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地因果与吉凶祸福

——刘宏毅《心相篇》讲记

第一讲  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

陈希夷其人 

陈希夷，名抟（871—989），号扶摇子、希夷先生，是五代至宋初时的道家神仙一类的隐士，寿至118岁。有关他的身世，《宋史》四百五十七卷中记载：

“陈抟字图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岁，戏涡水岸侧，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聪悟日益。及长，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悉无遗忘，颇以诗名。后唐长兴中，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自言尝遇孙君仿、獐皮处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语抟曰：‘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抟往栖焉。因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饮酒数杯。移居华山云台观，又止少华石室。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

陈抟是安徽亳县人，早年也是儒家人物，诗书画都很好，以后几次举进士不第，于是不再追求功名，转而学道，终于得道成就了。

陈抟早年熟读经史百家之言，在中国文学史上是颇有诗名的，其诗颇有出尘之志。例如他的归隐诗：

    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

紫绶纵荣怎及睡，朱门虽贵不如贫。

 愁看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

 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

    陈抟得道后隐居武当山，服气辟谷廿余年。后来与宋太祖赵匡胤下棋，以华山赌输赢，结果陈抟赢了。赵匡胤话覆前言，所以陈抟的后半生都在华山修行。他最著名的功夫是睡功，可以一睡三个月不起身，是道家里面神仙一类的人物。

“希夷”是宋太宗赵光义赐他的封号，因为陈抟赠宋太宗“远近轻重”的治国四字箴言。赵光义不明就里，陈抟释曰：“远者远招贤士，近者近去佞臣，轻者轻赋万民，重者重赏三军”。宋太宗极为礼重，特取老子“视之不见曰夷，听之不闻曰希”赐号陈抟“希夷先生”。

他抟精于易学，善于鉴察人物，辨别圣凡，且能逆知人意，有未卜先知的能力。陈抟住的居室墙上挂有一个大葫芦，有个叫贾休复的道士很喜欢这个葫芦，想要得到它，于是前来拜谒。刚一见面，陈抟辟头就说：“子来非有它，盖欲吾瓢尔”。于是命人取来葫芦交与贾某，贾道士大惊失色，以为神。。

陈抟移居华山后四十余年，于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十月羽化，享年118岁。卒前一年已经预知时日，并给宋太宗写了遗表。至期以左手支颐而终，七日容色不变，肢体尚温，且有五色云蔽其谷口，弥月不散。《仙鉴》卷四十七载：

  “端拱元年，一日语门人曰：吾来岁中元后当游峨嵋。明年遣门人凿石室于张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石太华，斯谷尤为胜处，吾其归于此乎。即草遗表，其略云：臣大数有期，圣朝难恋，已于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又草奏疏，人莫见其言，遣贾得升并龟鹤鞍马诣阙以进。……

先生初欲示化，使尽夜燃灯炷于石室中，至期以左手支颐而终。逮七日容色不变，其肢体尚温，有五色云蔽其谷口，弥月不散。享年一百一十八岁”。

陈抟的师承与交游甚广，学术思想颇丰，主要著作有《指玄篇》、《钓潭集》、《易龙图》、《人伦风鉴》、《赤松子戒》、《高阳集》等。其学术思想为宋儒周敦颐、邵康节所继承发展，对宋代理学的发展颇具影响。据说世上流传的太极图就出自陈抟，宋朝以前没有见到此图。

据《太华希夷志》上记载：陈抟面谒宋太宗，动身之前曾有诗留给麻衣道者，诗曰：

“华岳峰前两路分，数间茅屋一溪云。

师言耳聩持之久，人是人非闻未闻。”

    麻衣道人答诗，曰：

“独坐茅庵迥出尘，以无衣钵日随身。逢人不话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                                      

 第二讲  以镜自照见形容，以心自照见吉凶。                                                                         

这一讲讨论《心相篇》的第一段，先看原文。

 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行者心之表，观行而祸福可知。出纳不公平，难得儿孙长育；语言多反复，应知心腹无依。消沮闭藏，必是奸贪之辈；披肝露胆，决为英杰之人。心和气平，可卜孙荣兼子贵；才偏性执，不遭大祸必奇穷。转眼无情，贫寒夭促；时谈念旧，富贵期颐。重富欺贫，焉可托妻寄子；敬老慈幼，必能裕后光前。轻口出违言，寿元短折；忘恩思小怨，科第难成。

