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学佛
白居易学佛
《白居易劝念佛诗》
余年七十一，不复事吟哦；
看经费眼力，作福畏奔波；
何以度心眼？一声阿弥陀；
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
纵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
日暮而途远，吾生已蹉跎；
旦夕清净心，但念阿弥陀；
达人应笑我，多却阿弥陀；
达又作么生？不达又如何？
普劝法界众，同念阿弥陀！
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佛教史和文学史，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自佛法东传中土，中国古代文人学士大多倾心、笃信佛法，尤其是盛、中唐以后，文人近佛、学禅已是一种普遍人文景象，唐末著名的文学大家几乎没有不与佛道禅法发生干系的。在文人雅士中，白居易崇佛习禅极具代表性。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太原人，李商隐给他作墓志铭，称其为“太原白公”。白居易一生笃信佛法，他读佛书、悟佛理、作佛家语，极喜与僧人交流。据僧传载，他尝与高僧惟宽、甄公、道标、慧琳、智常、神凑、寂然、智如、如满等友善，或谒法堂垂问，或师事之，或延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大意。
他一生多为圆寂的高僧撰写塔铭。白居易早年即“栖心释梵”，“通学小中大乘法”(《白居易集》），从他的《病中看经僧赠诸道侣》和《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等诗作中看，可知他涉猎佛经十分广泛，并不十分拘泥于某宗某派。他读过的佛经主要是《维摩经》、《首楞严三昧经》、《法华经》、《华严经》、《涅盘经》等。如诗云：
“花尽头新白，登楼意若何!几时春日少，世界苦人多。愁醉非因酒，悲吟不是歌。求师治此病，唯劝读《楞伽》”(《春晚登大云寺南楼赠常禅师》)。
“夜泪暗销明月幌，春肠遥断牡丹庭。人间此病除无药，唯有《楞伽》四卷经”(《见元九悼亡诗因以此寄》)。
“欲悟色空为佛事，故载芳树在僧家。细看便是《华严偈》，方便风开智慧花”(《僧院花》)。
《楞伽经》是五祖弘忍以前学禅所宗经典，而《华严经》是华严宗崇奉的经典，这说明白居易在学佛上是教禅不分的。
在《画弥勒上生帧记》中，又表现了浓厚的净土信仰，他说自己：
“归三宝，持十斋，受八戒者有年岁矣。常日日焚香佛前，稽首发愿，愿当来世，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随慈氏下降，生生劫劫，与慈氏俱，永离生死流，终成无上道。”
在白居易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既读经、又吃斋、又观空、又求净土，确有点逢佛就磕头、见庙就烧香的味道，所以白居易的学佛多被人视一个模糊的杂烩，许多人由此以为白居易的信佛如野夫村妇一般，对佛法异无多少深刻的认识。其实，只要我们深入了解白居易的人生经历及学佛的心路历程，就会看到白居易的信佛是典型的士人信佛，他不择宗派、会通诸家的思想正是作为一代大诗人在盛唐时期恢宏文化氛围中所体现出的高着眼处。
白居易出生于仕宦之家，从小便有建功立业的志向。为博取功名，十五六岁时即“苦节读书”。十八岁游长安，为及进士第，”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时成胝。”二十九岁时及进士第，三十二岁时授校书师，走入仕途后，被可怕的政治斗争所衰抉，其为官生涯，几与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相始终，因而白居易无法施展抱负，慑于朋党之争，“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井虞”，不敢留于朝中，多次请求外任。后召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而为闲职，以此终老。
这样的经历与心境，白居易的学佛自是一种时代的必然。苏辙《书白乐天集后》云：“乐天少年知读佛书，心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可见白居易少年时便涉猎佛书，他在《钱虢州以三堂绝句见寄因以东韵和之》诗注亦云：“予早岁与钱君同习《金刚三昧经》。”
但他真正倾心佛教，是在涉世履忧患后。他在三十多岁时曾云：
“借问空门子，何法易修行，使我忘得心，不教烦恼生。”(《客路感秋寄明淮上人》)，向禅师讨教除烦恼之方。
在江州司马任上，则云：“只有解脱门，能度衰苦厄，掩镜望东寺，降心谢禅客。”(《因沐感发寄上人》)。又其《闲吟》诗云：“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
可见学佛已成为他生命意识的皈依之处。白居易的学佛却与其他文人不同，如号称维摩居士的王维主要学习适合自身性情的禅宗，而柳宗元作为一个理论家，对思辨性强的教派有着特殊的感情，尤其偏爱天台宗。反观白居易的佛教思想，确实是诸宗融合，禅净兼修。
