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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丨怀念那个黄金时代

维罗阳光
2024-10-0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牛皮明明 Author 诗人牛皮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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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l niupimingming

文 l 诗人牛皮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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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这是什么玩意?


紫禁城影业放映厅内,导演吕乐手指着银幕,划来划去,不停给几个台长说:

这是阿城,这是王朔,这是余华……

那是2000年,吕乐把新拍的电影,送到紫禁城影业审核。看片会上,他担心几个电视台台长,不认识画面里的作家。谁出场,他就指着谁报名字。

片子放完后,几个台长坐那儿,净抽烟,不说话。吕乐刚想问他们的意见,边上一个电影发行策划人,突然绷不住,冲他大声训道:

这什么玩意!就这个能往电影院放吗?

吕乐一下子懵了,怎么作家演的电影就不能放了?

这部电影,叫《诗意的年代》,除了两个演员,其他全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作家。

北方作家有:阿城、王朔、赵玫、丁天、马原。

南方作家有:余华、林白、陈村、徐星、须兰、棉棉。

这个阵容,相当于搬来了整个当代作家的半壁江山。至今,这都是出场作家最多的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没有过审,连张盗版碟都没有。直到2007年,吕乐拿着它去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才得以重新面世。参演的作家们得知后,激动得说:我得买一张放放,怎么也算我做了回演员。

现在我们回头看,《诗意的年代》是80年代作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银幕里集体出场。而银幕之外,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在时代里集体登场。



用笔参与时代


学者汪兆骞曾说,80 年代是一个作家群星璀璨的时代。

那时的80年代初,人们精神上突然得到巨大释放,文学迎来井喷式发展。仅省级以上的文学期刊,就达200多种。国家级的文学期刊,南有《收获》,北有《人民文学》,发行量都高达100多万份。

那时候的文学杂志社,也慧眼识珠,发掘了莫言、余华、刘震云、洪峰、王朔、阿城等大批好作家,创造出一个文学盛世。

莫言在成为作家之前,还是山东小镇的一名军人。1980年,他由于提干,当上了部队的图书馆管理员。那座图书馆里有3300多本书,他三年读完了1000多本。第四年,他无意读到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完第一页,不禁感叹:

没想到这样的东西,也可以写成小说!这在我们农村不是到处都有嘛!

那是1984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莫言捧着《百年孤独》,被马尔克斯笔下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所激励,在房间兴奋地打转。从那以后,他也开始提笔,将中国的乡村写成魔幻的史诗。第二年,他就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从而一举成名。

他本名叫“管谟业”,将谟字一拆为二,就是笔名:莫言。

不久后,中国作协举行了一次文学座谈会,谈的就是莫言的《透明的胡萝卜》。会上汪曾祺等文学前辈,一直在聊莫言的作品。而莫言就坐在旁边,从头到尾一句话没插上。活动结束,评论家许子东说:莫言莫言,果然人如其名。

80年代中期,整个文学创作,都在学习西方形式,这也让大众产生审美疲劳。西方热之后,所有作家聚在一起,都会谈论一个人的写作:

这个人是阿城,他的写作,与西方小说泾渭分明,是用纯粹的汉语语法,写中国的传统文化。

阿城是北京人,成名之前,他有天和几个编辑,聚在一桌涮羊肉。他吃完羊肉,点燃烟斗,为给大家助兴,讲了个下棋的故事。一讲完,大家都说故事精彩,可以写成小说,铁定好看。

阿城听了建议,回家一气呵成写就《棋王》。后来小说发表到《上海文学》,瞬间引爆全国。从那以后,他住的那两间小东屋,每天都来几拨编辑求稿。最后来人太多,阿城外出,门都不锁,就放几把挂面,访客自己煮面。

那一代的好作家,都从不同角度解剖中国、书写中国。有人寄情乡土,有人寻根传统,有人记录历史,有人讽刺时代。他们当中最优秀的这批人,其实在当时都很年轻。就是这群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的年轻人,都无一例外用笔参与了时代。


一副扑克从北京打到罗马


马原曾说:80年代只能算作家的白银时代,到90年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

1992年,王朔出版了四卷一套的《王朔文集》。这套文集,破了两个记录。一是此前从没有在世的作家能出文集,王朔给开了先河。二是此前作家从来只拿固定稿费,王朔首次改革为版税制。

结果改革成功,从这之后,版税制沿袭下来,还帮所有中国作家涨了钱。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影视也迅速崛起。作家们随着作品被电影改编,都进入鼎盛时期。王朔光在88年一年,就有四部改编电影同时上映。以至于他都感觉没法谦虚了,跟哥们叶京说:中国电影,哥们儿现在平趟!