特别提请注意开篇的前两句话，那是全文的总纲，后面的各论都是这两句话的展开。这两句话语不惊人，朴实之极，是北宋时代最通俗的白话文了。但是如果认真回味，不难发现其中蕴藏的无量文义、无穷智慧、无尽法门，非得道的圣贤说不出这种石破天惊机的箴言。

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家，虽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修行方法，但在解门（理论体系）上，都没有离开“心地因果”这个基石。因此，总纲中讨论的“心与貌（相）”、“行为与祸福”的关系，是宇宙间最普遍、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同时也是儒释道三家行门（修行方法）的指南。

下面，我们逐句讲解。

1、“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行者心之表，观行而祸福可知”。

这已经是宋朝的白话文，再把它白话一下：“心地是相貌的根本，审察一个人的心地，就可以了解他的善恶之性；行为是心性的外在表现，观察一个人的行为，就可以知道他的祸福吉凶”。

“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谈了善恶的关系；“行者心之表，观行而祸福可知”谈了祸福的关系。总结一下就是讲了心行、善恶、祸福，这六个字的因果关系。

心是心性，善恶是描述心性的，故此才有孟子“性善”与荀子“性恶”之争。如果再细分，心是心，性是性。心属于知的范畴，强名曰后天；性为先天大道，又称性天。心性并称是因为没有性，心无所生；离开心，性也无从表现。但在主从关系上，性是管心的，心又能影响到性。

在中国文化里，谈心性最透彻的是佛道两家，其次才是儒家。因为佛家与道家的重点在个体生命的解脱，也就是心性的升华，对社会群体的教化、人与人关系的协调、国家制度建设等任务都是儒家承担的。这就是为什么儒家多谈人道，罕言天命的道理。

罕言不是不言，读读孔子的《十翼》、子思的《中庸》就会明白，儒家谈的“天”其实就是性，否则《中庸》上怎么会说“天命之谓性”呢？

性是宇宙的本体，是形而上的道；心则是形而下的心理活动，是心念（念头）的生灭。佛家所谓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说的统统都是念头。有念头就现出这个物质世界，这是有为法；停止了这个念头，物质世界就消失了，进入无为法。所以一个人的相貌，不过是他心念与心性的外在表现而已，有什么样的心性就有什么样的相貌，这是谈到的心与貌的关系。

什么是善恶呢？真要给善恶下个定义很不容易。生物都是以自我为本位的，符合我的利益、我们的共同利益的叫做善，反之就是恶。凡是侵犯人类利益的我们统称为“害虫”，必欲除之而后快，但以自然界的观点，人类这个裸虫才是无恶不作、自私无比、罄竹难书的大“害虫”。再者以发展的观点看，善恶的标准一直都在变化，昨日的朋友会变成今日的敌人，过去的仇敌可能已成今日的伙伴，可见善恶是非只有相对标准，没有绝对标准。

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首先凡是为自己考虑的，利益箭头向内的，叫做恶；凡是为他人考虑的，利益箭头外指，济世利人的统称为善。第二，凡有能力、有机会作恶而不作恶的为善；有能力、有机会为善而不为的，称恶。我现在有能力、有机会能帮助别人但我不帮叫恶；我现在有权有势可以吃喝玩乐，可以欺负人，但我不这么干这是善。

行善不能着善相，《金刚经》中所谓的“不着相布施”。老子也说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总想着舍一得万地去行善，那反而是恶了。所以善恶要看初发心，不能只论行为，古训所谓“有心行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就是此处说的“审心”。

心既是指人的心念、思想活动，行自然就是指人的行为举止，言语动作。行为科学表明，动物的行为受本能支配，人类的行为被思想支配。除精神病人以外，人类的全部行为都是有目的的，称作“心行”。善恶描述心行的动机，祸福则是心行产生的结果。

