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济会学术之阴谋性质
5.3共济会学术之阴谋性质
我们说这些共济会学术，跟人类其它学术产生的途径恐怕是不一样的。非共济会学术一般都是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抱着探求真理的目的、实事求是地生发出来的。而共济会学术，它的编制机制多数情况下是出于阴谋。也就是说，这种学术是出于谋求私利的目的编造出来的，其中所说所倡导者全是对共济会这个极少数人的团体有利的内容，至于是否会因此而歪曲了事理给世界带来麻烦则是不予考虑的。
5.3.1论共济教之分显密与阴谋性
自由宗科学教（共济会显教） 共济会密教
缘起说唯物主义无神论 有神论
人学 达尔文主义之无灵魂、无来世 有灵魂亦有来世
人生观 拜物、现世主义 拜上帝、求来世
基本法理公共领域：天赋人权、平等、自由 共济会法律：天赋义务、等级、服从
社会历史观 自然状态完美无暇 共济会之外的人类社会和历史一片黑暗
制度 自由市场经济 由看不见的手即跨国金融大资本暗中操纵的经济
民主政治 世袭金权专制
宗旨 公开的政府弱小无力无所做为 在暗中的共济会强大有力大有做为
从上表可知，共济会拥有两套截然相反的教义：即共济会显教（自由宗科学教）和共济会密教。前者公开提供给共济会之外的大众作为统治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后者则秘密运用于共济会自身,两者合起来，就可以让居于共济会等级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顺利地谋取天大的私利；故无论显教密教，皆是极少数人攫取私利的阴谋手段。
例如缘起说方面，共济会从启蒙运动起就在大众公共领域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而对自身会员的基本要求则是信上帝，共济会法律关于上帝和宗教的古代责任一条要求其会员有义务遵守道德律并相信上帝，虽然不要求必须相信特定的神和宗教，但不能是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的放浪者。共济会在公共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宣扬和维护达尔文主义这种无灵魂无来世的人学和以洛克斯密为代表的以追求物质财富为最高追求的拜物人生观，而在它对自己的会员所进行的道德教育中则明确宣布有灵魂亦有来世，要求会员以敬拜上帝为人生要务，甚至启发会员追求来世的永恒幸福。显密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相反相成，共同服务于共济会建立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统治以谋求极少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个根本目标。盖前者之用在败坏人心变乱世界，靠后者才能养成会员的人格修养造成人中精英以利于共济会之团结与有力量。
为了推销自由宗教义，共济会显教将人类的自然状态说成是一种完满的自由和谐状态。自由宗祖师洛克曰：“为了正确地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虑人类原来自然地处在什么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三页）自由宗另一个重要圣贤卢梭则认为：自然状态下的原始人有着强壮的几乎不会变坏的体质；自然人几乎没有社会性，因而是完全自由的；由于不存在利益冲突，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自然状态是美好的，因此卢梭提出了重返自然的口号。（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然而共济会密教对人类的社会历史的认识却是另一番面貌：当申请入会的初到者开始其第一级别即学徒仪式时，即被告知他们是从外面的黑暗世界到共济会来寻找道德和智慧之光的。非共济会员所处的共济会之外的世界不仅人性恶，而且社会恶、历史恶，唯有共济会才有驱逐黑暗的光明，唯有结成共济会兄弟组织才能构筑起光明的圣殿。共济会密教之所以这样说，也是为了在共济会内部建立与其外部的散沙化相反的集权服从结构。
在公共领域，共济会站在个人的立场上，鼓吹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平等。因此受自由宗教义蛊惑的社会科学将西方社会描述为原子化社会，自然人将其身份转化为公民，即自然人的政治身份，然后通过选举将胜选者安排到法律规定的其职权相互制约的职位上，整个社会和国家就能达到理想状态。至于西方的各类社会团体，则都是公益性辅助性的，即使参与政治活动也都是出于公益目的；即这些团体并不参与实质性的社会政治建构。以为在这种一麻袋土豆式的社会结构里，仅仅凭借一张张选票的累计，就能完成政治和组织上的整合。但在共济会内部，共济会法律却将这些公共领域内它一直在鼓吹的所谓的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平等全部取消，在共济会宪法和法律中没有任何关于权利的规定。在对其会员说话时，共济会转而站在神的立场上要求他们承担神所赋予的义务，进而将这些义务具体化为各种所谓道德律和各种血盟誓言。共济会员之间也不是平等关系，恰相反，是等级森严；共济会拥有三个蓝色会所级别和十个（约克礼）或三十个（苏格兰礼）礼制级别；共济会员的最重要组织属性即是级别，级别是共济会等级制度的最重要标志，共济会员即是以级别被构建到组织中去。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组织中，不讲自由，只讲下级对上级的服从。
