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读者留言，让我谈一谈罗翔教授关于“辛亥革命排满”的相关言论。我认为我不是最有资格谈论这件事的，应该让那些“90后”们去谈——经历过清王朝和辛亥革命的“1890后”们。鲁迅先生是“80后”，毛主席是“90后”，没有谁比他们更有资格了。他们同样也对“美化90年代”的事情感到过愤怒，也就是美化大清。这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满清余孽”和“国党余孽”过于宽容，完全没有对“前朝”的政治势力进行所谓的“清洗”，反而试图从思想上、精神上去“改造”他们，溥仪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按理说他这一个末代皇帝，又投靠了日本人做汉奸，不管在苏联、英国、法国，都是妥妥上断头台的反面典型，然而新中国却宽容地把他改造成为了新公民。好的地方在于，这确实能够团结大多数，坏处就是保留了不少“前朝余孽”的负面影响。毛主席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保下来，当时保下来是对的。但现在要搞革命……（因为）他们先挑起斗争。”在同年5月份的另一篇文章中，毛主席进一步分析了这一问题：“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彼时有一大波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文学艺术家们，给死气沉沉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潮流，但是改造旧世界毕竟是很难的，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进程的。那些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旧勋贵们，自然无法进入政治经济核心部门，但是文化部门好说啊。因为自古以来，唱戏、听曲、搞文艺、写话本，都是要一定程度上的“脱产阶级”，即不需要从事劳动生产，才有心情鼓捣研究这些东西。如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有一对鲜活的人物形象——小文夫妇，就是前清遗老、落魄贵族，但是唱戏非常在行，靠“当角”维系了很高水平的生活。首先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旧勋贵们为我们保留了很多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这是必须要肯定的。但另一方面来看，这些遗老遗少们久而久之就占据了文化口的重要地位，成为文艺内容的重要产出者，甚至是规则制定者、裁判员，这就对文艺的整体氛围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了很多“半殖民地半封建”残留。建国之初，在文艺领域有两项重要的批判，即批判《清宫秘史》和批判《武训传》，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温情脉脉的面纱”去掩盖血淋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好像《繁花》中塑造了一个容貌姣好、风度翩翩、能力超群、敢闯敢拼、有情有义、道德完人的宝总，力图掩盖“先富起来的人们”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原罪。而且关键的是，武训这个人好歹是真的，宝总的原型压根就是一个进监狱的投机犯。正好又回到了今年《文化革命的意义》《文化革命的内涵》这两篇文章的讨论范畴，批《清宫秘史》《武训传》可以视为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李慧娘》的前奏。明面上来看武训是千古义丐、乞讨办学、支持教育，多么高尚多么值得肯定啊，但是为什么被禁呢？历史上，武训三十岁和哥哥分家得地三亩，变卖得钱一百二十吊，合讨饭所积九十吊，共二百一十吊，跪求乡绅娄峻岭，杨树芳替他向穷人放债生息，从三十岁到五十岁，武训积得土地二百三十多亩，现钱二千八百多吊，成为地主兼高利贷者。

薇娅偷税漏税，李佳琦骑脸嘲讽打工人，潘长江、谢孟伟卖劣质酒，到现在“三只羊”带货屡出问题，直播带货的大主播们一次又一次地教育消费者们：长长心吧，别“永远被骗，永远热泪盈眶”了。早在2019年的这篇文章：《消费主义在2019》我就质疑过直播带货的模式——这根当年电视广告有啥区别呢？小时候看电视，到了电视广告的部分马上就换台，咋现在就要盯着带货直播呢？讲道理，现在大主播这些口条，还真没电视广告那些“台湾名嘴”效果好呢。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直薇娅李佳琪如日中天。我当时的批评点是：主播会用煽动性的语言、夸张的表情与动作、暧昧甚至虚假的商品描述，激发你的购买欲望，直播间最大的目的就是刺激消费者冲动消费、非理性消费。网红带货的直播间就是一个制造需求的完美舞台。你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看到了“史上最强”的优惠，收到了平台数元之巨的红包……于是被持久规训的购买欲就被激发了起来，你开始动用毕业之后最大的计算量筹划满减，你开始看各种种草攻略去寻找灵感，你开始蹲点大主播的带货直播意图找到最优惠的产品……最后算来算去加了一堆商品，种来种去种了不少新货，在主播巧舌如簧热情四溢的宣传中，逐渐头脑也变得简单，仿佛被上古之神的低语夺去了心智，机械的跟着他们不断地重复购买活动……这一系列操作下来，你会发现买了一堆自己不需要的产品。但是你也会安慰自己，反正未来似乎都会用得到，反正也是优惠、打折、满减、红包下的消费。“买就买了”成为了继“来都来了”之后，最大的自我安慰话术。当时总有人说，我之所以蹲直播间，是因为这些大网红有议价权，能给我们这些“家人们”带来实惠，所以我每天准点蹲他的直播，是为了省钱啊！这种说法在当时确实忽悠到了不少消费者。但事实上有两点：第一，正如上文所述，在一场直播煽动性的景观之下，你所购买的东西往往会远超出了你寻求“既定的优惠商品”的计划；第二，从潘长江到“三只羊”，这些主播用事实教育我们——他们的东西便宜，大概率是因为质量不高，或者大品牌的“直播间特供产品”。所以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正如茨威格那句名言：“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李佳琦刚火的时候我就关注过他的直播，当时我还是抱着学习新鲜事物的目的去看，结果发现“消费主义没有新鲜事”。我看的那场他在介绍什么新化妆品，直播间里有人问她是易过敏体质，这个会不会过敏（大致意思）。然后李佳琦连0.1s都没有停顿就说：“不会过敏的亲爱的，我们是纯天然产品，请放心购买”。我一听这个就皱了皱眉，首先想都不想就这么说，人家真用出问题来了怎么办？其次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为啥纯天然产品就不过敏了呢？有人蜂蜜过敏，有人花生过敏，有人鸡蛋过敏，这些不都是“纯天然”的东西么？所以我当时就想，算了没有研究的必要了，还是没有什么“新东西”。当然，如果硬要说“新东西”，还是有那么一点的：消费主义乘上了“互联网时代影像”的东风，光速般星火燎原，无可阻挡。影像，本应属于真实世界中的事物，通过光的反射作用在胶片感光剂，摄像管或电子耦合器件上的显影成像，是对真实世界的光学记录。它诞生的初衷，是人类为了更好地看见，看清，看透世界和自身。而互联网时代的影像，又是传统影像威力的指数级放大。景观，意指脱离本质的虚假表象。当本质的影像所纽带的人与人的关系异化成为了“景观”，意味着影像中的病毒以商品为媒介完成了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殖民。景观化影像在当代生活全方位，多层面的充斥和泛滥，是消费社会的一个鲜明标志。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消费主义广告以光怪陆离且魅人心魄的视听奇观，雕刻着每一个消费者深植于潜意识深海中的欲望，更进一步地创造出超真实的拟像世界，让日常语境中的一切信息交换都逊色不已。当消费者使用消费品时，一旦所处的现实氛围与虚拟景观世界中的拟像发生错落。这种超真实感便会迅速凋亡，但在消费者的自我感觉中，互联网景观所营造的刻奇与幻觉已挥之不去，记录在你大脑中上一次多巴胺分泌的刻度上。维系这一种刻奇与幻觉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带货主播充满诱导性与迷惑性的语言，就好像神话故事中，人鱼在茫茫大海上为迷惑水手所唱的悦耳的歌曲。这就是带货主播最重要的工作——PUA消费者。消费主义会通过影像、符号、示范、名人效应、广告洗脑……反反复复告诉你：这，就是高端；这，就是时尚；这，就是高级口味；佩戴我们这个包，你就跨越了阶级；使用了我们这个产品，你就是精英人士……什么，贵？那就努力买啊，这就是你生活品质的体现，这就是你跨越阶级的方式，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啊！快剁手！买买买！而当这种PUA玩砸了，就是李佳琦这样的反面典型了——“哪里贵啦？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睁着眼睛乱说……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这就是商家对消费者的PUA。你说我们多惨，上学被PUA，上班被PUA，谈恋爱被PUA，买个东西还要被那吊主播PUA。所以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重要的就是对这种PUA“祛魅”，除了多看看薇娅、李佳琦、潘长江，对这些网红带货主播“祛魅”，也要对这种消费主义各种幻境“祛魅”。就以“三只羊”这次暴雷的“香港美诚月饼”为例，为啥一个在大陆生产的月饼，要挂上“香港”的名号呢？因为确实有很多消费者迷信这一套。没有必要对“进口产品”那么迷信，消费者还需要“进化”，不只是对这种虚假进口的贴牌产品脱敏，对真正进口的也要祛魅光环。其实香港正品美心月饼也没那么好吃，齁甜齁甜的，还有什么吹上天的那个什么曲奇，300+一盒，我在香港的时候朋友们求我代购必选这个，后来被曝光使用起酥剂（反式脂肪酸）。这种事情首先是三只羊无良售假，其次我们很多消费者对香港、日本、欧美进口产品都有一种迷之滤镜。就前几年，我们的产品都喜欢蹭日本，比如名创优品就是蹭无印良品，一定要强调自己是从日本开店开进中国的，结果被人扒出来在日本拢共就一个几平米的小门脸，就是为了出口转内销。还有元气森林，最早叫元気森林，伪装成日本潮牌；奈雪的茶，以前叫奈雪の茶；更有土生土长的“伏见桃山”这种品牌。完全没必要，没必要，进口也分好吃难吃、国内也分好吃难吃，还是选好吃的就行了，跟风最没劲。即便是正品的美心月饼，考虑到它的价格，也是性价比极低的选择。当然，一直劝消费者“不要迷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在食品安全方面下功夫，不然信任都是这样一点一点消耗的。就像油罐车事件为什么我一直在提，因为已经是一种猜疑链和信任危机了。算了不说了，上一篇文章就“众所不知”了，再说又要被夹了。我在《六小龄童老师说的对，孙悟空就是不能“谈恋爱”》这篇文章里讲过，当年鲁迅先生目光如炬，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把白素贞传说故事的精神内核高度拔高为反封建、反宗法、反压迫，把雷峰塔的倒掉象征为压迫中国人民的封建制度、压迫中国女性的宗法、夫权制的灭亡。同理，我们消费者也应该主动学习、主动进化，不要“永远被骗，永远热泪盈眶”，多涨涨心眼，把如薇娅、李佳琦、小杨哥的倒掉，上升到消费主义景观与割韭菜的产业链的倒掉，也希望还没到掉的如辛巴、罗永浩、董宇辉等人也能早日现身说法、以身作则，成为让消费者进步的反面典型“好老师”。相关阅读：文化革命的意义文化革命的内涵究竟是“人民的名义”，亦或是“权力的游戏”？◆

在《宗教的阴霾依然笼罩着我们》这篇文章中我明确了以下观点：一切宗教在唯物主义者眼中都是屑，而“亚伯拉罕一神教”——即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则是屑中之屑；没有世俗化的佛教，比如旧社会藏传佛教，也同样很屑。我专门写过文章分析过这两个问题：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失败以及为何成为了恐怖主义的温床；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进程，以及没有世俗化佛教的丑陋。今天再谈一谈基督教，就把三大教补齐了。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很多老师、教授都是信基督教的，不过我遇到的所有老师都很有专业素养，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在课堂上宣传自己信仰的（虽然我们私下都知道他们是虔诚的教徒）。不过在各学校举办的其他讲座和交流会上，有些老师就控制不住自己加点“私货”了，“私货”最多的还都是政治性的东西，会阴阳怪气一下“体制”，还有一次我还真遇到一个传教的。那次讲座的主题本来是微软并购诺基亚——当时全世界最火的话题甚至没有之一，是一个纯商科知识的讲座，正好跟我专业契合，我就去听了听。结果这老师讲到一半就是夹带私货，从跨国并购讲到基督教的传播，然后就讲为什么基督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企业扩张案例”。他有一句话忽然启发了我：“耶稣出生在以色列地区的一个犹太人聚居区……”我就产生了疑问，他出生在犹太人社区，基督教又是脱胎于犹太教，那耶稣按道理就是犹太人啊，之前怎么从来没听人这么说过么？于是这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在提问环节就问这位老师“耶稣是犹太人吗？”这老师一副匪夷所思的表情，他说：耶稣是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不属于什么民族或种族，弥赛亚是全人类的弥赛亚。然后我就想问一句，那耶稣也可以是黑人咯？但是我当时毕竟是一个还在读书的学生，没有现在这么无法无天，觉得这个问题攻击性太强了，转而就问“这么说耶稣也可以是中国人？”，老师的回答是“我说了，基督是没有民族、没有人种甚至是没有形象的，他在美国可以有美国人的形象，在中国可以有中国人的形象。”其实这位老师虽然在讲座上夹私货传教，但是态度真的挺好的，我如果再纠缠下去就显得我没素质了，其当他说“在中国有中国人的形象”时，我特别想拿手机搜一张洪秀全的照片——在中国耶稣一定是这个样子啦，亲兄弟嘛！事后我查资料还发现了，罗马人在钉死耶稣的十字架上，旁边会写犯人的姓名、民族和罪行，写的内容就是“犹太人耶稣”。后来我在北京工作，有次去北师大找朋友玩，他带我顺道听了一次讲座，是香港中文大学研究中东史的学者，主要讲的是中东地缘政治。我听了他的讲座，忽然又想起了几年前那个问题，这个老师不是传教的，于是在讲座的提问环节又问了一遍。这位老师的回答很长、很专业，我以我有限的记忆总结一下要点：“第一，这个在学界是一个敏感话题，大家都不想去碰；第二，因为西方一直以来的排犹传统，所以不可能承认耶稣是犹太人，反而要突出出卖耶稣的犹大是犹太人，作为反犹的依据；第三，犹太人群体都信仰犹太教，也不会承认更改了犹太教义的耶稣是犹太人。”这位老师的回答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去搜了搜相关的研究发现，不管宗教学还是历史学，都没有太多涉及这个问题了。毕竟基督教也不是乖乖小白兔，是真会把人烧死在十字架上或者送进宗教裁判所尝遍人间酷刑的。但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二战之后有了一大批世俗化的犹太人，他们走向世界各地，也不是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所以喜欢宣传耶稣是犹太人，可以给犹太人贴金，一如他们喜欢蹭历史上所有的名人的一样。但是犹太人对历史上的名人是“一滴血原则”，拐弯抹角都想蹭到，而耶稣从历史考据来看，确确实实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他既生在犹太人聚集区，又信仰犹太教，没有比这个更纯正的犹太人了。为什么我要纠结这一点？是为了证明西方历史的不严谨与双标。就是因为有基督教这个统治了欧洲一千余年的意识形态存在，西方历史被改得乱七八糟，一切以有利于基督教统治为目的。最典型的，就是耶稣明明是根正苗红板上钉钉的犹太人，但是长达千余年的时间中他们可以忽略了这一点，然后强调“出卖耶稣的犹大是犹太人”，进行为排犹运动提供依据，岂不可笑？我这次去意大利旅游，深刻地感觉到了基督教对于古希腊、古罗马历史的玷污。我对所谓的“西方伪史论”是不屑一顾的，因为我认为这是用一种反智主义去反对另一种反智主义，本质上还是“魔法对轰”。我们不能降低到他们那种层次去，而是客观、理智、实事求是地看待西方历史。西方历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基督教对于历史巨大的、全面的扭曲。他们没有对历史的敬畏与严谨，一切改成怎么有利于传教怎么来。否则基督教怎么能解释，只有耶稣诞生之后才有上帝的神迹，古希腊古罗马独立发展了那么多年，跟上帝毫无关系呢？于是改吧，很多原始档案被销毁，历史改得面目全非。基督教最经典的改史，就是著名的《君士坦丁敕令》（注意跟著名的《米兰敕令》区分开），这则文件的内容是“赋予罗马教皇及其拉丁教会以各种教俗特权以及整个西部帝国的全面统治权”，也就是说古罗马帝国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发布了一个命令，把帝国一半领土让给了教皇和教会——是不是听起来非常之匪夷所思？然而这一份文件实实在在为统治欧洲提供了法理依据，换句话说这叫罗马认证的“正统”。直到公元十五世纪，在文艺复兴的冲击之下，教会丧失了巨大的思想领地。而天主教会的倒行逆施，也引发了全欧洲人民此起彼伏的反抗，此时正处于宗教改革战争的前夜。在思想解放和教廷失势的双重因素之下，德国语言学家尼古拉·库萨才系统证伪了《君士坦丁敕令》。尼古拉·库萨用极其扎实的语言学功底证明，《君士坦丁敕令》中出现的诸多语法、词汇，都是在公元八世纪才形成，不可能出现在公元四世纪的文件之中。比如“塞特拉普”（satraps）、“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拜占提亚”（Byzantia）等词汇，在君士坦丁时代压根就没有这种说法。文件还有诸多史实性错误，比如提到“君士坦丁和加利卡努斯”一同任职执政官，但真实历史中他们任职年代差了整整两年。还有当时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为君士坦丁治愈麻风病、为罗马城制服蟒蛇等等，压根就是基督教为自己贴金凡的坊间传说，就是模仿耶稣治疗疾病的故事模板。这种传说形成于君士坦丁去世一百年之后，然而却光明正大写进了文件里。基督教改史是一个非常恶心的臭毛病，他们会把一眼假的传说、神迹、歌谣当成真实的历史去玷污史书——都有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存在，如果不整出一点“神迹”，来怎么忽悠信众呢？我去梵蒂冈博物馆参观，最精华的两个区域是西斯廷小堂和拉斐尔画室。拉斐尔画室第一间，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厅，四壁陈列着四幅作品：十字架显圣（Vision

凌晨苹果手机发布会，果然不出意外，又是“挤牙膏”糊弄消费者的一年。这两天我在微博上高强度输出苹果：然而我骂苹果，评论区就有些人就不满意了，说有本事别用啊，你骂你还买？别的我不先不多说，我特别想吧这个道理讲明白了：我觉得我们消费者应该转变态度——我们花钱消费，不是花钱买个爹，不是要处处维护品牌方，得让他们卷起来、拼起来、实惠起来，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我真不能理解买个消费品还能带入真情实感的，还能自发自愿自觉的帮品牌做互联网舆论维护的。不管是手机还是车，搞得跟流量明星粉圈似的。你花钱买东西，还要帮人家免费打工，那岂不是双赢局面——商家赢你两次。更恶心的还有那种“云孝子”，消费者吐槽一下商品，各种帽子就扣上去了。苹果、华为、小米，三家品牌有三种款式的帽子，横跨从爱国贼但恨国党全政治维度。我真是服了，就一个消费品代入这么多真情实感，你是真情实感泛滥还是咋滴？虽然我一直用苹果骂苹果，但我觉得要是换了华为手机，我也会骂华为。我用过好几年的华为，一直吐槽它拍照色偏太多、智能修图用力过猛、长焦拍摄有名无实。当然每次都会被“云孝子”教育高端机的使用方式。我后来用苹果，也一直骂苹果拍照锐化功能跟弱智一样，这不很正常么，肯定用什么才知道什么缺陷。这很正常，肯定是用了才能切身感受到产品的问题。如果你不买你还骂，那“云孝子”又有新的说法了：你都没买你有什么资格骂？之所以要特意说一说这个问题，是有感于现在网络割裂越来越严重，你说性别、地域、学历割裂也就算了，买个消费品啥的都能割裂。尤其是手机和汽车，搞得跟流量明星粉圈一样，再加上厂商有钱各种买营销买水军，乌烟瘴气。所以我先写了《宗教的阴霾依然笼罩着我们》这篇文章，我认为无论是娱乐圈和体育界的粉圈现象，还是消费市场的“商品拜物教”，根源都是宗教的一个现代变种，根源在于人类大脑的缺陷。就比如说，为什么消费者会无脑维护自己消费的品牌，根源在于：消费品不单单是一个消费品，而是一个与自己身份、品味、地位挂钩的存在，我们为消费品附加了一个“宗教价值”，从本应是商品的主人变成了消费的奴隶。一百年前的社会学家凡勃仑在他的著作《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这一概念。凡勃仑认为，时代在变化，封建时代人的身份是通过血统来体现，社会自然而然地分为了平民和贵族；而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能力、是否成功，是通过他的消费来体现的。例如:

今天9月9日，是毛泽东主席逝世四十八周年。纪念毛主席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传承革命精神。关于毛传和毛选的版本问题，这是很多读者很关心的问题，一直都有问我的，今天统一解答一下。“毛传”系列首推必然应该是《毛泽东年谱》，这个是最全最详细必读的，因为传记会给创作者个人发挥的空间，但是年谱绝对没有，丁是丁卯是卯。而且有些人的年谱因为某些众所不知的问题，会缺个别一两年，但主席的年谱是全的，精确到每月、具体哪天的，因为光明磊落，不需要“为尊者讳”。大家如果要看别人的年谱，如果有相当一段时间“不全”的地方，就可以多一个心眼了，再查一查那个时间段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就能明白一二。“毛传”版本次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传记，官方的传记永远是必读的，因为是最全面、最权威的，很多材料是外面拿不到的。但是无论是年谱还是官方毛传，都有些属于“非战之罪”的问题。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传》的作者之一李捷在讲座时说过：有些材料不能公布“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所以只能采用“著而不述”的春秋笔法。大家自己体会。市面上流行的、外国人写的毛传，优先级并不高。特别一些英美籍商业作者写的版本，基本只能算文化垃圾。我们的学界、文化界有一段时间很迷信外国人，觉得外国人夸中国历史人物很光荣，外国人肯写中国人的传记很荣幸。但其实他们懂个屁哦。就比如市面上销量最高的毛传版本——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和英国人迪克•威尔逊版本，都是不值一读，非常商业化的西方名人传记套路。首先他们就解释不清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要革命。这些帝国主义列强的精英无法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屈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种黑暗是根深蒂固的，从而为什么需要一次彻底推倒重来式的颠覆。其次，有很多特别离谱的历史性错误，比如特里尔那版毛传，主席说他自己“七分虎气，三分猴气”——这个说法其实就是误传，原话是主席晚年给夫人的信中说自己“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结果在后来的历史记叙中就跟“三七开”搭上边了，是错误的，不是原话。离谱的是特里尔在传记中的解释是：当时党内虎派占七成，猴派占三成；而虎派是反对他的，猴派是支持他的；所以他后来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是终于带领少数派击败了多数派，这就已经到胡咧咧的级别了。当时我的表情就是这个——后来听说特里尔又出了一个新版的毛传，不知道有没有改正这些离谱的错误。当然，也不能对所有外国人的传记一杆子打死。有些法国人写的就比较深刻一些，毕竟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中，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导思想，他们管自己的运动也叫“文化大革命”。所以法国左翼作者的书还是值得一看的，但优先级肯定排在毛传、毛选和年谱之后。多两句嘴，我们总说“欧美”“西方”，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我们要区分英美和欧陆这两个大概念。即便在欧陆，法国、德奥、拉丁也都是不同的文化圈。英美书籍的一大特点，就是商业化书籍：书商话语权很大，一切只看销量；就像好莱坞电影，一切只看票房。我上一篇文章中就吐槽过美剧的问题：靠各种吸引眼球的设定、耸人听闻的开头吸引观众，排了两三季之后就不管了，反正观众骗到了，他们也没能力把这个大坑圆上，就烂尾呗，然再开一个新坑继续骗观众。这种套路其实是英美书商玩剩下的，商业性是英美出版业的最重要考量，我们小时候那些最流行的“未解之谜”类的书籍，什么金字塔、外星人、百慕大三角……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其实都是英美书商成熟运作的商业化套路体系。还有什么羊皮书、羊皮卷系列，什么犹太人睡前的100个故事，什么人性的弱点，都是一类。英美的传记创作者都是职业性的，就写世界名人赚钱，这生意仅次于“未解之谜”系列和商业成功学。拿破仑就是这种商业传记的最大受害者：离得又近、又有传奇性、还是法国人必须杀人诛心。所以英美人写的拿破仑传记几乎都是商业流水线产品，面向的是八卦猎奇人群，建议看法国人自己写的。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看见一本英美人写的毛传，就看作者是谁，去外网搜一搜他的作品——因为肯定不是所有作品都翻译过来的，外网更全。如果他的作品从俾斯麦到列宁，从甘地到曼德拉各种“世界名人”，那他肯定就是职业性传记作家，他的书不值一读。之所以说这个技巧，是因为凡事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拒绝一刀切，英美作家也有专业学者，也有可能是毕生研究东亚问题的，这种我们不能抹杀人家的成果，所以就去看专著就行。比如说有一位美国学者叫理查德·沃林，他的专业就是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写过一本“毛主义”在法国传播的历程，以及毛泽东思想如何影响萨特、福柯这些大哲学家的，这肯定就是专业的，但也脱离了我们所谈论的“毛传”的范畴。还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说英美作家的问题，一定要摘除一个人去——埃德加·斯诺。他的毛传的版本是最有价值的、可读性最高的，不过他不是为毛泽东专门写的传记，但这两本依然是必读科目——《红星照耀中国》《漫长的革命》。《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的最大意义在于，是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谈起自己童年和青少年生涯，这是第一手的资料，我们中央文献版“毛传”也都要引用斯诺这里的采访。《漫长的革命》讲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斯诺是真能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异国他乡的知己，但是很遗憾只写了一个开头斯诺同志就因病与世长辞。同样与斯诺一样，见证过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威廉·辛顿（中文名韩丁），他的著作也值得一读。我说“英美”也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做二极管。如果大家会日语，日本人写的毛传也值得一读，但是我们基本没有引进。因为日本人写毛传必提文化大革命，而且是正面的、主要的内容。我在《日本“共产主义阵营”的四次大分裂》这篇文章里讲过，日本学界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日本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开端，肯定是要赋予积极意义的。就算日共这种二五仔也不敢否认文革带来的社会变革。日本版有一点好，日本人以其特有的严谨，把毛泽东所有的文章掰开了揉碎了进行分析，除了最基本的——具体什么时间什么特殊的背景写了什么文章、发表了什么讲话、做了什么批注之外。更连哪年哪月对之前十几年前的什么文章做了什么修改，都查证地明明白白。所以这篇文章一共有一二三四几个版本，分别发表在哪些哪些地方，或者抄送给谁谁谁看了……尤其是老人家身后，有哪些文章做了不是老人家本意的修订，这些都写得一清二楚。这个就非常有价值了，毛泽东为什么会翻出来十几年前的文章进行修改，他的思想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一定要抄给某些特定的人看，这些信息一了解，很多谜团般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通透了。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日本学者竹内实先生，他的成果是《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20卷，把所有版本的毛的著作都捋了一遍。这个版本应该是目前全世界最全的版本了。我在香港的时候，读了不少香港左派翻译的日本学者研究毛泽东的文章，真的非常佩服日本人一板一眼的认真，但是很遗憾，毕竟香港地方不大，又懂日语又懂毛泽东思想的人太少了，再加上粤语特有的语法让我读起来挺别扭，所以能得到的有效信息非常有限，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大家有机会去日本旅游或求学，可以去旧书市场碰碰运气，除了竹内实的著作，也看看有没有这套书，似乎是出过三百多期——说起国外的研究成果，再提一个人——卡斯特罗。卡斯特罗作为毛主席忠实的学生，当年跟着《论持久战》手把手学习打游击和建设根据地的。他也是主席逝世后共产主义阵营理论水平最高的人。虽然从古巴国家利益为出发点，选择跟苏联亲近，但是他的思想上明显是毛主义一脉传承下来的。然而学习卡斯特罗的研究成果，同样离不开语言的巴别塔。很早以前，天涯和西西河有些上古大神，翻译过一些卡斯特罗的相关讲话、文章，有解读毛泽东思想的，也有点评我们改革开放的。不过都不是系统性的翻译，而是为了引证说明某些特定问题的。后来随着众多平台的运营难以为继，这些内容也不知流失到哪里了。另外也不知道现在古巴有没有出版卡斯特罗的文集，又在古巴学习或工作的朋友可以提供一些信息，多多交流。以我有限的记忆，当年读过一篇文章，是卡斯特罗讲毛泽东思想是“属于第三世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把国际分为了“三个世界”，绝大多数是属于被发达国家压迫与剥削的第三世界。这个理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对冷战意识形态的解构：冷战分为了美苏对立两大阵营，驱动它运转的是世界各国纷纷站队美苏——不是美国，就是苏联。而毛主席用一个“三个世界”的理论，一举击溃了冷战价值观，这个理论厉害之处就在于从横向划分（阵营）改为了纵向划分（阶级）。毛主席说不要傻乎乎跟着美苏跑了，其实他们是压迫者、剥削者，虽然还有一群小弟能分到油水（第二世界），但我们第三世界的人才应该团结起来。这个理论直接让新中国在国际外交打开了大局面，至今都是国际关系学说开宗立派级别的理论基础。“三个世界”理论为我们的外交破局，很快让我们的朋友在全世界开花结果，更是被第三世界国家的兄弟们“抬进了联合国”。同时还全面解构了冷战，促进了弱小国家的团结，让美苏争霸的活动在第三世界愈发寸步难行。随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都是对“第一世界”的巨大打击。这一伟大理论可以看做是用“巧劲”“化劲”的太极拳，成为了终结冷战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无比重要的“推手”。所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第三世界一定有很多遗珠等待发掘，我之前在文章中提到过的尼泊尔共产党领导人普拉昌达，就是研究“毛主义”的代表人物。所以第三世界的蓝海也值得关注，只不过这就更难了，是我需要补足的盲区。最后再说说关于“毛选”的问题。很多朋友都喜欢问一个问题：“毛选”读哪个版本？我想说不重要，重要是开始读，得先通读一遍，才能在进阶考虑版本的问题吧？从哪个各版本开始读真无所谓，你得先读了才能入门，才有资格去纠结各个版本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出了上文中提到过的日本学者竹内实之外，法国学者夏尔•贝特兰也做过相关的考证，但这是后期进阶选手才去考虑的事情。说实话因为语言巴别塔，我都还没走进这个门槛呢，或许三十岁之后再学一门第二外语，再考虑这个问题吧。初学者只需要注意一点的是，毛选是有第五卷的。虽然不再继续出版了，不过可以去旧书市场淘到，当年第五卷发行量还是很大的，是在找不到也可以电子版将就。不过还要注意的是，第五卷也仅仅是截止到58年的文章。网上还有网友总结的“第六卷”“第七卷”，把主席一生的文章都补齐，这就是网友们自发的纪念行为了。大家可以自行找找看，或者可以只找到目录，然后按图索骥去找文章。主席一生光明磊落，所有文章、讲话、电报、批示都是公开发表，都是可以查得到的，只需要有一个参考的提纲就可以。也可以看我《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文化革命的意义》这两篇文章后面，有当时热门文章、新闻报道和影视作品的列举，这些也都是可以公开查到的。目前公开出版的，还有文集版本、建国以来文稿、早期文稿、军事电报等版本，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进阶同学可以考虑，但切忌勿要贪多求全，先把基础打扎实。最后总结一下，阅读顺序应该是：年谱和毛选（完整版）一起开始读——然后就是各个版本毛传，重点就是中央文献室和斯诺——最后就是其他文集、电报，以及各种国内外专业学者的著作。这一套读完了，就可以算“毕业”了，就可以找一个细分的门类自己开展研究了。就可以按照我上文中说的方法，从专业性的学者入手，阅读相关领域的细分著作。尤其是会法语、日语、西班牙语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卡斯特罗、竹内实、夏尔•贝特兰的著作，然后再回来教教我，做我的老师。最后再给大家一句忠告：实践起来比什么都有用，收藏了一堆书单、种草了一堆笔记，都不如翻开书的第一页开始读更重要。◆

最近多家媒体都曝光了非法代孕产业链的问题。虽然在社交网络上一直被乙游和rapper的吵架压热搜，但这应该是我们必须要重点关注的大问题。2021年1月18日，郑爽的前男友张恒在微博掀起了一场骂战，在骂战中曝光了张恒郑爽两人代孕生子的事实。通话录音显示，郑爽代孕后又后悔：“这孩子真的打不掉，我都烦死了”，郑爽的爸爸提出弃养孩子，但张恒爸爸则表示：“这是犯法的”。这一场娱乐八卦事件，让代孕话题成为了社交网络讨论的风口浪尖。今天我们不谈八卦，讲一讲理论。马克思主义者们从来都立场坚定地反对代孕，简而言之，代孕是剥削的一种，就像996是对广大打工人的剥削一样，代孕是针对于女性更严重、更恶劣的剥削。打工劳动是把人的劳动力商品化，而代孕则是直接把人商品化，其残忍程度恐怕仅次于器官买卖。马克思主义反对把劳动力变成商品，认为这是资本对于人的“异化”，所以必然更加反对把人变成商品。

