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拯救中国的“SARS”战疫英雄
——抗击非典需要多大的力量？
SARS已经过去17年
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顺德出现第一例SARS病例，距今过去17年。
SARS全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致病原为冠状病毒。
当然，我们更习惯称之为“非典”，即“非典型”。
虽然到2004年仍然有零星病例，但SARS的结束标志一般以2003年7月5日为基准（台湾宣布解除非典警报）。以此来算，SARS肆虐了230多天。
在这230多天内，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
数字是冰冷的，但背后是无数家庭承受亲人离别的痛苦。
我们不去谈这其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包括病情瞒报、神药板蓝根、抢盐...
我们想谈一谈，是谁拯救了中国的“SARS病人”？
1
一个中国人
在抗击SARS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国人记住了一个名字：钟南山。
出身医学世家的钟南山是广东医疗卫生界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呼吸道疾病，特别是慢性支气管炎与哮喘病的诊治方面独树一帜。
他是一名院士，但他更像是一名战士，站在抗击SARS的最前沿，殚精竭虑，勇于直言。
如果没有钟南山，抗击SARS的结果可能就不会那么顺利。
2003年2月上旬，距离SARS出现已经过去三个月，疫情愈发严重，钟南山主动向省卫生厅请战，要求把最危重的病人全部集中到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来。作出这样一个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要知道，这一年，他67岁。
很快，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成了广东省抗非典救治工作的攻坚重地，钟南山担任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他开始奔忙在对抗SARS的第一线。
2003年2月18日，北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来消息，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肺组织标本切片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其认为典型衣原体很可能是SARS的病因。
但钟南山在面对SARS时却始终保持着科学的理性和清醒，面对权威，他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大量的事实表明，临床症候与治疗用药均不支持这个结论。
“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2003年3月初，以钟南山为首的攻关小组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了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誉为“世界独一无二”的三大治疗原则。
2003年4月初，由钟南山牵头的广东专家和香港专家联合公布冠状病毒才是真正的元凶。在4天后，WHO确认了这一正确结论。
“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
这是67岁的钟南山在抗击SARS时说的话。
现在，83岁的钟南山再次挂帅出征。
他是一名真实、普通甚至是平凡的中国医生。
同时，他也是抗击SARS、拯救中国“SARS病人”的英雄。
2
一个外国人
对于武尔班尼来说，2003年2月28日本来也应该是平常的一天，但被越法医院的医生请到越南河内后，一切都变得不寻常。
事情要往前说：2003年2月26日，一位美籍华人陈强尼在广东停留三天后，回新加坡经过越南河内时，感觉自己有发烧症状，便到河内的越法医院就诊。但越南医生发现他的病情并不寻常，便找来了武尔班尼。
当时武尔班尼是世界卫生组织派驻东南亚的儿童寄生虫研究专家，到越法医院后，他发现病人肺部X片出现严重炎症迹象。
这不是流感，也不是一般的肺炎，而很有可能是一种以前没有记载的新型传染病。这是武尔班尼的第一想法，他将之描述为可能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武尔班尼立即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必须做好防止疫情扩散的准备。而武尔班尼也没有离开，而是留在越法医院，尽力防止疫情扩散。
之后武尔班尼认为内部防疫不够，病的源头极可能来自境外，所以必须迅速在边境口岸增设疫情检查。
越南官方听从了他的建议，立即向国际请求援助，同时严格控制出入境。
正因如此，越南仅用了39天便控制了SARS在其境内传播。这离不开武尔班尼的努力。
可武尔班尼自己没能逃过一劫，SARA病毒侵蚀了他的肺脏，3月29日于曼谷去世。
他是首位确认SARS为一种全新疾病的医生，这种新疾病沿用的也是当时他的描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武尔班尼的努力，让全球意识到了SARS的严重性，由此产生的国际关注也让中国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让中国境内的疫情在5月中旬得到控制。
3
一位副总理
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这是诸葛亮于《出师表》中对自己的评价，后一句也可以用来形容2003年3月刚担任国家副总理的吴仪。
这时候的SARS疫情正处于爆发期。4月23日，国务院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吴仪为总指挥。三天后，吴仪被任命兼任卫生部部长，这时候距离她当选副总理不足一个月，此时的她走到了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而在二十多天前，原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还对外宣布，中国局部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吴仪担任卫生部部长后有几条很有效的行动：
❶请教钟南山院士对SARS防控的专业建议
❷推动建立公开透明的疫情报告和信息发布制度
❸不回避疫情，正确回应外界信息
......