从以上不断看到了阴谋：普通大众越浑浑噩噩只知饮食男女、越忙于生计而无暇反思自己的真实处境，公共领域越公开、越自由、越平等、越民主、越宪政、越人权乃至越相争越混乱；也就越有利于共济会这样具有秘密性、集权性、讲义务与服从的等级制金字塔式结构化的精英组织凭借其独有的集团优势在公共领域谋取更大的私利。
西方民主制政体是共济会犹太金融集团在对抗欧洲贵族政治过程中建立的。其核心理念在于对政府权力的削弱与分化，最大可能降低政府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掌控能力，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市场经济等皆是对这一根本宗旨的贯彻实施。通过削弱国家政府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集权，作为政府和所有企业放贷者的跨国垄断金融大资本就成为社会的真正主宰者，建立起超民族国家的更高权力体系。因此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是专门为了削弱政府建立维护资本专制而设计的，实际与其倡导的自由理念背道而驰。所以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共济会显教制造的欺骗性假象，其实质则是共济会密教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法宝——世袭金权专制政治和由看不见的手即跨国金融大资本暗中操纵的经济。民主政治并非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利益服务；作为民主政治实质的背后世袭金权政治比君主政体更为野蛮、比独裁政体更为专横，比官僚主义更加自私。自由市场经济也并非共济会显教所宣称的那样每个人都可以依照其天赋人权在其中发财致富，它实质上一直都是世袭的垄断金融家族榨取一代一代普罗大众血汗的最有效方式。
最后所有的以上这些，都是为了贯彻一个宗旨即：通过显教削弱政府的组织力和控制力，通过密教让共济会等级金字塔的顶端成为真正的统治者。
5.3.2 共济会学术阴谋举例
甲、斯密在共济会的授意下写作《国富论》
斯密创作《国富论》曾得到共济会的授意与资助。共济会提出的授意是什么呢？就是叫他鼓吹放弃政府的监管，建立没有任何政府管理的“自由经济体系”。何新先生就此感叹：连一个小镇都需要安装红绿灯，需要有警察管理。社会经济错综复杂，规模宏大，涉及每个人的生存，需要协调、监督、计划、统计、指挥的关键点多如牛毛，怎么可能连政府红绿灯和警察也取消呢？这是一个经典的逻辑骗局。目的很简单，就是排斥弱化政府机构的市场监控，强化幕后世袭的、垄断的、非法的、黑箱操作的、没有任何监督的、金融僭主的体制。在这本书中斯密还鼓吹国家放弃货币发行权，向银行家族借入分文不值的信用数字，宣扬金本位，贬斥政府信用对货币符号的基石作用，炒高金价，这样共济会国际金融垄断势力就可以依此控制苏格兰银行家集团主导的英镑体系，这个是他们授意此书的最重要的目的。总之，共济会也就是这个跨国的私有的极其落后黑暗野蛮的世袭金融家族势力所需要的经济政策被斯密包装成普遍性的经济原理，都写进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这样一本背景复杂、脱离实际、威胁各国主权的书中，被跨国金融家族所豢养的西方学术界吹捧了几百年，成为世界经济学的圣经。
斯密晚年良心发现，对自己的所为深为后悔，他就独自到苏格兰长老会那里去做忏悔，重新皈依了上帝，脱离了共济会的邪恶信仰。临终立下遗嘱，将自己生前包括《国富论》在内的著作全部烧毁停止流通，以免再贻害世人。可是斯密的遗愿全然未能实现，经济学至今仍在这些 “必须焚毁的罪恶”（ 斯密用以称自己的书稿）之笼罩中。
乙、消灭中医：共济会和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个跨世纪阴谋
吕嘉戈先生编著的《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一书在导言中就提到消灭中医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个阴谋。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和共济会的学术控制和消灭异己的广大的阴谋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共济会广大阴谋中的一个特殊的例子来看。说它是一个跨世纪阴谋就是因为它开始于上个世纪，这个世纪还在秘密进行直到现在。我们知道洛克菲勒家族是现当代共济会的一个核心成员，所以他们可以和共济会划等号。