（引子）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世俗国家，而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宗教的理念更加无处遁形。但是，宗教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意识形态之一、作为历史中影响过最多人观念，是因为根植于“人性的弱点”，或者说是人类大脑特有的属性。现在社会中有很多现象都有着“宗教的阴影”，比如我近年来一直关注的粉圈问题，就跟宗教的表现形式一模一样：那些疯狂的粉丝就是狂信徒；他们的偶像就是“神”；他们的世界观就是宗教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要么是割割的粉，要么就是割割的“对家”“黑子”；甚至这个组织里还有卖“赎罪券”的神职人员——赚粉丝钱的“粉头”“站姐”。消费主义也是一种新型的宗教——商品拜物教。比如在奢侈品中溢价，其实就是赋予了商品类似于“神”的特性，让信徒（消费者）不加质疑地盲从，为信仰（符号价值溢价）买单。相比于依靠全景敞视工厂下的监工，用暴力、饥饿与恐慌控制流水线上机械劳动的工人，用消费主义洗脑的方式更隐蔽、更稳固、更潜移默化。齐泽克在社媒曾经发过一张消费者顶着洪水购买奢侈品的照片，并调侃：就算世界毁灭了，资本主义也不会灭亡。所以传统的宗教组织无害化处理了，但是根植于人性弱点的“宗教化形式”还是社会的一大毒瘤。所以本文就彻底把这问题讲明白了，从七个部分来展开论证这一问题。第一，人类问什么会诞生“宗教”，宗教为什么这么“上瘾”，这是人类大脑机制所决定的。第二，科学与宗教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批判把科学和宗教混为一谈的观点。第三，信仰与宗教的区别，换句话说你信不信这个世界有“神明”，跟你加入一个宗教组织是完全两码事。宗教组织与信仰看似一致，但本质是无关的，宗教组织是于现实世界为少数特权阶级攫取经济利益、争夺世俗权力的机构。第四，宗教的终极形态——亚伯拉罕一神教。所谓信仰，有泛神论、多神论、一神论多种，而最完备、最有战斗力也是最邪恶、危害最大的，就是“一神教”——即只有至高的一个神，不管他叫上帝或者安拉什么。亚伯拉罕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宗教发展的终极形态，是最极端的信仰，是最有战斗力的组织，也是最反动、最邪恶的统治阶级。第五，前几点讲了宗教会被广大人民“自然选择”，这一点则是分析宗教为什么会被统治阶级主动选择？宗教符合了古往今来统治阶级哪些需求和价值观，以至于他们冒着被宗教“夺舍”的风险去“吸一口、再吸一口”？古罗马帝国、吐蕃国，都曾是“武德充沛”的一方强者，但是在被基督教和佛教夺舍之后，就开始了全面衰落。第六，我国的“地下教会”问题，以及“变种宗教”的疯狂与反思。现代社会中，前现代的宗教已经备受冲击，除了中东、非洲部分地区外，很少再看到宗教主导的世俗政权，但是保留了宗教思想“极端性”的“变种宗教”依然侵害着我们的社会，同时教会也从直接干预世俗政权，变成了“地下教会”的组织模式，在不容易被关注的角落中生根发芽。我们要想继续前进，必须全面清算我们世界中隐藏的“变种宗教”；同时也必须看到那些“不被看见的底层”，我们不去同情、照顾、争取底层，他们就会被地下教会拉过去。第七，解决方法是什么？我们应该展望未来，在科学和理性的指导之下，如何把宗教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桶”？西方思想家最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是实实在在受到宗教祸害两千年的。他们给出了两条实践道路：第一条是艺术和美学，用艺术来填补科学和理性所不能到达的真空领域；第二条是普通人在原子化的社会建立新的连接，通过新的方式在新的生产力之下建立新的“集体”，不给宗教以可乘之机。这些在后文中会展开分析。（一）意识形态的“自然选择”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认为，人类的思想来源于【理性】。这一说法是建立在打击宗教、弘扬人文主义的时代基础上的——因为当时统治欧洲的基督教认为“人的灵魂来自于上帝”。因此，以“理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启蒙运动，是具有着时代光辉和人文关怀的伟大运动，让人摆脱上帝和教会，做回自己。但是随着宗教的威胁减小，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就更加深入了。社会心理学的开创者罗斯与群体潜意识的开创者荣格，他们虽然属于不同学术流派，但是几乎在同一时间（1910年前后）提出了非常类似的理论——人类绝大多数思想的塑造，都是通过群体思维（或者叫群体意识、集体潜意识），我们坚持这些观点不是因为我们“理性”，而是我们对集体的忠诚。当人类的意识被“群体思维”所塑造之后，就会进入了一个“舒适圈”，不会再接受新鲜的理论。尤其不能接受与群体思维相抵触的理论。如果指出某一个人的思想错误，会引发其尖锐的反抗情绪，就像身体免疫系统消灭入侵病毒一样。所以人类一点也不“理性”，我们的潜意识（或者说我们的本质）就是躺平的——既不愿意接触新的知识，也不愿意遭受质疑。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是尤其合理性的。智人没有尖牙利齿，也没有庞大的身躯，能够从大草原上的尸山血海中杀出来，并成为了“物种灭绝机器”，靠的就是一种秘诀——合作。换句话说，不能够进行合作的智人都被自然选择淘汰了。或许会有一些智人，天生喜欢接触新鲜事物，看见花花草草都感兴趣，于是想探索一下定居点反方向的一条岔路，然后就死在路上了，他这种“好奇的基因”就无法遗传下去。所以千万年的自然筛选，导致了我们的基因本质上都是有利于“思想上躺平，行动上服从集体”这就是宗教诞生的生物学根源。同理，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也注定了筛选出“对异教徒不能容忍”的基因。因为原始社会环境过于残酷，只有最会竞争资源的基因能够被筛选下来。换句话说，你不砍死对面的部落，就会被对面砍死。如果两个部落和平共处，那很可能会面临食物和其他资源匮乏的危机。所以我们血脉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基因的流传概率，是远远大于“世界和平，inner

墨西哥民间故事认为：一个人会死亡两次，一次是肉体死亡，一次是被人遗忘。王佳佳法官既然是值得全国人民纪念的“如春风一般的法官”，就应该保留她生前所有的判决书、庭审录像，号召大家学习庭审记录，从而普及法律知识，给全国人民上一堂法治课。而不应该人一走、茶就凉，相关内容连夜下架了。就比如这篇纪念文章吧，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纪念一个重要的国家公职人员，大笔墨落脚点竟然是喂流浪猫、做唇膏、“朋友圈大型种草机”，这究竟是赞美，亦或是阴阳怪气呢？作为人民法官，自然是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春风”。文章中强调的对同事、保险公司、流浪猫的“春风”不算真正的春风。就好像祁同伟因公殉职了，汉东省的纪念文章的都是他对程度怎样好，如何关心山水集团的工作，如何安排村里的野狗拿到警犬编制，难道不觉得很奇怪吗？你是写一个兢兢业业的人民法官呢，还是小红书网红自我介绍呢？既然是写“人民法官”的纪念文章，那重中之重必然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结果纪念文章中为人民服务的相关内容却并不是重点，唯二举的跟工作相关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去保险协会参会。然而我们都知道王佳佳法官生前最后一个案子恰好是跟保险公司有关……这就很难评这篇文章到底写得好还是不好……依我看这篇纪念文章，全篇都充满了对女性职场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建议打回重写，重点写一写人家的职业生涯。王佳佳法官遇害，官方披露的信息煽了几千字的情，唯独没有跟案件相关的有效信息。就好像“数学天才”姜萍，她家村口的老母鸡都曝光了，唯独没有体现数学能力的内容。如此一来，舆论能不议论纷纷么？现在各种说法纷纷杂杂，我见过最多的一个传闻就是“老汉主张18000，被告愿意赔12000，最后判决9000”。但是我查破天，也没有查出“被告愿意赔12000”这个说法出自哪里，因为关于王佳佳法官生前最后一个案子的官方信息披露一点没有。斯人已逝，如果“愿意赔12000”这是一个谣言，我们难道不应该及时辟谣吗？难道不应该用最全面、最彻底的信息公开公示，去让那些恶毒的谣言和质疑无处遁形吗？现在我能查到的唯一一个信息就是抓了一个造谣者，他造了什么谣，是不是这个12000，不知道。这与“姜萍事件”一样，阿里巴巴至今还在装死，达摩院流量赚得盆满钵满不知道躲哪偷着乐了，留下撕裂的网友和舆论一地鸡毛。但凡阿里能够披露一点证明姜萍数学能力的证据，何至于吵得沸反盈天？但凡法院能够披露王佳佳法官生前断案细节，何至于让死者经受这样多的拷问？纪念王佳佳的文章和当年报道姜萍的内容，一个煽情，一个煽动，堪称新闻学的魅力时刻。看权威媒体怎么写新闻的：特别强调了“中专”“唯一女生”“北大、清华、剑桥等名校”，直接触及当前网络最大流量密码：性别、学历、名校、越级打怪。谁说学新闻没有用啦？这不用处大大滴嘛！没有学新闻的这么写，姜萍也绝对不会这么火。这都是媒体的真才实学，张雪峰这种人就是无知者无畏，懂流量、会炒作难道就不是本事吗？这在互联网时代可是安身立命的大学问！咱们都得虚心学习。我认为，反对“剖腹自证”是针对普通人的，比如造个黄谣，我说你怎样怎样，你怎么自证？不可能。但是对于上位者们、对于垄断公司、公权机关、权威媒体，就应该质疑，否则就没有鼠头鸭脖的事了。他们那不叫自证，叫信息公开。对于官方来说，信息公开，让逝者不被诋毁、不被遗忘，普及法律知识、推广法制建设，这就是最好的纪念。而对于我们来说，学习逝者留下来的判决书、庭审材料，就是最好的纪念。我很欣慰地看到，现在社交网络上众多网友纷纷自发学习起王佳佳法官生前的判决书，这就是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绝佳体现。大家通过对王佳佳法官判决书的学习，在网络上热切讨论“误工费应该按照住院时间算，还是医嘱休息时间算”等相关问题，科普了大量法律常识，这种学法、懂法、知法的精神，不就是最好的纪念嘛！尤其是对于自由职业者、灵活务工者、进城农民工（部分时间在城市打零工，部分时间在农村务农），他们的误工费应该怎么算？是否没有劳动合同就不能赔偿误工费了？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探讨，这些都是给群众科普法律常识的途径，这些都是可以推动法治进步的手段！有感而发，想起了白居易的名诗《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首诗前半段描写了农业生产的劳苦，中间重点写了“抱子拾穗”的妇人，最后是作者的感慨“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为什么白居易会“念此私自愧”？因为他不从事如此辛苦的劳动生产，但他还可以“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最关键的是，他的“吏禄”，是贫妇人交的税，以至于“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他愧的，是自己的优越生活，是建立在如此多人几乎活不下去的境遇之上。没有唇膏，没有流浪猫，白居易共情的永远是最平凡最劳苦的普通人民。正好在上一篇文章《警惕！必须要重视治安问题了》中我谈论的也是同一个话题，我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建立起对劳动人民的基本共情，因为我们同样都是无产阶级。我们虽然是脑力劳动者，不用卖血汗，但都要有“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的觉悟。而对于上位者、精英阶层，我对他们是没什么太多指望的，正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但我想把“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句分享给他们，但凡尚有心肝者，或许会有所触动。在上一篇文章的结尾处，我特别强调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寄生虫》这部电影。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寄生虫》结尾处父亲为什么暴起杀人，这就是很危险的信号，电影都看不明白还能指望现实中的共情呢？我觉得我们没有引进《寄生虫》这样的好电影真是一个损失，它通篇没有提阶级，甚至所有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阶级意识”，但通篇都在展现“阶级矛盾”。建议大家多看几遍，尤其是在乱纪元即将来临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怎样才是最好的纪念？那就是全面关注、积极讨论。如果看到人民群众都在热切讨论法律知识、科普法律条文、监督法治建设、促进法律体系的进步，相信王佳佳法官在天堂也一定会露出笑容。相关阅读：文化革命的意义文化革命的内涵究竟是“人民的名义”，亦或是“权力的游戏”？◆

《逆行人生》全片，都在直面一种现实主义的恐怖，这是电影最有价值的部分。影片从头到尾都有一个没有正面展示过、但是贯穿整个核心剧情的角色，无时无刻都在主角耳边默默低喃：您有新的订单了……您的订单即将超时……您的订单已被用户取消……令人不寒而栗这声音无时无刻、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尤其是在主角团刚刚完成一项任务，以为可以松一口气，正在放松身体与精神中，忽然这个声音就某个“不可知的深渊”中响起，让你发现刚刚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假象——这就是为什么一部现实题材的影片能给我们一种恐怖感，因为越真实，就越可怕。这个声音叫做“系统”。电影中最恐怖的情节莫过于那个“笑脸计划”，无论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都必须要第一时间对着那个“不可知的声音”的摆出笑脸，嘴角的弧度还得达到要求，否则就会被降下“神罚”——封号三天。主角高志垒正在低血糖中，还要对着摔碎的手机屏幕从哭脸中挤出笑脸，这一幕我愿称之为国产现实主义恐怖的巅峰。克苏鲁神话三大特点：不可直视、不可描述、不可接触——这不就是困住外卖员的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争议不断，看我这两天的微博，我发一条赞美了一下开幕式中的亮点，然后就被质问“收了多少钱”“跪舔西方”；我又发一条吐槽了辣眼睛的内容，然后就被指责“不尊重多元化”“不理解艺术”。这个开幕式包不包容我不知道，反正网络舆论环境是一点也不包容。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做“非此即彼”的二极管，一个长达四小时的盛会，有闪耀的亮点、也有闪瞎的雷点，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情吗？远了不说，就说我们每年的春晚，往往都是艺术成分极高的舞蹈类节目，和看了之后气不打一处来的语言类节目相并存的。所以咱们最好就事论事，我说这些好看、那些辣眼睛，我都举出例子讲出理由来；你也可以说这些辣眼睛、那些好看，也说出理由——我们应该充分尊重这种主观审美的自由。但是最不应该的就是动不动扣大帽子，这就是“大殖子跪舔西方”那就是“歧视同性恋”。上一篇文章《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多元化”盛会还是“辣眼睛”作秀？》主要抨击了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中一些“邪教式的刻奇与哗众取宠”的元素，本文说一说开幕式中最闪耀的亮点。无关于政治立场，很多视觉元素好看就是好看、难看就是难看。比如我最喜欢的、法国大革命的段落，古典主义三角形构图，浪漫主义色彩和光影，多么美啊！这一幕的演员也不一定都是俊男靓女，但是服饰干净整洁，气质积极向上，这就够了啊。那些LGBT的内容简直跟整个开幕式的审美格格不入，强烈怀疑这才是真正歧视性少数群体。言归正传，今儿不聊屁股的事，我们来看一看洗眼睛的美。这一段表演包含了多重的革命元素：首先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断头王后）；其次，《自由引导人民》这幅画作是法国1831年七月革命；而音乐剧排练的《悲惨世界》中的革命是1832年共和党人起义；后面的节目中还有巴黎公社的女战士。这些都是“革命老区”的革命传统。最最经典的还是这个场景：断头王后在巴黎旧监狱（象征巴士底狱）里，唱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然后“刺客信条”装扮的火炬手遥望着监狱——曾经的关在巴士底狱的人民现在自由地站在外面，曾经的统治阶级在巴士底狱里提着头唱革命歌曲。这叫什么啊朋友们，这叫杀人诛心。法兰西不愧为革命老区，把统治阶级吊路灯的这一段历史，光明正大地展示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这是何等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须知，玛丽王后、路易国王也是法国历史的一部分，法国也曾是天主教最重要的基本盘，但是开幕式上没有展示法国这些“传统文化”，没有选择从太阳王路易十四、红衣主教黎塞留的角度去叙述历史，而是以大革命作为现代法兰西合法性的开端，这是值得高度赞扬的选择。做个简单类比，大致相当于我们奥运会开幕式，出现了穿着中山装的溥仪形象，然后高呼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或者一个崇祯皇帝，挂在歪脖子树上荡悠~荡悠~荡悠~，并唱着当时的歌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我这个比喻一点都不夸张。断头王后唱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歌曲Ça

我劝大家先放一放迫不及待想吵架的心，先耐心听我讲一段LGBT文化史的沿革历程，然后自然会对标题提出的问题有一个确切的答案。首先，开幕式中法国大革命的段落让我感到热血沸腾，直接表达法国人民筑起街垒，把统治阶级吊路灯的历史，不愧为革命老区的伟大传承。这些内容我会单独写一篇文章。本文集中关注中国观众在社交网络普遍抱怨“辣眼睛”的片段——LGBT+的相关内容，比如图书馆3p、异装舞蹈等，让不少网友表示颇为不适。甚至于有网友总结出，各国官方的解说员都在这个情节中，表达了“震耳欲聋的沉默”——就连法国自己都是。整部开幕式的主线就是法国文化大巡礼，这一段致敬的法国大师导演特吕弗的代表作《祖与占》，这部电影之经典，让《戏梦巴黎》也频繁致敬；同时也有另一位大师导演让-吕克·戈达尔代表作《法外之徒》的影子。现在社交网络上介绍特吕弗和戈达尔，通常用“新浪潮”这个名词，我觉得这个名词还不够，他们就是旗帜鲜明的左翼导演、革命导演。我在骂王家卫的这篇文章《王家卫的背叛》开头就讲了这两位大师的故事：1968年，由中国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高潮传播到了法国，革命老区法国人民纷纷走上街头，拿起武器、构筑街垒、学生工人市民大串联，希望重现巴黎公社的荣光，史称“五月风暴”。而五月份正值一年一度戛纳电影节举办，在电影节现场，知名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又译为楚浮）跳上主席台大声疾呼：“我们的人民正在受苦，而你们却大言不惭地坐在这里夸夸其谈！”随后特吕弗发出呼吁：拿起你们的摄影机，走上街头，去拍摄人民，去拍摄革命，去拍摄历史！他的呼吁获得了在场电影人的热切响应，戛纳电影节评委纷纷辞职，参展影片纷纷申请撤展……让·吕克·戈达尔、路易·马勒、罗曼·波兰斯基、阿伦·雷乃、米洛斯·福尔曼、克劳德·勒鲁什等等这些在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宗师们，也都纷纷表达了对特吕弗的支持。未到戛纳现场出席电影界的查理·卓别林、斯坦利·库布里克、罗伯托·罗塞里尼、奥森·威尔斯和路易斯·布努埃尔也联名发信，表达了对现场电影人们的支持。卓别林大师特别声明，如果有电影人因为抵制这次电影节而受到法国当局的迫害，那么他将永久收回自己被戛纳电影节收藏的电影底片拷贝。最终，这一届戛纳电影节被迫取消。戈达尔对此评价说：虽然电影人放弃了奖项，但是我们赢得了历史！在其回忆录中，戈达尔骄傲地宣称：“我革过戛纳的‘命’！”这就是法国这一段文化的革命道统、左翼文脉，能够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能够让大家重温那一段历史，我是倍感欣慰的。但是，也必须指出的是，对于那个时代文化大师们思想的复现，过于肤浅、过于单调，局限于“形式主义”的模仿与致敬，甚至有一些“修正主义”的意味在。左翼革命者们反对封建卫道士式的桎梏，是生活与社会方方面面的【解放】，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同性恋、性自由和滥交。为什么左翼的先辈们会拍同性恋题材的作品，因为欧洲因为宗教原因，有着两千年迫害同性恋的历史，比如王尔德、图灵的故事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两位人类历史上闪耀的灵魂，都因为同性恋而入狱。但是，对中国观众而言，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迫害过同性恋，甚至我们历史上对于“龙阳之好”之类的同性之爱，都是非常宽容和包容的，所以很难带入理解欧美文化中的“拨乱反正”。简而言之，所谓“新浪潮”中诸多同性恋题材作品的内核是反封建、反教会、反右翼。最为关键的是：欧洲进步主义浪潮为同性恋发声，是建立在更大框架下为一切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发声之下的，一个很细分领域的内容。无论是特吕弗还是戈达尔，他们又不是只拍同性恋啊，他们还拍过很多弱势群体、无产阶级、穷人、边缘人口的内容。那个进步主义激昂高歌的年代是全方位的进步，包括一切弱者、被压迫者、穷人。我在《日本“共产主义阵营”的四次大分裂》这篇文章中提到过一点，日本对于残疾人士的保障，是日本新左翼领导的运动，是轰轰烈烈的日本文化大革命之下的一个很小的成果——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知识点是，60年代进步主义对“弱者”全方位的拨乱反正，是建立在以全面清算法西斯主义为目的的基础之上的。需知：被纳粹关进集中营的，并不仅仅是犹太人。纳粹集中营大屠杀发生年代较近，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有组织、有规模的“工业化屠杀”，所以数据材料齐全，在史学界没有任何争议，以下是纳粹集中营牺牲者构成：共死亡一千二百万人——六百万犹太人；四百万苏军战俘；一百五十万西欧共产党人、工会积极分子、左翼游击队员；几十万吉普赛人、黄种人、妓女、残疾人（同性恋被认为是残疾人的一部分），这几十万中还包括“懒惰的、不努力工作的人”。敲黑板划重点了啊，纳粹可是会把“不努力工作的人”送进集中营的，现在社交网络上有些人尬吹元首简直笑嘻了，真希特勒来了你上班摸鱼都得被抓起来。再举一个东方的例子，日本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红小将”一代宗师坂本龙一，其电影代表作《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就是一部同性恋题材、内核是反战法西斯反军国主义的作品。那个年代一系列作品中的同性恋都有强烈的解构主义象征意味——解构右翼、解构法西斯、解构父权制。对于现在的“政治正确”乱象，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犹太人对于大屠杀的“遮盖”，就像LGBT对于整个进步主义的“遮盖”一样，都是以一个部分取代了整体。所以，对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我很欣喜地看到了法兰西革命灵魂的传承，但也悲哀于LGBT“修正主义”对于革命思想的剥离和矮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滥交和异装癖的狂欢节，对同性恋的【解放】是在一切剥削和压迫之【解放】的内核之下的，而不是要用辣眼睛的视觉刺激让大家忘记【解放】和【革命】所超广义的范畴。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法国的“左”搞滥交异装癖形式主义狂欢；中国也有不少所谓的“左”公开叫嚣“为了民族复兴必须996”“以大局为重工人不能获得罢工权”，咱谁也别嘲笑谁。正视问题，inner

最近的两个热点“萝卜快跑”和“延迟退休”要联系起来看，背后是一个共同的矛盾。早在一年前我就把延迟退休的问题和AI技术发展的问题，二者联系起来写了一篇文章《“银发红利”，延迟退休，AI时代，与“羊吃人”》，因为这背后的根本矛盾是一致的。正好，这几天智能驾驶“萝卜快跑”和延迟退休话题先后成为热点，这种表面上的巧合背后就是更深层次共同原因的推动，以后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类似的新闻。正如我在一年前文章中所说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一组矛盾？AI时代本身就要代替大量的劳动力，本身就不需要那么多劳动人口了，那为什么要延迟退休呢？延迟后的工作在哪里呢？一边是35岁就要被裁员、找工作要被歧视、无法考公考编，一边是要干到65岁才能退休，那么工作机会在哪里呢？我们小时候要唱“春天在哪里”，35岁之后要唱“工作在哪里”……是啊，工作在哪里呢？这涉及到两个“社会运转的本原逻辑”——第一个是我在《“996”是民族复兴的最大动力》《详解李佳琦的“世纪之问”：我们为什么没涨工资？》这两篇文章中所讲解的知识点：资本主义会把大量人口压在“边缘失业线”之上。第二个“社会运转的本原逻辑”就是本文要展开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资本是最冷冰冰事物，它不是善也不是恶，它永远只是在为自身的增殖而驱动。资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资本，我们看那些富人们挥金如土纸醉金迷，但他们没有自己的主观意志的，他们只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行尸走肉——灯红酒绿生活的代价就是要出卖自己作为人主体性的灵魂。所以纪录片《美国工厂》的结尾部分曹德旺用AI+机械臂来替代工人，不是因为他本性恶或怎样——虽然他本性确实也很肮脏——而是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的：成本更少、收益更高。如果白人更便宜他就会用白人，如果黑人更便宜他会毫不优惠换成黑人，那现在机器人更便宜了，凭什么不能用机器人？毁灭你，与你何干？这背后的一个本质问题是：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并不归自身所有。AI是用什么训练出来的呢？是学习所有人类共同的【劳动生产实践行为】——画手画画、司机开车、工人流水线生产，这些都是AI所学习的劳动实践。这种行为属不属于【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新时代新形势理论也得更新，我认为【劳动生产实践行为】也是属于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但是，这个用全体人类【劳动生产实践行为】所训练出的机器，其所有权并不属于劳动者自身，而是以一种狭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形式被少数几个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当代版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拥有AI【法律意义所有权】的资本家或者抽象的大公司集合，他们不会去亲手画画，不会去跑出租，不会去流水线打螺丝，但是使用最广大劳动者【劳动生产实践行为】训练出的AI，其所有权和收益权都是归少数人、少数垄断公司所有的。更进一步的，曾经的“罗绮”并不会让“养蚕人”失业，但是垄断公司训练出的AI，可是实打实的挤占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而且这个趋势在未来会愈演愈烈。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二百年前马克思就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中，无产阶级的劳动会产生一种“异己的力量”，用来反对无产阶级自身——这就是【异化劳动】的罪恶之一。马克思的时代这种“异己的力量”还是以一种间接的、抽象的方式来表达，而现在这种“异己的力量”已经赤裸裸地表现为剥夺工作机会了。或许这是资本主义内毁本质在新时代的最新式的表达——连人和劳动的自身都毁灭了。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一个很冷酷的现实就是，当我们90后00后们老了之后，不是在跟同辈人比生产效率了，不是你比隔壁老张头干活更勤快就能找到工作了；也不是跟下一代人比“卷”，不是你忍辱负重比校招生更听话35岁就不裁你了……也就是说，如何发挥出神奇的“银发红利”呢？答案就是人要比机器更便宜：我们老了之后要比显卡的损耗便宜，要比电费便宜，要比机械臂的折旧便宜，这样我们才有被曹老板们雇佣的机会。没有办法，你总要活下去吧？想要工作，就得降低成本。在未来，“人肉电池”将会是一个褒义词，代表着你很“贵”——至少跟机器运作的成本一样“贵”。“银发红利”，恐怖如斯。本文不是在制造焦虑，而是严肃认真地分析未来存在的可能性。除了“人肉电池”这一条路，其实还有一条更光明的道路：这一条道路也很容易想象，生产力的大发展必然会带来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甚至这个未来相当光明，如果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得好，未来老龄化都不用发愁了，直接AI+机械臂模式取代几乎所有人类劳动，别说老年人不需要工作了，年轻人的工作压力都大大减轻，大家“剥削”机器人就好了。甚至还可以更畅想一下“新能源+AI机器人”，能源和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再为全体人类服务，这不是就共产主义社会吗？但是你会觉得我在说笑：想想都不可能，因为“所有权”都是资本家的，机器人和AI也都是为权贵们服务的，关我们什么事呢？没错，恭喜你已经学会抢答了，答案已经在上文中写出了，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并不归自身所有”。怎么办？答案也呼之欲出，AI时代走出“自毁结局”的唯一解法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本文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取了狭义中的狭义。因为本文中所探讨的AI时代的版权问题，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知识产权”，我个人认为用“资产阶级法权”更恰当一些。虽然这还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定义，但我相信未来这个问题还会被广泛讨论，“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一语境下的运用，会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我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按劳分配”“知识产权”和狭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区别：一个画手为游戏、电影、动漫绘图，并获得了相应的报酬，这是“按劳分配”和尊重“知识产权”；迪士尼推出了米老鼠形象，在早过了版权保护期后，还不断通过修改法律延长产权，并在全世界作为版权流氓四处出警，这是“资产阶级法权”。科研人员辛辛苦苦研制出了一款新药，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和高额的年终奖，这是这是“按劳分配”和尊重“知识产权”；医药公司通过专利垄断了新药的生产，并制定超高价格发患者的“人命财”，并与医药代表、医院医生、政府官僚结成稳定的利益联盟，这是“资产阶级法权”。专家学者们发布了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并获取了稿费或版税，这是“按劳分配”和尊重“知识产权”；知网拿着专家学者们发布的论文，收取高额下载费用，并且挟垄断地位而自重，在对高校和图书馆的收费中漫天要价，个人用户更是难以承担起普通的下载费用，这是“资产阶级法权”。APP的开发者们为使用APP收费，这是“按劳分配”；苹果公司或其他手机品牌，对于每个下载产品或产品内付费内容，都收取高额的“过路费”，一律雁过拔毛，这是“资产阶级法权”。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感知了。当然，现实社会是复杂的，没有那么非黑即白一刀切，就比如说科研人员发明了新药，医药公司用股份对他奖励，或者每销售一份药品他都有相应的提成。那么就要辩证地看待他的收入了：既有劳动所得，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所得。但是既要一分为二，也要抓主要矛盾。在资本面前，科研人员永远是处于弱势地位。资本家会说：我给你发工资，你用我的实验室，你用我的设备，所以劳动产出的主要受益方就是我的。这种观点其实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观点的一个具体体现。所以在《我不是药神》这一电影的讨论中，有些还被迷惑的群众，认为自己支持医药公司是在为科学家们发声，认为高药价是科研人员的应有权益。结果科研人员纷纷现身说法，表示大头都是被公司挣走了，“搞科研的不如搞商务的”“我们实验室的人天天都想转商务”，要不然为什么叫“科研民工”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打击垄断资本和其代理人们的强势地位，甚至可以更好的保障创作者、科研人员、专利发明人的权益，更好地践行“按劳分配”。画手、作者、设计师等行业也是同理。还是用AI绘画的发展来举例子：资本在面向未来、野蛮生长的过程中，必然不会在意小画手们的权益。虽然“学习风格”这种事情并不侵权，但是AI发展过程中垄断资本做的恶心事情还不少。最典型的就是通过学习日本D站的海量图片，建立起了二次元绘画模型。因为日本D站本身就是一个盗版网站，盗取了各种知名画手的作品，在业内已经臭名昭著了。这个网站最牛逼的地方，在于它为了满足各种老色批们的需求，为每一张（盗版）图片都进行了详细的标签说明，总有一款XP适合你。而众所周知，AI学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打标”，现在这个“标”已经是现成的了，难怪他们会选择这样一个盗版网站进行训练。而你novel

前日，温州医科大学医生李晟在工作中被暴徒砍伤，抢救无效不幸离世，牵动了无数网友的心。关于医患矛盾的问题我写过很多文章——《医生、教师、科研人员——“荣誉性职业”的光荣、矛盾与解药》《医疗、教育、养老：市场化的死路与福利化的出路》《医疗反腐：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等等因为医疗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本应是最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行业，却在市场化中走了相当大的弯路。我在一系列文章中的核心观点是：所谓的“医患矛盾”是一种被转嫁的矛盾，就像外卖员和用户之间的矛盾一样——今天早点送达啊、明天投诉啊、后天违反交通规则啊，然而本质问题是平台为无限节省成本、无限压榨无产阶级、员工顾客商家三头吃的原因。医患矛盾也同理，本应国家主导的福利性、普惠性事业，但在各种“弯路”中矛盾被层层转嫁，最后矛盾转嫁到了患者和医护人员这里，双方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出来，都有一车子理由支撑自己，然而……四年前疫情初期，我写了一篇文章《愿这次疫情过后，世间再无医闹……》，因为疫情之前刚好爆发了两期医闹伤人的恶性事件：北京民航医院杨文医生，在急诊抢救室内被患者家属用事先准备的尖刀反复切割、扎刺，不幸遇害。很快，凶手孙文斌被判处死刑，二审维持原判。当年北京非典时，杨文医生就冲在了第一线。相信如果不是恶魔夺去了她的生命，这一次疫情中依然能看到她在最前线奋战的身影。

