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在道文化发展史上的学说与贡献

全真道创教祖师王重阳是中国道文化发展史上承前启后、贡献卓越的一代大宗师；研究重阳之学具有历史和现实双重的学术价值。本论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学术界对王重阳的研究状况，并对“道文化”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前提下，全文将王重阳置于整个中国道文化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下，从“思想的传承与超越”、“丹派的开创”、“宗教的革新”、“文化的统摄与融合”及“学术的保存与挽救”等不同方面，研究了这位全真教祖独到的思想学说及其文化价值。

本文认为，首先从王重阳与道家思想的关系来看，他传承了老庄道论的真髓并使道家思想更为超越和融通，是在宋元时期把先秦老庄开辟的道家哲学思想发展推进到内丹心性学阶段的扛鼎人物。其次，从作为道文化核心学问的丹道学的发展衍变去审视，王重阳开创了内丹北宗并以道派教团形式弘扬丹道学，从而在道文化发展史上第一次正式地将丹派与道派合二为一、相得益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再次，从道教的发展历程来分析，王重阳创立全真道革故鼎新，以卓然不俗而又至真至纯的“全真家风”，完成了对道教教理教义及外在体制形式等方方面面的革新，从而促成了中国道教的新生。复次，从中国文化的统摄与融合性发展特色去思考，王重阳所力倡的“三教合一”，提升了道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摄与融合功用，这是对中国文化和谐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最后，从中国道文化学术的命运来把握，王重阳及他所创立的全真道在宋金元时期的衰危乱世中保存了中国道文化学术的命脉，为道文化薪火的传续与光大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大江东去浪淘尽

本论文同时也力图把古代的道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结合起来思考，注重阐述了发扬重阳之学在当代社会中有益的文化价值。希冀能藉此为我们民族今后的文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学术建议。

关键词：道文化王重阳 全真道 道家道教 丹道学 三教合一

绪论 

    自从先秦伟大的思想家老子首阐道论以开创中国道文化以来，几千年而下，为“大道”所教化造就的圣哲高隐、仙真宗师不可以数计。然而，历史上不少抱道之士秉持着老子“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道家原则，多蔽其锋芒而隐学于山林；尤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历代封建朝廷的官方统治思想，遂使人们更难识道文化的全体与真实面目。汉末在道家基础上兴起的道教，虽在其前期发展过程中亦屡有兴旺之时但究因其在巫风仙术影响下所蒙受的“驳杂鄙俗”之名，不断地与儒家、佛教抗诘辩难过程中所造成的文化意识裂痕以及某些时期过度攀附政治权力而导致的不良社会影响，故鲜能使世人真正明了其以“道”为核心和精髓的教理思想及诸种道术，乃至信受奉行。到了北宋后期，道教甚至出现了巨大的信仰与生存危机。在这样的情势下，宋金之际的陕西出现了一位立志“使四海教风为一家”的道教大宗师—王重阳。他背负着“追三代之谆风，续无为之古教”的使命，东赴齐鲁大地，创立了名满天下的全真道。此全真之道，可以说是开中国道文化千百年来未有之局面。它作为道教中深契道法的玄门正宗，却体现出“其旨易知，其实易从”的平实特色与“三教搜来做一家”的博大气象尤其重阳之学，虽奇奥深远却又能兼济自上智而至于下愚的不同资质，故其对于道文化的彰显与发扬，确实贡献巨大。而全真道也成为后世道教之蔚为大宗者，其影响至为深远。

    回首王重阳创教至今，已有八百多年了。虽然这在人类亘古通今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这也足以使“全真道”“王重阳”的名字淡出很多人的视野而为世间所隔阂与遗忘。八百年来，全真道也经历了风风雨雨，顺流逆流，但全真教祖王重阳所倡导和留传下来的“全真精神”却永不为尘缘所蒙垢，依旧散放出它那独具魅力、洞照本性的光芒！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不断地失道失德、物欲横流以及人类普遍迷失自我真原的时代，重新发现全真道、发现王重阳，进而体认和弘扬整个道家与道教文化之精华，这是历史赋予炎黄子孙的责任，也是普天下有识之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要旨所在。

王重阳真人，是世界道教主流——全真道的开宗者，主张以老子为全真法脉之始祖。后被尊为道教的重阳开化辅极帝君与北五祖之一

应当说，当今学术界己经对王重阳进行了不少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成果。这其中，无论是学者个人还是学术团体，都已有关于王重阳研究的著作出版。如郭武先生的著作《全真道祖王重阳传》一书，对王重阳的生平、创教活动及思想学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台湾财团法人丹道文化教育基金会与台北市丹道文化研究会出版发行的《丹道文化》期刊，也出版了以探讨王重阳为主的专辑。张广保先生所著《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一书中，有专门对王重阳证道传教和名号籍贯考证的章节。王西平先生在《重阳宫道教碑石》一书中，撰述了关于王重阳事迹、思想与重阳宫兴衰变迁的篇章。以周立升先生为主任的“全真道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所出版“全真道文化丛书第一辑”中，就有整理标点的《王重阳集》。由牟钟鉴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其成果已成书出版。其中第三章《王重阳在胶东传教的成功和全真道的兴起》就是专门研究王重阳的章节。该书的“附录四”为“全真道研究论著要目”，其中对学术史上有关王重阳研究的著作及论文进行了较为详整的搜索罗列。以上这些，都是下一步深入研究王重阳的良好基础。但是也必须承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很多深入、细致和全面的学术工作有待进行；真正多学科综合地对王重阳乃至全真道进行的研究尚没有全面开展。尤其是在基本文献资料己经整理、具备的情况下，如何从多维的学术角度去进一步发掘王重阳思想的内奥，探讨其学说的文化价值乃至于对今日文化建设的有益启迪，就显得尤为重要。本论文便是有感于此的一个尝试，力图将王重阳置于整个中国道文化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下，研究这位全真教祖独到的思想与学说，并揭示其对中国道文化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论文对“道文化”的概念有如下的界定“道文化是以老子开创的道论为根抵而发展起来的整个文化系统从构成上来说，它包括道家文化与道教文化两大文化系统”当然，这样的界定并不是绝对性的。从广义上来说，中国文化都是在围绕着“道”这样一个最高的概念与命题展开但狭义而言，则只有中国道文化是真正系统、持续而又深入地讲“道”。在这里，我们是把道家与道教打通开来，进入到一个宏大浩渺、玄奥奇妙的道文化世界去探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老子道论是整个中国道文化之“源”而其后道文化之“流”，就较复杂了。大体上说，在道教出现以前，道文化的主体形态表现为道家文化而自道教产生以后，这个主体形态就逐渐表现为道教文化了。学术界有观点认为“道家和道教形成有先后，二者文化渊源相同且皆以‘道’作为理论根基，道家是道教的哲学支柱，道教是道家的宗教形式。”我们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就更可以将道家与道教统一起来研究。而本论文正是从“道通为一”的“中国道文化发展史”角度去立论，把道家道教放在一个整体的文化系统内去进行观察和探讨。对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道，本文不仅将其视为道教的一个重要派别，更目之为以道教为载体的一个重要的道文化团体。因此下面文章的论述，就是要以道文化的眼光，从几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视角去瞻望全真祖师王重阳的思想学说及其文化价值，阐述个人的所见所得，所思所悟。

第一章师法老庄----王重阳对道家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中国道文化的开创者而庄子“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是先秦时期最为真实地继承与阐发老子道论的道家高哲。是以后世凡有研习道家之说者，莫不祖述老庄。那么究竟老庄所论之“道”是什么究竟几千年来如此众多的抱道之士，他们穷毕生精力才智以追求和探索的这一个“道”字中，有哪些无尽的玄妙？这是一个千古大话题，本文在这里只能略述一点思路：中国哲学思想所具有的“内向体悟”、“得意忘言”等本性，主要是由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人所赋予而确定下来的。所以后世学人如果不像老庄那样首先对“道”进行一番内在的静心凝虑的体悟，而只是单纯靠脑中臆想、搬弄唇舌，则理解与诠释“大道”无疑便是缘木求鱼了。那么，应当依靠什么，如何去体悟“道”呢？其实，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南华经》（《庄子》），就是这两位道家先哲“体道”“悟道”的真实记录，也是后人了解道家思想的首要“元典”。关键是怎样去读它们？实际上，这两部道家元典的字字句句皆是自然流出，全无造作，符合了“无为而无不为”【2】的道家风格而从这个角度看，春秋战国时其它的一些诸子著作，虽然其文章或构思严谨、或气势磅礴，但已掺入了很多的后天人为，落了下乘。因此以道家观之，读老庄之书，须是进入到一种“致虚极，守静笃”的恬淡状态，以一颗本来的自然之心去品味这两位道家先哲之言，方能有望对其道论得到一二真知灼见。不过，仅是通过在文句上研读老庄经典，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彻底明了什么是“道”。借用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的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一句话“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同样的，“大道希夷，非关文字”。若是仅着眼于书本字句，那便是著了文字之相。《道德经》开头的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那就是老子在意味深长地告诉人们：“道”是不可言说的。而在经文下面的篇章中，老子又反复强调了大道恍惚无象、不可名状，所以又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因此，老子之意，实际上是说他也无法用语言文字向时人和后人介绍清楚什么是“道”；但又由于他自己已深悟了“道”之真谛，且欲昭明于世，故留下《道德经》作为世人求道之津梁，希冀后人可借此文字之助而妙入道境。庄子之用意亦复如此。是以后世道文化发展史上的诸多颖慧之士，多由体味、诊释、发扬老庄之思想而走上超越自我、体悟大道的坦荡之路，并进而发扬了道家思想。全真道祖师王重阳，便是这其中的代表人物。

水，清澈透明，泽被万物而不争

可以说，王重阳是老庄思想的传承者，这是从其创教之始至今一直为教内外所广泛认可的。考察有关全真道的各种史料与著作，就会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不胜枚举。这里仅将其中有代表意义的几段引证于下：

“道教通五千言之至理，不言而传，不行而至，若太上老子无为真常之道者，重阳子王真人也，其教名之曰全真”

“重阳之学，奉老子为依归者也”

“昔自玄元、文始契遇于兹，扶先天之机，辟众妙之门，二经授受而教行矣。世既下降，传之者或异，……使五千言之玄训，束之高阁，为无用之具矣。金大定初，重阳祖师出焉，以道德性命之学唱为全真，洗百家之流并，绍千载之绝学，天下靡然从之”

