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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题家的悲歌

赵皓阳 大浪淘沙
2024-09-06

(前言)

又到了一年一度高考的时候,千千万万做题家们将要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挑战。然而这样的挑战仅仅是一个开始,做题家们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还必将面临无数问题,其中我认为有两个最为至关重要的:

第一,如何看待社会中的不公平,如何看待越来越固化的阶级,如何看待自己人生所能触及的“天花板”越来越低?

高考的形式确实是公平的,但是这种“公平”却掩盖了很多东西——比如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做题家在进入社会后,必将面对无数个“子彬公大家族”,“做题家”在他们眼中跟自己不是一个物种的,但偏偏社会规则由这些人掌控。生长在“高考公平”的粉红色泡沫中的做题家们,如何去面对社会最本质中的不平等、不公平?


第二,“做题家”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成为“人上人”,还是去为建造一个“没有人上人”的新未来而努力?

这其实是第一个问题的衍伸,在我们的做题家生涯中,这种声音贯穿着始终:“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从这句话衍生出了一些“变种”,背离了其初衷,可简单概括为“读书是为了成为人上人”。这种趋势是可怕的,也确确实实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不少人。


面对这两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可能不同。答案不同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压根就没去思考过这两个问题。这就是我写本文的目的——把这两个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一讲,最后再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做的”。

本文共计25808字,分为五部分:

一、价值观的崩塌

二、路“越走越窄”

三、生理与心理的缺陷

四、卑微的“人上人”之路

五、毛主席会怎么办?

(一)价值观的崩塌

由于科举制度的历史以及应试教育的现实,做题家之路拥有至高无上的正义性,被认为是“正途”。同时,因为我们经历过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前现代那些贵族、江湖大哥们统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还因为我国完成工业化历史进程的时间还很短,基本没有形成普遍的后现代氛围。“做题家”道路以及围绕做题家所形成的价值观,绝对是当前社会主流认可的价值观。
 
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做题家们是“主流”但并不“主导”——这就是诸多做题家们进入社会后“破防”的根源。“破防”用专业一点的话叫做“价值观崩塌”,做题家们的种种困境,根源就来源于与社会某种程度上的不自洽,即社会规则并不是“做题”规则。本文就先简要地从主观认知角度,来诠释“做题家们的悲歌”这一话题。
 
绝大多数当代中国人都走的是“应试教育之路”,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会走到高考这条路,但是大多数人的思维是被“高考法则”所规训的,即最理性的分数衡量体制。
 

我在之前很多文章里面分析过高考制度的问题,指出高考是目前“最不坏”的人才选拔制度。诚然,以冷冰冰的“唯分数论”应试教育,确实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在现阶段这就是最符合国情的制度。

素质教育当然好,我们学生自己也想全方位发展,但在目前贫富分化、阶级固化的大背景下,贸然改变“冷冰冰”的高考制度,只会给特权阶级开无数的后门。曾经的校长推荐制、自主招生、航模加分等制度,肉见可见地带来多少不平等因素。

素质教育当然好,但是一个核酸检测和发放物资都能被既得利益团体玩出花样来,焉知这个口子一开,以后大学会不会通过马术或高尔夫选拔人才了。当年每次所谓的“素质教育改革”,每次都有一群傻X借“素质教育”的名头把什么航模、马术、高尔夫塞进人才选拔里,人民都有ptsd了。
 
言归正传,这个世界是辩证的,高考制度固然是最符合当前国情的,但并不代表它没有问题。高考制度就是不完美的,以直辖市为代表的地区,在考试和招生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优惠政策”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当然,这不是本文所探讨的重点,本文想探讨高考体制或者说应试教育的“唯分数论”带给做题家们一生的思维枷锁。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给予了“做题家”们足够的舆论宽容度,譬如高考前后高考生的问题就是头等大事,高考期间汽车不鸣笛,交警为考生开路,警察给忘带准考证的考生专门去送……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唱这首歌:

小么小儿郎 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 只怕先生骂我懒哟 没有学问那无颜见爹娘
 
这是我爷爷小时候唱的歌,教会了我爸,我爸又教会了我,这就是做题家精神的代代传承成。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学问就无颜见爹娘”?因为多少年来“做题”就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所以做题家们必须要相信这条道路,不容置疑这条道路,否则自己就不能自洽,走得就没有那么有信心了。


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老师和家长们一定都给我们灌输过这种理念: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这就是应试教育的核心价值观,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石,也是支撑千千万万学子起早贪黑的信念支柱。应试教育顾名思义,培养的不是全方位的素质,而是“应试”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可以通过重复性的、高强度的训练不断提升的。通俗点讲就是你只要不断“做题”就是会有回报的,所以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反复地做题,没日没夜地做题,把自己的未来和人生寄托在做题上,这就是“做题家”这个名称的来源。
 
所以做题家们把“做题模式”带入到整个社会的运行模式之中,认为社会的反馈机制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于是对于社会的认知会产生种种偏差,借用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我把这种偏差称之为“公正世界假设”:世界是公正的,我努力了我就应该有一个好结果,我做题做得好我就应该成功;有些人不好好做题,那么他就不应该成功、挣大钱、生活幸福。
 
当然,大多数人的思维不会有这么极端,但是“公正世界假设”这个理念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每一个做题家;或者从反面来说,但凡你不相信“公正世界假设”、不相信这个世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你也不会走上做题家之路。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并不是做题家所信仰的那种“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回报”,这就是做题家们在社会中注定痛苦的根源。
 
每个做题家们都要经历几次世界观的崩塌,每个人崩塌的契机有所不同。我随意简单举几个例子,比如近二十年来,拆迁创造了无数“财富神话”。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我在以前文章中分析过很多,普通人六个钱包供养一套房,还要贷款几十年透支未来,背后是土地财政、地产资本、金融资本在大快朵颐。但是普通人的视野看不到背后的土地财政和资本,却能看到一个个拆迁户神话——我十数年的寒窗苦读,最后还要靠透支父母的积蓄与自己的未来去供养房子,而有些人竟然躺着收租就可以了?
 

而且拆迁造就的财富神话不是小范围的个例,而是普遍全社会的现象。如果有隔壁老王中了彩票,做题家们基本不会心理不平衡,因为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但是拆迁致富就不一样了,这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鲜明特色,每个人身边都直接接触到或多或少这样财富神话的故事。于是做题家们的信仰就崩塌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楼下墙上画个“拆”?上一次类似的信仰崩塌,还要追溯到“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候。
 
但人家卖茶叶蛋怎么说也算是勤劳致富吧,拆迁户的巨额财富仿佛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就是因为自己运气好生了一个好地方。当然,这里不是在对拆迁户进行道德批判,房价问题怎么算也算不到他们头上,时代红利人人都可以吃。这里主要是讲做题家们“公正世界假设”的崩塌,说好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呢?我得耕耘多久才买得起房呢?——终于被社会真相教做人了。
 
有些做题家可能崩塌的比较早一些。比如我,就是在高中学习过程中做高考真题的时候发现——北京卷怎么这么鸡儿简单?我相信每个高考大省的考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老师会劝你平时不要做北京高考真题,因为过于简单会影响自己的判断;最好在高考前三天做一做,可以提升自己的信心。