伟大领袖曾经对我国最高学府有一个言简意赅的评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伟大领袖一生先消灭了所有军阀，又扫清了所有财阀（买办），整个晚年都在整顿队伍中的门阀。所以区区学阀，在伟大领袖的标准里确实只能算是“小庙”。但是“小庙”也有自己的特点——王八多。王八这种东西，你一敲它，它就缩回自己壳里去，你还真拿它没啥好办法，因为它那块自留地确实挺坚固的。但你不理它了，它又把头伸出来恶心人了。比如这次人大学生举报导师性骚扰的事件，按照往常类似的热点新闻，我会选择“让子弹飞一会”，等待更多的信息曝光。但是这次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证据太确凿了，太详实了，太石锤了。建议大家听一听这个禽兽导师的录音，有效治疗低血压：人家博士终究是博士，出手就是详实的文献综述，这些内容足够揭露一个衣冠禽兽的学阀了。然而更让人心寒的却是这位学生的一句回复：“假如扩散不开，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想而知，这虽然是“池浅”之中的王八，但对于学生来讲也是一座压顶的泰山。这就是封建化教育体系中学阀的危害。帮大家回忆一下有关高校性侵、性骚扰丑闻的相关新闻，仅凭记忆，不全面，欢迎补充：2015年6月天工大女生实名曝光老师性骚扰——不了了之；2016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发布调查报告《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报告中揭露北师大某学院副院长s教授性骚扰女学生——不了了之；2016年10月，有学生匿名举报称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刘某性骚扰女性，并发来对话截图，截图中的文字内容不堪入目——不了了之；2017年前后，微博闹得沸沸扬扬的北电A廖沙性侵事件——不了了之；2017年7月，多名网友在知乎爆料，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学院张翼德老师曾在课堂上传播具有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意味的言论，并多次利用考试成绩、保研名额威逼利诱女生进行性交易——不了了之；2020年1月，央美性骚扰事件，最后一条新闻是“央美要求曝光性骚扰的学生删帖”，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不了了之。更有甚者，一些因为性侵被处理的教授，依然能通过种种其他形式“东山再起”，这就是封建化的学术圈“血统、门第”在起作用。例如2014年6月网友匿名控诉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吴春明多次性侵女学生，并晒出吴春明的“艳照”和聊天截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10月，厦门大学决定给予吴春明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处分。但是，2015年12月，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就在今天，还在微博上看到网友爆料，被查明有性骚扰行为并被取消教师资格的北航计算机系教授陈小武，3月29日荣登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答辩名单。所以说对于特权利益集团来说，不管是道德缺陷还是违法犯罪都不是问题，是不是“自己人”才是关键。所以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了“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说明我们当年的革命是彻底的：军阀、门阀、财阀、学阀一起斗，一个都不能少。以上仅仅是我记得的、男女关系方面的高校丑闻，还不算武汉理工王攀那种PUA、中山二院癌症事件以及各种学术不端的丑闻。诸多高校能有这样的实力“护犊子”，这就是典型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封建化。开始我是不能理解这个逻辑，当学生曝光教授性侵时，许多校领导想的不是怎么处置这个教授，而是给学生施压，责怪她曝光、让她删微博、觉得她影响学校形象。反而对于畜生教授百般保护：先发一个声明说感谢社会关注，一定严查；然后不了了之了，等风头过了教授又出来活动了。假设，学校第一时间与畜生教授切割，开除公职教职，移送司法机关调查；给受害学生经济补偿和心理辅导，这学校的口碑不会好上天么？结果为了维护一个畜生教授，把学校多年的口碑和学生的民心搭进去。这要么是校领导官僚主义、尾巴主义的落后体现，要么校领导也干过性侵学生这种事，物伤其类。反正这两个选一个吧，肯定没跑。后来我想明白了，原因就是两个字：学阀。官官相护，学阀也会相护。学生，不过是学阀的包衣奴才和通房大丫鬟，主子临幸你那是你的福分，还想反了天不成？我在《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这篇文章中讲解过60年代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什么要从各大高校开始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学阀”们过于封建、过于落后了，最典型的就是裤裆子里的那些烂事。当年我党接手的是一个文盲和半文盲率高达95%的中国，识字的都算有文化的精英了，更何况是学校里的老师？所以对于中小学教员、大学教授，基本上是“照单全收”，你只要愿意留下来，那就继续为新中国教课吧。但这就有个问题，这些人身体进入了新中国，思想却还停留在旧社会。我们就以凤毛麟角的精英——大学教授为例，当时的文化人们，保留了很多“民国大师”的风流——这个“民国大师”是负面的、带引号的，具体表现为对女学生的非正常喜好。“民国大师”们风流韵事是出名的，在那个年代，你很难说明女学生是自愿的还是被强迫被PUA的。最典型的，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姻，故事的开始就一个文学教授以其上位者的地位对女学生进行性骚扰（大规模情书轰炸）。张兆和受不了了，去找了校长胡适，把沈从文那些肉麻的情书拿给胡适看。胡适也是个人渣中的人渣，当场表示沈从文是个情种，你张兆和应该尊重人家“炽热的爱”；其实你打心眼里还是愿意的，就是因为害羞所以没有表达。但是不要紧，你要是害羞，我可以当媒人去找你父亲提亲……于是张兆和就这样硬生生地被“撮合”给沈从文了。这个故事在民国可是一段风流佳话，但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不就是个借势压人、强买强卖的故事么。而且更令人深思的是，沈从文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为人处世口碑从来都很好，他都尚且如此，那些个“风流倜傥”的民国大师们会发生什么事，大家自己想象吧，反正肯定不是“情书轰炸”这么简单了。别说那个年代了，现在我们大学教授性侵女学生的丑闻也不少啊，主要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可以曝光，那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即便到了互联网时代了，学校出现了性侵丑闻，校领导第一时间想的还是撤热搜、压新闻、删帖子、堵受害者的嘴……大家想象一下：你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结果你上了大学之后，发现教授——尤其是文科教授，还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张口帝王将相，闭口才子佳人，你就觉得有点不对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不对劲的事情更多了：有个女同学深夜跳湖了，说是被某教授糟蹋了想不开；又有个教授，跟结发妻离婚了，娶了个挺着大肚子的女学生；还有个隔壁系的女生，忽然间精神失常了，一会哭一会笑……然后校长严令，不允许议论这些事，谁乱传“谣言”，就给谁处分，休想毕业。所以就这么多年过去，听到的、见到的各种乱七八糟事越来越多，你敢怒不敢言，同学们也都敢怒不敢言。忽然有一天，晴天霹雳一声响，从北京传来了最高指示：有人给你们撑腰了，还是老人家亲自给你们撑腰。这时候你怎么想？是不是想马上就掀翻桌子干他丫的？那时候为啥从高校掀起运动呢，一方面学生有激情，另一方面就是那些“民国遗风”的教授们干的缺德事太多，学生们都憋着火呢。我说的男女关系问题是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比较突出有代表性，但更普遍更广泛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学阀问题——学生变成了教授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所以这把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再比如说近年来所谓的“学术妲己”问题，与高校性侵丑闻是一体两面的：我们要明确——先有学术纣王，后有学术妲己；学术纣王是主要矛盾，学术妲己是次要矛盾。就算有些“学术纣王”没有主观恶意，认为这仅仅是对自己爱人的一些馈赠，是学术圈司空见惯的“潜规则”——而这，恰恰就是需要反思的问题。很多人停留在男女关系、花边新闻的层次来看待这个问题，这真就是大错特错了，最终只会被桃色八卦迷惑住双眼，无法深入探究更深层次的社会现象。资本家的穷凶极恶都在表面上，就算他们用温情脉脉的面纱包裹自己，就算他们给劳动者灌各种毒鸡汤，就算他们让御用媒体给自己扣上“人民富豪”的帽子——但是只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难戳破他们的画皮；只要不断的给人民科普，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识破资本家嘴脸的人民也会越来越多。但是学阀不一样，学阀的专业壁垒太高了，别说人民群众了，你让一个博士生甚至是教授去评判一下业内同事，隔行也跟看天书一样。所以说学阀在自己领域掌握了几乎100%绝对的话语权，这个比马云忽悠一群傻子叫他“爸爸”可厉害的多了。就比如两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饶毅举报裴钢学术不端的事件，我看了看他们讨论的内容，想说点什么，屁都说不出来。之所以说学阀的地位要比资本家稳固一万倍，专业壁垒就是他们天然的护城河、保护伞，普通人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如果不开批斗大会，就只能指望“阀”内部的科研工作者们能够有高素质、高道德，进行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这只能是有且仅有的唯一选择。按理说能成为“学阀”的，首先都是饱学之士，至少会在自己所在的领域中取得了超出常人的成果。那为什么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依然要搞门户关系、以权谋私、打压学生呢？肉体消灭“学阀”确实容易，运动中也证实了：再硬的学阀也硬不过几条武装带。但是，学阀打倒了，谁来搞研究？搞研究搞出成果来的，会不会成为新学阀？所以这就是本文题目所说的——杀人容易，诛心难。想要解决学阀问题，老人家当年给出的药方是“诛心”：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但最后大家发现“诛心”太难了，还是“杀人”容易。于是运动中难免出现了反智主义和扩大化的问题，比如《三体》中对叶哲泰的批斗和其他相关情节，反映的都是类似问题。所以人类历史就是在矫枉过正和左右横跳中螺旋式上升的：全搞批斗大会没人搞研究了也不行；不搞批斗大会让学阀为所欲为也不行。没有一个完美的中间值，“凑活过吧，还能离咋滴”？受害学生选择网络曝光不良导师的行为，其实就是一个网络时代的“大字报”行为——“大字报”系统是伟大领袖天才的设计，是一个在没有互联网时代的高效“社交网络”。“大字报”的奥义在于传抄，不要小瞧“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能今天上午上海工人揭露自己厂长任人唯亲的大字报，后天中午就能当成反面典型传到北京；南京大学生曝光教授对女学生始乱终弃的大字报，没多久重庆的高校也就传遍了，重庆的学生也受到鼓舞开始揭露本校学阀问题了。这就是伟大领袖手把手教给人民的“屠龙术”——用舆论的武器去制约特权阶级。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舆论曝光，然而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多么超前的设定啊。当然，每一种超前的设定肯定不会在诞生之初就是完美的，大字报系统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后劲”——那就是“政治谣言”的泛滥，这个即便在互联网时代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享受了信息繁荣的效率，也必然要接受垃圾信息带来的负面效应。还是那句话，左右横跳着螺旋式上升吧，不盲目乐观也不过于悲观，这就是我们注定要面临的客观现实。相关阅读：文化革命的意义文化革命的内涵究竟是“人民的名义”，亦或是“权力的游戏”？第二本新书正式连载完毕：《资本囚笼》全目录

最近由于一些众所不知的原因，上一篇批判“996”的文章发布仅一天后便无法查看：反思自己这篇文章中所犯的错误我觉得有二：第一，标题过于消极，没有正能量，所以本文对标题进行了修改。恰巧，我现在正在意大利追寻古罗马文明的遗迹，所以说这个“民族”究竟指的是哪个民族也不一定嘛，罗马民族也是古老悠久的民族嘛，罗马之所以还没有伟大复兴就是因为意大利人太懒散了没有996嘛，有理有据，使人信服。第二，上一篇文章中点名了过多的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是在整个行业内的头部类企业，是有舆论场上“金身护体”的。所以本文我避开了这些特定企业的名字，直说一个普遍的、泛泛的、通用的概念。对于这些“金身护体”的头部类企业，其员工的待遇肯定是高于平均水准的，但即便如此，他们鼓吹“996”这种风气是不好的：首先，所谓的“996”首先在管理层推行的说法，或者声明针对于中层员工或者管理层的考勤、严格制度，一定会层层加码到基层员工，中层员工“996”，基层至少平均要比小领导晚下班一小时。其次，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整个的思维模式与归因就已经错误了，企业不景气，是因为市场消费需求不旺盛；市场消费需求不旺盛，企业营收就下行，财报不好看，融资市场就困难……等等这些都是陈陈相因的。光指望员工加班、严查考勤有用吗？员工下班了的身份就是消费者，越加班越没消费，越没消费公司越困难，越困难越加班——越麻越跺，越跺越麻，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所以这个问题局限于一个公司内是无法解决的，这其实也是我们高中政治历史课本所学习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所在：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的问题了，必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来调节。也可以从博弈论囚徒困境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如果全社会公司都提升劳动者福利，那么会带来消费繁荣、正向循环；但全社会公司并不是一个意志统一体，如果只是本公司单独提升福利，那么就会在竞争中落入下乘；而如果本公司拼命加班、压榨兄弟，从长期来看大家都得一起死，但至少短期能续一秒是一秒，能赚一分是一分。所以这个问题无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所解决。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永远都指向一个原因——消费不足。其实“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因为最近“境外势力”一直在炒作我们国家“生产过剩”，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和嫌疑，本文避免使用“生产过剩”而使用“消费不足”来陈述，但大家要明白这本质是一样的。那么，如何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答案就是提升无产阶级的待遇，让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有钱去消费、有时间去消费。看看一百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是怎么做的。罗斯福新政并不是简单的“加大财政投入”“以工代赈”“倒牛奶消灭生产力”，其重要的举措是保障无产阶级的合法权益，提升全民工资待遇，促进消费，让生产和消费产生良性循环。比如降低每周法定工作时长——美国工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长从55小时降低到40小时——这个数据说明了，就是一百年前美国万恶的资本主义，也“不过”是一周平均55个小时，996的话可是一周72小时哦。罗斯福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推出了《国家劳资关系法案》《社会保障法》《劳动公平标准法》三部法律的“组合拳”，第一部法律保证了工会的合法地位——第二部让工人有了养老金、医保、失业补助，以及对妇女生育和抚养儿童的补贴，第三部法律就是确定了最高工作时长和最低工资，超过八小时工作制的时间要支付1.5倍工资。此外，罗斯福新政还推出了一系列配套设施，比如开放禁酒令：因为美国清教徒的传统，认为饮酒会使人堕落，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国家主导禁酒的，我们看好莱坞黑帮片，如果要讲20世纪初的黑帮历史，那一定是“贩私酒”；如果要讲21世纪初的黑帮，那一定是“贩毒”。开放禁酒令就是为了促进消费，一个酒吧带动的经济可不仅仅是卖酒这么简单。也有一重考虑就是通过酒精麻痹大萧条中失业的无产阶级，毕竟如果能通过醉酒发泄的话，那就不要总想着“造反”了。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促进消费+麻痹精神”的组合拳就是大力扶持好莱坞、百老汇、迪士尼为代表的娱乐业，迪士尼和好莱坞一众电影公司，是极少数在大萧条期间“逆增长”的美国企业。这既有人民需要“精神鸦片”的需求，也跟罗斯福政府的大力扶持是分不开的。财政主导以工代赈、增加工资增加福利、减少工作时长、扶持

一、“中产阶级”神话对于如何界定“中产阶级”有许多不同的标准，美国经济学家加里·布特莱斯认为收入在50%——200%中位数收入的人都是中产阶级，这一标准被广泛采用，如图所示：中国学者李春玲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CASS-CGSS数据整理了16——74岁非学生人口年收入平均值和中位数：如果按照布特莱斯50%——200%划分方法，那么年收入7500——30000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中产阶级了。在中国这样划分是行不通的，如此一来年收入7500相当于月收入625元，已经接近了贫困线。中位数向下50%是其他国家判断中产阶级的标准，然而在我国已经触碰了贫困线，反映了我们跟西方发达国家全方位的差距。同时一线城市居民选择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收入基准线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就是我们上一篇文章得出的结论。另外一个划分标准，是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经济展望》中，把每天消费在10美元至20美元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产阶级。按照这一标准，2010年全球中产阶级大约4亿人，而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大约4600万人（即日消费约在60-120人民币之间），约占总人口的3.5%。但是考虑到中国人民储蓄重于消费的特殊国情（买房不算消费，算投资），以及在大城市打工人群的房租费用，这一数据也并不能十分说明问题。除了绝对的数据还有感性的划分，《美国传统词典》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就相对感性化，指的是“介于工人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学阶级，通常包括专业人士、高级技术人才和中低管理人员。“中国学者李培林、张翼把按照收入、教育和职业这三个维度分层的测算结果赋予一定权重并叠加计算后，得出如下结果：可以看到，在综合考虑了职业、教育等因素之后，中产阶级的比例大约在12%左右，如果算上边缘中产，则占到了总人口的1/4。不过这些数据的划分仅作了解。中产阶级究竟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来表示收入结构的差距；还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概念，用以表示社会地位、生活方式、教育水平的差异；抑或是一个阶级分析的概念，用以表示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不同的语境下都会有不同的解释。相信我们每个人对于“中产阶级”的概念都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大致可以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康之家”等形容词来描述。我们就按照固有的感知来定义“中产阶级”即可，并不影响本文结论。1912年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私人基础》中最早对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关系提出“稳定器”的概念，因此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对中产阶级赋予了很重要的地位，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解压阀”这一挂念获得了中西方学者普遍认同。从社会角度上讲，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顶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底层的矛盾会自然而然的弱化，毕竟老百姓吃不饱饭才会想到造反嘛；从政治角度上讲，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这也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从经济学角度讲，中产阶级也是带动消费增长的重要群体，穷人消费能力有限，富人的消费其实也有一个天花板，毕竟买买买到一定程度也就到头了，更多的钱用去资本投资用来钱生钱了，因此带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基本就靠中产阶级了。更细化的来了解一下不同阶层的政治关键，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做的，关于各阶级满意度、平等感受度的调查：可以看到，企业家阶级的不平等感受最弱、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度最高，老中产阶级的不平等感受也比较弱。而新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不平等感受较强，其中边缘中产阶级的不平等感受最强，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度最低。二、“中产”的本质是“无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跻身“中产阶级”不仅成为西方价值观如“美国梦”的核心，也逐渐成为了全世界诸多无产阶级所心心向往的奋斗目标。在二战之后，许多西方学者提出过很多诸如“告别工人阶级”“阶级斗争消亡”的理论，同时“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阶级讨论的中心，“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下层阶级”会阶级划分的主流标准，“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说法无论在舆论中还是在学术讨论中都渐渐的边缘化。实事求是的讲，二战之后的西方世界经历了经济上的腾飞，并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者加入到非体力劳动职业群体中，即从“蓝领”成为“白领”。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首次在数量上超过了以体力工作为主的蓝领工人，而“白领工人”则被视为普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但是，“中产阶级”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的诅咒至今还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在整个社会的上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会沿着两百年前老马画好的周期爆发，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固有矛盾依然无法解决，而一旦经济危机爆发，中产阶级资本就暴露了其脆弱的本质——在经济危机或者经济不景气来临之际，有产阶级中，中产阶级是最先崩溃的群体。（至于无产阶级，他们本来就“被剥削的一无所有了”）上图是美国top1%人群中的收入状况，可以看到在经济危机来临之前，都是美国贫富分化、财富集中最顶点之际，也就意味着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达到了最大值。就像我之前的文章写过，封建王朝土地兼并到一定程度会引发农民起义，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集中到一定程度会诱发经济危机。以美国为例，“中产阶级”是收入负债比最高的群体，2001—2007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认为“白玉兰奖”中“视帝”的奖项颁给胡歌是没有说服力的，有些读者并不认同，认为《繁花》中胡歌的表演也非常出色。我并不是说胡歌表演得不好，而是宝总这一角色，并没有给胡歌很大的发挥空间，因为这个人设定非常之“假大空”，想要表达出一个“高大全”的先富阶级来，就显得非常虚假——先富阶级是什么形象，我们能不知道吗？《繁花》触及了“先富起来”的那群人的发家史，然而又回避真实发生的、亿万“后富”们看在眼里的社会问题，自然会显得空中楼阁无所凭依。所以胡歌在《繁花》中的表演，依然脱离不了扮酷、耍帅的窠臼，根源在于“宝总”这个人是丧失灵魂、丧失真实性的。相比而言，范伟老师在《漫长的季节》中的表演，则是史无前例的“封神”级别的演技，把工人王响在不同年龄段、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心境环境下的状态演绎地出神入化。我这里就放四张图在下面，一图胜千言。很多朋友确实对“演技”这个东西有所误解，认为“装帅”“扮酷”“故作深沉”就是演技。其实真正好的演技就是像范伟老师这样润物细无声——看不出是在“表演”来。就这么说吧，范伟老师在剧中炒锅包肉那一段戏，整部《繁花》胡歌里胡歌扮的酷加起来都比不过。简而言之，范伟老师的演技不需要“白玉兰奖”去认证，反而“白玉兰奖”需要范伟老师来证明自己的权威性，然而它却不想证明，我们对此也毫无办法。所以就是我上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其实这件事情象征性意义比实际意义更大一些——代表着先富阶级对下岗工人的凌压与不公。所谓“象征性意义”，就是没啥用但是非常的“典”。比如，我在以前文章里经常举的例子：“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本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荣誉，现在都快成资本家标配了——许家印也是，王振华也是，宗庆后也是，柳传志也是。可以看出，上位者们“既要又要”，劳动者们钱没有的，未来没有的，生活质量没有的，就连兢兢业业干活得来的“劳动模范”都要被抢了去。所以文学、艺术、新闻对于“不可见者”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上位者们已经获得的够多了——这也是艺术等之所以为此的“先验性定义”。“先富阶级”需要一个“劳动模范”装点门面，就如同一个投机倒把分子需要靠《论持久战》来标榜自己。逆练毛选嘛！说得好像谁不会似的。来让杰克马给大家表演一下：根本一郎：わたし也是《论语》的忠实读者ます。去年骂《繁花》骂了三篇，但是没有骂够；讲解《漫长的季节》也讲了三篇，但是还没有讲透。今天正好把这两部作品联系起来看——《繁花》和《漫长的季节》这两部作品具有强烈的因果性：正是“先富阶级”通过官商勾结、国有资产私有化等方式对国民财富疯狂的掠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造成了广大无产阶级“漫长的季节”。三千万下岗工人本质上就是在为这种疯狂的掠夺买单，“先富起来”的历史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具有一切资本原始积累“血淋淋”的共性，这是冷冰冰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再多歌颂“企业家精神”“改革闯将”的文艺作品也无法掩盖背后的“吃人”的事实。财富既可以创造，也可以转移。“先富阶级”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两大转移：第一，通过“国企私有化”的方式，把共和国上一代人积累的财富转移到私人的口袋里；第二，通过“剩余价值剥削”的方式，以血汗工厂为媒介，把共和国这一代人创造的财富转移到私人的口袋里。在第一种方式中，被转移的财富不仅仅有工人们的积累，更有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积累。因为新中国就是通过“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模式，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平地起高楼”建立起辉煌的工业基础的。然而正当准备“上山下乡”“四三计划”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啪”一下断档了。这一段具体的历史详见《大浪淘沙十周年，最火文章大合集》中第三部分罗列的文章列表。第二种方式则更为隐蔽，关键词：血汗工厂、农民工、留守儿童、《千人断指叹》、富士康二十三连跳……这才是人民记忆所塑造的真实的历史。别的不说，八九十年代才过去多久啊，经历过的人都在呢，“先富起来的人”究竟是怎么富起来的，我们难道看不见吗？反观《繁花》，把先富阶级的财富积累道德化、优美化、正义化、个人奋斗化、能力归因化、商战智慧化，是对真实历史的遮掩、罪恶与剥削的粉饰、人民记忆扭曲。不但恶毒，更是公然把人民当傻子。相比而言，《漫长的季节》和《年会不能停》，则给我们撕开了一丢丢历史的口子，让我们看到人民的积累是怎样败光的、先富起来的阶级是如何掠夺的。关于《年会不能停》我详细分析过：它不是一部讲2023年互联网企业大裁员的电影，它是一部讲1998年大下岗的电影。电影开头第一幕就是1998年年会，众所周知98年就是大下岗的年份，这其实就是电影主创在开头给大家提了个醒。电影天台那场戏外包小姑娘说：“那些把公司搞垮的人，还能踏踏实实过日子，你甘心吗”，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那些把国企搞垮的人，一转身就私有化大富大贵，然后你下岗了，你甘心吗”。如果在2023的语境下，公司搞垮了关打工人屁事？我为什么不甘心？我甚至还喜闻乐见幸灾乐祸呢，不就是换个工作么？一刻都来不及为前公司悲伤，赶到战场的是下一份工作的offer。所以电影里一切看着别扭的内容，都要带入到1998的语境下就合理了。电影里最关键的一条主线，也就是徐总所谓的“一盘大棋”，如果站在2023的视角下，你会发现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实践上都非常扯淡，一个副总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疯狂微操就为了“路线分歧”，关你屁事啊？公司是董事长人家的，真把自己当家人了啊？但是在1998的语境下，一切都明了了：徐总就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蛀虫，通过各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掏空国企/集体企业，就是跟徐总一模一样的操作，最后光明正大地说——效益不好了啊，所以我们要下岗、我们要私有化，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知名民营企业家”，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这样完成了——这样看动机和逻辑是不是就完全捋顺了？再次强调：徐总掏空标准配件厂的手段，就是90年代蛀虫们惯用的普遍手段，电影是在给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人们，科普一下那些人的手段。只是电影里没有明说，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当年太多集体企业，就是被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掏空的，下岗工人只是这些蛀虫的牺牲品。《漫长的季节》一条暗线，是讲厂长如何与所谓的“港商”勾结，掏空桦钢的。范师傅这一句“杂碎”，是替三千万下岗工人骂的，这是一句迟到了三十年的痛骂。《漫长的季节》也有非常对应王迅（庄正直）的角色，就是邢三儿，他们都是特权阶级选中的狗腿子、黑手套，是工贼，是掏空公有制企业的帮凶。非常巧合的，另一部下岗工人题材作品《暴雪将至》中，也有类似邢三儿的角色，他们里应外合掏空了国企，因为段奕宏饰演的主角是劳模、先进，为人正直，所以一直瞒着他做。这三部下岗工人题材的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设置了“厂长通过非法手段掏空国企”的情节，说明什么？甚至连邢三儿和庄正直这种角色都能高度一致一一对应上？说明这就是一代“先富”的真相，这叫交叉印证。而这些人，从来没有得到惩罚，他们摇身一变从“国企厂长”成为了“私企老板”，更进一步变成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劳模、优秀民营企业家……更有文艺界的乏走狗拍摄精致而美妙的作品，把他们发家致富的历程归功于“努力奋斗”。在“先富”们的繁花之下，无产阶级们迎来了他们最漫长的季节。沈默的这个弟弟傅卫军，成为了街头的小混混，沈默怪罪于大爷不收养他。大爷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沈默的父母都是国企工人啊，在厂子出了生产事故属于工伤，然而他们的儿女，一个被变态亲戚收养，一个被迫流落街头。这个情节的设置其实是有强烈的隐喻性的，工人们是共和国的儿女，而这一对儿女的下场……一个死在了监狱里，一个变成了连环杀手，那么，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的呢？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死的早”吗？很符合现实的是：国企改制之后，工人们的福利没了，厂办幼儿园和敬老院关了，厂办小学和医院被市里接管或者卖给私人，福利分房之类的更别提了……所以说把这些福利都砍了，财务报表能不好看吗？有乏走狗总喜欢用这些举例子说明国企效率低如何如何，这不废话么，不看看改制之后工人们的福利待遇是咋样的，把福利全砍了利润能不高吗？我上我也行！喜欢人云亦云说当年国企利润率低的人，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自己：你是打工人吗？你对自己现在的福利待遇满意吗？你是希望老板年底又换一辆劳斯莱斯，还是希望员工待遇切实提升一点？能不能对几十年前的无产阶级同志们建立一点阶级共情呢？所以虽然时间对不太上，但是沈默和傅卫军这对姐弟具有强烈的象征性、隐喻性：东北出小姐、出黑社会的固化印象是怎么来的？大下岗后，工人们没了生计，为了活下去，男人就去做打手，女人就去卖身。光荣的工人阶级的孩子，成为了失足妇女、黑社会！外祖母报名参加了红色空军，加入了三个苏军女子航空团之一，她开的是轰炸机，德国鬼子都怕她们，称她们为“暗夜女巫”。我外祖母每天都会趁德国鬼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他们头上扔炸弹。……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把外祖母的勋章卖了卖了，都卖掉了，列宁勋章，红旗勋章，还有属于她的——苏联英雄。我对不起我的外祖母——她是斯大林格勒上空的雄鹰，而我只是一个妓女。——娜佳（化名），在乌克兰西南部的多利纳。摘自《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女性》，柳云生《漫长的季节》中厂长最后被纪委带走了，这实属魔幻现实主义情节，我强烈怀疑是为了最终过审而必须设置的。在真实的历史中，厂长非但不会受到惩罚，反而还会因为“大刀阔斧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而获取“改革闯将”的美誉；相反救活国企的能人、心软下岗数量没达到指标的善人，则会因为“政治不正确”遭受批评。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讲过西西河有位上古大神忙总的故事，据传他是某省负责国企工作的相关干部。当年某省贱卖国有资源，请来了国际知名投行估值。忙总一个人一盒粉笔一张黑板，中门对狙国际投行几十人精英团队，算了几天几夜，算出来被卖国企的估值缩水上百倍，挽救了大量国有资产。结果惹到了某位大大大领导不满，认为违背了其卖掉国企的总体政治路线方针，所以忙总的仕途生涯也就打上了个休止符。所以那时候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有多夸张，经营困难的厂子改制就改制吧，有些明明营收都很健康的厂子，在某位厂长手里忽然就经营困难了，然后被厂长小舅子超低价格收购，小舅子当董事长，厂长摇身一变成为总经理，然后经营困难的厂子忽然就活了，经营瞬间就健康了，小舅子和厂子立马身价暴涨，你说神奇不神奇？所以又回到了本文的话题：《繁花》和《漫长的季节》具有高度的因果性，正是“繁花”中精英权力高度膨胀的历史，最终导致了“漫长季节”的出现。从影视作品向真实历史更深想一步：按理说我也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股东”啊，那么出了像徐总、厂长这样的腐败经理人，我们股东如何践行自己“全民所有”所赋予的权力呢？比如同为国企中“牵手门”的女主既是员工，也是股东啊，为什么她要献祭自己去依附于领导呢，她为什么不能是企业的主人公呢？这个问题早在建国之初，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就注意到了，并基于此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体系。简而言之，毛主席认为：无产阶级必须要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掌握相应的权力，否则集体所有制就有滑向官僚所有制的危险。尼泊尔共产党（毛派）领袖普拉昌达认为，毛泽东主席对于官僚资本主义或者官僚所有制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一项重大理论发展，是为新时代、新形势、新斗争提供的重要理论基础。普拉昌达认为，毛主席在经济上提出“官僚所有制”的概念，在政治上提出“警惕修正主义”的口号，二者是一体两面的。或者可以理解为，官僚所有制正是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从毛泽东主席在六十年代对苏联的批判中就可以看出来，毛主席认为苏联人民已经越来越不能享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从经济特质上体现为公有制向官僚所有制的转变，从政治特质上体现为“修正主义”。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政治、经济领域的弊端越来越凸显出来。虽然苏联的国企名义上确确实实属于“全民所有”，同时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的“使用权”在那些官僚领导手上，普通苏联人民越来越难以享有“全民所有制”所带来的经济红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历史场景：苏联人民为了购买面包要排起长长的队伍，但苏联领导们可以喝茅台、吃牛排、住大别墅、开进口小轿车。虽然财富的名义归属到苏联解体的那一刻起都是属于全体苏联人民的，但是使用这些财富的权力成为了关键。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伟大领袖以其卓越的远见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政治民主之后，去取得经济民主，掌握在经济生产和财富分配中的权力，才能让公有制真正落到实处。于是，在五十多年前的那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鞍钢宪法》作为无产积极争取“经济民主”的典范经验，在全国推广。《鞍钢宪法》是我国鞍山钢铁公司于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其核心思想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毛泽东主席在批示中指出：要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这是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一次伟大构建，基层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生产管理首次被理论性地提升到最核心的位置。《鞍钢宪法》被一些西方学者称赞这是工人争取“经济民主”的划时代尝试，并认为在未来的管理学实践中，这种模式是最理想化的参考目标。所以不要总是人云亦云“公有制大锅饭”“国企没有效率”，得看什么时候。在《鞍钢宪法》时期，恰恰是工人积极性最高的时期：生产任务民主安排，分配利润集体讨论，工人们对于生产决策和分配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我是个八级技工，这条生产线就是我说了算，别说厂长，市长来了都不好使，专业的决策就是得专业的人来做；年终奖怎么发，绩效怎么打，开大会民主讨论来，不是你领导一言堂能决定的。大家都是打工人，多少有一些社会经验，你们告诉我这种体制可能存在“没有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吗？国企中“不积极”“大锅饭”现象，恰恰出现在八十年代，我们抛弃了《鞍钢宪法》精神，转而实行“厂长责任制”——从生产分配的民主决策，变成了一把手“一言堂”。根据1980年8月下达的最高指示：“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厂长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在“厂长责任制”之下，怎么生产怎么发工资都是厂长说了算，人事任免权力全归厂长，工厂的财务和出纳分别是厂长小姑子和小舅子，看门的狗都是厂长村里的野狗，那还干个屁哦？所以我们要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公有制才变成“大锅饭”的，恰恰就是从我们放弃了鞍钢宪法、经济民主之后。其实资本主义生产是最没有积极性的，因为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被少数人无偿占有了。不然拿着鞭子监工的形象是怎么来的？不然“全景敞视”这个词是怎么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中为什么需要监工台、格子间这种全景敞视监控，就是因为生产没有积极性啊。所谓“磨洋工”这个“洋”字是怎么来的？因为中国第一批工厂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结果，那时候工人都是给洋人打工，所以在工作中的消极怠工被称为“磨洋工”现象。现在的年轻人们开始摸鱼、躺平、带薪拉屎，也是一个道理。只需要稍加点拨，他们就等理解从“鞍钢宪法”到“厂长责任制”后，那些丧失劳动积极性的无产阶级前辈了。所以这就回到了本文主题：国企就应该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但是无产阶级不能通过阶级斗争去掌握经济生产的权力，那就会滑向官僚所有制，这就是老人家晚年最担心的事情。但如果无产阶级主动放弃了阶级斗争，接受了资本家都是大善人、领导都是顾全大局的设定，那只能说“二茬苦、二茬罪”的道路是自己的选择。无产阶级除了自己解放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救世主可以指望。相关阅读：大浪淘沙十周年，最火文章大合集第二本新书正式连载完毕：《资本囚笼》全目录

