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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十一国宣战,慈禧究竟怎么了?

维罗阳光
202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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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一言不发


向十一国宣战,

慈禧究竟怎么了?




1900年的那天,她向11个帝国主义列强宣战(点击阅读)


1900年的庚子国难,是中国近代史绕不开的话题。慈禧太后为什么要向十一国宣战?这桩历史悬案,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慈禧疯了。

然而,一旦细究历史,我们便不难发现,这个结论站不住脚。对于慈禧,人们一般都有两种误解:

第一,大家都说慈禧是个糊涂的顽固派,但实际上,慈禧对各种改革都是大力支持的——无论是1900年之前的洋务运动,还是1900年之后的立宪运动。可见,慈禧并非是一个冥顽不灵的顽固派。

第二,大家都说慈禧是一个庸碌之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慈禧执政46年。这46年,中国遇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尽管慈禧未能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但是大清朝毕竟没有亡在她的手里,说她是庸碌之辈,显然站不住脚。

很显然,把1900年看作一道分水岭,为何慈禧太后此前不糊涂,此后不糊涂,单单1900年就糊涂了呢?

历史学家雷颐在《中国切片,1900年》一书中,以庖丁解牛的方式,通过几枚切片的病理学分析,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表面上看,1900年的慈禧是愚蠢的,冲动的,但实际上,慈禧走的每一步都没有错,只不过,她的出发点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个人权力。


第一枚切片:

光绪被软禁在瀛台




雷颐在《中国切片,1900年》中选取的第一枚切片,就是“光绪被软禁在瀛台”,这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反映了一种重大的政治危机,那就是“母子一体政治结构”的破产。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慈禧与光绪正式决裂。在此之前,大清最高皇权的运行机制是“母子一体”,具体而言,就是光绪皇帝亲政之后,可以正常处理国家大事,但是处理完之后,需要慈禧太后把关,也就是“事后监督权”。

然而,百日维新后,慈禧与光绪的矛盾公开化了。由此,皇权中枢就出现了两个中心,两个代表最高政治权力的符号,一个是太后,另一个是皇帝。当裂缝出现时,自然会有苍蝇紧盯那个有缝的蛋,这就为政局动荡埋下了伏笔。

此时,摆在慈禧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路:让光绪皇帝下罪己诏,然后接着当皇帝,慈禧太后回颐和园养老。

第二条路:废帝,慈禧太后重新选择一位皇帝。

然而,这两条路都走不通。

第一条路走不通是因为,政治符号一旦分裂,大量政治势力就会据此大做文章,例如,康有为在海外奉衣带诏,号召天下起兵勤王;而地方上的官僚和西方势力,一旦对朝政不满,就会动辄攻击慈禧,进一步加剧分裂。

第二条路走不通是因为,另立皇帝,只能从下一代中选择,一旦小皇帝继位,慈禧就不是皇太后,而是太皇太后,历史上从来没有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这对想要继续掌权的慈禧而言,是极端不利的。

在传统皇权社会,一个集权者一旦把权力交出来,可能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因此,慈禧别无退路,必须死死地把光绪握在手里,所谓的“太后临朝训政”,就是太后和皇帝同上班、同劳动,一起处理国家政事。下了班皇帝回瀛台睡觉,老太后也不能离得太远,生怕皇帝脱出掌握,成为反对派手中的旗子。

可见,百日维新之后,整个朝局其实很难维持平衡。导致后来的八国联军战争的第一波势力就登上了历史舞台,那就是端郡王载漪为代表的近支亲贵。


第二枚切片:

立大阿哥溥儁




《中国切片,1900年》选取的第二枚切片,就是“立大阿哥溥儁”,这件事情,标志着满清贵族内部极端保守派的粉墨登场,这为满清和洋人彻底撕破脸埋下了伏笔。

1898年4月,著名的恭亲王奕訢去世。不久,载漪被封为“端郡王”,大部分载字辈的满清皇族就围绕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开历史倒车的“满清极端保守派”。

端郡王载漪认为,洋务运动已经彻底失败了,要挽回颓势,就必须回归老祖宗之法。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诉求,他心中有一个小九九,那就是让自己的儿子溥儁,取代光绪。

虽然都是对光绪不满,但是端郡王对光绪的不满,和慈禧对光绪的不满是两回事,慈禧反对是说他不行我得干;端王载漪说的是,他不行,让我儿子干,这就是我们通常熟悉的那个句式“一个反对,两种解释”。慈禧与端王的根本性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端王势力极大,慈禧太后为了对抗端王,起用荣禄重掌军权。戊戌政变后,荣禄的武卫军建立了,其主要领导就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这支军队成了拱卫慈禧太后的中坚力量。

尽管如此,为了安抚端王势力,慈禧依旧宣布“立大阿哥”。1900年的1月24日,慈禧下诏,立溥儁为光绪皇帝的大阿哥,几年之后的大年初一,大阿哥要代替光绪皇帝去奉先殿行礼。这似乎意味着,溥儁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

此时的端王载漪,兴奋不已,立即给各个政治势力发请帖,其中必然绕不开洋人。但是,各国公使没有一个人回应端王,甚至连个回帖都没有。

是的,就是洋人傲慢的态度,导致端王和洋人彻底撕破了脸。荒唐的义和拳乱、庚子国变的历史大变局,缓缓拉开了帷幕。


第三枚切片:

