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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题家们的悲歌(二):生理与心理的终身缺陷

赵皓阳 大浪淘沙 2023-05-12


上一篇中分析了社会规则下“做题家们的悲歌”从何而来,以及做题家们“公正世界假设”的信仰崩塌。本篇将从微观视角分析“做题”思维模式带给做题家们的一生枷锁。


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一辈子都是在还童年的“债”。说“还债”有些夸张,只是说童年期间的经历对人格塑造的影响太大了。心理学现在有很多挺“民科”的研究,但看着也挺有意思:发展心理学就有一个专门的细分领域,去分析那些伟人、领袖、科学家、艺术家的成长历程。


比如说毛主席为什么战天斗地一生抗争呢,因为他父亲是个非常强硬的旧社会家长,他从小就带着佃农们反抗自己的父亲不交租;比如说周总理为什么能儒雅随和一生长袖善舞呢,因为他从小就家道中落,靠各路亲朋接济,甚至有一段寄人篱下的时光,所以擅长理解各方需求平衡各方利益。


这种东西不可全信,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影响的因素太多了,但是这一理论至少给我们一个看待世界、分析问题的角度,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验、经历的,在整个人生中的影响因子都很高,同样经历一个事件在成年时代经历,肯定没有童年时烙印深。而九年义务教育覆盖了中国95%的人口——这里指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人数,如果算入学率的话,是99.96%,基本可以按100%来算。


这些人中走到高考这一步的是80%左右,考上大学的占54%。我们可以这样说:几乎每一个当代中国年轻人,都接受过应试教育的训练,其思维模式、人格养成、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方法,或多或少都会打上“做题家”的烙印。新中国怎样普及教育、医疗、农田水利建设,如何让文明之光播撒到共和国每一个角落,这个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分析过很多了,今天我们不讲宏观问题,只看微观视角。这样大比例的人口样本,就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更是一个非常有分析价值的样本。


正如标题所说,长达十二年的高强度应试教育,带给“做题家”们,首先是生理上的缺陷。比如青少年近视率,中国全球第一,这就是“做题”带来的最直接后果。


比如青少年长时间睡眠不足的问题。毛主席在1953年发表过题为《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的讲话,其中指出:“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毫无疑问,毛主席的提议是科学的,但是我们回顾一下自己的初高中生活,有几天能够睡满九个小时呢?


再比如四川、广东、湖北、上海等地都有专门调查,青年男性的精子合格率不足20%。有趣的是湖南调查大学生的精子合格率达到了30%,还专门发了一个“止跌回升”的喜报。



久坐不运动,熬夜刷题,这些都是影响健康的关键,不仅仅男性,女性也是如此。



这就是被动绝育啊同志们。所以做题家们前有应试教育,后有996,这就是“做题之路”要付出的身体代价。做题之路确实对普通人来说是唯一的阶级晋升道路,但也必须要献祭一些东西。成年人的世界就没有“容易”二字,但其实未成年也没有,这就是社会客观现实。


没良心的经济学家如张五常之流,还说《劳动合同法》会让中国劳动阶级“未富先姣”,我看“未富先姣”从来没见到过,“未老先衰”倒是差不多了。



这只是简单举了几个例子。还是要强调的是,“做题模式”是当下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才选拔模式,“做题家道路”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这两点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强调过很多次了,只是怕杠精太多。我写这篇文章不是攻击做题家或做题家模式,而是反思其带来的一些“副作用”。毕竟这个世界是辩证的,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为了解决某个问题,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我写这一系列文章,不是要推翻“做题家之路”,而是希望做题家们实现进化,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做题模式”除了对生理方面的影响,对于心理、认知层面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比如对什么事物都用对和错、黑和白来衡量,这其实就是做题模式的影响——因为考试得分往往就是对和错,没有中间选项,不会让你去思考世界的复杂性和辩证性。所以网络上那么多二极管思维,很多不是没读过书的“九漏鱼”,而往往是做题做死了、思维固化了,用考试打分的思路带入到真实世界。


再比如很多社会问题做题家们都渴望得到“解决办法”,这其实就是做题模式的思维——有问题,就必须要有答案。但事实上是,很多问题就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要超高成本,高于了问题所制造的成本。比如房价问题吧,能不能解决?能,但是得动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不想被动,怎么办?革命。革命完了之后实行公有制,房价问题就解决了。但这是那些嚷嚷着“解决办法”人们想要的么?