胡歌在《繁花》中的表演和范伟在《漫长的季节》中的表演，大家都心里有数。然而在刚刚颁布的白玉兰奖中，胡歌凭借宝总这一角色，战胜了范伟的王响师傅，拿下了“视帝”。其实这件事情象征性意义比实际意义更大一些——代表着先富阶级对下岗工人的凌压与不公。文艺作品的叙事、表达方式的选择，是通过不同角度对历史记忆进行重构。比如对于“先富起来”群体的展示，如果用美感、道德化、理想化去粉饰他们，那就是《繁花》；如果是想揭露先富集团们，资本原始积累的血淋淋，那就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和《暴裂无声》；本来想揭露罪恶，但是表达的时候纠结了纠结，夹杂了先富们温情脉脉、人性化的段落，导致观众的情感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那就是《狂飙》。如果把视角聚焦在无助的底层，就是《漫长的季节》和《年会不能停》。把先富阶级的财富积累道德化、优美化、正义化、个人奋斗化、能力归因化、商战智慧化，是对真实历史的遮掩、罪恶与剥削的粉饰、人民记忆扭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看《繁花》的状态：一方面不断赞叹于王家卫的天才，不断在影像与音乐中获得审美的享受；一方面又要对剧情捏着鼻子，否则就要被“先富起来”阶级们用超剂量香水和粉脂试图掩盖的尸臭味熏死。哪怕你拍成《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对上流社会有批判性有反思性的作品呢？我绝对会说墨镜王最牛逼，谁反对墨镜王我就反对谁。但偏偏就成了一条华丽的、手工的、匠人精神的、精织细绣的、有超高审美价值的——裹尸布。我对于《繁花》的评价是：我认为这是一部艺术成分很高，但思想性仅能对标《小时代》的作品。尤其是近年来，国产影视剧制作水准、思想境界泥沙俱下，广大观众会被《繁花》这种裹尸布欺骗也不怪大家，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些好东西。最能对标《繁花》的一部好莱坞作品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个拍了正处在蓬勃上升期的1990年的上海，一个拍了正处在蓬勃上升期的1920年的纽约。只不过区别在于《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宗明义，繁华的纽约城股市天天创新高、一座座高楼大厦接连拔地而起、一个个百万富翁相继诞生，但是——是道德堕落的。紧接着电影就通过对话展示了两个鲜明对立的两个阶级：new

今天是申纪兰代表逝世四周年纪念日，虽说91岁已经是喜丧了，但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告别，今天让我们再次重温她的事迹，来看一看为什么说申纪兰是当之无愧的“人民代表”。首先，往大了说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进宪法，往小了说带领乡亲们发展集体经济脱贫致富，家乡企业用她的名声用她的形象分文不取，至今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她一生获得的荣耀与赞誉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四个字：实至名归。

我认为，反对“剖腹自证”是针对普通人的，比如造个黄谣，我说你怎样怎样，你怎么自证？不可能。但是对于上位者们、对于垄断公司、公权机关、权威媒体，就应该质疑，否则就没有鼠头鸭脖的事了。他们那不叫自证，叫信息公开。这次阿里巴巴为首，还有央视新闻、人民日报，都忙不迭吃流量，结果吃干抹净之后躲起来了，合适吗？说到底，姜萍究竟是个绝世天才还是无知骗子，她能影响到的仅仅是她个人所能及的范围，跟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件事变成了沸反盈天的热点话题，离不开阿里巴巴、社交平台、主流媒体的助推。来简单看一下时间线，6月13日当天，阿里巴巴数学竞赛初赛公布成绩，而几乎就在同时，达摩院的官方账号发布姜萍宣传视频，关键词“17岁”“中专女生”“全球数赛”——这种视频当然是精心准备的，跟初赛成绩同时发布肯定也是提前安排好的。我看现在很多观点说什么“不要打扰姜萍，让她安心准备决赛”——这就是扯淡言论，是谁先打扰姜萍的啊？是谁在初赛出结果之后就忙不迭精心拍摄了宣传视频，然后全网炒作啊？阿里巴巴数赛这次预选赛时间为2024年4月13日8点-2024年4月15日8点，按照往年的时间线，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公布初赛成绩，但这次为什么拖到两个月，很可能是要拍摄姜萍的宣传视频，以及在高考结束、出成绩的当口蹭一个热点话题。紧接着第二天，各路官方媒体下场，比如央视新闻的宣传：特别强调了“中专”“唯一女生”“北大、清华、剑桥等名校”，直接触及当前网络最大流量密码：性别、学历、名校、越级打怪。谁说学新闻没有用啦？这不用处大大滴嘛！没有学新闻的这么写，姜萍也绝对不会这么火。还必须值得关注的是，姜萍最初爆火的话题：“中专女生爆冷拿下数学竞赛全球12名”，这其中就隐含了很多关键信息——比如，这是一个企业组织的，漏洞百出的，非权威性的数学竞赛，所谓“全球”的名头，只不过是有一些留学生参赛，而且这还是预赛，根本谈不上“全球排名”的程度。说到底，我们不是质疑姜萍，我们是质疑阿里巴巴主办的“全球数学竞赛”的权威性，以及阿里巴巴的炒作动机。预赛是48h线上开卷比赛，完全有可能抢手答题，再加上达摩院拍摄的宣传视频漏洞百出，大家质疑一下阿里竞赛的权威性是理所当然。以及阿里巴巴每年数学竞赛，都要推出“反差感”选手来炒作一波，上一次是“快递小哥参加数学竞赛”：给媒体接触过媒体公关稿的朋友科普一下，大集团每年都有向媒体投放新闻的海量预算，像这种话——“这项不设报名门槛的全球最大在线数学竞赛，给了孙金元们逐梦数学的机会。自2018年以来，5届赛事共吸引了超过25万人参加，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刑警、编剧律师、焊工、快递员……对他们来说名次不重要，重要的是享受数学带来的快乐”

本文继续《关于“左”和“右”，网上90%的人都搞反了》《文化革命的意义》《文化革命的内涵》等一系列文章的探讨：在上一篇文章中，我首先讲解了为什么破除“极左=极右”的固化印象，因为二者根本上是不同的。首先，从理念来讲，极左必然是“反建制”的，而极右则是史诗级强化“国家机器”，现在的极右也表现为“反建制”也是因为他们是“在野派”，等他们上台了之后就开始利用国家机器“修墙”了。我还举了一个详细的例子就是文革时期的“砸烂公检法”，和极右翼法西斯的“秘密警察”——已经成了专有名词“盖世太保”。这二者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自上而下，是正好相反的意识形态与组织架构。其次，我还详细列举了极左与极右表现形式的不同：极右翼法西斯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凶残的群体，他们有一个鲜明的表现就是“杀儿童”，这个我在上文中已经举过无数个例子了；而极左的终极形态——左翼恐怖主义袭击，也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比如把目标定位垄断大公司、金融交易所等。尤其是日本左翼的恐袭，刺杀过天皇、袭击过财阀，还特别喜欢炸侵华日军罪魁的坟，字面意义的把法西斯分子挫骨扬灰。这种日本人，主流“建制”必然定义其为恐怖分子，但我们心里都知道他们是英雄。但是，我上篇文章中只说了重点——也就是不同之处，我们也必须看到“极左”与“极右”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主要在其表现形式上，比如整齐划一的服饰、口号与步伐。再比如夸张的标语与旗帜的装饰等等。这种最典型的外在表现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所以也不怪对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流派没有深入了解的朋友们立刻得出“极左=极右”的结论。这种表现形式的高度相似，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是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已经有各种专业的、跨界的学者从精神分析学、集体潜意识、社会心理学、文化批评学、符号学甚至神话学给出了多种解释。然而有些解释太过于形而上、太过于哲学理论化，对于我们来说是没什么用的。对此我只挑一个对目前来说最有参考价值、最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解释，来展开本篇文章。在我看来，极左与极右表现形式的高度相似，在于对这种“极”的群体对于“意识形态纯洁性”的最极端的狂热。简而言之，“意识形态纯洁性”最简单的形态就是统一服饰、步伐、口号，知人知面不知心，你至少“面”上要做足吧。大家看一看宗教就最好理解，宗教越是原教旨狂信徒，就越对服装发型乃至生活习惯有要求，越不能对经典原文有一点修改。宗教毫无疑问属于极右翼的范畴，事实上最早对“意识形态纯洁性”有高度要求的正式极右翼。网上有个梗都说左翼是无限可分的，其实右翼一样无限可分，任何政治立场都是无限可分的，就像细分的经济种类一样多元化。最早关于“无限可分”的梗就嘲讽宗教的，“异端比异教徒更邪恶”本来就是从宗教中来的：一个人走过海旁，看见另一个人想跳海自杀。他走上前去劝说「先生，不要跳下去！」

我已经总结出几乎所有热点话题的固定模式了：不同立场的网友，对着极其有限的信息，互相发癫。我在《“胖猫”事件复盘：立场大于事实，站队大于真相》这篇文章中分析过：胖猫事件其实就是极其有限的信息，就比如胖猫生前最后一笔转账“自愿赠与”，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认为这是省钱谭女士PUA胖猫的最好证据，否则他怎么会知道写“自愿赠与”呢；另一种认为这就是胖猫与原生家庭不和睦的最佳体现，宁可把钱留给前女友，也不想让原生家庭拿。但不管是哪个版本的叙事，都缺失了绝大多数关键信息，全是靠网友【依据自己的固有立场】进行脑补。网友们也不是顺风耳，能听见谭女士跟胖猫谈恋爱时候的窃窃私语；网友也不是千里眼，能看到胖猫跟他原生家庭关系究竟如何。虽然这些关键信息都没有，但是不妨碍大家借题发挥“虚空打拳”啊。胖猫不重要，谭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充分表达我的立场、排遣我的无聊、发泄我的恶俗。姜萍事件也是同理，所得的信息太有限太有限了，网友们吵得不可开交的几个关键点就是宣传视频板书中sigma求和符号的书写问题，而这个有限的信息，是阿里达摩院拍摄的宣传视频，由“阿里达摩院扫地僧”账号发布，打上了达摩院的logo，这是最初始的视频样式——所以我想对阿里说：最早宣传视频是你拍的吧，是宣传你组织的数学竞赛吧，在姜萍之前有几个人知道阿里每年办数学比赛的？姜萍的宣传视频带着你“达摩院”那么明显的logo，结果视频引发了争议就装死一样，所有压力所有攻击全被一个未成年小姑娘吸收了。用人家宣传的时候开心得不行，流量赚完了就当没事人一样，不合适。攻击姜萍绝大多数人都用宣传视频里那个sigma符号说事，而拍摄姜萍讲解一道数学题是用作他阿里这次比赛的宣传……结果有争议了之后您猜怎么着，达摩院接受采访时说没有再次验证，这就相当于把姜萍彻底放在火上烤，自己躲起来了。有人说阿里这么大集团、达摩院这么高端的科研机构，不可能吃姜萍这点流量。我真是笑嘻了，这单纯到都能掐出水来了吧，建议去看看国社央媒之类主流媒体的标题，看看他们为这点流量都能心机成什么样——再看看当年各地搞的“丁真宇宙”，这都是地方正儿八经官方背书文旅局推出来的，他们不想要流量吗，我是一点也看不出来啊。达摩院的科学家不需要流量，不代表阿里集团不需要流量。事实上，去年这个时候，阿里铺天盖地推“快递小哥搞数学竞赛”，用的套路也一样是身份强烈对比的套路，只不过没像姜萍引爆网络。给媒体接触过媒体公关稿的朋友科普一下，大集团每年都有像媒体投放新闻的海量预算，像这种话——“这项不设报名门槛的全球最大在线数学竞赛，给了孙金元们逐梦数学的机会。自2018年以来，5届赛事共吸引了超过25万人参加，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刑警、编剧律师、焊工、快递员……对他们来说名次不重要，重要的是享受数学带来的快乐”

现在任何深刻与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被简化、矮化成为了“二极管”式两性矛盾模式，关于张桂梅校长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依然存在着用“性别矛盾模式”去解构这种伟大的虫豸。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为什么只办女校不收男生，这不是“歧视男性”吗？尤以当前互联网保守主义大本营知乎为甚。这种观点每年高考前后都要炒一番，全都是囿于性别矛盾的狭隘视角，令人不胜其烦。男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不能以省为单位统计，甚至以市、以县都没有说服力，因为问题最大的地方处在农村——换句话说，是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中，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是异常突出的。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根源在于上世纪八十年我们的“分田到户”政策，这是一次对共有土地的“私有化”进程，但在这种进程之中，男女性别是严重不平等的——农村分地按男丁分，按一户有几个儿子分。本文不去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是非功过，只是进行一个事实呈现——按男丁人数分土地，让女性在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生产生活中严重不平等，成为了家庭中男性的附属品，这是一次封建化的倒退。申纪兰奶奶为什么能在农村实践“男女同工同酬”？因为生产资料是【公有制】的，她们当年就可以直接分出一块地跟男队员搞生产竞赛。可见，生产资料平等是男女平等的根源。然而在私有化进程中，不仅仅是土地，耕牛、拖拉机、化肥种子的分配，都变成了以男丁数量为基础的分配，女性在农村生产生活中也自然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八十年代的农村私有化大倒退之中，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女婴死亡率”暴增：看下图的数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女婴死亡率急剧上升，而且丝毫没有遏止的趋势；死亡性别比从50年的1.12，骤降到2000年的0.72——这意味着即便在2000年，每20.85个死亡男婴对应着29.13个死亡女婴。很明显，这不是一个自然数字。同时，男女婴儿出生比，从60年代107.9升高到2000年的116.86，每100个新生女婴，对应116.86个新生男婴。所以有时候数据会骗人，看入学率、就业率之类的，那好歹也是【长大成人】之后的数据，很多女婴连【长大成人】的机会都没有，生下来就成为了冷冰冰的“死亡率大数据”的一部分。一方面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又以男丁数量分配生产资料，此外还有千余年重男轻女的文化惯性，农村女性权益之严峻可想而知。那么农村女性能怎么办呢？生产资料不属于自己，在小家庭里小时候是为“招娣”存在，长大了就要“卖”做彩礼，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只有通过教育走出农村，这就是张桂梅校长存在的伟大价值。所以我们要对“女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便在计划生育这种一刀切政策之下，城市独生女和农村女孩子面临的境遇也是迥然不同甚至恰恰相反的，我们不能用城市的简单经验去带入农村、甚至是贫困山区。现在把张桂梅校长树立为典型，其实是她在很小范围内对于八十年代私有化进程以来巨大的发展不平等打了一个很小的补丁。这个不平等包括——先富群体和未富群体的不平等，农村与城市的不平等，东南沿海和其他地区发展的不平等，男性与女性的不平等。诚然，华坪女中确实是靠财政的大力支持才能开搬下去，但是大家要理解“模范”“标杆”“表明态度”的意义，财政的职责其实就有尽量拉平发展中的不平等。再读一读这句话，然后理解一下张桂梅校长的“标杆意义”：“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自己微薄之力为私有化大潮下的“历史债务”尽力弥补，张桂梅校长的功绩在全国大范围宣传，更多是“模范意义”“标杆意义”——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尽的职责。八十年代开始的“历史债务”还有很多，我再举一个农村的例子——农村医疗问题。曾经，我们共和国建立了世界上覆盖最全面的医保体系——没有吹牛，在当时就是世界领先。当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山东掖县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有一个特例——中国，显著地示范着‘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这一目标，如何在一个占有世界人口1/4的国家中实现。”可能当时世界看我们，跟我们现在看古巴一样，经济虽然不发达，但是福利特别好。

在上一篇文章《“他们迫害我！他们让我跟农民和工人一起劳动！”》，我简单讲解过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两步走”战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但是，等工业初步发展之后，要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伟大领袖设计的“城市回馈农村”战略主要分为两步走，第一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升农村建设的软件实力；第二是“四三计划”，大量建设如化肥工厂、拖拉机生产线等工业基础，让农业工业化、农村机械化。这可以看作是老一个版本的“先富带动后富”，区别在于老版本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有切实可行的明确计划与时间表的，真真正正实践了几年，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上一篇文章主要是从宏观政治、经济政策，以及鲜明的阶级特征去分析，今天这篇文章主要从个体视角入手，宏观的困境存在，个体的困境同样也是重要问题。在一系列“伤痕文学”中，总是强调去的地方多么艰苦、多么贫瘠、多么难以接受……但这些描述中有意无意忽略了一点——这些地方“自古以来”都是有人住的，他们也都是新中国的人民啊，咋有人能住你就不能住呢？“伤痕文学”说“知识青年”们受到了迫害——因为他们被“发配”到了农村，跟农民一起劳动。凭什么啊？农民就活该干一辈子农活吗？但是，话虽如此，让我扪心自问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我愿意放弃现在便利快捷的城市生活，去偏远乡村支持当地建设吗？愿意放弃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去参与重体力农业生产吗？我很诚实地回答：就以现在的环境来说，如果时间要是一两年，我会果断同意，当成人生中一个重要成长经历了；如果要是三五年之久，我就得好好纠结纠结，捋一捋我现在的生活和未来的规划了，就有点不乐意了；要是十年八年的话，我想到我要在贫困地区待倒快四十岁，那我们定不愿意。我很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我没有那么高尚，在当前的环境下，我还没有做好把一生奉献给“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上。我想了想我自己在“动态清零”期间，居家封控个几天都心浮气躁坐立不安，我不太认为我能高尚到为贫困地区建设奉献个十年八年上。当然，我有一点好，就是不“又当又立”，也不为自己的自私狡辩，我不会如那些“伤痕文学”哀嚎“我这手本来是应该弹钢琴的，但是现在却用来挤牛奶”，不会认为我在城市坐办公室的生活是理所应当，不会去戳阶级兄弟的脊梁骨认为“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亦或是如下图的诡辩。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一点是：要考量我现在受得“苦”，究竟是为受苦而受苦，还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为了抹平三大差别而受苦。“三大差别”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是共产主义的重要理想之一。假如真有伟大领袖指出了道路，并带领我们去参与这个伟大进程，别说去贫困地区待个十年八年了，重上井冈山我也愿意。简而言之，要是“为吃苦而吃苦”或者“你在的时候当地有所改变，一旦你离开就跌落如初”，那是真不愿意；如果有一个明晰道路的宏大历史进程，那不会有一点犹豫的。然而能带领人民的伟大领袖可能几百年才出一个，难道没有伟大领袖的指引我们就“躺平”吗？没有明确的道路我们就放弃寻找了吗？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就要假装无视问题吗？当然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在这个时代自洽。本文就想展开探讨这个问题。很多朋友被现实的物质生产异化劳动、消费主义生活摧残太多，忽略了人性对于“意义”“价值”的永恒追求，如果真能去参与一个影响历史的大进程中，其获得的满足感、自我认同感、价值归属感，是远超于挣多少钱的。比如我看过最多的一个可笑的说法：让你当资本家，你不愿意吗？你骂资本家还不是因为你眼红，你挣不到那么多钱。这话实在是以己度人把比人想庸俗了，当资本家花天酒地固然很“爽”，但是把资本家挂在路灯上同样也很“爽”啊，为创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资本家的世界而努力，那简直“爽”到极点了，用多少钱也买不来。我用这个“爽”字有点俗了，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其实正确严谨一点的说法叫做“意义和价值的归属感”。事实上，正如上一篇文章中用数据所展示的真相，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过程中有大量的知识青年留在了农村，为农村建设发光发热，尤其是投身基层教育事业，改变了一代农村孩子的人生。这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意义和价值的归属感”。随便截两条我上篇文章下的评论，大家可以从微观视角更多了解：但是，在“伤痕文学”的嘤嘤作态之下，这些真正伟大的知识青年们的声音、事迹都被掩盖了，仿佛“上山下乡”就是为了跟生活条件好的年轻人过去不似的。让这种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掩盖了真正默默奉献的千万知青，好像知青就是偷鸡摸狗骗老乡家女儿感情似的，这是对好人最大的不公平。这是那个时候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相关作品，可以看出来跟“伤痕文学”完全是两种画风，所以说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至关重要。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年轻人，绝对不是怕吃苦、怕受累，而是“为谁吃苦”“为何受累”“吃的苦有没有价值和意义”。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老板明年再换辆法拉利，亦或是在行政案牍和官僚主义中无线内耗？当年共青团发布过一条微博，主要思想是年轻人为国奉献，并未“躺平”。

（前言）又到了一年一度高考的时候，千千万万做题家们将要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挑战。然而这样的挑战仅仅是一个开始，做题家们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还必将面临无数问题，其中我认为有两个最为至关重要的：第一，如何看待社会中的不公平，如何看待越来越固化的阶级，如何看待自己人生所能触及的“天花板”越来越低？高考的形式确实是公平的，但是这种“公平”却掩盖了很多东西——比如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做题家在进入社会后，必将面对无数个“子彬公大家族”，“做题家”在他们眼中跟自己不是一个物种的，但偏偏社会规则由这些人掌控。生长在“高考公平”的粉红色泡沫中的做题家们，如何去面对社会最本质中的不平等、不公平？第二，“做题家”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成为“人上人”，还是去为建造一个“没有人上人”的新未来而努力？这其实是第一个问题的衍伸，在我们的做题家生涯中，这种声音贯穿着始终：“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从这句话衍生出了一些“变种”，背离了其初衷，可简单概括为“读书是为了成为人上人”。这种趋势是可怕的，也确确实实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不少人。面对这两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可能不同。答案不同不可怕

看了嘉峪关当“逃兵”的武大选调生那篇矫情的长文，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把在条件稍微艰苦地区工作类比为“黑奴”“妓女”这种屁话，还有把条件不如大城市地区的妇女叫做“野妇”，不知道是什么傻逼的优越感泡出这种离谱的小布尔乔亚巨婴来。本来啊，我是说我本来，看到这个新闻，还以为这个选调生要讲一讲小地方政治生态的问题，就像当年北大博士写那本经典的《中县干部》一样——比如讲一讲地方的封建化、宗族化，讲一讲地方关系网对于外来人员的排斥，讲一讲没有背景的基层公务员所面临的困境——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我还是太善良了，觉得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硕士，又是选调公务员，怎么也得“必有高论”吧，结果这种东西从头到尾就是呻吟出了一整篇“粗鄙之语”。甚至她导师也是，粗鄙之中的粗鄙，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于不那么发达地区的歧视、对于不那么富裕群众的歧视。她跟她的导师真应该庆幸生在了“好”时代，这要往前推个五六十年，就会有人用皮带为她们提供动力，让她们好好翻译翻译什么TMD叫TMD“野妇”。我想起了两年前看过的一部剧《人世间》，有个情节大致是这样的：跟郝冬梅一起下乡的女知青，因为挤牛奶的工作冻伤了手，然后她哭着抱怨道“我这手本来是应该弹钢琴的，但是现在却用来挤牛奶”。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掀桌子：可去他妈的吧，你喝的牛奶不是用人手挤出来的吗？你的手就该弹钢琴，农民就天经地义给你挤一辈子牛奶？太多的所谓的“伤痕文学”作品都是这个调调：知识青年们说他们受到了迫害——因为他们被“发配”到了农村，跟农民一起劳动。凭什么啊？农民就活该干一辈子农活吗？在一系列“伤痕文学”中，总是强调去的地方多么艰苦、多么贫瘠、多么难以接受……但这些描述中有意无意忽略了一点——这些地方“自古以来”都是有人住的，他们也都是新中国的人民啊，咋有人能住你就不能住呢？更进一步地思考，你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享受了城市优良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教育，这就是应得的吗？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有一种不严谨的概括，叫“农业支持工业”，其实这是刻意扭曲本质，本质应当是“农村输血城市”。在城市中，有大量的本不属于工业部门的——官僚集团、旧文人、知识分子，享受了大量来自农村的转移支付，让他们过上了高于新中国平均水平的生活。我在《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敌人》这篇文章中讲解过，在毛泽东主席退居二线的时候，我们走过一段“精英路线”“士大夫路线”，当时给城市“士大夫”群体发福利都发到通货膨胀了，有一个顺口溜讽刺：“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手里拿着高级纸，拉了一泡高级屎。”——全是“高级”二字，就能体现出人民的不满，明显你们是“高级”我是“低级”呗。毛主席回归一线后，特别对于那几年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不满意，认为只满足了15%城市人口的医疗需求，怒斥其为“城市老爷卫生部”。于是下达著名的最高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指示也称作“六二六”指示，被看做是“赤脚医生”的由来。这也是毛从退居二线到重回一线之后，对前几年“重视城市、牺牲农村”“士大夫贵族主义”的路线方针的一次拨乱反正。所以，城市青年也别嫌委屈，你们成长的年代享受了农村和农业的持续输血，过上了“红利加成”的生活，现在支援一下乡村建设，至于受那么大委屈吗？当时伟大领袖设计的“城市回馈农村”战略主要分为两步走，第一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升农村建设的软件实力；第二是“四三计划”，大量建设如化肥工厂、拖拉机生产线等工业基础，让农业工业化、农村机械化。事实上，“上山下乡战略”也确实实打实的提升了农村教育水平。新中国小学初中高中数量，均在1976/77年达到巅峰，随后逐年下降；初中在1998年、高中在2003年才重新回到了1976年的水平，而小学至今都比不上六七十年代的数量。教育建设是渐进的，先有中小学才有大学，这样贫下中农跟干部子女才能公平竞争。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普世基础教育是第一步，精英高等教育是第二步。毛主席着手高等教育改革的深水区，清理学阀和整顿干部子女后门问题，再让城市精英回馈农村，已经是生命中最后几年了，可惜没有给他再多的时间。于是1978年一切回到了最初起点，恢复高考制度被赋予了超级特殊的意义，甚至印刷毛选5的纸张都被特批拿去印刷高考卷子，于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高呼“守得云开见月明”。但是在歌颂恢复高考的一篇欢呼雀跃的氛围中，没有人注意到小学、初中、高中数量正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下滑，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越来越难以获得教育资源。这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出现父母识字孩子文盲的“倒春寒”现象；留守儿童难以接受基础教育；比如少数民族成长的新一代不会汉语，在这一代成年之后成为了极端分裂势力……所以说，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打实地提升了农村教育水平，是“城市反哺农村”最好的体现，也有一代伟大的知青扎根农村，以提升农村教育水平为己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农村儿童。然而这些千千万万平凡“知青”们的伟大，都被矫情且恶臭的“伤痕文学”所一笔掩盖了，让大家以为“伤痕文学”的无病呻吟代表了“上山下乡”的全部。就比如说“牛棚”这个东西，一系列“伤痕文学”中总是有意无意掩盖“牛棚”的真相，暗示或直接误导大家牛棚是农村养牛的地方，是让下乡的知识分子跟牲口一起住。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传播的便利，当年很多著名人物居住的“牛棚”都成为了历史文物甚至景点供游客参观、瞻仰。结果大家一看，好家伙，一个个住的是两层小洋楼、三层大别墅，你管这叫“牛棚”？我当年就参观过一个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个“牛棚”真是好家伙，三层半大别墅，楼顶还有半层杂物间，家具设施一应俱全——电灯电话冰箱沙发，我就不能理解这咋就叫“迫害”了呢？而且这种纪念馆做得很贴心，著名人物居住期间生活工作状况非常还原，细心的游客仔细参观纪念馆的展品、仔细阅读文字旁白，竟然会发现这些大人物们即便在“下乡劳动”的过程中，生活与普通农民也是完全区别对待的：他们能吃到特供的酒和肉，而且人家喝的酒即便在21世纪的当今，也不是普通人家日常消费得起的。当然，老干部们为革命奋斗一生，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在晚年多吃一点肉、多喝一点酒、住的宽敞一些，我们人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喝酒吃肉住别墅的生活一定要强调为“迫害”。更为关键的是，老干部的儿子女儿们，他们没有吃过那么多苦、受过那么多罪，反而享受了优越的生活，这在信仰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中，确实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历史信息：当年上山下乡的主力军，一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女、大院子弟，让这些“二代”们也去生活一下劳动人民的生活，不至于那么高高在上、不接地气、何不食肉糜，认为自己从小到大的优越生活是“理所应当”。大家看看现在的北极鲶鱼、周公子、张康阳、曲婉婷、王思聪、张核子之流，是不是觉得“上山下乡”运动非常之必要呢？别说去农村了，让他们体验一下普通打工人的996也好啊。或者从这个角度思考：伟大领袖大手一挥，周公子鲶鱼之流就去下乡种地，切身体验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生产，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时代啊！我反复强调过：不要对文学作品瞎鸡儿带入，你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才子佳人，穿越到民国你也不会生活在花花世界十里洋场；同理，也别看个伤痕文学就带入到城市文青瞎鸡儿感慨“迫害”了——看一看当时农村人口比例，再看一看你的家庭条件，同等对比到六十年代你肯定是在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干农活，还要天天提防城市来的“北极鲶鱼”们偷你家下蛋的老母鸡。上山下乡的第二大主力军是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问题我在《文化革命的意义》《文化革命的内涵》中详细探讨过，涉及到很深层次的历史惯性、文化惯性问题，我这里就说一个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的小点，就是诸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不接地气的问题——还有诸多文艺作品中，不能展示普通劳动人民真实生活的问题——拍市民生活就是涉黑街溜子和富二代，拍职场戏就是大公子和开金手指的小白谈恋爱，拍北漂沪漂人均180平大house，拍革命历史题材军人衣服上一尘不染。我们的影视工作者绝大部分毫无生活，也不想努力去感受生活、积累素材、开发故事。比如我们的国产职业剧，写医生的故事是恋爱，写律师的故事是恋爱，写外交官的故事是恋爱，写警察的故事是恋爱，写创业的故事是恋爱，爬个珠穆朗玛峰还是谈恋爱……为啥？因为你让他们实打实的写这些职业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事情，他们写不出来，只能用谈恋爱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共情”来凑剧情。这些人如果与工人农民一起参加劳动生产，还会说出这些“何不食肉糜”的言论，还会职场戏只会写华而不实的恋爱情节吗？说到底，真正的先锋队不会介意在条件艰苦的地方发光发热，真正的有理想的文艺创作者会非常乐于体验生产生活实践、为自己的创作增加素材。文章的最后引用一段汪曾祺老先生的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汪老参加劳动的真实体验，其实“上山下乡”参与劳动，并没有那些废物文青矫情逼们说的那么“迫害”：“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说是毛主席叫我们下来锻炼锻炼的。因此，我们并未受到歧视”。“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随遇而安》）“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自报家门》）对啊，工人能干、农民能干，凭什么你小布尔乔亚矫情逼就不能干？你又“高贵”在哪里呢？相关阅读：大浪淘沙十周年，最火文章大合集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

