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影·春光】青年电影展力求成为享受电影、讨论电影、传播电影的平台。凝聚影人们的热爱与赤诚，追寻电影发展轨迹，探索新时代浪潮下的自由表达，激发电影创作无限力量，共同书写浮浮沉沉的群像画卷。

并采访导演杨欣及终审评委黄旭峰

为了让优秀创作者们的声音持续传递，不让宝贵的经验和观点被遗忘，我们邀请了上一届【西影·春光】青年电影展的获奖导演们，对他们进行了访谈和回顾，希望他们对电影的心声和寄语能够传达给怀有同样热情的创作者和观众。

《阳光猛烈》

“万丈高楼平地起的背后，是无数务工人员在猛烈阳光下的野蛮生长。阳光下的身影是他们活着的证据，导演的镜头是我们看到现实的眼睛。感谢你将镜头对准那些时而食不果腹、时而高兴雀跃的普通人，是你让我们了解了他们的故事，看到他们的伤痕和热泪、困境与挣扎，也让我们更加了解了我们所生存的社会。”

本期【往届获奖导演专访】我们邀请《阳光猛烈》的导演杨欣，向我们分享他的创作历程和艺术思考。

第六届【西影·春光】青年电影展

Q:什么样的经历让你选择开始纪录片创作？

杨欣：我刚毕业的时候拍过婚庆，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去了男方家里，人家端了一碗汤圆过来，我以为是在跟我客气就婉拒了。后来他们就很不高兴地来投诉我，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说，不收下这碗汤圆是不吉利的吧，后来老板知道后就要扣我工资……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那段时间我常常会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于是我就慢慢关注这些人物、关注他们的故事、关注社会本身，后来逐渐就对“人”这种个体特别感兴趣，开始朝纪录片方向发展。

杨欣导演

在第六届【西影·春光】青年电影展·创作者对谈

Q:在纪录片拍摄时，摄影机的出现往往会影响到被摄对象，有的主人公甚至会在镜头前呈现"表演"的状态，你希望保存这种状态还是尽可能去消除摄影机带给被摄对象的影响？

杨欣：我觉得纪录片还是“相对真实”的，没有任何纪录片能够拥有绝对完全的真实。任何一个主人公，比如宋小飞（片中人物），如果有一天我带你去他的面前，问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配合我演出的？”他也会说不清楚，或者他会承认这就是真实的，但观众此刻还是会有亦真亦假的感受。作为导演，我甚至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它只存在着一种相对真实的状态，而这种相对真实，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

《阳光猛烈》海报

Q:你和拍摄对象之间是否存在着雇佣关系？

杨欣：有这方面的关系，但也不全是。比如宋小飞，他就是一分钱都没有找我要过，甚至提都没有提。他可能更注重面子，在 我拍摄时，他的腰杆都挺得更直了，就好像如果有人要来跟拍他，他的虚荣心就能由此得到一些满足似的。

Q:当影片中的拍摄对象向你借钱时，你有什么感受？

杨欣：他们当时找我借钱的时候，实际上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也没钱”，接着我就想：“如果我不给他的话，他还会不会让我拍，会不会因为钱的问题阻止了我和他的进一步沟通？”关于这个事情，首先我会考量他需要多少，我能不能支付，但是最终我发现，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是特别高，不是一开口就是好几万十几万，他们其实就是想解决眼下的问题。

杨欣导演与终审评委万玛才旦

在第六届【西影·春光】青年电影展·颁奖典礼

Q:在拍摄期间发生过有趣的故事吗？

《阳光猛烈》剧照

在旁边做了一个记录之后，我就劝石兴安不要这样，看能不能跟工头协商。正当我跟他商量的时候，冲过来四五个保安，其中一个去拿我的相机，我拼死把我的相机护着，另外几个人就把我抬到一个保安室里面。我本以为可能要遭一顿毒打，但实际上他们还是愿意沟通的。他们道清了整个事情的缘由：其实之前石兴安做的工程是没有完结的，而他这么着急想要来工费，只是因为他每天晚上都要去赌博，打那个“鱼儿机”，每天晚上最多的时候要输四五千……

Q:影片的拍摄对片中的孩子们产生了一些影响，你对此有什么感受？

杨欣：我觉得能够与他们相遇就是某种缘分所致，所以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助这些孩子，比如让他们多接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像影片中的两个孩子都对摄影机很感兴趣，那我就给他们玩，哪怕摔了也没关系。把摄影机交给他们的时候，我就用我的手机拍，毕竟纪录片用什么拍都可以。

当时一个孩子说她以后要做摄影师，我听到后很开心，因为能够种一个小小的种子在她的心里面，万一哪一天发芽了呢？如果她有一个人生的目标，那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她也会去做一些能够改变自己未来生活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拍完之后，我还会继续关注他们，我会带他们去博物馆、图书馆等等，让他们也能够接触社会上一些新的事物，那种他们没有接触过的生活。可能他们的爸爸永远不会带他们去，但是毕竟有缘遇到，我还是觉得很有必要去带他们去开拓一下眼界的。

我们希望，

通过访谈与回顾，

让上届创作者的蓬勃生命力，

由此延续；

猛烈阳光之后，

更多趋向“相对真实”的思考，

将如万丈高楼，

拔地而起！

编辑 | 张轩铭 牛嘉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