然后我还发现,年级里某几个排名倒数的同学,因为家境关系成为了“高考移民”去北京参加高考,结果在河北上个二本都困难的他们,纷纷考上了985名校。这些话题在同届同学中发酵,让大家震惊和痛苦于自己引以为生命支柱的高考制度,竟然也有这样不公平,所以世界观又一次崩塌了。
 

再举一个例子,大概前年的时候,西电毕业生购买毕业设计的事情让大家关注很多,有细心的网友顺藤摸瓜,发现了西电今年的大力宣传的“情侣学霸”双双保研上交新闻。眼尖的网友们指出,这两位情侣的简历中双双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而我们都知道,国家励志奖学金是给家境贫寒、成绩优异的学子们的。
 
而通过这对情侣自己公开发表的社交网络内容,他们的生活可远远不止“家境贫寒”。比如使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比如一万六一件的奢侈品连衣裙,数千元的衣服更是比比皆是——
 

迪士尼网红玩偶——
 

定期在社交网络晒的写真照——
 

微博所展示的生活与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要求的“家境困难、生活简朴”毫无关系——
 

这可以说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见过条件比我好很多的“贫困生”。但这其实对于刚刚成年、还没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无异于又又又是一次世界观的崩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骗人的,在评奖、评优、奖学金、保研中,有多少暗箱操作冲击着做题家们脆弱的小心脏。

还有前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易烊千玺考编事件,本来那事刚刚被安倍遇刺的热度所冲淡,结果又被《中国新闻周刊》一篇骑脸嘲讽“小镇做题家”的文章把热度给拉回来了。我估计“子彬公大家族”都很崩溃:“安倍死之前你们骂我,安倍死之后你们还骂我,那安倍不是白死了吗!”

 
我曾经强烈怀疑《中国新闻周刊》这位杨时旸主任是高级黑,或者是个“加速主义者”,要么绝对是易烊千玺对家埋的暗桩,故意在这个时候趁他病、要他命的。没杨主任这篇文章,易烊千玺这事一直“就事论事”于考编透明性和公平正义的问题,但是有了杨主任这篇文章,让易烊千玺和做题家彻底“逆向cp”锁死了,以后提做题家必有他当反面典型,但凡有“做题家”身份认同的广大青年,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了。

我本来以为这个杨主任是个深明大义的暗桩,打入敌人内部再施以“加速”的催化剂;结果网上扒出来杨主任老早以前就写过很多吹该明星演技的文章,这样来看这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愚蠢与傲慢了。这同样是好事啊,就像马云叫嚣“996是福报”一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清特权阶级的傲慢与愚蠢。


无论是怎样的出身,都不应该成为嘲讽的对象。我们的祖辈多是农民,父辈多是工人,我们多是通过高考这条路走来的,这是社会客观大环境决定的,并不是成为农民、工人、做题家,就应该有什么道德或其他层面可指责的地方。中国人民任劳任怨,无论是血汗工厂还是996,只要能给自己、给家庭一个更好的未来,都心甘情愿为之拼搏,“做题家”之路的选择,是绝大多数人的命中注定。

中国人民是最吃苦耐劳、勤勤恳恳的群体,从外卖小哥到程序员,从农民工到基层公务员,只要给他们的生活一点希望,无一不是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相反,官僚、垄断巨头、资本家、媒体人们则往往表现的贪婪而短视,亦或是“何不食肉糜”式的愚蠢。我们国家有着最好最朴实的无产阶级,也有着最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者,以及最会装糊涂的师爷们。

无论是“做题家”还是“打工人”,都是无产者们“自嘲”的一种现象,是对如铁一般难以改变的客观现实,以及过于卑微渺小的个人这种强烈对比下的无奈叹息。然而某些某些利益集团,他们不但吃得好,还要吧唧嘴。还记得当年流量明星们是怎样蹭“打工人”这个热点的吗?买营销号说自己是“接地气、打工人”,结果被扒出来穿着三万一件的奢侈品大衣。


很有趣的是,流量明星装一装“打工人”甚至还能骗到傻子,但是他们装“做题家”可是傻子都骗不到,但凡脑容量比小白鼠大的人,就不会相信那群家伙会“做题”,犹记得一期综艺上一个流量解了二元一次方程,结果就被吹为“学霸”。所以当特权阶级试图融入广大人民之中而被暴打之后,他们就开始污名化人民的集体认同。

从根本上讲,《中国新闻周刊》还有《中国青年报》批评做题家的诸多文章,就是特权阶级耳目喉舌对广大无产者的PUA行为:通过巧妙的语言设置,暗中灌输出“做题家”就是低人一等的等级制思想,意图让“出身的原罪”成为绑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新枷锁,让他们拼搏努力奋斗的路径成为笑话,彻底放弃对世界公平与正义的诉求,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完美供料。


再举一个例子,这两年丁真的大火绝对是一个热点社会议题。我对丁真个人没有什么成见,丁真对于理塘藏区来说简直就是天降紫微星,对于家乡扶贫、旅游业带动产生了实打实的正面影响,跟那些签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的流量明星们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我家乡要是能出个丁真,做梦都能笑醒,我天天给他宣传。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丁真现象”是一个个例,一个社交网络的多重巧合引发的舆论热潮,基本上相当于中彩票。流量明星界都有一句俗语:“小火靠捧,大火靠命”。丁真现象完完全全就是“靠命”,是根本不可复制的。但是现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不想着踏踏实实做扶贫、旅游开发的工作了,天天想着复制一个丁真,专门安排一个干部占用相当多的时间,就干拍短视频这件事。我在那篇文章中也说过,跟当地领导聊天,张口闭口就是再出一个丁真;而且他们还瞧不起李子柒,说李子柒四川人结果建厂在广西,没有带动家乡经济。当时我心里想的是:李子柒都看不上,这么没B数的吗?
 
这就是典型的“路径依赖”,比如王冰冰火了之后,新华社、人日这些媒体,推出了各种漂亮小姐姐主持节目、入驻B站,试图走央视的捷径。理塘出了一个丁真,全国各地无数地区都在找本地的俊男靓女拿来炒作,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每个县都试图推出一些网红,这些被网友们戏称为“丁真宇宙”。
 

所以官方的态度和媒体的态度,是刺激做题家们敏感神经的关键。就像现在有人不喜欢谷爱凌铺天盖地的消息,当年丁真“霸占”社交网络的时候,肯定也招致了类似的反感。当然,确实有一些恶臭的人天生见不得别人好,但是也不能否认很多人对于丁真的态度是这样的:“这小伙挺帅,比内娱选修的歪瓜裂枣强多了——怎么还是他——怎么又看到他了——怎么哪哪都是他——扎不多德了”……
 
更何况,还有一些人和媒体善于利用火热的话题来“蹭热度”“借题发挥”“捧一踩一”,最典型的就是中青报这篇《“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就是通篇放屁,恶臭不堪。跟当年人日“感谢贫穷”的著名暴论有的一拼。

做题家现象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整个社会上升通道狭窄,阶级晋升固化,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们除了做题、除了高考,还有什么机会?从小上马术课、学高尔夫、玩航模中高考加分倒是培养不出做题家,但我们配吗?

