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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

傅国涌 维罗听涛2
2024-10-01
“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
--- 李慎之

1962年胡适去世时,正是大陆人民对胡适误解最深的年代,当时的人们对他只有批判、批判、批判。改革开放后,那些曾经抛弃胡适的人,晚年重新选择了胡适,可算是胡适思想的回归,令人唏嘘不已。今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62周年纪念日,分享一篇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在浙江大学的讲演,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


胡适遭受批判


60多年前,1948年10月20日,胡适之先生在大陆做了最后一场演讲,在浙江大学,讲题为“自由主义”。

一个浙大学生多年后回忆,那次听讲的人不多,而且中途有许多人离开,但我在浙大校长竺可桢当天的日记里看到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次讲演,与胡适不久后在台湾发表的演说《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内容很接近。

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真正直接、系统地表达自由主义的理念,则是1947年以后的事。“五四”时代,他提出要引进“易卜生主义”,也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这是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基础,包括他在20世纪20年代主张的“好政府主义”,与他理解的自由主义也是接近的。

但他长期以来并没有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直到离开大陆前一年,他才在北平广播电台的一次演讲当中,全面地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的见解。

这次到浙大是他在大陆讲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场,事实上,在此以后,他追求的自由主义在大陆就长时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1948年12月17日,中国面临剧变,胡适将永远离开大陆,他跟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他与集权主义“不共戴天”。

其实,他到美国之后的生活并不容易,他最终选择到台湾落脚,与他在美国的处境也有关,这里面有现实的原因。

1949年后,大陆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周扬、胡绳、艾思奇、李达、范文澜、金岳霖、冯友兰、侯外庐、黄药眠和《人民日报》的年轻编辑王若水,以及当时刚成名的蓝翎、李希凡等人,稍微有点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站出来批胡适。

其实,就在1956年2月,毛在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胡适抵达台湾


胡适精神的回归


距离胡适那次在浙大演讲多年后,2002年5月25日,曾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在浙大西溪校区做了一次讲演,给浙大带来了一次小小的轰动。

他的讲演最初安排在一个座位只有70个左右的报告厅,他还没到,从四楼报告厅一直到一楼的走廊就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临时换了一个大阶梯教室还是不够,许多人只能站着。

浙大师生争睹李慎之的风采,想亲自听一听这位老先生的声音。1948、2002,从胡适之到李慎之,借助李慎之的影响力,曾经胡适之倡导的那些又在中国大陆复活了。

▲李慎之

李慎之于2003年春天遭遇SARS时去世,他生前留下一句话:“如果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

这是一句注定要引起争议的话,从他说出口的那天起,就受到了“鲁党”的抨击,“鲁党”以那些研究鲁迅的专家为主,也包括大量的鲁迷。在他们看来,鲁迅是高山仰止,深不见底,伟大无边,骨头最硬,近乎于神;而胡适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奴颜婢膝的知识分子,是软骨头,胡适与政府是合作的。

他们为什么会下这个结论?因为他们拒绝读胡适的书,拒绝了解跟胡适有关的历史,他们可以把《鲁迅全集》反复地读,从小读到老,但是拒绝接受胡适的一切。

我们这个民族很特别,在当代构成这个民族判断力的主要是两样东西,一是新闻联播,一是教科书。

至少长达半个世纪,胡适的作品根本就没有进入过教科书,自从上世纪50年代大批胡适思想之后,这个名字就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数十年。

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自己的愚昧(点击阅读)


胡适的人格


胡适接受了几次采访,一次在台湾的广播上,一次在美国,内容大致相同。在台湾的广播上是跟《孽海花》作者曾朴的儿子曾虚白的一个对话。曾问,许多人在疯狂地批判你,从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各个学科角度对你进行批判,全方位的,叫清洗胡适思想,要把胡适的思想从每一个人的头脑中洗干净。

胡适说:“他们这样批判我,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点:我一生都在倡导自由,也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是他们接受不了的;第二点是怀疑,我一生都在倡导怀疑,对任何东西都要保持警惕、保持怀疑,都要问个为什么,问个一二三,这也正是信仰某种主义的人最忌讳的,他们是绝对容不得怀疑的。”胡适的概括基本上是准确的。

胡适一生有很多从政的机会,但是几乎都放弃了,他珍惜自己的羽毛,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汪精卫请他做教育部长,他坚决地拒绝了;蒋介石请他入阁,甚至请他做行政院长、考试院长,他都拒绝了;只有一次心动过,那也仅仅是心动而已——蒋介石请他做总统候选人,胡适日记里也记了。

