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晓路：中华文明复兴总体方案
第二部分中华文明复兴总体方案
孟晓路
正文2.8万字
中华新中国建国前的屈辱挨打以及此后至未来的复兴历程是中华文明应对西方文明全过程的两个相关联的组成部分，我们只有彻底重新评价一部近现代历史，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的关系，才能准确把握未来应该走的道路。
1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之关系
现代文明分为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两部分。资本主义文明乃是对中华文明之全面逆反，故为有史以来至为邪恶颠倒的文明形态。人类未来之任务与前途即在于走出资本主义文明之邪途，重回中华文明之正轨。共产宗及社会主义文明乃是于科学教及现代文明内部对自由宗及资本主义文明之否定与批判；换言之，共产宗及社会主义文明乃是对自由宗及资本主义文明之部分否定。如，对于自由宗科学教的教义，自然科学与达尔文主义，共产宗亦遵之，所以立异者，唯在社会科学方面。相应地，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无条件继承了其人本身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方面(达尔文主义人学、物欲人生、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只在社会关系方面(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多党民主制度)否定之。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名为彻底地批判与革命，自中华文明观之，只是极不彻底地改良，故不能根治已入膏肓的资本主义之疾也。又，由于社会主义文明在社会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否定，故在这个方面，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气类相似。
从上图可以明显看出，中华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乃是正邪之两极，而社会主义文明则处于二者之间也。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文明已走在复归中华文明正轨的方向上。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鲁、道正可借以指目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华。处于两极的中华与资本主义其文明内部各要素(身心自然社会)之间皆一贯而协调，故皆为自立之主干文明形态，处中之社会主义文明则存在内在的不一贯与不协调(共产主义理想亦然)，故只为依他之旁支形态。这种不一贯，使之不能稳定，而只能有两种结果：或退回资本主义，这正是苏联和东欧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继续向前转入中华文明，这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主义之乌托邦性质决定社会主义的前途不会是共产主义。
中华文明天然近于社会主义(小康)和共产主义(大同)，故中国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的必然，乃是基于自身文明传统和当时天下情势(保国保种保教)的最优选择。甘阳先生曰：“在韦伯思想中实际可引申出社会主义社会与传统社会更接近而资本主义社会与传统社会截然背道这一逻辑推论。我认为这一逻辑在实际历史上是有所印证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完全相反）全都出现在落后国家——即未经资本主义洗礼的传统社会中，因此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的共同点连续性之多之强，也就是普遍的经验事实。”（《古今中西之争》127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又，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七个国家在苏东巨变后多数重回了资本主义，坚持下来的五国（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除古巴外都属于广义的中华文化圈。这一事实的出现一方面是基于中华文明有极强的灵活应变能力，另一方面也与中华文明较之耶教伊斯兰等文明天然与社会主义最为接近故做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最为牢固有关。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在苏东之挫折？正如佛教在其本土印度最终消失却在中华光大，是由于佛教的基础在印度远不如在中国深厚；社会主义之基础在苏联亦远不如在中华深厚，故苏联之社会主义很快变质并最终失败，苏联之出现，只为给中华送来社会主义；当此使命已完成，即可休歇矣。未来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之发扬光大，必将依靠中国。
共产主义学说由于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不彻底性而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首先，在不承认有灵魂只认为有肉体的达尔文人学见地下不可能有身心和谐，只能是割裂冲突的物欲人生；第二、对无限提高的生产力与无限增长的工业文明的迷信，一定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冲突，即生态危机。最后，在身心及人与自然方面割裂斗争的情况下，社会单方面的一体和谐不可能实现。基于物欲人生以人造产品极大丰富为前提的共产主义高度社会化机器大生产工业社会仍然是一个高熵社会，公有制和全面计划会有助于减少资本主义下的无序性，但总体还是高熵。这样一个高熵状态不可能长久维持人类社会中的高度和谐。事实上，礼运中、南州人寿八万岁时及北俱卢洲的大同社会皆是农耕（礼运）甚至是植物采集（后两者）文明，皆是极低熵状态。现实的大同模式只存在于农业和植物采集文明中，高熵的工业文明只能是据乱世，不可能有大同也。
又，马克思由于时代的局限，资本主义仍处于上升期，问题暴露的还远没有今天全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很不彻底，保留太多。对其物欲人生及作为结果的对人造产品生产力的追求及作为科学教与现代文明核心的反生态现代技术和工业机器大生产都全面接受而保留之，且颂扬之；故说资本主义社会取代传统社会是历史的进步，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中创造了人类几千年加起来都不及的巨大生产力，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好了物质基础云云。共产主义的几个重要特征是生产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劳动成为人生第一需要；仍未脱物欲人生乃至消费主义之毒也；今日已无比严重的生态危机则用铁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工业共产主义绝不可能实现。
马克思的逻辑是这样的：生产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私有制消灭，人类觉悟和道德由此极大提高，人类社会实现天下大同。故高度发达的运用非生态科技的工业生产力是共产主义实现的第一前提，可是生态坏死必然会无情地摧毁这个第一前提，故接下来的都可免谈了。由此可区分吾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马克思的批判：一为站在科学教与现代文明之外的彻底批判，一为在其内的不彻底批判。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马克思的这些局限，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改补充以适应生态危机日益明显的新形势，颇有可取之处，如有人提倡少少的劳动好好的生活等；然总体来说皆未准备放弃物欲人生和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仍然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主要放在改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有的派别主张放弃消费主义，以手工劳动代替现代化大生产，但又不敢触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远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故亦非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出路。这最终的出路只能是彻底放弃物欲人生和工业文明，也就是彻底皈依中华文明。故真正可行之大同模式只能于全面一贯协调的中华文明中求之，中华文明的大同天下乃社会主义文明的必然归宿；故共产党欲实现其共产主义所应许的全人类和谐的理想，(对共产主义要区分其根本目标与实现手段：根本目标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和谐，工业机器化大生产等只是受到时代局限而提出的相对手段；也就是说根本目标是最要坚守的，实现手段可以变更。实际上中共当年那些早期的志士接受共产主义，主要是受了其根本目标的打动，至于是否是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文明都是无关紧要的。)复兴中华文明就是唯一的出路。
今日和未来的中国如何处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答曰：后两者应联合，共同坚决反对前者。
2对现代化实与文不与
