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媒体世界，中国是无论如何也打不赢这场疫情阻击战的：中国采取大规模隔离措施，就是搞威权主义，是外强中干的象征；不采取隔离措施，就是不负责任，就是对疫情失控了。
1月30日《今日俄罗斯》刊文《西方媒体打击美国劲敌的新战术——抨击中国“威权式”疫情阻击战》
前几个月，西方媒体一直在利用香港暴乱活动抨击中国。这次中国全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些媒体竟又趁机指手画脚，批评中国缺乏“民主”观念。这些媒体的说法是：尽管疫情不是中国政府制造出来的，但防控工作反而让情况更加糟糕。尽管这场疫情完全有可能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的爆发，尽管人们目前尚不确定病毒是如何从动物中间宿主传播到人的，但既然它发生在中国，那就该怪中国。西方媒体以一种近乎宗教式的口吻宣扬中国“报应不爽”，其实中国最主要的“罪孽”就是挑战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口头上又不附和“民主价值观”，所以新型冠状病毒就是中国遭到的神圣惩罚。为防止疫情扩散，中国采取了“封城”措施，规模之大前所未见。武汉作为这次疫情风暴的中心，连同湖北省多个大型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将五千多万人口封在了高科技的防疫封锁线里。要确保这项环环相扣的措施没有差池的贯彻落实下去，需要动用真正的国家力量。一些原本应该呆在武汉的人，在得知即将封城的消息后就“逃离”了武汉，病毒也已经传播到十几个国家。不过，倘若中国没有采取这样的举措，那些批评中国“威权主义疗法的激进实验”的媒体，又会给它扣上“极度不负责任”的帽子。的确，这些媒体围绕当前疫情应对举措向中国泼脏水时，他们都会扯上2003年中国对“非典”的处理方式。上周《华盛顿邮报》一篇社评恶意中伤中国对此次肺炎疫情的处理，文章说：“必须抵制威权政府掩盖问题的习性”。一篇更加阴暗的文章搬出了50年前中国的“大跃进”，使出浑身解数指责中国“在其他可避免的悲剧中有谎报死亡人数和感染率的前科”。正值中国上下全力抗击病毒之际，西方媒体却站着说话不腰疼地指摘中国，无论中国做或不做，都做得不够好。尽管中国“封城”等一系列疫情防控举措已初步奏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赞赏中方公开透明发布信息，及时主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但中国竟敢隔离一个人口超过美国大城市人数总和的地区，这让美国媒体名嘴们忍不住要鸡蛋里挑骨头。尽管中共中央政法委已经明令：刻意迟报瞒报疫情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西方媒体仍然诋毁说这种措辞“未免有点浮夸”，甚至还引用一位前世卫组织官员的话，说中国“从一开始就在武汉流感病毒的事情上撒谎”。中国作为美国的头号经济劲敌，居然有能力从以往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有担当地运用国家力量，这令许多美国人恨得牙痒，因为在他们的总体叙事里，腐朽无能的中国是旧时代的余孽。如果中国在没有完全掌握病毒性质及其传播方式的情况下就立即将其公之于众，那么西方媒体会指责中国政府公开散布恐慌情绪。1月23日，中国领导人出席春节团拜会，《纽约时报》找茬说他们对疫情视而不见，如果不出席这个活动，恐怕又会被说成软弱，不敢出面稳定民心。当武汉最初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时，武汉市政府虽然没有第一时间公开消息，但他们在12月底之前就把消息传递给了世卫组织，并成功分离了新型冠状病毒毒株，随即在网上公开发布了全基因组序列。对以上这一点，《纽约时报》应该无法矢口否认。只有当这种规模的灾难发生在中国，政府才会被追究责任。当半个澳大利亚都燃起了熊熊大火时，批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只有一些地方媒体，而“国际社会”则把罪责推给了气候变化。换作其他的传染性疾病，比如艾滋病，美国拖拖拉拉多少年才肯承认问题的严重性，但美国政府也没因此遭到非难。根据One.org（译注：一家致力于消除绝对贫困的全球性组织），全球已有3500万人死于艾滋病。但却没有声音说：如果能早点对艾滋病传染性给予重视，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被病魔夺去生命了。为了让中国“背锅”，有的西方媒体甚至恣意编造说，由于管控不力，冠状病毒是从中国实验室泄露出来的，还煞有介事的指出，专门研究高致病性微生物（比如“非典”病毒、埃博拉病毒）的武汉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和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发源地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仅有30公里的距离。但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在此次疫情爆发时，该实验室正在研究冠状病毒。还有人搬出了据称是美国马里兰州一位生物安全顾问在2017年所说的话：要警惕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中国式“文化”会让这个实验室产生“不安全”。这些人还搬出2004年“非典”病毒泄漏事件，完全不顾那是一座安全级别较低的实验室这一事实。基于以上内容就试图将这次的疫情和武汉的国家实验室做联系，这种夹带文化沙文主义意味的猜测未免有些不负责任。但不是所有西方人都反对中国“威权主义疗法”。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于2010年撰写的《未来科技和国际发展的图景》（Scenarios for Future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就预言了十年后的今天正发生的头等大事，预言之准令人汗毛倒竖。它在假定的情景分析里称赞中国“要求全体公民隔离，迅速部署执行，立即严密封锁所有边界”的做法(理论上)可以拯救“上千万条生命”，也让“疫情过境之后得以更快恢复”。这些举措都在此次疫情爆发的中心武汉得到了严密实施，同时推行到了湖北省其他城市。到底西方国家会不会如《图景》所述，脱下所谓民主的外套，跟随中国的脚步，倾尽国家力量来防控新型冠状病，还有待观察。但至少某些政府对中国的指指点点很有可能纯粹出于嫉妒。这次疫情来袭之际，西方媒体借机把它们对中国的偏见发扬光大，作为反华的注脚。正如奥巴马内阁的一位官员所说：“永远不要让任何一个重大的危机白白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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