当代学者对此的专论就更多了。这里只引一下台湾学者萧进铭先生的一句话：“王重阳本人，正是遵循著老子所指示的方法及原则，逐次去达到他对于道体、本性的契悟及认识。”另外胡孚深先生也讲过一个观点“令人惊奇的是，汉代而后真正继承老庄思想的，倒是一些著名的道教学者，其中尤其是唐末以来的内丹学家。”其实，王重阳就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而如果我们再依照吕锡琛女士在《道学通论·道家篇》中所述“道家发展的五个阶段（即先秦老庄哲学、秦汉黄之学、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宋元明清内丹心性学”

这一思路来考察，就会清楚地看到，王重阳正是在宋元时期把先秦老庄开辟的道家哲学思想发展、推进到内丹心性学阶段的扛鼎人物，是道家思想史上的杰出代表。

 从王重阳的人生经历可知，早在他入道之前便非常爱好老子的《道德经》。据全真史料记载，重阳在“甘河遇仙”后第二年，复遇一道者，语之曰：“吾居西北大山之中，彼间有人善于谈演《阴符》，《道德》尤所精通。闻君平昔好此二经，胡不相从，试往观听？”这就表明王重阳在创立全真思想的“酝酿期”就己经倾心道家之学，有意识地去体悟老子道论的玄妙了。及至他出关创教后，更是在诗词中屡屡自认对老子的学脉传承：

“遵隆太上五千言，大道无名妙不传。”

“理透阴符三百字，搜通道德五千言。”

“为甚得通三一法，都缘悟彻五千言。”

“圣老子元姓李，今正是遗风起。”

而从王重阳所创道派“全真道”的名字来看，“全真”一词最早正是见于道家元典《庄子》。其《盗拓》篇中借盗拓之口斥孔子谓：“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此“全真”义为全其天然本真，正体现了道家对理想中道性人格的塑造。所以，从对派名的选取上，我们也可看出王重阳立志继承先秦道家文化学统、而重振道风的良苦用心。

当然，以上这些，还并不是最关键的佐证。本文认为王重阳传承了老庄道论之真髓，其根本着眼之处乃是重阳思想的真实内涵。只有在这一点上契合了老庄思想的内在理路，方能证实王重阳对老庄的一脉相承。但必须要先明确的是重阳之学，其主体即是“全真丹道学'；并且在他那里是一片圆融的，并不像我们今人这样分之为此学科彼学科、此层面彼层面。然而，作为一篇学位论文的行文所需，又不得不从几个相互关联而又有差异的视角来进行阐发。因此，本文各部分内容之间有所通联是在所难免的。但为了尽量做到论述的方便与明晰，这里想借用胡孚琛先生的一个提法，即：“内丹学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为内丹生命哲学，一为内丹生命科学。”

    那么，本章下面的内容就大致是从“内丹生命哲学”的视角来立论，而论文的下一章则专门谈王重阳的“内丹生命科学”。

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从全真道的立教之本来看，“其道以无为为本，以清净为宗”，正是继承了先秦老庄道家思想的精神主旨。我们知道，自唐宋以来，儒、释、道三教的学术文化都出现了一个“由外向内”转化的趋势。而且三教几乎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挖掘与复兴了本系统文化的根源。其中，儒家阵营出现了两宋理学家对所谓“孔孟道统”的接续与建构；佛教的典型表现则是禅宗一系通过摒弃烦琐的佛学理论与仪轨，恢复释迩觉悟简约之法（禅宗所谓“正眼法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而实现的异军突起而王重阳则正是在道文化的系统中对老庄道论进行了真实的复归。并且，他对道家思想的发展，也正是建立在这个复归的基础之上。由于王重阳在他的著作诗词里经常采用、阐述老庄道论中的概念，所以下面就先从几个重要的道家概念入手来揭示重阳对老庄的传承。

山川河流大地孕育千年文化 

（一）“清静”：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之中，“清静”作为大道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境界，具有崇高的地位。所谓“清静为天下正。”王重阳承袭了“清静”之说，并确立了它在全真道修行中的根本地位。他在《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中说“夫修行者，常清静为根本。”还对想寻求修行捷径的人指点道“跳出凡笼寻性命，人心常许依清静。便是修行真捷径。”而在《五篇灵文注》里，他又于论述金丹火候之妙诀时，引用了道教《常清静经》中的话“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来强调清静之性对于感合“先天之炁”与“后天之气”的关键作用。这些都是王重阳秉承老子“清静”之要旨的体现，也对后世全真道的内丹清修理论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

（二）“无为”在老子看来，“无为”不是无所作为，更不是妄为，乃是顺自然大道而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后世之人多有因“无为”字面之意而视老子道家之说为“消极思想”者，实乃误解）王重阳将之巧妙地引入其内丹生命哲学中，指出很多世人修道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违背了“无为”的原则：

“修仙慕道，为甚都担阁妄想太虚高，皆由骋、外缘欢乐内中珍宝，未晓是无为，只夸强，又夸能，夸里还销铄”。

面对“世上人人做有为”重阳却偏要“不施为”“唯长久，真外认无为。”他还劝弟子马丹阳随他“无思无虑觅无为”。通过这样“无为”的修行，便可以“到无为处无不为”，从而得入“无为大道门”。这样，“无为”就成了全真道中“得道”的窍要，而王重阳亦可谓得老子“无为”之真谛者。以至于后世著名的全真道士、内丹中派创始人李道纯所言全真丹法理论奥秘之所在“丹从不炼炼中炼，道向无为为处为”，也正是从此处出发而概括的。

（三）“自然”：“道法自然”可以说是老子提出的道家千古核心命题；《庄子》书中也对其屡屡进行阐发。其精神，就在于主张万事万物按照大道所赋予的自我本来之性去运行，反对后天的强加、外在的造作与世俗的虚假。而综观王重阳思想学说的一个根本追求与特色，就是自然而然。如在《赠道友》一诗中，王重阳悠然提出“自然消息自然恬，不论金丹不论仙；一气养成神愈静，万金难买日高眠”的修道原则，好一派自然神仙的风范。那么，为什么要在追求丹道修为的全真道里提倡“自然”呢？用王重阳自己的话来说，关键就在于“自然清静真功著”。他认为，以一种平和自然的身心状态去修证自然之大道，那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云雾缭绕似在仙境

（四）“一”：“一”在道家思想中往往是“道”的重要代名词。老子曾经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著名宇宙生成理论，并在《道德经·三十九章》中详细阐释了“一”（即“道”）对于天地万物的伟大功用“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他还提出了“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的主张。王重阳对此“一”的丰富思想内涵做了原原本本的继承。他在《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里几乎是原话不动地对老子之言进行了引述，以回答关于“神仙抱一”的提问：

“抱一者，天下人身之根本一者是万物之根本，一者为道也昔为初，一者真水也。水中生气，气中生水万物者从一生，万物是长养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明显是把老子的道家哲学融入内丹修炼中去，利用老子思想的智慧来阐释修道的理论。其中，很明显能看到王重阳所认同主张的，正是老子通过“一”的概念而对天、地、人为代表的万物所进行的同构与统一。还是在这篇《金关玉锁诀》中，王重阳又提出了“人得一者，万事必成”，我们也能看出其与《庄子·天地》所谓“通于一而万事毕”命题的内在联系。应当说，从“一者是万物之根本”到“抱一者，天下人身之根本”，再到“人得一者，万事必成”，王重阳逐步在其道家思想体系中实现了由本体论到构成论，既而至方法论的建构同时也实现了对老子与庄子的整合性继承。

（五）“逍遥”一提到“逍遥”，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庄子。他的那篇奇文《逍遥游》令后世多少好道之士为之神往。而王重阳对这种优游自在的人生境界情有独钟，在他的诗文中也经常提及“逍遥自在”这四个字：

“有个逍遥自在人，昏昏欲双独知因”

“返照回观亲面目，无忧，自在这遥岂有愁”

“自在这遥，清静悉闲行走”

“终南山顶重阳子，真自在，最逍遥”在一个真正的道家之士看来，惟有不为尘俗所牵绊，逍遥自在地去体味人生，才有望见道得道。重阳子对“逍遥”的心领神会，不仅是对庄子思想与气质的传承，也为全真道树立了一种潇洒不羁的风骨。

那一番境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上述五个道家的概念，较为集中地体现王重阳对老庄思想的传承。下面，可以进一步更全面地来看王重阳对道家之“道”的领悟。首先，他着重明示了“道”的不可言说性。本章在前面已经就“‘道’不可言说”略有所论，而王重阳当年对老庄这方面的精神更是深有所悟。据相关史料记载，王重阳在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千里迢迢赴宁海第一次与马任相见时，就以“大道无形无名，出五行之外，是其道也。”应对马钮之问道。在其诗词中，王重阳也常说“大道无名”“大道无言”。其目的无非在于告诫门人在体道悟道的过程中，切不可执著于语一言文字的名相。而在对道体的认识上，王重阳秉持了老子“象帝之先”的理念。他认为真正的“大道”是“认取五行不到处，须知父母未生时。”“天地初分何处寄，父母无生名甚字。”那么，对这样一个难以把握的道体，就必须要靠亲身证悟而得。在《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中，王重阳郑重地说道：“夫人之一身，皆具天地之理。天地所以含养万物，万物所以盈天地间。其天地之高明广大，未尝为万物所蔽。修行之人，凡应万事，亦当体之。”这段话实际上就是重阳思想中的体道功夫论，其中暗含了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

从这样的大前提出发，王重阳不管大道是如何“玄里藏玄妙不敷”，还是自信地提出“玄机妙理不难穷，只在无言静默中。”正是以这种“无言静默中”的身心状态为出发点，王重阳沿着老庄所开辟的体道之路前行并结合了个人对大道实际的心得体会，从而为后人全方面、多层次地展示了步入道境的要旨作为一个追求大道的人，要“静虑澄思省己身”“绝尽人我，绝尽思虑”“频频洗涤分圆相，细细磨揩现本初”。这些，其实与老子所说的“涤除玄鉴”庄子所说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完全是一个道理，都是要求修道之士实现意志、思维的高度入静以呈现其本性。此外，修道之士还必须勘破俗世的种种物欲“情欲之余好，非益生之良药”并消除“机巧”“夸能”之心。