晚清诸大儒起初提倡现代化的目的是保种保国保教保文明。(其实这个教和文明是等同的，保教无异于说保文明。这个教表现于方方面面：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科技物质文明形态等等之中（这是教稀疏存在的外围区域，从前向后依此更外更稀疏），非仅存在于个人信仰、学校书院、教育学术以及经典及其解释系统之中也（这是教密布存在的核心区域）。若无此意识，开始在最外围看似与教无关的地方如科技形态方面(其实是有密切关系的，科技形态是一个教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处于教的最外围，常被误认为没有特定文明属性的客观共法)开了一个口子，最后终至于连经典也不保了；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从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康梁戊戌变法，可能都未意识到此点。)但一开始这中间就存在一个深刻悖论，即保教保文明却是以逐步放弃这个教和文明为前提和手段。开始的现代化提倡者们似乎未意识到这一点，后来的人则放弃了保教和文明。后一种作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这个办法带来了更严重的新问题：首先，若现代化的前提是必须放弃我们所视若生命的中华文明，以西方文明取代之；这种现代化真地可欲吗？再者，教和文明是团聚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根本也是最强大和持久的力量，儒教和中华文明对于作为文明国家的中国和文化民族的中华民族而言更是如此；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放弃了我们的教和文明，这样现代化可行吗？能够让我们保住自己的国家和种族吗？我们看到，那些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教和文明的亚非拉国家（许多连语言都放弃了）都未见其现代化的成功，只见其一直动乱贫穷，国和种仍在危险中。土耳其又是一个明显的教训：对其伊斯兰传统实行激进主义做法（其中最激进的一点是取消伊斯兰文字，代之以拉丁字母：这样做的结果是让读不懂传统书籍的新一代与传统彻底失去了联系；联想到中国，简体字和白话文的推行所起到的作用是类似的，程度上轻一些而已）的结果是土耳其现在成了一个精神分裂无所适从的国家——西方和伊88斯88兰世界都不把它看作自己人，想融入西方成为真正的西方国家不可能，想退回去重做伊88斯88兰国家也难上加难。相反，一些较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等都没有对传统进行过激烈的否定，事实上这些地方保存的儒教和中华因素要比大陆和台湾都多。我们放弃了儒教和中华文明，使爱国主义失去了实质（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本质在于中华文明）民族主义成为无根的。这样只依靠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政治强力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国家民族凝聚力是非常弱的，一旦有变（如经济出现问题加上国外敌对势力捣乱），不免要重蹈苏东的覆辙。
(对传统持激烈态度的苏东国家其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的凝聚力和稳定性是建立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之上的；而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非是能较资本主义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故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外部面临资本主义阵营的重压又不能出海广泛占有海外生态参与世界市场情况下，这样的国家稳定性是多么脆弱可想而知；所以当苏联经济被军备竞赛拖垮生活水平达不到人民的预期，整个国家的上上下下都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共产党政权丧失了信心。加上外部势力的推动，于是国家解体了，民族分裂了。所以苏联国家的瓦解不能不将其对传统的激烈态度归为一个重要原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都曾经对传统持激烈态度，中国八8888九8888风8888波和苏东巨变后，都吸取了教训有所转变；中国官方采取了对传统稍为积极一些的态度（但还远远不够），原苏东地区则普遍复兴了东88正教和天88主88教。)
所以丧失了文明自性的现代化道路是尴尬的：即使富强了，也总觉低人一等；面对美国的普世价值、双重标准和铺天盖地的文化战争，尚欠招架之功何有还手之力？丧失了文明自性的现代化道路也是危险的：以彻底放弃文明自性为代价来追求富强，将适得其反，富强是求不到的，即使求到了也不能长久。所以保教保文明终究不能放弃。这样，这个追求现代化的目的是保教保文明而现代化本身却又要求放弃固有的教和文明的悖论依然是绕不过去的，今天是到了彻底解决这个悖论的时候了。
我们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对现代化实与文不与，(此是春秋书法之一：与即赞许，实与即从现实时势方面肯定赞许之；文不与即从正理和理想方面否定批判之。)这是高明圆通的春秋智慧，远超非此即彼的西式理性思维之上；是吾人认识评价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一个总原则。从长远和全人类的生存看，现代化实有莫大之弊，如不加以妥善对治它终将导致人类的毁灭；故吾人文不与现代化。但为了保存华夏不亡，进而在这个以实力说了算的西方主导的世界上获得作为发言权的实力，据此引导世界走出邪途而回归正道，出于权宜又不得不暂时这样做；故吾人实与现代化。就是认为现代化和西方化乃是出于现实的时势上的不得已；而非理想的正理上的当然。要求人在采取当下的现代化措施时，要知此乃出于现实时势所逼迫不得已而为之，时刻不忘心中更高的正理和理想。也就是严分手段与目的：只承认现代化有手段的价值而不承认其有自足的价值。即现代化只是吾人保教保文明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样，能让我们心中时刻保持对现代化的清醒认识和严厉的批判态度，时刻不忘保教和文明的理想。一旦条件允许，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废弃那些可以废弃的现代化措施而有步骤地全面复兴固有的文明。这样现代化就真地可以成为我们保教和文明的手段了，而终不会成为我们的教和文明的凶手。从而以上的悖论就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完满地解决。
历史上，起初晚清那些大儒们（从魏默深到康南海）确是想通过现代化来保教，因为他们自己从出生就浸润在这个教和文明里，他们珍视它如同生命；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现代化西方化和保教保文明的悖论，没有提出对现代化实与文不与的分疏评价；也就没有注意提醒国人现代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不要忘记了保教和文明的初衷。这样可悲的事发生了，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与固有的教和文明渐行渐远的人们，已经全然忘了晚清诸大儒的初衷，彻底把现代化当成了目的和正理本身。从此至今在主流文化的认识里，现代化和西方化高踞于正统的宝座，成了主体，儒教和中华文明成了封建时代的传统文化、古代文化和客体，要依据形形色色的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标准来评判和切割，其结果，上焉者尚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下焉者是全盘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若一味任此下去，我们的教和文明真得就要因现代化而断绝了。所以今天我们提出对现代化的文与实不与，对于吾人恢复久已丧失的文明记忆，重新学会以中国世界观看世界，都是非常必要的。
以这样分疏的办法去评价历史让我们能够居于全面圆满把握理与势、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的中道：一方面避免象那些只讲理和理想的清流派和教条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者那样，顽固保守原有文明的一切，对一切现代化和西方化都加以反对，认为是历史的大错。另一方面，更避免了象各种西化派那样，认为现代化就是一切，是历史的进步和未来的唯一方向；差不多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前者能够对现代化站在正理和理想的立场加以严厉的批判，非常难能可贵，值得赞叹；但是一味坚持正理，不知权变，终究不能指出保教和文明的现实途径。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暂时起到了救亡的作用，亦值得肯定；但是，这种丧失了自性和固有文明记忆的现代化是极为可悲的，也是脆弱和危险的，连救亡亦难以真正实现。这种中道的认识让我们既保有了历史连续性，对一部近现代史多了同情的理解和肯定，又指出这些都还只是过渡性的阶段，都只是复兴中华文明过程中曲折的步骤，从而明确了未来的真正方向。
保有实与文不与见地的前提必须是斯文不断，这就给我们划定了现代化西方化实与的界限，即止于器物和治道层面；超出此界限，而欲在价值信仰和政道层面上取消中国的文化和教，即属过度的现代化西方化，不在实与之列矣。(过度西化是出于被动和迷暗的业力，可实与的现代化则是出于主动和清明的慧力。前者是错误应对，后者是正确选择。)也就是说，不管如何现代化和西化，这个作为一个文明之核心的价值信仰以及文明最高体现和保障的政道一定要坚守，只有坚守住斯文，吾人才能保有不断的文明记忆，才能在时来运转之际，抓住失不再来的历史机遇，措置得宜地恢复固有的文明。另一方面，也只有坚守住斯文，吾人才能不失国家民族的根本团聚力，达到保国保种保教保文明之目的。(日本侵华是中国的国家和民族陷于四分五裂的直接后果，而国家民族之所以陷于内乱正是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过度现代化摧毁了中华的政道和价值信仰，从而摧毁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凝聚力之所致。抗战期间，原先对传统持激烈态度中国的知识界忽然集体改变了做法，正是由于许多人都意识到全盘反传统弄不好会将国家民族搞亡的缘故。辛亥至新中国建国这一段的内忧外患极其惨烈，实与都不可得的过度现代化对于传统的教和文明的过度破坏是其亲因，这段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坚守中国文化基本价值不动摇的有限度的现代化西化可以笼统地概括为中体西用。在我们的理解中，体指教育学术的内容方法和政治制度，用主要就是指科技物质文明形态。又，中体西用里的中体其实是中学和中政为本西学西政为末。从教育学术的内容看，对于一个人的学习过程而言是先打下坚实的中学基础后继之以西学的学习，对于共业而言，小学阶段以中学为主，中学加大西学的分量，大学以后以西学为主；并非是只有中学没有西学也（此可参见晚清的钦定和奏定学堂章程）。政治制度方面，在政体政道上坚守中华本位，具体治道措施参以西政。
