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的开端——在“中国温床”上孪生的荷马与莎士比亚
西方文学的开端——
在“中国温床”上孪生的荷马与莎士比亚
诸玄识
导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中国风”绽放浪漫主义之花（18世纪）→花开五瓣（荷马、莎剧、莪相、哥特和“英诗辑古”）→百花盛开（19世纪），包括“五伪”如下：
1.伪哥特——好比野百合花。在1760年代，英国贵族沃波尔（Horace Walpole）基于他所精通的汉学，伪造了第一个“哥特式”〔哥特建筑（草莓山庄）和哥特小说（《奥特兰托城堡》）〕；到19世纪，随着兼收并蓄泛亚元素，它作为独特的“中古遗产”，展示欧风美雨中的一道风景。
2.伪但丁——好比假莲花。《神曲》原是几乎被淘汰的低俗的传说故事，只因沾光于“哥特”（本土复兴），有幸在19世纪初被“翻译”而翻新——注入佛学，耸入云霄。其变废为宝的因缘是：中国佛学→斯威登堡神秘学〔斯威登堡《天堂与地狱》→布莱克《天堂与地狱结婚》〕→经典版《神曲》。
3.伪希腊——好比罂粟花。19世纪前期，许多浪漫诗人都吸鸦片，通过麻醉与亢奋，把东方神秘变幻成“希腊神话”〔诗人济慈被称为“神话制造者”（Greek mythmaker）〕；他们写下了成百上千的希腊长诗，其中有雪莱的名句：“ 我们全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根源皆在希腊。”
4.伪史诗——好比假茶花（茶花象征一个国家的形象、民族的气质与精神）。在1760年代，苏格兰人麦克弗森（JamesMacpherson）受古汉语的启发，虚构了凯尔特人史诗《莪相》（奥西恩）；到19世纪，几乎每一个西方国家都按照“莪相模式”，伪造了本民族的“史诗”。换句话说，所有的西方国家的史诗都是假的。
5.伪民俗——好比假石榴花。同样是在《莪相》所掀起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狂热中，一些国家的学者杜撰了“自古相传的童话故事”，诸如《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所谓的“古希腊”《伊索寓言》最早是在17世纪前期，由耶稣会士在中国就地取材伪造的，而到浪漫主义时期则被重写。
借喻唐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大家只看到西方文学的“万条垂柳、百花盛开”，而不知道它的种子和根脉则都是中国的，只不过在西方的土地上长成“碧玉高树、奇妙园林”而已。那裁剪景致的“二月春风”不就是“中国风”——“百花含蓓东风里”吗！西方文学的繁荣只是中西之“因缘、因果”之短暂机遇，故曰：“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
这里只讨论“西方文学的开端”。
（上）汉字密码与西学基因
（一）中西文字
直到15世纪左右，西方依靠四大发明（印刷与纸）锁定、规定其发音符号（字母）才产生文字，却因语音和语义的狭隘与散乱，造成了普遍误解，加剧宗教战争。相比之下，汉字乃富含审美与哲理，具有“表述的合法性”（representational legitimacy）；不仅如此，马若瑟（JosephPrémare, 1666—1736年）说：“汉语对其他所有语言都具有唯一的合法性。”它尤其是现代西方诸文字具有“合法性”的基础（西方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大卫·波特诠释道：
（17世纪欧洲）社会改革家、通用语言的设计者和语言学家们，都是从这种不可捉摸的外国文字（汉字）材料中，寻找合法性陈述的可能性之依托。不管它是不是被信赖为人类的原初语言（文字）或神圣启示的密码，也不管它是不是被信赖为体现一个完美的哲学系统或所有科学的基本原理；但当务之急的是，中国书写文字服务于这个严酷的时代（指17世纪欧洲混战），从而作为一种语言权力救赎的象征，示范知识交流形式的可行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字是可靠的、普遍有效的……。汉字为西方提供了有用的概念框架。
中国古代智慧主张万物众生乃一体共通、和谐感应，其与汉语及汉字的关系是：
1.抽象思维：“道”→表意→哲理（表意的语言文字）；
2.形象思维：“雅”→写意→审美（写意的语言文字）。
这就为什么毕加索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古代中国才有真正的艺术（应该指“原艺术”）！……，而白种人则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
伏尔泰说：“远东是所有艺术的摇篮，西方从那里获得一切。”18世纪中叶，“中国工艺和哲学强烈影响了法国的审美与生活方式”。
