kg体重/每天。2013年美国环保署将出口到中国的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留允许水平从20mg/kg提高一倍到40mg/kg。
这说明大豆草甘膦“最高残留限量”的决定性原则是根据孟山都的利益决定的。
而第三方研究中发现，农达与草甘膦的毒性作用包括干扰激素系统与干扰肠道有益细菌、损伤DNA、发育性与生殖性毒性、畸形、癌症与神经毒素等。
3. 我国在转基因的科研和管理上面非常混乱。
打着研究的旗号，实际上很多充当西方转基因跨国公司的分销商和附庸。当前，在国际上已经商业化的植物基因，主要是抗除草剂和抗虫两类，这两类基因的知识产权均由西方发达国家垄断。
2014年9月经济观察报《转基因经费反腐升级 中央要对院士制“动刀”》指出：
“相关部委已多次就国家转基因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两个月前被曝光的中国农大院士李宁涉嫌挪用巨额转基因项目经费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李宁采取的违法手段，是将国家转基因专项经费，或者直接转移至自己的公司，或者转移到与别人合伙开办的企业。”
“一位熟悉情况的农业部专家告诉经济观察报，自2008年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以来，国家财政最多的时候一年就有二三十亿元的预算，但却一直缺乏有效的监管，一些拥有院士级别的专家也在借机牟利。”
“媒体曾公开报道湖北、湖南等省转基因水稻种子泛滥现象，水稻转基因育种专家张启发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他曾兼任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是各省违规转基因水稻种子流至市场的源头。”
“水稻之外，在转基因玉米种子监管方面，农业部也被认为存在很大漏洞。据上述农业部专家透露，早在2010年，农业部就在吉林、辽宁等地，发现有转基因玉米种子违规销售、种植现象，其中“中农大4号”、“中农大236”两个转基因玉米品种，是出自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玉米改良中心旗下的北京中农大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而戴景瑞也曾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
“在转基因育种方面，张启发、戴景瑞还有引人关注的政府机构头衔。张启发是国家农作物分子技术育种中心主任、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武汉)主任；戴景瑞是国家转基因玉米专项负责人。”
“在从事转基因研究的同时，又搞企业经营，是典型的“官研商”一体，在转基因育种乃至整个科研领域，这样的“官研商”模式并不是个案。”
4. 中国非法转基因作物泛滥
2016年4月14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孔明说：
转基因产品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我们自己种植和生产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只批准转基因抗虫的棉花和转基因抗病毒的番木瓜两个农作物商业化应用。
另外一类是我们从国外进口的作为加工原料，转基因的大豆、转基因的玉米、转基因的油菜、转基因的棉花，但是我们进口转基因的棉花基本上是纤维。还有转基因的甜菜以及这几种作物在国外的直接加工产品。所以目前在我们国家市场上流通的转基因的相关产品，就是我们批准种植的和批准进口的这几个作物，其他是没有的。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说：
国务院2008年批准设立了转基因重大专项，支持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我国科研人员克隆了100多个重要基因，获得1000多项专利，取得了抗虫棉、抗虫玉米、耐除草剂大豆等一批重大成果。
目前，我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番木瓜，2015年转基因棉花推广种植5000万亩，番木瓜种植15万亩。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为我国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
农业部按照《种子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规定，严格监管。
一是我们每年专题研究和部署转基因监管工作，有效防范转基因育种材料、转基因品种和转基因种子非法扩散。
二是加强联合督导，严防非法转基因种子落地。
三是严肃查处违法种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事实啪啪打脸
媒体公开报道，水稻转基因育种专家张启发的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是各省违规转基因水稻种子流至市场的源头，导致湖北、湖南等省转基因水稻泛滥。
早在2010年，农业部就在吉林、辽宁等地，发现有转基因玉米种子违规销售、种植现象，其中“中农大4号”、“中农大236”两个转基因玉米品种，是出自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玉米改良中心旗下的北京中农大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戴景瑞也曾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
不仅是转基因玉米和大米，连转基因小麦都早已大面积非法种植，仅在北京2013年就继续推广了2万亩“京生麦1号”，算上北京2011、2012两年推广的，北京种植的转基因小麦“京生麦1号”应该是其5万亩总种植面积的一多半。想不到在首都北京转基因小麦也泛滥成灾，更遑论其他地区。
近年我国出口欧盟和日韩被扣留的200多批次转基因违规米制食品，就是滥种严重的，全世界都清楚的确凿证据。连美国拜耳公司转基因污染事件中的LL601转基因水稻，也已进入中国非法种植。
2016年12月16日，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黑龙江作为农业大省，为中国的粮食安全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这时候，立即就有转基因专家跳出来此条例违法，还说食品安全立法不能被地方利益绑架......
总之，农业部渎职，中国转基因利益集团公然非法推行主粮转基因，这是对全国人民的犯罪。
参考资料：陈一文顾问的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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