洛氏家族消灭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两个目的，一个是吕先生已经在他的书中提到的，就是出于攫取经济利益的考虑来消灭中医，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洛克菲勒家族是一个跨国的垄断集团，化学制药是它的一个重要产业，这个产业要想占领中国的市场，中医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中医是不开西药的，只用中药。所以要想占领中国庞大的医药市场必须消灭中医，如果不消灭中医这个无法做到。吕先生在他的书的导言中写到：最近美国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撰文揭开了消灭中医的惊人内幕。他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国人Hans Ruesch撰写的文章《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Rocke-feller Drug Empire：The Drug Story），清楚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早在1927年对中医做了些什么。张绪通博士说：“该文坦白地道出了缘由，洛克菲勒及其家族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名其曰‘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然后打出‘拯救中医中药’的美名，以‘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的幌子，达到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及其市场的目的，完全有他们的战略预谋。”在《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文中，作者写道：“洛克菲勒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以至于在1927年发起了国际教育基金会作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个人慈善事业，还捐赠了两千一百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准备毫不吝惜地给予外国的大学和政客们，当然要附带各种条件。……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来向他卑微的孩子们传播知识。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四千五百万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垮）中医。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科学价值’；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但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既然跟中国进行贸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兴趣，并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
洛克菲勒家族和共济会阴谋的第二个目的更加隐秘也更加让人痛恨，就是消灭垃圾人口。洛克菲勒比尔盖茨这些人都信奉纳粹的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理论，他们认为全球人口过多，地球资源无法承受；因此必须将地球人口减少到五亿左右；需要保存的当然是犹太、盎格鲁撒克逊这样的优秀种族，有色人种则统统都是垃圾人口，需要消灭。对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通过跨国医药集团发动医药战争就是消灭垃圾人口计划的一部分。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保护神，中华是一个常葆青春的民族，其原因除了孝道、见性之外，中医药也是一大奥秘。中医让我们中华民族度过了一次次严重的瘟疫和各种疾病带来的威胁，保护了中华民族的生机；若没有中医，恐怕中华民族早已经灭亡了。中医是如此重要，帝国主义认识到要想贯彻从肉体上消灭中华民族的阴谋，必须消灭中医，只有这样才能用他们专门为中国人量身定制的西药来毒害中国人，用毒疫苗、西药（外加转基因食物）和惨无人道的非必要外科手术重新使中华民族成为东亚病夫，迅速萎靡衰颓，丧失生育能力直至断子绝孙。医药战争中的医药就充当了“后现代鸦片”的角色(粮食战争中的转基因粮食也是如此)。