“六一国际儿童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凡是带“国际”二字的，都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六一国际儿童节”是为了纪念1942年6月被纳粹德国屠杀的捷克利迪策村的88名儿童。当时纳粹德国高官赖因哈德·海德里希被英国特种部队刺杀，盖世太保怀疑利迪策村藏匿了刺客，于是杀光了全村所有人，包括所有的儿童。只有极个别幸存的婴儿，最后被送去了纳粹人口工厂进行“社会化抚养”。在1949年11月举办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大会中，由苏联代表提议，为纪念“利迪策村大屠杀”，以及【所有被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伤害的儿童们】，每年的6月1日为“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有两个原因：第一，几乎所有的节日都被“异化”为消费主义狂欢节，以消费为目的、以虚荣和攀比为驱动力，把原本丰富意义的人类节日，简单的降格为“买买买”和“吃喝玩乐”，甚至还要发明“520”这种愚蠢的谐音梗节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被异化为“女神节”“女王节”“女生节”，仿佛“妇女”和“劳动”两个字烫嘴一样。本来是纪念女权运动的前辈们争取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反对歧视的节日，变成了“女人只有买买买才是对自己好”的消费节。“五一国际劳动节”被异化为了“黄金周”，在《劳动法》权威备受侵犯、加班费和调休形同虚设、资本家飞龙骑脸鼓吹“996福报”的年代，劳动节的革命性和阶级斗争属性被彻底剥离，人们忘记了这是纪念无产阶级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节日，甚至有些地方号召“以加班纪念五一”。“六一国际儿童节”现在也被一群矫情的成年人占领。本来借“六一”回忆童年、感受美好，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但现在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也要像“520”一样晒礼物、晒红包、攀比消费……不是成年人们在追忆美好，而是巨婴们在报团取暖展示无聊。还有在一些学校里，本应属于儿童的节日，变成了为大人（校领导）表演节目的日子。台上的学生要牺牲自己课余时间排练节目，卖力又唱又跳，台下校领导吹着空调喝着茶乐呵呵，也不知道今天是谁过节呢。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法西斯的残忍与恶毒。现在无论在国际大局势还是国内舆论环境，“保守主义大回潮”是一个鲜明且无法逆转的趋势。而就如我在《关于“左”和“右”，网上90%的人都搞反了》这篇文章中详细分析过的：保守主义反动派的终极形态是“法西斯”。我们来看一看法西斯的“道德水平”，什么集中营、大屠杀、人体实验就不说了，单看一个法西斯最典型的标志：杀儿童。“六一国际儿童节”是为了纪念德国纳粹大屠杀的遇难者儿童，纳粹德国还有令人发指的儿童人体实验。他们特别会专门从犹太人和苏联占领区中抓双胞胎儿童，因为，双胞胎，可以，做，对照组实验。这一段历史过于暗黑、过于绝望，单纯的文字描写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日本法西斯也是如此，他们会虐杀儿童以趣乐。这是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杀婴儿取乐的历史照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张秀红回忆：这么大的小孩，一周岁没有。把小孩用刺刀戳着肛门，小孩哭，他在笑，他还拍着巴掌呢。哭两声小孩死掉了，啪，摔掉了。我亲眼看到，人家抱着小孩在那个地方，那块坐着“一条龙”小孩，一起给他戳死了。西班牙内战中也是如此，弗朗哥法西斯政权最后已经开始凶残到屠杀儿童了，共和军不得不把根据地的儿童优先转移，其中苏联收留了大多数，法国收留了小部分。这些儿童长大后创作了大量的属于西班牙的“伤痕文学”，在欧洲至今都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大致的内容都是：如何看到老师们连夜转移他们，如何看到老师们喊着“共和万岁”被长枪党（西班牙的法西斯组织）杀害，如何看到来不及躲起来的同学被长枪党抓走……蒋氏国民党法西斯政权也是如出一辙，这是一位名叫初月花的母亲，控诉国民党还乡团对她家庭的罪行：1947年10月8日上午……还乡团王学伍、张京风、张京考等闯进我家，把我家6口堵在炕上（长女14岁、次女10岁、三女7岁、长子5岁、次子1岁），叫喊着要“斩草除根”！当时我怀里抱着1岁的小儿子，敌人先用铁锨朝我头部将我砍伤，又把我的两个女儿打死。我的大女儿吓得紧紧地抱着她5岁的弟弟在炕边，还乡团又朝她姐弟两人砍了数锨，直到血肉模糊为止。我怀里的婴儿也不放过，被还乡团在头部铲了一锨。匪徒们以为都死了才走了。《红岩》中经典形象“小萝卜头”，他的大名叫宋振中，取“振兴中华”的意思。他是革命烈士宋绮云和徐林侠的孩子，年仅八个月就同父母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了监狱，每天的食物只是一碗用霉米糠和烂白菜帮子煮成的臭水汤，所以从小发育不良，被人称作“小萝卜头”。在国民党法西斯败亡的时刻，蒋介石下令处死所有的政治犯，而“小萝卜头”作为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也被认定为“政治犯”处死。重庆解放后，宋振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也是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当“小萝卜头”的遗体被挖出时，他手中紧紧握住的是一支铅笔。国民党反动派的血债可谓是罄竹难书。我再讲一个事：1945年8月18日，就在日本法西斯刚刚投降之际，国民党特务袭击了延安保育院（因为是洛杉矶华侨资助援建，所以也被称为“洛杉矶托儿所”），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华北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很难理解这群反动派都是什么混账王八蛋，战场上无法让钢铁一样的共产党人屈服，就策划在后方袭击托儿所。真的是标准意义的人类之耻、历史之屑。还有一个当今更具代表性的：以色列。这一阶段巴以冲突半年多，以色列都做了什么事情，让对它的立场，成为了“人畜有别”的判断标准呢？包括但并不限于以下——第一，炸学校，杀儿童，甚至虐杀儿童取乐，并把视频发布到社交网络上，让犹太财团养的狗想洗白都没地方下手。第二，炸医院，甚至攻击国际医疗组织派来的志愿者，直接把欧美人民推向了对立面。第三，轰炸人道主义援助点，对准联合国发物资发粮食场所轰炸，伪装人道物资投放，在物资里夹杂炸弹。第四，大规模屠杀。这一次全球抗议的浪潮，就是加沙医院附近发现了一个新万人坑，很多人都是手无寸铁的病人，身上插着导食管就被杀死掩埋了。今天是儿童节，是为了纪念被法西斯屠杀的儿童，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法西斯的凶残性、反动性——因为他们连儿童都杀。成吉思汗：“没错！不通过血腥的屠杀，怎么能够震慑我们的敌人？我们要把敌人比轮子高的所有男性都杀光！”——“哎不是！你们应该把轮子立起来啊！”但是，在我们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本应坚持唯物史观和阶级叙事，却出现了越来越多为法西斯招魂的声音，这就是我写本文的目的：提醒大家六一国际儿童节是为了纪念什么，提醒大家曾经的反动势力有多凶残。保守主义的沉渣泛起是一个从国外到国内的大趋势，我在今年的一系列文章中《历史周期律的下行周期》《民族解放，民主，女权，环保运动——被窃取的四大左翼进步议题》《关于“左”和“右”，网上90%的人都搞反了》讨论过很多了。我国保守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封建主义余孽。讲道理这个我倒是不太担心，封建主义价值观是根植于封建人身依附的土地经济关系的，现在这个经济基础并不太多了，所有的封建主义表现形态更多的“文化的惯性”，还有就是基于宗族、乡贤组织模式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法西斯主义不一样，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基础是高度工业化，是工业时代“极端保守主义”的终极形态——当然并不是说高度工业化就一定会产生法西斯主义，这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所以我们更要警惕这种潜在的可能性。用句俗话来讲“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或者就是上一篇文章中讲的：建立利益同共体太累了，还是“把你们都杀了”最容易。在法西斯主义的理念中，人不是丰富的【意义】，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比如纳粹德国，男人要么上战场、要么去工厂里996生产军需品，你个人的生命和生活怎么能有德意志民族的伟大愿景重要？工作懒惰或者不能工作的残疾人会被送进集中营。女人被剥夺了工作，被勒令多生孩子——四个起步、八个最好，不能生育或者不愿生育的女人会被送进集中营。敲黑板划重点了啊，纳粹可是会把“不努力工作的人”送进集中营的，现在社交网络上有些人尬吹元首简直笑嘻了，真希特勒来了你上班摸鱼都得被抓起来。而儿童，在法西斯主义的理念中，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需要保护的对象，儿童在他们眼中仅仅是维系种族繁衍的【手段】。为了让男人们安心打仗和996，为了让女人们安心做免费护工，纳粹德国创造性的提出并实践了“社会化抚养”政策————在全欧洲范围内开设名为“生命之泉”的养育中心，也就是大家口中的“人口工厂”，组织化、规模化、程序化抚养下一代儿童，作为帝国源源不断的兵源和廉价劳动力。法西斯恶魔从来没有被消灭，它往往隐藏在最隐秘的角落中，包括每个人的内心里。我上一篇讲台湾的文章中，下面的评论中竟然有人叫嚣核武器——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把所有东西都看成实现目的之手段的思维：他要把台湾收回来，要的是统一的事实，而无所谓具体的人，核武器又怎么了，你就说那块地收没收回来吧？就像前文中所说，纳粹为什么要找双胞胎做人体实验呢，因为双胞胎好做对照组啊，就是这么直接的逻辑，就是这么冷冰冰的“绝对理性”，然而令人齿冷。历史从来都不是只讲述过去的故事，历史关乎未来。相关阅读：大浪淘沙十周年，最火文章大合集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

Chino是专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媒体，面向的是拉美国家，这是在拉美国家内部宣传“中国人吃肉毁灭你们家雨林”的论调，来破坏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

本文共计24667字，可免费阅读前40%的内容。我见过谬传最多的一个说法，就是“在我们国家‘左’和‘右’其实是反着来的”。我至今也没想明白，为什么这种一眼假的观念会传播这么广？我们左和右的认定，与国际政治惯例左和右的认定没有任何差别。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描述，还是改革开放后的“警惕右，但主要还是防‘左’”——这其中的描述都是正常的、符合标准定义的描述，不存在相反之说。为防止有人不信，我直接引用一段维基百科原版的描述，可以看出中外对“左”和“右”的认定完全没有不同，只不过很多人想当然以为错了：关于“极左”的某形态我在今年一系列付费文章中讲解过很多了，今天本文重点谈一谈“极右”——即法西斯主义。很多人因为阶级教育的缺失，对法西斯主义仅限于听说过这个名词，所以产生了很多错误的观念甚至虚假的幻想，有必要写一篇长文从头到尾捋清楚。第一部分主要厘清“左”和“右”的主要概念；第二部分讲解法西斯诞生的历史；第三部分通过历史分析法西斯的主要特征；第四部分通过主要特征进一步厘清一些禁不起推敲的固化印象，比如“极左=极右”，乍一看是那么回事，但完全禁不起推敲。第五部分是最重要的，要讲清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脉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不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二战则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包括并不限于：西班牙内战、1931-1939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德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本国法西斯的游击战、中国人民对抗蒋氏法西斯政权的战争、抗美援朝等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进步与邪恶的终极较量，其内涵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进步和保守“左”和“右”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当时代表平民利益的激进派坐在议会左边，贵族保守派坐在右边，从此就以此为蓝本，评价政治立场。所以左翼更是平等、公平、进步、变革的；右翼更是血统、荣誉、保守、稳定的。左翼要求变革更有利于穷人和被剥削者，那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既定现实就是阶级压迫的，右翼以“稳定”为借口反对变革，那不变就是有利于贵族了。就像胖虎天天殴打大雄，你呼吁变革有风险、要维持现状，这不是中立，这是有利于胖虎的拉偏架行为。直接翻译一下维基百科中关于左翼与右翼的关键词：左翼的特点是强调“自由、平等、博爱、权利、进步、改革和国际主义等思想”，而右翼的特点是强调“权威、等级、秩序、责任、传统、反动和种族主义等观念”。关于“左”和“右”的表现形式，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都明白了，就是“左”和“右”两端最对立、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政治概念：文化大革命和法西斯。我们看文革期间，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砸烂公检法”，公检法是什么？是最典型的国家暴力机器，砸烂这些，是为了让人民自下而上建立起新秩序，以达到“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所以在失去秩序的过程中必然招致混乱，因为人民的能力和觉悟还没有到瞬间建立新秩序的层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文革中有一个特定的一两年全国都陷入了“民粹主义陷阱”。相比而言文革的“自下而上”，法西斯则是标准的“自上而下”，文革要“砸烂公检法”，而任何一个法西斯政权，都是史诗级强化了“公检法”等暴力机器。法西斯贡献了一个经典的专有名词——盖世太保——是德语“国家秘密警察”（Geheime

毛泽东主席1976年说的这段话最早由叶剑英元帅提及，不过是一个复述版本；后来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也回忆复述了一个类似的版本；最后在中央文献室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我们终于见到了这段话的完整原貌：“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在人生的最后关头，毛主席最惦记的还是不能给后辈们留“负担”，因为这两件事他这辈人没有做完，后辈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其实我们看那一代革命先辈们的处事风格，基本都是：一代人，吃了两代人的苦，完成了三代人的历史任务。抗美援朝，立国之战，一仗打得帝国主义不敢夜啼，“海岸线上架几门大炮就征服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一去不复返了”。两弹一星，立国之器，从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会再成长在核威胁的阴云中。大规模工业化的基础、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都是惠及几代人的事，我老家就有个小水库，毛主席时代修的，现在大雨蓄水、旱时浇地依然用得上。三线建设也是同理，当年花大力气在西部地区建设的重工业设施，现在依然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如十堰、攀枝花、绵阳、宝鸡、昆明、兰州等城市的经济基础，都是三线建设时代留下的，儿孙受益不尽。扫除文盲、义务教育、农村教师、赤脚医生……这些造就了新中国大量的人口红利，让我们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人工比较优势，这也是老一辈革命家的种的树，是他们让文明之光播撒进华夏大地最偏远的农村与边疆，把几亿鲜活的生命纳入进工业化快车的轨道。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老一代革命家的崇高境界，他们宁可一辈子做完三辈子的事，也不想给儿孙留一点“负债”，所以毛主席会感慨：我这辈子两件事没有做完。所以说解决台湾问题不能再等了，等不起了，毛主席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就觉得留给后人不妥，现在已经又过去了五十年了，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走到哪里了呢？这就是为什么当年老妖婆窜访台湾，大家甚至有一丝丝期待，因为这就是“加速主义”的奥义。真的想让美帝国主义给我们加一把速，赶紧解决了祖国统一的历史遗留问题，不要再留给后代了。再留下去，台湾人都是土生土长离心离德的“新台湾人”，人家从小到大就没有接受过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国历史的教育、共同文化的熏陶，凭啥会对你有认同感呢？还“指望后人的智慧”吗？拖不下去了。我之前去日本出差的时候，给我们日本乙方公司担任翻译的，是一位台湾小哥，他人真的特别好，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办事利落。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们泡咖啡，每个人几分糖几分奶、是燕麦奶还是脱脂奶都细致问清楚，而且问过一次之后就记住了，谈判的那几天每个人喝什么从来没弄错过。甚至休息的时候他会非常主动当义务导游，带我们去周边景点逛逛。但是蛋疼就蛋疼在这种私下交流上，他非常热情地表示，之所以来日本工作就是因为“台湾和日本在文化上更亲近”，他觉得“台湾人和日本人更像”“在这里生活感觉更亲切”。只要不涉及到三观和政治立场的讨论，我们都是很愿意跟这位台湾小哥交朋友的，但是人跟人打交道怎么可能不涉及政治立场嘛。一聊到这种问题，就有掀桌子的冲动了：台湾省在日本侵略殖民期间遭受了沉重的苦难，如果因为读书就业等问题，在日本工作定居生活尚且理解，但是认为“台湾跟日本更像更亲近”也过于离谱了吧？然后我们就问他关于日本侵略那一段历史，他真的是一问三不知，无知到因为《马关条约》割让的台湾、日本殖民台湾多少年都不清楚。他就会很抱歉地跟我们说，他上学的时候是个学渣，没好好学这些，毕竟考试也不考。我工作或旅游去过很多次日本，期间遇到最多的中国人就是台湾省来的，他们人真的非常友善非常亲切，我也挺愿意跟他们聊天，毕竟在异国他乡能遇到说汉语的就非常难得，相比而言香港人普遍尖酸、刻薄、傲慢、我还是更喜欢跟台湾人交朋友。但是即便他们友善，即便他们亲切，谈起日本的时候，还是会非常果断的说出跟上文翻译小哥一样的固化偏见：“台湾和日本文化更亲近”“台湾跟日本更像一点，毕竟他们统治了我们这么多年”，完全没有对于殖民历史的伤痛感与愤怒感，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他们越友善、越亲切，这种观点就越让我不寒而栗，因为他们不是坏人，但是从小没有接触过相关历史教育，离那一段悲惨的真相太远，所以产生了这样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观点。所以我对于台湾人的情感是很矛盾的：很明显在台湾当局抹除历史、修改记忆、隔离文化的操纵下，和平统一基本毫无可能，而且越拖下去越离心离德。但是我也知道这不是他们问题，这不是他们的错误，他们从小就接触这种教育、生长于这种环境，能有什么办法呢？每个人总不能超脱于时代、超脱于环境吧？虽然具体到个人上，我是愿意跟一切彬彬有礼、友爱亲切的人做朋友的，但又回到了上文的话题：当三观触碰到了原则性的底线之时，个人的情感多多少少会显得有些站不住脚。台湾现在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代际之间的分化。简而言之就是年纪大的人“蓝”一些，甚至是“红”；年轻一代通常为“绿”，或者温和一点的“白”。老一辈中人心向大陆、支持统一的不在少数，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但是年轻一代完全生长在抹除历史、篡改记忆的环境中，对于“中国”“中华民族”完全没有一点认同感，叙事模式永远都是“台湾”如何怎样，那么怎么可能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指望后人的智慧”呢？越“后人”越完蛋咯。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所谓“蓝统”，未必也是真的“统”。台湾蓝营只是不明面上搞台独，但他们基本都不会真想统一，而是想“囤货居奇”以此来大陆要饭呢，越维持现状他们就越开心，统一了还怎么要饭，还怎么惠台呢？2020年8月15日，国民党柯志恩在采访中表示：国民党一向亲美，不可能“亲中卖台”。这算是说了句大实话。蒋氏国民党“自古以来”都是美国的走狗、打手、白手套。自2020年以来，台湾国民党内纷纷鼓噪，有人说不承认“一中原则”，有人说“九二共识”已经过时了。当年，因为《海峡两岸》节目中一句“求和”，又纷纷把矛头指向了李红女士，可谓从上到下一以贯之的“英雄气概”。

这件事我本来不想再说了，因为我觉得它的讨论价值已经被穷尽了，包括官方最权威的媒体在内，各方势力已经充分表态，把胖猫一家和谭女士分析的底朝天，何必需要我再说一遍呢？然而就在这几天里，后台留言里有一万个人问我如何看待这件事的，我发其他话题的文章，下面也有很多留言在问“如何看待胖猫事件”。那么这些留言的读者们，是真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个答案吗？并不，答案是什么在所有人心里早就有了，而且基于不同的立场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所以真相是什么重要吗？并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立场、是站队、是党同伐异、是从各种犄角旮旯里找到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立场。这一万个询问的留言，是真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什么参考么？当然不是，而是想看看我的立场，想看看的表态，想看看这个人值不值得关注，如果这个人为小仙女or为下头男说话，那就果断拉黑，没必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关注一个不符合立场的人，反正网络上信息爆炸符合自己立场的内容看都看不完呢。所以这哪里是一万条催更的留言哦，根本就是一万个查杀的预言家啊，必须得挨个点名表态，看看我究竟是人还是狼。我并没有在开玩笑，现在网络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立场大于事实，标签大于观点，站队大于思考，感性大于理性，情感宣泄大于辩证讨论。大到俄乌冲突国际局势，中到性别问题男女关系，小到看个球、听个歌、打个游戏……无一不是站队为先——先划定一部分自己人、再选定一部分敌人，然后开干咯，网络冲浪真是太有意思啦！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批判这种现象，而是要客观审视。毕竟党同伐异、粉圈思维，就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智人就是靠“党同伐异”（构筑一个虚拟层面的认同），才超越了哺乳动物社群数量上限的天然限制，组成了更大的团体，进而把尼安德特人给干灭绝了，成为了地球的主人。所以现在网络乱象，要怪就要怪我们的老祖宗嘛！谁让你筛选出了这种基因啊！虽然但是，翻来覆去总说这种“立场、站队”层面的问题，还是很累。我为什么不想说胖猫这件事，因为它没有任何代表性、典型性，完全是关于立场的判断，你的立场决定了你采用哪个叙事模式，采用哪个叙事模式就意味着对同一件事物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我来概括一下胖猫事件的两种叙事模式：版本A：谭某是典型的捞女，谈恋爱期间爆了不谙世事的男朋友数十万金币，这可比打工划算多了，幸亏胖猫姐姐借助舆论力量，也幸亏有我们这些伸张正义的网友，谭某才把钱退了回去。就算她没有诈骗，但是捞女和PUA的嫌疑不能解除，“自愿赠与”这种说法一定是谭某日常PUA胖猫的，小仙女爆金币惯用手段罢了。版本B：胖猫从小缺乏亲情的关怀，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父母的债务担保人，变成了几十万债务的老赖，所以胖猫一有收入就转给谭某，开的花店也只能挂在谭某的名下，他一生竭尽全力就像逃避原生家庭的阴霾，结束生命之前还要用“自愿赠与”就怕原生家庭要回去。结果生前努力，在姐姐操纵舆论，和“伸张正义”的网友们网络升堂之下化为乌有。这两种叙事模式完全基于不同的立场，现有的一切证据都不能完整的支持两个版本成立——因为胖猫已经离开了，谁也不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对原生家庭的决绝还是在恋爱中被PUA了。但是！但是！胖猫是怎么想的无所谓，不妨碍网友借题发挥，现在的情况就是网友自动根据立场选择了版本A和版本B的叙事模式，互相杀的不亦乐乎。叙事模式的威力有多显著我举个例子。最近我天天对比着刷豆瓣、小红书、虎扑、知乎这些平台，就想看不同主体人群不同的态度。然后虎扑给我推送了的都是这些相关话题：这个就很典。虽然网络上的信息完全不可信，但就算相信这位网友所说，也可以看出两个不同版本的表达，男方版本就如上述网友所述：“捞女不如鸡”。但是你要站在女方的叙事模式，完全可以得出不一样的表达：家人们谁懂啊，刚结婚的老公居然是个嫖虫，还对曾经对一个带孩子的卖淫女动了感情，差点就结婚了。他朋友都知道这件事，还拿去网上发，我成了妓女的备胎了，赶紧止损跑路，真下头。此外一点很有趣，就是在民间叙事之外，还有一个官方叙事——也就是蓝底白字的警方通报。警方通报的结果是有利于版本B，不利于版本A；但是也无所谓，大家该信什么还是信什么，版本A在仅仅经历了大约一个晚上的逆风之后，就迅速转进，衍生出了全新的、迎合立场的版本——版本A1：胖猫的姐姐也是女的咯？无所谓啊，根据“捞女收恒定律”，我们骂的捞女只不过从谭某转移到了姐姐身上，看见没，爆金币的小仙女就是这么可怕，连弟弟都不放过。版本A2：龟男该死。小仙女都是沸羊羊惯出来的。版本A3：看见没有！我就说过！拳塔一体！塔已经被拳占领了！看看这个蓝底白字的通报有多偏向、有多选择性描述？所以事实重要吗？并不重要，只要有了立场，可以填补无限多的“事实”。当然我也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是就事论事：胖猫这件事情太不“典型”了，相关元素空缺太多，而且说到底谈恋爱是过于私密的两个人的事情，所以足可以给各路豪杰以自我发挥的空间。那么什么事情比较“典型”呢？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懂了：货拉拉这件事就很典型，无论是司法环节的种种漏洞，还有拍的那个电视剧《底线》，都是典中之典，具体我在《改编不是乱编，《底线》应有“底线”》这篇文章中分析过。还有北大包丽被牟林翰虐待案，也是非常典型的值得分析的案例，根据包丽母亲提供的聊天记录来看，牟林翰有对其女友因为不是处女的“荡妇羞辱”，有强制其称呼为“主人”的言语控制，还有要求他为其怀孕堕胎，并在身上纹上耻辱性文字等行为。最终法院认为，这种精神操控与包丽最后的自杀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包丽和牟林翰有较长的共同生活时间，可以认定为亲密关系，所以判处牟林翰虐待罪。具体我在《“PUA渣男”还是“精神控制”？北大不幸自杀的女生究竟遭遇了什么》这篇文章中详细分析过。还有川大张薇偷拍案，也是非常典型。我至今还觉得“留党察看”这个处分请了，留校不留校之类的无所谓，学生嘛，但是先锋队怎么能留这种发自内心歧视劳动人民的人呢？我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不要让“川大张薇污蔑案”，成为第二个“彭宇案”》。所以你们看，如果一件事情有分析的价值，那不用你们说我也会写——胖猫这事纯属是我被一万个预言家追着“查杀”烦了。不过既然写了那不如写透彻一些，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件事“不典型”没有太多的“分析价值”。就比如说有人想证明自己的立场，会频繁引用胖猫与谭女士的聊天记录，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情侣之间的聊天记录完全没办法用来给各位“法官”们裁判的。我就用我自己来举个例子，我随便找了一段我跟前女友的聊天记录，从下面这段记录来看，可以做的解读是：我这人一定不行，不然为什么会被骂“巨婴”——那么我再把聊天记录多截一条——是不是又变成了两个酸臭味的恋爱脑在调情？再来看与另一位前女友的聊天记录，这是好几年前的520：这个就更值得讲解了：单看聊天记录，这是不是一个捞女要红包的行为，但是被我严词拒绝？但事实上这是她逗我呢，因为我年年都会批判520晒红包、消费主义陷阱等现象，我把520称为“愚蠢的谐音梗消费主义造物节”，今年520同样专门发文批判了一番，结果下面一半多留言都是在说胖猫的，烦得很，我一个都没精选。所以这是她看了我那年批判520虚荣、攀比、消费主义陷阱的内容，然后故意找话题逗我一下。然而这还没完，我果断截图并发微博，斥责其为“网络乞丐”行为。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我断章取义带节奏呢？其实也并不是，她既然逗了一下，那我也随手逗她一下，这都是情侣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然后我们一边看评论一边笑，网友在这里骂得义愤填膺，其实都变成了情侣之间情趣play的一部分。所以说情侣之间的聊天记录很难成为网络上升堂的证据，因为各种前情提要网友都不知道，各种说话的语气、态度、默契完全是靠揣测和脑补。就比如说为了证明谭女士是“捞女”，频繁使用的一条聊天记录——你这怎么理解，你也可以说这是顶级捞女，十分钟花4000块；你也可以说按照前后语境，她说4000花光了是为了顺接“你自己存着”这句话，意思是不要再给我了，看我都花光了。关键这截图没上文没下文，反正是胖猫姐姐放出来的，不利于她要钱的内容一律不会放，我看着下面马上就是小情侣互发表情包么么哒的内容了。这件事情的信息密度就是如此，你得出什么结论取决于你早就相信了什么，然后自动填补一切信息空白当做“证据”去印证你早有的立场。所以我说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典型，跟货拉拉事件、牟林翰虐待案、川大张薇偷拍案相比，没有任何可深入探讨的价值，因为情侣之间的生活方式、聊天记录实在是不适合用来“网络升堂”。就比如警方蓝底白字的通报，我看很多人信誓旦旦说通报春秋笔法、拳塔一体、为捞女洗白，这就是被先入为主的立场蒙蔽了双眼。你但凡用货拉拉这事举例子，我高低得帮帮场子，但是胖猫这份警方通报写得好啊，真的是全方位的好公文。警方通报的核心内容，是要从法律层面证明“谭女士是不是诈骗犯”“与胖猫的恋爱中有没有违法行为”，这才是警察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一切证据的罗列，都是围绕着“谭女士是不是诈骗犯展开的”——见家长、共同经营花店、共同储蓄账户等等，然后证明不确立关系钓鱼、脚踩几条船、出轨的内容是其他人编造的，这不就够了么，案件相关的元素就这么多。然而我看很多人嗷嗷叫不满的，其实是想让警方谴责一下“谭女士谈恋爱收到转账几十万是顶级捞女行为”，这是警方应该干的事么？还是那句话，恋爱是两个人很私密的关系，实在是不适合网络升堂。大家不需要结过婚，只要有过一段亲密关系就知道，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谁付出多一点谁付出少一点都是正常的，跟双方实力、条件都有关系。如果因为一方付出稍微多一点，那就要被网络审判为“龟男、捞女”或者“凤凰男、婚驴”，这是不公平的，任何一对亲密关系都禁不起这样的审判，如果要跟会计对账式的完全对等、双方配平，这还是亲密关系么？我前面也写了，我公开辱骂520要礼物、晒红包这种虚荣行为，但我也反对动不动就给人扣“龟男”的帽子，真正的爱情是要双方都付出的。至于付出是否对等，亲密关系双方有时候都掰扯不明白为此争吵呢，所以完全不能成为“网络升堂”的典型事件。但是这又回到了我在《不结婚，不生孩子，难道要怪我们吗？》等一系列文章中所探讨的主题：爱情已经成为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奢侈品——因为爱情这种最内在精神的体验，已经被“外物”（财产、男女双方的阶级）所异化了；因此，婚姻则是私有财产的集合与分割证明，婚姻本质是与私有制相匹配的制度，不是爱情或亲情关系而是财产关系。婚姻这个东西很虚伪，但是爱情这个东西不虚伪。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爱情绝望，其实不怪爱情，也不怪年轻人，根源在于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个人感情领域的投射。胖猫这件事情吵了这么多天，其实大家不是为胖猫吵，也不是为谭女士吵，而是要借这一个话题，充分表达内心的焦虑与不安。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胖猫事件就是用来表达立场的，与事实无关，因为他非常之不典型；不过反过来说，这样一个不典型的事件中，各方网友的反应非常之“典”——所有人都不是在说胖猫，而是在自说自话，要借助一个高流量的事件充分表达自己的立场。还是那句话，这就是网络现状：立场大于事实，标签大于观点，站队大于思考，感性大于理性，情感宣泄大于辩证讨论。更宏观一点，这不仅仅是网络现状，而是整个后现代社会的缩影。去年我用前后四万多字两篇文章分析了什么是“后现代”为什么后现代的内核是“对理性的反叛”：在《三体》的结局中，刘慈欣终于承认了“理性主义”的失败理性主义的溃败，是全人类注定的未来么？17世纪以来，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思潮革了宗教的命，这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进步。但是“理性”太脆弱了、太反人性了、太“累”了，所以在建立理性之后人类的选择是抛弃理性。互联网舆论现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理性讨论、辩证思维、求共识太累了，“把你们全杀了”最简单。初代社交网络时期，大家都在呼吁讨论要理性、客观、中立，现在呢，理中客那可是骂人的话——要个屁理性啊，就算你理性别人也不会理性，他们会熟练地运用撒泼打滚的技巧把你拉下水，进行降维打击，所以还是“把你们全杀了”最爽。无所谓对，无所谓错，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我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上两篇文章中我分析了客观规律下的周期律——理性的建立带来了理性之殇，理性之殇带来了理性的反叛，理性的反派带来了秩序的崩塌，秩序的崩塌又会呼唤理性重新建立。当我们认清了客观规律之后，就不会产生所谓乐观或所谓悲观的心态，而是面对最坏的结局，一样能够更坚定地走下去。相关阅读：大浪淘沙十周年，最火文章大合集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

