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味的妇女出走电影，为何夺得上海电影节最佳影片？
6月下旬，我以抛开书本文字作者的身份成功申请了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媒体证，从而第一次近距离地体验电影节氛围，也借这个机会与上海这座城市来了次亲密接触。
对于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媒体是有特殊场次可以提前观影的，但因为个人原因，我在正式开幕前只看了《一间自己的浴室》这部影片。
其他影片都是在首映后分开观看的，包括主竞赛单元的《离婚》《成年人》《她的重生》，亚洲新人单元的《一屋三夜三谋杀》，“霓虹映画”单元的《消失的女儿》，“戛纳零时差”单元的《前往未知之地》和《阿曼德》，基本都是外语新片。
相比于华语新片的“星光熠熠”和经典影片的“一票难求”，上影节的外语新片显得凄清很多，每场都留有不少空座，网络上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
本次拿下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的《离婚》，就是评论两极化的一部代表性作品。
文：张颖
排版：Sun
责编：刘小黛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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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的缺点是很明显的：画面单调、叙事乏味。（率先表示：本人持保留意见。）
首先，故事设定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当红色的风暴席卷全球时，这股浪潮也顺势影响到俄国南边的哈萨克地区。影片中，在一个哈萨克草原的偏远部落，村民们在村长的带领下排演红色戏剧、悬挂红色旗帜、倡导妇女解放……展现人们对于新生活的渴望与探索。
故事的核心聚焦于一对哈萨克族夫妻因误解而引发的离婚风波。影片的开头，男主角萨利姆萨克因为在戏剧中反串一名女性角色被妻子责备，因为妻子觉得这种男扮女装的行为十分有失颜面。在争吵中，萨利姆萨克无意说出了“Talaq（离婚）”一词，更深一步触动了妻子的敏感神经。（编注：'Talaq'在伊斯兰教婚姻中的意思等于休妻，当穆斯林男子说出Talaq后，无需女方同意与否婚姻都可视为无效）
萨利姆萨克自然是不愿意离婚的，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说出过离婚这个词。问题是，妻子将这件事铭记于心，而这成为两人关系转折的导火索。当萨利姆萨克积极寻找补救措施，努力维护自己的小家庭时，向来贤惠得体的妻子却做出了离开家庭的意外决定。
妻子的选择与当时所提倡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相互关联的。虽然整个部落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措施，但是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个女人的选择。
离开丈夫、“抛弃”孩子，成为这个女人争取“解放”的重要路径。离开家庭，她便不用在满足男人性欲的同时，还要伸腿摇动孩子的小床。不再是谁之妻、不再是谁之母，她再次成为她自己，可以为自己而活。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走出那间低矮的小屋，面对漫天黄土的荒野之地，她其实并没有可以前往的去处。在那个远离都市的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依附着原始的自然法则，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维系生活所需。面对生活上的困难和危机，他们还保持着对于宗教领袖的信赖，期望毛拉给他们以指引。
离开家庭，社会上并没有女人的容身之所，出走的女性会陷入经济和身份上的双重困境，没有任何解放或曰获救的可能。
因此，彼时妇女的解放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影片中，女主角的改变，也不过是更换一任更加富有的丈夫。那看似独立的决定，其实是一种飞蛾扑火般的尝试。
在那个富人的家庭中，女性对于婚姻的自主选择，反而成为富人公然破坏一夫一妻制的砝码——他将前两任已经离婚的妻子和新婚妻子共同安置在家中。透过女主角在新家庭中的沉默与窘迫，我们难以确证，她究竟是在当妻子，还是在当奴隶。
因此，这部影片的故事是相对乏味的。因为人们看不到转折，看不到希望。这与影片的黑白灰色调和简单布景形成呼应，使得观众在长时间内难以感受到情感波动或视觉冲击。
除了以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大的历史背景，影片中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和地点的标识。在冷冽的冬天，破衣烂衫、灰头土脸的人物在辽阔的荒原上漫无目的地行走，让人体悟到一种文化上的积习、历史的迟滞。在影片所展现的社会中，所谓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显然是一种政治性的想象，就像缺席了的写标语的人，就像难以悬挂成功的红色旗帜。
然而，在这种乏味表象之下，实则隐藏着导演对于社会变迁和个体命运的深刻思考。政治变革带来的影响是直接、粗暴的，但也是流于表面的。十月革命的风吹到了这里，但这阵风似轻拂过草原，带来些许波动，却未能留下深刻的烙印。对旧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坚守，无形中构筑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使得这个社会显得尤为封闭与落后。
导演 达尼亚尔·萨拉马特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变革和妇女解放，作为这部影片的两个关键词，让我不自觉地想起庐隐、丁玲和萧红等中国女性作家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她们在动荡的革命年代书写着自己对于人生的惶惑、对爱情的想象、对历史的洞察，虽然不可避免地延用着传统男性文学的创作惯例，然而，正是那种大胆的、坚定的表达，让女性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留下前所未有的印记，也为历史添加可贵的注脚。
因此，在我看来，《离婚》所具有的局限性，或许正是其可看之处。
最后，受制于文化上的隔阂，有一个问题很难回答，就是影片所展现的这种生存状态与今日的哈萨克斯坦有多大程度的关联？如果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是导演对过去一段历史的精心截取，那么其虽然不乏艺术价值与情感深度，但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这一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让人满意的。
另一方面，如果影片所揭示的历史病症——无论是女性地位的边缘化、社会结构的封闭性，还是对传统习俗的反思——在当代的哈萨克斯坦社会中依然处于不可忽视的位置，那么，这部影片的表达便显得更加深刻且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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