在汉语（汉字）及其之外，不存在知识。白晋告诉莱布尼茨：书面汉语是“所有知识的真正的钥匙”（truekey to all knowledge）。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安戈指出：在现代早期的西方，“任何人能够发现解码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方法，他就可能拥有非常宝贵的知识，他就可能获得全部的人类知识图像的钥匙。”
这样，我们便可得出如此判断，即西方无法原创或自生文学及“西学”。事实上，西方是基于汉语文献与汉字概念伪造“古典”和塑造“今文”（现代西学）的。
图解 文字的历史与原创 由于口音的恒变性，在用印刷术（锁定、规定声音符号）之前不存在“表音文字”。也就是说，西方文字是在四大发明西传以后才有的。
除此之外的是象形文字与表意文字。象形文字所表达的，仅是零星具象或臆想外物，而非复杂、变化、连续和系统的思想；它只是原始图符（部落或宗教），根本不胜任于文明。因此，所谓的“古埃及”（图A）和“巴比伦”（图B：楔形文字）都是伪造的。
象形文字升华至表意文字，从而超越生理层次（眼识→象形、耳识→表音），在“形而上”的、理念与思想的高度，表达人类的共通、共喻，这就是汉字（图C）。至于“图D”，它是荷兰及北欧的不成功的“古代表意文字”（也是虚构的）。
（二）汉学雅言
“雅言”在文学上指包含审美、哲理和知识的语言文字。德国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说：按照今天的观念“‘文学’指美文（belles-lettres），即小说之类，但这是18世纪欧洲的发明；从其词源来看，“文学”（literature）原来只是“书写”或“写字”的意思。因此，在前现代，欧洲文学的观念很少倾向于‘唯美主义’（aestheticism）……。”
所谓的“文艺复兴”应该是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虚构。根据西文词源词典（EtymologyDictionary），这些词的首出时间：
“文艺复兴”（Renaissance）：1840年；
“文学”（Literature）：15世纪初（仅指写字、写信，到1779年才有“作家创作”的意思）；
“审美”（Aesthetic）：18世纪中（aestheticism-唯美主义：1855年）。
这就是说，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不存在“文艺复兴”的说法与概念，更不存在审美品质的真正文学。
英国著名学者、兼任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教授的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 1898—1963年），“轻蔑和嘲笑‘文艺复兴’这个词”。他宣称：“我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即人们普遍认为的‘文艺复兴’，实际上从未存在过。”他还说：“利用‘文艺复兴’这个术语来‘复兴希腊’和使拉丁语‘古典化’（classicizing of Latin），这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让‘文艺复兴’承载额外的历史负担，它就不应该被使用。”〔引者按：刘易斯所说的“拉丁语的古典化”，指拉丁语原本只是中古后期与近代早期的宗教语言，却把它虚构成“古代文明”的语言〕。
图 “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是在1840年出现的，定义为“始于14世纪的欧洲古典艺术和知识的伟大复兴时期。”但实际上，这是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想象与虚构（就像这幅19世纪画的内容）——东方文化与物质文化首次冲击欧洲所激起的浪潮，被严重的歪曲和夸大。
西方诸表音文字如何形成的？口音在时空上处于恒变状态，因而“表音”实际上是文字进化与大众沟通的反面；即使偶遇外来“助缘”——指印刷术锁定、规定表音符号（字母）——而产生文字，却徒增普遍误解（加剧宗教战争）。自从培根于17世纪初提出“汉字是真正的字”，好几代欧洲精英（主要是威尔金斯和莱布尼茨）按照汉语模式进行改革，从汉语（汉字）借取含义、借鉴定义，由此把西方文字从纯粹的表音符号变成了“知识符号”（哲学语言、科学语言和通用语言）。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是英语臻于成熟的标志，但它是“解码汉字”和“汉语思维”的产物，约翰逊本人尤其谙熟中国学（他写下大量有关中国的著述）。
整个的西方“古典、经典”（文学及西学）都是由这种带有“雅言”的新文字（西表中里），在17世纪晚期之后“变现”出来的；按照大卫·波特教授的说法，它们都是“汉字密码”的展开。芝加哥大学教授豪·索萨西说：“中国书写文字是有效思维的典范”，它“成为现代早期欧洲的完美写作模式”。
