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思想方法篇）（2.0）

【摘要】本文主要从西方考古史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在碳十四测年法发明出来之前，考古学思想和考古学方法都很不成熟，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方法，同时考古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非同文同种而产生不同文化背景导致对文献的理解差异，以及文献本身的性质和真实性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决定西方建立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必然是错误的。

我们先来看两段文字，见下二图：

↑图1：中国考古史上的六件大事

↑图2：西方考古史上的六件大事

上述两个截图源自杨建华《外国考古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的《第二版前言》。杨建华在这里罗列了中西方考古学史上的六件大事，其中前五件大事非常类似，它们都体现了“田野发掘→层位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建立地区年代序列”这一考古学发展过程。

下面我将对西方考古学史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并指出西方考古学存在的严重/致命问题。

事实上，上述杨建华对西方考古学发展过程的划分是出于考古学思想方法的角度，我将从这些考古学思想方法对于研究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的意义的角度作出一种新的解读和分析，以西方考古学思想方法上的历史局限性来推翻西方建立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即史前史体系、原史体系和历史体系）。

我把西方考古史发展阶段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

一、1925年柴尔德采纳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进行考古学研究，这在考古学史上被誉为一场革命，一次理念上的颠覆，改天换地——考古学文化革命。基于此，可以认为，西方此前基于考古学建立的所有知识体系都是非科学的，都是错误的。

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碳十四测年法的发明和树轮校正曲线制定，这在考古学史上也是一场革命——碳十四革命。基于此，可以认为西方此前的断代体系都是由臆测建立的，是不科学和不可信的。（这部分内容详见本公众号文章《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        ——西史乱颠倒    一黍定乾坤》）

1925年之前的时间相继序列体系

“在戈登·柴尔德（1925a）出版之前，在英国还没有设法以一种系统的方式运用考古学文化概念。通过这本书，考古学文化成为所有欧洲考古学家的一个研究工具，而该书被格林·丹尼尔誉为‘史前考古学的一个新起点。”（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87页）

丹尼尔在《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中把1925年柴尔德运用考古学文化概念之前所建立的史前史分期序列图景称之为地质学上的分期序列、阶段序列、年代序列，崔格尔在《考古学思想史》中称之为进化考古学；也就是说，此前的西方考古学家主要把遗址看成是人类发展的分期阶段序列，或进行史前分期序列的排序、或与原史时期的神话传说对应（维科所谓神的时代和英雄时代）、或与历史时期的王朝对应（维科所谓人的时代）；把考古学遗址与史前/特定神话/特定人物/特定族群/特定王朝进行对应。即：把某遗址/文化直接等同于人类发展时序上的某个阶段/分期，如把舌利文化等同于舌利期、把莫斯特文化等同于莫斯特期、把石器文化等同于石器时代、把青铜文化等同于青铜时代、把铁器文化等同于铁器时代、博塔曾断言赫尔萨巴德遗址就是尼尼微、莱亚德认为尼姆鲁德为尼尼微遗址、施里曼把恰纳加莱南部希沙立克遗址认定为特洛伊古城遗址、甚至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新版《全球通史》还把苏美尔与《圣经》记载的希纳国直接对应，又如帕特农神庙遗址、波斯波利斯遗址、摩索拉斯陵墓遗址、庞贝古城遗址、奥林匹亚遗址、迈锡尼文明、米诺斯文明、希腊文化、斯基泰文化、凯尔特文化、古波斯王朝、巴比伦王朝、古埃及第几王朝等等。

19世纪，“一种对历史和民族问题的关注，令考古学家越来越留意特定类型器物以及特定器物组合的合理分布，并努力将它们与历史时期的人群联系起来。”（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67页）

↑图3：莫尔蒂耶史前年代分期表

↑图4：麦克迪史前编年表

“20世纪头二十五年中那种较为陈旧的欧洲史前学是德·莫尔蒂耶和法国学派用地质学分期方法进行研究的产物，也是蒙特柳斯、索弗斯·米勒和斯堪的那维亚学派类型学研究方法的产物。”（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46页）