胡适跟他身边的秘书胡颂平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做宰相,可以做无为而治的君主——这句话记在《胡适年谱长编初稿》。这只是跟身边的人私下说说。


结果,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会议上提出这个方案,只有两个人赞同,一个是吴稚晖,一个是罗家伦,其他人一片哗然,极力反对。这件事就被否决了。

这件事使胡适落下了一个话柄,就像当年他去故宫拜见18岁的废帝溥仪,舆论讽刺他见了溥仪以后叫“皇上”,溥仪叫他“先生”。对胡适来说那不过是一种礼貌,退了位的皇帝,民国政府还用几百万的大洋养着他,容许他住在故宫,胡适去见他,称呼他“皇上”,也属正常。但是舆论认为胡适有奴性,奴颜婢膝。

这次动了心做总统候选人,许多人更认为他的爱惜羽毛是假的。对胡适来说,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从军政、训政到宪政,不就弄假成真了吗?至少总统不是国民党人了,即使他舍得一身肉去喂了老虎也值,不是天天盼民主吗?真的这个机会来了,牺牲一下自己的羽毛也是可以的。

所以,光是从这几件事来认定胡适的政治人格、政治人品是不大站得住脚的。


如何理解胡适的观念变化


胡适的一生,概括地讲,除了他回答为什么要对批判他时指出的那两点之外,还可以加上他一贯倡导的宽容、容忍,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怀疑、宽容、独立,这四个关键词就是围绕他一生的东西。

作为一个学者,他当然是要做学问,但其实他不是很想做学问,他并不是一个空头书生。胡适1917年回国时雄心壮志,要回来改造中国,再造文明,他对教书的兴趣并不大。

但是船到日本,国内发生张勋复辟的消息传来,他一想,民国创立不到五年,袁世凯闹了一场,现在张勋又来了,根基未固,共和政治无望,因此决定用20年时间去搞思想文化建设,培养一代公民、一代新人,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主意叫“20年不谈政治”。

其实他没有信守这一点,这个他自己作过解释,他回来三年就谈政治了。1920年,他跟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蒋梦麟等七个人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其中说,我们可以不去关心政治,但是政治要来关心你,这话其实是为他谈政治作了一个解释:你可以回避政治,不谈政治,但是政治要找上门来。

他们说的这个“政治”是跟所有人都有关系的,就是关乎人的权利,关乎人的生活,关乎人的日常的一切,这种政治,也就是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政治,谁能回避?

哪怕你是陈寅恪,瞎了眼睛,整天做故纸堆的学问,你也回避不了;哪怕你是王国维,你关心的是甲骨文,是词,是曲,是哲学,是美学,不还是要到昆明湖去跳水吗?那就叫政治。政治是什么?这个政治就是天塌下来了,不光是高个子要顶,矮个子也要顶。

胡适前面讲的20年不谈的政治,我理解是指狭义的政治,即直接参与政治,改变政治制度;后面他要谈的那个政治,是广义的政治,是谁也回避不了的政治。胡适一生在本质上关心的是广义的政治,他与狭义的政治之间一直是若即若离,关系并不密切。

从1917年到1949年,胡适在大陆的时间不到32年,他有他的主线,在大学里教书是他的主要职业,这是他安身立命的饭碗。他在北大做教授这些岁月,包括后来做北大校长,那是他的职业,他的梦想则寄托在他业余的办刊,传播思想之中。

▲胡适与陈独秀合影

胡适是不讲主义的,对于那种排他的主义,胡适始终很警惕。胡适不是政治学家,他是用常识论政的,不像王造时、罗隆基这些人在西方都是学政治学的,有很多的理论,一套一套的,他只是凭常识说话。

胡适的学问,一辈子都没有在哪个领域做得最好,但他只开风气不为师,人人都喜欢他,敬仰他,这就是他的魅力。他的魅力最根本的就是他的包容。他能包容跟他不同的意见。

可以说说他与鲁迅的两件事,一是他对鲁迅的反应,鲁迅生前写了很多骂胡适的文章,但胡适没有还过一句嘴,鲁迅死后,胡适的学生苏雪林写了骂鲁迅的文章,他批评了苏雪林。

《鲁迅全集》的出版,许广平去求胡适帮忙去跟商务印书馆说,胡适真的去说了,而且王云五同意了,合同都签了,而且从国民党中宣部那里得到了批文,只是一直拖在那里。

周策纵回忆,胡适50年代中期说过,“鲁迅是我们自己人”,认为鲁迅也是个自由主义者。

其实,从根本上说,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不相信社会,不相信人性,世上的一切鲁迅都怀疑,他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但他是个人道主义底色的虚无主义者,他内心有绝望,也有悲悯。他为什么不去谈制度,不去谈什么价值,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所以他显得很深刻。也许只有把世上的一切看透了,人们才会觉得深刻。