以上引文，就将南京民国政府在其成立之初发起的废止中医的运动的背景全盘托出。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曾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而协和医学院本身就是洛克菲勒直接投资创办的。所以，洛克菲勒的“要说服五亿中国人相信西医而把‘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扔进垃圾箱”的资本阴谋就成为刘瑞恒的职责。他把这种职责从协和医学院带到了南京政府卫生部，并在1929年以行政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废止中医。此举虽然遭到当时全国中医的反对，南京政府也于国代会上撤销了“废止中医案”，但是南京政府卫生部消灭中医的行政手段与体制已经建立，中医在此之后一直未得到重视，受尽摧残，苦苦挣扎。解放后，共济会、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退出了中国，但中医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卫生部和医药管理局一直被不信中医的西医人士控制，他们长期对中医实行打压。也就是说虽然洛克菲勒家族已经撤出了中国大陆，但是他们的阴谋还在这种历史形成的文化霸权之下、科学教的信仰优势之下继续被执行。解放之后，中国的本土势力还在继续自动地不遗余力地消灭中医。在消灭中医的路线影响下，中西医结合被巧妙地变成了消灭中医的幌子，科学化、现代化再加上后来的国际化成了消灭中医的杀手锏；到今天，纯中医在体制内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少数残余只能在民间艰难生存。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共济会势力卷土重来，洛氏中医阴谋这次升级为医药战争。沉溺于全球化、与国际接轨幻梦中的国人上上下下都对此无所觉察，毫无防范意识，中华民族其实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洛氏消灭中医的阴谋为何如此天衣无缝，劳少而功多？这要从从更加广大的范围来看才能得其的解。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洛氏中医阴谋背后有居于现代世界统治地位却大音希声的科学教以及无所不在的共济会科学教阴谋。有此，当中国人的政治知识精英乃至后来连普通大众都成为以科学、现代、进步为核心宗旨的科学教信徒之后，那麽即使没有外力推动，对于不可避免地要被视为不科学、封建、落后的一切传统事物，他们自己也会积极地或者直接消灭之；或者以现代化科学化乃至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去改造之，其实质和结果还是消灭之。这些面临被改造被消灭命运的事物从儒教到国画不胜枚举，中医远非单一的个例。所以最厉害最高妙的一招是把全世界的人都忽悠进共济会的圈套，使他们都成为科学教的教徒，做到了这点，其余具体的事情一定就都好办了。明白了这一点，对于从民国到新中国消灭中医的阴谋一直在有力的推进（今日已接近圆满实现）这一令人扼腕的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不管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科学教的派别；不管是民国，还是新中国，都是以科学教为国教的政权。
丙、系统伪造欧洲和世界历史，编造西方中心论，诋毁东方民族的历史和学术。
共济会学术发明出西方中心论的目的是什么?第一点就是出于盗憎主人的心理。我们已经分析了，西方近代文化当中有很多因素，都是从中华来的。所以在18世纪的中国热过去了19世纪的这个殖民世纪来临了以后，西方人作为强盗的这种身份，就注定要产生一种心理，就是盗憎主人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就会尽量掩盖删除其文明当中的中华因素，以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为目标伪造历史，伪造他们的文明史包括科技史、经济史等等。第二点就是做为侵略的理由。有个汉学家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中国的排斥是这样起作用的，这是殖民主义的序曲，谁有胆量去把一个曾给予世界这么多好东西的文明古国变成殖民地呢？那么只有首先对它进行诋毁，然后用大炮来摧毁它。”这里所说的对它进行诋毁就是这种西方中心论的编造。依此来抬高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地位，贬低东方，包括中国。第三点就是作为侵略的软实力。这个侵略不光是靠船坚炮利，还要从心理上、从文化上来打击对手。这就有了第四点，这不仅仅是侵略的软实力，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侵略，也就是文化侵略和文化战争。这就是我们对西方中心论的认识。文化战争在今天越来越凸显了它的作用，这就给了我们破除西方中心论更加迫切的理由。在欧美资本主义敌对势力所发动的愈来愈猛烈的文化战争和侵略面前，今日严重西化的局面已令我们已处于极端的劣势。只有尽快先在学术文化上走出西方中心论和西化，我们才能够有效地抵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取得文化战争的胜利。
共济会史学方法中本有虚构一法，故西人自古至今无信史可言。因此，西人所述之历史中有伪史乃西方史学本身也要承认的事实。