对中体西用的批评一般是说中体必发中用，西用自有西体，故中体与西用二者存在矛盾与不协调，因此中体西用理上说不通实践上行不通。其实批评者犯了两个错误，首先，他们一般都是西化派认为现代化西化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永久的归宿；其次他们只会运用西式的非此即彼的理性逻辑思维。我们说，中体中用和西体西用由于内部各要素之间协调一致，故为稳定长久的形态；但现代化的定位本来就是权宜之计，是过渡性的阶段，故根本没有必要求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完全协调一致。换句话说，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现代化，其内部要素间有些矛盾不协调(由于吾人所说的用主要是指科技物质文明形态，这在中华文明中处于最外围，特定的文明属性最为微弱，故在这方面换上西方的形态，所造成的矛盾不协调以及对固有文明的冲击都是比较小的。)都是完全正常的，根本没有关系，这正是一切过渡性阶段不可避免要有的特点。正如上文吾人已指出作为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之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也存在内部要素的矛盾不协调一样。能认识到以上这些的就只能是曲成包荒灵活圆通的中国见性智慧，呆板片面一味追求普遍必然的西式理性思维对此难以梦见。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不出以上错误。正是因为牟先生以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是中国文化的长久归宿，并非只是一短暂的权宜过渡阶段，所以他才设想出让良知坎陷来与这新外王相协调。但是良知坎陷了，中华文明最后的坚守也失落了，所以牟先生以良知坎陷为前提的内圣开新外王说就是一种变相的全盘西化说。牟先生对于曲成包荒灵活圆通的中国见性智慧也没有梦见啊！(牟先生的见地与思维方式已深度西化。)
3晚清以来中华文明应对西方文明的过程略述
中华与西方相遇的时候，传统的太平天下模式应对西方的军国机制真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并非落后就要挨打，(这是科学教自由宗与共产宗的所共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近代自严复天演论流行以来，至今仍是公论。这实是中了共济会科学教学术文化阴谋之毒的结果。)而是作为文明正轨的太平天下的治理模一时未能有效应对海上游牧民族新发明的几乎以战争为唯一目标的野蛮畸形的的军国机制。正如我们显然不能说，中国历史上屡次半亡或全亡于游牧民族，是由于中国落后而游牧者先进；按照挨打是由于落后的科学教强盗逻辑，中国早应放弃自己的文明而改学胡人蒙古人弃耕放牧，骑在马背上抢掠才对啊！所以晚清以来即使我们屡次战败，也绝不能证明我们这个文明是落后的过时的应该放弃的，应该全盘转学打败我们的西方人的文明。所以我们应该集中于问题本身，即打败仗(以及如何改变这个实行丛林规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主导的不合理的世界)的问题，而不要扯远。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有关方面进行调整，正如历史上汉武唐宗所做的那样，比如健全兵制、改革财税制度、发展经济甚至提倡儒教等等；一句话就是增强综合国力，而增强综合国力一定不等于学西方和现代化。鉴于上文提到的西方文明作为伪普世价值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损人利己性：一个东西比如自由民主在发明它的西方那里用的很好，对西方有利；但一旦拿到别处就成为祸因乱源，结果还是害了别人，利益了西方自己。还要考虑到，中国作为夏型文明也就是世界唯一的天下性中心性文明的载体，有着太多的独一无二性，这样在四夷那里即使已有多处验证为可行的办法，也未必能通行于中国。还有就是先机的重要：西方蛮夷损人利己的伪普世价值之所以总是能损人利己，很多就是利用先机；先用者得利，愈到后来的模仿者愈遭殃。
根据以上三点，那麽，增强综合国力一定不等于照抄西方和全盘现代化西方化，就是彰彰明显的道理；要求我们在学西方时应该格外警惕。但极为可悲的是，这个命题的反面曾长期被国人奉为信条。这一方面是由于屡次战败失去自信和起码的判断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天然抱有性善一体观念的国人对于选民性恶的西人起初即有备而来的文化战争和阴谋缺乏任何防范意识，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就中了圈套至今习焉不察。诸玄识先生曰：西方文化征服中国，这意味着什么呢？由于在国际地位及地理历史等诸方面中西之迥然不同，因此如果中国通行西方文化和利益至上感官刺激的文明，则绝不会带来美式的自由民主，只会造成极度动乱。正为这个缘故，西方用它自己的文化标准作为利器，对东方发动文化攻势，即以强者的价值观来否定弱者的生存权。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哪里知道这个道理？又曰：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作为西方思潮和殖民文化的载体，弃历史废传统，从激进主义到左翼文学，对抗民族主义，拥抱阶级斗争。这一进步过程，乃与西方中心论以扼杀异文明来确保西方霸权，是完全一致的。故吾人对于新文化运动能够实与的成分应该很少。
故中国应对西方的正确方向就是最大限度提高综合国力，而非全盘照抄西方化科学教纵欲文明。即前者是有限度的现代化之路以大大区别于后者的全盘现代化之路。在合宜限度内能切实增强综合国力的现代化即可以实与的现代化，全盘现代化即过度现代化，也即不得实与的现代化。所谓综合国力，包括三要素：科技工农业生产力、政治经济组织动员力、政治教育学术文化软实力。其中政治一项较为复杂与特殊，它既是一种硬实力，即政治组织动员力；又由于政治具有鲜明的文明和文化属性，是一个文明与文化的最高代表，所以它又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软实力。既然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和方向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建成西方的翻版，而是全以综合国力为目标，那麽在以上三项中就要区别对待了：在科技工业化上学西方，决定可以有效提高综合国力，又因为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是科学教最核心最根本的部分，学习了这个就得到了科学教文明和现代化的精髓；而且恰好这一部分却处于儒教和中华文明的最外围，故对本有之教与文明的破坏作用最小，对文化软实力的负面影响最弱；故在这方面学西方(仅就暂时权宜的救亡而言)就利大而弊小(从长远和全人类的生存看这当然弊莫大焉。但为了保存华夏不亡，进而在这个以实力说了算的西方主导的世界上获得作为发言权的实力，据此引导世界走出邪途而回归正道，又必须这样做；故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故科技工农业方面的现代化在下周期之春的阶段到来之前，就一直可以得到现实的赞许；其余两个方面，则不这么简单，需要因时势不同而给以具体的评价了。(关于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当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实行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民主制度只会将中国搞乱；当中国摆脱了劣势居于了主导地位后，世界又早已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中国需要引领世界走出生态坏死的威胁，也就绝不能再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因为资本主义正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所以不管以前还是未来，无论制度上还是观念上的自由民主，都注定不能得到我们现实的赞许即实与，何况文与？)
中国近代化过程始于晚清同光间曾国藩领导的自强事业，即通常说的洋务运动。这个事业正是我们所说的中体西用模式改革的代表，是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落实；即主张有限度的只在军事与经济之器用层面上的近代化与西化，而在政教制度与价值上坚守固有传统；这是迄今以来最为可取的应对模式，就其改革之部分而言则堪当实与之评价也。但是由于甲午战败，救亡激情掩住了冷静理智而急于求成的年轻精英们转而走上了更加激进的改革道路（辜鸿铭先生称康党为雅各宾派），这就是戊戌变法，可看作中国的第二个近代化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即是变更政教制度，其最后目标是君主立宪。这已经是一个足堪动摇中体的方案，它主张不仅在科技经济军事之器用层面上学习西方，而且要在政教制度与价值上接受西方普世文明。西太后虽然终止了变法，但紧接着而来的新政却将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的多数主张一一落实，甚或过之，荤荤大者厥为废科举（戊戌只是改良科举，废八股改考策论）建学堂以及预备立宪，故新政与戊戌实际大同小异，都属于过度的改革而不堪实与之名也。清朝即亡于其末期过度改革的新政。梁漱溟先生曰：“我们几千年来的政治，都是消极无为的。以这样消极无力的政治，至清末忽然举办许多新政，如开学堂，兴实业，练海陆军等等，拿许多钱办许多事，本身无力却过于用力，所以非崩溃不可。清廷皇室之倒，即倒于办新政。”（乡村建设理论全集第二卷2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一版）辜鸿铭先生于西历1908年上书反对新政，先生曰：且我中国今日民生凋敝，士气不振，若不体量民力，一意汲汲于筹饷练兵，慕奇功，求速效，职之愚诚恐此不足以御外患，而且必重伤民生，适足以致内乱耳。古人有言，兵犹火，不戢将自焚也。（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辜鸿铭文集下册218页海南出版社1996第一版。此书集中阐述了先生对于当时中华如何应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全面主张，乃是中体西用方案的最佳表达）先生此言不啻前知。此书上于光绪戊申西历1908年，三年后宣统辛亥西历1911年，即有双十事变及民国之代清；而清廷即直接亡于受新思潮影响之新军的倒戈也（双十之事即是新军倒戈；十三省独立几全是各省新军倒戈所致，后来袁世凯之倒戈终至清帝禅位，袁世凯则新军之最大势力。）故辜先生于上书中汲汲于保守内政之定制，而将仿行西法之外事限制于一合宜的范围；即先生曰：内政宜申成宪，以存纲纪而固邦本；外事宜定规制，以责功实而振国势。先生力言吾国制度之大纲要领远胜于西洋自由民主之乱政，故决不可变更而从西制；至于势至今日西洋文明中吾国当仿行举办者，唯其制器之法如电报轮船铁路等及相关之事，如练新军、开矿、设专门学堂等，即是通常所说之洋务也。故辜鸿铭先生之应对方案实即中体西用之洋务方案也，不过先生对此方案之阐释最为正大与明晰，因先生对于中西文明之了解双双已达最深刻之程度故也。辜先生在《中国牛津运动的故事》一书之末列举了四种对西方文明的应对方案：两种是全面保守中华文明，不做任何变通，一是义和团积极进攻的扶清灭洋方案，二是托尔斯泰甘地式消极退守的非暴力不合作方案。两种是变革方案，一是张之洞的内外双重道德(个人道德一仍吾国旧贯，国家间道德则学西人)加洋务方案，另一个即先生提出的内外不分的道德（个人道德遵守君子标准，国家间道德则遵守王道标准）加洋务的方案。所以先生不应被误解为托尔斯泰甘地及清流式的全面保守态度，先生是主张在器用上学西洋的中体西用方案，不过先生所坚持者为真正的中体，张先生的两重道德论理势体用二分论已在价值层面放弃了王道的立国之本，皈依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中体已经动摇破损，已非真正中体矣。