慈禧不再围剿义和团




《中国切片,1900年》选取的第三枚切片,就是“慈禧太后不再围剿义和团”。这件事情反映了,慈禧貌似大权在握,其实万分危急。

实际上,中国政治的复杂,洋人是不懂的。洋人们只知道,光绪皇帝是搞改革的,我们就应该支持光绪。所以一直派医生去给皇帝检查身体,就怕哪天突然说皇帝驾崩了。

对于外交,这帮公使也非常不专业。端郡王是大清国的实权派,人家给你发请帖,你连回帖都没有,这根本就不符合外交礼仪。

此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了,很快蔓延整个北方,并打死了几个外国使节。对此,慈禧、端王和洋人的态度截然不同。

端王的思维很简单,扶清灭洋,杀洋人,最符合我的心意,义和团是义民,是朝廷应该依仗的一支力量。

慈禧则是典型的皇权思维,“扶清灭洋”,呸,我要你扶?你们都是乱民,这是打骨子里的一种厌恶。起初,慈禧的计划是调集部队,剿灭义和团。

洋人的思维更简单,既然杀了我的使节,那就必须严惩凶手,但当时清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去镇压气势汹汹的义和团,于是洋人声称:“如果清政府无力围剿,那我们就要亲自出兵围剿。”

历史的拐点,出现在1900年5月29日,义和团占领了北京附近的丰台火车站,不仅烧毁了火车站,还杀死了四十几个洋人工程师。

此事让洋人下定了武装干涉的决心。在北京东交民巷,大炮都已架起,皇宫也在射程范围之内。几天后,八国联军也已经整装待发。

这个局面一出现,慈禧可就真为难了。她最担心的局面,就是和光绪皇帝的关系,已经母子反目,但仍要保持母子一体的假象,骗局无法持久,尤其是洋人反复表态,他们支持光绪。

此刻,洋人的军队已经出动,慈禧最害怕的,不是丧权辱国,而是洋人出兵支持光绪。为此,慈禧命令荣禄立刻将围剿义和团的军队撤回,以提防洋人。此时此刻,受客观形势逼迫,慈禧根本就不能对义和团动手。

在雷颐老师看来,慈禧的处境是非常微妙的,虽然她握有最高权力,但这个权力的安全性是很差的。表面上她拥有最多的帮手,但本质上她是一个孤家寡人。


庚子国变背后:

慈禧其实很精明




以往,我们看庚子国变,都认为是慈禧老糊涂了,极端排外,误信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邪术,想利用这些人把洋鬼子赶下太平洋,一雪几十年来的国耻。所以老太后才在同一天向所有的邦交国宣战,干了一件鲁莽而愚蠢的事。

但是,《中国切片,1900》告诉我们,慈禧太后一点都不蠢,她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只不过是对她最看重的权力而言,她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把历史格局定格在当下这一刻,谁敢动它,我就叫他亡!

宣战前夕的局面,很明显,不是慈禧太后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历史舞台上还有其他角色,他们是各有目的,各怀鬼胎,是共同推动格局往前演化,这个演化是谁都控制不了的——

洋人即将进入北京城,慈禧怎么办?她将面临着丧失权力,身首异处的绝境,此时,她祭出了大招,向洋人宣战。

慈禧太后要把所有的人都绑上这个战车,不是我老太太跟洋人为难,是整个国家的意志在和洋人打仗,这是个人利益上升到国家意志。

1900年的6月16日到19日,慈禧连续四天召开御前会议,什么意思?就是在京的所有高官,从军机大臣,到王爷、贝勒,到各部的尚书、九卿,一百多人,全部参加。慈禧此意很明显,就是让满清统治集团都跟我绑在一辆战车上。

御前会议上,当然有人反对打仗。他们一共五个人,其大名特别值得我们记住,因为他们才是对国家负责任的人:袁昶、徐用仪、许景澄、联元和立山。

但对慈禧而言,这五个人既然你要主和,就是不愿意跟洋人打仗,那么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处死。这就是著名的“庚子被难五大臣”。

所谓的“宣战诏书”,本质上就是一根绳子,把所有人捆在一堆,老太后站在正中间,最安全的就是她。她通过这一招把自己和光绪的矛盾,自己和洋人的矛盾,上升为整个民族、国家和朝廷跟洋人的矛盾。

所以,整个庚子国变,以前我们看到的是愚蠢,是冲动,但实际上慈禧的终极目标根本就不是国家利益,而是自己的权力。这就是传统皇权政治的残酷逻辑:为了个人权力,国家、民族、百姓都可以是祭坛上的贡品。


从历史小切片,

牵引出时代的真逻辑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庚子国变,很多历史学家都在讲,但是庚子国变背后真正的逻辑,只有雷颐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反思庚子国变,总结历史教训,历史学者雷颐老师不仅走得很深入,还用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达到了别的历史学家未达到的深度。

雷颐老师从那些边缘的,不引人瞩目的“历史切片”入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历史小片段,牵引出历史的真逻辑。

清朝从“天朝体系”到“条约体系”走得异常艰难,虽然在帝国末年搞了个预备立宪,但却为时已晚,非但没有挽救大清,反而一步步把“立宪派”都逼上绝路,把革命派请进门,可谓执政者自断生路。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晚清70年间,大清为何一错再错,即便遭遇致命危机,执政者仍执迷不悟,最终自掘坟墓?

中国近代转型之困难,难于上青天。这其中的文化阻碍与利益纠葛所反映出的深层问题,依然严重左右着今日的社会。

雷颐的作品正是回应了这些对中国近代史至关重要的问题。他抓住晚清的真正困局:传统“天下观”与现代国家观、技术进步与制度落后、改良与革命。在他看来,这三对矛盾的长期撕扯与断裂,是近代转型屡屡陷入困局的关键所在。

先知书店为此诚挚推荐雷颐教授作品集。雷颐的晚清研究著作,着力于梳理历史表象背后的思想史、社会和制度逻辑,并且故事讲述技巧高超,在学术界和历史爱好者圈子内,都备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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