进入90年代后,史铁生、刘震云、余华等,几乎所有成名作家的作品,都被搬上了银幕,走向国际。那十年作家的小说改编权极为抢手,哪个导演能抢到好小说,就意味着电影先成功了一半。

阿城的《三王》,仅三个中篇小说,版权都被抢得死去活来。他到台湾时,侯孝贤找他要《孩子王》的改编权,以为很容易,结果阿城说:早就被陈凯歌下手了。侯孝贤又问,那《棋王》《树王》呢,阿城说:早被徐克、田壮壮抢走了。

导演里抢小说改编权最狠的,还是张艺谋。他专抢作家的代表作,先抢了莫言的《红高粱》,又抢了苏童的《妻妾成群》,接着还要抢余华的《活着》。他怕余华不出手,先开出天价改编费。结果快签合同时,又派副导演找余华商量价格。余华以为他要反悔,很不高兴。张艺谋那头却说:

我的意思,是给你再翻一倍。

1998年,莫言、余华、苏童、王朔四人,受邀参加远东文学会。上飞机前,王朔去商店买了一副扑克。四个人将扑克一路打到意大利,在意大利从北打到那不列斯,再打到罗马,然后打回北京。

那是他们那代作家最好的时候,可以凭着一支笔参与时代,也可以穿越大半个地球去演讲,一副扑克从北京打到罗马。那时候所有人也满怀期待,眼看中国作家再上一个台阶,就能冲击巅峰。

莫言、余华、苏童

但谁知此后,却意外迎来了漫长的大滑坡。


要饭和被打的作家


教授谢有顺说:2000年以后,文学的断裂是一个事实。

80年代时,《收获》的主编巴金,看到杂志销量百万,满大街都是。他害怕文学承载不起社会责任,担忧地说:这很可怕,100万份太高,宁可少印一些。

而短短十几年后,曾经发行100多万册的《收获》,销量锐减了近百分之九十。

2000年后,是80年代作家最不适应中国的时候。所有人都被商业主义所裹挟,以前他们演讲的地方,现在站满了商人。新的文学市场,也被卫慧、木子美这些“用下身写作”的网络小说所占领,年轻人的写作也都变成了选秀活动。

2006年,一个文青创办出“中国作家富豪榜”。所有作家无论写什么,都以挣钱能力排名,没想到榜单大火。事实证明,比起作家的使命,人们更关心作家的资产。后来阿城接受采访,记者称他为作家,他开玩笑说:

畅销作家和作家不同,畅销作家是有钱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饭的概念。

2009年,刘震云出版了长篇《故乡面和花朵》,呕心沥血写了八年,修改无数次,最终写成两百万字。但出版后在市场如同哑炮,完全卖不出去。即便在文学青年聚集的豆瓣读书,它的评论人数也只有24人。

80年代,文学是年轻人的匕首。但到了2000年,如果单纯当一个作家,别说捅别人心窝,可能连自己都养不活。甚至莫言、余华、王朔、史铁生等作家的书,也都集体遭遇滑铁卢。

被誉为“先锋五虎”之首的马原,对同行说: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几年后的春节期间,余华走在街上,瞥见报纸上一则新闻,标题是“作家被打”。

他一看,发现被打的作家,是他80年代的老朋友洪峰。事情的经过,是洪峰在08年后退出文坛,回到云南隐居。而在云南乡下的第4年,当地村支和他结上了私怨,除夕那天带着七八个人上门,将他暴打了一顿。

余华跑到云南去看洪峰,见面就来了一个拥抱,而洪峰疼得直咧嘴。余华一问才知道,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但洪峰被打伤的,不只是肋骨,更是他的内心。他伤心的说:

作为一个作家,我写了那么多东西,试图改变这个国家一些人的想法。但发现很扯,人们几十年前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

因为精神上经历了绝对的失望,他反倒从失望中打开了任督二脉。从那以后,洪峰不再隐居,开始转行做电商,和当地的农民合作,卖手工品等。到16年,他仅手工品的销售额,一年就达6000万。当地的农民也在他的产业链里富裕起来。

洪峰面对自己人生360度的急拐弯,他不知道是时代错了,还是自己错了,他荒诞地说:当了那么多年作家,感觉自己没有用。现在,我终于感觉自己有点用了,至少能让农民手里有俩钱儿。