导致清廷覆亡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废科举，这一下子失去了天下士人的心，将许多人推向了革命党那一边。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在上层士人精英中发起的运动，底层并未参与支持，后者对此甚至是不解和反对的。故得罪了士人可不是件小事。当然导致清廷倾覆的罪魁祸首还是孙中山先生及其三民主义和革命党（说孙的革命党是中国的雅各宾派更合适），若无此，帝制或仍得以延续，则中华文明将不至有随着帝制倾覆而来的灭顶之灾也。孙先生少年时代长于国外，接受的全是西式教育；故其人已经西化；其所提三民主义已将西体替换下了中体，从而为一西体西用的方案，在价值制度和器用上都已全面以近代西方为主体；虽尚保留一些传统因素如对旧道德表示尊重，仍悬一王道大同的理想为最终目标，但仅作为西方思想的补充与支援价值而已。故三民主义可视作科学教自由宗教义在中国的一个微有变化的品种。相应地，以三民主义为号召的辛亥革命必须视为共济会所策划发动的在全世界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孙搞革命所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洪邦就是共济会组织。清帝退位，若没有中西交通中国士人思想已严重西化和因不断挨打而失去了判断力对中文明丧失了信心的大背景以及三民主义的蛊惑，这就会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易姓，中华政教绝不会随之覆灭。然而世事大变了，民国肇建，首先就是改元：废除阴历（中华正朔夏历的伪称），实行阳历（西方正朔格里高利历的伪称）；剪辫子（中华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故终生不剪发，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女子十五岁行笄礼以前垂髫，之后束发；西夷之俗断发）易西服（中华之正服深衣大领右衽长衣宽松，西夷之服则小领对襟短衣紧身）。政治上制定宪法，搞多党制，开议会，选总统，民初真是娼妓和政客的黄金时代啊。(梁漱溟先生曰：在清末民初模仿旧民主之下，所引致社会风气的堕落、政治上的种种无耻，到了曹锟赂选总统赂制宪法（西历1923年）已达极点。（全集第三卷411页）其实贿赂是民主制度的常制，乃欧美古今之通病，今日犹烈，并非中国民初所独有也。)
蔡元培的民国教育总长甫一就任即宣布废除各级学校的祭孔；紧接着就废除中小学教育以及师范中的读经科；最后是废除大学的经学科，将十三经分割入文史哲科，从而在民国的教育体制中，取消了清末中学为本西学为末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成立了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模式。尊奉德赛二先生打倒孔家店在文化价值上彻底皈依西方全盘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在这样的政教背景下展开了并获得了它持续至今的深远影响。看吧，这就是孙先生在驱逐鞑虏后所复的中华！这哪是真正的中华？驱逐了清帝后要复真正的中华，无非是改正朔易服色，王者有改制之名而无易道之实：立一新王朝的正朔（民国奉西方正朔），易回明时的服制（依据民国服制条例的规定，国服两套，一套是清人的长袍马褂，一套西服）和发式（民国剪辫子改行西人断发发式），其余政教之中体与洋务之西用皆一仍其旧可也（事实则是民国政教全面改行西制）。故这个口号就是一个别有用心的欺骗，这个口号下的辛亥革命就是一个颠覆中华文明的弥天阴谋！孙的这个革命口号完全是以种族作为区分夷夏之标准，完全背离了春秋大义。依照夷夏之辨的正旨，全面坚守中华文明的清朝就是正宗的华夏，奉西方正朔全面皈依西方文化的民国是不折不扣的夷狄。从此中华文明全面崩溃，中国陷入长期分裂与内乱外乱达四十年之久，(政治经济走不上轨道，民生一天天凋敝)；令我中华保国保种保教保文明的事业走入歧途(此情势下的中国随时在亡国灭种的边缘，本欲废旧教旧文明以保国保种，可是恰恰事与愿违。)遭受了巨大挫折。故对于辛亥革命，实与何可得哉？必绝之也。此乃往昔严重恶业所招致的极其错误的应对。故孙文实乃近世祸乱中华的第一罪人，(而国共两党一奉之为国父，一奉之为革命先行者，真乃颠倒之甚也。)若袁世凯辈只得屈居其次。首先，袁氏一班人是在革命党起事以后，十三省相继独立民国已宣布成立，眼见清廷大势已去，迫于时势而叛清，并非主动有意为之也。再者，此辈人物一以身家利禄为心，并无一定之主义，更无一定要全盘西化之主义，故若无西化与三民主义之毒的深入人心，袁氏一定会成立一新王朝，必定仍尊中华圣教，故吾人对袁氏之复辟帝制及后来张勋之助清帝复辟，实抱着深深之同情。故无主义的袁氏不是中华文明随清帝禅位而遭灭顶之主因也，此必归于提出全面用夷变夏主义的孙逸仙先生。说孙中山革命党一班人是中国近代史之大罪人，因为我们后来看到清朝帝制和政教的维持对于中华民族保国保种是多么重要；蒋廷黻先生《中国近代史》曰：“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第三，他怕清朝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以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环绕着，长期的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清朝，最大的理由在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辛亥后，中国果然陷入了长期割据和内乱；这又引来了日人的入侵，险些亡国。所以在强大的外患面前当时的全体中国人最正确最智慧的选择就应该是继续扶保清朝，象日人那样尊王攘夷，而绝非是排满与革命，应该继续耐心地走最正确合理的中体西用的和缓改革之路，而不是急于求成结果却必然适得其反的激进革命之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选择了较康党更为激进因而更为错误危害更大的排满革命的道路，不能不说是这些人由于深深落入西方文化阴谋的圈套而变得极为弱智以至不能看清事情的基本真相的结果；吾人也不得不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是西方对我族文化战争的巨大胜利。
(梁漱溟先生曰：是再就辛亥革命来看，大清帝国是这样大，其统治又是这样久，又非遇到对外战争失败那种机会，乃竟于短短三四个月内，轻轻就给推翻，讵非怪事！此无他，你若以统治与被统治两大阶级各为其命运而作最后决斗来看，自然所解不得。那是没有这样容易的。你若晓得：他本来未构成阶级统治，全国之中本没有两面确定相反的立场，社会内部形式流动散漫，而救国的民族立场又超过一切；此时革命主力寄于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则通于统治之上层，代表清廷统治各省之封疆大吏，及其所恃为统治之具的武力，原不难于一转念间而赞成革命。则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一个月而大势已定，三四个月而完全解决，又何足怪！（《中国文化要义》全集第三卷223至224页）可见清廷覆灭的主因确是由于士人不能再耐心的走和缓改良之路，都转而赞成以推翻帝制行西式民主共和为目标的革命。所以这完全是中国士人中了西方文化阴谋的圈套的结果，是由西方外因导致的惨重内乱和错误的道路选择。)
说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必会导致中国分裂与内乱，北京政府时期之民国就是最佳最有力的证明。这期间一直就是在实行的多党代议立宪的民主制度，然而中国政治经济最不上轨道的阶段恰是这一时期。这一时期实在中国综合国力最弱的时期：政治不上轨道，国家陷于分裂，军阀连年混战；无人关心也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故工农业生产力都在一天天倒退，发展根本谈不上；民生日益凋敝，城乡都无起色，破坏最严重的是乡村；国家处于分裂和混战状态，其政治经济组织动员力已经是负数；而政教和价值都全面用夷变夏，国家又如此不上轨道，所以文化软实力更是大大的负数；三个方面比较辛亥前都差许多，这正是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制的直接后果啊。北伐成功，南京政府建立后废除多党代议民主制度，改行国民党一党训政，这以后的国事才稍稍有些起色，有了抗战前的黄金十年。经济上在1929年以来席卷欧美世界的巨大经济危机中，中国不但未受影响，反而奇迹般保持高速增长；外交上成功的废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条约；文化上有复兴儒家传统的新生活运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眼见就要成为现实，却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入侵所打断破坏。但是仰赖黄金十年的打下微薄家底以及国民党的继续训政，中华民族挺了过来，没有亡国灭种。当时若行的仍是民主制度，则中国之命运实在不堪设想。北伐所以能成功，南京政府治下的民国之所以有些起色；当然要归功于孙中山先生晚年的反省。奋斗多年，离当初革命的目标却越来越远，孙先生隐约感觉到自己承袭西方高唱自由权利的旧民主而来的三民主义对本来即非常散漫之中国社会不啻是一副毒药，不能治病反而是雪上加霜；这时俄国革命成功送来了新民主，孙先生经此触发恍然大悟，于是提出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师法布尔什维克改组国民党，大大加强党员的服从精神，试图以党建军建国。正是在这吸取了共产宗精神的新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北伐才得以成功，由此而来的后期民国才稍有起色。但是这样三民主义就成了中西和自由共产的杂拌，本身就是一个混乱，所以注定没有能力从根本上将中国从混乱中带出来。事实上，北伐一完成转瞬间新军阀又出现，全国又陷于分裂。故孙先生的后期反省还是远不能将功补过。