共济会学术阴谋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印欧族大迁徙说，这是西方伪造的世界历史的主干。印欧族大迁徙说是共济会阴谋成立欧洲中心论的要举。那么，这个印欧族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英国人统治印度以后他们通过对梵文的研究发明了一个词叫印欧语系，（这个学说的发明者是由一位印度殖民当局的法官后来皇家亚洲协会的成员也是孟加拉国亚细亚协会的创立者——琼斯。他在孟加拉国亚细亚学会成立3周年的纪念讲演中有这样一段话：“尽管梵文是最古老的，它比希腊文更加精密，比拉丁文更加丰富，而且比这两者更加典雅优美。可是，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任何学过这三种语言的人都会发现这三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应该假设一个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也就是三者的共同语（按：后来被称做原始印欧语）。共同语虽然消失了，但它不仅是这三种语言的祖先，也是欧洲诸多语言的祖先，包括凯尔特语，斯拉夫语等等。”这些被假定有着同一起源的印度和欧洲的语言就构成了所谓印欧语系。）完全以这个纯出于假设的印欧语系为基础就成立了一个假想的族群——印欧族，注意：印欧族的存在迄今也未得到任何考古或文献证据的支持。原始印欧人被设想为原始印欧语的持有者，一般说法认为他们生活在黑海北岸的南俄大草原上（但也有说法认为他们是在西藏，还有人设想是在北极），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是后来欧洲人、印度人和伊朗人的祖先。这个印欧族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迁徙，在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里面，印欧族创造了世界上的主要的历史。也就是世界主要的文明都与印欧族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并且他们是古典文明以及近代西方文明的主要贡献者。这三次大迁徙第一次大概在西元前3000年左右，他们建立了赫梯帝国，毁灭了苏美尔人和埃及的国家。这个赫梯帝国的建立者就是说印欧语的印欧族的一支。第二次在西元前2000年到1500年之间，有三个重要的印欧族分支：一支是拉丁人入侵了罗马，一支是多利安人入侵了希腊，另外一支是雅利安人入侵了印度。印欧族本来是野蛮的游牧民族，但是他们非常“了不起”，真是“不游则已，一游惊人”，伟大的印度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竟然都是这些野蛮人迁徙或曰入侵的结果。留在中欧原地的则继续茹毛饮血了几千年，后来到了西元四五世纪，有一支，也就是日耳曼人，在印欧族第三次迁徙中毁灭了古罗马帝国的西罗马部分，建立了基督教的欧洲文明以及近现代的西方欧美文明。可见，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历史主要都是由印欧族人创造的。
伪造印欧族和印欧语系的说法，实际上是出于欧洲白人在历史方面的极端自卑感。他们的文明发育得最晚，他们在入侵并毁灭罗马文明很久以后还是披着兽皮、茹毛饮血的野蛮人类。因此，当他们进入殖民时代以后，就编造了一个以印欧语系为根据的印欧族三次大迁徙说，为自己冒认了两个光荣的祖宗——罗马人、希腊人和一个显赫的同宗——印度人，他们便可以据此窃取本来与己毫不相干的其他族群的历史和文明。这实在是暴发户的无耻伎俩。
西方比较语言学是阴谋性的伪学术，其目的全在打造洲西方中心论。比较语言学归纳语系的办法，大体就是取上一二百个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常用词作为比较的对象，如果其中20%的单词能找到相似之处的，就可以把两种语言归入同一个语系。可见，这种标准极有伸缩性，就像那种门槛很低的考试给走后门和人为操作造成了很多的余地一样；按照这种标准，大约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归入同一个语系，这样就为暗中引入另外的标准来人为地随意划分语系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比如按照实际，藏语一定是梵语的近亲，因为藏语当中的词跟梵语当中的词有很多都是可以对译的，要找相似的词，那显然会超过一两百个，起码有一万两万之多，而且藏语的语法也是深受梵文的影响。可是在这个比较语言学里边，最应该归入印欧语系的藏语却归入了汉语一边，搞成一个汉藏语系。这极其明显的表示了比较语言学的人为性和欺骗性，它确实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不可相信。下面就可以看到西方比较语言学所划分出的全球十大语系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贯彻了欧洲中心论的框架，这十个语系分成了三圈，第一圈是作为中心的两个，一个是印欧语系，一个是闪含语系，最中心的当然还是印欧语系。这两个语系的周围是第二圈，在北方是斯拉夫语系（斯拉夫族说的语言），包括俄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今天的希腊语属于斯拉夫语系，还有就是阿尔泰语系，乌拉尔语系；在南方是南亚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在周围更外的地方是第三圈，在南方叫南岛语系（菲律宾所在的南洋地区），远东是汉藏语系和藏侗语系。