 
这就好比现在996风气严重,有一个不用加班但机缘巧合升职加薪的人火了,就有臭屁媒体发文批评:现在年轻人加班思维严重,又不懂得爱惜身体,活该不能升职加薪啊。所以说我们这些媒体啊,人民日报说感谢贫穷,工人日报采访方方,妇女报吹鼓离婚冷静期,中国青年报嘲讽青年人“做题家思维”。般配,般配。
 
做题家们不是嫉妒,是委屈、是疑惑、是不甘,更是一种潜意识中的恐慌:你们官方和主流媒体天天吹捧丁真和谷爱凌干什么,是整个社会风气变了吗?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少努力多少回报”的价值观被抛弃了吗?所以你们只认丁真谷爱凌,不认我们这些一步一个脚印辛苦生活的人们了吗?于是做题家们的信仰又双叒叕崩塌了……
 
这种恐慌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做题家们不怕苦不怕累,就怕自己赖以为生的“公正世界假设”受到挑战,所以即便真实社会不是这样的,我们做题家们也要竭力维持这个样子。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之前富二代们玩人设,都要宣传自己“努力”“不拼爹”,最典型比如王思聪——

 
再比如这个通稿,笑死我简直,宣传的通稿是“80后销售到上市公司老总”——

 
幸亏现在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检索太便利了,随便一搜就发现了,人家是“继承王位”了。
 

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直接摊牌了,也不再做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品德好素质高”之类的宣传了,马云就直接说了:“你就认了,谁让我老子就是这个,这就是运气”这已经是放弃洗脑做题家了。

 
资本家们的乏走狗也公然骑脸输出——你寒窗十年凭什么胜过人家三代积累?
 

主流媒体继续骑脸输出:“认命”可以,“躺平”不行。


所以做题家们的世界观又双叒叕叕叕叕崩塌了……于是有些就开始摆烂、躺平、不结婚不生子,作为对这个固化社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做题家们的信仰确实要经历过几次崩塌,但是做题家所坚守的从来就是错的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少努力多少回报,这是不是符合人类总体价值观的公序良俗呢?亦或是有人不劳而获、家境优渥、机缘巧合而获取的成功更值得赞美?那么我们不难得出两种可能性:1、做题家们的坚守错了;2、这个社会并非处在理想态。
 
选择了相信第一种的做题家,可能会变成市侩,变成投机取巧钻营之徒;亦或是自暴自弃,开躺开摆,得过且过。选择了想相信第二种的做题家,有可能会痛苦与迷茫,也有可能会走上一条改造社会的道路——让不理想的社会变成理想态。这就是从“做题家的悲歌”到“做题家的觉醒”。


(二)路“越走越窄”

在我上高中那时候,公务员是最炙手可热的行业——我这个“炙手可热”的成语没有用错,就是本意。犹记得那时候复习高考政治需要看很多时事新闻,看到的全是“考公人数”突破历史新高的行业。原因很简单,社会普遍认为公务员行业“炙手可热”、地位高、油水大。

然而风云突变,就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基本没什么人议论考公的事情了。那时候因为中央反腐雷霆手段,八项规定全面执行。大多数人都觉得公务员没有了“灰色收入”,其本身的职业吸引力并不大。我们毕业的时候,保守一点的同学首选银行、券商,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就奔着互联网公司去了。

不过上述情况仅仅持续了短短几年,有道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现在考公考编又成为了工作的第一选择,被大家戏谑地称为“宇宙尽头是编制”。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某种经济发展的周期律:曾经公务员群体没有了“灰色收入”,导致大家预期降低,市场上同时期还有不错的工作,自然不会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然而公务员还是那个公务员,甚至有可能需要扶贫、需要防疫,更忙收入更少了,但是市场上其他靠谱的工作也没什么了——要么对年轻人、应届生挖开了深深的护城河,要么泡沫破碎无法吸收劳动力,要么用你这几年最鲜美的青春、35岁后一脚踢开……


明星考编并不是易烊千玺一个个例,2020年的时候刘昊然就加入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关晓彤、张艺兴也作为“高端人才引进”加入了国家话剧院。为啥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没有激起舆论的热议呢?因为2020年的时候就业形势还没有那么严峻,而关晓彤张艺兴并没有编制,就是合同工(虽然我认为这也是后门的一种)。

这两个例子,就说明了就业形势急转直下有多快,以及“有没有编制”这个标准是多么的重要。

易烊千玺和他宿舍三人同时获得国家话剧院的编剧,其中是否有“萝卜坑”现象?为何今年取消演员笔试?三轮面试为何不公布名单、分数?网络上有新疆考生表示考试流程不透明是否属实?为何该新疆考生账号被注销,是她造谣亦或是受到了哪方面的压力?易烊千玺和粉丝后援会为何能拿到内部截图?种种这些疑问,最终都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正所谓“不患寡患不均”,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公平和正义就尤其被看重。

更进一步地反思:编制,对于一个日入斗金的明星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天价片酬有你,高额代言有你,各种出场费露脸费收入不菲,为什么要跟普通人来抢这点可怜的资源呢?更更进一步的问题更值得思索: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有“体制内编制”一条出路了吗?

可怕的是明星考编;

更可怕的是明星考编挤占了普通人的上升通道;

更更可怕的是明星带着海量的可以为他洗地的粉丝考上了公职人员;

更更更可怕的是体制内喜欢上了自带控评的流量人员,从此不担心负面新闻;

更更更更可怕的是年轻人除了“进体制”之外,没有别的好出路了;

更更更更更可怕的是有编制和没编制、体制内和体制外,就是两种人生。


我有一位央视的朋友——合同工,他的工牌是绿色的;而央视有编制员工,工牌是白色的。这就在大裤衩内部形成了肉眼可见的阶级分野:有的会议室,只能“白牌”才能刷开;有的食堂,只能“白牌”员工吃;有的健身房,只能“白牌”员工使用。这只是小地方,更不要提补贴、过节费、防暑费、精神文明奖这些巨额的待遇差异了。所以我朋友讲,他们的梦想就是从“绿牌员工”变成“白牌员工”,但这条路是非常狭窄的,而且充满了不可明说的“萝卜坑”。

在华为、腾讯这些大公司中,也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外包员工”,他们的身份也是很卑微的,不但待遇有天地般差距,在公司里很多设施就不能使用,各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这种编制工、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之间的差异,其实是资本主义的糟粕,强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用待遇和地位分割人。国外有良心的学者频繁呼吁重视这种现象,重视通过“临时工”来避开劳动法规中对劳动者的保护,“合法合规”地制造封建时代才存在的等级制度。我们不应该助长这种风气。

每年考研、考公时期,社交网络上都会有这种说法:“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说白了就是考研成功、有了编制,觉得自己就高人一等了,就是人上人了,觉得自己的恋人不配自己了。在历史上“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的代表是陈世美,是被老百姓唾弃的对象,现在竟然能成为光明正大、被认为合情合理的现象了。


我很担心,【高考+考研+考公/考编】会成为第二个科举制。科举制度的问题可以写几本书,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我认为是:第一会钳制人们的思想,社会上的人才全都搞科举了,整个社会活力会大幅下降;第二会造成“士大夫”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

这次对于易烊千玺家族信息的挖掘,又看到了浓浓的封建宗族色彩:


看这种“宗族”现象是不是跟徐州丰县事件非常类似?