AI时代是我们必须要准备迎接的新时代。最近这几篇关于AI的文章，讨论了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总论、AI画“黄图”的问题、AI导致失业的问题。本文要着重分析未来关于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AI的发展是否会导致狭义的「资产阶级法权」走向终结？。AI时代，人类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你会用AI画“福利图”吗？“银发红利”，延迟退休，AI时代，与“羊吃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讨论话题。从AI绘图技术诞生之初，就从未摆脱过有关“侵权”的巨大争议——因为这一技术可以完美复刻画手的风格、作品，学习完毕后可以非常便捷的批量产出，把自己的“老师”挤失业了。所以社交网络上对于AI技术也野蛮扩张，也是争争吵吵莫衷一是。去年，画手、写手聚集的同人文化网站LOFTER推出了AI绘画、AI创作同人文的功能，引起了广泛争议。本身LOFTER起家就是靠这些千千万万活跃的创作者们，然而AI技术在版权使用方面非常暧昧，本身就招致了大家的不满，结果你一个吃这碗饭的人，最先开始砸锅了。这就可以看出资本的冷血——什么有利可图就去追求什么，有300%的利润就可以上绞刑架，道德和良心算什么？更有趣的是，LOFTER网站还针对性的屏蔽了作者们关于反对AI的声明，实属踢寡妇门、挖绝户坟的行为了。现在更出现了一个非常担忧的状况，有人借AI之名，开始进行“网暴”。就有很多掌握了初步AI绘画技术的小鬼，专门去社交网站上看哪位画手反对了AI，然后就把他的图扒回去自己训练。最后拿着一堆秒出的新图去嘲讽作者：看我比你画得好，看我比你画得快，你要失业了废物……这种狐假虎威的嘴脸让人非常不齿。美国还有一件非常恶心的事，一些使用AI绘画的“技术人员”，在尝试为AI作品注册版权。最近美国版权局刚刚驳回了一起为AI形象申请版权的案例，理由大体有三点：第一，创作者申请版权形象的时候没有声称这是AI绘图；第二，创作者只是对AI作品进行了一些微调，不符合“最低限度的创作”；第三，作者所声称的“关键词调教”，并不符合版权保护的条件——因为同一组关键词，AI会生成很多版本的不同绘画，何谈“受保护的原创性”呢？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地道，本身训练AI的时候就未经授权使用了海量的他人原创图片，你现在要对AI生成的图片构筑版权壁垒了？现在这个作者要跟美国版权局打官司了，而著名AI绘画网站Midjourney亲自下场为她请了律师——我强烈怀疑这就是Midjourney策划的一场舆论风暴，就是要把AI技术置于广泛的曝光、争议、讨论之中。而且看他们选择申请版权的内容，黑人、女性，政治正确buff拉满，完美匹配美国的舆论场，绝对是一次深思熟虑的行为。在自己版权问题还没闹明白的时候，就想构筑版权壁垒，纵使AI技术代表着未来，代表着人类伟大的实践，但是Midjourney下场搅版权的浑水，毫无疑问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下面我将详细论述，为什么这是一次“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我认为，对于一个面向未来的技术，我们先行的法律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才会有这样大的“吵架”空间。毫无疑问，在AI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传统的法律和伦理观都必须与时俱进，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新需求。在全新技术的未来（经济基础），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伦理观、道德观、科学技术观来规范（上层建筑）。我认为这里就可以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有助于帮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最早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是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即便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也会保留“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有人强壮有人瘦弱，那他们的收入肯定也不一样；对于收入一样的人，有人单身

本文继续《他们的“繁花”，却是我们最“漫长的季节”》《范师傅，什么叫「阶级斗争」啊？》《“改写历史的两根柱子”》一系列文章中的话题。我在这些文章中探讨了“人民的记忆”与“被构建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是【我】，作为一个有记忆的活生生的【个体】，所经历的“大下岗”年代。就像福柯当年对于美化德国法西斯的现象很愤怒一样：纳粹谁没见过啊？这才过去多少年啊，就想翻案？看见那哥们没，让-保罗·萨特，坐过纳粹的牢、进过集中营、参加过法国共产党的游击队；看见那姐们没，汉娜·阿伦特，海德格尔的亲传弟子，人家老师就纳粹，希特勒还没上台的时候就把她当成眼中钉了；再看看东边那兄弟们，齐格蒙特·鲍曼，参加了苏联组建的波兰红军，亲身经历了解放柏林的战役，是波兰最年轻的陆军少校，人家亲手击毙的法西斯比你一辈子见的都多。同理，我们对于美化“先富阶级”、美化“90年代”的一系列文艺作品，也是跟福柯一样的心情：90年代是什么样子我们没经历过吗？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究竟是怎么富起来的我们心里没数吗？就像我在讲《年会不能停》这部电影时，为什么我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以互联网公司裁员为一个“表”，但本质是讲98年下岗潮的电影？因为电影中的太多场景我都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就比如下岗工人摆摊这个场景，小学时候上下学频繁会在大街上看到，因为很多下岗工人的工资、遣散费，都是用工厂生产的产品抵押的，所以一眼就能感知到电影所要隐晦地为我们表达什么。说起下岗工人摆摊这个话题，我又想起城管的问题，现在的城管普遍没啥存在感了，估计05后一代永远不会亲身感知到曾经的“城管”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存在。当时我小学一年级放学的路上，就看到了城管暴力殴打在街边摆摊的下岗工人：工人被打的头破血流，不住求饶“我们是XX厂的下岗工人”，然后城管一边打一边骂“打的就是你XX厂的”。那时候我们放学是一个方向的学生结伴一起走，领头的学生举一个小黄旗，过马路的时候还要对礼让的车辆鞠躬——如果是光荣的少先队员就要敬少先队礼。看见城管打人的时候，我们整个一队的同学都站在原地吓傻了，真的是瑟瑟发抖一动不动。后来我看《动物世界》，讲老虎捕食的时候，会有鹿惊吓过度，反而就在原地一动不动了，我就想起来这件事了，我们整整一队小学生，都触发了原始本能的条件反射了。孔子云：苛政猛于虎也。这种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因为我们这种小城市都是熟人社区，就这么几个工厂家属院同学家长之间随随便便都能找到关系，马上就能想到那位同学爸妈就是XX厂的、那个认识的叔叔阿姨就是XX厂的。所以我们这还算好的，还有更暗黑的可能性，就是真有同学亲眼看着自己父母当街被城管殴打。而且那些城管非常之凶残，按理说不让摆摊就算了，这也是你的职责范围，我们也承认。但是他们一定要肆意打人，还要把下岗工人摆摊卖的日用品一件一件砸碎，在地上摔碎了还要上去跺两脚，我至今都不能理解这是一种怎样的兽行。而且小孩子的记忆是非常好的，小学时候经历过的事情往往比大学都印象深刻，就拿之后我历史课上学到鬼子进村之类的内容，脑海中浮现出的永远都是那一群“打的就是你XX厂”的城管们。当然，必须要承认的是，在经过十数年的社会舆论的不满、人民普遍诉求、治理水平的提升、公务员队伍素质的进步，城管暴力执法的恶性事件越来越少，甚至有些“矫枉过正”，城管本应的工作职责会被“流氓无产阶级”（俗称刁民）反制，以至于形成了“按闹分配”“谁横谁有理”的局面。但是，这种进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能否认城管群体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负面形象，也不能忽略人民群众的诉求、社会舆论的不满对于治理者执法水平提升的倒逼。我上述所说的是我小时候真实的记忆，用现在城管的文明执法甚至有些矫枉过正，试图去表达“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现在没有无所谓了”等观点，无异于对历史的背叛、对受害者最大的不公正。我为啥不写80年代呢？因为我是个90后，我没有经历过80年代，我如果要写，也只是“转述别人的记忆”，价值就低了很多。但我相信80后对80年代、70后对70年代也有很多独特的宝贵的记忆。我写这个话题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毛主席其实也是一位“90后”——1890后，他同样也对“美化90年代”的事情感到过愤怒，也就是美化大清。这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满清余孽”和“国党余孽”过于宽容，完全没有对“前朝”的政治势力进行所谓的“清洗”，反而试图从思想上、精神上去“改造”他们，溥仪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按理说他这一个末代皇帝，又投靠了日本人做汉奸，不管在苏联、英国、法国，都是妥妥上断头台的反面典型，然而新中国却宽容地把他改造成为了新公民。好的地方在于，这确实能够团结大多数，坏处就是保留了不少“前朝余孽”的负面影响。毛主席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保下来，当时保下来是对的。但现在要搞革命……（因为）他们先挑起斗争。”在同年5月份的另一篇文章中，毛主席进一步分析了这一问题：“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彼时有一大波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文学艺术家们，给死气沉沉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潮流，但是改造旧世界毕竟是很难的，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进程的。那些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旧勋贵们，自然无法进入政治经济核心部门，但是文化部门好说啊。因为自古以来，唱戏、听曲、搞文艺、写话本，都是要一定程度上的“脱产阶级”，即不需要从事劳动生产，才有心情鼓捣研究这些东西。如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有一对鲜活的人物形象——小文夫妇，就是前清遗老、落魄贵族，但是唱戏非常在行，靠“当角”维系了很高水平的生活。首先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旧勋贵们为我们保留了很多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这是必须要肯定的。但另一方面来看，这些遗老遗少们久而久之就占据了文化口的重要地位，成为文艺内容的重要产出者，甚至是规则制定者、裁判员，这就对文艺的整体氛围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了很多“半殖民地半封建”残留。建国之初，在文艺领域有两项重要的批判，即批判《清宫秘史》和批判《武训传》，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温情脉脉的面纱”去掩盖血淋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好像《繁花》中塑造了一个容貌姣好、风度翩翩、能力超群、敢闯敢拼、有情有义、道德完人的宝总，力图掩盖“先富起来的人们”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原罪。而且关键的是，武训这个人好歹是真的，宝总的原型压根就是一个进监狱的投机犯。正好又回到了今年《文化革命的意义》《文化革命的内涵》这两篇文章的讨论范畴，批《清宫秘史》《武训传》可以视为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李慧娘》的前奏。明面上来看武训是千古义丐、乞讨办学、支持教育，多么高尚多么值得肯定啊，但是为什么被禁呢？历史上，武训三十岁和哥哥分家得地三亩，变卖得钱一百二十吊，合讨饭所积九十吊，共二百一十吊，跪求乡绅娄峻岭，杨树芳替他向穷人放债生息，从三十岁到五十岁，武训积得土地二百三十多亩，现钱二千八百多吊，成为地主兼高利贷者。

美国大资本家巴菲特有一句名言：“阶级斗争一直存在，只不过我所在的富人阶级挑起了战争，并取得了胜利。”原文是：“There’s

最近几年马云这个“反面好教员”闭嘴了，搞得我文章里少了一大半素材，非常之痛心。如马云、许家印、柳传志之流，发声越多越好，如果他们一个个都学会了“闷声发大财”，拿什么来教育无产阶级呢？怎么能让群众深刻认识到剥削阶级的嘴脸呢？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又盼到了一个“反面好教员”——这次百度公关副总裁的发言可谓典中之典：在员工闹分手提离职我秒批，因为她和员工只是雇佣关系，没有义务去了解其个人情况。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手机24小时开机，随传随到……说起百度公关这个部门，我还真间接了解过一点，也不是蹭他这个热点，我在五年前的文章《马云、传教士与996》中就分析过了，相关部分一字不改引用如下：我有一位学妹曾经就在百度公关工作，就是“这届百度公关”新媒体运营的一员。她也是有些虚荣，进了互联网大厂之后就喜欢秀，经常在朋友圈里晒工作证、工作餐、工作环境这些东西。结果魏则西的悲剧发生之后，她就收到了无数或熟或不熟的人的“问候”，问她人血馒头好吃吗？那时候她接近于精神崩溃了，经常凌晨三四点做噩梦醒来，失声痛哭。后来她诊断出重度抑郁，辞职回老家养病了。但你说我这个学妹品性不好吗，也并非如此，她就是学新闻毕业，校招海投了很多家简历，光百度就选了好几个部门，然后恰好被公关部录取了，人之常情一个应届生也不大可能放弃这工作吧？工作了之后也没理由马上辞职吧？只能不断在安慰和暗示自己：这只是一份工作——在合理化自己的选择，但终究逃不过潜意识中良心的谴责，只能在这种分裂中愈陷愈深。这就是典型的异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分工愈发细化，所以许多传教士的工作并不是精英或更以上的阶层来做了，许多基层的劳苦大众也被赋予了价值观输出的细分工作。他们不但经历了剩余价值的剥削（比如那个连续加班72小时的公关），更忍受着臀脑分离式的精神分裂的折磨：一方面明知道自己是个苦逼的阿米巴原虫，另一方面又为了一口饭吃不得已做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看门犬。这些人同样是需要挽救需要解放的对象。我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分析过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分“杀人”“诛心”两步走，具体到每一个公司里也不例外，其中HR负责“杀人”，公关和企业文化部分负责“诛心”。当今管理学的主流理念是综合美国后福特制和日本跨国企业的管理经验，其中两大流派最为“显赫”：分别是对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的研究。类似于经济学中的“理性经纪人假设”，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提出了当代管理学理论的一个基石——“人力资源假设”：即公司内部雇员和雇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冲突，即便有冲突，也是小问题，可以通过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来消除掉。因此，依靠工会来代表广大劳动者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劳动者的权益HR可以解决嘛。同时，“人力资源假设”认为公司内部是一个整体，与公司唯一存在冲突的，就是竞争对手公司。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我在《详解李佳琦的“世纪之问”：我们为什么没涨工资？》等文章中分析过，今天就来谈一谈“企业文化”的部分，也就是“公关部（对外/对内）”的职责。企业文化，作为当今“第二大流派”，主要研究方向是：每一个公司都力图寻找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等，用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话说：“为了提高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并且使其对工作感到自豪，公司的管理人员和雇员一起工作来建设一种组织文化……设计出文化活动把管理者和员工聚到一起，如公司野餐或‘放松日’‘便装星期五’以及由公司赞助的团体服务计划等等……”其实绝大多数公司都没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为了假装有文化，他们只能通过各种奇奇怪怪的团建和中层“传教士”们的PUA来实现。按照居伊·德波的理论，这个世界全都是“幻象”全都是“景观”，附着在当代年轻人身上的“景观”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能带来伪阶级晋升感的消费主义，还有很多其他的浮华幻影。比如说生产活动中的“创造性劳动”。这一类伪概念互联网和新兴行业公司喜欢用得比较多，大致就是给应届生和应聘者们描绘出一种你的劳动是有创造性的、你在公司里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多、你很重要、你有自主权、扁平化管理、升职空间大等“景观”。但其本质与其幻象相去甚远。当代白领们的工作，大多包裹在这种“伪自由感”之中。美国社会学家劳里·格雷厄姆专门对当代新型企业的生产方式进行过批判，她指出，团队生产不过是资方控制、监视劳动者的一种新手段，并用来对抗工团主义的力量，资方普遍认为：“如果管理方与基层员工处于一个‘团队’之中，那么基层员工对于工作的不满程度就会大大降低，也应当不会有劳资冲突”。更进一步地，管理者们会向基层员工灌输这种观念：要求提高薪水或拒绝加班会被认为缺乏团队精神。格雷厄姆采访过的一位从事创新性团队工作的劳动者对她吐槽，本来自己对团队工作充满热情，但后来发现只是“来自同事互相监督工作‘到死’的一种新手段”。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BAT这些互联网大公司，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就业选择了。我有一位朋友，毕业之后家里安排进了事业单位，就是四个人一个办公室有人打热水有人领报纸的那种，但是他觉得实在是浪费青春，就辞职并且立志跳到大公司，去实现人性价值。当然，这是疫情前发生的故事，现在早就“此一时，彼一时”了。也是我这位朋友能力非常出众，很顺利应聘到了大厂的岗位。刚入职特别激动地给我发了好几个小视频，拍公司大楼里面的工作环境，说你看这是专门给员工用的咖啡厅，你看我们还有一座攀岩墙！还跟我感慨公司食堂提供夜宵，专门有好多胶囊房给员工睡觉，在健身房还能洗澡，完全可以不用回家啦。他当时跟我说哇大厂就是大厂，真是太贴心了、太人性化了，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到了。结果工作了还没一个月就发现了，贴个鬼的心，每天十七八个小时工作连轴转要把人熬死了，尼玛胶囊床的房再舒服，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舒服啊。我当时没想扫他的兴，后来跟他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公司又不是做慈善的，那健身房的钱还不是你们的血汗铸就的？你看那夕阳下闪着光的多媒体室、咖啡角、胶囊床，像不像你逝去的剩余价值？什么工作环境、扁平化管理、创新性团队，我给这些乱七八糟的公司新话束发明了一个名词——“工作主义景观”，这些都是幻象，但可以给劳动者一种“伪自由感”“伪阶级晋升感”，就像买了一个奢侈品包就感觉自己身份提高了一样。所以现在精神上的小布尔乔亚这么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从生产工作到消费生活，全都是这种“景观洗脑”，这种糖衣炮弹真的甜啊。文章最后还是要再吐槽一下百度，这种价值观的公司有这样的公关总裁，实在是一点不例外。在以前骂马云的文章里我也一直说过：若以王八蛋程度而论，百度永远是排名第一的，阿里巴巴就算有“马云+钉钉+校园贷”这种梦幻铁三角，也只能屈居第二。

张艺谋在春节档的电影《第二十条》是一部非常值得深入分析的作品——它好的地方非常突出，烂的地方也是非常典型。电影前半部分可圈可点异彩纷呈，让我强烈感觉国师找到了当年《秋菊打官司》的感觉；结果后半部分拉了坨大的，一泻千里恣意汪洋，让人感慨终究还是拍出了那个《满江红》的张艺谋。本来去年春节档看了《满江红》之后我气了整个假期，发誓再也不看张艺谋这个老骗子的任何作品了，结果《第二十条》这个题材特别吸引我，它注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社会现状，是当下非常难得的现实主义作品。至少相比春节档其他两部电影，不管是女明星减肥，还是男偶像开赛车，都非常“虚”，咱们普通人现实生活中有几个打拳击和参加赛车比赛呢？《第二十条》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在这个俊男靓女谈恋爱、偶像励志卖人设、上流社会纸醉金迷题材泛滥的当今影视圈尤为难得。除了我们最关注的正当防卫判定的问题，影片中还展示了以下严峻的社会问题：第一，基层黑社会化的问题。范伟一家人就是标准的黑社会家族，还是“乡贤”，这并不冲突。范伟大儿子抗洪牺牲，自己也是一辈子的村干部，先进证书就装了一书包，还有家族企业，又是放贷又是车队的。这在扫黑除恶之前绝对是妥妥的“乡贤”代表、“家风传承”优秀模范、地方“优秀民营企业家”，但也是危害一方的黑社会组织，这就非常真实了，引人深思。第二，校园暴力问题。校园暴力的根源在于校方不作为、法律难落实，很多人渣顶着一个“未成年”的身份就为所欲为，甚至于法律都拿他们无可奈何。被害者的恐惧、不愿揭发都是次要问题，是依附于前两条的。虽然电影里校园暴力是一条支线，但我觉得既然提到了，那么在正当防卫之后，如何解决未成年恶性犯罪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迫切话题。第三，上访问题，尤其是“去北京上访”，这个讲得比较隐晦，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地方官员对此事又打又拉、大棒加甜枣的组合拳手段。第四，如果再细想的话，还有低保问题、残疾人保障问题。赵丽颖一家为什么借了高利贷，以至于被村霸威胁？要给孩子治病啊。电影信息密度最高的段落，就是雷佳音在车上与要上访的公交车司机杨皓宇的那一段对话。首先是雷佳音拿着监控录像，一截一截给杨皓宇看：到这，你是见义勇为；到这，你是正当防卫；到这，你是防卫过当了；到这，你就是互殴了；到这，就是故意伤害了。这简直太真实了，我看这段的时候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其次，是雷佳音以工作为“甜枣”，以禁止上访承诺书为“大棒”，一打一拉解决了杨皓宇去北京上访的问题。再次，最讽刺的段落，雷佳音劝杨皓宇不要上访——“孩子快上大学了，影响到她怎么办”。果然孩子是最大的“软肋”，四海之内举世皆准的真理。而讽刺就在于，雷佳音的孩子也成了他的“软肋”，赵丽颖的孩子也成了她的“软肋”。这部电影我觉得如果不叫《第二十条》，改个名字叫《孩子是他/她的软肋》既贴切又真实，有符合春节档“合家欢”的气氛，票房至少还能涨十亿。但是，但是，但是，就到此位置，电影忽然就兵败如山倒一日泻千里：前面矛盾铺垫地那么好，剖析地非常深刻，马上就要触及本质了，结果老谋子就像开卷考试一样，在即将触及到本质的时刻，以一个漂移的滑跪，完美地全部躲了过去。那么前面的矛盾怎么解决呢？靠四个大字：机械降神。比如说坚持上访的公交司机，这个矛盾没法解决了，于是就让他被车撞死吧。当然，单独要有这个剧情，也还说得过去，毕竟可以突出上访人物悲惨命运，促进主人公立场的转变。虽然有些牵强，毕竟是开了一辈子车的司机，还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的公交司机，偏偏就要在最重要的时刻闯红灯。再比如赵丽颖饰演的小媳妇，矛盾也到达了沸点，于是她选择跳楼，也是强行下线“机械降神”了。当然，单独要有这个剧情，也还说得过去，毕竟孩子是她的软肋嘛，她觉得自己一死就能放过孩子了。虽然有些牵强，因为反过来说孩子还没着落了，也没确定就是被他们绑架了，就这样选择自杀未免有些“剧情杀”。再比如前文的重要情节——校园暴力的问题，结果就用一行字幕一带而过！甚至连镜头都懒得拍，用之前镜头加一行字幕交待重要情节的发展与结局！你张艺谋拍的是电影，不是法制新闻啊！所以我们看上面的所有内容，都是“单独要有这个剧情，也还说得过去，终究有些牵强”，结果他连着三个都是选择这样“机械降神”解决矛盾，这就是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而最大的“机械降神”是什么？就是雷佳音他自己，一个“青天大老爷”从天而降自我救赎，解决了所有矛盾，推动了法制的进步。“昆山龙哥案”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这就是一起典型的舆论促进司法进步的案例。“昆山龙哥案”发生后，就有非常高清的、无死角的监控录像流出，有极大可能是内部人员有意流出的。果然相关内容引爆了社会舆论，引发了关于“正当防卫”“故意伤害”“黑社会”等话题的大讨论，直接推动了关于“正当防卫”判定的历史性大进步。每次讨论法律相关问题的时候，总有蠢货嚷嚷“舆论绑架司法”啦，简直就像巴普洛夫的狗一样灵敏。必须要严肃反驳这种观点：舆论从来没有绑架过司法，司法没有有些人想象的那么脆弱，我国历史上也就实体意义上“砸烂公检法”极短暂的时光里才确实威胁到国家暴力机器；与“舆论绑架司法”恰恰相反的是，舆论反而往往能促进司法进步——“昆山龙哥案”就是最好的例子。《第二十条》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否定了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在推动法制完善、社会进步的中的重要作用；反而变成了体制内“青天大老爷”雷佳音机械降神、为民做主。这就是彻底扭曲了“昆山龙哥案”的那一段事实。电影里也说了，有哪哪年这个案，有哪哪年那个案，都是按照故意伤害或防卫过当判的，要想给这件“翻案”就是打体制内同僚的脸。按剧情创作的逻辑顺序来，这时候就应该展现出社会舆论的重要性了。但是相关剧情一点都没体现，变成了“青天大老爷”战胜了自己的心魔，一己之力天神下凡扭转不合理的现状，我们可得盼着体制内多几个雷佳音这样的“青天大老爷”呢！说起扭曲历史这种事，王家卫拍了一个《繁花》，为“先富起来”的阶级洗地，好歹还能骗一骗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00后；可是“昆山龙哥案”这才几年啊，那时候轰轰烈烈的舆论盛况推动法治实践进步，所有人都能回忆起来，张艺谋就敢这么拍，难怪人家是“国师”呢。我五一期间详细分析了一下《人民的名义》这部戏：《究竟是“人民的名义”，亦或是“权力的游戏”？》，给大家看看八年前的影视作品是如何展示群众舆论的，沙瑞金直接怼李达康，你这是来了一场现场直播——还有“删帖”这种情节，令人忍俊不禁：我在这篇文章里说过：祁同伟总是喜欢吹嘘自己“胜天半子”，他靠对权贵“惊天一跪”和哭坟上位的算个狗屁“胜天半子”。《人民的名义》中只有一个人无限接近于“胜天半子”这评价，那就是王文革。王文革作为一个一穷二白的真·无产阶级，为逆天改命做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第一，决定“斗争”，第二，团结领导大风厂所有工人一起“斗争”。否则剧情就不一样了：沙瑞金空降汉东清除赵家势力是既定大前提，但是从何入手是不得而知的，毕竟赵家一屁股烂账太多了，就算直接查山水庄园也不一定能照顾到大风厂。而王文革这一把火，不但给沙瑞金找到了突破口，更改变了大风厂全体工人的命运，让他们从无人问津的牛马，变成了能上谈判桌的筹码之一了。虽然筹码也不怎么好听，但是比牛马强多了，套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叫“提升了自己的统战价值”。还必须注意到的是，王文革的“逆天改命”之所以有效果，是因为这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强拆大风厂是一场“互联网直播”，带来了全体网民的舆论压力，所以王文革不但“胜天半子”更像是“人民的名义”真正的化身。再说一个二十多年前外国优秀作品的例子，《攻壳机动队》动画版中，全部都是义体机甲超人的“公安九课”面临着政客们陷害的巨大危机，素子队长的做法是把政客们贪赃枉法的证据上传网络，诉诸于网络舆论的帮助：《攻壳机动队》是一部非常深刻的作品，不但非常有哲学深度，在政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在第一季动画高潮部分的大危机中，如超人般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9课，很容易就被上级直接管理的政客们解散，成为肮脏政治交易的砝码；同时9课反制政客的手段就是诉诸于民众舆论，很快在民众的愤怒声讨中，那一届日本政府下台了；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民众，面对9课的义体超人，简直连练手都不配……这就像一个斗兽棋一样：狮子随便拿捏老鼠，而大象完虐狮子，对于最不起眼最卑微的老鼠，虽然个体是微不足道的，但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联合起来，对于社会共同问题积极发声，由聚合形成舆论，由舆论形成影响影响现实的力量，这种力量连“大象”也不可抗衡。回到关于《第二十条》的讨论，电影中仿佛是雷佳音这个“青天大老爷”力排众议一己之力扭转乾坤。但是，我们要跳出电影去看——电影的本身，就是“民意”“舆论”的一部分，它拍的“青天大老爷”不是真正的青天大老爷，而是外部舆论所期望的青天大老爷，是舆论给予的支持。这就是我在《文化革命的意义》一文中所说的，为什么运动的开始要“批鬼戏、批清官戏”，因为这否定了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否定了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道路。正如文中引用当时一篇历史文献中所说：“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张艺谋不懂吗？他懂得很。你看他拍劝返上访户那一段，又拉又打精准打击软肋，社会经验很丰富嘛！那么电影后面超级大拉胯的原因就只有一个了——故意装糊涂咯。老谋子真不愧是国师，说他精明睿智也行，说他油头滑脑也行，说他是装糊涂的高手也行，反正他对我们“政治正确”这条线可太清楚了，精准的避开了一切可能引起“麻烦”的内容，上面最喜欢这种又聪明又能干又有政治觉悟的耳目喉舌了。再多说两句：我们要敢于发声、乐于发声、理性发声，不要总跟一个悲观主义废物一样，嚷嚷着这有什么用呢、那有什么呢？个人的发声固然人微言轻，但是表态形成聚合，聚合形成舆论，舆论影响现实，现实倒逼改革。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改革世界的实践，终归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这个世界哪怕一丢丢元素的。社会的进步是无数先辈们的牺牲，无数血淋淋惨案的教训，无数有识之士的呼吁奔走，无数舆论的聚合与关注，无数争议与共识的探讨，无数实践的挫折与不撞南墙不回头——所共同完成。相关阅读：大浪淘沙十周年，最火文章大合集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

“五四精神”的官方定义是：“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我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解释，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和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们，面对黑暗的现状，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国家的命运，要交在谁手中？帝国主义？不。军阀？不。保皇党？不。买办？不。地主乡绅？不。国家的未来不能交给他们，给他们的话祖国和民族就将会永堕黑暗之中，所以我们要掌控祖国命运的主导权。于是觉醒的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们开始了自己的实践，找寻自己的救国救民之路——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但是仅仅依靠知识分子和学生够吗？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自己的力量难以撼动反动势力分毫。于是他们找到了新的“我们”——工人阶级。五四运动为什么伟大，为什么是划时代的，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什么是我国现代史的起点（近代史1840-1919，现代史1919-1949，当代史1949-今；世界现代史的起点是1917十月革命），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和学生们，找到了工人阶级。但是找到工人阶级就够了吗？大革命轰轰烈烈，最后还是因为反动派的背叛而失败。大城市的一次又一次罢工，一次又一次起义，都被强大的“三座大山”所镇压。这时候毛主席站了出来，他指明了工人阶级必须和农民阶级相结合，先锋队必须扎根农村领导土地革命，中国革命才能成功；同时，还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是“我们”的完全形态终于塑造完成了：先锋队领导下的进步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工农武装力量，即“工农学兵”。这就是一百年前，伟大的先行者们找寻“我们”的历程。所以“五四”是一个起点，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要纪念这个日子的原因。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主体性的缺失”：简而言之，社会进步的主体模糊了、缺失了，只能取而代之以简单的年龄划分。我在《革命尽头》这篇文章中说过：当今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徘徊之中，根源就是找不到“我们”。革命主体缺失是当今左翼运动面临的首要问题。社科院教授姜辉就在一次线下演讲中指出：一部二战以来的当代左翼历史，就是一部苦苦寻找革命主体而不可得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分人苦苦等待必将出现的“觉悟的工人阶级”但始终没有等到，而另一部分人等不下去了苦苦寻找新的革命主体也没有找到，于是两边不断撕逼却撕不出个结果的历史。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当今非常普遍的“白领”阶层算不算无产阶级？算不算潜在的革命力量？这个问题双方就争论不断，按照狭义的无产阶级划分，工人阶级限定为生产劳动者或者工厂工人，而白领被定义为“新型小资产阶级”——这个定义我们在《穿Prada的时尚女奴隶》中详细解释过：新型小资产阶级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说白了就是还是穷打工仔），但是生活、消费水平甚至价值观上，处处向真正的资产阶级看齐。他们有着相对好的家庭条件，无忧无虑的童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大批地涌入了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从事一些基层的脑力劳动。在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上，新型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出奇的一致：无比沉迷于伪装、表象、自我的生活方式及无止境的新体验。

本文通过一些代表性人物的分析，去剖析《人民的名义》这部作品：一、王文革；二、李达康&易学习&孙连城；三、陈岩石&沙瑞金；四、祁同伟&高小琴；五、侯亮平&钟小艾。（一）王文革王文革和李达康是解开《人民的名义》奥秘的两把重要的钥匙——第一把李达康解开的是“官僚”，第二把王文革则是解开“人民”。祁同伟总是喜欢吹嘘自己“胜天半子”，他靠对权贵“惊天一跪”和哭坟上位的算个狗屁“胜天半子”。《人民的名义》中只有一个人无限接近于“胜天半子”这评价，那就是王文革。王文革作为一个一穷二白的真·无产阶级，为逆天改命做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第一，决定“斗争”，第二，团结领导大风厂所有工人一起“斗争”。否则剧情就不一样了：沙瑞金空降汉东清除赵家势力是既定大前提，但是从何入手是不得而知的，毕竟赵家一屁股烂账太多了，就算直接查山水庄园也不一定能照顾到大风厂。而王文革这一把火，不但给沙瑞金找到了突破口，更改变了大风厂全体工人的命运，让他们从无人问津的牛马，变成了能上谈判桌的筹码之一了。虽然筹码也不怎么好听，但是比牛马强多了，套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叫“提升了自己的统战价值”。还必须注意到的是，王文革的“逆天改命”之所以有效果，是因为这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强拆大风厂是一场“互联网直播”，带来了全体网民的舆论压力，所以王文革不但“胜天半子”更像是“人民的名义”真正的化身。当然，前提这是《人民的名义》原著中的王文革，不是剧作魔改的王文革，探究小说和电视剧种两个不一样的王文革，能够为我们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启示。首先王文革这个名字，又是姓王，又叫文革，还TM是保卫科出身，这三重buff叠起来，让人很难不怀疑作者这就是故意的。在原著与电视剧中，王文革的形象则是彻底的“两极分化”——从一个有勇有谋的的工人领袖，变成了一个猥琐凶残的犯罪分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王文革，是以一个恐怖分子形象出现的，不但纵火烧伤了自己，更是一个绑架犯，还“恩将仇报”间接害死了大恩人陈岩石。看过电视剧的人甚至都有不少对祁同伟产生了好感，但是绝对没有一个人会对王文革有一丝的同情。