他早年研习南宗禅，结交方外朋友，参禅问道，俨然一副南宗弟子的模样，但他后来写的《八渐偈》却又大谈渐修、净心和禅定，仿佛又得了北宗禅的心法。慧能主张心净即土净，西方只在当下，白居易则宣扬西方净土法门，调和禅净思想，他说：“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生宜知止足，次要悟浮休”(《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往之》)。其实他宣扬净土思想亦不固定，有时是弥陀净土，有时又是弥勒净土。
此外，白居易对当时流行的禅宗随顺自然、恣情适意的修行原则还持保留态度，常常吃斋持戒，恪守三皈五戒的准则，他在诗中写道：
“每因斋戒断荤腥，渐党尘苦染爱轻。六贼定知无气色，三尸应恨少思情。酒魔降服终须尽，诗债填还亦欲平。从此始堪为弟子，竺乾师是古先生”(《斋戒》)。
白居易学佛为什么会这样庞杂呢?
文人学佛是唐时的一大社会时尚，在唐代文人中很难找出一个对佛教一无所知的人，许多人“好居佛寺，喜与学佛者语。”禅林的闲静幽雅，禅师的机锋妙语，禅理的深奥玄虚，对文人士大夫充满了诱惑力。
其实，当时文人的信佛只是将佛法情怀作为自己的人生寄托，他们不是出家人，并没有弘扬传承佛教某宗某派的历史使命，当时那么多入学禅，只不过是中唐以后禅宗处于鼎盛时期，见佛就拜的文人在禅宗门下罢了，并非是真正参透了南禅的“顿悟”法门，因此他们不会去恪守某宗某派的教义，而不去亲近其它宗派和僧人。白居易不须择拣的学佛可看作是这一时代风范的缩影。
佛教发展至唐时，已是如日中天，经过汉魏六朝与儒、道思想的碰撞、竞争、融合，可谓河山尽有，但此时佛教除了外部仍与儒道磨擦之外，内部又因处宗判教不同而互争高低。顿门贬抑渐修，禅宗诋毁律法，各宗自以为是圆融至极之教，争论不休。
此时一些思想家敏锐地看到三教之间的异中之同和佛教内部的禅教一致，因而提出了“三教合一”“渚宗融合”的口号，白居易就是这少数的几位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儒、释、道三教互不相违，相包相容。他在《三教论衡》中说：“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归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他有一首《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诗，最能反映他思想的特色：“大抵宗庄叟，私心事竺乾。浮荣水划字，真谛火生莲。梵部经十二，玄书字五千。是非都付梦，语默不妨禅。”白居易连老庄、佛道都全部熔为一炉，难怪他在学佛上会融会诸宗。
白居易青少年时为了博取功名拼命读书，后又仕途多舛常怀忧惕，所以，身体健康状况一直不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与元九书》)。他的学佛持斋确有延年保命、养病怡情、解除烦恼的用心。他的《仲夏月斋戒》一诗讲得很清楚：“仲夏斋戒月，三旬断腥膻。自觉心骨爽，行起身翩翩。始知绝粒人，四体更轻便。初能脱病患，久必成神仙。御寇驭冷风，赤松游紫烟。常疑此说谬，今乃知其然。我年近半百，气衰神不全。已垂两鬂丝，难补三丹田。但减荤血味，稍结清净缘。脱中且修养，聊以终天年。”《二月一日作赠韦七庶子》诗亦云：“玄冬病疮疹，将养边医术。今春人道场，清净依僧律。”白居易学佛有如此发心，当然他不会计较是哪宗哪派了。
白居易的学佛并不拘泥于理性层面上的研讨，因而许多论者认为他对佛教的理解是浅薄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佛法是一种人生学说，它的学说重点恰好在人生实际，在于苦难人生的解脱，在于从人的心灵深处引发出虔诚的天性。佛法并不只是理性的思维和概念名相的推衍，更多的应该是人生的实践和生命的体验，没有了心灵的感悟和人格的贴近，佛法也就失去了其鲜活的灵魂，只剩下空瘪干枯的所谓理论体系。白居易认识到佛教是一种大众化的信仰，是一种民众性的精神皈依，它不仅仅是士大夫手中把玩的专利产品，因而他对佛法的认识和介绍是通俗易懂、令百姓信服的，难怪唐人张为作《诗人主客图》把白居易列在榜首，称其为“广大教化主”(《唐诗纪事》卷65)。
这一将佛法通俗化的做法直接导源于他固有的主体意识。据说，他写成诗后，要念给不识字的老妪听，不断修改，直至老妪完全听懂为止。因而他的诗歌能够广泛流传，在民间有极大的市场。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夫之口无不道……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正是由于白居易的这种简捷明快的风格，才使社会各阶层不同信仰的人都能从其诗中得到自己的精神所需，真正是促进了佛法的教化，这无疑推进了佛教的深入内心，也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白居易传》——辛文房