欲望、机诈与浮夸，都被王重阳看作是修道者的大忌。进而，在修道者的人格修养上，王重阳认为应当是“清净寂寥而低下，谦和柔弱而炼心。”，这明显地与老子“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的道性人格是一致的。我们从王重阳本人的为人处世来看，他的仗义疏财、他的不同流俗、他的接纳万物，可以看作是对老庄道家经典的活生生的诊释。而后世全真道人也曾以“忍耻含垢，苦己利人”的品行在社会上博得了良好的声誉，在更广的社会范围内践行了这种自老子、重阳一脉相承的道性人格。其实，当我们在翻阅王重阳的全部著作时，不仅是在人性、人格的修养上，即使是在文风学风上，也同样能够深深感受到他对老庄精神的继承。通观王重阳的诗词篇章，会发现他不像以往的一些道经那样多用华丽堂皇的辞藻来赞颂文饰，也不喜欢讲重楼叠架的繁琐理论而是言简意赅，甚至用最通俗的话语来说明高深的道理---这正是老庄“大道简朴”的风格。再如他在《重阳立教十五论·第九论炼性》中这样写道：

理性如调琴弦，紧则有断，慢则不应，紧慢得中，琴可调类则又如铸剑，钢多则折，拐多则卷，钢锡得中，则剑可铸类调炼性者，体此二法，则自妙也。

这段话，正是对老庄所讲“中和之道”从修道方法论的角度所进行的精彩演绎。老子曾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谓“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均推崇“中”之妙用。王重阳悟此妙用，以“调琴”“铸剑”要“得中”的道理来指点全真丹道学中最重要的“性功”修炼，这也无疑是对老庄“中和”思想的贯彻。

实际上，王重阳对道家思想发展的贡献，绝非仅囿于以上所言对老庄的复归与传承，还在于使道家思想更为超越和融通。而这正是通过其内丹生命哲学的建立来完成的。诚然，在内丹生命哲学中，心性之学无疑是其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但考虑到全真丹道学是“性命双修”，在王重阳那里，“性功”与“命功”实在不能截然分开。所以，有关王重阳对“心性”问题的阐发，除了本章提及到的一些之外，本论文将主要放在下一章加以论述。这里仅从一两个侧面来看一下王重阳对道家思想的“超越”和“融通”；

关于王重阳内丹生命哲学的一些理论，在上文探讨他继承老庄思想时已涉及了一些。在这其中，我们已能感受到那种“超越”的精神和“融通”的气魄。可以说，道家自开始创立就追求“超越”，“超越”是它的一个根本文化特征。王重阳的著作曾明确提到了“超越”的概念“色财从里寻超越”；而他本人也是通过出家修道去臻至最高的超越境界。所以，王重阳对道家的“超越”实际上是通过引入丹道学而使道家之学更加成为一门性命双修、身心俱超的学问。他认为，面对人生超越巅峰的无限风光，只有“性圆丹结方知道”。因此，王重阳也就从内丹生命哲学的层面上，对以往的许多道家思想赋予了新的含义。如对于“有无”这一对道家重要范畴，王重阳做了一首《指迷颂》曰“无无有有有无端，有有无无有有攒。无有有无无有相，有无无有有无看。”并在《五篇灵文注》中讲到“无者是先天之性”“有者后天之命”。这其实已不仅局限于老庄对“有”“无”所做的本体论状述，更是从丹道修炼的角度去阐释，从而使学道者能更好地以自身的体证去明了宇宙间的“有无”之道。再如对老子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王重阳在《五篇灵文注》中解释为“人之一身四大，虽属阴浊，内含一点先天元阳。”这就从丹道学“招摄先天一轰”之说出发，使学道者对“阴阳”的认识不止局限于思想上的认知，而是能够通过个人的修炼真正妙悟阴阳之道，从而达到人与宇宙的冥合。在王重阳的内丹生命哲学里，也特别重视对富含道家养生学说的《庄子》一书进行发挥。如在《重阳祖师十论》的第七论“论泰定”中，王重阳对《庄子庚桑楚》所言“泰定”的养生观做了解释与发展，认为“泰定者出俗之极也，致道之初基，习静之成功，持安之毕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无取无舍，寂灭之至。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使“泰定”更加成为修道者在道论指导下修炼心性的实践。而王重阳著述中以庄子道论立基，用明畅简朴的语言论述全真修为要旨堪称代表的，莫过于《重阳祖师十论》的第十论“坐忘铭”。其文曰：

常默元气不伤，少思慧烛内光。不怒百神和畅，不恼心地清凉。不求无馅无媚，不执可圈可方。不贪便是富贵，不苟何惧君王味绝灵泉自降，气定真息日长。触则形毙神游，想则梦离尸僵气漏形归垄土，念漏神趋死乡心死方得神活，魄灭然后魂强博物难穷妙理，应化不离真常至精潜于忧憾，大象混于渺茫道化有如物化，鬼神莫测行藏不饮不食不寐，是谓真人坐忘。

在这篇百余字的六言诗歌中，王重阳将庄子思想的重要概念“坐忘”更加发展，以简洁而又精妙的语言将“坐忘”的妙诀、效验、境界披露无遗。正如后世道教武当派创始人张三丰所评“无极大道，尽遇其中”，诚可为修道人士之座右铭。

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

再来看“融通”。道家从来就是一个开放和融通的体系，庄子就有“道无所不在”的思想。而王重阳正是秉承了这一观念，以道家“中和之道”的方法论为指导，将出世与入世、真功与真行，乃至于儒、释、道三教文化圆融为一，并使之通达无碍。对儒、释二教的融通，本论文将主要放在第四章中进行分析，这里只谈一下道家自身的融通。简单地说，王重阳是融“修身”“治国”于一体，寓“超越”于“平实”之中，而以“道”通之。盖道家之学绝非消极隐遁者的哲学，而是一种“以`身'和`天下'同构，因而形成人天同构，身国一理的理论体系。”作为全真道的创始人，王重阳对现实社会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胸怀。他认为社会、自然与人是有密切联系的，如在《春雨》一诗中有感而发：“一泽如膏贺太平，天垂荫佑洽民情。行云作盖三光射，和气呈祥万汇生。”所以，作为全真道徒，就要将个人修行的“真功”与为社会尽力的“真行”密切融合起来，如此方谓之“全真”。这种道家治国思想与儒家宣称的“内圣外王”相比，毫不逊色且符合老子所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更为自然。而从《赠王哥》，《善友问耕种助道》等诗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王重阳非常主张将超越凡世的修行融入世俗平平常常的生活之中而绝不是刻意地去标新立异与自命不凡。可以借禅宗的一句名言形容曰“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药山惟俨语）；

然而，从根本上看，这却更是王重阳所彰显的道家那种“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本色。因此，以前文提到的“道家发展的五个阶段”这一脉络来看，可否这样说“自先秦老庄哲学之后的道家思想，秦汉黄老学多了一些世俗的牵扯与芜杂，魏晋玄学多了一些文人的随意与臆想，隋唐重玄学多了一些佛教徒式的穷思与辩难；而以全真丹道学为代表的宋元内丹生命哲学则是体用兼备、融通中道。”这也使全真道能在当时那个乱世中吸引各方面的信徒，为世人所景仰；而自王重阳之后八百年来，道家学说亦多依全真道薪火相传，一脉至今。

要之，王重阳传承了老庄道论之真髓并使道家思想更为超越和融通。重阳之学使道家为世人从身心两方面更为超越自我、契合自然提供了一条光明的大道；也使世人能通过对道家之学的研修而于天下圣、俗两道之百家学问圆融会通，并自极绚烂而归于平常，化入道境。这正是王重阳为道家思想的生生不息，为道文化的与时偕新所做出的巨大功绩。

第二章先性后命---王重阳与内丹北宗的开创 

在道文化这样一个庞杂的文化系统中，究竟哪些学问最为深邃，最居于其核心地位可以说，在几千年来的中国道文化发展史上，无数的求道之士为了达到他们心目中永恒超越、与道合真的最高境界，无不倾其全部智慧与生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而丹道学正可谓是这一探索的巅峰。综观历来道门中道术之博，涉及范围之广，也都堪称独步天下，但这其中能在“道”的贯彻下提升到学问层次的却并不多而丹道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在道教发展的过程中，这门追求证真成仙的绝学---金丹之道（包括内丹和外丹）愈来愈被道士们认为是最高层次的正宗修道法门，而其它的炼养之术多被排斥为“旁门左道”。其实，丹道学本身就是对道文化这个大葫芦中各种道术的终极整合而外丹向内丹的转化也正是整合中对“无待”的内在性“求道法则”的复归、彰显与提升。可以说，一代代丹道之士的不懈探索将道文化对人自身体认的水平推进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境地，也打通了人类从心理到生理实现自我超越的坦荡大道。从而，丹道学毫无疑问地成为道文化中最深居核心的学问之一，也在中国道教科学发展史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篇章。它的一系列原理方法、进阶层次对道文化的其它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曲之高则和之者寡”，丹道学理论的深奥莫测以及修炼实践上的种种困碍，使大多数人难以对这门千古绝学真正地登堂入室，有所解悟与成就。但我们如果真地要深入研究道文化及学术，则必须要使丹道学在学术殿堂上树立起它应有的地位，这也是今后道家道教研究界的一个重大任务。本着以上的观念，本章将就王重阳开创并弘扬内丹北宗的一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希冀能唤起广大高明之士对全真丹道学的关注。

研究内丹北宗，首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王重阳的师承问题。有些后人认为王重阳是不阶师友，凭着自悟而成道所谓“甘河遇仙”是重阳自神其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从丹道学的角度看，修习内丹这样的大型人体生命再造工程必须要有师传指授即使王重阳天资超绝，也断无可能单凭自己的猜测体悟而修成大道。并且从各方面分析，在钟离权、吕洞宾所创内丹少阳派繁衍出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支派里，北宗与钟吕的师承关系是最为直接和明确的王重阳乃陕西咸阳人，其生活地点与钟吕的活动中心----华山相距不远，所以他的内丹学直接受华山内丹学术圈所传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王重阳后来在其著述中己直截了当地讲出他的师承是“汉正阳兮为的祖，唐纯阳兮做师父。燕国海蟾兮是叔主，终南重阳兮弟子聚。”再把王重阳所著的《重阳立教十五论》、《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等有关内丹学的专论与钟吕丹经相比较，则双方在学理上的一脉相传是显然可见的。还有一个证明线索就是王重阳善于“睡功”，在其诗词里经常对“睡”极为推崇：“一性易为风害做，千金难买日高眠。”“有个王风，时时频睡卧。”更有一篇《四时睡颂》，道尽睡功之玄妙：