可见在这个框架里边，中华又是彻底地被边缘化了，因为它在最边上。我们要说这完全是一个阴谋性框架，不合语言学的实际。我们要重新划分语系。首先把印欧语系中的梵语单列出来，然后加上南亚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因为这些语言都在印度。我们还有更有力的证据，梵文中的有一组发音，在其它语言中没有，欧洲包括拉丁语希腊语中都没有；但是这五个音在达罗毗荼语言中有，所以我们就认为达罗毗荼人即南印度人，他们和北印度的雅利安人本是同一个族群，所以他们才有如此相近的语言。总之，我们认为应把梵文和达罗毗荼语合并起来。印度语系就包括梵文、梵文方言（如巴利语）、今天的印地语、南亚语系以及达罗毗荼语系。下面是中华语系，包括汉语以及藏侗语系、彝族语言、满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西方把它们从汉藏语系里分离出去就是为了制造中国的分裂）以及和朝鲜语、越南语、日语。然后是日耳曼语系，就是今天发达了的欧美人的蛮族祖先的语言和如今的欧美语言（凯尔特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以及北欧语言）。亚非语系包括犹太语以及希腊语拉丁语。剩下的斯拉夫语系闪含语系和南岛语系保持原状。这样就把主要的语言重新做了分类，这就是以中印为中心的框架了，就在比较语言学中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欧洲中心论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是西人虚构的，这样我们就还原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按：关于梵文与西文之诸多重大不同，参见下文第三部分之2.3。
印欧族的神话完全建立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之上，既然后者完全是虚构出来的，那麽印欧族通过三次大迁徙创造世界历史的所谓史学也不得不是一个骗尽世人的弥天大谎了。徐达斯先生在《上帝的基因》一书里就提到了雅利安入侵印度的说法是共济会的阴谋，这个是有文件作为板上定钉的证据的。20世纪印度学者Deen Chandora在文中披露真相，在1866年4月10日，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是共济会创设的外围组织）在伦敦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的会议记录表明，该次会议的目的是创立雅利安入侵印度的理论，以便使印度人认为英国人并非外来人，印度长期以来一直被外国统治，要将印度从外族的统治下回归基督的统治。这个政策一直在被推行，英国和印度所有的大学都使用这个理论，从此以后一直到今天，世界几乎所有的包括中国的著作里面都赞同这一理论。雅利安入侵说的最早编造者是英国的19世纪最伟大的东方学家马克思穆勒。他是一名吠陀的研究专家，也是吠陀的第一位英文翻译者。在翻译吠陀的时候，他就改造了吠陀，在他英文版的吠陀里面就“塞”入了雅利安入侵说。在一封1866年写给他妻子的信里面表明了他的印度学研究动机：“我的这个版本以及吠陀诸经的翻译将在此后决定印度的未来以及这个国度里百万灵魂的成长，他们的宗教根基，告诉他们这根基是什么，我可以肯定这是根除3000年来在这根上所繁育出的一切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说他要斩断印度的历史。本来印度的历史是非常古老的，至少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这个在吠陀中记载的非常明确，从梵天创世到现在，四种姓的印度人就一直都繁衍栖息在这片土地上。这和佛教经典的记载是一致的。穆勒一下子就把吠陀经和印度文明的历史截成了3000多年，为什么要缩短呢？因为马克思穆勒所信仰的是严格文本的圣经解释，按照圣经，世界的创世是始于西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时，大洪水的时间是在西元前2500年，那么雅利安入侵一定不能早于大洪水时期，更不能早于西元前4004年。因此就把雅利安入侵的时间定在了公元前2000年到1500年之间。这样做有很多好处，这样一方面就符合了圣经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大大的斩断、诋毁和歪曲了印度的历史和文明。这样可以极大的打击印度人的民族正义感以及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利于让他们匍匐在英国人的脚下去接受统治。