居易字乐天，太原下邽人。弱冠，名未振，观光上国，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贞元十六年，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元和元年，作乐府及诗百馀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悦之，召拜翰林学士，历左拾遗。时盗杀宰相，京师汹汹。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权贵有嫌其出位，怒。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赋《新井篇》，言既浮华，行不可用。贬江州司马。初以勋庸①暴露不宜，实无他肠，怫怒奸党，遂失志。亦能顺适所遇，托浮屠死生说忘形骸者。久之，转中书舍人，知制诰，河朔乱，兵出无功，又言事，不见听，乞外，除为杭州刺史。文宗立，召迁刑部侍郎，会昌初致仕，卒。
居易累以忠鲠遭摈，乃放纵诗酒。既复用，又皆幼君，仕情顿而索寞。卜居履道里②，与香山僧如满等结净社，疏沼种树，构石楼，凿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茶铛酒杓不相离。尝科头③箕踞，谈禅咏古，晏如也。自号醉吟先生，作传。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如满、李元爽燕集，皆高年不仕，日相公诗以六义为主，不尚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④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拔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注：①勋庸：功勋。此指被刺杀的宰相武元衡。②履道里：洛阳里巷名。唐白居易居处。
③科头：指不戴冠帽。④鸡林国：国家名。
译文：
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下邽人。他在年近二十名声未起的时候，（有一次）去京城游玩，拜见（当时名流）顾况。顾况是南方吴地人氏，自恃才华，很少有他推荐认可的诗人，于是就取笑白居易说：“长安城什么东西都贵，要想‘居’于此，是非常不容易的。”等到翻阅白居易诗卷，读到其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诗时，他就又感慨道：“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想居天下都不难。老夫我之前的话是开玩笑的了。”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主持进士考试，选拔英才，白居易全都考中，被朝廷授任为校书郎。元和元年，白居易写作乐府及诗歌一百多篇，讽谏时事，流传到了宫中。皇帝读了他的诗后非常喜欢他，召见他并且授任他翰林学士一职，接着又历任了左拾遗。当时有盗贼刺杀了宰相，京城议论纷纷。白居易第一个上疏皇帝，请求紧急抓捕盗贼。有权贵厌嫌他越职行事，对他十分恼怒。不久就有传言说：“白居易的母亲落井而死，他却写了篇《新井篇》，词句十分浮夸华丽，如此品行不可重用。”后来白居易就被贬为江州司马。起初白居易只是认为不应当让被刺杀的宰相武元衡暴尸街头，其实并没有别的想法，（想不到却）触怒了奸党，于是志向受挫。但他能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借佛教的生死之说超脱形体的痛苦。很长一段时间后，又调任中书舍人，主管制定朝廷的政令。有一年，河北发生暴乱，朝廷出兵无功，白居易又向朝廷进谏，没有被采纳，于是请求外调，担任了杭州太守。唐文宗即位后，下诏升任白居易为刑部侍郎。会昌初年辞职回家，最后死在家中。
白居易多次因为忠诚耿直遭到排斥，于是就纵情喝酒作诗。被重新任用后，（由于）遇到的又都是年少君主，（所以）做官的心情顿时消沉。在履道里购宅定居，与香山僧人如满等成立净社。每天开挖沟池，栽种树木，建造石楼，开凿八节滩，作为游玩之乐，茶壶锅子酒杯不离身。曾经有一次光着头，像箕一样张开腿盘坐着，谈论佛理，吟咏古诗，十分清静安闲。自己号称醉吟先生，并且还为此作了篇传记。白居易十分喜欢佛教，也常常几个月不吃荤，自称香山居士。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如满、李文爽等人宴饮集会。这些人都是年纪大却不肯做官的人，每天互相招待邀请，当时人们很羡慕他们，有人给他们画了一幅《九老图》。
白居易的诗以风雅颂赋比兴六义为主，不推崇艰涩难懂，每写成一篇，必定让他家里的老婆婆先读一读，询问老婆婆直到她理解了才抄录下来。后人评价白居易的诗作就像崤山以东的百姓谈论农桑之事，字字句句都是非常朴实的话。鸡林国的商人把他的诗作卖给他们的国相，每篇都是一百两银子，如果是伪造的，鸡林国相马上就能分辨出来。白居易与元稹关系十分要好，友情可谓如胶似漆，写诗追求的音韵也相同，天下人把他们并称为“元白”。元稹死后，白居易与刘禹锡齐名，并称为“刘白”。白居易喜欢神仙，曾经自己造了一双飞云鞋，点起香举起脚，好像在腾云驾雾，云雾冉冉降临。刚来九江时，居住在庐阜峰下，建了一座草堂，炼制丹药。这座草堂如今还保存着。撰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以及所撰古今事件实情的，写了《六帖》，叙述作诗格式方法，想自己改掉其中的不足，名叫《白氏金针集》的三卷，都在世上流传。