余华(中)、洪峰(右)

80年代的时候,所有作家都因为文学,从不同的道路汇聚到同一条路上。莫言本来是军人,余华本来是牙医,王朔本来是业务员,洪峰本来是搬砖工,但他们都因为用笔参与时代,结伴同行。

二十多年过去,时代的变迁,又让他们从同一条道路,走向了不同的人生岔口。


不知道怎么写作的莫言


时间进展到2012年,中国文坛突然空前热闹起来,所有人都在谈一个话题:

中国终于有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这个作家,就是莫言。

其实之前,年轻的读者并不知道莫言是谁,也从未读过他的书。他们关心的只是这个奖,于是网络上突然涌出无数赞美莫言的人。

由于莫言几乎是中国最直面社会的作家,他的小说冷静地、旁观式地、讲述了中国最残忍的历史,结果,他很快被人误会,骂为“五毛”。

诺奖颁布后,莫言再也没有发表新作。他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便是莫言这样,最能代表当代文学的作家,也已经对当下的社会束手无策。

当他书写60到80年代的中国时,笔下展现了巨大力量。但到2010年后,中国的复杂程度,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用笔所能的触及范围。而实际上,在与时代旷日持久的对抗里,其实中国作家早就输了,输的很彻底,阵地早就没了。

不知道从啥时候起,一个深刻的作家说话,可能还不如一个廉价五毛大V拥趸众多。

更多时候,一个严肃的作家,也不敢再轻易说话了。因为一说话就会成为喷子的靶心,淹没在义正言辞的讨伐里。而大部分作家呢,为了保证下次还有说话的机会,就只能谨慎说话。慢慢地,有些话说不痛快,也就索性不说了。

到2007年左右,80年代的作家,基本都觉索然无趣,鸣金收兵了。阿城写下几百万字,放在抽屉里,不再给众人看。只有王朔还可一战,但结果他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十多年里,王朔也彻底不再出面,蜗居在家养猫,连最后一张照片都是徐静蕾拍的。

80年代的作家们,各自都怀着不同的伤心,以不同的方式远去了。他们集体如灯塔般的出现过,又集体如灯塔般的消失了。

作家是一个社会的良心,但这个良心所剩无多。

据统计,10年后中国的大熊猫还有1000多只,但那时的中国职业作家,可能还没有熊猫多。

前:史铁生,后:左一刘震云、左二莫言、左三余华

80 年代的文坛,是热辣的年代、反叛的年代,之前的一切规矩都在被颠覆。作家们创造新的文学形式,精雕细琢自己的作品。

但在今天以流量为王的互联网写作时代,只要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写的好不好,想的深不深,没人会在意。

好在有一个人,记录下了,80年代文坛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她就是被刘瑜称为“那个年代最后一个离席”的徐晓。

徐晓生于上海,长于北京,不到20岁就因卷入政治风波入狱两年,出狱后加入北岛、芒克的《今天》杂志,与周郿英相爱,和史铁生、赵一凡等人均有深交。

徐晓不仅见证、参与了80年代文人的精神叛逆,而且当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渐渐流逝时,她独自守护着最后的时代之光,并将其记录下来。

这份记录,在今天的环境下,既显得格格不入,又极为珍贵。因为它保存了改革开放后,新生代中国人那种奋发向上、勇于开拓的精神。它不只是个人的青春记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国家的青春——幼稚、笨拙,但也天真、充满热望”(刘瑜语)。


为此,先知书店 独家诚荐徐晓《半生为人》亲笔签名版,本书2005年一问世,就被评为《南方周末》《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之首,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散文家奖,再版多次。

颁奖词写道:她的写作,来自命运的私语、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召唤……作为一种个人史的表达,关乎的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她所描写的那些庄严的人生,不求活得最好,只求活得更多……

高尔泰感慨: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只怕配不上所受的苦难。徐晓可以免于这种恐惧了,因为她已经有了这么一本,永远的《半生为人》。

一位书友留言:在她浓烈的情感、真挚的自白与信念的底色中,我感到的是,历史只有在其微观的层面,才具有人的温度,以及对生命不可抗拒的热情,对抗生命不可抗拒的虚无。英雄已经死去,但他们给了我们灵魂的生命。

但遗憾的是,因特殊原因,本书一度“消失”数年,遂成绝版。为满足书友的阅读收藏,先知书店特少量复活。感兴趣的读者,可识图扫码,一键收藏(先知书店销量榜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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