“子时睡，子时睡，玉绳抨下端严遂，一轮明月过天庭，照破中宵暗昧事。卯时睡，卯时睡，缘空直看真嘉致，当中一点皎然灵，莹里光明精又锐。午时睡，午时睡，香烟正拴于炎位。自然馥郁任拈拿，透入睛空传不二，酉时睡，酉时睡，恬然饮尽西江水便令浇溉出风流，一朵晾花呈玉蕊。”

而闻名遐迩的内丹睡功之法，主要就是由钟吕一系华山内丹学术圈的集大成者陈传传出来的。因此，对于王重阳在甘河镇所遇仙人是谁，后人自可以做出各种解释；但毫无疑问的是，重阳所学乃钟吕内丹道的正统法脉。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具体来看王重阳创立内丹北宗在丹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王重阳作为丹派、道派合一的全真道祖师，在《重阳立教十五论》中提出了“了生死之大事，作全真之丈夫”这样气魄宏大的口号。那么，具体地通过哪种途径去“了生死之大事”呢？王重阳开辟了以“性命双修，先性后命”为特色的北宗丹法。众所周知，钟吕丹法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性命双修”。吕洞宾在他的内丹名著《敲艾歌》中确立了“性命双修元又元”的修炼法则，并警示那些只修性功的人：“只修性，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万劫阴灵难入圣。”而王重阳在开创北宗伊始，便明确地在“性命双修”问题上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在《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中回答马丹阳的提问说“性者是元神，命者是元气。”这是对“性”与“命”的基本界定。又在《五篇灵文注》里阐发道“命无性不灵，性无命不立。”认为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开的。因此，全真道的修行者就必须要将性功与命功结合起来修炼。而在这两种功夫的修习次第上，王重阳北宗丹法则突出体现了“先性后命”的要旨。对此，各种关于丹道学和道教史的著作己论之颇多，本文亦想谈一些粗浅的认识。窃以为，北宗丹法之所以主张“先性后命”，其渊源还是可以追溯到先秦老庄的道家学说。进一步讲，还是与王重阳对老庄道论的传承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老庄的道家学术体系是丹道学的理论源头，本来就含有一些关于修道超越的功理法诀；只不过老子和庄子隐而未发，没有使之成熟化和系统化。在上一章曾经谈到，从道家思想史的角度看，王重阳的“超越”是通过在道家中引入了丹道学；而现在如果反过来从丹道修持的角度看，一个修道者若能对老庄道论深有契合，那么他在丹道修炼时进境之速与不通道家者相较，会有天壤之别。因此，在王重阳的很多劝世诗歌里都有领会道家要旨、修养心性的内容，其目的无非是让修道者把“穷理尽性”的功夫做好，从而为后面的修炼打下坚实的基础与保障。另外，通过与张伯端开创的内丹南宗相比较，我们也能够理解王重阳采取“先性后命”功法的必然性。其实，同师钟吕丹法的南北二宗都较侧重于“性功”；这是由内丹学本身涤净心灵、开发元神的最终任务决定的，也是钟吕丹法本旨所在。而具体“性功”“命功”修习的次第与重要程度，则是随机施现，自然而然的。南宗的“先命后性”实是一种方便法门。盖因张伯端生活于北宋太平之世，无过多的外界干扰，故先修命功较易成之。且南宗五祖除白玉蟾外皆为中老年入道修炼，心性之历练己有火候；惟需先通过命功补其不足，这之后再炼性功就会事半功倍了。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的确确功夫

而王重阳所以提倡先从性功入手，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普世。因为在金元时期的那个乱世里，较大规模地先修炼命功会出现很多危险；先修炼性功，却可以融入日常生活、行止坐卧之中。而且在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丹道修炼团体中，慧力不足的人完全可能通过丹功开发出其心智；但心性不纯不仅是个人修炼失败的致命因素，进而更会波及到整个修道团体。基于以上的考虑，王重阳在他的丹法体系中秉承了北宋以来“了命未能先了性”的精神，创立了先修性功，继而促成性命双了的北宗丹法，从而开辟了丹道之学的一片新天地。对于这一点，后来元明之际全真道中的杰出宗师张三丰不仅有所继承，而且还在他的著作中清楚地揭示了其道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即是道家层次，一步赶步功夫。”

这样，在北宗丹法中，“修心炼性”自然就成了首要之务；“性功”的修为乃是整个全真丹道修炼工程的基石与根本保障。因此，历代全真宗师们对内丹修炼的论述与阐发，自然也就更多地放在了“心性”问题上。翻开教祖王重阳的诗词著作，有关修炼心性的语句便俯仰皆是，充分体现了重阳丹道之学中对心性功夫的高度重视。限于篇幅，这里仅举其一二：

“磨镜争如磨我心，我心自照远还深。”

“欲求安乐票良因，须是心开离垢尘。”

“本来真性唤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

“心中真性修行主。”

    “回光返照这里来，识心见性投玄旨。”

此外，在《重阳立教十五论》、《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等专著中，王重阳也都特别强调了修心炼性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阐发地最为切实详尽，而又通俗易懂的，还是《重阳祖师修仙了性秘诀》。其文中谆谆告诫修道者：

“修仙之士，学道之流，读勿狂游而参禅，且莫徒劳而问道，群居慎口不真功，独坐防心积实行，英为小过而不除，休言微行而不积，心猿紧锁，意马牢擒，三逆散而神宁，六绒剿而意定，缓缓而抽添水火，微微而调息真功，清净寂寥而低下，谦和柔弱而炼心；恭敬于人而有益，般般勘破这行尸，物物休停除走骨。……不如闻早炼顽心，去假修真而了性，若执慧性而皆昏，精着心灯而忽暗，怪吝而难成大道，狠毒而怎悟玄真，妒贤嫉能而招想，贪生怕死而造罪，书符货术而设人，行药治病而图贿，狂怪道中之碱，喧呼众人之害，不悟妙诀而胡游，心意迷迷而狂走，受了十方善信供养而难消。若谨修而了真心，稍怠堕而沉地狱。……”

这里没有艰涩的理论与空洞的说教，而是从人的日常生活切入，分别以正反两方面来说明全真之士应当如何秉持道性而不迷于贪欲。故此文诚为独具重阳风格的全真道内丹心性学说的代表作。当然，我们在王重阳心性著述中也会看到这样一个特别的现象在谈“性功”的时候，王重阳总是说出一些看似否定内丹修炼方式的话语，如“修行学道，切莫凭婴姹。”“莫行功，休打坐。”在著名的《玉花社疏》中，他公开地说“诸公如要真修行，饥来吃饭、睡来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学道”。对此，应当全面地去加以理解一方面，王重阳以他丰富的丹道经验认识到了，一味地偏于打坐是修炼中的弊病“坐久则身劳，既不合理，又反成病。”应当坚决避免另一方面，丹道修炼，尤其是“性功”的修炼，本身就是一个无所事事、自然而然的过程。为了强调对心性直截无碍的体悟，王重阳受道家“正言若反”“得意忘言”之风的影响，故意用一些反话来警示学道者不要拘泥于外在的形式而要注重实际的内容。这可以说是重阳丹法一个极明显的特色。而我们也能从其中看出禅宗“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那种直见本心、屏弃造作精神的影响。总之，在这种时时处处修心炼性的状态中，人对宇宙和自我的本真有了深刻的体悟，就很容易诱发出人体先天之羔，从而渐次将性功与命功双为了当。而现代科学的研究也屡屡证实了精神意识的锻炼对身体状态改变的巨大作用。

    上面谈的是“性功”。至于“命功”，在重阳丹法中其实也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且不说王重阳在《重阳全真集》等文集中创作的那些饱含玄机的内丹诗词，只《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五篇灵文注》、《重阳祖师十论》这三篇著述中就有大量内丹功法和口诀。如《金关玉锁诀》里的“三刀圭法”、“龙盘虎绕法”、“神仙抱一法”、“擒捉白牛诀”“肘后飞金晶法”皆为正宗内炼功法。他更有无题诗“两脚任从行处去，一灵常与气相随有时四大醺醺醉，借问青天我是谁”乃是难得的内丹“行功”法诀。

形神俱妙，与道合真，逍遥极乐，永劫不坏

接下来，本章将对王重阳全真丹道学的终极境界谈一下认识。现在有的全真道研究著作根据《重阳立教十五论》最后一论“离凡世”中所说的“离凡世者，非身离也，言心地也”之类的语句认为；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追求精神的超越，这是对传统道教“长生不死”教义的否定，是一个重大革新。关于王重阳对道教的革新，本论文第三章还要具体论述，这里只是从丹道学的角度认为；上述说法是低估与误识了内丹北宗的成就。全真道最终还是像以往的道教那样，追求“长生不死”，只不过其内涵有了较大的发展。

王重阳在他的著作里所着重批判的“永不死而离凡世”，是指以往传统道教那种妄想徒靠服食外丹而使形神俱都不朽飞升的观念但是全真北宗内丹修行最终也是要“形神俱妙”，只不过其含义有了变化。如果王重阳是彻底地反对“长生不死”，认为人无论怎样修炼还是会死的，那么他对马丹阳所说的“引入长生不死门”，以及在《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中对“不死者”的解释就全都是空谈了。所以，王重阳是在生死观念的体认上比日有道教的外丹学进了一大步，认为修道者经过内丹的修炼可以“超越生死”一一这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长生”与“不死”，或说“不生不死，'他在《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中明确地说“是这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再进一步，从道教丹道学自身的角度讲《重阳立教十五论》最后四论都是在论丹道修为的境地；但其中只说到了阳神出窍，没有说最终的虚空粉碎、形神俱妙。这是因为作为一篇阐述立教之旨的文章，王重阳不欲把丹道最高境界讲得太透。这些所谓的“天机”，都放在其内丹专著《五篇灵文注》里披露出来了。那种得道的超越之境，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常人最多是圣人所具有的崇高道德状态或精神修养境界，而是全真道认为经过丹道性命双修以达至的超凡脱俗的仙人境界。在《五篇灵文注》中有所谓“重阳祖师心传”的“最上一乘妙诀”，对此境界进行了描述“形神俱妙，与道合真，逍遥极乐，永劫不坏”，最终回复到那茫茫宇宙的“虚无太极圈”。而这“最上一乘妙诀”，也正是道教丹道学中向不普传的“以性兼命”丹法。所以，丹道学也好，道教也罢，它的理论与修持都是在不断发展的，研究者切不可为一些文字上的“名相”所惑。而当我们这些今日的研究者面对千百年前高深的道文化智慧时，首先也需要一种谦虚。其次，便是基于学术理性的同情。现代著名的宗教史学术大师汤用彤先生，在他的名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中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懊思明辫，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汤先生其实已经道出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三昧。`而研究道文化中的丹道之学，即使现在还拿不出确凿的科学证据与话语来对“阳神”“还虚”等做出一番合理的解释，亦应最起码在描述中遵从古人的原旨本意。这是一种基本的学术研究态度。譬如，在上述丹道境界问题上，全真道还认为创教祖师王重阳本人就是对这种“超越生死”理论与境界的最好诊释他师承钟吕内炼精气神，最后“出神入化”、形神俱妙的丹道修为本身就是他倡导、修行内丹学的“道果”。如他以五十八岁的寿数而辞世，后人对此猜疑颇多而全真道士则以为内丹功夫到了王重阳那样的境地，已来去自由而在世间的大事已了后，预知羽化之期弃尘而去，实乃得道之征象。