白居易传——《新唐书》
白居易，字乐天，山西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有功于时，赐田韩城，子孙家焉。又徙下邽。父亲庚，为彭城令，李正已之叛，说刺史李洧自归，累擢襄州别驾。
居易敏悟绝人，工文章。未冠，竭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见其文，自失，曰:"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贞元中，擢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元和元年，对制策乙等，调周至尉，为集贤校理。月中，召入翰林为学士。迁左拾遗。
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诏有所蠲贷，振除灾□。居易见诏节未详，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以救流瘠，且多出宫人。宪宗颇采纳。是时，于□入朝，悉以歌舞人内禁中。或言普宁公主取以献，皆硕嬖爱。居易以为不如归之，无令硕得归曲天子。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为魏征孙赎故第。居易言:"征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寝，后嗣不能守，陛下犹宜以贤者子孙赎而赐之。师道人臣，不宜掠美。"帝从之。河东王锷将加平章事，居易以为:"宰相，天下具赡，非有重望显功不可任。案锷诛求百计，不恤雕瘵，所得财号为'羡馀'以献。今若假以名器，四方闻之，皆谓陛下得所献，与宰相。诸节度私计曰:'谁不如锷?'争裒割生人，以求所欲。与之则纲纪大坏，不与则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复追。"
是时，孙□以禁卫劳擢凤翔节度使。张奉国定徐州，平李倚，有功，迁金吾将军。居易为帝言:"宜罢□，进奉国，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系阌乡狱，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系其子，夫久系，妻嫁，债无偿期，禁无休日，请一切免之。"奏凡十馀上，益知名。会王承宗叛，帝诏吐突承璀率师出讨。居易谏:"唐家制度，每征伐，专委将帅，责其成功。比年始以中人为都监。韩全义讨淮西，贾良国监之;高崇文讨蜀，刘贞亮监之。且兴天下兵，未有以中人专统领者。神策既不置行营节度，即承璀为制将，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是实都统。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后世且传中人为制将，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刘济等洎诸将必耻受承璀节制，心有不乐，无以立功。此乃资承宗之奸，挫诸将之锐。"帝不听。既而兵老不决。居易上言:"陛下讨伐，本委承璀。外则卢从史、范希朝、张茂昭。今承璀进不决战，已丧大将。希朝、茂昭数月乃入贼境，观其势，似阴相为奸，空得一县，即壁不进。理无成功，不亟罢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齐民膏血助河北诸侯，使益富强，一也。河北诸将闻吴少阳受命，将请洗涤承宗，章一再上，无不许。则河北合从，其势益固。与夺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湿暴露，兵气熏蒸，虽不顾死，孰堪其苦?又神策杂募市人，不忸于役。脱奔逃相动，诸军必摇，三也。回鹘、吐蕃常有游侦，闻讨承宗历三时无功，则兵之强弱，费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虚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连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罢，则损威失柄。只可逆防，不可追悔。"亦会承宗请罪，兵遂罢。
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为谋，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岁满当迁，帝以资浅，且家素贫，听自择官。居易请如姜公辅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以便养。诏可。27年，以母丧解。还，拜左赞善大夫。
