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的焦虑，早就被他看透》），讨论了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眼中的焦虑。是啊，作为个体的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做选择。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如何选择；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对的。是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助时，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和肯定，将自己放得很低，讨好别人，努力维持与别人的关系？是以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眼光审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为了获得控制感和胜利，甚至不惜攻击他人，破坏与他人的关系？还是以逃避问题的心态，远离疏远别人，不打扰别人，也不愿意打扰自己，不掺合任何事物，也不让任何事物掺合到自己孤立的心境？
上面所列举的三种处理焦虑的方式，是由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Karen Horney）所提出的。顺从型人格(compliant personality)：个体不加选择地依附于身边的某个人，他们不会爱,只能依附；需要被人喜欢,被人爱,被人接受,得到认可等；在表面上是亲近任，而在潜意识中却是借依从消除焦虑感。攻击型人格(aggressive personality)：个体对人持敌对攻击态度，通过攻击他人以保持优越感、控制他人和显示力量。疏离型人格(detached personality)：个体努力争取自主和独立，强烈地希望保持个人隐私。通过回避喜欢、爱、同情和友谊来避免焦虑。
| 卡伦·霍妮是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新弗洛伊德学派研究者。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对弗洛姆影响颇深。主要研究基本焦虑，提出「理想化自我」的心理学概念。
其实，我们今天熟悉的各种人格类型理论，与霍妮以及我们下面会谈到的弗洛姆，与他们两个人的贡献密切不可分。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1937年）这本书中，霍妮指出，焦虑是我们的自然状态，它始于我们童年时期，在面对外部世界感到无助和恐惧时，便会引发我们的心冲突，导致神经官能症。这种冲突，尽管有性压抑、遗传等因素影响，但本质上，是我们身边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我们内心真实的自己造成的压迫与紧张，最后形成病症。社会文化塑造出种种「假我」，无论是小粉红、逆来顺受的顺民、一触即跳的暴民，都是社会文化塑造出来的，而与内心的「真我」冲突，压抑「真我」，最终形成病症。
即使不形成病症，为了应对「天人交战」，为了对付「真我」与社会文化的紧张，为了找到一种能平静生活的平衡点，我们也会本能的对外面的社会文化采用不同的策略，最终将我们自己塑造成了不同的人格类型。当然，无论我们是顺从型、攻击型还是疏离型人格，本身都是对冲突的一种调解，是有益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不穿这种人格形成的原因，又常常固执于已（被动）形成的人格，以假为真，假戏真做，最后无可避免的，还会重新面对这种单一人格类型一定会带来的内外冲突，并无法阻止内心的「真我」与「假我」的人格之间的冲突。于是，我们会陷入了一场无穷无尽的真假美猴王的交战之中。若想彻底解决，还需借助精神分析的方法，直面内心「真我」。一百年前，在女性读书识字都还成问题的时代，霍妮早就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医学了。在柏林期间，霍妮得到当时的德国精神病学家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的赏识，不仅接受了精神分析培训，进入柏林精神分析所工作，还认识了赫赫有名的弗洛伊德。
尽管霍妮对这位精神分析学派的教父尊敬有加，也没想过要全盘推翻这位前辈的观点，但事实上，她很反对弗洛伊德的「个人-生理」解释模型。在她眼中，神经官能症只能是个人与一定社会文化背景相互冲突中发展而出。
虽然霍妮也承认，神经官能症源于个体。但是，个体的表现形式可不一样，这就是社会文化背景的重要作用——是社会文化背景形塑了我们对神经官能症的反应方式。从这个角度出发，弗洛伊德所认为的女性的「阴茎焦虑」压根是建构出来的：与其说女性是因为缺失男性生殖器而焦虑，不如说女性是因为恐惧生殖器受损而焦虑；与其说女性有「阴茎焦虑」，不如说男性有「子宫焦虑」。正因为男性在生养孩子方面是如此无能为力，是啊，男性没法亲自生产和哺乳，为了在自己的心理上得到补偿，男性建构了一套社会话语，贬低女性在生养上的优势，打击女性的自尊心，让自卑的女性通过成为妻子，然后成为母亲这样一种路径来克服男权社会下的无所适从。显然，在反对弗洛伊德上，霍妮也受到了阿德勒《自卑与超越》的影响。柏林的精神分析圈很小，霍妮结识了另一位日后将与其有着学术、情感上爱恨纠葛的青年——弗洛姆（Erich Fro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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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源头来说，弗洛姆和霍妮都算是弗洛伊德的精神继承人，虽然是以批评反叛的形式来继承的。一开始，弗洛姆对欧洲人在一战时的狂热心理感到好奇，但这样的好奇并没有将他引到心理学领域，他进了海德堡大学学习社会学和心理学。直到1924年，他后来的妻子弗里达·里希曼（Frieda Riechmann）给他做了精神分析后，打动了他，将他引入了这个神奇的领域。