我们的角斗场是考试卷子,这就是做题家之路的代价。如果有更轻松的道路,如果有资本愿意碰我们做流量明星,如果有一整个“子彬公大家族”为我们的前途劳心劳力,我们心甘情愿去考试的角斗场搏杀吗?


做题家固然有着很深的局限性,小镇青年肯定没有锦衣玉食的公子哥们见识广、眼界宽、经验多,也往往对于公平正义的社会议题神经紧张,所以入不了《中国新闻周刊》杨时旸主任的法眼,但是我们需要更深一步思考:是谁让小镇做题家们的路越走越窄了呢?

“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强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

——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七武士》


(三)生理与心理的缺陷

身为做题家的一员,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做题家是一种自嘲、一种身份认同;但不是护身符,不是谁也碰不得的政治正确——我们要正确的认清自身的局限性,做题家必须要超越做题家。

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一辈子都是在还童年的“债”。说“还债”有些夸张,只是说童年期间的经历对人格塑造的影响太大了。心理学现在有很多挺“民科”的研究,但看着也挺有意思:发展心理学就有一个专门的细分领域,去分析那些伟人、领袖、科学家、艺术家的成长历程。

比如说毛主席为什么战天斗地一生抗争呢,因为他父亲是个非常强硬的旧社会家长,他从小就带着佃农们反抗自己的父亲不交租;比如说周总理为什么能儒雅随和一生长袖善舞呢,因为他从小就家道中落,靠各路亲朋接济,甚至有一段寄人篱下的时光,所以擅长理解各方需求平衡各方利益。

这种东西不可全信,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影响的因素太多了,但是这一理论至少给我们一个看待世界、分析问题的角度,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验、经历的,在整个人生中的影响因子都很高,同样经历一个事件在成年时代经历,肯定没有童年时烙印深。而九年义务教育覆盖了中国95%的人口——这里指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人数,如果算入学率的话,是99.96%,基本可以按100%来算。

这些人中走到高考这一步的是80%左右,考上大学的占54%。我们可以这样说:几乎每一个当代中国年轻人,都接受过应试教育的训练,其思维模式、人格养成、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方法,或多或少都会打上“做题家”的烙印。新中国怎样普及教育、医疗、农田水利建设,如何让文明之光播撒到共和国每一个角落,这个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分析过很多了,今天我们不讲宏观问题,只看微观视角。这样大比例的人口样本,就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更是一个非常有分析价值的样本。

正如标题所说,长达十二年的高强度应试教育,带给“做题家”们,首先是生理上的缺陷。比如青少年近视率,中国全球第一,这就是“做题”带来的最直接后果。

比如青少年长时间睡眠不足的问题。毛主席在1953年发表过题为《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的讲话,其中指出:“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毫无疑问,毛主席的提议是科学的,但是我们回顾一下自己的初高中生活,有几天能够睡满九个小时呢?

再比如四川、广东、湖北、上海等地都有专门调查,青年男性的精子合格率不足20%。有趣的是湖南调查大学生的精子合格率达到了30%,还专门发了一个“止跌回升”的喜报。


久坐不运动,熬夜刷题,这些都是影响健康的关键,不仅仅男性,女性也是如此。


这就是被动绝育啊同志们。所以做题家们前有应试教育,后有996,这就是“做题之路”要付出的身体代价。做题之路确实对普通人来说是唯一的阶级晋升道路,但也必须要献祭一些东西。成年人的世界就没有“容易”二字,但其实未成年也没有,这就是社会客观现实。

没良心的经济学家如张五常之流,还说《劳动合同法》会让中国劳动阶级“未富先姣”,我看“未富先姣”从来没见到过,“未老先衰”倒是差不多了。


这只是简单举了几个例子。还是要强调的是,“做题模式”是当下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才选拔模式,“做题家道路”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这两点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强调过很多次了,只是怕杠精太多。我写这篇文章不是攻击做题家或做题家模式,而是反思其带来的一些“副作用”。毕竟这个世界是辩证的,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为了解决某个问题,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我写这一系列文章,不是要推翻“做题家之路”,而是希望做题家们实现进化,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做题模式”除了对生理方面的影响,对于心理、认知层面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比如对什么事物都用对和错、黑和白来衡量,这其实就是做题模式的影响——因为考试得分往往就是对和错,没有中间选项,不会让你去思考世界的复杂性和辩证性。所以网络上那么多二极管思维,很多不是没读过书的“九漏鱼”,而往往是做题做死了、思维固化了,用考试打分的思路带入到真实世界。

再比如很多社会问题做题家们都渴望得到“解决办法”,这其实就是做题模式的思维——有问题,就必须要有答案。但事实上是,很多问题就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要超高成本,高于了问题所制造的成本。比如房价问题吧,能不能解决?能,但是得动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不想被动,怎么办?革命。革命完了之后实行公有制,房价问题就解决了。但这是那些嚷嚷着“解决办法”人们想要的么?

甚至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哲学和科学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宇宙、时间、意义,都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是多元化看待的角度。但是考试不能这么出,必须要有一个丁是丁卯是卯的确切回答。所以很多受“做题模式”思维影响过深的人们,就是发自内心的一定要求,所有社会问题都对应一个确切的“解决办法”,如果没有他们的也不能让自己的信念崩塌,而是转而去质疑那个“提出问题”的人——你什么动机?什么目的?为什么要让我的潜意识感到威胁?


上面说的这两个心理因素都是小细节,做题家们精神上的一生之敌,还是“雄性气质”四个字。

不仅仅是女生,大多数男生也会被“雄性气质”所压迫。女孩子们从小就听说过,女人要温柔、要贤惠、要细声细语,社会对女性的评价“贤内助”是一个很正面的词汇;相信职场上的女性大多经历过这种偏见——“感性、情绪化、没有魄力”所以不适合担任领导岗位。而男生则是另一个角度的威压——你要成为男子汉,你要“男儿有泪不轻弹”。否则就是娘炮、书呆子。

我在《男人可选择的三条人生道路(女生勿入)》这篇文章中举了美剧《绝命毒师》的例子:主角老白(沃尔特·怀特)就是标准的做题家;他的连襟缉毒警察汉克是一个颇具“传统男性特质”的人;他的搭档小粉(杰西·平克曼),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后现代废物男。
 
在家庭生活中,汉克对于老白的气质压制是全方面的。在老白五十岁生日会上,汉克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讲述着他缉毒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惊险与趣闻。而本应该是party主角的寿星老白,却在一旁被边缘化了——热闹是汉克的,老白什么都没有。
 

甚至于老白的儿子因为未成年买酒被警察抓了,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自己的姨夫求助,而不是亲爹。就连汉克都觉得这非常不妥,可能在小沃尔特心中,真希望自己的父亲是颇有男子汉气概的姨夫汉克。
 

所以在庆祝老白病情好转的party上,他直接对汉克发难,直言这是“我的家,我的儿子”,这其实是一个做题家被雄性气质碾压已久的怨气,并不是什么老白病得脑子不好使了。
 

每一个做题家都有一个“江湖大哥”的梦,老白其实就是以一个一直以“传统男性特质”来要求自己的做题家。比如他得了癌症,开始还想瞒着不告诉妻子儿子,想自己一个扛下来,结果生活一团乱麻。而且我们要知道,老白可是不世出的化学天才,早年的一个专利就养活了一个上市公司,他制的毒被DEA称为“有史以来最纯正”的毒品。即便如此,他在家里也被亲人全面瞧不起,这也说明了做题家、奋斗逼们的局限性:只能顾一头,忙了事业就顾不了家。

与做题家不同,贵族们和江湖大哥是可以“顾家”的——对比看一看《教父》和《绝命毒师》,看一看优雅的柯里昂和忙于奔命的老白,这就是现代性奋斗逼与前现代性贵族的差距。最后老白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儿子小沃尔特自作主张改名叫“弗林”,说明他已经以他爹的名字为耻了,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老白为啥要制毒呢?最开始肯定是要搞钱。后来一方面是被局势推着走,另一方面他在制毒中找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实践点:他不再是那个人人瞧不起的做题家,而是叱咤一方的江湖大哥——“say my name!”“Heisenberg!”
 