在辛亥之后，中华政教既已随清帝禅位而全面崩溃，而在当时强大的业力下，复辟帝制又已经不可能；所以这之后的正确应对方案就应与此前是全然两样了。以前是要尽量保守中体，现在则需要以毒攻毒。这前一个毒字确切来说就是同属于西方文明的作为欧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对立面的苏俄式共产主义集权军国体制。蒋先生的国民党一方面太留恋传统，一方面学习苏俄不够坚决，所以终于未能收拾实行欧式自由民主的北京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其在大陆的统治就亡于作为过度民主自由之结果的拥有武装之反对党的武力（这在欧美都是绝不能容忍的，而蒋政权却不得不长期容忍之）以及一帮掌握了媒体败事有余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舆论攻势之下。对于蒋政权在华夏最危难的关头延华夏国族于不坠的伟举，应给以充分的肯定和现实上的赞许；对于其欲复兴中华文化承继中华道统的努力且当给以文与即义理之赞许。但是，也要指出，蒋政权对于中西文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模糊态度终不能将中国带出由辛亥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故其不能竞争过对于苏俄之路完全认同的中共，也就是必然。吾人对蒋政权之失败，只能寄予无限的惋惜与同情了。
主要基于富强而来的西方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其结果则是其他民族的亡国灭种（这就是西夷之文明与伪普世价值骨子里损人利己本性的验证），中华文明绝无此事。故从历史经验而言，西方文化软实力的可怕实已胜过了其军力与政治经济等硬实力。可以说清朝的覆亡以及民国四十年的混乱不上轨道摇摆于亡国灭种的边缘都是西方文化阴谋与侵略下吾人应对失据自毁自乱的结果。戊戌及西后新政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无一不是西方文化软实力作用下的产物。前三者就导致了清朝的灭亡以及民国之持续几十年的混乱，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激进知识分子则成为民国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伪普世价值就像纸老虎，当我们迷于表面看不清其实质的时候，他对我们就很可怕很有破坏力量，成了真老虎和洪水猛兽。当我们看穿了其实质不再迷信它时，它就没有了任何力量构不成任何威胁了。辜鸿铭先生曰：若夫西人之学，其道固有不足法，而其学又不可不知也。又曰：呜呼，我不知西人之学，亦无以知吾周孔之道之大且极也。（辜鸿铭先生《广学解》，《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231页到234页）先生之言正谓此也。当吾人已经从事完精深全面如实的中西学术比较之后，必然得出与先生相同之结论：“西人之学其礼教则以凶德（礼经曰不亲亲之德谓之凶德也，言西人礼教只知敬天不知敬人亲亲）其行政则以权利为率，其制器则以暴物为用，是其学之为害亦甚矣。”（辜先生《广学解》）故必对吾中华文明怀抱不可撼动之信心，对西方蛮夷之教则毫无盲目崇拜之妄念；亦由于知己知彼而悉达其对治之道，从而以最佳的方式与最小的代价来应对这个西方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怪物。唉众生无慧且无福，故最早出现也是最佳的中体西用方案稍稍实行未见大效旋被抛弃（其实，这些年轻的雅各宾党哪里知道作为世界文明中心与重心的中国，他的转型那里会像日本那样轻易，又那里会像日本那样迅速见效！）而群趣于激进实为自杀的维新与革命，且屡次偾事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而却总是执迷不悟。(只能归于先世恶业之所感以致应对失据。)令中华对于西方文明的应对走上了危险痛苦至极的弯路。
革命派与立宪派将科学教自由宗教义引入中国的结果就是民国持续四十年的内乱与外乱，这是自由宗教义在综合国力处于劣势的国家中实行所得到的必然结果；并非如通常所解释的那样是由于缺乏文化启蒙的基础所致。新文化运动诸人就是按后者理解的，所以他们就企图用科学民主的西方文化来全面启蒙中国上下；这样做的结果又大大削减了文化软实力及国家民族的凝聚力从而大大降低了综合国力，使实行民主制的基础更加薄弱，国家因此更加混乱。蒋中正先生等对五四诸人自始不抱好感，深知这般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若说孙文是摧毁中国文化的第一大罪人，那麽蔡孓民就是第二大罪人，五四诸人就是一帮小罪人，孙坏了中华的政治制度，蔡坏了中华的教育制度，陈李胡周诸人坏了中华的价值信仰；这些人合起来就一起摧毁了中华的政教和文明。
五四唯一可以实与的地方是引入了社会主义思潮，(按：引入社会主义不必全盘反传统，不必打倒孔家店。从本部分的1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其体的一部分（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身家国天下关系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主义相一致的，是社会主义的同调。而其体的另一部分（见性价值信仰方面）正可纠正对治苏东样板的社会主义文明中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协调的科学教唯物无神论的人生信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破坏作用。所以有智慧的作法就应该是以儒教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佳基础，起码是支援价值。故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不管怎么说都是极为荒谬的，没有任何理由为其开脱。)为解决西方旧民主在中国弄出来的烂摊子准备了思想和组织资源。所以最后来收拾局面的是共产党。复辟帝制重建中华政教既然一时不可能，那么引入同属西方文明但却是专为对治自由宗而有的科学教共产宗来整理这个由自由宗造成的乱局就是顺势而为的合理选择了。事实证明，中共及其主义堪当此任。中共先是以党建军；新中国成立后，则以党建军建国；认准了各个阶段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应该走的路，真诚无伪地带领全国人民全力以赴。这样就为统治中国的武力制造出了一个合格的主体，从而彻底结束了民国由于武力总不能寻到一个合格主体而导致的长期分裂混乱状态，长久保持了国家的统一稳定。中国从此不再走下坡路天天只有亏损破坏，国事蒸蒸日上百废俱兴。或许只有那些从民国过来的人才能真切认识到全国统一国权树立是多么可贵与难得，所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是那一代人的真实心声。今日承平日久的人们对此是太过隔膜了，因此对于这前人得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就不够珍惜。特别是现在的自由派总想从中共手里夺权，由他们来搞多党民主，这结果无非是将中国退回民初时代，重温分裂与混乱，自由派从来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果真由他们掌权，到时可真要追悔莫及。
建国后在政治与思想上都采取了高压和严密控制的政策，马克思主义俨然成为一与政治合一具有明显排他性的新宗教，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都要统一到这个新的政教中来。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有专门针对前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除梁熊马陈等少数大儒外所有其他人都或主动或被迫地宣布放弃自己以前封建资产阶级的旧信仰而改宗这个新宗教，即科学教共产宗也。后来又有反右运动，进一步彻底打击了那些仍然不肯真心改宗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故建国前三十年的高压专政就是一副以毒攻毒的猛药，不如此不足以治愈自由宗加于中国的膏肓之病从而结束分裂混乱重建统一秩序。从此角度观之，反右运动中那些被整治的知识分子就是咎由自取，并不值得同情：正是他们把自由民主的洪水猛兽引入了中国，且至当时仍执迷不悟；往昔的自由民主正是今日极权专制之因。但是话说回来，既是猛药就很容易在治病的同时也伤及了吾人自身；这就是中华的传统价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强烈排他性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愿望要除去一切异己的信仰。所以本来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对治自由宗之毒，但事实上却是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话语对中华传统的贬称）不分青红皂白一起消灭，且越到后来越偏于后者，这就是迷失了自己的使命，犯了错误。猛药不能常服，若病已愈，当即停止。所以改革开放后，在政治与思想上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政策，就是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建设成就是巨大的。三十年中，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灵活放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迅速的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上则改造经济制度，根治水患，兴修水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因而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自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间增长2.3倍，年均增长3.25%；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三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以10%左右的速度保持高速增长，即使在文**阁十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也有6.62%，仍比同期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高出许多。普遍传闻毛主席不会抓经济，事实是，毛主席的雄才大略与高瞻远瞩最突出的表现领域就是经济，毛主席领导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过程。比较一下，英国的现代化涉及一两千万人，美国的现代化涉及六七千万人，而中国则涉及五到八亿人。如此体量巨大的现代化却是在自力更生的模式下进行的，这在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充分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语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非仅是中共的自我表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自足的，而非寄生与外倾的，这是一种较殖民资本主义远为健康道德因而是可以广泛推广的模式，为一切弱小民族的自救提供了样板。