侵入希腊的多利安人也是一个莫须有的编造。这个多利安人没有任何信史的根据，只是荷马史诗里的一个神话。拉丁人入侵罗马甚至连荷马史诗这样的神话证据也没有，干脆就没有任何证据。事实上，古希腊是一个伪造，是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诸城邦中受大银行家资助的一些学者的一个系统的伪造。到19世纪，欧洲又有一个伪造古希腊的热潮。就是说，本没有希腊文明，也没有希腊哲学，这全是两个阶段持续伪造的结果。希腊哲学不存在其实是一件明显的事实，因为希腊哲学史所收录的那些哲学家多数不是希腊人： “亚洲地区的哲学家例如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泰勒斯，他是小亚细亚克赫梯帝国米利都城人。米利都位于安纳托利亚西海岸线上，靠近米安得尔河口。阿纳克西曼德，米利都人；阿纳克西美尼，米利都人。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是小亚细亚的萨默斯岛人。爱非斯学派，赫拉克利特是小亚细亚赫梯帝国以弗所人，罗马时代以弗所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省会，被誉为亚洲第一个和最大的大都会。阿那克萨戈拉，小亚细亚的克拉佐美尼人，被誉为早期的哲学教父。早期的原子论者，留基波，米利都人，德谟克利特的老师。欧洲意大利半岛哲学家：埃利亚学派，色诺芬尼，意大利半岛人，巴门尼德是意大利半岛南部人，芝诺是意大利半岛人，麦里梭是意大利半岛人，恩培多克勒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人，高尔吉亚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人；色雷斯学派，智者语言学派普罗塔哥拉是色雷斯人，色雷斯在亚洲和欧洲黑海、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的交界处；犬儒伦理学派，安提斯泰尼意大利半岛人。希腊半岛学派：雅典学派，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至公元前339年雅典人，柏拉图公元前427年至公元前347年雅典人，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年至370年希腊半岛人；马其顿学派，亚里士多德，马其顿人公元前384年至公元前322年，出生地色雷斯斯塔吉拉当时归于马其顿，出身于蛮族。”（何新《希腊伪史考》，同心出版社，2013年版，113-115页）到后来这个欧几里得，那时被称为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几里得，亚历山大里亚在埃及。这些所谓的希腊哲学家的籍贯在希腊本土只有那么三四个，即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再加亚里士多德；其它的这些人什么毕达哥拉斯等等包括后来的欧几里德，全都不在希腊半岛。所以我们应该说，这个希腊哲学应该正名为小亚细亚哲学，至少是地中海沿岸哲学。共济会是如何做到把这些并非希腊哲学家的人称为希腊哲学家呢？它编造了一个大希腊，说这些地中海沿岸的地方都是希腊的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说希腊语，所以就属于希腊文化了。但是事实上绝非如此，这叫颠倒祖孙，本来希腊是小亚细亚的殖民地，语言也是小亚细亚的语言，所以我们应该把希腊语正名为小亚细亚语或伊奥尼亚语或者叫做亚非方言都行。总之不是希腊半岛本土的语言传到了地中海沿岸，而是相反。希腊本身就是土耳其那个地方的人的殖民地，是亚洲人迁到希腊去的，所以，语言文化都带过去了。最标准的希腊语本来也不在希腊本土，而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埃及。希腊语应该正名为或者叫亚非方言，或者小亚细亚方言，或者叫伊奥尼亚方言。比如荷马史诗就是公认由伊奥尼亚方言写成的。所以这个编造过程就是颠倒祖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希腊在欧洲，这是制造欧洲中心论的最重要的一环。只有这样，才能把被指派为近代西方文明根本源头的亚非文化窃取到欧洲来。历史上确实有希腊hella、希腊文化和希腊语这回事，但是hella与Greece即希腊半岛根本不是一事，希腊hella指的就是伊奥尼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些地方，那是历史上这个地方的希腊hella人的自称，但是，埃及人等等都称希腊hella人为伊奥尼亚人，这也就说明了希腊hella地方就在土耳其，Greece希腊最多是伊奥尼亚人的殖民地。总之所有这些文化、哲学，都是属于土耳其的。希腊哲学应该正名为土耳其哲学，或者叫亚非哲学，希腊语也不是希腊半岛的本土语言，而是亚非的方言。包括伊索寓言也本是流传在如今的土耳其甚至是印度的寓言故事，扯到了希腊半岛上去了。荷马是一位中东的游吟诗人，史诗所涉及的事情也是发生在土耳其，而与希腊半岛无关；所以史诗中的奥林匹斯山也就根本不在今天的希腊半岛上。先混淆hella和 Greece，把远在爱琴海对岸的hella 文化搬到了Greece希腊半岛，进而通过编造了多利安人入侵希腊半岛说，就把希腊文化窃为欧洲白人所有，因为他们认为多利安人是印欧族的一支，通过多利安人就把希腊冒认为一个光荣的祖宗，而且还给祖宗搬了家。所以我们要重新彻底地反思我们所接受的知识。我们要突破西方中心论，就要达到这样的程度才行。