图解 表音文字≠书写文字？ 表音文字并非直接成为书写文字，尤其是，西方的表音文字在其初生期（15—17世纪）根本不能被用来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及知识 。纯粹的表音文字有三个致命混乱：
1.书写混乱——信手涂鸦，无法辨识，这须用印刷术与纸锁定、规定表音符号（字母）。
2.发音混乱——南腔北调，无法听懂，这须有民族国家及行政管理来“整齐划一”，而宗教纷争则乱上加乱。
3.语义混乱——鸡同鸭讲，无法理解，这是最难的。为什么？人们必须对宇宙天地及万物众生和它们的关联性，有着深刻体悟与感知，然后精当描述，精确词义。
对于西方来说，解决第一点（书写混乱）需要等到四大发明的西传。解决第二点（发音混乱）需要中国文化引导启蒙运动，完成转型（神的社会→人的社会），从而建立民族国家。解决第三点（语义混乱）何其难也！它来自哲学的源头。深刻体悟和感知“宇宙天地及万物众生和它们的关联性”，由此认定客观对象，再来“精当描述、精确词义”。对于它，世俗土话做不到，宗教神话更不行。
因此，西方不可能原创或自生真正的文字，亦不可能原创或自生文学、科学和哲学及知识。
除非西方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借取含义、借鉴定义），否则，它不可能正确地表达事物、概念和思想，也就不可能成为哲理性与通用性的文字。
（三）诗文媒介
汉语（汉字）是文学与哲学的唯一媒介。亦即，费诺罗萨和埃兹拉·庞德共识“汉字是诗的媒介”，莱布尼茨提出，汉语是“哲学语言的模式”（model of philosophic language）。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罗伯特·克恩说：“汉语是西方话语的模式，无论是诗歌，还是其他。”亦即，大卫·波特说：“中国书面文字的特性已经注入了现代欧洲的语言话语之中。”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语言学教授戴维·韦尔著《美国的东方性：从殖民时代到二十世纪的东方想象》，摘要如下：
哲学家皮埃尔·波微（1719—1786年）曾说：“如果该帝国的法律成为所有国家的法律，那么，中国便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一幅迷人的画面（enchanting picture）。”〔引者按：哲学家罗素曾说：“如果全世界都采用中国的生活方式，全世界都幸福”〕。
同样，莱布尼茨在一封信中称道中国人作为自然宗教（naturalreligion）的实践者的崇高地位。他还说：“……有必要请中国派人来欧洲传授自然神学（naturaltheology）。”……
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Fenollosa, 1853—1908年）很明显地考虑到，东方在世界文化兴起中的重要性。……他推测，……汉语将是世界上最理想的语言；汉语不只是诗歌的典范（汉字表达的清晰、精确和具体，这应该是所有语言追求的目标），而且汉语简直就是真理本身，所有的真理都必须用（表意）字句表达。
1913年底，正在研读《儒家四书》的艾兹拉·庞德，见到了费诺罗萨夫人（Mary Fenollosa），获得了费诺罗萨论汉字的手稿；由此，庞德对中国的兴趣达到高潮，这毕竟是他毕生所见到的最具开创性的著作。该书（《作为诗的媒介的汉字》）是庞德的先锋派所不可或缺的，也证明了庞德的东方主义传统在新英格兰是根深蒂固的，特别是爱默生所代表的。
乍一看，爱默生似乎远离庞德的现代主义的轨道；然而，这种相关性——在费诺罗萨论汉字的著述里充分显示——是真实的……。《作为诗的媒介的汉字》涵盖了爱默生的关于语言与诗歌的思想，它（最早）是由表意的汉字表达的。……被理解为表意的汉字，是文字与事物的联系更加具体化，透彻而完美，这正是爱默生所导向的诗歌语言的目标。
图 费诺罗萨的手稿，由艾兹拉·庞德编辑出版《作为诗的媒介的汉字》（1919年）。
（中）孕育西方文学的温床
（一）因缘聚合
西方文学的开端不是在“古希腊”，而是在现代早期的英格兰。确切的说，西方文学诞生于17、18世纪之交开始的浪漫主义运动，因为那时的西方才有文学的前提——“以人为本”（表达人情、人事、人智……），这要归功于中国文化的启蒙（启蒙运动：神的社会→人的社会）；进而，基于其上的则是撷取华夏的文学三要素：A.审美（来自“中国风”）；B.哲理（来自中国古籍的启蒙思想）；C.雅言（汉字表意、汉字密码）。
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出版了专著《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1955年）。英国拉夫堡大学教授爱德华兹解释：“浪漫主义则与‘中国风’密切相关，是中国因素塑造了独特的英国审美，却被后人遗忘了。”
