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诞生于中国文学
本文由诸玄识先生授权刊发，如欲转载请标注来源和作者。
西方文学的诞生——从中国移花接木结出的奇异果
诸玄识
导 言
直到15世纪左右，西方依靠四大发明（印刷与纸）锁定、规定其发音符号（字母）才产生文字，却因语音和语义的狭隘与散乱，造成普遍误解，加剧宗教战争。相比之下，汉字乃富含审美与哲理，具有“表述的合法性”“表述的合法性”；不仅如此，马若瑟（Joseph Prémare, 1666—1736年）说：“汉语对其他所有语言都具有唯一的合法性。”它尤其是现代西方诸文字具有“合法性”的基础（西方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指出：“在17、18世纪之交，西方人发现汉语结构这件事，对所有其他世界语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古代智慧主张万物众生乃一体共通、和谐感应，其与汉字的关系是：
1.抽象思维：“道”→表意→哲理；
2.形象思维：“雅”→写意→审美。
这就为什么毕加索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古代中国才有真正的艺术（应该指“原艺术”）！……，而白种人则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
因而，汉语（汉字）是文学与哲学的唯一媒介。亦即，费诺罗萨和埃兹拉·庞德共识“汉字是诗的媒介”，莱布尼茨提出，汉语是“哲学语言的模式”。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罗伯特·克恩说：“汉语是西方话语的模式，无论是诗歌，还是其他。”亦即，大卫·波特说：“中国书面文字的特性已经注入了现代欧洲的语言话语之中。”
在汉语（汉字）及其影响之外，不存在知识。白晋告诉莱布尼茨：书面汉语是“所有知识的真正的钥匙”。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安戈指出：在现代早期的西方，“任何人能够发现解码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方法，他就可能拥有非常宝贵的知识，他就可能获得全部的人类知识图像的钥匙。”
这样，我们便可得出如此判断，即西方无法原创或自生文学及“西学”。西方基于汉语文献与汉字概念伪造“古典”和塑造“今文”。
（上）孕育西方文学的温床
（一）南橘北枳
西方文学的开端不是在“古希腊”，而是在现代早期的英格兰。确切的说，西方文学诞生于17、18世纪之交开始的浪漫主义运动，因为那时的西方才有文学的前提——“以人为本”（表达人情、人事、人智……），这要归功于中国文化的启蒙（启蒙运动：神的社会→人的社会）；进而，基于其上的便是文学三要素：A.审美（来自“中国风”）；B.哲理（来自中国古籍的启蒙思想）；C.雅言（寄生于“汉字表意”的西方诸文字）。
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出版了专著《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英国拉夫堡大学教授爱德华兹解释：“浪漫主义则与‘中国风’密切相关，是中国因素塑造了独特的英国审美，却被后人遗忘了。”
17—18世纪欧洲的显著特征是“中国重塑西方”，首先是儒学促成了转型（启蒙运动）——长期混战的“神的社会”变为内部粗安的“人的社会”，后者包括建构西学和虚构历史〔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与“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都是“复制中国历史”。
欧洲的“中国风”涵盖茶艺、园艺、工艺和文艺（审美）以及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其在文艺上的表现即浪漫主义运动。它从17世纪下半期持续到19世纪中后期，以1760年代划界分为两个阶段：“中国风”（显性）和“去中国风”（隐形）。然而20世纪初再现“中国风”，即现代主义运动——与中国的“新文化”截然相反，西方在文艺上乃“寻根华夏”：美国范德比大学教授威廉·弗兰克说：“1919年在（西方）文化史上具有重大转折点的意义”，因为埃兹拉·庞德编辑的费诺罗萨文集《作为诗的媒介的中国文字》问世，它被宣称是所有美学研究的基础，而汉字宝藏则成为西方文艺现代派的核心价值。美国诗人W.S.默温说：“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歌的影响，美国诗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影响已成为美国诗自己的传统的一部分。”
（二）浪漫主义
按照成说，“浪漫主义是一场文学运动，从1750年持续到1870年，几乎席卷了了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的每一个国家。”我们对这句话做些补正：
首先，法国直到1820年代才被卷入浪漫主义运动，而之前的百年则倾注于启蒙与政治运动。德国浪漫主义的序曲是狂飙突进运动（1760—1780年），之前由于德语太原始〔其国王腓特烈二世拒绝使用德语〕，所以谈不上文学。确切的说，德国文学开始于歌德汇集和归化被翻译的汉语文献，从而形成“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资料库。
