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阅读任何一部“教育史”，只要谈到“义务教育”，作者一定会告诉您：义务教育源于德国，什么魏玛，还有什么普鲁士的，时间是十七、十八世纪。同时，作者还会根据欧洲的做法，圈定出几个“义务教育”的“特点”，据此，再对义务教育进行“定义”。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不是“义务教育”。也就是说，只有欧洲人，才能搞出高贵的“义务教育”来。

古代中国教育的普及和繁荣程度，是世界各国所无法比拟的。毫不夸张地说，19世纪初的欧洲的教育普及程度，还不如2000年前的中国汉朝。当然，当今中国的某些人是不愿听到这话，并且打死也不会相信，宁可上吊也不会承认的。因为他们坚信：当今中国之所以落后，不是自己不行，而是自己的祖宗不行；所以他们又坚信：改变中国现状，不需自己努力，只要大骂祖宗就行了，骂声越高中国发展的就越快。

事实上，当欧洲大地还是地道的原始森林的时候，最晚，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前11世纪至前771年），中国大地便全面实施了政府主导的全国性的、完善的义务教育。《礼记·学记》：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

正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读书，难以成长为谦谦君子的。因此，自古以来，治理国家，首重教育。国家在每闾（25户）设立一所启蒙学校（塾），每党（500户）设立初等学校（庠），每州（12500户）设立中等学校（序），诸侯和都城设立高等学校（国学）。

入学年龄也很明确，“十有三年始入小学”，即十三岁进入庠序读书，“年二十入大学”，即进入国学接受高等教育。到了大学，“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那就要学有所长、学用结合了。

学制和课程也十分明确，《周礼·地官司徒》说：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养国子之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守王闱。

结合二者，不难看出春秋战国以前的学校教育模式：

1、教学内容全面。教学内容十分广博，包括德（道德品行）、行（行为方式）、艺（业务能力）三大方面。其中，“五礼”，其内涵为典章制度；“六乐”指音乐舞蹈和诗歌；“五射”、“五驭”则是军事内容；“六书”大致相当于语文；根据郑玄注，用今天的话来说，“九数”则包含经济学、数学、天文历法三者了。

2、学校教育，首重教学生做人。“六德”、“ 六行” 教育，绝非空洞的说教。凡是要求学生们做的，政府先做到。比如尊老、孝顺，是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周朝规定，凡是达到一定年龄的老人，国家就通过减免其家庭赋税等手段，承担相应的养老义务。《礼记·内则》：

凡三王养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瞽亦如之。

家有八十岁老人，政府将免除他的一个儿子的“从征”力役；一旦到了九十岁，政府将免除他全家的力役。在周朝，免除力役，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衡量，几乎等同于免除了全部税负。

尊老教育，从娃娃抓起。在不断对孩子们进行尊老教育的同时，周朝还要求各级政府，定期在各级学校举办 “养老”仪式。《礼记·内则》：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

天子还要发挥表率作用，亲自行养老礼，《礼记·乐记》：“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 所以教诸侯之弟也。”从夏朝到周朝，在学校内，定期将国内德高望重的老人请到学校，由天子亲自主持，举办尊老仪式，以培养青少年尊老精神。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孩子们必然养成尊老爱幼的道德修养，全社会必然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绝不可能出现严重的遗弃老人、老无所养现象。事实上，自古以来，中国历朝历代，当政者都把高寿老人多作为大吉大利的喜事，而将弃养双亲行为列入十恶不赦的罪行。

有良好的道德，只能做一个好人；当一个好人拥有了必要的学识和能力，才能成为社会的栋梁----士。

3、周朝的教育，就是围绕培育“士”而展开的。做一名“士”，除了良好的道德，还必须具有精通“六艺” 的学识、能力。 少年们身兼二职，既是学生，也是武士；既学文又习武。这，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文人们人人腰间别一柄长剑的来历。

“六艺”教学工作早已进入规范化轨道，《礼记·内则》：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 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

学校学习到一定程度后，还必须“出就外傅”，走上社会游学，拜师学艺，以增长实际知识，开阔眼界，然后再回到学校。读书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因此，游学，成为中华教育的传统科目。

事实上，周朝的学校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这里既是一个学术讨论的场所，也是开展社会重大活动的地方。据《左传》：“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郑国百姓闲暇聚会乡校，讨论当政者的政策得失问题。每年春秋两季，地方官员还要组织人们在学校里进行射箭比赛。《礼记》记录道：“孔子观于乡射”，孔子参观乡射回家后，兴犹未尽，召集学生们比起射箭来。

学习与考试相伴，不及格是不行的。《礼记·学记》：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这就是说，教学效果，主要考核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实际表现。学成者，分为小成、大成两个等级。能够好学上进、见贤思齐者，谓之小成；善于活学活用、触类旁通、遇事清醒，才算大成。

4、教学与人才选拔相结合，《礼记·内则》说：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各乡选拔优秀人才，送到司徒那里；司徒对他们考核后，挑选出优秀的送到“太学”深造。周天子的儿子们、其他高级官员的嫡子，都要到“太学”与这些“俊士”们一起读书。所有学生一律平等，按年龄大小以兄弟相称。乐正（类似于后来的太学博士）按教学计划教他们读书。届时考试，大乐正（太学校长）选拔优秀人才，送给大司马；大司马考核之后，上报给天子；天子研究后，给安排工作岗位，确定薪水。

层层选拔推荐优秀学生；学成者，经过考核选拔，推荐给天子；经过确认后，便授予官职，享受俸禄。这，就是汉朝“举孝廉”等制度的由来。

政府的政策、官员的垂范、社会的活动、学校的教育，如此等等融于一体的效果，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教化。

也许，你曾感叹春秋战国人才辈出，更是羡慕商鞅、苏秦、张仪等人，羡慕这个朝为布衣暮登卿相的人才天堂。其实，尊重知识，任人唯贤，是周朝留下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见，读书改变命运，并非始于隋唐科举制，而是中华几千年的传统。姑且不说商朝的傅说，周初的姜太公，单说人所共知的苏秦。《史记·苏秦列传》：

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去游燕，岁馀而後得见。……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

战国时期，有一个名叫苏秦的洛阳人，就爱读书，而且沉迷于纵横术，很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是地道的草根，可能家里经济条件还过得去。他曾多次向君主们兜售自己的主张，但屡不得志。家人皆笑话他，劝他好好务农经商，不要胡思乱想了。他不改初衷，闭门读书。终于，凭着自己的才华，首先得到燕王的赏识，接着，他身兼六国宰相，成为名闻千古“纵横家”代表人物。

一个没有一丝高贵血缘的屁民，竟然同时兼任六大强国的宰相，即便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也是逆天的大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