17—18世纪欧洲的显著特征是“中国重塑西方”，首先是儒学促成了转型（启蒙运动）——长期混战的“神的社会”变为内部粗安的“人的社会”，后者包括建构西学和虚构历史〔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与“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都是“复制中国历史”〕。
欧洲的“中国风”涵盖茶艺、园艺、工艺和文艺以及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里，“文艺”指包含审美、哲理和雅言的文学艺术，它的蔚然成风即浪漫主义运动。
浪漫主义运动从17世纪下半期持续到19世纪中后期，以1760年代划界分为两个阶段：“中国风”（显性）和“去中国风”（隐形）。然而20世纪初再现“中国风”，即现代主义运动——与中国的“新文化”截然相反，西方在文艺上乃“寻根华夏”：美国范德比大学教授威廉·弗兰克说：“1919年在（西方）文化史上具有重大转折点的意义”，因为埃兹拉·庞德编辑的费诺罗萨文集《作为诗的媒介的中国文字》问世，它被宣称是所有美学研究的基础，而汉字宝藏则成为西方文艺现代派的核心价值。美国诗人W.S.默温说：“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歌的影响，美国诗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影响已成为美国诗自己的传统的一部分。”
图 “中国风”及其诗文。
（二）浪漫主义
按照成说，“浪漫主义是一场文学运动，从1750年持续到1870年，几乎席卷了了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的每一个国家。”我们对这句话做些补正：
首先，法国直到1820年代才被卷入浪漫主义运动，而之前的百年则倾注于启蒙与政治运动，其文学稍逊于英国。德国浪漫主义的序曲是狂飙突进运动（1760—1780年），之前由于德语太原始〔其国王腓特烈二世拒绝使用德语〕，所以谈不上文学。确切的说，德国文学开始于歌德汇集和归化被翻译的汉语文献，从而形成“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资料库。
其次，美国文学也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产儿。芝加哥大学教授吉尔莫（MichaelT. Gilmore）说：“这一共识与爱默生的判断一致，即在浪漫主义精神苏醒之前，这个国家不存在文学艺术。”然而，美国及西方文学的根则在中国。罗伯特·克恩指出：“驱动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1853—1908年）和”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年）倾心于汉语，很明显，有着很深的根源；不仅美国文学史特别是爱默生的作品如此，而且在知识和语言传统上，至少可以追溯文艺复兴时期。“在爱默生的术语里，汉语则是意象和修辞的语言，由此不断提醒我们那是诗的起源。”
第三，俄罗斯文学是在1820年左右诞生的。戴维·库珀（David L. Cooper）说：“在19世纪20年代关于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Narodnost）的辩论之前，俄罗斯还没有文学。”俄罗斯文学直接源于法国，间接来自“中国风”。美国戏剧评论家布鲁斯坦感慨：“想想中国文化冲击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中国风’席卷一切，好比法国文化在19世纪改变俄罗斯贵族的风俗、时尚和语言。”
第四，英国开辟浪漫主义运动要早得多，应该是在1660—1690年间。根据席勒研究所（Schiller Institute），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年）是西方文学的拓荒者——“所有的‘历史名人’都是从德莱顿开始被重塑的”；而之前的诗歌则都是“蹩脚的”（hobbling verses），例如属于“野蛮时代的莎士比亚，其作品粗俗、粗糙的、无教养的（coarse and rustic, untaught in a barbarous age）”。
应该指出，在德莱顿时代被重塑的“名人”（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都在百年之后又被“经典化”，而在这之间则经过了无数次的再修改。按照雷恩斯伯格教授（Prof. B. Rainsberg），莎士比亚作品经过无数次的改写之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但它也远不如“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都被重塑得那么彻底。