后来的全真道士姬志真就明确地谓重阳祖师“至于蜕形蜕法，而直入于不死不生，混沦吻合，与道为一焉。”最后，再来看一下北宗丹法的普及。众所周知，内丹学并不是一门易于普遍传习的学问。但王重阳开创了内丹北宗并以道派教团形式弘扬丹道学，实际上也就是巧妙地将北宗丹法融入了全真道派中藉之以昌明于世。这就显示了他独开风气的魄力与普渡众生的心胸。从丹道学的内在理路上来说，修行需要“法、财、侣、地”诸条件具备全真道团则恰好为这些条件的实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重阳立教十五论》中所说的“合道伴”，就是要寻找修炼的伴侣；这在一个有共同信仰追求的道派内部是不难解决的。而后来全真道著名的“坐圆”修炼体制也与此有关。况且，北宗丹法也有它能够普及的独特优势；强调个人内在的修习，不为有财势者所独占，故流弊较少，也符合道文化“道满天下”的宗旨；在修炼功法上于行止坐卧间皆可用功，又能接纳儒、佛、医、武等各家，真是“开方便门，示慈悲海”。可以说，王重阳在中国道文化发展史上第一次正式地将丹派与道派合二为一、相得益彰，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胡孚深先生在他的近著《丹道法诀十二讲》中呼吁：“学术界把内丹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全真道，放在王重阳和全真七子身上”，并认为“现代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近乎普渡而较少流弊的丹功，应是全真道王重阳开创的修炼自身阴阳的清净丹法。”本文赞同胡先生的观点，并认为在当今的道教界与养生界，也应有高明之士效法当年的王重阳，积极弘扬作为传统文化宝贵遗产的北宗养生丹功。反之，如果正统的中国养生大道不显于天下惠世济人，则就会给邪教分子以可乘之机而祸国殃民。有理由相信，全真丹道学一定会为全民健身养生运动的展开以至于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三章全真家风---王重阳倡导的道教革新 

无论研究王重阳对道文化发展史哪一方面的贡献，都离不开全真道这个道文化团体。可以说，王重阳创立全真道革故鼎新，以“全真家风”促成了中国道教的新生。本章就主要从中国宗教史的角度来具体探讨王重阳革新传统道教在中国道教史上的作用与地位。而这一探讨的契入口，正是王重阳在道教史上开辟性地树立起来的“全真”二字。

从王重阳的生平事迹来看，他创教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全真”的过程。本文第一章已经分析过，王重阳在入遭之前，就在思想和行为上与道文化深为契合。同许多佛道教中的教主祖师一样，他有着对生命的深刻反思、对众生的无尽悲悯。“甘河遇仙”只不过是个使王重阳真正走上以宗教拯救自我与天下道路的机缘。为了心目中的这个“真”，王重阳不惜成为一个“活死人”。当然，从内丹学的角度看，这是北宗修炼的一个重要关隘要成为“不生不死”的仙人，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死去活来”的过程。老子所谓“外其身而身存”是也。但从寻“真”的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与“假我”的彻底决裂。可以说，“活死人墓”埋葬了一个为妄想执著、七情六欲、世俗杂务所困扰痛苦的王中孚、王世雄，诞生了一个全其本真、逍遥洒脱的王重阳。就是他，不远千里东赴齐鲁大地的胶东半岛，开始了道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真道创教历程。齐鲁大地具有深厚的道文化传统（关于这个问题，可详细参考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主编的《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一书），与王重阳的这种“真”性甚为相合。于是，王重阳就在这块最适宜他发展的土壤上正式竖起了“全真道”的大旗。

“全真”一词出自《庄子》，本文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那么，它在全真道中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对此众说纷纭。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王重阳自己的论述。在《重阳祖师修仙了性秘诀》中，开头第一句就是：“夫全真者，是大道之清虚无为潇洒之门户，乃纯正之家风，是重阳之活计。”这里将“全真”直接与道文化的终极境界“道”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全真”可谓是“道”的化身而且王重阳自一开始就将之作为新道派的家风。另外，王重阳还在诗词中多讲“存神养浩全真性，骨体凡躯且浑尘。”“自在逍遥，全真真乐。”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全真堂》诗曰：

“堂名名号号全真，寂正逍遥子细陈。

岂用草茅遮雨落，亦非瓦屋度秋春。

一间闲舍应难得，四假凡躯是此因。

常盖常修安在地，任眠任宿不离身。

有时觉后尤宽大，每到醒来愈爱亲。

气血转流浑不漏，精神交结永无津。

慧灯内照通三喂，福注长生出六尘。

自喃堂中心火灭，何舫诸寇积柴薪。”

在这些诗词的阐述中，都体现了“全真”一词所包含的道教那种“生道合一”“仙道贵生”的本质特点。所以，理解“全真”是“全精、全气、全神”也好，是“真功、真行两全”也好，是“全其本真”也好，只不过是角度不同，皆可以“道”通之。“全真”精神，就是“道”的精神。

无为妙道玄又玄，有无异名实同出

顺着以上的思路，我们就可以来分析王重阳在创教过程中所非常重视树立的“全真家风”。刚才已谈到，王重阳自己对“全真家风”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视的。他在著作中对此的解释是“自家真性是家风”，并要“阐扬”“骋驰”此家风。下面就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全真家风”的特点及其对道教的革新。

（一）“全真家风”首要的一方面就是要革旧道教之“浮华”，倡全真道之“简朴自然”。所谓“道在真全去世华”，王重阳是一个注重实在的内涵修养而厌恶虚华外在形式的人（这在本论文第一章中已有所论述）。他一再说：“须知谨谨修心地，何必区区街道衣。”“纸袄麻衣长盖体，蓬头垢面永全真。”“外貌人前夸俊雅，内容目下愈磋跄。”尤其在《重阳立教十五论》的前七论里，王重阳特意将道教日常生活修行中“虚假”与“真实”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做了鲜明的对比，倡导全真道士屏“虚”而务“实”。

这样，在恢复老庄道家古风的基础上，全骨体凡躯且浑尘。”“自在逍遥，全真真乐。”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全真堂》诗曰：

“堂名名号号全真，寂正逍遥子细陈。

岂用草茅遮雨落，亦非瓦屋度秋春。

一间闲舍应难得，四假凡躯是此因。

常盖常修安在地，任眠任宿不离身。

有时觉后尤宽大，每到醒来愈爱亲。

气血转流浑不漏，精神交结永无津。

慧灯内照通三喂，福注长生出六尘。

自喃堂中心火灭，何舫诸寇积柴薪。”

在这些诗词的阐述中，都体现了“全真”一词所包含的道教那种“生道合一”“仙道贵生”的本质特点。所以，理解“全真”是“全精、全气、全神”也好，是“真功、真行两全”也好，是“全其本真”也好，只不过是角度不同，皆可以“道”通之。“全真”精神，就是“道”的精神。

顺着以上的思路，我们就可以来分析王重阳在创教过程中所非常重视树立的“全真家风”。刚才已谈到，王重阳自己对“全真家风”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视的。他在著作中对此的解释是“自家真性是家风”，并要“阐扬”“骋驰”此家风。下面就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全真家风”的特点及其对道教的革新。

（一）“全真家风”首要的一方面就是要革旧道教之“浮华”，倡全真道之“简朴自然”。所谓“道在真全去世华”，王重阳是一个注重实在的内涵修养而厌恶虚华外在形式的人（这在本论文第一章中已有所论述）。他一再说：“须知谨谨修心地，何必区区街道衣。”“纸袄麻衣长盖体，蓬头垢面永全真。”“外貌人前夸俊雅，内容目下愈磋跄。”尤其在《重阳立教十五论》的前七论里，王重阳特意将道教日常生活修行中“虚假”与“真实”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做了鲜明的对比，倡导全真道士屏“虚”而务“实”。这样，在恢复老庄道家古风的基础上，全真道从教祖开始就以迥然异于旧道教的纯实之风独立于世。

（二）“全真家风”中，对世俗酒色名利以至于自身的勘破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王重阳磋叹世人“夺名争利，强惩徒劳辛苦。”“只知名利为身宝，不悟身为物里尘。”警醒世人“酒色昏迷恼杀人，用斯浊恶转推因。”这不仅是全真丹道修习所必须超越的关隘，也正是王重阳作为一位宗教大师对世间众生的指引与拯救。更关键的是，它对于全真道这个新道派良好教风的形成，无疑是有奠基的意义。

（三）“全真家风”从根本上说是对“道”的契合，因此有很多违背世俗常情之处。王重阳直接就点明：“修行切忌顺人情，顺著人情道不成。”他自己也有立灵牌、居活死人墓等众多异行现于世。而这种与旧道教某些依靠方术来迎合世人需求的做法所不同的根源，就在于全真道在修道方式上进行了重大革新，强调通过内丹功夫的修炼超越常人。上一章已经涉及了王重阳将丹派与道派合一的丹道学意义，这里再从宗教发展的角度来看：内丹的修习可以变化人之气质、净化身心，有利于全真教徒素质的提高；而又因为内丹学是在道文化系统中发展起来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品，所以它本身又有利于道教在文化层次上的提升和传统文化的保存发扬。这一切，都是超凡拔俗的，是与流俗行经所不同的。