阅读莫尔蒂耶和麦克迪编制的“一幅外表看来完全是地质学特色的史前史图画。人工制品都被看成是地层中的化石，人类的史前时代就是以这些地层化石的组合特点划分成时期和阶段的。”（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38页）

这一幅以人工制品组合特点划分时期和阶段的史前史图画就是史前分期序列、史前阶段序列，体现的是一种时间的概念、观念、意识。

但是，实际上，“简而言之，19世纪末考古学家所说的阶段不是阶段，而是人类文化发展中各地不同的类型。”（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38页）

显然，当时的绝大多数考古学家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当时考古人员的观念就是把发现的所有事前遗址进行归类、然后进行相对年代排序，如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然后再对这三个时代进行细分，如蒙特留斯根据类型学把石器时代分为四期，青铜时代分为六期，铁器时代分为十期。那个时代，满脑子都充斥着时间概念。（为什么会如此？我认为，唯一的原因是中国历史朝代年表的刺激，导致西方人试图模仿中国建构属于他们的“夏商周秦汉……”历史体系。）

正因为此前考古学在思想和方法上的局限性、非科学性和不可信性，上述两个的分期表或编年表于20世纪30年代就从西方教科书上消失了！1931年之后，“德·莫尔蒂耶的理论从英国的教科书中消失了。”（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38页）

抛弃错误的考古学类型分期序列概念，树立正确的考古学类型文化概念，这个过渡是在20世纪前三十年逐步完成的。这是在意识到不同的考古学器物组合类型或器物纹饰类型是可以同时存在之后，在考古学思想理念上的一次革命，革命意味着推翻旧世界。

丹尼尔对此的评价是：“把欧洲的史前学从研究人类发展的阶段变成描述人类的文化，用爱尔兰的习惯用语讲，就是研究人类的‘野蛮’文明。这在史前物质遗存的研究方向上是一个彻底的转变，它标志着把人类作为一种动物进行研究转变为把人类当作真正的人类进行研究。一句话，就是对史前人类从采取地质学方法进行研究转变为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态度进行研究。”（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42页）

这种分期序列或阶段序列，实质上是古物学范畴，把古物或器物本身的内在逻辑（如简单→复杂、粗糙→精美）等同于时间逻辑，然后，把不同区域的典型遗址以时间顺序排列，形成分期序列或阶段序列。这种思想方法有可能造成把公元15世纪的美洲印第安人的遗址在时间序列上排在公元前17世纪的中国二里头遗址之前的错误。又“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或是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在欧洲的一些小区域内似乎曾同时存在过，这三个时代过渡的界限在地理与年代上都不是截然可分的。新史学中最令人困惑的观点或许要算是这样一种看法：北欧和西北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实际上可能是地中海和近东青铜时代文化的强弩之末。皮克、弗勒和福德以伊比利亚集体合葬墓的关系力主这种观点，现在这已成为当代考古学理论中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48页）

导致犯这种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

1.各器物类型学的地域差别；

2.在广大区域中没法进行多叠层遗址的确认；

3.没有碳十四科学测年法。

虽然西方根据错误的考古学思想和方法建立的莫尔蒂耶的史前时代分期体系的错误理论在英国教材中消失了，但是，根据错误的考古学思想和方法建立的原史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如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爱琴文明、赫梯文明、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哈拉帕文明、古波斯王朝等——却顽强地活下来，并成为今天全世界的“科学知识”。这是非常可悲的，必须全面颠覆、推翻，必须让它们也一起消失，然后，重建人类文明史（中国除外）。

“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考古研究中，爱琴海文化、迈锡尼文化、米诺斯文化、希腊文化和基克拉季斯文化都不是用来指时间阶段，而是指某种文明。除了物质遗存的复杂程度之外，爱琴海和近东地区的‘文明’与西欧、北欧史前学家所说的‘阶段’有什么区别呢？”（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41页）