在首都柏林，弗洛姆认识了霍妮，两人并没有立马擦出火花，相反，在精神分析师到底应不应该有医学训练背景这个问题上，两人还发生了矛盾。30年代，随着希特勒的上台，精神分析这门新兴学科被打上「犹太学科」的标签，柏林的精神分析圈一片灰暗。
在这个时候，另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弗朗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向霍妮伸出橄榄枝，邀请她到美国，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副所长。正跟丈夫奥斯卡（Oscar Horney）闹分居的霍妮，欣然前往，由此开始了一往无前的精神分析坦途。在美国过得不错的霍妮，没有忘记柏林精神分析圈的老朋友们。她知道弗洛姆是犹太人，会受到迫害，于是邀请弗洛姆到芝加哥做讲学。从此，两人开始了学术上的深入交流期，并发展了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亲密关系。1934年，因为和亚历山大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上意见不合：亚历山大十分遵奉弗洛伊德的学说，而霍妮则因为强调文化背景的影响，对传统的弗洛伊德学说显得相当离经叛道；于是，霍妮从芝加哥退出，转而加入纽约精神病分析研究所。
在纽约期间，霍妮发表了上文所提到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时间风头无两。
但是，由于霍妮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反叛，没多久（1941年），纽约精神分析圈也和霍妮发生了一场撕裂。霍妮也是个能折腾的人，她索性带着自己在研究所的学术盟友们出走，自己建立了美国精神分析促进协会，自己当所长。在霍妮与传统弗洛伊德信徒之间产生的理论分歧中，弗洛姆当然站到了霍妮这边，也同意文化背景对个体人格的影响。
而且，弗洛姆比霍妮更强调社会对个体的影响。在弗洛姆眼里，人类个体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我们个体与身处的社会环境互动的产物。我们既诞生于此，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历史。因此，我们对自由与个人主义的追求，会造成我们与社会的疏离，这种疏离感带来了种种精神问题。恐惧于自由带来的疏离感，为了克服这种与社会的疏离，人类抛弃了自由，塑造出了三种人格倾向：威权型、破坏型以及顺从型。
1941年，弗洛姆发表了著名的《逃避自由》一书，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分析个体逃避自己，逃避自由的问题。
随后，1947年，弗洛姆出版了《逃避自由》的续集《为自己的人》（Man for Himself），对于他而言：
「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我着力分析了现代人逃避自己和逃避自由的问题；而在本书中，我要讨论的是伦理学的问题，亦即讨论那些引导人实现其自我和潜能的规范和价值问题。」《为自己的人》一书，可以说是弗洛姆作为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对人格类型解释比较全面的一部著作。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有个特点，喜欢从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去分析他成人后的所作所为。比如在分析希特勒的恋尸型人格时，弗洛姆也选择从他的童年开始分析。他将希勒特的童年分为三个阶段，六岁之前、六到十一岁、十一岁到十七岁，弗洛姆认为，这一段的人生经历奠定了希特勒的性格基础。但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即性冲动理论）不同，弗洛姆不认可弗洛伊德以恋母情结去解读人的性格，弗洛姆认为，一个人的性格由社会主导，他在社会中的经历将塑造他的性格。他将人的性格分为个人性格和社会性格，其中，社会性格是性格结构的核心，而个人性格则是在此基础上表现出个体之间的性格差异。在《为自己的人》第三章中，弗洛姆专门讨论人性与性格。在他看来，气质与性格可不是一回事。他认为，气质与性格的混淆，已经影响了伦理学上的判断。对他而言，气质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由体质决定的东西，它是不可改变的。而性格更多地由人的生活经验决定，随着人见识和体验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变的。