（四）“全真家风”还在于以道家“谦和不争”的心态与墨家“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侠肝义胆去苦己利人、普济众生。如前所述，王重阳在道性人格上充分继承了老子“上善若水”的精神，促使全真道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高高凌驾于百姓之上而去“恩赐”福音的教团。他亲身示范，要求教徒处于众人之下刻苦修行：而对于弘道立法的正义之举则要以墨家团体那样的侠义之心去坚韧不拔地完成。这些再与全真丹道的修炼结合在一起，就更是独具魅力。盖因全真道修行的成就，是“真功”、“真行”的双全，绝非仅是独善其身。所以从教祖王重阳开始，就提倡以“平等”的思想去看待天下人（关于王重阳的“平等”思想可以参考台湾学者萧进铭先生的《重阳思想六说》一文），进而尽个人之力去为苍生谋福利、做贡献。众所周知的重阳弟子丘处机“一言止杀”，完全就是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去实践的。而这一切的“替天行道”，在全真道看来又都是那样的自然而然。所以我们会看到，全真道的苦行济世不仅使中国道教保持了生命力，更改变了北宋以来旧道教在人们心目中颓废的印象，使道教重新赢得了世人的广泛尊重与信仰。此外，“全真家风”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力倡‘三教合一’”，这将放在本论文下一章去论述。

三教合一道者风范

正是王重阳所倡立的这卓然不俗而又至真至纯的教风，为道教从根本上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获得了新生的力量。而以全真道创教为开端的这场真正意义上声势浩大的道教改革，也还远不止以上所述的几点内容。可以再更为宏观地从人类宗教发展史的视野出发，看一下王重阳发动的道教革新。在中外历史上，每一次宗教革新运动其实都离不开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对本宗教所进行的深刻反思，而绝非仅是出于他们虔诚的信仰。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固有宗教，体系庞大、内容繁多、历史又很悠久，所以不可避免地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道教文化作为中国道文化的一大组成系统，它与世界上的其它宗教文化相比较，具有很多的科学因素；而道教的神灵崇拜，又有非常浓厚的哲学意味（如对于至高尊神“三清”向来有“一气化三清”的说法，根源于老子的宇宙生成论）。这就为道教自身的不断发展提供了非常深厚的内在潜能。面对唐宋以来儒家之理学、佛教之禅宗普遍对本文化系统进行重大改革的客观形势，王重阳在隋唐学者以重玄学精化道教理论的基础上，又以“全真丹道学”为核心，完成了对道教教理教义及外在体制形式等方方面面的革新。不妨再看其中的几个侧面：

一、王重阳对旧道教的一些修持方式进行了否定。如对于符水之术，他认为：“乞觅行符设药人，将为三事是修真。内无作用难调气，外有勤劳易损神。”“休倚散丸求德行，莫凭符水望升超。”还直言自己“摆脱一炉香，何用三叩齿。又不用、那道家活计。”这正是针对以往道教中那种把得道成仙之希望完全寄托在某些外在宗教形式和法术上的陋习而发，从而为全真道教定下了重视内在身心修炼的修持规矩。可以说，道教史就是一部道教徒不断地通过自我拯救来实现其“道”的终极信仰的历史。

这是道教最为根本的东西，是道教发展的“隐性内在理路”。正是由于道教在它的“创世纪”上用“道”统一了“天、地、人”，所以在道教中，人与终极本体“道”之间就没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尽管道教认为人类己经因为种种缘故对终极的“道”有了违逆）；甚至产生了一种“复归其母的证真逻辑”。既而，在“生死关怀”的信仰问题上，道教与其它宗教一个相当迥异的特色也就体现出来了：它不将解决生死终极问题的希望寄托在造物主或至上神的拯救上，而是力主人内向的自我拯救。这一点，从《太平经》、《老子想尔注》中已露端倪；而到了晋代道教文化的集大成者葛洪那里，就被确立成为道教毫不容置疑的“文化气质”。《抱朴子·内篇》中的那句“我命在我不在天”几乎成为道教徒代表人类向茫茫苍天造化发出的气势磅礴的“生命宣言”!人的自我体认与个性张扬在道教那里成为实现其宗教理想的助推器，而与道合真、超越生死则成为最终极的目标。王重阳的贡献就在于，他在道教的这一优良传统不断遭到“异化”与抛弃的时代，通过创立全真内丹道教，引导信徒通过对人体自身“内秘世界”的探索而长生久视，身心俱超。这就成功地彭显了道教“自我拯救”的根本精神，使道教重新走上了自己所应走的“道”。

二、鉴于北宋末年旧道教与政治攀附所导致的不良后果，王重阳注意在教理、教制上保持全真道的独立地位。这样就使创立初期的全真道在政治上不是以馅媚帝王求生存，而是“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既有自放于草泽的精神，又能够在适当时机实现匡济天下的道家治国理想，也避免了由于封建朝廷政策态度的变化而给道教文化带来的冲击。后来全真道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一些挫折，跟教内出现的那种背离重阳遗训、攀权附贵的蜕变现象有很大的关系。

    三、王重阳在教制上创立了出家制度，确立了一些戒律，这在道教史上也是极具开创性意义的。生活在世俗社会中的人们常常轻易地对全真道士的宗教生活做出各种想当然的价值判断。但作为学术研究者，对诸如“出家”、“素食”、“守戒”、“住庵”等等教制仪轨，则需要多方面地尤其是能从内丹修炼的角度去加以考察分析。王重阳对马丹阳传道的时候就曾告诉他，作为一个学道者必须先断掉“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十二个字。这种基于丹道学意义上的要求就成为日后全真教规之滥筋。仅举“出家”的例子来看。

    众所周知，中国道教在全真道出现之前并没有严格的出家住庵制度；而自王重阳创立全真道开始，不仅要求道士必须出家，而且认为“别子休妻为上士”。不少观点都认为这是一种“僧侣禁欲主义”，而实际上用“超越欲望”来表述是更为恰当的。因为在全真道士看来，他们是要站在比世俗欲望更高的层次上去体味人生；而家庭情欲的羁绊、社会名利的纷扰，使人很难能真正地去“静心悟道”。固然，“出家”只是个形式，与“得道”没有必然的联系；道文化史上也有一些能以大智慧、大定力成道于红尘中者。但那种为数不多的所谓“上根利器”，其行为方式并没有普适性。因此，在一个追求超越的道团中推行出家制度是有必要的。再进一步从内丹修炼来看，“出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针对“色欲”这个修道的大敌。虽然我们都承认饮食男女乃人之大欲，但以内丹家观之，“重铸阴阳、再造乾坤”的任务决定了丹道的修炼本身就是一个“逆为仙”（张三丰语）的过程，对男女大欲当然也要逆之而行。而即便是常人看来正常不过的夫妻房事，也不过是“顺而生人”，在真正的内丹修炼中是弃之不取的。这一点，即使是同类阴阳的彼家丹法也奉之无疑，更逞论北宗自身阴阳的清净丹法了。所以，王重阳在创立丹、道派合一的全真道时，早已深刻认识到色欲对修行的危害；也有鉴于一般修道者难于在家庭和社会中自我控制，故制定了出家修道的制度。从这一点上来看，王重阳正是遵从了道文化学术的内在理路要求，并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全真道并没有要求天下人都去出家，但认为有志于达到全真超越境界的人却须打破世俗欲望的牢笼，经受住出家的考验，从而以全部生命去追寻无尽的大道。如在《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中，就一再提到：“出家者，万缘不呈，自己灵明，乃是出家。”“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有功、行、修真之德者，为出家。”“凡人出家，绝名去利、忘情去欲则心虚，心虚则气住，气住则神清，神清则德合道生矣。”

当然，王重阳所实现的道教革新不可能是与旧道教的一刀两断。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各大宗教所信奉的那些至高无上的神灵，其本身就隐含着人类对“真”“善”“美”圣洁境界的追求。对宗教偶像的崇拜与信仰，在潜意识里与宗教的修持行为多有相通之处（这在道教“存思”“存神”道术和佛教密宗“观本尊”修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王重阳是要通过革新运动，发扬道教乃至整个中国道文化的“真精神”。其着眼之处乃是道教发展的大方向，而并非全在旧道教的某几种具体宗教形式。

因此，传统道教中历史久远的拜神烧香、符篆祈攘等内容不会在王重阳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它们还是会继续在中国道教包括全真道教里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从王重阳的著作来看，也还有像“书灵符宝篆，救苦消灾”、“太一混元真法篆，清心精锐行持”这样继承传统道教法术的话语。同时，王重阳对人间之苦的描述，也没有照搬佛教“八苦”的说法，而是以传统道教的观念来告诉世人：其所眷恋的尘俗之乐以有道之士看来反而是莫大的痛苦；这世上自有一种道教所追求的通过超越而获得的“真乐”—不抛“俗乐”，难得“真乐”。所以，用“扬弃”一词来概括王重阳对旧有道教的态度，恐怕是较为恰当的。

太上老君，慈悲度世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它的命运自其产生开始就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在历史己进入到21世纪的现实情况下，道教究竟怎样才能保持其可贵的本色而又跟上时代的步伐，并为整个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自己独到的贡献?当今教内外很多关心道教前途的贤明之士纷纷出谋划策。而在这其中，重新回顾王重阳革新道教的历程并创造性地发扬他所开创的“全真家风”，对中国道教在新的时代形势下与和谐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并实现其自身应有的文化价值，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第四章三教合-------王重阳对中国文化的统摄与融合 

在全真道中有一句被奉为经典的话：“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此话本源于战国时期的儒学著作《荀子》；而其所以能在全真道里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跟当年王重阳创教时大力倡导“三教合一”有极大关系的。可以说，“三教合一”是王重阳思想的根本要旨之一；后世研究全真道的文章、著作对其“三教合一”的主张亦多有论及。本章的内容，正是要从道文化史的角度谈一下王重阳力倡“三教合一”的贡献。

首先，本文想明确一个观点：道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干的地位。虽然近百年来直至今天，国内外学术界仍然还没有对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达成普遍的共识；但却有相当一大批学者都一致认定儒家学说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主导地位。而对于这种认识的合理性与否，却较少有人进行过认真的反思。当然，也有东西方睿智的哲人学者，洞见性地揭示了道文化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中特殊而又根本性的地位。鲁迅与李约瑟就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两个代表。众所周知，他们对道家道教各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评价：

鲁迅说：“中国的才食抵全在道教。”

李约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裸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