图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加里·泰勒 著《重塑莎士比亚：复辟时期以来的文化史》，其中心思想是：在其死后的350年里，莎士比亚的“成果”与“形象”不断被创新发明，以迎合不同时期的文化与政治潮流。
（三）次生文学
在18世纪的西方，“中国风”、“中国启蒙”（启蒙运动）和“中国雅言”（“汉字密码”）三位一体，形成浪漫主义运动的“文学机制”；它具有两个基本功能“试金石”和“精加工”：
1.“试金石”好比“如来佛的照妖镜”，它使此前的西方题材，像荷马、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等“历史人物”的作品，暴露在真正文艺品味的光天化日之下，显得十分粗糙和低劣，差一点都被淘汰。
2.“精加工”却能“化腐朽为神奇”，把此前所有的西方题材或文本，不论其原创如何、是真是假，统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摇身一变，名扬四海。西方的经典名著就是这样产生的！
现在我们所阅读的18世纪以前的西方名著，都是被按照“中国风”语言和审美的标准，将其“经典化、现代化”的。
阿肯色大学的埃里克·拉森说：“由于文本现代化（modernizedtext）的完成，流行于17世纪英国的旧的篇章，现在就变得明亮了”；“为读者们提供了精炼英语的题材”。美国作家威廉·克兰斯顿·劳顿进一步指出：
（就其作品而言，）不仅那过时的乔叟（antiquated Chaucer）被用清新的语言形式加以铸造，而且粗糙的莎士比亚（crude Shakespeare）也需要重写。毋庸置疑，他们（指18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都真正地感到，奥维德、……维吉尔和荷马均应该被用现代英语彻底更新。
美国特拉华大学教授约翰斯说：“对于亚欧文化传播来说，杂交是基本的（结果）。西方艺术家们接触到了真实的中国艺术品，并且把它当做视觉资源；仅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中国风’才可能发展起来。更重要的是，亚洲典范是真品的试金石。”
上图所示，首尔国立大学英语系教授閩恩恭著《中国与英语文学的现代性》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
〔出版介绍〕这部书探讨现代英语文学身份是怎样被其他传统与历史概念——特别是中国的——塑造的。……（换言之）复杂的中国文化意识形成了17—18世纪英国“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
〔内容摘要〕艾迪生和坦普尔（对中国园艺及其美学的研究）为中国审美观念转变成现代性美学，打下了基础……。
斯洛博达（Stacey Sloboda, 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美术史教授）指出：“‘中国风’这个以中国命名的审美品味，不只是体现一种新兴的全球文化，而且还决定性地构成了视觉与物质语言，它起到了赞美和批评18世纪的商业文化的作用。”……借用历史学家罗文塔尔（David Lowenthal）的话，“过去是一个外国，……却派生一个现代性国家”。……把同时代的外国——即中国——的历史经历，转化成对欧洲过去乃至其“古典时代”的理解；……（英国人）想象中国的地理风貌帮助他们绘制一幅英语文学的场景，同样，想象中国的丰富历史帮助他们找到了独特的英国文学传统的契机。
托马斯·珀西编译《好逑传》和《中国事物汇编》是他编造《英诗辑古》的初期准备，……帮助他定义不列颠群岛的文艺性与独特性。
图 文学与审美（“中国风”）。
（下）首批经典文学的产生
（一）花开五瓣
“真相有时之所以难以被接受，是因为谎言听起来美好多了。”
18世纪的英国，见证了奠基西方文学的“花开五瓣”，它们是经典版《荷马史诗》与“莎士比亚”、以及伪三部曲——麦克弗森的《莪相》（凯尔特史诗）和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英语诗歌遗产）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多城堡》（哥特小说）。它们每一个都影响了一两个世纪的、成百上千的文艺家。例如19世纪西方各国纷纷抛出的史诗与民俗（童话），却都是在《莪相》的影响下伪造的。
“花开五瓣”都是基于中国要素：汉字表意、汉风审美和汉学哲理以及“以人为本”与“中国盒子”的叙事方法，也可以说都是“中国风”的衍生物。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尤金妮亚说：“英国文学产生了充满‘中国风’的自我版本”；“对于现代早期的英国来说，中国典范不只是它导向世界文化思维的主要拉力之一，而且还是不列颠文学能够表达与反映自身的世界文化的基础。”