而胡适是个浅白的人,甚至被认为是肤浅的人,浅薄的人,乐观的人。在中国,一个乐观的人,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肤浅的人。但胡适的乐观主义跟一般的乐观主义有一个区别,他是要继续努力、不断努力的乐观主义,不是把生活看得到顶的乐观主义。这就可以理解他一辈子不断地做事情,他不是躺在那里睡大觉的乐观主义。

鲁迅和胡适,为何渐行渐远?

他办完了《努力周刊》,对军阀政治很失望,很长时间不去谈论政治。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再度创办一本同人《独立评论》,从1932年一直办到1937年,在他办的杂志当中,这是寿命最长的一份,与《新月》、《努力周报》相比,锋芒和棱角似乎有点收敛,但是它恪守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独立发言,不仅对政府保持独立,不臣服于国民政府,同时对公众情绪保持独立,不盲从流俗的意见。

有的时候,知识精英要对政权保持独立相对还比较容易,而且这样做还可以赢得民间的掌声,要对大众保持独立更不容易,要挨骂、挨砖头、挨唾沫。在《独立评论》期间,胡适的影响力达到了他一生中最高点,此后就走下坡了,因为后面局势的演变是他所意想不到的,也是与他所主张的路径相悖离的。


胡适一生追求自由


胡适是个一辈子想保持自由、独立、怀疑、宽容的人,他一直主张走一条和平的、渐进的道路。

胡适是一个不愿轻易用理论说话的人,他喜欢用常识来说话,喜欢在生活中推行自己的思路。

抗日战争的发生是一个天塌下来的事情,这个天塌下来,共产党要顶着,国民党要顶着,哪一个党派都要顶着,中国人都要顶着,在这样一个民族危亡的关头,胡适接受了出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职位,抗战如同救火,他要做一个过河卒子,如果这次选择算是从政的话,那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胡适出任驻美国大使

以后他只当过两个跟学术有关的职位(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回国做北大校长的处境非常被动,面临着此伏彼起的学潮,整个时代的剧变,最后只能选择黯然离开。

他最后一次在大陆过生日,就是1948年12月17日,当着很多人的面,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内心有很多感慨,最根本的当然是他知道大半生所追求的那个梦想——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进步的道路失败了。

这是他最痛苦的事情,也是很多跟他有着相同知识背景的人最痛苦的一件事。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要命问题上,胡适与鲁迅可能没有什么分歧。早在1934年4月底鲁迅就写信给曹聚仁说,如果天下崩溃之际,我如幸存,当乞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

胡适深受晚清立宪派的影响,他曾以最高的赞美献给梁启超,还给张謇的传记写过序,对张謇的评价很高。

它走的那条路可能更慢一点,但是更扎实,可以成为通往未来的新的起点。胡适追求的以和平方式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这条道路,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曾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认同,包括孙中山一生中第一个政治行动也是去给李鸿章上书,而不是搞革命。

胡适在国民党内有很多的朋友,在知识界有最广泛的人脉,在企业界也有非常好的人缘,他曾做过老牌的化工企业久大盐业公司的董事长。以他的人脉、声望,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事实上没有做到。

当然主要是因为大的时代背景,但他个人性格上也有弱点,就是比较懦弱,比较好说话。

他的作为、一生的言行都没有背离他所信奉、所追求的原则、信念。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像李慎之先生说的那样,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乃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

21世纪会不会成为胡适的世纪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假设,但是从胡适之——李慎之,我们可以看到这条链条没有断,历史的链条没有断,思想的链条没有断。

胡适之的“阴魂”已经回来了,在20世纪后半叶,从80年代开始,胡适就逐渐地还魂了。历史就是这样,不是说你打倒了他、清洗了他、批判了他,他就真的消失了。

今天胡适回来了,将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一定会在这一轮新的历史转型中发挥他的作用。

我想到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观点,正好可以用来概括胡适的观点。胡适的表述可能不一样,但米奇尼克的观点在胡适那里都有。