而时至当代，以陈鼓应先生、胡孚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当代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道家主干说”，认为“道家文化”（或更准确地说是“道文化”）是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的主干。随之，便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与争论，褒贬不一。本文赞同陈、胡两位先生的观点，并认为无论是持“儒家主干说”者还是持“儒道互补说”者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儒家与道家在宇宙、社会、人生等问题上所形成的理论及其实践并不是对立互补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之间的统摄关系----道文化为统摄儒学之本；对它们二者也不可以用“阳刚与阴柔”、“入世与出世”、“积极与消极”等范畴简单地进行比附。这一点，司马谈、葛洪等先贤早己在他们的著作中有所论述。

    惜乎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代王朝多以儒学为国家正统学说，压制其它学派。故虽然道文化在此后亦有时隐时现、一脉不绝，但终因各种有意无意的因素，致使后人对儒道关系的认识越来越出现问题，甚至固执地认为儒学乃中华文化之正统代表。其实，我们如果能从道文化的立论根本，也即中国文化的根本-----“道”出发去探索、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那么应是会有一片崭新的天地；而很多以往难以说清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借用《道德经·三十四章》的话来形容道文化的精神：“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正是这种博大包容的气象，造就了中国道文化这样一个统摄百家、融合万法的开放性学术文化系统。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三教来看，儒学一脉多重于入世之学而疏于出世之学；佛教一脉多重于出世之学而轻于入世之学；而道文化一脉以中和之道性身国同构、体用兼备、融出世入世于一体，其高者可入于九天之上、其深者可潜于九渊之下，且为伏羲、黄帝等中华民族始祖所肇始而发展之正宗纯粹的传统学术文化。因此，道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尤其是在“三教合一”的思潮出现后，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统摄与融合并且不断提升这种功用，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而王重阳力倡“三教合一”，提升了道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摄与融合功用，正是为中国文化的和谐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道文化大师。

从“三教合一”的历史来看，南北朝时三教融合之风即己大行；之后三教内部都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学术变革，而且他们的学术变革都不约而同地向探讨“心性”的问题上迈进。可以说，对自我生命进行内在的反省和体认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一个本质特征。三教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寻找到契合点，那么“三教合一”就更会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了。终于，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首开其嘴矢，力主“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曹源一滴水”真正地开辟了中国化的禅宗；中唐韩愈、李翱以“性情三品说”和“复性说”开新儒学之端，终于至北宋五子出而正式形成理学。但佛教向来轻视儒、道二教，故少提“三教合一”；理学家出入佛、老，大量吸收佛道二教之说，却总要以“孔孟心传”标榜，亦不愿多提“三教合一”。而全真教祖王重阳作为宋金之际道文化的领袖与代表，在当时民族传统文化遭受异族摧残的危机时刻，欲联合儒、佛建立起一个保存传统文化的“统一战线”；遂以道文化之大气魄，屏弃门户之见而开时代新风，明确提出了“三教合一”的主张并大力倡行。

儒释道三教合一，学贯人天

王重阳在创教之初建立的“三州五会”（即“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皆以“三教”之名冠之，以示三教“平等”与“合一”的主旨。他还经常教其门徒读儒家的《孝经》、佛教的《心经》和道家的《道德经》。何以要读这三经呢?作为道文化祖经的《道德经》乃立教之本，自不必说；问题是为什么在儒教中选出了《孝经》、在佛教中选出了《心经》。其实，这是王重阳想通过最简要朴实的道理文字来融合三教文化，并发扬宜传其精髓。用《孝经》者，实为顺应齐鲁大地深厚的儒学传统而方便传道的策略。观《孝经》之要旨，在于以“孝”贯穿社会从上而下之各阶层，以求达至“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的和谐社会。而“孝”之思想，本来就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定社会土壤之中；经过儒家的宣扬，更是对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生活习俗有重大影响。作为儒家发源地的山东地区，这种观念尤盛。所以王重阳欲在此争取全真道团的发展壮大，则以《孝经》为接引使之成为全真修行的基石，乃情理之中的事。用《心经》者，盖此经以言简意赅之二百六十字摄佛教般若学甚深广大之义；其所发挥“缘起性空”之大乘般若精要、所显示涅槃果与菩提果及经末所言般若波罗蜜多咒，无不使该经在中国佛教中占有相当重要而又特殊的地位。正是因为它的义理与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内丹心性之学有相通之处，且经文易为广大民众所诵读流传，所以《心经》也成为全真教徒应读之书。而除了从经典教化上力求合一三教，在王重阳的著作之中，关于“三教合一”的言论也比比皆是：

“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

“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

“满座谈开三教语，一杯传透四时春。”

同时，在《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里王重阳提出了“三教者，如鼎三足”“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这对后来人们认识三教关系影响深远。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普遍采用这个说法。

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是其“全真家风”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绝非是将三教简单地凑合在一起，其精要在于从道文化的根本出发，去对儒家、佛教进行统摄与融合。20世纪史学宗师陈寅格先生曾对道教文化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其实，王重阳在历史上所进行的“三教合一”运动，正是陈先生所称的那种“道教真精神”的彰显。而这种“合一”的基础，正是前面笔者己经论述到的王重阳在道文化各方面、各领域的巨大成就。

    关于全真道融合儒、佛二教，学术界己论之颇多。通过《重阳全真集》等著作我们可以看出：在传教的过程中，王重阳随机施化，对儒、佛两家的人士能各以其自身学术系统中的义理、话语进行劝导；同时，他也将这两家里一些对道文化发展有益的思想学说融入全真道中。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道文化，更重要的是能使道文化进一步具备它家之所长，从而更好地去融合整个中国文化。提倡“三教合一”，就是抓住了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生命力、推动其良性发展的关键。可以看到，宋金元时期的中国文化虽遭战乱摧残，却并没有比大唐时期全面倒退，反而在精深之处尤有过之。这与当时“三教合一”精神的发扬有重大关系。而反观元代的僧道之辩：那种争夺世俗教团利益和统治者宠信的互相攻汗，完全背离了王重阳融合三教的“全真家风’夕，其结果只能是大损了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元气。

关于全真道对儒、佛二教的统摄，这里略谈几句。现在学术界基本都已认识到，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是以道教为本位的。这从《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中所谓“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的话里已经不难看出。而这种本位从根源上说是由道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统摄地位决定的；它反过来又促进了这种统摄。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尤其应注意的是：对于王重阳的“三教合一”，切不可看到他著作中用了哪一家的名词就认为他采用了哪一家的东西。尤其是佛道二教相通之处很多，王重阳对佛教理论和修持的态度是很慎重的；他有时借用了禅宗的一些名词来阐发道文化中的固有之学，这并不代表是照搬佛教。而那种认为全真道是“儒教的一个支派”的观点本文更不敢苟同。实际上，从王重阳开创的全真道学术思想去看，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说、禅宗的“明心见性”之论都可以被统摄到全真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体系中去。所以，全真之学在创立之后对儒、佛两家的统摄功用是日益提升。

从儒家的方面说，朱熹注《参同契》，王阳明读《悟真篇》，且理学、心学的理论莫不是在道文化的道论基础上而加以儒学化的发挥----这些不争的事实虽然他们自己讳莫如深，其实理学阵营内外的很多学者早已看出来了。至于全真之学对佛教统摄的问题，则相对复杂一些。因为道教、佛教乃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两大系统的代表，又同属于东方文明，相通之处甚多。如佛陀所言“汝应自努力，如来唯老师”，正与本文第一章所分析的老子著《道德经》之本义相吻合。而在对超越境界的追求与修持上，双方更是各有所长；尤其是佛教密宗修炼功法与道教内丹修炼功法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本文仅能从一般所谓的禅宗心性之学出发，认为：自王重阳创立全真道后，在心性问题上全真之学已不逊于禅宗（这只是从学理上说，不涉及个人修为所能达到的境界）；而且在“性功”之后，全真之学还有明确的“命功”修持层次。从道教的认识来看，这就为个人能终究超越到与天地一气、与宇宙同体的至高境界开通了最后的道路。在此影响之下，金元以后的中国宗教文化史上多有弃佛入道或以僧学道者。如内丹学术中影响很大的伍柳派，其创始人之一的柳华阳就是由僧家而转习丹道性命之学；他的主要弟子了空、了然作为禅师，本身也是全真龙门派第十代（清字辈）传人。我们知道，儒佛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全真道能在更深层次上统摄儒、佛，那么道文化对整个传统文化统摄功用的提升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王重阳之后的全真道发展史上，除了全真七子，还有像武当派祖师张三丰这样的道文化宗师力倡“三教合一”，从而继承了“全真家风”中的这一优良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举凡世上各种学问与文化，倘若它固步自封、妄自尊大、拒绝任何交流与学习，那么这种门派之见就会使其自身先落了下乘。道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并成为未来中国文化接纳西方文化之津梁，其根本就在于它兼容并包、圆融博大的气象和随缘应化、与时俱进的精神。这种气象和精神使道文化能在传统文化的庞大系统内，对儒佛二教及其它各家进行统摄与融合，并不断地发扬此功用。而这种功用也正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久而不衰，历久而弥新，永远以其独特的魅力和辉煌的成就屹立于世界的重要原因。王重阳力倡的“三教合一”思想，对于促进当今世界上各种文化尤其是宗教之间友好的对话与交流，消除党同伐异、相互冲突的弊端，从而共建和谐美好的人类家园具有极为现实的借鉴价值。

第五章保存学脉---王重阳对道文化学术的挽救 

宋金元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继春秋战国和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后又一个大的动荡时期。其时，居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女真、蒙古相继崛起，以武力征伐而取天下。但这些缺乏文化基础的民族，不仅对于战乱后国家社会的恢复建设所知甚少，更是给中原传统文化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正如元代道士赵道一所说：“皇不足则帝，帝不足则王，王不足则霸，霸又不足，道之不幸也。”所以，那确实是一个罕见的衰危乱世。然而幸运的是，由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在这样的乱世中毅然挑起了保存、挽救道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学脉的重担。其“转浇漓以宗太朴，化顽犷以慕无为”，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慈悲胸怀，济世度人