在历史观上透过“意识流”，欧洲人把华夏的诗情画意与典章文物（包括周朝的封建等级），都据为己有、变为遗产，从而虚构出西方文化与文艺的传统，这就形成了它的“古诗、古典”的园地；一如在建筑风格上把“中国风”改为“哥特式”（然后再融泛亚元素为一炉），俨然成为“中世纪”的独特景致。亦即，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说：汉语写作概念起着“欧洲幻觉”（Europeanhallucination）的作用。换句话说，17—18世纪的欧洲人透过耶稣会士翻译和介绍的汉语文献与汉字语义，把中华文明的历史图景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故国神游”的境界。——从中华文明复制出西方的文艺乐园。亦即，上文所说的“想象中国的地理风貌帮助绘制一幅英语文学的场景，……想象中国的丰富历史帮助找到了独特的英国文学传统的契机。”一句话，塞缪尔·约翰逊说：“全部的中国历史都已变成了浪漫的素材！”
“天空上挂着无数星星，在那一闪一闪的。其中有两颗星有一个美丽浪漫的神话，那就是牛郎织女星。古人通过神话故事，表示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感想。天空创造了童话。”
图 虚构的“中世纪”。那时根本没有纸张与书籍，也没有文字。
按照时间顺序，“花开五瓣”之首出是《荷马史诗》，其次是伪三部曲，最后是“莎士比亚”。
被奉为西方文学“开山之作”的《荷马史诗》，其经典版问世的时空不是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而是18世纪的英国；它是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年）以翻译为名，创造性重写的。此前的同名文本乃缺乏文学与审美价值的低俗故事，并且属于近代早期的泛亚传奇，而与“古希腊”毫不相干〔尽管虚构的西方通史及国别史多开始于《荷马史诗》〕。
美国教育家戴维·李·鲁宾著《重写策略》，指出：在18世纪“拉丁文和希腊文都是死亡的语言（dead languages）……。荷马的文体是肤浅的，无论如何都达不到当代的措辞标准；……荷马是笨拙的，粗俗的，往往是荒谬的。……荷马的世界既原始又滑稽。”
图解 亚历山大·蒲柏与《荷马史诗》
第一，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荷马史诗》，基本上是在18世纪以“翻译”为名，而被全面改写、彻底翻新的；确切地说，是亚历山大·蒲柏等人按照当时流行欧洲的“中国风”的语言和审美，进行重塑的；在此之前的荷马文本实际上非常粗糙、原始，几乎没有任何文学价值。
第二，被18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和编辑当做加工材料的旧本《荷马史诗》，除了在16—17世纪被修改和添加的部分，几乎全是亚洲或东方传说，而与所谓的“古希腊”毫无瓜葛，并且是近代早期才出现的新面孔。另外，《荷马史诗》是被用“中国盒子”的构思技巧写成的。（详见《名作欣赏》2018年第10期、第11期《〈荷马史诗〉与“中国风”……》）。
（二）伪三部曲
伪三部曲是比较直接地挪用汉语资料。虚构古凯尔特《莪相诗集》的麦克弗森承认：“中国语言真正适用于复活古代残存的凯尔特人的语言。”其作品中的社会关系，按照《皇家爱尔兰科学院会刊》所言，采取了非宗教的孔子礼法。
第一个哥特式（哥特建筑和哥特文学）是霍勒斯·沃波尔（HoraceWalpole, 1717—1797年）伪造的，而他的知识背景则是中国学。大卫·波特说：“沃波尔的哥特式是被‘中国风’的魂魄萦绕的。”
图 1760年代英国出版的“伪三部曲”：麦克弗森的《莪相》（中）和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左）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多城堡》（右）。
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是明目张胆地抄袭中国文献编造的。费诺罗萨指出：
遗憾的是，珀西早先完成两部著作（《好逑传》和《中国事物汇编》）之后，就不再继续他的中国研究了。但是，正如我们从申斯通的一封信中得知：在1761年，珀西已经在为他自己的“古诗”准备材料了，这就是于1765年出版的《英诗辑古》。沃伯顿和约翰逊皆嘲弄珀西。约翰逊认为它像《莪相》一样的假。沃伯顿冷笑道：“珀西这个人所写的是不是关于中国人的那些事？”申斯通是珀西的好朋友，据说，他们之间有许多未发表的关于中国主题随笔的通信（载于1867年的《珀西生平》）。