七十年代末，利用美国欲以中国牵制苏联因而允许中国出海参与世界市场的难得机遇，中国果断地实行了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改造原有的中央计划体制，创造性地发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以这种更加有活力和竞争力的新体制来迎接由国内循环转入世界循环的新形势；政治方面，则坚持原有的体制不变，仅在治道细节方面加以改动；以此坚守社会主义的根本从而有效应对激励竞争的国际环境并保持国内的统一稳定。这一完美配合的政治经济新模式威力巨大，在前三十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短短三十几年下来，中国走完了欧美三百年所走的路，在科技的各个主要领域都站在了世界前列，并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任务至此已近于完成，以后很快就要转入新的阶段了。
我们说中国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理由如下：一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特征是跨国私人金融大资本对于民族国家经济的掌控，特别是跨国私人大资本对民族国家货币发行权的垄断。欧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其货币发行权都掌握在私人手里，最典型的是美国，美国政府在美联储的股份是零。所以美国政府所发行的美元每一分都是从由几个私人家族合伙开办的美联储借来的，是要付利息的。现在美国政府所欠天文数字的债务中大部分是欠美联储的，达五十万亿之多，欠中国的只有三万亿左右。中国的国家货币发行权还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这在全球并不多见，所以中国人民所用的人民币也不用象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那样还得给跨国的私人银行家付利息。中国在这个最根本的特征上不合资本主义的标准，所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二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亦非资本主义所独有。中华在宋明时代已有很发达的市场经济，固不能因此说宋明之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同理，也不能因为现在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就判其为资本主义社会。三中国的国有经济成分还在整个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土地也还是国有。四中国的政治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多党民主制度，而是社会主义的一党执政制度。三四两点也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而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无。
毋庸置疑，新中国对于传统的背离与对于外来文明的接受都较民国更加彻底，并且前者较后者拥有远为强大的国家能力；因此，中国的社会结构、人民的信仰性格和习俗在建国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新中国与老中国的距离较民国更加遥远。为了救亡图存而打造的共产主义全民军国机制竟是以彻底牺牲老文明为代价，新中国经历的现代转型竟是一种文化自杀式的转型，这一切在文**阁期间达到顶点。文**阁是五四精神的延续，但是五四对传统价值信仰的摧毁还仅停留于精英层面，但是文**阁把这彻底贯彻到了最底层的每一个角落，从此全体中国人连最底层的农民都背弃了三教成了科学教的信徒。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是否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我们在此要追问：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真需要如此决绝地与传统决裂吗？在本部分的1，我们从总体上梳理了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结论是中华文明与资本主义全然背道，而与社会主义则有诸多共通之点，特别是两者的根本目标——全人类的和谐大同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只有在中华文明里才能真正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在中国救亡图存的现代化阶段，中华传统乃是建设社会主义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支援价值；而从人类的长远未来观之，则中华文明乃是社会主义的必然归宿。本部分1中提到的社会主义文明中存在的社会关系与价值信仰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使得这种文明不具稳定性。全球社会主义阵营集体倒向资本主义就是有力证明。唯物主义无神论信仰从根本上与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相悖；从长远来看，这只能导致混乱，不能导致和谐。五四与文**阁彻底摧毁了传统信仰，建国后长期单一的唯物无神论教育就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科学教独霸全民无信仰的国家。人心之无据、吏治之腐败几居全球之冠，此皆与全民缺乏基本的信仰底线因而堕落到只信金钱有莫大关联。故缺乏传统价值信仰支持的社会主义是不稳定的也是危险的。据此我们认为，新中国前三十年对待传统的态度是欠妥当的，在文**阁中更是完全错误的。(老一辈的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诸先生在此期间一直致力于调和社会主义与传统之关系，希望我党对传统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如冯先生提出著名的抽象继承法；但是很遗憾，他们的努力落空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误，这要追溯到三个小传统：一是中国近代的激进革命传统，自康党到五四特别是后者，都主张彻底用夷变夏；二是共产党自身的小传统，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到苏联东欧的国家实践，都采取了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共产党宣言主张与一切新旧传统彻底决裂，苏东对其当地的传统文化如东正教和天主教实行了严厉的打压。三是中国两千年老传统中的非主流如法家和造反的小传统。这三个小传统对待大传统的态度无疑都是有问题的：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表明，造反时反儒可以，造反成功之后，还是要用儒家治天下。反儒反传统的法家亦只有一时之用，终究要复古更化。正是受这三个小传统的影响，中共在其执政的前三十年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采取了欠妥乃至错误的对待方式。
改革开放后，我党改变对传统的态度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也可说，新中国的后三十年是我党逐渐回归传统的历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提出，就是令党回归传统的根本动力。
因为所谓的中国，追溯到根本还只能是文化中国。党的施政目标，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理想、和谐社会再到中国梦，逐渐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味道。党对自己的定位也从反封建的先锋队转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可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建国后，国内的战乱平定了，但中国的外部则是一个世界战国的形势，所以这既不同于以往的打天下时代，也不同于古代天下已定的形势；所以作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成果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现在绝不能丢弃，另一方面，则要同时提倡儒教。我们要靠前者来保持强大组织力以应付竞争激烈的外部环境，靠后者来凝聚国家民族施教化改善人心与吏治以达到国内的长治久安。所以党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主动接续传统，就是极为智慧的正确选择。在长久的未来中，中国和世界将是儒教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儒教的中国和世界。只有儒教社会主义才能贞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宽泛名称的内涵；依此，才能将后者消极退守捉襟见肘的本地价值改造为前者积极进取充满自信的普世价值。