其次，美国文学也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产儿。芝加哥大学教授吉尔莫（MichaelT. Gilmore）说：“这一共识与爱默生的判断一致，即在浪漫主义精神苏醒之前，这个国家不存在文学艺术。”然而美国及西方文学的根则在中国。罗伯特·克恩指出：“驱动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1853—1908年）和”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年）倾心于汉语，很明显，有着很深的根源；不仅美国文学史特别是爱默生的作品如此，而且在知识和语言传统上，至少可以追溯文艺复兴时期。“在爱默生的术语里，汉语则是意象和修辞的语言，由此不断提醒我们那是诗的起源。”
第三，俄罗斯文学是在1820年左右诞生的。戴维·库珀（David L. Cooper）说：“在19世纪20年代关于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narodnost）的辩论之前，俄罗斯还没有文学。”俄罗斯文学直接源于法国，间接来自“中国风”。美国戏剧评论家布鲁斯坦感慨：“想想中国文化冲击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中国风’席卷一切，好比法国文化在19世纪改变俄罗斯贵族的风俗、时尚和语言。”
第四，英国开辟浪漫主义运动要早得多，应该是在1660—1690年间。根据席勒研究所（Schiller Institute），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年）是西方文学的拓荒者——“所有的历史‘名人’都是从德莱顿开始被重塑的”；而之前的诗歌则都是“蹩脚的”（hobbling verses），例如属于“野蛮时代的莎士比亚，其作品粗俗、粗糙的、无教养的（coarse and rustic, untaught in a barbarous age）”。
应该指出，在德莱顿时代被重塑的“名人”（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都在百年之后被“经典化”，而在这之间则又经过了无数次的修改。按照雷恩斯伯格教授（Prof. B. Rainsberg），莎士比亚作品经过无数次的改写之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但它也远不如“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都被重塑得那么彻底。
（三）汉学雅言
“雅言”在文学上指包含审美、哲理和知识的语言文字。根据德国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在西方，“文学”（literature）这个概念是18世纪的发明；而之前即使有这个词，也不含有“唯美主义”（Aestheticism）。”所谓的“文艺复兴”应该是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夸大的定性。
整个的西方“古典、经典”（文学及西学）都是由这种带有“雅言”的新文字（西表中里），在17世纪晚期之后“变现”出来的；按照大卫·波特教授的说法，它们都是“汉字密码”的展开。芝加哥大学教授豪·索萨西说：“中国书写文字是有效思维的典范”，它“成为现代早期欧洲的完美写作模式”。
西方诸表音文字如何形成的？口音在时空上处于恒变状态，因而“表音”实际上是文字进化与大众沟通的反面；即使偶遇外来“助缘”——指印刷术锁定、规定表音符号（字母）——而产生文字，却徒增普遍误解（加剧宗教战争），这是15—17世纪欧洲的实情。自从培根提出“汉字是真正的字”，好几代欧洲精英（主要是威尔金斯和莱布尼茨）按照汉语模式进行改革，从汉语（汉字）借取含义、借鉴定义，由此把西方文字从纯粹的表音符号变成了“知识符号”（哲学语言、科学语言和通用语言）。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是英语臻于成熟的标志，但它是“解码汉字”和“汉语思维”的产物，约翰逊本人尤其谙熟中国学。
（下）首批经典文学的产生
（一）五朵假花
“真相有时之所以难以被接受，是因为谎言听起来美好多了。”
18世纪的英国，见证了奠基西方文学的“五朵假花”的横空出世，它们是经典版《荷马史诗》与“莎士比亚”、以及伪三部曲——麦克弗森的《莪相》（凯尔特史诗）和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英语诗歌遗产）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多城堡》（哥特小说）。它们每一个都影响了一两个世纪的、成百上千的文艺家。例如19世纪西方各国纷纷抛出的史诗与民俗（童话），却都是在《莪相》的影响下伪造的。
“五朵假花”都是基于中国要素：汉字表意、汉风审美和汉学哲理以及“以人为本”与“中国盒子”的叙事方法，也可以说都是“中国风”的衍生物。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尤金妮亚说：“英国文学产生了充满‘中国风’的自我版本”；“对于现代早期的英国来说，中国典范不只是它导向世界文化思维的主要拉力之一，而且还是不列颠文学能够表达与反映自身的世界文化的基础。”
在历史观上透过“意识流”，欧洲人把华夏的诗情画意与典章文物（包括周朝的封建等级），都据为己有、变为遗产，从而虚构出西方文化与文艺的传统，这就形成了它的“古诗、古典”的精神园地。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说：汉语写作概念起着“欧洲幻觉”的作用。换句话说，17—18世纪的欧洲人透过耶稣会士翻译和介绍的汉语文献与汉字语义，把中华文明的历史图景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故国神游”的境界。