根据閩恩恭教授的研究：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11年）毕生致力于揭示那些镶嵌在汉字中的“古代符号密码”（ancientsymbolic code）。珀西遵循培根、威尔金斯和约翰·韦布的教导：汉字具有合理性、通用性和真实性。进而，一方面，他重新估价字母文字，重视它与汉字的关联；另一方面，他则大搞歪门邪道，即利用汉字的“原初纯正、亘古传承”这两个特点，从中提取信息来伪造英国的“文学传统”——珀西首先写了《中国事物汇编》和翻译了《好逑传》，再一边参照它们、一边解码汉字，终于虚构出了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古英语诗歌遗产”（《英诗辑古》）。
关于《英诗辑古》的历史意义，大卫·波特指出：“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经典启示，是被公认的。……尼克·格隆宣称《英诗辑古》是划时代的浪漫主义作品。……斯图尔特•库伦说珀西改变了英国文学遗产的观念。根据珀西的传记作家伯特伦·戴维斯，《英诗辑古》激发了布莱克、司各特、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想象力，又通过他们唤起了英国诗歌的革命。”
（三）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1564—1616年）原是文盲戏子，颇得人气，因而变为传奇人物。在17世纪，英国一些剧场和书商冠其名编戏、编书，但屡因语言粗劣与内容粗暴，险些被淘汰；幸亏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年）彻底重写几部“莎剧”，大获成功，从此“莎士比亚”成为英国文艺的品牌，并且不断被更新。但无论怎样，在1760年代被经典化之前，莎剧较之中国主题的戏剧乃等而下之、下里巴人。伏尔泰说，莎剧是“魔怪的闹剧”，相形见绌于《好逑传》。约翰逊的学生大卫· 加里克（David Garrick, 1717—1779年）是莎剧演员和导演，也是莎士比亚崇拜的执行者；然而先前，他是依靠演中国戏而达到其艺术生涯的巅峰的（《中国孤儿》，1759年），再夹带“中国风”的资源投入了造神运动。
早在在莎士比亚生前，英国有了算是第一部英语词典，才两千多个土语单词，显然与拥有数万词汇的莎剧不符。在他死后快一个半世纪出版的《约翰逊英语词典》（1755年），有四万多个单词；而约翰逊则是“莎士比亚编辑”之首，花了十年（1755—1765年）改写莎士比亚作品；事实上，“《约翰逊英语词典》成为莎士比亚版本的词汇表。”亦即牛津大学教授玛格斯通所说“约翰逊用他的英语词典攻克了莎士比亚”（指在语言文字上成功地改造了莎士比亚作品）。
鉴于《约翰逊英语词典》的定义或含义都与汉语密切相关，那么，经典版莎士比亚是“汉字密码的展开”，可想而知了。
经典版莎士比亚是“花开五瓣”最晚出者，可谓“层累厚积”。蒲柏重写《荷马史诗》之后就轮到了莎剧，他说：“如果被整理和重写，莎士比亚的东西才会是合口味的。”约翰逊刚编完英语词典，就基于它来编写莎士比亚。上述利用中国资料形成的伪三部曲都极大地推进了莎士比亚的经典化。例如在18世纪后期，哥特融入莎剧，因而被称为“哥特式莎士比亚”（GothicShakespeares）。珀西的《英诗辑古》深度参与了莎士比亚经典化，是莎剧诗句的蓝本与源泉。
至于麦克弗森的《莪相》，它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克劳福德（Prof Robert Crawford）指出：受到苏格兰史诗《莪相》（奥西恩）——“北方的荷马”——的刺激，“英格兰渴望有一个民族诗人压倒对手，便真正地推动莎士比亚成为这个角色，尽管可能之前就有如此设定。”
图 这句关于“书籍”的莎士比亚名言，是个极大的讽刺——真实的莎士比亚恰恰是与书无缘！从仅能找到的他的几个亲笔签名，每次拼写都不一样，可见莎士比亚是个文盲（illiterate）；他从生到死都没有书籍的迹象，就连请人代写的遗嘱，也没有提到书本、稿件或资料。
18世纪负责改写莎剧的“莎士比亚编辑”虽然为其辩护，但都倾向于把真实的莎士比亚看成是“未受教育的自然天才，……面对愚昧时代的低俗观众。”
中国学术界与文艺界崇拜莎士比亚远胜于欧美。在这位大师的眼里，莎士比亚成为诟病中国文学的“真理标准”，他说：“我国戏剧家所持的命运概念……不是西方剧作家如莎士比亚悲剧中所变现的悲剧的正义，我国缺乏真正的、作为戏剧最高形式的悲剧。”还有一名专家抱怨：“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并提‘文化崛起’的心态作祟。”言下之意是，中国戏剧乃等而下之，岂能与莎剧等量齐观！这不是殖民文化心态，是什么呢？
事实恰恰相反，莎士比亚作品是基于中国文化和汉字概念的杜撰！
西方伪史已经污染了中国的史学传统——论“西方伪史”辨伪之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