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这两个观点是他从年轻时代以来一步步琢磨出来的。

第一个观点,我们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而是为了追求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第二个观点,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米奇尼克提出的这两点看似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凡,太朴素了,简直就像胡适一样的浅薄,但它又很深奥,它把以往宣扬的理念解构了。为什么要为美好的明天奋斗,就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明天你又不知道,哪怕明天更好,但明天也不会完美的,一定也是有缺陷的,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胡适恰恰就是这种理想的信奉者。胡适一辈子都是笑眯眯的,都很乐观,都是面对今天的。胡适和鲁迅的照片摆在一起,鲁迅很酷啊,横眉冷对,胡适总是笑着的,他的招牌的照片一定都是微笑着的,他只是含笑面对今天。

所以,任何时候他都不会绝望、不会悲观,不是因为他相信明天有个完美的社会等他,而是他相信通过努力,简单的、持续的努力,去过更好的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快乐。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胡适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得到他所说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哲学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但是他一生都在追求这样的自由的过程当中,所以他很快乐。

他每一天的读书、写作、交友因此获得意义,有一度他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接待开放日,任何人都可以到他家里来。他过得非常的充实,因为他把每一个今天都当成很好的,而不是抱怨今天的不完美,这是一种理念上的差异。他这样看待生活,所以他始终很乐观,而不是很阴暗。

有朋友说,鲁迅是闪电、胡适是阳光。这个比喻我认为基本上准确。有外国学者说,英美革命是阳光革命,法国革命是闪电革命,最终阳光革命比较健康,它能照到每个角落。而闪电闪过以后,大地仍旧一片漆黑。

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虽然很过瘾、雷霆万钧。1789年一把火,就把旧社会烧掉了,但它缔造的第一共和,到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第三共和才开始稳定下来,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

俄罗斯走过的道路也是如此,法国、俄国、中国不是没有革命,我们一次次的革命,不断地革命,但是我们始终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又回到封闭的黑暗。阳光是温和的、少流血、甚至不流血的,按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逻辑也许不过瘾。

很多人不喜欢胡适,因为他不倡导用雷霆霹雳的手段解决社会纷争和变革问题,他倡导温和的、温文尔雅地去推动社会进步,在很多激进青年那里毫无魅力。

鲁迅和胡适,为何渐行渐远?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暴得大名,在年轻人中的影响远在鲁迅之上,但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出现了小小的逆转,鲁迅的影响在年轻人当中超过了胡适。

我们看何炳棣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们都是少数派,殷海光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是绝对的少数派。事实证明,最终有眼光、有成就的是殷海光、何炳棣他们,许多人可能连自己也被革命吞噬了,李慎之就是一个例子。

李慎之这些人都曾是最狂热的青年,1957年以后带了“帽子”,二十几年都在炼狱中煎熬。像李慎之那样,他们那一代人的数字是非常庞大的。那是信仰最狂热的一代知识青年,连韦君宜那样的大家闺秀都革命去了。

在这样一种态势下,胡适所追求的那一条道路自然就被很多青年所漠视、所抛弃。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凡是胡适的学生、听胡适话的人,这些人在专业里面都是做得很好的。

出去的就不用说杨联升这些人,包括小字辈的像唐德刚只是沾了胡适一点边的人,往往会去做一点扎扎实实的事,造福社会,而不是去寻求一次性的冲动。

李慎之是非常有才华的人,是同僚非常佩服的人,满腹经纶、会写能说,记忆力极好,毛欣赏他,邓也欣赏他。2002年,他在在西湖边跟我讲,他青年时候是个典型的鲁迅派,认为鲁迅天才得不得了,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话,窗外一棵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多么天才啊!自己绝对想不出那么天才的表述。在鲁迅这种天才的表达面前胡适就黯然失色,所以,年轻人怎么会不抛弃胡适呢?

李慎之说,那时候看见胡适就觉得胡适不怎么的。但他走了几十年坎坷的长路,走过80年代末,走到90年代,他最终发现,自己在绞肉机里面绞过以后,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道路,那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还是胡适之高明啊,当年怎么就不相信胡适之呢!但后悔来不及了,只有从头开始,所以他晚年重提胡适之,这不是李慎之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选择。

那些当年曾抛弃胡适的年轻人,在晚年又重新选择了胡适。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这些人纷纷认同胡适,这是李慎之感到欣慰的一点,所以他才会说“21世纪将会是胡适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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