上一个冬天哈尔滨旅游大火，我们这些没用的媒体恨不得一天炒作三遍“南方小土豆”，但是也有个别干正事的媒体，比如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冰雕师傅待遇的媒体：然而很可惜，目前我只看到一家带有蓝v认证的媒体发布了有且仅有一条相关信息，而且落脚点还是——体谅冰雕工人师傅的苦衷，退票不好。我认为这个跑偏了，就算不退票这个钱也落不到工人师傅手中啊，关注点为什么不是：工人的保障为何不做足？为何他们辛辛苦苦不能吃上一口热乎饭？加班加点可有加班费吗？我搜索哈尔滨冰雕工人待遇的相关新闻，今年唯一一条有关联性的，是知名网红b太在哈尔滨的视频，工人们每天三点钟开始工作，晚上六七点钟才下班；他问了工人一嘴一个月多少工资，普通工人一天100元，冰雕师傅一天350——考虑到他们的工作量，还有真是极端寒冷环境下的室外工作，这价钱真不算多。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例子，值得大讲特讲——冰雪大世界给众多市民和游客带来了欢乐，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到背后的英雄。就比如说，我们走在干净整洁的大街上，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环卫工人们凌晨三点就开始打扫呢？有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都是有人在默默付出的。从物质激励层面讲，他们的工资非常低、社保基本没有、补贴更不可能；从精神激励层面讲，他们也不会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赞美与感激，甚至往往还会被“精神上等人”带有色眼镜歧视。还用上个冬天大火的哈尔滨举例子，因为冰雪季的特殊性，建设工人们工期短、任务重，为了更多人的欢乐，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基本的待遇要保证，至少加班费、极端天气补助要给足吧？我说出这话来，有基层建设施工经验的朋友肯定会忍不住笑——加班费？补助？气候津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过先不要嘲笑我，我明确知道这些就是没有，所以我才拿出来说：从来如此，也不一定就对，以前没有，以后就应该有起来。再举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我国“基建狂魔”的辉煌成就，在各种媒体和自媒体中都会频繁提及，不过我们要更深想一步，去“看见背后不可见之人”：“基建狂魔”是建立在勤劳肯干脏活累活不挑剔的农民工、价格低廉且基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壮劳力、三年五年不回家的土木人基础之上的。近几十年间，各种工程压工期赶工时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加班没有加班费，劳动基本保障难以满足。我们在赞美“基建狂魔”的同时，不要忘记背后这些真正的英雄们，也不要让无产阶级永远都成为了默默“被奉献”的那一批人，基本的待遇要保证啊！首先，我们要承认“基建狂魔”是辉煌的成就，基建狂魔的背后，是要让所有人——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人，共享工业化、现代化的成果，他们也配得上通水通电通网，他们也应该享有交通便捷的生活。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仅仅一个“基建狂魔”的美誉是不够的，还应该更进一步——就是要找到，谁才是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建设者、劳动者、伟大而光荣的无产阶级同志们。最重要的两点，就是把精神荣誉归于这些真正的英雄、把应得的物质待遇为光荣的建设者们落实好。我一直反对把一个国家、民族或大集体用一个简单的、拟人化的形象去概括，因为这无助于我们去理解真实的世界、建立正确的世界观。比如一说“基建狂魔”，就是“我兔威武”“阿中哥哥厉害了”，就用一个简单的形象覆盖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国家和民族之中，也是分阶级的啊。大家看见气势恢宏的铁路、大桥、公路、隧道队会觉得“厉害了”“威武了”，但背后的建设者们有多辛苦、有多少付出，鲜有见人提起，仿佛他们只能作为一个拟人化的抽象概念被赋予一句“厉害了”——那么加班费之类“过于细节”的问题就自然而然被掩盖了。最近很火的游戏《幻兽帕鲁》，下图中的这个标语，就是标准的施工工地的标语，是土木工程人在游戏中对自己的调侃——所以他们的工作强度大家可以感知了吧，压根就不是什么996之类的问题，而是项目不竣工，那就24X365都是工作时间。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土木工程专业，毕业之后就去了著名的中建某局——正儿八经的央企哦。然后打他工作起，大概连续五六年过年同学聚会就没见过他影子，不是在这个深山老林里开路，就是在那个深山老林里打地基。后来他父亲运作了一下关系，终于给他找了个稳定坐办公室的工作，同学聚会终于能见到他了，但是他明显比我们都显老，二十多岁就一幅三十大几的沧桑相貌，这就是五六年高原深山风吹日晒为他留下的痕迹。而且要知道哦，他还是有关系的，外派五六年就稳坐办公室了，那些没关系的呢？还有要知道哦，他还是正牌央企有编制的员工呢，那些劳务派遣、外包项目的农民工呢？他给我讲，工作虽然辛苦，但毕竟是央企待遇，出差比坐办公室挣得多很多。还有上高原有高原补助，大夏天有高温补助，冬天有取暖补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比较一下我同学与一起施工的农民工的待遇：他是有央企高标准五险一金的，劳务派遣的民工不会有公司为他们交；他住能住两人宿舍，同民工就是多人上下铺甚至大通铺；甚至每天的伙食标准都不一样，吃饭的时候央企管事的在一波，农民工在一波，伙食待遇能差不少。我同学讲就这点最过意不去，他说挣得多或挣得少，这可以按市场效果、按技能稀缺程度、甚至按学历来衡量，但是总是吃的比人家好，这就有点过于把“不平等”放在明面上了。而相比于待遇问题，吃住条件已经算次要中的次要了。在一些中央挂号的重大项目，还算比较正规，体力工人的待遇基本能够保证；但是一些地方杂七杂八的基建中，乱象就太多了。最典型的就是层层转包、层层剥削、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被压倒了血汗线之下。有的地方官员腐败到明目张胆，虽然这个项目给了你中建X局，但是他们会制定部分承包方/劳务派遣方，毫无疑问这就是对地方官员有利益输送的。既然有利益输送，肯定就要在项目里赚回来。最大头的原料采购和建设施工，都有央企把关，不容你地头蛇上下其手，那最容易找补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农民工的工资啊。反正工资能压低就压低，补贴能克扣就克扣，最王八蛋也最普遍的，就是对伙食费下手。比如说这个外包公司给中建报价，农民工伙食费按15元一天标准来（这在他外派那年头算是平均标准，不要以为有多高），结果我同学过去一看，就是白菜土豆炖肉末，然后馒头管够，按着标准一天顶多5块钱，那么剩下的钱被谁赚了呢？我同学跟他们聊天，问他们伙食待遇，广大农民工同志们通常来讲不会有意见，因为绝大多数工地都是这标准，他们也不可能知道包工头给央企怎么报账伙食费的。他们还会跟我同学说，你们都是大学生、知识分子，要动脑子的，吃得好一点也是应该的。说得我同学难受得不行，背地里偷偷抹眼泪。甚至还有欠薪的问题。我同学讲他工作开始，已经少太多了，再往前十年那真是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他就是刚工作那年遇到过一次农民工讨薪，是中间承包商捐款跑路了，农民工们不知道这些门门道道，他们看见你工地上那么大“中建X局”的牌子，以为就是给你“中建X局”，各方努力都尝试过后，实在走投无路了，就去总部要个说法。稍微有点社会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在首善之区发生了这种事会怎样处理：公安机关迅速反应，第一时间肃清了

以色列的反人类暴行，已经把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推向了他们的对立面。美国各大高校的学子们，在犹太金融财团与盎撒暴力机器“牢不可破的联盟”、在学校开除同情巴勒斯坦的学生这样的情形之下，冲破重重阻力，掀起了反对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示威浪潮。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等在内的六十余所高校（不完全统计），都掀起了反对以色列反人类暴行的示威运动。即便反动统治阶级使用开除学生、逮捕学生，甚至在学校大楼上布置狙击手，都无法限制抗议之火的蔓延。在欧洲，革命老区法国率先响应美国进步学生的抗议运动，学生们举着巴勒斯坦的国旗，高呼“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巴黎政治学院不得不宣布关闭学校所有建筑，一切课程转为线上。巴黎政治学院卷入反以风暴，是一个具有非常鲜明政治意义的事件。巴黎政治学院是法国的精英、甚至贵族的高度自留地，虽然没有英国贵族学校属性那么明显，但也具有相当的血统、资本门槛，被誉为“法国政治家的摇篮”“法国总统培训基地”。相比而言巴黎师专（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就平民得多。巴黎师专最出名的就是产出数学家，而相对鲜为人知的是，当代法国左翼基石几乎全部生产于巴黎师专，国际共运道统“五圣三贤”中的“三贤”之一阿尔都塞就是出自巴黎师专，还有太多鼎鼎大名的左翼思想家我们都耳熟能详：萨特、布尔迪厄、福柯、德里达……所以巴黎政治学院和巴黎师专，一个右一个左，自古以来都不是很对付，尤其是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两所高校对立频繁，大致可以理解为一个“保”一个“造”。说这个背景是要说明什么问题，是给大家看看以色列“畜”到什么程度，就是连贵族精英学校的“资本主义老保”们都看不下去了，说“巴以分人畜”恰如其分。此外还有，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的学生们，也纷纷响应美国高校的反以运动，悉尼大学校方警告参加抗议活动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如果发现任何人违反该大学政策，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坚定而果断的纪律处分”。在意大利的罗马第一大学，学生们也组织了反义抗议示威活动。英国虽然自古以来都是贵族保守政治占主流，但是在伦敦大学学院、华威大学、利兹大学、莱彻斯特大学也出现了反以抗议运动。上一次这样整齐划一的、是非善恶如此明显对立的现象，恐怕还要追溯到西班牙内战时期。恐怕我们要说“以色列是一个好‘老师’，它让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团结了起来”。这一阶段巴以冲突半年多，以色列都做了什么事情，让对它的立场，成为了“人畜有别”的判断标准呢？包括但并不限于以下——第一，炸学校，杀儿童，甚至虐杀儿童取乐，并把视频发布到社交网络上，让犹太财团养的狗想洗白都没地方下手。第二，炸医院，甚至攻击国际医疗组织派来的志愿者，直接把欧美人民推向了对立面。第三，轰炸人道主义援助点，对准联合国发物资发粮食场所轰炸，伪装人道物资投放，在物资里夹杂炸弹。第四，大规模屠杀。这一次全球抗议的浪潮，就是加沙医院附近发现了一个新万人坑，很多人都是手无寸铁的病人，身上插着导食管就被杀死掩埋了。最搞笑的是以色列眼看证据过于确凿无法否认，声称这是哈马斯屠杀后留下的万人坑。那么问题来了，哈马斯是如何做到一边屠杀加沙人民，一边与以色列巷战至今的？这种城市游击战、巷战，最重要的就是群众基础，加沙人民至今还与哈马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明他们当然知道人是谁杀的。就好像大清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亿人——不是野史，官方修的《明史》，原话张献忠在四川“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先不说六亿人这个搞笑的数字，按照满清的历史叙事：大西军一方面把四川人杀光了，又一方面能在四川负隅顽抗数年之久，甚至张献忠的养子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在退回云南之后还能组织力量反推四川，并且“百姓从贼者无数”，就不觉得其中有些矛盾么？所以大家玩梗说“亡灵法师张献忠”，跟清军作战好几年的，都是被张献忠屠杀又复活的“亡灵军团”，很显然，现在正在加沙与以色列作战的，也是被“死亡骑士哈马斯”所复活的天灾军团。就是因为以色列太畜生了，所以犹太金融资本大本营美国率先着火，因为这超越了国家、种族、阶级，这是人与畜生之间的较量。别管这个世界再怎么烂、再怎么下行周期，我们好歹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社会，以色列这些反人类罪行是会激起全体有良知人民的义愤。在这种义愤之下，犹太跨国金融资本和传媒集团，选择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模糊试听、转移斗争方向的方式——把“反以”变成“反犹”，尤其是犹太人一贯以二战大屠杀受害者自居，“反犹”就是天字第一号大逆不道之举。而非常讽刺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理应用阶级史观认知世界的国家，有太多的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犹太精英们转移视线的套路，顺着他们所设下思维盲区表示：犹太人怎么了，犹太人就该屠屠，更加理解元首了。我对此只能表示遗憾，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比较适合去追流量明星、搞粉圈，用来理解复杂的历史政治问题实在是超纲了。中国作为一个同样受到法西斯军国主义深重伤害的国家，在这片土地上为纳粹招魂，实在是吃错药了。这就涉及到了核心问题：当我们反对以色列时，我们在反对什么？是反对他们是犹太人吗？不，是反对他们的法西斯行径。我那些脑袋短路为希特勒招魂的傻货们，恐怕不知道，在屠屠犹太人之前，小胡子先把德国左翼进步人士、工人组织屠了一个遍。屠完了进步人士，又开始屠黄种人，德国现在至今都没有一个唐人街，知道为什么吗？朱德总司令的女儿朱敏，也进过纳粹的集中营。屠完了左翼共产党和有色人种，才开始屠杀犹太人，因为法西斯主义这趟排外的列车，开起来就停不下来了。纳粹占领法国之后又屠杀法国共产党和左翼游击队。当纳粹德国占领苏联后，又开始批量建设集中营，准备屠杀斯拉夫人。也就是苏联反推比较快，集中营没建起来。但是千千万万个共产主义战士，已经在东欧洲的集中营牺牲了。听过那个经典的说法没：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马丁·尼莫拉牧师

去年骂《繁花》骂了三篇，但是没有骂够；讲解《漫长的季节》也讲了三篇，但是还没有讲透。今天正好把这两部作品联系起来看——《繁花》和《漫长的季节》这两部作品具有强烈的因果性：正是“先富阶级”通过官商勾结、国有资产私有化等方式对国民财富疯狂的掠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造成了广大无产阶级“漫长的季节”。三千万下岗工人本质上就是在为这种疯狂的掠夺买单，“先富起来”的历史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具有一切资本原始积累“血淋淋”的共性，这是冷冰冰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再多歌颂“企业家精神”“改革闯将”的文艺作品也无法掩盖背后的“吃人”的事实。财富既可以创造，也可以转移。“先富阶级”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两大转移：第一，通过“国企私有化”的方式，把共和国上一代人积累的财富转移到私人的口袋里；第二，通过“剩余价值剥削”的方式，以血汗工厂为媒介，把共和国这一代人创造的财富转移到私人的口袋里。在第一种方式中，被转移的财富不仅仅有工人们的积累，更有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积累。因为新中国就是通过“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模式，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平地起高楼”建立起辉煌的工业基础的。然而正当准备“上山下乡”“四三计划”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啪”一下断档了。这一段具体的历史详见《大浪淘沙十周年，最火文章大合集》中第三部分罗列的文章列表。第二种方式则更为隐蔽，关键词：血汗工厂、农民工、留守儿童、《千人断指叹》、富士康二十三连跳……这才是人民记忆所塑造的真实的历史。别的不说，八九十年代才过去多久啊，经历过的人都在呢，“先富起来的人”究竟是怎么富起来的，我们难道看不见吗？反观《繁花》，把先富阶级的财富积累道德化、优美化、正义化、个人奋斗化、能力归因化、商战智慧化，是对真实历史的遮掩、罪恶与剥削的粉饰、人民记忆扭曲。不但恶毒，更是公然把人民当傻子。相比而言，《漫长的季节》和《年会不能停》，则给我们撕开了一丢丢历史的口子，让我们看到人民的积累是怎样败光的、先富起来的阶级是如何掠夺的。关于《年会不能停》我详细分析过：它不是一部讲2023年互联网企业大裁员的电影，它是一部讲1998年大下岗的电影。电影开头第一幕就是1998年年会，众所周知98年就是大下岗的年份，这其实就是电影主创在开头给大家提了个醒。电影天台那场戏外包小姑娘说：“那些把公司搞垮的人，还能踏踏实实过日子，你甘心吗”，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那些把国企搞垮的人，一转身就私有化大富大贵，然后你下岗了，你甘心吗”。如果在2023的语境下，公司搞垮了关打工人屁事？我为什么不甘心？我甚至还喜闻乐见幸灾乐祸呢，不就是换个工作么？一刻都来不及为前公司悲伤，赶到战场的是下一份工作的offer。所以电影里一切看着别扭的内容，都要带入到1998的语境下就合理了。电影里最关键的一条主线，也就是徐总所谓的“一盘大棋”，如果站在2023的视角下，你会发现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实践上都非常扯淡，一个副总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疯狂微操就为了“路线分歧”，关你屁事啊？公司是董事长人家的。但是在1998的语境下，一切都明了了：徐总就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蛀虫，通过各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掏空国企/集体企业，就是跟徐总一模一样的操作，最后光明正大地说——效益不好了啊，所以我们要下岗、我们要私有化，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知名民营企业家”，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这样完成了——这样看动机和逻辑是不是就完全捋顺了？再次强调：徐总掏空标准配件厂的手段，就是90年代蛀虫们惯用的普遍手段，电影是在给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人们，科普一下那些人的手段。只是电影里没有明说，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当年太多集体企业，就是被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掏空的，下岗工人只是这些蛀虫的牺牲品。《漫长的季节》一条暗线，是讲厂长如何与所谓的“港商”勾结，掏空桦钢的。范师傅这一句“杂碎”，是替三千万下岗工人骂的，这是一句迟到了三十年的痛骂。《漫长的季节》也有非常对应王迅（庄正直）的角色，就是邢三儿，他们都是特权阶级选中的狗腿子、黑手套，是工贼，是掏空公有制企业的帮凶。非常巧合的，另一部下岗工人题材作品《暴雪将至》中，也有类似邢三儿的角色，他们里应外合掏空了国企，因为段奕宏饰演的主角是劳模、先进，为人正直，所以一直瞒着他做。这三部下岗工人题材的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设置了“厂长通过非法手段掏空国企”的情节，说明什么？甚至连邢三儿和庄正直这种角色都能高度一致一一对应上？说明这就是一代“先富”的真相，这叫交叉印证。而这些人，从来没有得到惩罚，他们摇身一变从“国企厂长”成为了“私企老板”，更进一步变成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劳模、优秀民营企业家……更有文艺界的乏走狗拍摄精致而美妙的作品，把他们发家致富的历程归功于“努力奋斗”。在“先富”们的繁花之下，无产阶级们迎来了他们最漫长的季节。沈默的这个弟弟傅卫军，成为了街头的小混混，沈默怪罪于大爷不收养他。大爷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沈默的父母都是国企工人啊，在厂子出了生产事故属于工伤，然而他们的儿女，一个被变态亲戚收养，一个被迫流落街头。这个情节的设置其实是有强烈的隐喻性的，工人们是共和国的儿女，而这一对儿女的下场……一个死在了监狱里，一个变成了连环杀手，那么，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的呢？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死的早”吗？很符合现实的是：国企改制之后，工人们的福利没了，厂办幼儿园和敬老院关了，厂办小学和医院被市里接管或者卖给私人，福利分房之类的更别提了……所以说把这些福利都砍了，财务报表能不好看吗？有乏走狗总喜欢用这些举例子说明国企效率低如何如何，这不废话么，不看看改制之后工人们的福利待遇是咋样的，把福利全砍了利润能不高吗？我上我也行！喜欢人云亦云说当年国企利润率低的人，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自己：你是打工人吗？你对自己现在的福利待遇满意吗？你是希望老板年底又换一辆劳斯莱斯，还是希望员工待遇切实提升一点？能不能对几十年前的无产阶级同志们建立一点阶级共情呢？所以虽然时间对不太上，但是沈默和傅卫军这对姐弟具有强烈的象征性、隐喻性：东北出小姐、出黑社会的固化印象是怎么来的？大下岗后，工人们没了生计，为了活下去，男人就去做打手，女人就去卖身。光荣的工人阶级的孩子，成为了失足妇女、黑社会！外祖母报名参加了红色空军，加入了三个苏军女子航空团之一，她开的是轰炸机，德国鬼子都怕她们，称她们为“暗夜女巫”。我外祖母每天都会趁德国鬼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他们头上扔炸弹。……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把外祖母的勋章卖了卖了，都卖掉了，列宁勋章，红旗勋章，还有属于她的——苏联英雄。我对不起我的外祖母——她是斯大林格勒上空的雄鹰，而我只是一个妓女。——娜佳（化名），在乌克兰西南部的多利纳。摘自《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女性》，柳云生《漫长的季节》中厂长最后被纪委带走了，这实属魔幻现实主义情节，我强烈怀疑是为了最终过审而必须设置的。在真实的历史中，厂长非但不会受到惩罚，反而还会因为“大刀阔斧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而获取“改革闯将”的美誉；相反救活国企的能人、心软下岗数量没达到指标的善人，则会因为“政治不正确”遭受批评。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讲过西西河有位上古大神忙总的故事，据传他是某省负责国企工作的相关干部。当年某省贱卖国有资源，请来了国际知名投行估值。忙总一个人一盒粉笔一张黑板，中门对狙国际投行几十人精英团队，算了几天几夜，算出来被卖国企的估值缩水上百倍，挽救了大量国有资产。结果惹到了某位大大大领导不满，认为违背了其卖掉国企的总体政治路线方针，所以忙总的仕途生涯也就打上了个休止符。所以那时候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有多夸张，经营困难的厂子改制就改制吧，有些明明营收都很健康的厂子，在某位厂长手里忽然就经营困难了，然后被厂长小舅子超低价格收购，小舅子当董事长，厂长摇身一变成为总经理，然后经营困难的厂子忽然就活了，经营瞬间就健康了，小舅子和厂子立马身价暴涨，你说神奇不神奇？所以又回到了本文的话题：《繁花》和《漫长的季节》具有高度的因果性，正是“繁花”中精英权力高度膨胀的历史，最终导致了“漫长季节”的出现。从影视作品向真实历史更深想一步：按理说我也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股东”啊，那么出了像徐总、厂长这样的腐败经理人，我们股东如何践行自己“全民所有”所赋予的权力呢？比如同为国企中“牵手门”的女主既是员工，也是股东啊，为什么她要献祭自己去依附于领导呢，她为什么不能是企业的主人公呢？这个问题早在建国之初，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就注意到了，并基于此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体系。简而言之，毛主席认为：无产阶级必须要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掌握相应的权力，否则集体所有制就有滑向官僚所有制的危险。尼泊尔共产党（毛派）领袖普拉昌达认为，毛泽东主席对于官僚资本主义或者官僚所有制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一项重大理论发展，是为新时代、新形势、新斗争提供的重要理论基础。普拉昌达认为，毛主席在经济上提出“官僚所有制”的概念，在政治上提出“警惕修正主义”的口号，二者是一体两面的。或者可以理解为，官僚所有制正是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从毛泽东主席在六十年代对苏联的批判中就可以看出来，毛主席认为苏联人民已经越来越不能享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从经济特质上体现为公有制向官僚所有制的转变，从政治特质上体现为“修正主义”。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政治、经济领域的弊端越来越凸显出来。虽然苏联的国企名义上确确实实属于“全民所有”，同时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的“使用权”在那些官僚领导手上，普通苏联人民越来越难以享有“全民所有制”所带来的经济红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历史场景：苏联人民为了购买面包要排起长长的队伍，但苏联领导们可以喝茅台、吃牛排、住大别墅、开进口小轿车。虽然财富的名义归属到苏联解体的那一刻起都是属于全体苏联人民的，但是使用这些财富的权力成为了关键。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伟大领袖以其卓越的远见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政治民主之后，去取得经济民主，掌握在经济生产和财富分配中的权力，才能让公有制真正落到实处。于是，在五十多年前的那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鞍钢宪法》作为无产积极争取“经济民主”的典范经验，在全国推广。《鞍钢宪法》是我国鞍山钢铁公司于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其核心思想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毛泽东主席在批示中指出：要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这是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一次伟大构建，基层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生产管理首次被理论性地提升到最核心的位置。《鞍钢宪法》被一些西方学者称赞这是工人争取“经济民主”的划时代尝试，并认为在未来的管理学实践中，这种模式是最理想化的参考目标。所以不要总是人云亦云“公有制大锅饭”“国企没有效率”，得看什么时候。在《鞍钢宪法》时期，恰恰是工人积极性最高的时期：生产任务民主安排，分配利润集体讨论，工人们对于生产决策和分配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我是个八级技工，这条生产线就是我说了算，别说厂长，市长来了都不好使，专业的决策就是得专业的人来做；年终奖怎么发，绩效怎么打，开大会民主讨论来，不是你领导一言堂能决定的。大家都是打工人，多少有一些社会经验，你们告诉我这种体制可能存在“没有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吗？国企中“不积极”“大锅饭”现象，恰恰出现在八十年代，我们抛弃了《鞍钢宪法》精神，转而实行“厂长责任制”——从生产分配的民主决策，变成了一把手“一言堂”。根据1980年8月下达的最高指示：“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厂长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在“厂长责任制”之下，怎么生产怎么发工资都是厂长说了算，人事任免权力全归厂长，工厂的财务和出纳分别是厂长小姑子和小舅子，看门的狗都是厂长村里的野狗，那还干个屁哦？所以我们要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公有制才变成“大锅饭”的，恰恰就是从我们放弃了鞍钢宪法、经济民主之后。其实资本主义生产是最没有积极性的，因为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被少数人无偿占有了。不然拿着鞭子监工的形象是怎么来的？不然“全景敞视”这个词是怎么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中为什么需要监工台、格子间这种全景敞视监控，就是因为生产没有积极性啊。所谓“磨洋工”这个“洋”字是怎么来的？因为中国第一批工厂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结果，那时候工人都是给洋人打工，所以在工作中的消极怠工被称为“磨洋工”现象。现在的年轻人们开始摸鱼、躺平、带薪拉屎，也是一个道理。只需要稍加点拨，他们就等理解从“鞍钢宪法”到“厂长责任制”后，那些丧失劳动积极性的无产阶级前辈了。所以这就回到了本文主题：国企就应该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但是无产阶级不能通过阶级斗争去掌握经济生产的权力，那就会滑向官僚所有制，这就是老人家晚年最担心的事情。但如果无产阶级主动放弃了阶级斗争，接受了资本家都是大善人、领导都是顾全大局的设定，那只能说“二茬苦、二茬罪”的道路是自己的选择。无产阶级除了自己解放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救世主可以指望。相关阅读：大浪淘沙十周年，最火文章大合集第二本新书正式连载完毕：《资本囚笼》全目录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转眼间我们已经相伴走过十年时光。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本平台的支持，感谢大家热情的分享、慷慨的打赏、认真的讨论，你们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在过去九年热门文章的统计中，惯例是按照

封建时代的“卖身契”，在新时代摇身一变成为“竞业协议”。“竞业协议”作为资本主义的新把戏，发明之初的目的，原本是限制高级精英职业经理人和高科技涉密行业的。我在《看不见的资本家和他们的精英代理人》这篇文章中详细讲解过：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大趋势是世袭资本家和精英职业经理人分享权力。资本主义发展至今，想成为资本家的一个必要且充分的条件是：你爹是资本家。因为阶级已经高度固化，资本主义变成了“承袭式资本主义”——这是托马斯·皮凯蒂发明的词汇，意思是如果你爹不是资本家，你大概率就是一辈子打工仔，因为当今时代已经不可能通过合法手段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了。这个现象其实中文互联网也颇有感知，比如“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拼爹年代”“赚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其实就是对这个严肃的经济学、社会学理论的感性感知。但是，伟大的“自然回归”法则决定了资本家通常会有傻儿子、傻孙子，想要让自己的财富万世传承，就必须引入外部的精英职业经理人来打理家族生意。在这种情况之下，资本家的傻儿子在尸山血海中搏杀出来的精英经理人面前毫无还手之力，新精英们往往会通过猎杀旧贵族的傻儿孙，来完成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但是，世袭资本家毕竟占有着先发优势，可以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来杜绝这一问题。所谓“竞业协议”只是其中之一，目的是为了保证精英职业经理人，不能通过为傻儿孙们打理生意而获取行业内资源，从而威胁到傻儿孙们在家所在行业的地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些精英职业经理人确实已经脱离了“无产阶级”的范畴，分享了相当一部分资本收益，那么本着权责对等的原则，稍微照顾一下资本家的傻儿子，签署这样的“竞业协议”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当前一个新趋势是，这种“竞业协议”被中国互联网垄断公司瞎鸡儿乱用了，变成了牢牢拴住劳动者的新时代“卖身契”：第一，本身“竞业协议”是限制高管、核心技术人才、涉密岗位的，因为这些人也已经足以分享了原公司的红利与资本收益，结果被我们的互联网公司滥用为全员签署，只要跳槽的行业内相关企业就不行，起不起诉你完全看原公司老爷是不是“善心大发”。第二，本身“竞业协议”的澄清期，原公司是要发钱养着这些精英们，这是精英职业经理人和资本家多年博弈后的合理结果——我不抢你既得果实，但你也要给我足够的利益。但是被中国这些互联网公司滥用，变成了“单方面占便宜”，给你的竞业期间补偿能低就低，通常都是按照基本工资打个折算。众所周知，互联网员工收入的大头在于绩效、年终奖甚至加班费，基本工资恐怕都很难维系在一线城市的生活；更有一些狗日的公司按“最低工资”算，就是各地交社保的那个基数，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么？第三，权责严重不对等。国外“竞业协议”的赔偿标准，有一个严格的比例限制，你年薪拿几百万美元，那么竞业协议就会有一个等比例膨胀。结果现在我们这些王八蛋公司一个个都狮子大开口，打工人一个月一两万的工资，就敢逼着人签几百万的竞业赔偿，反正吹牛不上税，合同吹破天也不上税，签多就是赚到。结果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劳动者离职后如果遵守竞业协议就拿一个打折的基本工资甚至最低工资，如果偷偷跳槽那就面临着上百万的赔偿。这就叫“双赢”的局面——资本家赢两次。第四，现在更有一些王八蛋公司，连竞业期间的补偿都不肯发，逼劳动者签“保密协议”而不是“竞业协议”，因为竞业期间不给工资会失效，但是“保密协议”不会，你只要辞职就不能再找同行业的工作，说就是你接触到了公司的核心“机密”，你跳槽到其他公司就是给公司造成损失。这，不是卖身契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本是资本家和精英职业经理人分享权力互相制约的“竞业协议”，被我们当今诸多公司滥用为掌控劳动者的工具，把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变成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劳动者更加不敢跳槽，资方更加为所欲为。自由资本主义的走狗们经常喜欢用“员工可以自由换工作用脚投票”来证明市场是公平公正双向选择的，现在好看了，换个工作动不动赔偿几十上百万。不签协议？那你就没工作咯。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本意是好的，但是被资本家们执行坏了。手动狗头。写到这里，一定会有蠢货跳起来叫唤：既然这个竞业协议如此不公平，那你不签不就好了么？太棒了，我就等这些狗叫唤呢。能说出这种话来的，要么就是压根没找过工作的“何不食肉糜”的少爷小姐们，要么就是资本家豢养的乏走狗。又到了理论科普时间了，简而言之这背后的深层次理论有两个：第一，上位者与下位者之间的契约，通常是不平等的，是缺乏道德性的；第二，法律越复杂、越追求程序正义，越会偏向于上位者——即权力优势方，这是一个反常识的结论，所谓“程序正义”通常不是保护弱者的，而是偏向于强者（有能力利用程序的人）。下面我会展开论述这两点话题。关于“不对等的契约是不道德的”这一理论观点，我就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为了堵住某些喜欢瞎叫唤的狗嘴，我今天讲一讲资本主义最新的价值观：当代哲学家、思想家、古典自由主义大师、社会契约论集大成者——罗尔斯，结合了康德对于自由主义道德性的哲学要求和卢梭的“大契约论”思想，对社会契约提出了道德层面的规范。为了更好地理解传统契约所具有的道德弱点，我们先从两个例子说起。假如，有一个甲方客户找我要在公众号发广告，我们谈好了价钱一万一篇，他同意了我也同意了，这就达成了一种契约。第一种情况，我在自己公众号上把广告发出来了，甲方说不好意思我们方案有变动，不需要你这个广告了，不能给你钱。这大多数人都觉得是甲方过失没错吧，毕竟我这边已经提供了劳动和服务，公众号已经产生了曝光量和广告效应，这样单方面的说我们不会付钱了，完全不讲道理对吧。第二种情况，我已经把这篇广告软文写好了，发给甲方客户确认，然后甲方说不好意思我们方案有变动不需要了。那么这种情况大家觉得谁占理呢，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写出来了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就算不能给全额的广告费也要给一定的报酬对吧？第三种情况，我还没有开始写，甲方说取消了，我说不行，我现在缺钱，你必须得发我这广告，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好了，不能浪费感情。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就觉得我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但是从上面三种情况来看，无论哪一种，无论是我占理还是甲方占理，占据主动地位的永远是甲方，因为甲方有钱啊，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情况是什么都没有，坏的情况是付出劳动打了广告还什么都没有；而对于甲方来说情况恰好相反，最好的情况是一分钱不付打了广告，最差的情况也能什么都没损失。说明在契约中我们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好，第二个例子。很多小区都有给老年人推销保健品的现象：一群人穿着白大褂，免费体检，然后告诉来体检的老年人你血里有颗粒，需要吃我们这个XX药，我们这个药还能治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一般的大爷大妈们，说实话，没有那么高的科学素养，一听理疗仪、电磁波、血液颗粒这种唬人的话，再加上还有一个自称的大学生给你煽风点火，几万块钱的废物仪器也就这买卖了。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签订契约的双方虽然是自愿的，但是信息地位是不对等的，一方是可以用各种专业术语唬人的“大学生”，一方是对自己身体状况很看重的老年人，我们从一个普通人角度出发，都很明显的会认这是不道德、不可取的。我们看上面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权力和地位不对等，第二个例子是信息不对等，这两种情况都使契约产生了道德上的困境。在我们社会中也是如此，国家、企业的管理者与普通民众、打工人，无论在权力地位上还是在所得信息上，会有更加明显的不对等情况。因此，罗尔斯指出，传统的契约具有道德局限性，而道德局限性的由来产生于权力的不平等和信息的不平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契约反而会加剧这种不平等。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地位不平等更加明显，这就不用我说了。在这一场不平等的契约与博弈中，劳动者们仅仅是饿死而已，但资本家们失去的可是宝贵的剩余价值啊！所以，对于那些张口闭口说什么“你可以不签协议”的货色，我真想问一句：你真的找过工作吗？晋惠帝说“何不食肉糜”是因为晋惠帝是个傻子、医学意义上的智商有问题，能问出“你为什么不拒绝呢”这种话的人也是医学意义上的智商问题吗？下面就要分析第二点了：法律——尤其是“程序正义”的问题，比较复杂且反直觉，我尽量通过几个例子说得简短且通俗点。在劳资矛盾中，我国执法机构最大的问题就是偏向资方。以竞业协议的问题来举例子，很多地方法院过于僵化、保守，对于新形势、新趋势一无所知，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能省事就省事，看了签了协议就按照协议来，完全不去了解背后的不平等与不公平，无脑支持资方诸如“赔偿百万”的诉求，成为了不平等的助推手。更有一类地方法院，匍匐于垄断大公司的脚下，因为这些公司能纳税、能带动GDP，被地方所倚重，所以国家机器竟然成为了资本的仆人，造就了诸多“XX必胜客”的“司法神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程序正义”下的不平等，与“契约不平等”是一致的：强者恒强，而程序正义和契约，更加强化了这种“强势”。就用“竞业协议”举例子，资方强迫劳动者签署这种协议，对资方来讲是零成本的，随随便便张口就来几百万的赔偿，法院就算不支持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但凡碰上一个“葫芦僧乱判葫芦案”，那就是赚到了，何乐而不为？我以前就反复讲过这个问题：劳动仲裁对资本家而言毫无威慑力，因为压根就不会对资本家的行为进行惩罚。就比如说，裁员的N+1补偿，很多公司都会光明正大地拖欠——你当然可以去仲裁、去起诉，权力机关也支持了你的诉求，但最终结果无非是你拿回了本应就属于你的N+1。资本家有因为他的违规违法行为而受到任何惩罚吗？没有，因为那N+1本身就是属于劳动者的钱。那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拖欠？万一再碰上一个“葫芦法官”，或者遇上被“程序正义”折腾地不厌其烦的劳动者，那遇到一个我就赚一个。互联网大企业裁员一下就成百上千个，那总能遇到相当比例的漏网之鱼，从劳动者身上各方各面榨取的利益完全可以把养法务、HR这些狗的成本cover掉，根源就在于对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毫无惩罚。对于劳动者又能怎么办呢？他们面对着的是资本家豢养的、成熟且狡猾的法务团队，人家职业就是跟你打官司的，就是专门从各种条文、合同、法律法规的字眼中抠问题，用“程序正义”的伟大手段来恶心你的。对于一个要养自己、养家、交房租、还房贷的普通无产阶级，有多少精力、时间、经济成本去跟这种职业恶犬斗呢？更不要提这些“恶犬”的主人往往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劳模……是地方的纳税大户、GDP功臣、新经济带头人，享受着本地法院量身定制的“必胜客”待遇。这就是当代版本的“我为阶下囚，君为座上宾”。我翻开《管理学原理》这本书，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什么“绩效”“科学”“效率”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剥削”！相关阅读：北漂八年，我最终还是离开了北京很多人对于90年代的评价，都加了一层失真的“美化滤镜”新年寄语：表达绝望是一种勇气第二本新书正式连载完毕：《资本囚笼》全目录

