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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有护士进来喊：“袁医生，19床病人呕吐了，呼吸困难，快过去看一下吧。”

19床的病人有40多岁，三天前确诊收入病区。正在进行鼻导管吸氧的病人表情十分痛苦，似乎想说什么话。突然，她的心电监护仪发出报警声，血氧饱和度很快从90多跌到80多，呼吸频率和心率加快。

袁鸣赶紧叫护士推来高流量吸氧仪。

经过一段时间的高流量吸氧后，病人似乎平静了一些，但数值显示，她的呼吸状况并未改善，血氧饱和度仍在下跌，呼吸频率升到每分钟40多次，嘴唇开始发紫。

“换无创呼吸机，快！”袁鸣急促地说。无创呼吸机很快被推了进来，护士拔下鼻导管，给患者换上面罩。但病人的反应让大家吃了一惊，她突然烦躁地在床上扭来扭去，试图拉下面罩，呼吸机也发出尖锐的报警声。

“没气了！没气了！我要气！快！救救我！”病人发出无力的低喊，奋力抬起身体。护士在一旁赶紧说：“阿姨，有气的，机器有气的，你要根据呼吸机的节奏呼吸，没事的。”但病人的人机抵抗越来越严重，血氧饱和度更是跌至70！

（财新报道截图）

根据《财新》周刊的报道，这例病人第二天再次出现呼吸衰竭，医生们没能把她救回来。

从收入病区到死亡，只用了5天。

2

武汉协和医院西区，39岁，也是一位女性患者。

从病史上看，她大约在1月底感染新冠病毒，随后病情慢慢的一步步的加重。

但直到6天前，她被转院进协和的时候，体征包括各项指标都还好。

特别要说一句，她没有任何基础性疾病。

没有任何原因，病情就是急转直下——第五天下午，麻醉医师对她施行了面罩正压通气，一开始血氧饱和度勉强维持在90。

但接下来，各项指标还是站不住，不断往下掉，最后上臭氧治疗【注：HOT疗法】，还是遏制不住多脏器衰竭，很快就走了。

很年轻，很可惜，很痛心。

该院参与插管抢救的医生感慨——NCP重症有多恐怖？从住进来到死亡，其实也只用了5天。

3

讲完两个普通患者，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悲壮殉职的逆行者——

最早当属李文亮。2月7日他去世的时候，年仅34岁；

2月8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普外科医生肖俊在金银潭医院去世的时候，年仅50岁；

2月20日，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协和江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彭银华在金银潭医院去世的时候，年仅29岁；

2月23日，武汉协和江北医院消化内科医生夏思思，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去世的时候，年仅29岁；

同一天殉职的年轻医生，还有湖北孝感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黄文军，去世的时候年仅42岁。

这些在抗疫一线不幸感染的医生，各方都竭尽全力进行了抢救。譬如黄文军，他所供职的孝感市中心医院不仅请到呼吸、重症等领域专家会诊，还使用了人工膜肺（ECMO）等先进技术设备，但很遗憾最终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他们都是专业人士，对他们的救治也是全力以赴，但是他们还是走了。

4

但是，在过往报道的新冠肺炎死亡案例中，年轻人似乎比较少，甚至还有“年轻人免疫力强，基础性疾病少，感染新冠病毒就像一场重感冒”这样的普遍认知。

不容否认，我们身边确实有不少年轻人感染自愈的例子。

不容否认，现在躺在ICU里面的，绝大多数也都是老年人。

正在火神山参与救治的某部队医院医生透露，从进驻至今，他所在病区收治的患者基本都在五六十岁以上，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也49岁了。“他是个警察，住进来之后一度危重，但还是扛过来了，昨天已经转出了ICU。”

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就一定能“死里逃生”。

协和医院一位医生感慨，这次新冠肺炎危重型病人的特点一是病情迅速发展，另一个就是病人在救治过程中会出现突然死亡。“对于年轻人来说，要么是轻症，要么就特别危险。说得难听点，年轻患者不仅同样会死，有时候反而死得更快。”

对此，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医疗组组长周新教授曾经说过一段话——年轻患者也会有死亡，三十多岁、四十多岁死亡的新冠肺炎患者，数量并不少，都没有基础疾病，也会出现全身器官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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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教授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学科带头人，是最先报名、也最先抵达武汉的上海呼吸科专家。援鄂以来，周新教授担任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医疗组组长，负责武汉金银潭医院两个重症病区的救治工作。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周新教授曾经透露过一个比例——

新冠肺炎轻症病人多，80%-90%的病人可以治好。但是约有10%-20%的病人会发展成重症，重症里面又有少数患者会发展成危重症。一旦发展成危重，病死率就更高了，气管插管呼吸机治疗的病死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他同时结合自己在一线的观察和思考，解读过“为什么年轻人没有基础疾病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疑问。

他说，当一个病毒入侵机体，机体的免疫功能会产生对抗，大量的细胞去对抗病毒，造成淋巴细胞显著降低，说明你的免疫功能低下了，然后产生炎症反应。但如果抵抗不过病毒，当炎症反应剧烈，肺部损害就严重。

哪些人会造成这种严重的反应呢？现在还不知道。

只是临床发现肥胖的人，“炎症风暴”会越厉害。

少数年轻人就是过度的免疫反应，机体强烈反应，最后造成多脏器的功能损害。孕妇也是，这种炎症反应会更加强烈，一旦感染，容易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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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专家提出，激素可以控制“炎症风暴”。

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分子病毒学家金冬雁说：“过去SARS用激素治疗，这一点我历来非常反对，用激素治病毒病完全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

他的观点是规范治疗，不能乱治。

SARS、MERS或者现在的新冠病毒，用激素后看起来立竿见影，炎症减少，或者说是细胞因子风暴受到抑制。可治标不治本，病毒会飙上来，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也因此提高。甚至有一些人，接受激素治疗后有可能变成超级传播者，这是非常危险的。 

最近武汉医院发现有患者深部真菌感染，很可能跟激素有关。激素用了以后，真菌、衣原体等病原体接踵而来。激素必须在病毒已完全受控的大前提下，才能发挥减缓细胞因子风暴的作用，其发挥作用的窗口很窄，使用上一定要慎之又慎。 

其他各种药物，包括干扰素，其实都各有毒副作用。干扰素用于病毒感染早期可发挥抗病毒作用，但在感染后期，则往往有较严重副作用，对细胞因子风暴可能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即使有明确抗病毒作用的干扰素，使用时仍应谨慎。

对此，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也曾明确表示，早期曾对部分患者使用糖皮质激素，尽管是小剂量、短时期使用，但现在也尽量不用。临床上发现，有些不用激素的病人，排毒期更短；用激素后，可能延长排毒时间。他认为，新冠肺炎不同于以前的病毒性肺炎。以前，用激素后，热度退下来，炎症吸收，各项指标也下来。但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用了激素后，肺部影像变化不明显。胡必杰强调，要尽可能克制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欲望，这也是这段时间摸索和总结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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