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口号是欠妥的：这个口号表明口号的持有者是站在中华传统之外的立场将中国文化视为一自己之外的客体而依据另外的标准作切割打散后的零碎性吸取，随之而来的问题实多：首先，这缺乏对于自己民族传统作为一个主体和一个活的不可任意切割的有机整体的尊重；从究竟的角度说，中华文明作为全地唯一的夏型文明乃是从本性里所开出的最为合乎正理与道德也是最为优美的文明，因此我们的传统尤其是经典就全是精华，没有糟粕，我们去什么？没有糟粕，我们偏要去，结果去掉的只能是精华了。其次，这与我党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之身分相矛盾，对于传统文化之传承者的中共，传统文化就是其内在文化生命的一部分，也就不能够用对待异己者的办法去切割，因为对一个活物，一切割它就死了；若真将传统视为内在生命，甚至就找不到分别精粗的标准了。这也与洋为中用的口号相矛盾，既然要洋为中用，那么马克思主义这个不折不扣的洋就是客，不能反客为主，用来做评判中的标准以及去粗取精的主体。再者，即使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外在标准来看传统文化，其中能成为社会主义障碍的也几乎没有。所以糟粕之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五四和布尔什维克小传统下将大传统妖魔化的结果。例如中国一直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追求均平的反私有制传统，从五帝三代的井田制到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再到宋元明清的宗族公有制是这一传统的三个主要阶段，历代大儒多念念不忘恢复井田，这本来应该视为社会主义的深厚渊源而加以表彰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强大支援价值；但事实上，三代被妖魔化为奴隶制，宋元明清则被涂抹为地主阶级统治剥削压迫农民阶级的封建私有制。这样对待传统究竟有何好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是五四疯狂自虐的惯性罢了。我们承认，虽然中国传统与社会主义相冲突的地方很少，但是毋庸置疑，其中的许多东西与特定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是有距离的。对此我们只要提倡那些与当下需要相应的而悬置那些与当下需要距离较远的就好了，根本没必要因为当下用不着就去批判之从而丢弃之，这样一种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的作法其危害之大诚不可说。圣贤垂教是为千秋万世谋，谁能保证当下用不着就永远用不着呢？此即春秋公羊通三统存二王后之意；前王之制虽然暂时不再用以治理天下，但由于是前代圣人所创其中必有至意存焉；故封二王后客而不朝令承祭祀守旧制以待后王取法。受科学教达尔文主义直线进步观蒙蔽的今人于此春秋大义早已隔膜，所以对于传统才那样傲慢缺乏敬意，对于政治文化竞争中的失败者才那样赶尽杀绝缺乏宽容。所以在我党已经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自任之今日，理应抛弃这一浸透着五四遗毒的的口号(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
4中华文明复兴长期方案
从本周期的冬季开始一直到下周期的春季结束，都可以看作中华文明为了曲成地保守自己的文明自性而连续地应对西方文明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退却阶段与复兴阶段。用体用模式来描述这一过程就是：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中体西用—中体中用，两端是中华文明，中间就是应对西方的过程。从同光自强运动开始到清朝禅位属于前一中体西用阶段，自辛亥革命至今属于西体西用阶段；下面很快要迎来中体的逐渐复兴了，故即将进入后一中体西用阶段，此后进一步去西用复中用，最后结果就是中华文明的彻底复兴，即进入中体中用阶段也。本来起初自强运动的中体西用就是最佳应对，若坚持不懈，时机来临可直接复中用而达中体中用；五阶段模式的西体西用以及后一中体西用都不必有。故辛亥革命让这个应对过程走了巨大的弯路，徒多了许多委曲。往者已去，来者犹可追，但愿吾人以后的应对不要再犯这样大的错误，少走一些弯路。上面的五阶段模式中不管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西用都不稳定，前者不稳定的原因已如上述；后者不稳定则是由于这缺乏传统基础且在文化软实力上成为负数故大大降低了国家的综合实力的缘故；故皆为权宜性过渡阶段。其中自最初应对到中体重兴之前属退却阶段，自中体重兴之始至大同实现属复兴阶段。
复兴大约是退却的逆过程，两者大致呈现两侧对称；所以可以退却的过程来预测复兴的步骤。退却过程是这样的：先是科技经济(洋务)，再是政治制度(戊戌变法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再是教育制度(蔡元培在民初的教育改革)最后是价值信仰(新文化运动文**阁)。作为退却的逆过程，复兴只能从从某些先知先觉的个人和团体的价值信仰开始，因为这是最先可行的一步。紧接着就是教育体制的改革，在国民教育中恢复中学之主体地位；实行这一步的困难也不大，但有了这关键的一步，中华文化的复兴就顺理成章了，而只有中华文化才能为以后的中国与世界的大转轨提供最深厚的动力。此后下一步是在政治方面复兴传统，重建中华政教；最后是在科技生产方式方面，带领世界复兴中华的正当方式而去现代化。退却过程由外而内，复兴过程由内而外，正数理之自然也。我们已经在本部分的1论证了全面复归中华文明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唯一前途，所以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就是在坚持和推广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有次序分步骤地复兴中华文明。据上文这就可分为以下四步。
第一步中华价值信仰的复兴：老文化运动
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是：现代化初期伴随着文化的西化，但是当经济有了起色随之而来就是传统价值的复归。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民国政治经济都不上轨道一天天在走西坡路的窘况，国家统一稳定，国事蒸蒸日上，毛主席领导的四个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拥有了发自内心的对于国家民族的自信。按理这期间就应该有一个回归老文化的潮流出现，但是这却被文**阁人为延迟了。不过文化复兴的历史潮流是人为阻挡不了的，一旦政治环境稍稍宽松一些，久已积压在人们心头的对传统事物的热情立即就爆发出来了，改革开放不久就有声势浩大的气功热、易经热等。随着之后中国的迅速崛起，复归传统的趋势已变得势不可挡。现在文化保守主义已经成为一支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鼎足而三的重要思想力量，儿童读经运动、正体字和古诗文运动、汉服运动、书院、祭孔等标志着大陆民间儒家信仰的复兴已经初具规模，政府则采取积极态度与民间良性互动。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正在经历一场与退却阶段那场新文化运动对应的老文化运动。
第二步中华学术教育体制的复兴：重建中学之主体性
参照晚清的《奏定学堂章程》制定各级学校的新教学大纲，(以《奏定学堂章程》为代表的晚清学制是中体西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教育教育理念的具体落实，多有可取之处。)对整个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全面复兴蒙学经史一体的原本国学教育，将教育从西体西用向中体西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复归。这中间最要的就是复兴中小学以及师范教育中蒙学经史一体的国学课程和大学中的“经学科大学”以及作为大学通识教育基础课程的经学课。同时鼓励民间私塾书院的设立和发展，与教育有关的一些改革也应在此阶段同时进行如恢复正体字文言文、恢复各级学校的祭孔、制定合乎本阶段特征的国服等。这一阶段应由国家支持在民间成立中国儒教会，以民间宗教社团法人的资格和组织化的形式来推动老文化运动，从事儒教重建和复兴中华文明的事业（此条可参见蒋庆先生《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还可以在保持现有的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具体治道方面的改革，如改革官员选拔培训制度，修改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文，逐渐在其中贯彻和维护儒教价值。另外，国家应立即采取有力合理的措施扶持拯救濒危的中医，这是关乎整个民族身体健康和中华文明生死存亡的大事，万不可轻忽。
现在第一步已初步完成，正是实施第二步改革的最佳时机。
第三步中华政教的全面复兴：确立儒教为国教，实现儒教社会主义政治，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
一个以唯物主义无神论为宗旨的外来意识形态不可能长期独立作为立国之本。这只能是一时之用，马克思主义理应融入渊源深厚的中华传统。当教育改革已行之数十年之后，老文化运动继续在上下全面扩展它的影响，中华文化已成为新一代全体中国人的共识，就是在政治体制上全面重新恢复儒教国教地位的时候了：将尧舜周孔之道写入宪法做为立国之本，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建立儒教司法制度、现代科举制度、太学制度、虚君共和制度等，各级党校团校行政学院都以儒教经典取代过时的意识形态教材。这时一些与立儒教为国教相关的改革就要配合进行了，这即是恢复对于一个文化和文明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正朔、服色和建筑式样：恢复中华正朔，废除西历及耶元纪年，恢复夏历并以孔元纪年；在日常生活中(不仅在传统典礼中)全面恢复中华衣冠和发制；在民居等一切建筑上(不仅是寺观书院建筑)全面恢复中华原本的式样和体制。
同时要继续深化教育学术体制的改革。基础教育方面，一个是在数学科中去掉属于西方几何的部分，要充实中国传统数学内容，比如珠算和九章算术。(珠算较按计算器计算，不但速度快，而且准确，出错率低。常言说手巧心灵，珠算通过十个指头的灵活运动，可以很好的促进学生的心脑发育。中国的传统数学不但与印度数学西方数学并列为世界三大数学体系，而且在真理性和实用性方面都大大优越于西方数学。比如欧几里德几何学，既无什么实用性，因其理论前提存在根本性漏洞所以又无真理性，故令全民族的所有孩子都学之实在没有什么价值。以演绎性的偏微分方程为主体的西方现代数学，很难用到计算机上去。而以算法为主旨中国数学则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许多数学家都已经预言，计算机时代的数学非中国数学莫属。故中国数学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必然面临着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个复兴，除在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加强传统数学的教学研究外，在基础教育中也要恢复传统数学的教学，因为在我们的历代官学和私塾中都有算学。)