但是老白这条江湖大哥的身份是一路尸山血海杀上来的,最后也是天不假年,所以说做大哥也并不轻松。汉克也一样,对外他总是表现的很有领导力、威慑力、执行力,但是让他去边境特别行动组的时候,直面那些“真·毒枭”“真·江湖大哥”的时候,他自己也怂了。最后在经历了一场血淋淋的爆炸袭击之后,汉克从前线“逃”了回来。还是上一部分讲的,江湖大哥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坐在了“父”的位置上就得承担“父”的责任,否则就要被丛林法则所淘汰。
 
但是“传统男性特质”太吸引人了,每个做题家心中都有一个江湖大哥的梦,于是在这条狭窄的上升通道中挤得头破血流,见证了波伏娃笔下那条“幸运而艰难的路”。
 
做题家们不光想成为大哥,还要娶到大哥的女人。像经典作品《美国往事》《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奋斗逼功成名就,一定要娶大哥的女人(盖茨比是还有一些些初恋情节,要把失去的拿回来)。上面那篇文章有个评论说:难怪写《龙族》的那个江南总是惦记大哥的女人,因为他是做题家。确实,江南作品中有很多显著的NTR情节,而江南本人也确确实实是个做题家。


这就应该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研究相关问题了,大致是想成为大哥压抑到疯狂,所以要把大哥拥有的一切都拥有了,这样才真的成为大哥。就是拉康那句名言:“人,总是欲望着他者的欲望”。或者更像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弑父娶母。大哥精神上的威压对于做题家来说就是“爹”一般的存在,而做题家想要拥有独立人格想要变成“完全退”,就必须要从精神上个杀死大哥然后取代大哥,那大哥的女人就是“娘”了,所以做题家们一定要娶到大哥的女人才能完成成长闭环。

言归正传,我们不搞精神分析了,还是踏踏实实看一看社会分析。做题家们这些心理误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常年应试训练培养出来的,上一篇中我使用了“公正世界假设”这个词,我再发明一个“理性世界假设”——即认为这个世界是理性、也应该是理性的,所以他们要用对和错去区分问题,对于每一个疑惑都要找到相应的答案。但是事实是,这个世界就不是以理性为运营机制的。

《绝命毒师》是一部好作品,对于人物的刻画可以说神乎其技,老白简直就是“做题家”最完美的模板。老白因为自己一念之恶,引发了蝴蝶效应制造了一起空难事故,然后在学校组织的悼念仪式上,他是这样“安慰”学生们的:第一,地面没有人员伤亡;第二日,这个飞机是波音737,不是747所以坐的人少;第三,飞机没有满员……


看老白这些其实是自我安慰的借口,是不是像极了为一道主观题拼命凑理由的我们?当然实事求是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但就是不像人话。

再比如他跟大毒枭古斯聊天,古斯发表了一番感慨,类似于“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老白表示:这是你大脑里某些神经化学物质反应,导致你现在所经历的很像过去经历过的……


这就是做题家们臭毛病,就喜欢“讲道理”,干啥都“讲道理”,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被“道理”驱动的。

《绝命毒师》人物刻画堪称惟妙惟肖。我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知道老白很好笑。但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日常,何尝又不是经常陷入这种思维误区呢。人人都笑老白,人人都是老白。

所以做题家们的生活都很累,一方面是“做题之路”就是竞争激烈的独木桥,另一方面是绝对理性的做题思维带来的。我们读大学和工作之后,相信都有这样的感触: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来的同学,生活态度、人际关系处理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我们“综合素质”要出色。曾经我以为这是“国际大城市”带来的,后来我意识到了,这其实是相对轻松的高考制度带来的——他们没有受到过太多丧心病狂“做题模式”的思维规训,他们在青少年思维模式定型的时候,可以参加很多兴趣社团,可以有很多课余活动,可以过得很“体面”。


这种“体面人”的思维模式是做题家们模仿不来的,他们不用精神紧张,不用患得患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所以人也就更轻松、更平易近人,更充满魅力。在北京互联网圈子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地域歧视”,就是不招北京本地人——因为北京本地人通常不“卷”,不没日没夜拼命加班,不会因为房贷被老板拿捏。

而对于我来说,这明明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凭什么给资本家贡献那么多剩余价值呢?我反而更愿意跟北京本地人交朋友,因为他们真的很懂,知道哪里好玩、哪里好吃,知道怎样生活、怎样娱乐、怎样获得新鲜的体验、怎样留住最舒适的状态。我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做题家之外看待世界的角度。我每每跟他们沟通接触的过程中,内心都是:好羡慕啊,好想从小就做一个“体面人”。

然而就如本文所说,很多问题就是“没有答案”的。我们也不是主动选择要走“做题家之路”的,我们也不是主动愿意从小“衡中模式”,工作996,然后背几十年的房贷的。但是有一些是我们可以主观改变的,比如一定要锻炼好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为资本家加班到过劳死太不值了,上班期间摸鱼做一做广播体操,尽量少熬夜;比如可以选择不买房,不生孩子,走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人生;比如还有一条道路,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了。

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走出“做题家思维”的枷锁,不能让“做题模式”规定了我们方方面面,尤其是对待生活的态度、与他人交往的方面。不能陷入到这种终极困境——

做对了所有的数学题,却不知怎样过好这一生。


(四)卑微的“人上人”之路

做题家模式其实是隐藏着一体两面的陷阱:第一,不断向上爬,说明“上面”是早早就有人的,这条路径甚至是上面的人规划好的,爬上去也永远是做别人的奴仆、走狗。第二,做题家之路就是群体竞争、零和博弈,你名次比别人高一名就是会挤掉别人的名额,所以做题家之间是竞争大于合作关系。

所对应的,努力“向上爬”的做题家们面临着一体两面的境遇:一方面被“真·上流阶层”瞧不起,觉得你永远是个土包子、new money、凤凰男;另一方面自己要向上爬难免要黑化,要踩着别人上去,要把时刻警惕他人的竞争,做题之路是一条孤独的旅程,无产阶级不会再团结起来而是竞争对手,做题家再向前一步就变成“奋斗逼”或“乏走狗”。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方面,这个西方社会比我们明显多了,因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把旧贵族、旧势力、旧官僚、旧地主都扫进了垃圾桶。感谢党和毛主席,给我们革命的思想、阶级的眼光去分析这个问题。