什么是祸？什么是福？福与祸是相对的，福是福报，祸是恶果。福有福气、福分。有福气当然令人羡慕，但福多大气多大，受多大气享多大福，否则怎么叫“福气”呢？本来属于你的，谁也抢不走的那个东西就叫做“福分”。福分是因，钱财是果；钱财有可能损失掉，但只要福分还在，钱财就会再来。福分一旦丧失，就什么也享受不到了。

这次回北京，见到一个老朋友。他做生意赚了钱，房子、汽车都有了，但也同时得了两种病，一是糖尿病，一是痛风。痛风是肾脏出了问题，尿酸代谢不出去，堆积在身体内造成关节的红肿热痛，发作起来疼得都不想活了。痛风病人不能吃蛋白质类的食物，因为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代谢后产生的废物是酸性。吃米饭、馒头吧，他又有糖尿病，淀粉类的食物、水果等含糖高的也不能吃，只能吃白菜、萝卜。福分如果保不住，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

人有天命，天命是与生俱来的福德。人这一辈子该吃多少、能享受多少，是有定数的，没有大善大恶很难改变。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也争不来，争贪的结果只能是积祸消福，不但所求的争不到，本有的也保不住。台湾有个金融大盗，看到别人挖地道偷银行的金库，他也效法。等他挖进去一看傻眼了，一排排保险柜里面全是账单，一分钱现金都没有。为什么他这么倒霉？命里没有嘛。偷了半天还是自己的，命里没有的偷也偷不来。所以古人说：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冤枉作小人。

善恶是因，祸福是果，人的吉凶祸福皆由善恶之心念而来，不可不慎。故此，《太上感应篇》的第一句话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的善恶与否皆由心念而来，故佛在《金刚经》中说“善护念”，实千古之明训也。

祸与福是一体两面，相对共存的关系。不想要祸就别让福发展到极点，老子不是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话吗？人为什么会有祸？因为恶积，是小恶的不断积累。为什么会有福？因为积善。所以“福将至，观其善必先知之；祸将至，观其恶必先知之”。善恶的积累过程就是事物的量变阶段，这个阶段还可以自己控制。一旦到了祸福临头的质变阶段，就非人力所能控制了。山顶上的石头连小孩子都能撬动，一旦石头滚下山来，巨汉也挡拦不住。

人的祸福都是自己的行为招感来的，都是自作自受，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所以说“观行而祸福可知”。圣人设相学的目的，是让人知因果，让人趋吉避凶，转恶为善，转祸为福。至于说看看什么时候发财啊、儿女好不好啊，那都是相法的枝末皮毛，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赶快转变你的心地，这是最要紧的。

元代的杂剧《老君堂》里有一句戏词“算什么命，问什么卜，欺人是祸，饶人是福”。所以说观行而祸福可知，看一个人的身口意行为，他将来能得到什么样的果报，是福还是祸，就非常清楚了。

以上是总纲，接下来讲心相的道理，有的先谈因后讲果，有的先讲果后推因，总之没有离开因果的道理。

2、出纳不公平，难得儿孙长育；语言多反复，应知心腹无依。

 “出纳”有两种解释。相学中的“出纳”指口，五官中“口为出纳官”。“出纳不公平”也就是讲话口不应心。其次，出纳是出入、取与的意思，在古代指升、斗、斛、秤等计量工具。斗是旧时称粮食用的量具，25斤为一斗，刻薄的人小斗出大斗入。往外出的时候（卖或借）用小斗，不满25斤；往里进的时候（买或收）用25斤斗，或超过25斤的大斗。做买卖的用灌了水银的杆秤，缺斤减两，坑蒙顾客。

这种靠坑蒙拐骗发家致富的人，本人得到的果报不是遭雷劈，就是被火烧掉所有财产；子孙得到的果报不是多病，就是夭亡。因为这一条所犯的天条是“欺蔽阴私”，果报异常惨烈。《三世因果文》中说：“雷打火烧为何因，大秤小斗不公平”；《阴骘文》中也说到：“斗秤须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讲的都是出纳一定要公平的道理。