南怀瑾先生在他的《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一书中，曾对人类历史上的那些文化伟人做了精辟的评述：“这些伟大的超人们，生当其时，没有哪一个不是遭逢时世的衰乱，由于政治、社会衰败的反应，而另觅人生究竟的道路而来的。至于借此而寄情物外，将一片悲天悯人的血泪，洒向虚空的，其心尤可令人惊然起敬。”可以说，这种“悲天悯人”的天地胸怀是古往今来的大圣大贤所共同具有的。尤其是佛道教的宗师，他们将之更多地倾注在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对世道人心的救助上；而在天下危难之机则挺身而出，入世度人，为民族、为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从全真教祖王重阳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他文武全才，豪气干云；年青时面对亡国之痛，未尝不想尽个人之力以报效国家。现在很多介绍全真道的书籍均根据《全真教祖碑》等史料认为王重阳曾参加过金廷天眷年间的武举考试，而实际上王重阳当时所应的是南宋的武举。王重阳应为具有民族气节的大宋遗民、忠义之士。这一点，著名的全真道史研究学者陈垣和陈教友都一致持肯定态度。我们从王重阳最后选择在北宋的故都开封仙逝，也能体会到他对故国的怀念。又据元代正奉大夫参知政事商挺的《题甘河遇仙宫》诗所云：“矫矫英雄姿，乘时或割据。妄迹复知非，收心活死墓。”可见王重阳当年或曾以武力与金兵对抗过。

而在《重阳全真集》中，可以摘出很多与武事有关的词句，如“斧长施钢剑锋”、“钢刀慧剑，接刃交锋”、“两般枪法杀三尸”、“会举箭，张弓对敌”，还有《咏剑》、《剑颂》两首诗和《重阳立教十五论》中“铸剑”之喻等等。虽然它们实际上是被王重阳用来比喻内丹修炼的，但恐怕从这威风杀气之中也可见他早年经历之一二。

    所以，早年的王重阳对广大北方人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悲惨痛苦境遇，起初是力图通过自己的一身文才武学去拯救之。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于是王重阳佯狂逃酒，实际上是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民族文化。我们可以把王重阳与同时代的抗金名将岳飞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他们都是救世拯民的大英雄。只不过岳飞以其金戈铁马的悲壮一生捍卫了民族的独立：而王重阳则是把他的一腔热血洒向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干的道文化，力求以宗教的形式保存道文化学术的命脉，继而保存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脉。在历史上，儒家学说极易为不同民族的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佛教终究是外来之教，且历来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密切；而道文化一脉却往往能于危难之时传承中华文化之精华。因此，王重阳要实现的“使四海教风为一家”的伟大理想，其实就是要广播民族文化的种子，以期在来日复兴家国。这一点，迫于金王朝统治北方的严酷形势，王重阳在他的著作中不便明说。但他苦心造诣地继承发展道文化、不辞辛苦地创立全真道以及用最为简朴通俗的方式将民族文化的精华教化于民众，这本身就是对其伟大理想的最佳诊释。而且，他还留下了一句“当权勿倚欺凌弱，须防运去相逢著。”其中也隐含着对残暴的异族统治者的替告，并预示了他们不会长久的命运。王重阳正是以这种文化上的凛凛风骨和远见卓识，撑起了民族精神的脊梁。

当然，王重阳保存道文化学脉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就，那便是道教的人才建设。在这方面，他可谓是一位杰出的道文化教育大师。其传教虽不过短短的几年，但桃李遍于天下，尤以山东为多。而其中最为出色的当然是王重阳精心选拔、培养的马钮、刘处玄、丘处机、谭处端、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这七位道门才俊。自东来传道至最后羽化，王重阳对全真七子的入道、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视他们为传承自己全真学统的“物外真亲眷”。其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可谓道文化史上的千秋典范。而全真七子得重阳师父之教化，经过各自的刻苦修行，皆成为道行高深、教泽四方的一代宗师，成功出色地弘扬和发展了全真道。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王重阳确实为中国道文化薪火的传续与光大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综观中国文化史，道文化向来是与整个传统文化的命运休戚与共的。而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精华的代表，道文化也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上对中华民族方方面面的塑造与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功用。虽然，各种有意与无意的因素令这个“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始终难以在社会层面上博得与其功用相匹配的显赫地位，但道文化确实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身处今天回首千年，道文化的综罗百代与广博精微曾经为东方的中华民族塑立起何等壮观的精神殿堂，去度过那风雨的岁月!而历史也己经证明：自古以来，无论什么时代，以道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都不会在野蛮暴力与强权的冲击下而湮灭；它只会生命力更加顽强，更加进发出新的生机。这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像王重阳这样的圣哲之士在危难之际续断存绝，一力担起了挽救与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业。在当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与猛烈冲击；更有不少国人对于前人的文化遗产表现出了令人痛心的无知与冷漠。今日的炎黄子孙，当然不会也不应去复原到古代社会的生存状态；但祖先的传统曾经留下了即使是今人也为之赞叹的智慧。如果丢掉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放弃了这些代代相传的智慧，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此走上了“现代化”和“全球化”，而是意味着这个民族的自栽与灭亡!所以如今中华民族真正的有识之士，应在王重阳这样的民族文化圣哲身上汲取精神与志气，联袂奋起为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担当重任。这是一种期许，也是一种勉励。

结语 

以上各章所述王重阳在道文化发展史上的学说与贡献，乃为其荤荤大者。其余如文学、建筑、伦理等方面之内容，本论文暂付阙如。诚然，中国道文化孕育出的重阳之学似龙乘风云而上天，难见其首尾：而以笔者个人之学养修为，在前面所谈的也不过是以管窥天、以彝测海。但通过本论文的探讨阐述已经可以看到，几乎王重阳的每一个创见与成就，都会对中国道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开拓性的深远影响。由此我们固然可知王重阳本人在道文化学术领域广博精妙的造诣：同时，也能体会到道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其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也正在于那种“万法归宗，一以贯之”的通达精神。

道文化是华夏的根，中华的文明皆在道中

本世纪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在内心的深切期盼；而文化上的复兴，则无疑将会是民族强盛的灵魂与指引。可以预见，中国文化复兴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道文化。我们必须要对以往几千年来全部的道文化遗产进行扎实深入的研究，才能为将来道文化的发扬光大寻觅出无限生机；必须要在真实传承前人学术精髓的基础上据时代潮流变化而发展创新，才能使道文化真正地为中华民族乃至于全人类奔向美好的未来开辟出一条光明坦荡的大道。本论文对王重阳进行研究，实际上也就是要“藉古以开今”。希冀通过发掘传统道文化的智慧，能为我们民族今后的文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学术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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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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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思想六说》，萧进铭，载于《丹道文化》第二十六期“王重阳专辑气财团法人丹道文化教育基金会出版。

《中国十二、十三世纪的“灵性觉醒”运动—王重阳创立全真道的主旨及现代启示》，复初，载于《丹道文化》第二十六期“王重阳专辑”，财团法人丹道文化教育基金会出版。

《<重阳立教十五论>修道思想探析》，王永会，载《中国道教》2000年第3期。

《丹道法诀十二讲。第一讲》，胡孚深，载《武当》杂志2006年第6期。

《王哲内丹心性学说初探》，唐代剑，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3期。

王重阳丹法炼性

王重阳为道教全真教之祖，也是内丹术北宗创始者。其丹法特点是师承融纳钟吕及南宗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光性后命”的内丹理论与实践体系，对金元以来内丹发展产生了重大回响。王重阳内丹论述，主要有(重阳全真集)、(重阳教化集》、《五篇灵文》、《分梨十化集》、授马丹阳《金关玉锁诀)、(二十四诀>等。通过这些著述，可大致看出王重阳北宗丹法内容及特点。

    王重阳论内丹，有大中小三乘。这是承袭钟召而来。其三乘分别为大乘神仙抱一之道，中乘富国安民之法，小乘强兵战胜之术。由此三乘法，形成由祛病、健身、修仙三层次构成的炼养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实践操作，则可分为炼性、修命、成丹三大功夫。
 

炼性重视心性修炼，是北宗内丹的首要功夫，也是北宗丹法相对于南宗的最大特点。在王重阳看来，内丹必须首先解决心性问题，包括精神、信仰、意志、德操、品质、修养等。王重阳在授马丹阳《二十四诀)中，指出“命者是元神、性者是元气，名曰性命也”。又说“宾者是命，主者是性”。他认为神仙长生不死之道在于“真性不死，万缘不挂，不去不来”，强调修仙的目标在于修心炼性，“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心外无道，道外无心也。”

    这种对心性修炼的重视导致了内丹自钟吕南宗以来最大的变革。心性修炼由此而从仅仅从属于“命功”的一种修炼法扩充到人的生活每一个方面。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德行品质、为人处事无一不纳入北宗的“炼已”范畴，体现为北宗性功的“明心见性”实践。

王重阳在(立教十五论)中规定北宗炼养要则为十五个方面:

    ①住庵:即效法佛徒出家清修;

    ②云游:于山水间陶冶性情兼寻师访道;

    ③学书:努力学习以增广知识与涵养;

    ④合药:学习医药之学，济世活人;

    ⑤盖造:学习修盖茅庵草舍之法以备居住修炼;

    ⑥合道伴:学习与同伴相处之道;

    ⑦打坐:掌握炼丹的静坐方法;

    ⑧降心:在静坐中修炼由乱心到定心的方法;

    ⑨炼性:修炼心性守中之道;

    ⑩匹配五气:聚五脏精气于中宫以修内丹;

    （11）混性命:在静修中使神炁相合;炼精化炁;

    （12）入圣道:在神黑相合基础上炼炁化神;

    （13）超三界:炼神还虚，超越三界;

    （14）养身之法:温养“法身”阳神;

    （15）离凡世:阳神出顶，还虚成仙。

    由此十五论，可看出北宗内丹修炼将“性功”的概念大为扩张，并置于炼丹首要。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明心见性”。王重阳特别强调动心忍性、含耻忍辱、清心绝欲、损己利人的心性磨练功夫。他很重视并广泛吸收佛教禅宗的修习方法，做为内丹“炼己”、“见性”手段，并主张道教在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修炼心性。因此，与南宗内丹初步“炼己”是炼己身精气不同，王重阳所奠定的北宗“炼己”就是炼心修性。他在(五篇灵文)中强调说:

    “炼己即炼心也。心为离，离者己土也。炼心不动，即离宫修定。定则气和，和则身安，安则梢气充满，满则铅汞凝结，结则造化自身。玄珠成象，太乙含真，金液炼形，骨散寒琼，形神俱妙，与道合者，皆自然也。若非操存谨守，降心炼性，必无自致之理。然此功夫，必加勇猛决烈之心，含死忘生之志，乃可纯熟矣。心死方得神活，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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