在西方社会,对于成功的阶级晋升者们,有一个响亮的称号——new money,典型形象就是盖茨比。西方文化是鄙视盖茨比这类人的,专门有一个名词叫做“盖茨比人格”,来形容这种往上爬的奋斗逼。美国人毕竟没有经受过革命的洗礼,old money 一贯瞧不起new money,所以美国整体社会意识也受此影响,觉得贵族就是贵族,奋斗逼永远成为不了贵族。

“暴发户”这个问题要辩证看待,一方面,暴发户发家过程中,其资本原始积累有没有道德正义和法律擦边球,这是值得玩味的。另一方面,能出现“暴发户”至少也说明社会有流动性嘛,至少比千代万代豪门贵胄好强多了吧。刘禹锡有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两晋士族都被屠屠了,才有了科举取士,有了大唐盛世。


反过来看,每一个暴发户都有一个“贵族梦”。最典型的就是王石和田朴珺这两口子:田朴珺在2016年曾经给时尚专栏写的一篇文章《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其中金句如下:

“我坐在一座哈利波特式的400年历史的老房子里,邻座都是贵族,让我想到中国太缺乏好的教育了。”“贵族精神在英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我需要WiFi密码时,管家用手托着一个小银盘,不是直接递给你,而是非常优雅地转到我面前,银盘上放着一张折叠得非常精巧的纸片,打开就是密码,神奇的是管家为你服务的过程都是无声的。”


形容欧洲老房子要用“哈利波特式”的形容词,TM笑尿我了。看见了没,这就是我国new money的普遍水平,关键是就这水平还喜欢装逼。还想嘲笑中国的教育?不好意思那是您教育水平不行,不是我们国家不行。我估计随便一个高中生“哥特式建筑”“巴洛克”“包豪斯”这些词汇虽然具体定义区分不准,但他肯定是知道的,不至于拿一个“哈利波特式”来露怯。

更有趣的是田朴珺还开了一个贵族培训班,收费99万,这就是暴发户最懂暴发户心态,收的就是精准智商税。从网上曝光的宣传视频来看,“名媛培训课”上的女孩子,被教导拿高脚杯一定要拿杯腿,大把攥被视为“失礼”。


然后我在网上找到一张英国女王的照片——


所以真·贵族是不在乎这些的。也就是暴发户们,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模仿着贵族生活方式,生怕哪一点不像就被“开除贵籍”。贵族们无所谓啊,反正话语权和定义权在他们那里,他们想咋样就咋样。

做题家也是同理。阶级社会就是一个鄙视链,贵族瞧不起暴发户,暴发户瞧不起做题家。比如最早“小镇做题家”这个说法,其实是污名化寒门学子,认为“小镇”出来的“做题家”具有天然的劣根性,综合素质差等等。但是很快这个名称普及化了,越来越多的人挺起胸膛骄傲地说:收起你恶臭的优越感,我们就是光荣的“做题家”,中国就是做题家为主体的国家。

但是,因为这种鄙视链,有些“做题家”出身的人就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方面对于权势阶级极尽跪舔之能事,无条件认可旧贵族的优越性,表示“十年寒窗苦读怎么比得上人家几代积累”;另一方面,他们做题不是为了改变命运、不是为了成就自我,而是为了做“人上人”,为了能够压迫人、剥削人,为了能够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这其实是做题家模式决定的,做题家模式本身就是零和竞争模式,我们高考的时候老师讲“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有人过去了有人必然就是要掉河里。只是在当前的环境下,做题家之路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我不是在质疑这条道路,而是在警醒这条道路所带来的副作用。

“内卷”现象其实就是做题家之路的延伸,就是做题家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开始互相伤害了。我在《无产阶级对待“内卷”,不能做装糊涂的高手》这篇文章中界定过“内卷”一词的定义:“许多人的境况变差了,而其他多数人并没有变好;除了资本家赚得更多了,社会大多数人没有获得更多的正外部性。”

再比如衡水中学张锡锋的演讲,这个演讲一半是励志、感动、逆天改命,另一半是争议。这个争议就来自于张锡峰同学所表达的“人上人之路”——“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大城市里的白菜”。


因为有这样的两面性,这段话才有“吵起来”的价值,一方面做题家之路就是这样艰辛,普通人改变命运就需要这样的鸡血;另一方面张同学这段话中,也有着不少难以名状的不舒服感。比如“拱白菜”,就是把优质女性当做自己的征服对象,隐含着某些“人上人”思维。所以“人上人之路”是隐藏在“做题家之路”背后的潜规则,二者具有一定的逻辑同一性。

所以我说:“做题家”稍微卖掉点良心,就变成了“奋斗逼”;“奋斗逼”再稍微卖掉点良心,就成了工贼、乏走狗。

本系列文章在开始写之前,就已经想好哪篇写什么内容如何层层递进了。我在发布前两篇文章的时候就笃定,评论区一定会有这样秀优越的“人上人”来为我第三篇文章提供素材,所以我也就不客气了。


“北京学生综合素质高”这种说法很常见,但其实跟“资本家成功是因为他本人能力强”的观点一样,是结果倒推过程。北京高考有着显而易见的招生优势,所以就用“素质高”来强行圆回来;资本家作为那么有钱的人,必然有什么道理,那就一定是他本人“能力强”了。

但是下图的数据,以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的比率为参照,北京市基数最大,但比率排名倒数,也就高于西藏青海贵州这些教育资源贫瘠的偏远省份,甚至比甘肃内蒙都要低。这也就说明了你能成为“人上人”跟马云成为资本家,其实都有时代背景、政策优势在背后,但大多数人上人和暴发户们不愿承认罢了,一定要归功于自己的努力。


所以这就是“做题家的悲歌”:一方面人上人之路是卑微的,被旧贵族、暴发户们鄙视、瞧不起;另一方面太多的做题家们,做题是为了当“人上人”,是为了踩人一脚,为了拱好白菜,为了那卑微之后的优越感。

成为了“人上人”的做题家往往并不幸福,反而常常在“阶级滑落”的可能性中煎熬。比如一线城市的“鸡娃”现象,就是成功在一线城市定居的做题家父母们,一定要子女接受更加拔高的精英教育,依旧对子女希冀着“人上人之梦”,在自己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万万不可向下滑落。


那么做题家们只有“人上人”之路可以选择吗?并非如此。我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引用了经典儿歌《读书郎》:

小么小儿郎 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 只怕先生骂我懒哟 没有学问那无颜见爹娘

这首歌的上半部分就是做题家之路,劝解孩子们要认真读书,否则“没脸见爹娘”。而下半部分的歌词一直都鲜为人知:

小么小儿郎
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不是为做官 也不是为面子光
只为穷人要翻身呐
不受人欺辱喂
不做牛和羊
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
不受人欺辱喂
不做牛和羊
这就是做题家在人生的岔路口可选择的第二条道路。不是去追求“人上人”——“不是为做官 也不是为面子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只为穷人要翻身呐 不受人欺辱喂 不做牛和羊”。


因为易烊千玺考编事件,《中国新闻周刊》跟网友打起了嘴仗:在其主编“小镇做题家”一事引发争议之后,又发表了关于“指责型人格”的指导意见。比较有趣的是,作者表示这篇文章他四月份就投稿了,《中国新闻周刊》偏要挑在这个时候发出来,明显是要对批评它的“小镇做题家”们隔空喊话——