这里，丹尼尔的解释恐怕颇为牵强，实质上是错误的。实际上，西方考古学一直存在着一种历史学取向，只是在考古发现无法用历史和原史时期的考古学进行对应的时候才延伸出史前考古学和旧石器考古学，因此，史前考古阶段序列实质上是历史和原史时期考古学的延伸而已，在思想理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基克拉季斯文化、米诺斯文化、迈锡尼文化、希腊文化就是指时间阶段，且首先是基于时间概念，是以神话传说的先后顺序、先入为主、按图索骥、指鹿为马的产物，其次才是指某种文明。所以，“文明”与“阶段”本质上没有区别，前者是基于神话传说的时序，后者是基于地质学的序列，都是时间概念；前者被认为是原史和历史时期、有文献可资对应，后者由于是史前、没有文献可资对应。事实上，这种对应关系是生搬硬套、指鹿为马、荒诞不经。如20世纪初（1911，1923），古斯塔夫·科西纳声称，“物质文化的异同等同于族群身份的异同，于是，明确定义的文化区总是与诸如德国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这类主要的族群和民族群体相对应，而个别文化则与讲德语的撒克逊人、汪达尔人、伦巴族人和勃艮第人相对应。”（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83页）

虽然当时的人也批评这种把考古学文化等同于民族志文化、文献特定族群的做法，无奈其声势太过弱小，无济于事。

一些考古学家对科西纳“不加批判地将考古学文化等同于民族志文化的说法提出质疑，并指出，无法指望不同来源的材料总能相互契合。”（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85页）

“阿瑟·伊文思爵士把他在克里特发现的青铜时代的重要文明称作米诺斯文明，这是以传说中克里特伟大的法典制定者和海上霸主的名字命名的……威廉·里奇韦爵士不同意使用米诺斯一名，认为米诺斯不是克里特青铜时代的创造者，而是毁灭者。而赖施教授和德普费尔德博士则认为，用一个历史上或传说中人物的名字来表示长达两千五百年的时间阶段未免显得荒唐。有人曾提议使用其他名称，如克诺索斯文明、克里特文明，或者爱琴海文明，但是伊文思的方案受到在克里特其他遗址进行发掘的学者们的采纳，并逐渐赢得广泛的承认。”（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41页）

这些微弱的质疑都是在20世纪初开始发生的，而且，质疑不是对于对应本身，而是因为对应存在一些瑕疵。但在此前，则基本上没有受到挑战，伊文思以米诺斯命名以及被克里特其他遗址发掘的学者们采纳，只不过是依照此前的传统惯例而已，此前的类似遗址非常多，如特洛伊遗址、迈锡尼遗址、庞贝古城遗址、帕特农神庙遗址、乌尔城遗址、巴比伦城遗址、亚述古城遗址、尼尼微遗址、波斯波利斯遗址、孟菲斯城遗址、底比斯城遗址等等，这些是建构且已经构成西方历史学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应该予以取缔的。

不再以考古学文化与时间序列的特定族群相对应的思想方法，起于何时、完成于何时呢？

“对考古学文化概念日增的兴趣并没有马上推动文化-历史学的发展，它是在德国出现的。”（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81页）

“如果拿M.C.伯基特的《史前史》（1921）和他在十二年后，于1933年出版的《旧石器时代》作一番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看到史前学的研究是如何从地质学的方法转变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假如我们需要更精确地指明史前学上这种转变所发生的年代，那么可以认为是在1924至1925年间，在这段时间里恰好出版了麦克迪的《人类的起源》和戈登·柴尔德的《欧洲文明的曙光》。假如我们考虑其开端而不是其完成的阶段，那么应该定为1913年，这一年雷纳克的《第四纪艺术汇编》和舒哈尔特的《上古文化圈的西欧》问世。雷纳克满足于严格地按德·莫尔蒂耶的阶段来阐释史前史，舒哈尔特业已看到在解释欧洲史前史时，阶段划分的理论将不得不由文化圈理论来替代。”（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41页）

舒哈尔特的理论“为欧洲史前史提供了洞见，但是它没有提供一种对过去的了解，足以对莫尔蒂耶的进化方法发起全面挑战。”（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82页）

“尽管像科西纳所做的那样把考古学文化等同于人群，但是柴尔德对能否从考古记录中追溯特定的人群持很大的疑虑。”（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90页）