天赋人的性，地赋人的命，性叫心性；命叫心地、心田。心性纯阳无阴，正大光明，是明德，叫做良知；心地半阴半阳，厚大方正，叫做良能。人要将自己半阴半阳的心地变成纯阳无阴就是回归自性了。自己一起心动念，就天知地知，所谓“离地三尺有神灵”，况且天地有监察之神，有司过之神，哪里有做了坏事别人不知道就不受恶报的呢？

“出纳不公平”，自作自受、自己承担果报也就罢了，为什么要跟子孙扯上关系呢？以三界与家庭的关系来说：性主父母，心主子女，身主妻妾，心地不好的人子女准不好。如果子女不好、不听话，要知道修正自己的心行，不能埋怨子女。所以心地不公平的报应多在子女身上，《心相篇》里多处重复强调这一因果关系。

我们听了都不以为然，但仔细看看身边的例子太多了。“心迷迷一个，性迷迷一窝”。自心性上的行为是要遗传的，不可不知。

“语言多反复”有几层意思：第一是说过的话、发过的誓愿不兑现，说话不算数，不讲诚信；这种人的果报是没有知心朋友，孤家寡人一个，晚景很凄凉,没有知心人。为什么呢？朋友之道在五常之德中占一个信字，信是友道之德，人无信而不立，自然是心腹无依。

第二层意思是人前说一套，人后说一套，挑拨是非。俗话说：“会做人的两头德，不会做人的两头舌”。两头舌就是拨弄是非，是做人行道的四大根本戒律：杀盗淫妄中的“妄语”。人的口为出纳官，相学上非常注重，因为口为言语之门，是非之关，饮食之官，心之外户，故观察口形，可以测断一个人的穷通荣辱。

相学上有口德与口贼之分，《神相全编·相口》中说“口为言语之门，又为心之外户，端厚不妄诞为之口德；诽谤多言谓之口贼”。显然，诚实慎言为口德，饶舌多语，好诽谤他人为口贼。

口业是最容易犯的，所谓舌头板子压死人。动物来此世间是受报的，它的行为受业力本能的牵引，自己无法作主，不能主动造作恶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语言的限制，动物的口不能造恶业。人就不同了，人有主导思想、有自由意识，可以自己主宰自己，可以做善事，也可以做恶事，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全看自己的心行。其中言语的行为最重要，所以佛家的“五戒十善中”，口戒就占了四条，将近半数，所以口业不可不慎，口德不能缺少。

3、消沮闭藏，必是奸贪之辈；披肝露胆，决为英杰之人。

 “消”是削减、耗损；“沮”是破坏、败坏。“消沮”在此处的意思为耗损别人的钱财和资源。“闭藏”有封闭、囤积的意思，指厚己薄人，损人利己，趁机积累自己的财富。这种人必为奸贪不足的鼠辈小人。“披肝露胆”也称“披肝沥胆”，比喻血心仗胆、极尽忠诚的侠义之人。这种人心地光明坦荡，处世大公无私，一定是英雄豪杰。

但世间有一种人，花别人的钱大方得很，轮到自己却一毛不拔，俗称“磁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一毛不拔还算是好的，更有甚者，事事处处都在消沮闭藏，损人利己，这就很严重了。现代社会叫做“工商时代”，讲回报、讲获利，没有利益的事情大都没有人愿意做。甚至连回报慢、利益小的事情也不愿意干，人人都想快速致富，求暴富。农民种地使用生长激素，嫌农作物长得慢；工人做工要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产品是否经久耐用就不管了；商人做买卖尽可能的占用别人的资金，至于他人是否周转得开就不管了。如果人人都以消沮闭藏为目标，这个社会也就成了个好贪之辈的大聚会。

这次回大陆讲课，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谈到，他几乎天天都要陪客人吃饭。有些人不要命的死吃，一餐饭就要上万元钱，拼命地吃喝。回到宾馆就吐，第二天还要吃，还说昨天没有吃好，今天要补回来。大陆的吃喝风真是了不得，用公款大吃大喝，糟蹋众生的血汗，满足一己之私欲。损人果能利己也还有个说法，明明知道会吃坏自己的身体，还是这么干，除了愚痴奸贪，恐怕没有第二种解释了。