“天空上挂着无数星星，在那一闪一闪的。其中有两颗星有一个美丽浪漫的神话，那就是牛郎织女星。古人通过神话故事，表示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感想。天空创造了童话。”
（二）伪三部曲
按照时间顺序，“五朵假花”之首是《荷马史诗》，其次是伪三部曲，最后是“莎士比亚”（经典化）。
被奉为西方文学“开山之作”的《荷马史诗》，其经典版问世的时空不是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而是18世纪的英国；它是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年）以翻译为名，创造性重写的。此前的同名文本乃缺乏文学与审美价值的低俗故事，并且属于近代早期的泛亚传奇，而与“古希腊”毫不相干〔尽管虚构的西方通史及国别史多开始于《荷马史诗》〕。
美国教育家戴维·李·鲁宾著《重写策略》，指出：在18世纪“拉丁文和希腊文都是死亡的语言（dead languages）……。荷马的文体是肤浅的，无论如何都达不到当代的措辞标准；……荷马是笨拙的，粗俗的，往往是荒谬的。……荷马的世界既原始又滑稽。”
伪三部曲是比较直接地挪用汉语资料。虚构古凯尔特《莪相诗集》的麦克弗森承认：“中国语言真正适用于复活古代残存的凯尔特人的语言。”其作品中的社会关系，按照《皇家爱尔兰科学院会刊》所言，采取了非宗教的孔子礼法。第一个哥特式（哥特建筑和哥特文学）是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年）伪造的，而他的知识背景则是中国学。大卫·波特说：沃波尔的哥特式是被“中国风”的魂魄萦绕的。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是明目张胆地抄袭中国文献编造的。作为该书的准备材料，他完成了《好逑传》译本和《中国事物汇编》（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大卫·波特论证了珀西的中国文本与他编写的英国诗集的相关性。”
（三）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1564—1616年）原是文盲戏子，颇得人气，因而变为传奇人物。在17世纪，英国一些剧场或作家冠其名编书、编戏，但屡因语言粗劣与内容粗暴，险些被淘汰；幸亏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年）彻底重写几部“莎剧”，大获成功，从此“莎士比亚”成为英国文艺的品牌，并且不断被更新。但无论怎样，在1760年代被经典化之前，莎剧较之中国主题的戏剧乃等而下之、下里巴人。伏尔泰说，莎剧是“魔怪的闹剧”，相形见绌于《好逑传》。约翰逊的学生大卫· 加里克（David Garrick, 1717—1779年）是莎剧演员和导演，也是莎士比亚崇拜的执行者；然而先前，他是依靠中国戏（《中国孤儿》，1759年）而达到其艺术生涯的巅峰的，再夹带“中国风”的资源投入造神运动。
早在在莎士比亚生前，英国有了算是第一部英语词典，才两千多个土语单词，显然与拥有数万词汇的莎剧不符。在他死后快一个半世纪出版的《约翰逊英语词典》（1755年），有四万多个单词；而约翰逊则是“莎士比亚编辑”之首，花了十年（1755—1765年）改写莎士比亚作品；事实上，“《约翰逊英语词典》成为莎士比亚版本的词汇表。”鉴于《约翰逊英语词典》的定义或含义都与汉语密切相关，那么，经典版莎士比亚是“汉字密码的展开”，可想而知了。
经典版莎士比亚是“五朵假花”最晚出者，可谓“层累厚积”。蒲柏重写《荷马史诗》之后就轮到了莎剧，他说：“如果被整理和重写，莎士比亚的东西才会是合口味的”[1]约翰逊刚编完英语词典，就基于它来编写莎士比亚。上述利用中国资料形成的伪三部曲都极大地推进了莎士比亚的经典化。例如在18世纪后期，哥特融入莎剧，因而被称为“哥特式莎士比亚”（GothicShakespeares）[2]。珀西的《英诗辑古》深度参与了莎士比亚经典化，是莎剧诗句的蓝本与源泉。[3]
至于麦克弗森的《莪相》，它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克劳福德（Prof Robert Crawford）指出：受到苏格兰史诗《莪相》（奥西恩）——“北方的荷马”——的刺激，“英格兰渴望有一个民族诗人压倒对手，便真正地推动莎士比亚成为这个角色，尽管可能之前就有如此设定。”[4]
[1]Linda Kelly: The Marvellous Boy, p.99.
[2] John Drakakis, Dale Townshend: Gothic Shakespeares, Routledge,2008.
[3] Nick Groom: The Making of Percy's Reliques, Clarendon Press, 1999.
[4] Willy Maley, Andrew Murphy: Shakespeare and Scotland, ManchesterUniversity Press, 2004, p.129.
图 “被伪造的、假的莎士比亚。” 中国学术界与文艺界崇拜莎士比亚远胜于欧美。在这位大师的眼里，莎士比亚成为诟病中国文学的“真理标准”，他说：“我国戏剧家所持的命运概念……不是西方剧作家如莎士比亚悲剧中所变现的悲剧的正义，我国缺乏真正的、作为戏剧最高形式的悲剧。”还有一名专家抱怨：“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并提‘文化崛起’的心态作祟。”言下之意是，中国戏剧乃等而下之，岂能与莎剧等量齐观！这不是殖民文化心态，说什么呢？恰恰相反，莎士比亚作品是基于中国文化和汉字概念的杜撰！
本书夕阳道友尚有少量，29元包邮（出版社定价58元）！
可加微信号（Huizhouxiyang）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