从1913年的舒哈尔特到1925年的柴尔德，考古学思想从阶段年代序列向文化-历史学的转变完成了，之后不久，莫尔蒂耶的理论从英国教科书中消失，遗憾的是，在同一时代的思想背景下建立的原史和历史时期的历史体系却没有消失，成为当今世界的“科学知识”，而这就是本文要着力证明并予以推翻的伪史。

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前的断代方法

1949年发明的碳十四测年技术是“第一次能够对全世界互相有关的史前遗址断代”。（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90页）

那么，在这之前考古学家是怎么断代的呢？

“考古学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文化之间，以及文化与自然界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且用确切年代表示出来”，“史前考古学采用两种形式的年代学方法，一种是相对编年，另一种是绝对编年。所谓相对年代是🈯以人工制品和文化相互之间，或是和自然界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系为依据所制定的时间序列。而绝对年代则是用确切的纪年所表示的时间顺序。”（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50页）

所谓的自然界发生的事件主要是指地质学事件，如更新世、后冰期、海滩升降、自然气候变化的植物遗存分析、花粉分析和地带分析。

“把考古学和自然界发生事件的序列转换成按年代表示的绝对编年，这则是从两个方面完成的。一个是考古学方法，第二个是地质年代学方法。考古学方法依据的是与历史年代的相互关系，当然主要是依据埃及和苏美尔的历史年代。不过在欧洲和近东最早确定历史年代之前，欧洲和世界史前学上准确年代的范围扩展却只是依据地质年代学的技术。”（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52页）

地质年代学方法主要🈯堆积厚度、树木年轮、黏土纹泥、太阳辐射法、放射性法、大地震等，适用的时间范围不同，如树木年轮一般只能适用于几千年，而放射性法适用于几十万到上百万年。

我们好好审视一下上述介绍的地质年代学方法，从方法本身来讲，都是科学的方法，但是从准确性的要求来讲，都不算科学的方法。“在使用碳十四测年方法以前考古学家对于史前各种文化的绝对年代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判定。史前年代学几乎完全建立在主观臆测或推论上面。”（仇士华、张雪莲，《中国碳十四年代学的始创者》，《南方文物》，2008·4）

既然上述地质年代学方法不靠谱，系主观臆测，那么考古学方法如何呢？

“获得欧洲史前时期绝对年代的纯考古学方法是：依据史前欧洲文化序列与埃及、苏美尔历史年代序列的关系。”（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54页）

不但史前绝对年代依赖于埃及和苏美尔的历史年代序列，欧洲绝对年代绝对也依赖于此。

“欧洲相对年代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绝对年代的对应关系是利用同期输入器物的交叉断代建立起来的……这一技术最初是由弗林德斯·比特里用埃及的年代确定希腊早期文明年代时所确立的。蒙特柳斯仿效弗林德斯·比特里的技术，制定了史前欧洲的编年系统……欧洲年代学的关键是克里特和特洛伊，甚至在今天也不能说它们的年代已经有了确切无疑的界限。它们是取决于和埃及、苏美尔的年代校准，全部问题就是如此。”（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55页）

史前绝对年代的考古学方法和欧洲相对年代的准确性都依赖于埃及和苏美尔的年代体系，但埃及和苏美尔年代体系本身具有重大的内在缺陷。

“不过对这种方法（按：用埃及的年代确定欧洲的绝对年代）不能寄予太多的希望。即使是历史年代也有相当大的变动。”（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54页）

“我们可以看一下迈耶和比特里在前后只相差一年中所提出的两种埃及早期编年方案。迈耶在1904年把第一王朝的年代定为公元前3315年，比特里在次年把这一年代定为公元前5510年，而当时对此普遍的看法是公元前3100年。”（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55页） 

虽然所谓商博良破读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以及发现各种古埃及年表铭文，但似乎无助于确定古埃及精确年代体系，似乎考古学家不屑一顾？

史前绝对年代体系和欧洲年代体系都依赖于历史年代埃及和苏美尔的编年体系，但埃及和苏美尔的编年体系本身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纯系臆测，这就非常尴尬了。而在碳十四测年法之前，其他科学方法都不过是主观臆测和推论，无法作出正确判定，也就是说，无论地质年代法，还是考古学方法，抑或历史年代断代法，都是不可信的。