我觉得《中国新闻周刊》这一篇指导意见很重要,其实它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不仅要做“小镇做题家”,更要进化为“小镇指责家”——指责那些王八蛋媒体,指责那些德不配位的流量明星,指责那些封建老僵尸、资本乏走狗、帝国主义买办,指责一切官僚主义,指责任何违背公平正义基本原则的社会现象。

本节的结尾我们来比较三篇文稿,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几篇内容的异同。一篇是衡水中学张锡峰引发全网讨论的《小小的世界大大的你》:

普通人啊,生在普通家庭,长在普通家庭,一张普通的脸,普通的成绩,想着普通的事情,我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我出生于河北省东部的一个小小乡村,在那里度过了平平淡淡将近十年的时光。小镇的风不大,但傍晚的风总是很温柔,人也憨厚,我像大多数农村的孩子一样……
他们神色匆匆,各自奔忙,拿着两三(千)元钱的薪水,过着周而复始,循规蹈矩的生活,一眼,就能看到死。那种深邃,那种空洞,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恐惧,那是对未来的无力,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将来的样子,多年之后,我的父母苍老,姑娘离去,理想破碎,一败涂地,什么曾经的骄傲,什么家族的希望,我就注定了,只能是个普通人。
那段震彻灵魂的陶笛声,让我变得坚韧,我得走出去,我必须走出去,就为了那些我从未见过的风景,那些还在远方等我的,更优秀的人,从此,那个男孩变了,他切断了一切无用的社交,不断逢人就说自己的故事,恐惧,自卑和阴霾都已散去,他的眼里只剩下自信和坦荡……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大城市里的白菜。

另一篇来自一位走出韶山冲、最后在一线城市定居的“北漂”: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省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
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再引用一篇简单明了的文章,这是一个德国十七岁中学生的作文,跟张锡峰同学发表上篇演讲的年龄一模一样。这位德国中学生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的,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我们虽然很难达到先贤们的思想高度,但是至少给我们指明了“人上人”之外的另一条道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过:人人都是做题家,这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事情。但是这篇文章中我想说,我们身为做题家,但必须要超越做题家,不能让做题家局限了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要有更高的视角去审视、去选择。

做题家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出身,但是“人上人之路”并不是唯一的道路。虽然现在国际共运大环境停滞,原子化把无产阶级切割成个体。但是先贤们的火炬从未熄灭,这微弱的火光纵使照不亮前行的道路,但是守护着它,也能让我们去探索那条不是“自私而可怜的欢乐”的新道路。


(五)毛主席会怎么办?

文章的结尾惯例要谈方法论的部分,能给我们带来启发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教育改革领域的实践。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理念是最普世、最博爱、最平等的,生怕贫下中农吃一点亏、受一点苦;但同时,他老人家也是很瞧不起应试教育的,他的后半生一直致力于改革应试教育体制,不认同用考试分数来衡量学生、选拔学生,甚至在晚年废除了高考制度。我们仔细分析来看,这二者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为什么老人家不喜欢应试教育呢?原因有两点:第一,就是本文第三部分所分析的,应试教育会改变人的思维模式,僵化思考,同时也会伤害身体。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很看重身体素质的,他老人家七十多岁了还能横渡长江,相比现在大学生体测个1000米就要死要活了,能看得上就怪了。


第二,以一张卷子评分排名的体系,看似是最公平的,但其实也隐含着特权主义于其中——因为贫下中农的子女没有那样好的教育资源,跟城市学生甚至干部子女完全没办法比,所以高考成为了干部子女维系自己出身特权的“洗白”方式。尤其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文化水平差距更大,考试选拔的方式,无限有利于旧社会士大夫集团与新兴官僚的子女们,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的。

来看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一系列发言,从中能够一窥其相关理念。早在1952年,毛主席就批示:“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私立学校和干部子弟学校,就分别代表着钱和权两个维度上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即便到现在也是如此。

毛主席认为年轻人应该多睡觉:“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毛主席反对考试这种单一标准衡量人才:“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毛主席的教育理念可以简单提炼为两个核心观点:第一,实践的观点:从实践中获取真知,书本上的知识也得实践中有用、更够改造世界才成,在书斋里搞那些形而上的经学理论,是被领袖瞧不起的;

第二,平等的观点,贫下中农子弟要跟干部子弟一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高等院校要给穷人家平等的招生机会,高校科研内容要为广大无产阶级服务。

从70年代的一部老电影《决裂》中就可以看出这样理念,《决裂》是70年代拍的50年代的事情,讲的是共产党干部在山沟沟里办共大的故事。千年以来,中国的教育都被士大夫精英阶层所垄断,贫下中农是没有条件也没有资格读书识字的。那时候旧社会的精英,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社会的管理者,所以荡涤旧社会的余毒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旧精英办的大学把农民拒之门外,认为他们没有文化,进来学习就是浪费教育资源。

这就是我在本系列第三篇文章中所分析的,“做题家”们最初是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但是“做题之路”的惯性,很容易让他们培养出“人生人思维”,最后变成了奋斗逼、乏走狗、精英集团。就像《决裂》中所展示的,这个教务主任其实离我们认知的“人上人”差得很远,但是他却已经产生了“人上人思维”。


进一步的,掌握了知识的特权阶层,会把知识弄得越来越难懂、门槛越来越高,以避免劳动人民接触到知识。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民间物,文人取为已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吧,《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

鲁迅先生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古代士大夫阶层把文化“越做越难懂”、“越做越古”,从而形成护城河,来维系自己的特权或优越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广白话文 、推广简体字,不能让知识和文化成为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特权。

正因为此,毛主席不喜欢高考制度。原因与开头所说的类似:第一,高考制度无法选拔出真正的人才;第二,高考制度不平等,对城市考生、干部子女、文化人后代有优势,对贫下中农不“友好”。毛主席认为,这种靠分数层层选拔出来的人,跟旧时代科举制度没有太大区别。他对我国最高等学府有一个十个字的评语: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从这句话中大概能看出他对于做题应试之路的态度。

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有一句名言:“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一专属名词的出处。我们的应试教育与高考之路下,最高贵、最优秀、最终的胜利者们,却成为了诞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词的土壤,这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幸亏,这个名词是北大教授发明出来评价北大学生的,所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争议。这要是我们说的,那就是酸鸡,那就是心里不平衡——你考得上北大吗?这就是“做题应试之路”所产生的人上人优越感。

更进一步的,清华北大这些“做题应试之路”上的佼佼者们,最后为何让自己的学校成为了“留美预备班”?因为做题成为人上人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清华北大比别的学校优越,美国也比我们发达优越啊,所以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精英们,延续他们“人上人之路”的一贯选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就比如说那个年代为啥要废除高考呢?毛主席就是看不惯“人上人之路”的培养模式,他的教育理念就是《决裂》中表达的:首先不能对贫下中农设置高等教育的门槛;其次接受了教育的学生,要最终去为人民服务。所以毛主席就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劳动人民中学习,为劳动人民服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我们先说第一条,高考可能并不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公平”,高考确实是一张试卷一个分数衡量所有人,但是高考背后的教育资源分配是不公平的。最典型例子就是我《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就从统一高考开始吧!》这篇文章所批评的:北京有着超乎寻常丰富的教育资源,名校招生名额是非常不平等分配的。

更进一步地,城市与农村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也是不平等的。看这样一组数据,根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在2000——2010年10年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六成;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1/4。学校减少速度远远高过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同时,农村小学的平均家校距离为10.83里,农村初中的平均家校距离为34.94里。

一个距家三十多里去上学的农村孩子,跟一个遍布重点高中的城市孩子相比,高考对于他们来说公平么?
 