甚至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哲学和科学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宇宙、时间、意义,都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是多元化看待的角度。但是考试不能这么出,必须要有一个丁是丁卯是卯的确切回答。所以很多受“做题模式”思维影响过深的人们,就是发自内心的一定要求,所有社会问题都对应一个确切的“解决办法”,如果没有他们的也不能让自己的信念崩塌,而是转而去质疑那个“提出问题”的人——你什么动机?什么目的?为什么要让我的潜意识感到威胁?



上面说的这两个心理因素都是小细节,做题家们精神上的一生之敌,还是“雄性气质”四个字。


不仅仅是女生,大多数男生也会被“雄性气质”所压迫。女孩子们从小就听说过,女人要温柔、要贤惠、要细声细语,社会对女性的评价“贤内助”是一个很正面的词汇;相信职场上的女性大多经历过这种偏见——“感性、情绪化、没有魄力”所以不适合担任领导岗位。而男生则是另一个角度的威压——你要成为男子汉,你要“男儿有泪不轻弹”。否则就是娘炮、书呆子。


我在《男人可选择的三条人生道路(女生勿入)》这篇文章中举了美剧《绝命毒师》的例子:主角老白(沃尔特·怀特)就是标准的做题家;他的连襟缉毒警察汉克是一个颇具“传统男性特质”的人;他的搭档小粉(杰西·平克曼),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后现代废物男。

 

在家庭生活中,汉克对于老白的气质压制是全方面的。在老白五十岁生日会上,汉克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讲述着他缉毒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惊险与趣闻。而本应该是party主角的寿星老白,却在一旁被边缘化了——热闹是汉克的,老白什么都没有。

 


甚至于老白的儿子因为未成年买酒被警察抓了,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自己的姨夫求助,而不是亲爹。就连汉克都觉得这非常不妥,可能在小沃尔特心中,真希望自己的父亲是颇有男子汉气概的姨夫汉克。

 


所以在庆祝老白病情好转的party上,他直接对汉克发难,直言这是“我的家,我的儿子”,这其实是一个做题家被雄性气质碾压已久的怨气,并不是什么老白病得脑子不好使了。

 


每一个做题家都有一个“江湖大哥”的梦,老白其实就是以一个一直以“传统男性特质”来要求自己的做题家。比如他得了癌症,开始还想瞒着不告诉妻子儿子,想自己一个扛下来,结果生活一团乱麻。而且我们要知道,老白可是不世出的化学天才,早年的一个专利就养活了一个上市公司,他制的毒被DEA称为“有史以来最纯正”的毒品。即便如此,他在家里也被亲人全面瞧不起,这也说明了做题家、奋斗逼们的局限性:只能顾一头,忙了事业就顾不了家。


与做题家不同,贵族们和江湖大哥是可以“顾家”的——对比看一看《教父》和《绝命毒师》,看一看优雅的柯里昂和忙于奔命的老白,这就是现代性奋斗逼与前现代性贵族的差距。最后老白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儿子小沃尔特自作主张改名叫“弗林”,说明他已经以他爹的名字为耻了,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老白为啥要制毒呢?最开始肯定是要搞钱。后来一方面是被局势推着走,另一方面他在制毒中找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实践点:他不再是那个人人瞧不起的做题家,而是叱咤一方的江湖大哥——“say my name!”“Heisenberg!”

 


但是老白这条江湖大哥的身份是一路尸山血海杀上来的,最后也是天不假年,所以说做大哥也并不轻松。汉克也一样,对外他总是表现的很有领导力、威慑力、执行力,但是让他去边境特别行动组的时候,直面那些“真·毒枭”“真·江湖大哥”的时候,他自己也怂了。最后在经历了一场血淋淋的爆炸袭击之后,汉克从前线“逃”了回来。还是上一部分讲的,江湖大哥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坐在了“父”的位置上就得承担“父”的责任,否则就要被丛林法则所淘汰。

 

但是“传统男性特质”太吸引人了,每个做题家心中都有一个江湖大哥的梦,于是在这条狭窄的上升通道中挤得头破血流,见证了波伏娃笔下那条“幸运而艰难的路”。

 