俗话说“东西是别人的，肚子是自己的。”别人请你吃饭，表面上你自己不掏腰包，但实际上还是在减损你自己的福报，别人只是替你买单而已。自己如果没有这个福报，一是别人不会白请你吃饭；二是请你吃，你也消受不了。不要说食道癌、胃癌，得个糖尿病、痛风，你也没有吃的福报了。 

宋朝的范仲淹，早年寄居在寺庙中读书。他每天都要煮一锅粥，冷却以后切成几块，每餐只吃一块粥而已。有一天他在庙中，偶然发现了地窖里埋藏的黄金。他跟任何人都没有提起，仍将黄金盖好，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直到他做官以后，才通知寺中的僧人，可以用此金修缮寺院。

家里人曾建议买一处带花园的府第居住。范仲淹说：“京里园林景致很多，即使是私人园林，我们也可以去游玩，何必一定要属于自己呢”？范仲淹死后的丧葬费都不够，因为他几十年的俸禄全部救济穷人了。所以范仲淹的四个儿子全部官至公卿，孙子、曾孙也都是辈辈发达。

4、心和气平，可卜孙荣兼子贵；才偏性执，不遭大祸必奇穷。

 “和”是通顺、愉悦、从容、徐缓之意，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中正仁和，只有和才能永葆家庭兴旺，子孙长久。《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中庸》上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不和不足以为礼，不和不可以为达道。和之义无大小，无内外，无边际，无形色。天得之而四时顺，地得之而万物生，人得之而性命凝。善用和的人不惊俗、不骇众、不固执、不偏颇，随方就圆，内刚外柔，大智若愚，人不能识。

何为能和？礼下于人，谦恭自卑，心平性柔，暴躁全无，怒气不生，无贵贱贫富之分，无人我寿者之相。能化气质之性，能消嫉妒之心。一切不平不顺、不中不正等事全然消除，至此才能现出自己良知良能的本来面目，才算修行上了轨道。

古人说：“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不可以一日无喜神”。心情欢喜，活着的时候有极乐，死的时候才有极乐啊！果真如此，不仅自己的生活幸福美满，子孙后代也跟着沾光。

“执”是执拗、固执、不听人劝、宁折不弯；“才偏性执”指那种有点歪才、鬼才，但性情偏激执拗、狂傲得很，又固执不听劝的人。这种人的结局不是遭遇大祸，就是奇穷无比，混得连饭也吃不上，古今中外，这种才子佳人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明代的著名画家徐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明朝大画家徐渭（1521—1593），子文长，号天池山人、青城道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虽聪颖早发，连考官都称其有奇才，但八次乡试均落第。不得已，在浙闽总督胡宗宪府上做幕僚，曾参与东南沿海的抗倭战斗，好出奇制胜。因他恃才傲物，“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没有人能看上他。于是他放荡形骸，肆意狂饮，纵情山水，将心中郁结的强烈不平和怀才不遇的悲凉，尽情抒发于笔端，故此以诗书画名闻于世。徐渭将中国画中水墨花卉大写意发展到极致，清朝的八大山人、石涛等人的画风，都是宗徐渭的风格。近代的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过：“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徐渭自评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他的作品以狂怪奔放为特点，“墨葡萄图”是他的代表作。他在这副图上题了一首诗签，写自己人生的体验：

“半生磋坨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

他的上司胡宗宪官场失利，下狱后自杀。徐渭为此精神失常，数次自杀未遂，终因杀妻获罪，入狱达七年，出狱时年已五十三岁。徐渭晚年对世道人情更加愤恨不平，达官名士拜访被拒之门外，却与下人奴仆一起喝酒。他曾“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刺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徐文长传》）。徐渭一生坎坷，常常是“忍饥月下独徘徊”，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境遇中抱愤而卒，结束了一生。

《徐文长传》的著者袁宏道最后下结论说：“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他没有一处不怪异奇特，正因为如此，他的一生也就注定没有一处不艰难、不坎坷，真是令人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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