事实上，在阅读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的第七章《欧洲史前学1900-1950》的“年代”一节时，明显感觉到西方在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前对于年代学研究陷入了一种矛盾、混乱和无助的状态。

其他考古学思想方法问题

除了1925年这一考古学的分期理论与文化理论的重大革命分野以及1950年代碳十四测年革命外，还有其他一些考古学方法问题也使得西方建立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存在致命问题。

这些考古学方法问题在《古埃及伪史是如何炼成的？——建筑文物篇》一文中已经指出，分别存在于1925年之前的西方考古学发展的三个时期：

①1850年之前，主要是地面考察时期，即西方所谓考古几乎都是地表之上的考察，几乎都没有发掘（极少）。

②1850年至1885年代，挖宝式发掘时期，无地层意识和记录的发掘，即此时的发掘主要目的是为了挖宝和泥板，没有地层意识而无视地层，没有发掘的文字记录。

③1885年代以后，相对科学考古时期，即注意地层关系和考古记录，标志是1871年施里曼在特洛伊发掘（有争议）、1880年皮特-里弗斯在英国发掘、1885年比特里在埃及发掘、1898年科尔威德在巴比伦发掘。

从科学的角度上讲，1840年代之前，西方考古几乎都是地表之上的考察，鲜有发掘，包括遗址、铭文、文物等，除了在北欧有过较多的发掘（但是，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现在叙述欧洲在1840年代之前的发掘情况的著作很多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系追溯）。1890年代之前，西方在考古实践中几乎没有地层意识和记录，所谓研究历史、原史或史前史根本不可能，主要还是从古物学本身进行。1925年之前，柴尔德还未采纳考古学文化概念，虽有些探讨，整体上西方考古学几乎没有树立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和意识，只有年代学或历史学或特定族群等时间分期阶段概念，存在大量指鹿为马的现象；1903年蒙特留斯提出类型学主要目的在于进行年代学排列，构建考古序列；蒙特留斯把类型学作为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文化概念。1950年代之前，碳十四测年还未发明出来，科学准确地判定某遗址或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根本无从谈起，就没有科学可信的方法准确判定某个遗址的绝对年代，而此前所有的绝对年代都是估算、臆测，根本不可信，即此前所有的年代学体系都是错误的，因此，建筑在错误的年代学体系之上的考古学体系也是错误的。只有在碳十四测年发明出来并且成熟之后，就“有了客观年代作为依据，史前学发展中的考古发现才能够依次排序。”（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50页）​实际上，原史时期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遗址/文化也同样如此。

另外，针对埃及考古，我当时认为比特里时代开始有地层关系的发掘，但根据新的资料，我的判断看来偏向乐观了，埃及相对科学的考古年代要晚近一些。“皮特里于1880年到埃及工作，他建立了发掘中记录平面图的标准，并标示那些主要发现物的位置，但是却很少记录地层的剖面。他认为剖面不太重要，因为他所发掘的大部分遗址只居住了很短的时间。”（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56页）

非常要命的是，早期考古从业人员多为军事人员、外交人员、行政人员、博物学家、收藏人士、甚至盗墓贼等，其专业水平即使存参差不齐的情况，但总体上是非常不专业的，研究极不严谨，缺少专业考古学思想和方法。“20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一个考古学家是在本学科中受训的，而是由他们把在诸多不同领域和职业中获得的各种技能和观点引入考古学。他们所有人都学习一般的学校课程，其中强调经典和《圣经》材料。”（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22页）  

还有一个原因是西方在13世纪之前处于部落文盲愚昧的状态，与大多数地区包括阿尔卑斯以南、西亚、北非、中亚、南亚并非同文同种，难以真切理解文献所记载的历史地理和史实内涵，思不可思，及不可及。甚至这些文献本身是否客观记录了历史真实呢？还是只是传说故事呢？文献所记录内容的真实性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文字记录本身，还是取决于某个作者或研究者的品行和才气，抑或取决于史官制度、档案保管制度、历史撰写制度？在中华文明圈，文献题材分为正史、野史、演义、文学、传说、故事、小说、神话等，而中华文明圈之外，没有这样的区别，基本上都是神话传说。