做题家们不光想成为大哥,还要娶到大哥的女人。像经典作品《美国往事》《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奋斗逼功成名就,一定要娶大哥的女人(盖茨比是还有一些些初恋情节,要把失去的拿回来)。上篇文章有个评论说:难怪写《龙族》的那个江南总是惦记大哥的女人,因为他是做题家。确实,江南作品中有很多显著的NTR情节,而江南本人也确确实实是个做题家。



这就应该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研究相关问题了,大致是想成为大哥压抑到疯狂,所以要把大哥拥有的一切都拥有了,这样才真的成为大哥。就是拉康那句名言:“人,总是欲望着他者的欲望”。或者更像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弑父娶母。大哥精神上的威压对于做题家来说就是“爹”一般的存在,而做题家想要拥有独立人格想要变成“完全退”,就必须要从精神上个杀死大哥然后取代大哥,那大哥的女人就是“娘”了,所以做题家们一定要娶到大哥的女人才能完成成长闭环。


言归正传,我们不搞精神分析了,还是踏踏实实看一看社会分析。做题家们这些心理误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常年应试训练培养出来的,上一篇中我使用了“公正世界假设”这个词,我再发明一个“理性世界假设”——即认为这个世界是理性、也应该是理性的,所以他们要用对和错去区分问题,对于每一个疑惑都要找到相应的答案。但是事实是,这个世界就不是以理性为运营机制的。


《绝命毒师》是一部好作品,对于人物的刻画可以说神乎其技,老白简直就是“做题家”最完美的模板。老白因为自己一念之恶,引发了蝴蝶效应制造了一起空难事故,然后在学校组织的悼念仪式上,他是这样“安慰”学生们的:第一,地面没有人员伤亡;第二日,这个飞机是波音737,不是747所以坐的人少;第三,飞机没有满员……



看老白这些其实是自我安慰的借口,是不是像极了为一道主观题拼命凑理由的我们?当然实事求是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但就是不像人话。


再比如他跟大毒枭古斯聊天,古斯发表了一番感慨,类似于“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老白表示:这是你大脑里某些神经化学物质反应,导致你现在所经历的很像过去经历过的……



这就是做题家们臭毛病,就喜欢“讲道理”,干啥都“讲道理”,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被“道理”驱动的。


《绝命毒师》人物刻画堪称惟妙惟肖。我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知道老白很好笑。但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日常,何尝又不是经常陷入这种思维误区呢。人人都笑老白,人人都是老白。


所以做题家们的生活都很累,一方面是“做题之路”就是竞争激烈的独木桥,另一方面是绝对理性的做题思维带来的。我们读大学和工作之后,相信都有这样的感触: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来的同学,生活态度、人际关系处理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我们“综合素质”要出色。曾经我以为这是“国际大城市”带来的,后来我意识到了,这其实是相对轻松的高考制度带来的——他们没有受到过太多丧心病狂“做题模式”的思维规训,他们在青少年思维模式定型的时候,可以参加很多兴趣社团,可以有很多课余活动,可以过得很“体面”。



这种“体面人”的思维模式是做题家们模仿不来的,他们不用精神紧张,不用患得患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所以人也就更轻松、更平易近人,更充满魅力。在北京互联网圈子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地域歧视”,就是不招北京本地人——因为北京本地人通常不“卷”,不没日没夜拼命加班,不会因为房贷被老板拿捏。


而对于我来说,这明明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凭什么给资本家贡献那么多剩余价值呢?我反而更愿意跟北京本地人交朋友,因为他们真的很懂,知道哪里好玩、哪里好吃,知道怎样生活、怎样娱乐、怎样获得新鲜的体验、怎样留住最舒适的状态。我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做题家之外看待世界的角度。我每每跟他们沟通接触的过程中,内心都是:好羡慕啊,好想从小就做一个“体面人”。


然而就如本文所说,很多问题就是“没有答案”的。我们也不是主动选择要走“做题家之路”的,我们也不是主动愿意从小“衡中模式”,工作996,然后背几十年的房贷的。但是有一些是我们可以主观改变的,比如一定要锻炼好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为资本家加班到过劳死太不值了,上班期间摸鱼做一做广播体操,尽量少熬夜;比如可以选择不买房,不生孩子,走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人生;比如还有一条道路,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了。


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走出“做题家思维”的枷锁,不能让“做题模式”规定了我们方方面面,尤其是对待生活的态度、与他人交往的方面。不能陷入到这种终极困境——


做对了所有的数学题,却不知怎样过好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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