弗洛姆认为，性格的核心由「个人借以使自己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取向」构成，也就是说，我们所选择的看待这个世界，以及看待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态度和倾向，决定了我们的性格。最终，无论是思想还是判断，都成了性格的产物。性格是我们行动前后一致，是我们适应社会的基础。他将性格分为非生产性取向和生产性取向两大类，其中非生产性取向又分为「接受取向」、「剥削取向」、「囤积取向」以及「市场取向」。我们大概可以把这类性格的人的最大特征描述为「依赖」。对于他们来说，一切最好的东西都是别人给的，不管是财富、知识、爱情、还是快乐，他们极度依赖来自他人的帮助和馈赠，无法内在地获得满足感。这类性格的人，爱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被爱」，一旦有人给他们爱，哪怕只是爱的表象，他们就会迷恋上这个人。所以他们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忠诚——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别人的爱，对任何冷淡都极其敏感。与接受取向类似，剥削取向的人也认为最好的东西来自外界。但比起接受取向的被动等待，剥削取向的人显得更有攻击性，他们是主动地，通过暴力或诡计，从别人手里抢走东西。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到满足，所以他们总是高估别人手里的东西，而低估自己已拥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偷窃癖。很多人其实衣食无忧，想要的东西完全买得起。但他能从偷窃中得到乐趣，他享受那个偷窃成功的瞬间。而在知识方面，这一类人不会创造观念，而是窃取观念。比如抄袭和洗稿的人，前者是直接剽窃，后者则更为狡猾，他们用不同的术语重复别人的观点，还坚持说这是原创。与前两者不同，囤积取向的人不期待从外界获得，他们喜欢做的是保住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他们不相信自己能从外界获得任何东西。也不懂得力量是可以补充和增长的。其安全感建立在节约上，所以他们拒绝消费，同时非常吝啬。 | 狄更斯《圣诞颂歌》中的吝啬鬼应该可以算作这一类性格的典型代表由于非常在意自己的所有物，所以他们要求有一种掌控感，不管是钱财还是感情，都要非常有条理。这可能是一种强迫症，弗洛姆描述他们说：
「他无法忍受东西的凌乱不堪，他会自觉地把这些东西加以整理。」这是一种产生于现代的性格取向，其基础是现代市场和商业化社会。市场取向的人以商品思维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他们「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并把个人价值当作交换价值」。对于他们来说，自身的价值不是由个人特质决定的，而是随着市场竞争的条件变化而变化。他们的自尊来自他人的肯定，他们会根据市场的需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比起前几种性格的相对稳定，这类取向的人的性格是流动的。市场取向是自成一类的非生产性取向。当然，弗洛姆并没有认为每个人只能有固定的某一种取向。实际上，在一个非健全社会（比如我们现在这样的），我们可能兼具两种或三种，甚至所有非生产性取向，只不过可能某一种占主导地位。虽然这些非生产性取向看上去都有些消极，但也不乏其积极的一面。比如，接受取向的人可能较为忠诚可爱，剥削取向和囤积取向的保守性可以给社会带来一定的稳定，而市场取向的人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他可以使自己的全部潜能得到生长和发展的机会。弗洛姆也给出了一个理想性格——生产性取向，这种性格只有在健全社会中才能培育起来，而健全社会目前尚未出现...从论述来看，弗洛姆的「接受取向」、「剥削取向」，与霍妮的「顺从性人格」、「攻击性人格」，简直如出一辙。
以接受取向为例，弗洛姆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一取向中发现一个由权力集团剥削另一集团的社会。而被剥削的人——也就是接受取向的人，并不意识到自己被剥削，甚至对剥削者充满敬仰。就像奴隶，不管他的得到物有多么少，他总是觉得所得超过自己做出的努力，这是这个社会结构给他留下的印象。在这样的结构里，接受取向对应着奴隶，剥削取向则对应着剥削者——他们可能是地主、奴隶主、资本家。至于市场倾向，则与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有关——人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产品与劳动本身之间发生了劳动异化，他是这样说的：
「这种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2）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
（3）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
（4）人同人相异化。」
随之而来的便是从生产，到消费，再到制度，统统都被异化了。金钱在所有领域内畅通无阻，可以换取几乎一切事物；人沦为被异化的机器，在强力的政治宣传中无法发展自己的真正的爱好和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他们自己甚至意识不到这一点。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发出感慨：
「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而那个由健全社会培养出来的理想性格——生产倾向性格，则是另一个乌托邦，对应着马克思学说的理想社会。而弗洛姆与霍妮的差异，其实也主要是社会与文化之争的差异。也可以说，这是精神分析-人类学与精神分析-社会学之间的差异。
在他看来，生产性取向的人才是具有创造性和真正力量的人，他在情感上和精神上都是完整的。
他所创造的最重要的对象是人自己。这样的人在情感中就是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所说的拥有「成熟的爱」的人。一种成熟的爱的原则是「我被人爱，因为我爱人」，而不是「我爱，因为我被爱」。因为对于成熟的、有创造性的人来说，「给」是力量的最高表现，他们通过「给」，体验自己的生命活力。
