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高足傅斯年说“宁死不请教中医”，结果享年54岁！
上次发了胡适重病被中医治好的轶事，但是晚年的胡适对此拒绝承认。
1958年，胡适和余复洋通信中说：“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
1961年胡适郑重声明：“在三十多年前（即1920年），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贵友说我有秘方可以治此症，此说全无根据。”
还说：“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药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
那么你信胡适说的吗？反正我是不信的。既然做了汉奸，就等着持续被后来人挖坟鞭尸。
胡适还说：“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是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为它)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以后也就有了这样的论点：“有疗效也不等于科学”。
中医学之所以被指责为“落后”和“不科学”，不是因为它治不好病，疗效不确切，而是由于未能如洗衣要求的：对得的什么病和所以愈病之理要能回答上来。而且他们所要求的“科学”回答，实际上是关于疾病医学的解释模型问题。
面再来看看胡适高足傅斯年对中医的态度。
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猛烈抨击反对中医的文章《所谓国医》，在该文章中，傅斯年说：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
傅斯年说，中医问题根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没有讨论的必要，中医是腐朽的、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对于中医最好的管理办法就是取消。
傅斯年文章中还对中医管理提出了建议：
“管理他们(指中医)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病去世，享年54岁。
这的确是求实锤得实锤。
傅斯年和胡适
附：
傅斯年（1896－1950），生于山东聊城，祖上傅以渐是清朝第一任状元。其父傅旭安系光绪二十年举人。傅斯年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名度颇高的学者、社会活动家。
傅斯年5岁进私塾，11岁读完十三经，1913年17岁考入北大预科经史部，与顾颉刚、沈雁冰、俞平伯同窗。
1918年傅斯年与他人合创《新潮》杂志，请胡适作顾问，蔡元培支持月拨2000银元作经费。1919年元旦创刊，傅斯年执笔“发刊旨趣书”，宣称北大“脱弃旧型入于轨道”，不再是培养“一般社会服务之人”，而是以“培植学业”发展学问为目的……
后傅斯年在胡适引导下，放弃传统文化，全力地投入新文化运动中。北大毕业后赴欧游学7年，虽未获文凭，却因是胡适弟子，又是当年北大学生领袖，名满学界，回国后便任中山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学、历史两系主任，其时30岁。
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未归，由傅斯年代理。
“抗战”爆发后，大学南渡，钱穆也跑到云南，在西南联大任教。此时傅斯年名义上是北大校长，但常驻重庆，管理工作由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
在西南联大，西学占压倒优势，钱穆只能与陈寅恪、吴宓、蒙文通等少数坚持传统文化的教授来往，备感孤独。据吴宓说，西南联大一次办“中国文化讲谈会”，先发言的闻一多、雷海宗对传统文化狂贬一番，说“《四书》《五经》实极浅俚，不过初民之风俗与迷信”，令吴宓产生了深深的被排挤感。
但钱穆偏偏不服，1941年10月，他发文称：“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
钱穆原本就被胡适帐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鄙夷，如今又被左派视为眼中钉，钱穆当时自己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不久，钱穆只好从西南联大辞职。
抗战胜利后，各校北归，此时傅斯年主持北大校政，原属北大的教授都被召回，唯独没有给钱穆发聘书。
钱穆备感失落，晚年述及此事，认为这是一个“特例”。回不了北大，钱穆只好混迹于昆明五华书院、无锡江南大学等学校。
北大刚开设“中国通史课”，傅斯年主张由15名教授分别讲授，但钱穆坚持应该由他一人从头讲到尾。钱穆讲课深受学生欢迎，胡适与钱穆开同样的课，学生都愿去听钱穆的课，钱穆在北大执教期间，在讲课竞争上从没输给过胡适。
傅斯年和钱穆两人私下常互相诋毁，钱穆说傅斯年是水泊梁山的山大王，傅斯年则骂钱穆根底肤浅，钱穆说傅斯年旧学功底差，傅斯年说钱穆不懂西学。
钱穆晚年对傅斯年批评不多，或许是傅斯年去世太早，没必要再打死老虎了。但对于胡适，钱穆却没那么客气，直到胡适去世20年后，即自己89岁时，还撰文说：
“适之晚年在台湾出席夏威夷召开之世界哲学会议，会中请中、日、印三国学人各介绍其本国之哲学。日、印两国出席人，皆分别介绍。独适之宣讲杜威哲学，于中国方面一字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