这就涉及到了对我们中国历史的阴谋篡改。胡适之一派、顾颉刚代表的古史辩派、布尔什维克派等主流史学都已经纳入到共济会阴谋当中，那就是不承认我们的经典和史书的记载，推翻它，把中国的历史截短，甚至接受西人凭空捏造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据何新先生研究，胡适是美国共济会派遣来华颠覆中华固有文化的海归汉奸。胡适1910年（19岁）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共济会办的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从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杜威是美国共济会33级别大师，胡适经他介绍入会为石匠学徒。1917年（26岁）夏杜威推荐胡适回国担任美国资助的北大教授。（注：杜威和胡适的共济会身份资料可在美国共济会有关资料中查到。）胡适在美国共济会礼制系统中排位很髙，中年时已经晋升到23级以上。因此蒋介石都敬畏他三分，不是因为其有学问，而是因为胡适的共济会地位。（参见何新博文《关于胡适的共济会身份》）胡适在共济会的授意下，从右翼自由主义立场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这场华夏文化毁灭运动。要毁灭一个民族的文化，首先就要摧毁她的历史和经典。胡适曾有名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以大胆假设和怀疑一切为宗旨从事考证，考证的结果是，这些中国典籍不可信，所以其中记载的历史也不可信。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文化怀疑主义，但是只怀疑中国的历史和典籍，从不怀疑美国和西方的东西。
顾颉刚代表的古史辩派则充当了直接摧毁中国历史的急先锋。在顾颉刚那里就把尧舜禹甚至夏朝都给抹掉了，尧是香炉，舜是烛台，禹是一条虫，这三位圣人根本就没有，那都是部落的图腾符号，也没有那些朝代。所以尚书尧典舜典等都是后人比如孔子编造添加上去的，是层累的古史。
范文澜郭沫若等人是布尔什维克史学的代表，这些人的杰作就是在中国历史中落实各地的人类历史一定是依照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变的这样一个西方中心论的公式。这个公式的来源只是西方的伪史：原始公有制演变为希腊罗马奴隶制，希腊罗马奴隶制演变为欧洲中古的封建制，中古封建制又演变为欧洲近代之资本主义，最后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这完全未脱将西方历史视为有一个叫做西方的实体在进行着一以贯之的一脉相承的演变这样一个浸透了西方中心精神的伪说：首先希腊是个伪造，其次罗马与中古欧洲之间是断裂的，人种和文明都全然换过了。所以认为欧洲中古的封建是从希罗奴隶制演变而来，这绝不可通。奴隶制已随罗马人种和文明的覆灭而消逝，不可能作为全不相干的日耳曼封建制度之因。事实上，劳动奴隶制在罗马帝国本也仅行于意大利半岛，在帝国统治的广大亚非欧区域并不存在。将此视为罗马帝国时期的主要生产方式本来就是个错误；进而作为全人类都必经的阶段，更是不知从何说起了。一般来看，原始公有制之后的社会形态根本不是奴隶制（即使希腊罗马也不是这样演变的），而多是半共耕的农村公社制。中国的井田制、日尔曼人的马尔克公社以及俄国的农村公社都属于这种形态。实际上，中古欧洲的封建制度是从日耳曼人自己的原始公有制和马尔克农村公社制度演变而来。那麽将这个从欧洲伪史中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结论删去地名而成为一个抽象普遍的公式就更是荒谬绝伦。再者，这个公式虽然是反对共济会的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但全然未出了共济会学术阴谋的窠臼。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必须在中国历史中贯彻之，既然五帝时代是原始公有制，于是继之而来的三代就被指为奴隶社会，秦后则是封建社会。这真是颠倒黑白外加乱点鸳鸯谱：美好的农村公社制下的井田制度被硬说为万恶的奴隶制，岂非黑白颠倒？封建行于三代，秦后一统封建不存，却指秦后为封建社会，岂非乱套？按：欧洲中古之封建正类于中国三代之时也，秦汉以后的中国已步入近代社会，为欧洲所未有之形态，将此欧洲未有之形态硬比于其中古之封建，绝对是乱套。故若硬要强做类比，则秦汉以后之中国社会应相当于欧洲的近代，中国为近代的正常形态，欧洲为其畸形形态。
因为西方的主流史学至今不承认夏朝，所以就有了前些年中国史学界的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希望通过地下挖掘，努力将中国的历史上推到夏朝。其实这都还在西方唯重地下物证抹杀文献证据的所谓科学的实证史学的圈套中。我们的神圣经典尚书中明明有对于尧舜的言语事迹的确切记载，我们的官修正史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更是明确记载了黄帝时代，而从黄帝到尧舜到夏代再到商代的世系都非常清楚，到周召共和至今更有了精确的纪年；我们拥有如此久远的信史，对于这样一笔全世界唯中华独有的无比宝贵的财富，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抛开西人的阴谋标准而直下承当呢？
——摘自孟晓路《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
本书出版发行后，目前尚有少量余存，29元包邮！
可加夕阳道友微信号（Huizhouxiyang）购买。
华夏复兴
传统文化待君来！
针砭时弊，全球视野
弘扬中医道医
真正中国之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