霍妮和弗洛姆的理论，我们或多或少觉得他们说的有些道理，但又觉得好像不太对。
说到这里你可能有些明白了，不管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潜意识-意识理论也好，还是之后他学生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集体无意识也好，又或是弗洛姆的类型论，之所以让我们觉得有些不可信，是因为它们严格说起来都不是科学。
在现代，我们认定一种理论或原则为科学，前提是它是可能被证伪的，这是波普尔提出的证伪主义。只有这样，科学才能随着一步步推翻错误的观念而得以进步。但是弗洛伊德及其继承者的这些理论是无法证伪的，也无法证实的。他们的那些观念，虽然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无论如何我们也没法深入人心，去看童年、过往、社会是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一个人的性格的。因而无法检验真伪。虽然在科学界不受欢迎，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文艺界倒是所向披靡。最为著名的就是用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结分析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现在很多文学研究都喜欢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恋母情结、童年创伤、潜意识、力比多......大概是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被「说中了」，就像很多星座分析一样，我们总能在那些文字中找到其中与自己对应的地方，这就是（Barnum effect）。所谓「巴纳姆效应」，是说星座分析这类的描述往往十分模糊及普遍，以致能够放诸四海皆准，适用于很多人。但人们认为非常符合他们自己，觉得这是为自己量身订做的，从而给予这些分析相当高的评价。 | 巴纳姆效应并非由巴纳姆提出，而是由心理学家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通过试验证明的心理现象，之所以以巴纳姆命名，是因为他是公共关系发展史上最黑暗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利益而不惜欺骗公众的典型。他在评价自己的表演时说，他之所以很受欢迎是因为节目中包含了每个人都喜欢的成分，所以他使得「每一分钟都有人上当受骗」。当然，星盘解说和研究现在也发展为一门严肃的学科，将来会如何，我们未可知，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不过就目前来说，巴纳姆效应还是居多。而霍妮和弗洛姆等人的观察和分析倒要细腻深刻得多了，他们对于人在社会中的焦虑问题做了长期的研究和思考，并致力于提出解决办法。美国学者马克·克兰德（Mark Kelland）在《人格理论》（Personality Theory）这本书中曾详细总结和分析了弗洛姆和霍妮的观点，非常到位。摘取段落如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弗洛姆追求人与社会的整体融合。他认为心理学不能脱离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或伦理学。现代世界人们面临的道德问题是他们对自己的冷漠。尽管民主和个性似乎提供了自由，但这仅是对自由的承诺。当我们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导致我们屈服于某种力量时，无论是政党，教会，俱乐部，还是其他，我们都会屈服于自己的个人力量（Fromm，1947年）。因此，我们会受到他人的不当影响（在极端情况下会受到希特勒或斯大林的影响）。解决方案可能像爱情一样简单，但是弗洛姆（Fromm）认为，爱情绝非易事」
「 ……爱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沉迷的情感，无论他达到的成熟程度如何。它[弗洛姆的书]要说服读者，除非他最积极地发展自己的整体个性以实现富有成效的取向，否则他所有的爱情尝试都注定会失败。没有真正的谦卑，勇气，信念和纪律，没有爱人的能力就无法获得对个人爱情的满足。」一个人的爱心能力反映了他们的文化在多大程度上鼓励了作为每个人性格一部分的爱心能力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社会重视经济收益（积累的财富）胜于劳动（人民的力量）。但是，这样的经济需要大批人一起工作（劳动力）。当个人对生活的追求变得焦虑时，他们在心理上投入了资本主义制度，投降了资本主义，并成为了导致拥有公司财富的劳动力。弗洛姆相信，这使我们与自己，他人以及自然（或自然秩序）疏远了。为了以健康的方式恢复与他人的联系，我们需要练习爱的艺术，爱自己和他人。这样做需要纪律，专心和耐心，以及个人的才能，这些都是在禅修实践中传授的。最后想说一句，如果以童年和过往经历就框定一个人的性格的话，未免简单粗暴，也有些悲观。人不应该是限定的，而是应该由自己去创造的。这不也是霍妮和弗洛姆所主张的观点吗？埃里希·弗洛姆.为自己的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译林出版社，2011. Mark Kelland. Personality Theory,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2017.世界虽大，我们想邀各位学友一起去看看。下载「知鸦」APP，7天免费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