基础教育改革方面另一个需要做的是，要增设中医科。小学阶段可令将中医四大经典素问灵枢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背熟，初中高中课上要对经方派的理论实践加以讲解和传授。这样在我们的基础教育里基本就做到具备了相当于印度五明的教学体系。首先五明就是印度传统基础教育的五科内容，古代印度的孩子小学一入学都要背诵学习五明大论。在中国的教学体系中经学当内明，蒙学又称小学当声明即文字之学，小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了因明，因为在属于小学的组词造句属对写文之中也包括了逻辑训练。中医学当医方明自不待言，而算学武术画学乐教合起来就相当于五明中之工巧明。我们这里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医学，在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中，医学不是普遍都有的内容。但是医学或曰医方明对于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些的。因为语文和食分别是一个文明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最深内核，对于一个人也是最根本的两件事，医学是身心健康之本，所以基础教育中没有医方明是有缺陷的，我们把它补充上去，也就是非常有必要的。
高等教育方面，在复兴经学科的基础上，进而复兴中国学术规范中的其他学科。将现在放入哲学中的子学、放入史学系文学系的史部集部之学、放入法律系的中国刑律之学、放入艺术系的国画国乐、放入数学系的传统算学等等以及被西医同化的中医学院和大学都从西学的统摄下独立出来，成立与经学并立的史学、子学(佛教道教)、器学(器学者，器用专门之学也，与经史子等道术方术浑整之学相对。下设文学、艺术学、医学、理学、工学、农学、法学、政学、商学等二级学科)的一级学科和相应的学院(按：唐代学校和科举即设有经学书学算学律学史学诸科；宋因唐制，而益以画学医学；故其学科设置虽未详备，然大端已具)，将西学的科目加西字以为区别：西文学、西理学、西工学、西农学、西医学、西法学、西商学。中学的学院中要严格以中国学术规范来治学，严禁采用西方学术规范。这一步的宗旨就是中西分开中学独立，为了贯彻的这个宗旨，应该将属于中学的学院合起来单独成立大学。这样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的大学就有两类：一类是中学大学，一类是西学大学。两类大学中都要有经学院，所有专业学生都需上经学课。有此中学就能全面复兴了，而中学的全面复兴就为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做好了最重要的准备。
从一步到三步就是中体的重建过程，完成了第三步可以说中体的恢复已经完成，又回到了中体西用。此后就应该按照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次序，首先以中华文明统合周边原中华文化圈的诸国（诸夏），建立区域朝贡体系；进一步统合以前未曾被中华文明泽及的耶回印度教及拉美非洲诸国（夷狄），最终实现奉中华为共主的全球天下体系。
在平天下用夏变夷的同时，以上教育改革实施多年以并后，全体中学都真正地活了过来，就可以进行更深一步的教改(时机大约当在实现区域朝贡体系之前后)：以中统西。这时要将中西两类大学重新合并，但是这一次却是以中国学术规范为标准，以中国的学科体系为构架的合并，中学大学的体制不变，将西学大学的院系打散并入中学大学的相应院系专业，不再立中西之名。比如神学院入子学院立耶教系，哲学系及西文学系并入器学院文学系，西史学系并入史学院，西理学院中数学系并入器学院理学系算学专业，直接取消物理等系等等，最后是将西医学院并入器学院医学系。不仅是将西学大学并入中学大学，治学规范也要彻底改变，就是要改以中学规范来治西学，就如同今日全面以西学规范治中学一样。在这个阶段中要用中学彻底全面地消化统摄西学(以及印度学术)，这就为将来实现中华一统的天下体系奠定了学术基础。
第四步中华科技经济形态的复兴：带领世界走出工业文明
在这一步中国将在科技经济方面带领人类走出无限增长的工业文明的噩梦，全方位实行去现代化，摧毁科学教，全面复兴儒释道三教的统治。用中华文明全方位地滋润世界，用夏变夷，迎接大同的到来。
当中华建立起其全球权利的时候，世界也到了毁灭的边缘。因为此前世界各国仍然在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路上争先恐后地向前飞奔。中华既已获得全球权利，至此方有条件和能力来安排天下体系，带领世界走出生态坏死的危险。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这个未来的全球天下体系都需要以周礼为蓝本：中国政权上承于天于天下行封建，中国为天子之国，他国为诸侯之国，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他国政权的合法性则来源于中国政府，中国有权决定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有权干预其政治经济；各国首脑及主要官员都需要由中国来任命。(依照周礼，不仅诸侯是出于天子之分封，而且各国之卿等主要官员也均由天子任命，未得天子任命而由其国君自己任命之卿称小卿，其区别至严也。)以中国为中心，天下各国分为九服，各服有不同的对于中国应尽之义务。如朝贡等。各国亦据其身份拥有不同数量的军队以及其它待遇，不得超过规定。礼乐征伐自中国出，各国不得专伐专封。中国拥有压倒优势的军力，故不惧他国之不服也。(柳诒徵先生曰：周之制度，小则比闾族党，行政皆民选之官，大则候卫要荒，率土守王朝之法。其相维相系之妙用，均散见于《周官》。故熟观《周官》，则知周之封建，虽分权于各国，而中央政府之政令固无不达于诸侯之虞。其组织各国而成一大国（按：即天下），俨如今人所谓有机体，绝非后世苟且补苴之制可比也。（《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205页）)这样的天下制度完全超越了民主理念下的平等的民族国家体系。在这里，天下有了义理和秩序，不再是混乱的世界战国。这也不同于以武力征服消灭他国而来的帝国。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引罗梦册先生《中国论》曰：“一民族自治其族者为族国（民族国家）；一民族统治他民族者，为帝国；一民族领袖他民族以求共治者，为天下国。天下国超族国而反帝国。”正可与此相发明。按共济会所设想的世界政府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乃是持选民思想的西人所能设想的除民族国家体系之外的唯一的世界制度。
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经济与民主制度是生态危机的制度原因，不消灭这些，生态危机不可能解决。为了领导世界走出生态危机，此时要在中国恢复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世界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在各国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方面，周礼在工业上实行严格的统计和考校制度，农业上实行土地国有和授田制度，都是有严密组织和计划的经济，故周礼从经济制度上说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其中有许多可供借鉴的资源。这个阶段初期的世界是非常紧张的，人口已增至或者超过了地球承受能力的极限，人类只有靠均平合理的公有计划经济来共渡难关。此时面临的问题已不是发展，而是有计划地缩减工业与人口的规模；直至在一个可以持续的量度上稳定下来。这也需要改变技术形式，迅速放弃现代科技和大工业大农业，复兴传统生态科技和小作坊一家一户的组织形式。这种转变现在看来难于上青天，但是有了儒释道的世界观人生观之广泛深入人心(物欲人生之被放弃，人生向物质之外用心)以及有力的全球计划，将是能做到的。
这个阶段，中华文明以中国与诸夏为策源地，更加广泛深入地向世界传播，其结果终至于没有了诸夏夷狄之分别，这就是世界大同。
附识 松散的政治形态包括多党代议制的假民主和中华科举制(政权的高级部分直接向全民开放)的真民主，适于内外环境宽松的国家；集中的政治形态包括古代秦国近代西方日本的君主制和一党专政制，适于内外环境紧张的国家。春秋战国时代，秦国采用法家的主张，在其国内率先实行近代化，即废除国内的封建世袭制度和井田制度，强制单丁立户，削弱家族势力，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将一个松散的封建国家改造为一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其他国家念旧保守迟迟不变，依然是松散的状态。因而法家化的秦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了极为有利的形势，终于籍此一统天下。中华在近代世界重新进入战国时代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晚清和民国松散的政治模式无法应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集中的政治模式，故从晚清到民国国事每况愈下。所以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任务就是要完成从松散政治形态向集中形态的转型，具体说就是实现一党专政以党建军建国的政治。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初步尝试基础上，共产党的新中国最后取得了成功。未来世界将会长期处于世界战国的状态，而即使中国的天下体系结束了世界战国，但是那时全人类又将面临比今日还要严重千百倍的生态危机，所以未来几百年中在中国带领人类走出工业文明之前，世界人类的处境一直会持续紧张，没有什么宽松可言。这样，松散的政治不管是代议制的假民主还是传统中国太平天下模式的真民主，就都没有实行的基础和机会，集中形态的一党专政就会一直是未来几百年中最适宜的政治模式。在世界战国时代，我们要靠一党专政来保持强大组织力维持内部统一稳定和应付竞争激烈的外部环境，在天下体系时代，要靠一党专政来消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计划经济，带领人类重回农业文明。一党专政本是最适于今日和未来的制度，可是在共济会的话语霸权之下，却受尽了污名，成为越早放弃越好的必要甚或不必要之恶。儒教中人士也对此问题认识模糊，大多都在提倡儒教宪政，政治努力的方向都是想废除一党威权体制。这都是大大昧于真实世事的结果。正确的做法是推进儒教与共产党的联合，党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主动接续传统，已经做出了极为智慧的正确选择。民间儒教人士应该跟进，与我党配合才好。正如前文所说，在长久的未来中，中国和世界将是儒教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儒教的中国和世界。
——摘自孟晓路《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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