这不仅扭转了前一时期政府处理SARS事件的被动局面，更重要的是将中国抗击SARS推上正轨，让疫情得到有效遏制。
士为知己者死。这也是钟南山对SARS时期吴仪的评价。
多说一句，如果吴仪能够早点担任卫生部部长，疫情是不是能够更早得到控制？
4
两所大学
当SARS进入香港后，香港很快进入了紧急防卫状态。
两所大学也与抗击SARS病毒展开“生死时速”的赛跑。
香港中文大学立即成立跨学科研究小组，进行对SARS的联合攻关。
4月中旬，研究小组破解冠状病毒基因密码部分排序，呈交WHO。
在3万个冠状病毒基因密码中，香港中文大学破解其中5000个，其中包括病毒表面的刺冠蛋白基因。
研究人员还破译SARS病毒的变种规律，直接有利于“追缉”变种的病毒和研制有效的治疗方法。
香港大学也在进行科研攻关。
3月22日，研制出血清快速测试法，一小时内可准确诊断是否感染；
3月23日，通过细胞腺发现SARS病毒是一种变种新病毒，近似冠状病毒；
3月27日，成功研究出基因快速测试；
4月16日，完成导致SARS的冠状病毒的基因排列。
两所大学，为抗击SARS贡献了不可忽略的力量。
5
一个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WHO）是联合国负责全球卫生与健康事务的专门机构，其于3月12日便向全球正式发出了与SARS宣战的警报，同时指出，SARS很可能是21世纪继艾滋病和埃博拉病之后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的新型疾病。
突如其来的SARS让人措手不及，但WHO很快就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在尚未研究出有效治愈SARS方法的情况下，WHO提出一系列积极和可操作的防治措施，以此切断疾病的传播源，隔离治疗便是其中一种。
除此之外，WHO上旬组织中国、德国、加拿大、法国、美国、中国香港、日本、荷兰、英国和新加坡10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个实验室，对SARS进行研究，仅用8天便确定从未在人体中发现的SARS病原体——冠状病毒的变种。
要知道，当年找到艾滋病的病毒，WHO整整花了三年时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
这为中国和世界抗击SARS打了一剂强心剂。
SARS疫情蔓延到世界各地后，WHO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促进国际间的合作。
4月29日，曼谷举行政府首脑会议，批准吉隆坡卫生部长会议上拟定的联手抗击SARS的行动计划；
5月6日，欧盟15个成员国及10个将加盟国家的卫生部长于布鲁塞尔召开会议，确定预防SARS行动原则；
5月19日，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于日内瓦开幕，这是针对世界奋力抗击SARS特殊时期召开的一次世界会议；
......
在抗击SARS的大军中，世界卫生组织无疑是领军的那一位。
6
一个媒介
2003年的互联网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没有现在容易。
而在SARS时期，信息之于公众比任何时期都要重要。
媒体便成了最重要的“发声者”。
在灾祸面前，人们往往会更加脆弱和敏感，也更容易被恐慌打败。
疯抢板蓝根、盐、白醋......
媒体便成了最重要的“破慌者”。
SARS是社会共同面临的一场危机。
政府与个人、医护人员与病人、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很容易产生误解与不信任。
病情危机很容易变成信任危机。
媒体便成了最重要的“沟通者”。
沉默绝不是媒体面对突发事件时应有的美德。
而面对突发疫情，中国媒体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沉默到发出声音的过程。
值得庆幸的是媒体最终还是回归了自身应有的位置。
这里主要说一下《南方都市报》。
广东是SARS疫情的发源地，广东媒体很快便对此事进行报道。《南方都市报》于2月11日-2月21日间重拳出击报道SARS，新闻数量共68条。
其中有《专家辟谣：恐慌完全不必要》、《省政府请市民放心》这样的平息群众恐慌的报道；也有《广州前日新病例首次为0》这样对病例的报道；亦有《肺炎事件给应对危机带来的三点思考》这样对SARS事件的反思话题；更有《非典型肺炎病原有争议》这样的质疑。
《南方都市报》2月份发的两篇文章非常重要，一篇是记者在两会现场采访卫生部高层官员，该官员表示SARS尚未得到控制，国家正寻求国际合作；另一篇则报道了钟南山否定衣原体病毒为SARS病原体的说法，并呼吁国际合作。
这是国内媒体首次涉及报道的关于寻求国际援助的问题。
非典期间南北5大主流媒体非典报道新闻数量
在媒体发声回归的四月份，《南方都市报》依旧以超过200条新闻数量报道SARS事件，而这个时候已经是全国媒体共同发声的时间。
《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努力，在另一层面拯救着中国的“SARS病人”。
7
无数的前线作战者
当医院成为战场，医生只能义无反顾地拿起他们的武器奋战。
他们没有退路，他们也没有考虑退路。
医护人员作为最了解SARS疫情的群体，也是当时最危险的人群。
当时SARS传播时疫情不明，医护人员便是最容易被传染的群体。
说他们在刀尖上跳舞并不过分，更可怕的，是他们在一开始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刀尖上跳舞。
即便这样，医护人员并没有因此而卸下责任。
SARS出现后，一线的医护人员全副武装进行救治，他们被安排专门宿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禁止离开医院，每天超负荷工作运转。
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孙思邈
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是当时医护人员的想法，一心赴救是他们的唯一信念。
当然，在刀尖上跳舞不免要沾血。
邓练贤，广东抗击SARS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医生；
叶欣，因抢救病人而不幸染病光荣殉职；
李晓红，连续奋战六天被病毒感染光荣殉职；
丁秀兰，因救治病人感染病毒、多脏器功能衰竭光荣殉职；
......
数据显示，当时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是整个SARS疫情的最大牺牲者，占死亡人数的1/3。即使有幸存的人员，后来也多饱受疾病困扰，痛苦不堪。
他们是用生命筑起抗击SARS钢铁城墙的战士，也是留住生命最后一线光的天使。
是谁拯救了中国的“SARS病人”
SARS过去17年后，我们会回想是谁拯救了中国的“SARS病人”。
有些人的名字为我们熟知，但更多人的名字淹没在历史潮流中，但他们都是拯救中国“SARS病人”的英雄。
SARS过去17年后，武汉新型肺炎“2019-nCoV ”袭来，全国戒备。
这些曾经拯救中国”SARS病人”的英雄们再次走上战场。
无论是17年前的SARS ，还是现在的武汉新型肺炎，我们总能从其中窥出很多已存在的问题。但在当下，我们的希望是这次疫情尽快得到控制，那些真实的确诊数字能够再少点，再少点。
也希望那些踏上“战场”的英雄，能够早点回归普通人的生活。
向曾经拯救中国“SARS 病人”、现在正拯救中国“2019-nCoV 病人”的英雄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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