对于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对他们来说依然是奢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十二五”教育成就与“十三五”教育发展展望》报告中指出:一些城市在制定招生政策时,对农民工子女入学设置了“交齐五证”等要求,由于办齐这些证件对多数农民工家庭来说具有较大难度,这种要求实际上将外来农民工子女排除在招生范围之外。有些地方规定“由指定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但指定接收农民工子女学校距离农民工工作地方较远,农民工子女根本不具备去上学的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另外,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一些学校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化对待现象,实际上造成了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歧视。


但是,废除高考容易,想建立起新的选拔制度难。还是得有高等教育啊,搞科研还还得需要一些高精尖人才啊。所以那时候建立起一个怎样的替代制度呢?工农兵推荐制,就是从考试变成了推荐。但是我们大家想一想就知道啊,这个推荐的后门不比考试要多得多了么。

毛主席希望把选拔人才的权力交给地方工农兵,这是他“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一贯理念,但事实上就是那时候六亿神州并不是都是尧舜,那时候干部想要操纵一下自己子女上大学,还是有N多种办法的。而且毛主席所设想的“知识青年走进工农中去”也没有那么完美地实现,上山下乡的情况往往是知青们自己一个圈子玩,农民自己一个圈子生活,可能还互相有矛盾,这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

很多情况就是,那些干部子弟在城市里鲜衣怒马,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到了乡下也鸡飞狗跳,偷老乡家吃的开小灶;最后被自己有关系的爹,用了一些手段送去了读大学,美其名曰“工农兵推荐”,但当地老百姓都恨的他牙根痒痒。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两面性的,就比如说《决裂》里还有一个桥段,龙书记就凭借一个青年满手是茧,就录取了他作为共大学生。那是因为龙书记是伟光正的好人,他可以客观公正的选拔,但如果是个有私心的干部呢,他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子女灵活制定规则?所以高考一张卷看似冷冰冰,文凭录取看似没人情,但有统一标准往往能杜绝很多暗箱操作。

再比如说《决裂》中的剧情,老师讲马比较多,但同学认为本地是山区,没有什么马,农业生产中最常见的就是猪和牛,所以贴了老师的大字报,要求多讲“猪和牛”。


从电影里的逻辑来看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教学内容和科研方向由谁来确定,可是个大问题。农业生产研究什么牲畜,这个任何正常人都看得出来。但如果说研究“δ函数排斥势中的费米子量子多体问题”呢?如果有几个学生认为费米子量子已经过时了,离实践太远,然后贴了老师的大字报,认为应该研究“δ函数排斥势中的玻色子在有限温度的严格解问题”,这是不是就乱了?

但是又但是,如果科研方向全部被精英规定,那我们如何保证精英不会借此谋私利呢?现在的学阀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只要读过研的同学都或多或少能够感受到,高校中森严的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与剥削压迫。诚然,科研确实是一个需要精英主义的领域,但是很多领域在精英的主导下已经远远脱离了实践。

比如生物科学领域,发论文是有固定的“套路”的,只要按照相关的模式来走,做出的相关成果很容易发顶刊。为啥用生物举例子呢,因为这个领域“套路论文”现象最为显著,也是某明星学者变身学阀之后,给整个学科带来的不良风气。这也是科研领域“重论文、轻实践”的恶果之一,优秀人才全部扎堆在研究类似“一根针上有十二个天使跳舞”这种“经院科学”的问题,真正能够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的研究,因为有些很难“发论文”而无人问津。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在不断矫枉过正与反攻倒算中左右横跳,这属于客观规律的一部分。

所以说这玩意很难找到最优解啊,像毛主席这样经天纬地的大人物,都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那就说明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这个事情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大家就左右横跳着往前走吧。


我在第三部分中批评过“做题家思维”——认为任何问题都是有答案的。我上面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武断地认为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是一种机械的二元论思维。大家要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辩证性,很多问题压根就不存在你们所心心念的“解决办法”,只能在不断实践与摸索中,推动历史慢慢进步。

再回到本文的话题,更进一步讨论:旧精英、新官僚们,作为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会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吗?手里拿着北京户口的人,愿意改变北京高考极端优惠的现状吗?




大家猜一猜北大这些院长、主任、教授,都在吹捧哪一部电影呢?看得仔细的读者已经知道答案了——《逐梦演艺圈》。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必须要有人去干活。对于一个领袖来说,你的政策、理念、改变社会的实践,是需要无数中层、基层的先锋队去执行下去的。当你的政策、理念触及了这些人的利益,他们还会好好执行吗?

就比如说这几年教育部一直在搪塞人大代表异地高考的提案,给的理由也是极尽敷衍之能事。那我出一个主意:凡是有教育部编制的公务员,其子女一律在河北进行高考。有这规定你看异地高考的改革会不会快?但是这并不能在现阶段称之为“解决办法”,因为你需要有人干活啊,规则怎么制定、上传下达怎么沟通、录取名额怎么分配……

当年毛主席想得挺好:你官僚不干活是吧,那人民来干活,人民夺了你官僚的权,人民来治理城市。又但是了,治理国家也是个技术活,要不我们为啥叫“技术官僚”呢?人民学习、涨经验需要时间,再加上官僚的反攻倒算,这期间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很多人不愿意去学习这些,去涨经验,人民中的很多数,与其去践行自己治理社会的权力,更不愿意经历这种混乱。伤痕电影《芙蓉镇》就反应了这种态度:大家就是想埋着头老老实实过日子,只有个傻子天天喊着“运动了,运动了”。


还是那句话:他老人家革的不是命,是人性。可惜主席天不假年,如果再多给一段时间,说不准人民能在斗争中锻炼、积累出新的社会治理经验,整个历史线也会发生改写。

更进一步地,人民往往是斗不过官僚集团的,因为他积攒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决裂》的结尾部分,龙书记被撤了职,实践教育改革的师生都被关进了小黑屋,眼看共大的革新就要在旧精英的反攻倒算中全面失败,结果毛主席来了一封信,就扭转了这一切。


这就是标准的机械降神。不光当时的人们这样想,现在很多年轻人还在期盼着“毛主席回来”,刘慈欣的第一部科幻小说《中国2185》讲的就是未来人们复活领袖的故事;现在的年轻人也知道毛主席回不来了,于是口头禅就变成了“毛主席带我走吧”……反正就是天天想着机械降神,毕竟改造这世界太累、也太难了。

但我还是想说一点鼓舞人心的话。我们都说天不假年,但其实领袖已经做得够多了,他本来可以晚年享受生活,去长江黄河游游泳,去大学教书,然后做士大夫、新官僚、知识分子口中的“大圣人”的。但是他一定要在古稀之年,去进行又一次开天辟地的社会实践,虽然确实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但已经把屠龙术的火种留存在了人间,等待后人再次点燃。

不要指望机械降神,无产阶级必须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一段话虽然不是老人家写的原话,但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老人家的思想。


人人都是做题家,人人都必须超越做题家。剩下的路要我们自己去走下去。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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