是时，盗杀武元衡，京都震扰。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以必得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出为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贬江州司马。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人为司门员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诰。穆宗好畋游，献《续虞人箴》以讽曰:"唐受天命，十有二圣。兢兢业业，咸勤厥政。鸟生深林，兽在丰草。春搜冬狩，取之以道。鸟兽虫鱼，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宁。在昔玄祖，阙训孔章:'驰骋畋猎，俾心发狂。'何以效之?曰羿与康。曾不是诫，终然覆亡。高祖方猎，苏长进言:'不满十旬，未足为欢。'上心既悟，为之辍畋。降及宋璟，亦谏玄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憬趋以出，鹞死握中。噫!逐兽于野，走马于路。岂不快哉?衔橛可惧!审其安危，惟圣之虑。" 俄转中书舍人。田布拜魏博节度使，命持节宣谕，布遗五百缣，诏使受之。辞曰:"布父仇国耻未雪，人当以物助之。乃取其财，谊不忍。方谕问旁午，若悉有所赠，则贼未殄，布资竭矣。"诏听辞饷。
是时，河朔复乱。合诸道兵出讨，迁延无功。贼取弓高，绝粮道，深州围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则难用，将众则不一。宜诏魏博、泽潞、定、沧四节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资饷。每道各出锐兵三千，使李光颜将。光颜故有凤翔、徐、滑、河阳、陈许军，无虑四万，可径薄贼，开弓高粮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围，与牛元翼合。
还裴度招讨使，使悉太原兵西压境、见利乘隙夹攻之。间令招谕以动其心，未及诛夷，必自生变。且光颜久将，有威名;度为人忠勇，可当一面，无若二人者。"于是，天子荒纵，宰相才下，赏罚失所宜，坐视贼，无能为。居易虽进忠，不见听，乃丐外，迁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复拜苏州刺史。病免。
文宗立，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大和初，二李党事兴，险利乘之，更相夺移，进退毁誉，若旦暮然。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闵。居易恶缘党人斥，乃移病还东都。除太子宾客分司。逾年，即拜河南尹，复以宾客分司。开成初，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进冯翊县侯。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
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宣宗以诗吊之。遗命薄葬，毋请谥。
居易被遇宪宗时，事无不言。湔剔抉摩，多见听可。然为当路所忌，遂摈斥，所蕴不能施，乃故意文酒。既复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辄病去，遂无立功名意。与弟行简、从祖弟敏中友爱。东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为之传。暮节惑浮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尝与胡杲、吉玟、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绘普《九老图》。
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甚伪者，相辄能辩之。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其始生七月，能展书，姆指"之"、"无"两字，虽试百数不差。九岁，暗识声律。其笃于才章，盖天禀然。敏中为相，请谥，有司曰"文"后履道第卒为佛寺。东都、江州人为立祠焉。
赞曰: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多至数千篇，唐以来所未有。其自叙言:"关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又讥"世人所爱，惟杂律诗。彼所重，我所轻。至讽谕，意激而言质;闲适，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视其文，信然。
而杜牧谓:"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语入人肌骨不可去。"盖救所失，不得不云。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