上周文章《“民粹主义”是“爱国主义”最大的敌人》，这个标题的思路，类似于《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敌人》中“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走资派是共产党人最大的敌人”的逻辑——最大的敌人出在内部。要说可恨程度而言，“外部”的敌人比如帝国主义、叛徒汉奸，那肯定是“可恨”得多。但毛主席说得好，“最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就比如假如不是苏共变修、变帝、变腐败，那怎么会被美国“和平演变”呢？那就得它去“和平演变”美国了。所以接着上一篇文章的讨论，我们把目光从“内部”逐渐转向“历史趋势”，看看这一股“民粹主义思潮”背后的经济基础、理论基础、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这就必须要明确两个概念：（进步的）左翼民族主义，（保守的）右翼民粹主义。（一）根本区别左翼民族主义的立场是反对一切剥削、一切压迫、一切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简述一下：左翼反对美国是因为美国就是当前最大的剥削者、压迫者；左翼反对日本是因为日本没有清算自己内部军国主义路线，没有偿还战争罪行，还在不断危害世界；左翼揭露犹太跨国资本的罪恶，是因为他们通过金融工具一次次地收割全世界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左翼反对乌克兰是因为二毛一直在为纳粹招魂，同理，如果大毛军阀化了，甚至法西斯化了，左翼也会反对大毛。而右翼民粹主义分子反对美国日本，是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右翼民粹的逻辑就很简单了：盎撒，邪恶种族，屠屠；犹太人，自古以来的邪恶种族，屠屠；鬼子，活该，屠屠；韩国，喜欢偷的棒子，屠屠；东南亚，没进化的猴子，屠屠；印度，肮脏的阿三，屠屠；黑人，劣等种族，屠屠；俄国，有血债的毛子，屠屠；日耳曼人，发明屠屠的父亲，理应屠屠；蒙古人，发明屠屠的爷爷，更应屠屠；中东，全是绿绿，都要屠屠；土耳其，突厥余孽，必须屠屠；老墨，毒窝，一起屠屠；拉美，有点远，不知道因为什么，总之屠屠就对了。是不是很生动形象？这就是我们当前互联网舆论生态的真实写照。这些人主打一个键盘上的慷慨激昂，反正除了我天朝上国，国家全世界其他都是劣等种族，都不配活了。这些家伙主打一个激进且没文化，甚至连盎撒属于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高加索人的区别、犹太人现在经济属性和宗教属性远大于民族属性这些基本知识都不知道，反正都屠屠就对了。如果以为右翼民粹主义仅仅“排外”，那就太天真了。因为我们见过的右翼民粹最多的样子，是美国的红脖子，天天嚷嚷驱逐穆斯林、在美墨边境修墙的那种。但是右翼民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矛头一定会对准我们内部。首先是对少数民族的敌意，更典型的是基于阶级的歧视：一线城市土著瞧不起外地打工人，东南沿海地区瞧不起内陆省份，城市人瞧不起农村人，脑力劳动者瞧不起体力劳动者……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我今年连续写了几篇文章《舆论对穷人越来越苛刻了》《是谁在污名化“人民群众”？》《谁来替穷人发声？》，就是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在反美、反汉奸、反买办的大旗之下，左翼和极右有很大的共性表现，往往会混为一谈。但是随着经济下行，新自由主义瓦解，左翼和极右必须要予以区分，最典型的就是——对穷人、对阶级地位比自己低的群体的态度。我劝大家不要太天真，不要觉得跟极右混为一谈喊打喊杀很爽，他们就再嚷嚷着屠光美国、日本、犹太人，也没一毛钱的能力；但是把矛头对准自己人、去歧视践踏低阶层群体的胆子，不但有，而且很大。极右翼保守主义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性别领域，就表现为“极端男权”和“极端女权”的对立。这些人的立场很明确：只要是男的/女的，就一定是坏东西，甚至连自己的“生物爹”“生物娘”都不例外。不仅仅是对立性别的，只要跟别的性别有点好关系，一律支持为本性别叛徒——男的叫做“龟男”，女的叫做“婚驴”。又是“龟”又是“驴”，这是把人当人吗？我把这些立场命名为——性别法西斯主义。那么左翼共产主义女权的立场是什么：在经济上，要男女平等同工共酬，要消灭工作歧视；在政治上，女性要与男性同等的投票权；在思想文化上，反对一切重男轻女的思想；同时，女性要求家务劳动、尤其是生育抚养的劳动，受到社会的认可，按照社会标准劳动力计价。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广大无产阶级男人与女人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分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父权制。这件事情投射到国际领域，也能看出左翼和极右之间的根本区别。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是否团结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无产阶级同志。比如对于黑人的问题上，现在网络舆论可以说是极端不友好。在这个领域中种族法西斯和性别法西斯还合二为一了，比如认为“黑人都是倪哥，而小仙女最喜欢跪舔倪哥”。而左翼的立场则是：黑人的落后来源于白人的奴役和压迫，他们只能生活在贫民窟、缺乏教育和基本的体面生活，曾经黑人的抗争（如黑豹党），招来的是美国统治阶级惨烈的屠杀。于是黑人的觉醒现代化进程被屠杀打断了，有种的、有见识的黑人都被杀光了，只留下幸存者在贫民窟的泥潭中一点点烂掉，变成人见人嫌的“倪哥”。再比如对日本的问题上，是否认同日本人民中有我们可团结的对象？比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了：所以国家现在的策略是对的，我们停止进口日本的海产品，就是在分化其内部，让日本的农民意识到：日本政府和东电财团的不负责任，使他们承担了巨大成本，让日本的民意去倒逼日本的官僚-财阀集团。真要我们宣传的好，策略得当，与同样对排放核污水深受其害的日本人民建立统一战线，再出几个日服枪男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左翼和极右的差别，大概跟乐观悲观主义者那半瓶水一样。右翼：日本竟然有多达50%多的民众支持排放核废水，果然是邪恶的大和民族，必须东风洗地。左翼：日本依然有接近50%的民众反对排放核废水，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团结可以争取的对象，发动他们一起去反对日本政府和东电财团，让日本的统治阶级付出代价。进一步的，这就衍伸出了一个话题：是否支持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列强”。在网络上以爱国者身份标榜自己的群体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话语“列强竟是我自己”“看到我兔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真正的左翼面对“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假设应该持什么态度呢，这就要引用一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下，让传声筒在联合国大会上代讲的的发言稿：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还有一个很根本的区别：左翼反对一切剥削与压迫者，必然包括本国家、本民族、本种群在内。而极右翼的目标，则是成为压迫者本身，要主宰其他一切“非我族类”的命运。所以在反压迫、反剥削、反帝国主义的时候，左翼竖起了左翼民族主义的大旗；在团结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被压迫者的时候，左翼竖起了国际主义的大旗。举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一个是维克多·雨果的名言：“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伟大的雨果站在正义和人文关怀的立场，直接为自己的祖国法兰西冠以“强盗”之名。另一个例子，是被裹挟到侵华战场上的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他在自杀后留下了一封遗书：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走投无路，我决定自杀。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给贵军。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二）共同敌人为什么在之前，（进步的）左翼民族主义和（保守的）极右民粹主义容易混淆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新自由主义。我们现在所处的版本，是新自由主义的版本，主流是自由主义右，以及LGBT政治正确伪左翼（本质还是右翼）。至于法西斯右、无政府主义右、封建主义右，以及共产主义左，在这个版本被自由主义右压制的死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灭世级的大危机后成功续命了？因为迭代出了新自由主义这个版本，成功的运用时间修复和空间修复去缓解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时间修复就是金融工具——靠无限借未来的前来转移现在的矛盾；空间修复就是全球化——把血汗工厂建到第三世界，把污染和危机也转嫁到第三世界，通过剪刀差价来维护资本主义主体世界的繁荣。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这篇文章中详细讲解过：我们是“资本游民”，我们是“边缘白领”，我们在一线城市生活大城市中“新无产阶级”的抗争与未来因为这个理论非常非常重要，它涉及到新自由主义最根本的构建，想要讲明白需要一篇长长长长长的文章，所以建议大家先收藏上面两篇文章，然后读完本文，再去阅读那两篇背景知识。那么资本主义通过空间修复把工厂建到了第三世界，成功地节省了巨量的人力成本那么本国的工人怎么办呢？当然是作为失业者、流浪汉被人嫌弃啦。比如说，英国著名吸尘器（和吹风机）生产商戴森公司在2002年关闭了它所有位于英国本土的工厂和车间，并把生产地迁入了马来西亚。这很明显是出于更低生产成本的考虑，虽然英国政府对于戴森迁厂一事提出了明确的反对，但无济于事。政府只能对戴森厂大量的失业工人进行失业补助和再培训，这就相当于用英国纳税人的钱，为跨国企业追逐更高利润而擦屁股。时间修复就是金融化，空间修复就是全球化，在这段进程中谁发财了呢？国际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那么谁是代价呢？简而言之，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左翼民族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分子是合流的，因为他们都是全球化中的“失语者”，都是被国际资本的“驱离者”。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当年的基本盘，包括了大量“铁锈带”的工人阶级——因为产业都被转移出去了，他们的诉求也非常“共产主义特色”。比如当年特朗普竞选时的一个宣传视频：“全世界可怜虫，联合起来（Deplorables

最近关于所谓“新婚姻法”的讨论相当搞笑，无论是男性群体还是女性群体，都高调宣称“新婚姻法”中“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首先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新婚姻法”，是人大和最高法出台了针对民法典等一系列法律法条的最新司法解释，而与婚姻相关的内容，因为应和了当下“男女对立”的主流版本，而获得了广泛关注。要不我提供一个审视角度：“有产”的优势扩大了，“无产”更加不利了。简而言之，由婚姻确认的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法权」加强了。换句话说，未来的婚姻中，“门当户对”的阶级要素将会成为首要因素，婚姻最为一条上升通道被彻底封死。狭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确认与巩固，客观要求了婚姻中“有产者”必然去寻找条件匹配的“有产者”，而“无产者”则丧失了其在婚恋市场几乎全部的价值。当然，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它更加明确了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婚姻制度不是爱情的见证，婚姻制度是私有财产的证明。这是阶级社会中婚姻制度的本质。这能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们思考：我们究竟需要的是爱情，还是一种合作过日子下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见证。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并不是“新婚姻法”造成了有利于有产、不利于无产的局面，而是阶级固化的客观现实已经在全面加剧，新法律法规不过是确认了这一种客观现实。（一）马克思主义婚姻观

最近两篇文章《99%的人没有真正看懂》《“为什么我年年‘先进’，但是下岗/被裁员的那个人是我？”》从《年会不能停》《漫长的季节》《暴雪将至》等“下岗工人题材”的影视作品入手，探讨了“大锅饭”“绩效考核”“先进工作者”“HR现象”等当前非常典型的问题，今天再帮大家回忆个半年前曾经引爆舆论的事情：“CETC群聊”事件——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内容。首先说明一下，正好是去年这个时间，刷遍全网的聊天记录是伪造的内容，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用假的做真的就是不对的：如果你是真的，那么大家疯狂转发，就含有着为你伸张正义的成分在。如果你声明虚构，大家也未必不能接受，像《年会不能停》就是虚构作品，但是虚构中包含了大量提炼于现实社会的真实问题，所以大家反而会夸你编的好，编出了我们的心声。所以真的假的不妨碍我们讨论问题，但首先你得诚实。所以说，虽然这个引发了打工人普遍共鸣的新闻，很快因为被证明聊天记录系当事人伪造，相关讨论马上偃旗息鼓。但是这件事情依然有讨论的价值——能够引发普遍讨论，就说明引发了普遍情绪。还是那句话，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所以我给聊天记录打了一个“伪造”的水印，以免继续误导大家。之所以展开讨论，也是上文中所说，虚构的东西并不代表就没有讨论的意义了，很多虚构的小说、电影我们都在认真分析、讨论，因为它们有共性，它能反映出普遍问题。具体到这个编造的“CETC群聊”聊天记录，带头喷人的那位大哥喷出了广大“打工人”们的普遍心声。我简单给大家捋一捋即便是编造的故事中，也反映出的“共性”问题都有哪些——1、强制加班、无偿加班。2、管理者欺软怕硬，欺负老实人、老实员工，工作分配严重不合理——管理层吃香喝辣，老油条上下其手，老实人把所有工作扛在肩上，但最后一无所有。3、管理层关系户问题，尸位素餐，能力差。4、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闹的话就死命压榨，一闹起来就先装怂，事后肯定穿小鞋。5、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矛盾。或者称之为“资本家狗腿子”与“干活人”之间的矛盾。讲道理，这些聊天记录即便是编造的，编得也挺有水平，也具有普遍性，也难怪能够广泛传播。上学的时候读《小职员之死》，没有社会经验的我们可能对于契诃夫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嘲笑、讽刺的态度，嘲笑他对于上级的谄媚，嘲笑他畏首畏尾杞人忧天：“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了，他傻笑一下，开始望着舞台。他看着演出，但已不感到幸福。他开始惶惶不安起来。幕间休息时，他走到布里扎洛夫跟前，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终于克制住胆怯心情……”但是我们工作了之后，面对层次分明的科层制体制，面对形形色色的上级和绩效考核制度，面对35岁裁员和房贷断供的风险，我们又能比这个小公务员豁达几分呢？我们如何能对这样跟自身命运切实相关的事情说一句“不在乎”呢？这真就是“穿越时代的共情”啊！。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跟一位朋友一起看的《年会不能停》，剧中大鹏反复提及“我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所以调到了总公司”。这位朋友比较年轻，这又是一个关键剧情，于是小声问我：啥叫先进啊？我告诉他：年年KPI拿outstanding。他“噢”了一声，终于对齐了自己工作经验的颗粒度。但因为看电影的时候不能说太多，所以我只能简单提一句，这个类比非常不严谨的：当代“绩效考核”制度其实是剥削的一部分，是分化无产阶级以及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劳动重要手段，跟当年的“评选先进”不能相提并论。从这个情节也可以看出，大鹏饰演的是98年的集体制企业工人。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99%的人没有真正看懂》中所分析的：整部电影是一部大型“杂耍蒙太奇”，融合了1998大下岗和2023大裁员的各种元素。比如下岗工人围攻厂长、下岗工人摆地摊等元素，其实是出现在1998年的景象——而“评选先进工作者”这一个关键因素，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所以需要专门来写一篇文章讲清楚。在许多下岗工人题材的作品中，“先进/劳模”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比如《漫长的季节》中，王响师傅就是受人尊敬的“机务段先进工作者”，而且他也喜欢强调自己“年年先进”，发自内心地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自豪。再比如同样是以连环杀人案为“表”、以大下岗为“里”的优秀作品作品《暴雪将至》中，故事的一条暗线就是段奕宏饰演的下岗工人，在寻找自己“先进工作者”的认同。因为大家都看过《漫长的季节》，所以就不再复述其中情节；而《暴雪将至》相对冷门，这里简单说两句：电影中对于时代悲剧的展示有很多，比如一位下岗工人禁不起老婆的嘲讽，一怒之下杀了她，而他们的孩子才上小学——这已经算是现有影视作品中，对于下岗惨剧比较赤裸裸的展示了，虽然还是展示得比较隐晦，但也不得不如此了。我们看段奕宏饰演的主人公余国伟，虽然有一些“轴”，但是工作能力有——工友们说贼从他眼皮子底下一过，就会被看出来，也确实展示了他怎样破获物资盗窃案的；工作态度有——积极参与连环杀人案的侦破，几次身处险境，我努力工作想多拿点年终奖，人家努力参与不属于自己的工作是想进步，从动机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工作道德有——他徒弟临死前说了，工厂里上上下下的人都拿了钱，对物资盗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余国伟蒙在鼓里，因为知道他肯定不会收这个钱。像这样工作能力、态度、职业样样都齐全的人，却下岗了。这就是下岗题材作品喜欢强调“先进工作者”的原因——突出对比与反差。《暴雪将至》下岗那一段戏拍得特别好，非常有感觉，先是一个教科书式的空镜头展示出压抑的天气和环境，然后工厂大门紧闭，数百工人站在大门口，工厂领导开始点名，点到一个进来一个，然后大门上锁，告诉大家以后不要来厂子里了，生活用品会派人送出来。余国伟回到工厂，说自己是这里的劳模，老工人否定了他的说法，说一来保卫科不出效益，从来没评过劳模；二来97年下岗前夕人心惶惶，没人有心思评劳模。这似乎在暗示，主人公的“先进”是一个梦，然而电影中确确实实有一个镜头展示：女伴燕子翻出了主人公的先进工作者证明。或许可能是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已经被模糊了，或许就连当事人，也不敢确定那一段记忆究竟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被扭曲了。王响和余国伟当家做主的日子，就像一场梦啊！在众多下岗工人题材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都出现了“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的桥段，说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值得好好分析。我将从三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第一，社会主义的“荣誉激励”。我的父辈、祖辈，非常非常看重来自组织的荣誉，像什么劳动模范、先进个人、优秀党员、新长征路上红旗手之类的奖状攒了一抽屉，我现在回家就能翻得到，保存得好好的。不一定发钱才是一种正反馈（反正整个社会大家都怎么没钱），公有制前提下来自荣誉的激励，对劳动者同样能提供很大的正向作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前有一个雕像，不是什么达官贵人、政商要员、明星偶像，而是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劳动者——张秉贵：“张秉贵11岁时便到纺织厂当了童工，17岁到北京一家杂货店当学徒。旧社会的苦难经历，让张秉贵不堪回首……他从1955年11月到百货大楼站柜台，30多年的时间接待顾客近400万人次，没有跟顾客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没有怠慢过任何一个人。北京百货大楼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大，加之物资相对匮乏，顾客通常要排长队。张秉贵便下决心苦练售货技术和心算法，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技艺……”虽然那个年代的宣传包装确实有一些用力过猛的毛病在，但是像这样在全国商业中心地标建筑前，为一个普通的基层售货员立雕像，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做得到，这对于劳动者也是无上的荣耀与激励。所以，我在讲当今医生、教师等一系列问题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些“荣誉性职业”的核心矛盾在于——用社会主义的“荣誉激励”要求医生、教师、科研工作者无私奉献，又以市场经济下“经济激励”去评判他们的工作结果，不产生矛盾才怪呢。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一点：这个世界不仅仅是“市场经济”一种规范模式，“市场经济”原则也从来不是“天经地义”的。就像去年五一淄博大火，当地政府出面限制酒店涨价，然后包括南方系、财新网、新京报等一众媒体，还有各路公知都嚎叫了起来：政府干预市场调节啦！过节人多凭什么不许涨价啊！不要听那些“市场原教旨神教”的信徒们瞎BB，什么口罩要涨价，退烧药要涨价，啥啥问题只要价格调整就能解决。市场经济要真那么万能，那资本主义早期平均十年就来一次的经济危机是咋回事？我现在看见“市场神教论”和“涨价神教论”的观点就烦，何不食肉糜说的就是这些人。假设大家跟随着良好的口碑与名誉去了淄博，面临的是涨价赶上风景名胜区的局面，那淄博跟那些真·风景名胜区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为什么要独独来你这个地方呢？是烧烤没地方吃吗？还是我喜欢看人？所以淄博厉害，他们这次不涨价，以后就会有回头客，人家做的是长久生意，是细水长流。不像有些“尊重市场规律”的景区，在一片“来都来了”的无奈之声中，断绝了所有“回头客”的可能。第二，“绩效考核”是分化无产阶级的重要手段。为什么我开头说“绩效考核”与“先进工作者”是看似有一些相类似的元素，但其实是南辕北辙——因为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荣誉激励，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段。在《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隐藏在“管理学”的诸多理论背后》这篇文章中，我详细介绍过所谓“科学管理”的真面目：当代众多有良知的学者认为，主流管理学过于强调效率、控制和监视，忽略了劳动者的主观体验，就是实实在在的“把人当成了工具”；同时，主流管理学背后的，永远无法掩盖“剥削”二字，甚至于管理学的诸多理论就是在研究“怎样更好地剥削劳动者”。所有管理学的出发点永远是工厂、企业和管理层，从来没有以普通劳动者视角为出发的研究。于是，一个管理学的新流派——“批判管理学”诞生了，它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以批判当代管理学披着“科学管理”之表，而行剥削劳动者之实的诸多理论，撕开了资本家虚伪的面皮。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资本家和企业的管理者们，是需要通过管理学，树立自己的精神权威；他们进行管理实践、领导组织、进行变革，都需要“管理学”的理论来背书；是为了更好的对劳动者进行精神奴役——你看，这可是专家的理论哦。某种程度上讲，管理学的理论就是当代“资本宗教”的《圣经》。哈贝马斯说：“管理者们把自己的特权隐藏在了高级知识这一名词的背后”，可以说是非常言简意赅、直至核心了。这里帮大家回忆一条五年前的新闻：2019年11月23日，网易前员工发表文章《网易裁员，让保安把身患绝症的我赶出公司。我在网易亲身经历的噩梦！》，一时间舆论掀起轩然大波。这一件事情的要素过多，可以探讨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只就一点讨论。

《年会不能停》看似讲的是2023年大裁员，其实讲的是1998年大下岗。整部电影就是一部宏大的时代蒙太奇，让一个事实上在98年就丢掉工作的体力劳动者，“穿越”到2023年参与了新一代脑力劳动者的大裁员。亦真亦假，亦史亦现。比如（下岗）工人围攻厂长的景象，大家猜是发生在1998还是2023？再比如下岗工人摆摊的戏份，我相信90后们小时候都会或多或少有些记忆，因为很多下岗工人的工资、遣散费，都是用工厂生产的产品抵押的。我们小时候的记忆中，很可能还包括城管暴力驱散这些摆摊者。最大的证据就是，众合标准配件厂是生产螺丝之类的金属工业品，为啥这些工人摆摊卖的是日用品百货呢？因为这就是一场巨大的“蒙太奇”，时间空间是交织错乱的。再比如这种大胆而直接的镜头语言，对比度呼之欲出，如果这也看不出导演想表达的思想，实在是亏待了这部作品。电影开头第一幕就是1998年年会，众所周知98年就是大下岗的年份，这其实就是电影主创在开头给大家提了个醒。电影天台那场戏外包小姑娘说：“那些把公司搞垮的人，还能踏踏实实过日子，你甘心吗”，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那些把国企搞垮的人，一转身就私有化大富大贵，然后你下岗了，你甘心吗”。如果在2023的语境下，公司搞垮了关打工人屁事？我为什么不甘心？我甚至还喜闻乐见幸灾乐祸呢，不就是换个工作么？一刻都来不及为前公司悲伤，赶到战场的是下一份工作的offer。所以电影里一切看着别扭的内容，都要带入到1998的语境下就合理了大家看电影的时候一定会感受到这种违和感：就是一个非常现金现代化的，有着自助餐厅、游泳池、健身房、按摩间的当代互联网公司，一定要带一个8/90年代风格的第二产业工厂？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就算是以这个工厂为基础一路发展过来，原来的人事关系和厂房设施也绝不可能保留的这么完整。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是一场“时代蒙太奇”，主人公坐车去省城，其实是一次“时空穿越之旅”，两次裁员潮被艺术表现手法连接了起来。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电影里所有的违和感都说得通了。“厂子是我一辈子的青春和骄傲”，这种话只有在当年那种把集体企业当家的无产阶级主人翁才会说出来，要是用现在互联网垄断企业裁员的视角来看，这就显得过于煽情和不知所谓了。所以电影安排这种情节的目的，是在强调当年下岗工人对于厂子的情感，是要让大家感受一下历史。还有其他一些“时代痕迹”，比如用黑社会绑架的手段对付“刺头”工人，在2023年的治安环境和遍地都是摄像头的现状下，大家看了肯定会觉得这是人工强行制造矛盾。但是，一旦带入到1998的历史之下，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动用黑白两道的力量，打压不心甘情愿下岗的工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手段。我建议大家可以问问父母，98年前后有没有“莫名其妙失踪的刺头工人”这些城市奇闻轶事，你一定会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电影里最关键的一条主线，也就是徐总所谓的“一盘大棋”，如果站在2023的视角下，你会发现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实践上都非常扯淡，一个副总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疯狂微操就为了“路线分歧”，关你屁事啊？公司是董事长人家的。但是在1998的语境下，一切都明了了：徐总就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蛀虫，通过各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掏空国企/集体企业，就是跟徐总一模一样的操作，最后光明正大地说——效益不好了啊，所以我们要下岗、我们要私有化，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知名民营企业家”，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这样完成了——这样看动机和逻辑是不是就完全捋顺了？再次强调：徐总掏空标准配件厂的手段，就是90年代蛀虫们惯用的普遍手段，电影是在给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人们，科普一下那些人的手段。只是电影里没有明说，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当年太多集体企业，就是被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掏空的，下岗工人只是这些蛀虫的牺牲品。98年的蛀虫，其实就是23年的权贵。所以电影中不只有大鹏一个人物是“时代蒙太奇”，徐总是反面的另一个。对于当年用“大局”PUA下岗工人的现象，比如“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电影中也给出了迟到二十五年的隔空反击——假如没有这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那么《年会不能停》就是一部非常俗套的作品——最后靠“青天大老爷”董事长机械降神解决矛盾，简直就是“清官戏”的职场翻版。不管是民间故事还是当代影视，我们看到过很多这种套路了：皇帝被奸臣蒙蔽了，但是皇帝是慈祥的、是爱民的，只不过年纪大了眼花了，所以把权力交给了奸臣。然后九品芝麻官或者正直的小御史，顶着重重困难揭发了奸臣的罪行，最后在御前皇帝看到了奸臣的真面目，天降正义。西方故事里这种套路也很多啊：慈祥善良的“创世神”睡着了，于是他的儿子或者弟弟化为邪神危害人间。勇者一路斩杀了邪神布置下的各种怪物，找到了传说中的神器，唤醒了创世神，把邪神房放逐到了地狱……然而有了这一场划时代的蒙太奇，《年会不能停》瞬间就跻身到“神作”的行列。然而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联想到98年的大下岗，毕竟观众群体也不同了，所以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转折生硬、煽情尴尬、强行制造矛盾等等。不过在这样的前提下，《年会不能停》依然收获了巨大好评，说明它2023年的部分拍得也很好，也表达出了广大无产阶级的心声。今天本文就是要戳破最后一点窗户纸——把1998和2023对其颗粒度，让表面看似很别扭的内容，都变成了“神作”的必要元素。值得一提的是，“蒙太奇”这项电影艺术创作手法，就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紧密相连的。1923年，苏联最伟大的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在《左翼文艺战线》杂志上发表论文《

毫无疑问，首先《三体》是一部科幻小说，其核心元素是科学幻想；但是《三体》被津津乐道的，不太多是“理科”的元素，反而是“黑暗森林”体系这些社科类元素。这就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很多都是我们现实社会的投射。就比如《三体》中预言了人类的普遍“圣母化”现象，其实是西方愈演愈烈的白左式政治正确为参考的；再比如语言发展的规律，两性差异逐渐减少，和平年代男性女性化装扮的潮流，都是作者仔细考量了现实社会的发展规律得出的结论。

邯郸三名初中生残忍杀害同学的案子，上一篇文章已经分析过了，今天再谈一谈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简而言之，这个“最大的误区”是：我们保护未成年人，是要保护绝大多数最普遍的未成年人，而不是“保护”群体中极少数违法犯罪分子。就像我以前文章中吐槽过很多次的“两少一宽”：当年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少捕少杀，一律从宽”这是维护民族团结吗？这是破坏民族团结。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当然是必须的，但是我们“统战”的应该是最广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同胞，“统战”个犯罪分子干屁啊？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安分守法想好好过日子的绝对有99%以上，凭什么不维护99%的利益要，却对那1%一律从宽？少数民族自己都不满意啊，本身他们生活就有聚居的特性，结果我们这边犯罪分子“从宽”了，破坏的是我们民族聚居区的治安，反而把大多数想好好过日子的普通人推向了对立面。这种现象有一个概念性定义——“尾巴主义”。尾巴主义是一种落后的思想主义，指放弃进步，无条件迎合落后分子的错误意见的思想和行为。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将“尾巴主义”与命令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一起斥为脱离群众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