总结

因此，西方依据考古学重建史前史、上古史和古代史的科学基础不存在，所谓实证主义不存在，所谓历史主义不存在，甚至反而沦为伪史建构的幌子、遮羞布、皇帝的衣服，就其实质而言，只是传说和考古的循环论证而已，本质上是伪科学、伪实证、伪学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西方考古学史分为如下几个时期：

一、1840年代之前：地表之上的考察；

二、1840年代~1890年代：没有地层学和记录；

三、1890年代~1925年：地层学和记录、类型学；

四、1925年~1950年代：运用考古学文化概念；

五、1950年代~1960年代之后：碳十四测年发明和碳十四树轮校正曲线制定。

事实上，考古学本身只是人类过往活动的遗存，在没有文字资料的情况下，需要对考古学遗存进行阐释，但是，考古学阐释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即使在当今科技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依然如此。

“愈来愈多的考古学家，伴随着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觉醒，开始放弃对实证主义的笃信并质疑他们工作的客观性。他们将社会因素视为提出什么问题、以及如何判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具有说服力的决定力量。这一观点的极端说法甚至否认考古学家可以独立于他们所生存的短期价值对考古材料进行阐释。但是，考古学如果不能提供渐进积累的对过去的理解，以及至少部分独立于特定的历史情境的阐释的话，那么除了政治学、心理学或美学意义，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意义又何在呢？”（布鲁斯·崔格尔，《考古学思想史》，徐坚译，岳麓书社，2008，第1页）

考古学本质上是一种阐释学，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都会深刻地影响着相关阐释，尤其是时代思潮，如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等，又如1950年前后费玉清关于中国的“冲击-反应”模式和1962年《寂静的春天》对考古学阐释的影响。

“所有人类行为都被认知所左右……人类并非适应于真实的世界，而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个世界。土著狩猎采集者眼里的澳大利亚中部景观，与欧洲探矿者眼里的景观是不同的。”（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265页）

“由于民族主义在欧洲无处不在，因此看来它很可能在塑造考古学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92页）

“虽然民族主义仍然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程度继续影响着欧洲考古学，但是关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在蒙特柳斯和柴尔德工作中体现的西方文明在世界视野中的地位，看来仍然像以前一样强烈，甚至更甚。”（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200页）

民族主义只是一个方面，事实上，从哲学的观点看，人们无法脱离当下/当代对事物的理解来认知世界，“我注六经”的结果往往是“六经注我”，这也是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的意涵。

“1980年代初，作为对实证论的正当性日感疑虑和对相对主义日益了解的结果，许多美国考古学家首次认识到，在考古阐释中，远非纯客观的‘科学’思考发挥着作用”，一些学者“强调考古学的主观性，将其描述为基本上是一门意识形态的学科。”（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345、341页）

如果没有当时文献的记录，试图靠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去研究或建构或重建或还原过去历史，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背景、不同语言背景（所谓破读死文字就是一场骗局），几乎不可能，强力而为的结果就只能是神话。

如果以地层学应用为考古学成熟的标志，那么，西方考古学诞生于19世纪末；如果以考古学文化作为考古学成熟的标志，那么，西方考古学诞生于1925年；如果说科学年代学作为考古学成熟的标准，在1949年碳十四测年被发明出来之前不可能有科学可信的绝对年代，那么，西方考古学诞生于1949年。从西方考古史看，从考古学学理看，即使地层学在考古实践中得到应用，也因为考古学思想陷入时间概念的泥潭而无法作出科学和可信的分析，据此而建立的史前和历史知识体系是不可信的；而即使考古学文化概念在考古学实践中得以应用，也因为无法对不同地域（国家间、亚欧非美洲）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科学测年而对不同地域的考古学文化的先后顺序作出科学可信的结论。如果以某种传统观念预设某个起源中心，从科学的意义上而言，则不足为凭；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最终往往沦为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的囚徒。“将欧洲文明的起源追溯到中东，对于基督教徒也颇有吸引力，因为它看似为世界历史的《圣经》观点提供了支持。”（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77页）

本文参考资料：

1.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

2.崔格尔的《考古学思想史》

3.文行先生的《颠覆西方考古学“五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