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源头是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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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的源头是中国2

From 孟晓路十念生 2019-04-14

现代文明的源头是中国2

孟晓路

2014年第四次课录音整理

本文2万字，阅读需时30至50分钟

西方哲学来源于宋明理学1

一宋明理学对法国唯物主义出现的作用

今天我们接着上一节没有讲完的内容接着讲，上一节课讲到了我们的宋明理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启发和作用，然后下面我们说一下宋明理学对法国唯物主义出现的作用。

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比埃尔培尔，一个是赫尔巴赫，这两个人都跟中国有很重要的关系，这儿这个《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就引用了1840到1850年《儒学在欧洲》这本书里边的说法，作者是张生泉和占向红，看来这些，就是中国学问跟欧洲的关系一直有人在研究，不过，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书里这样说，培尔是怎样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呢？他的佐证就是中国，他一方面盛赞中国，一方面肯定中国哲学是无神论，说中国哲学是无神论，啊，我们根据上一次课所讲的天下诸教的关系，天下诸教的那样一个框架，这个是正确的，我们再复习一下，上次，天下诸教一分，分成经教和子教，子教分成非神教和神教，非神教包括道教和佛教，神教有多神、一神，还有婆罗门教，古埃及的、古巴比伦的、希腊、罗马的，一神教分成教和选民教，选民教有三个，犹太教、耶教、回教，说不知论当中的神，就他们所知道的神基本上就是耶教当中的神，所以我们说耶教当中的神属于神教当中的一种所谓选民的意志，总之，这个神教和非神教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神教当中的神是创世的，创世也就是说创造众生和世界，非神教当中就没有这样的神，我们的经教是儒教，我们的经教、儒教、儒释道，这三个都是非神教，也可以说是无神论，这种神确实来说就指的这种创世的神，不管是创世的多神还是创世的一神，你跟今天被所泛化的那种神就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不是这种泛泛的鬼神的神，不是这种鬼神之神，也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帝者百神之大君，也不是那种神，像中国儒教当中承认有鬼有神，但是它这个神呢就不是创造众生的那种神，它只是比较高级的生命类型，不是创造一切生命的那种神，大家听明白了吗？今天的无神论是更加包括的范围可能更加广阔，唯物主义所说的无神论包括的它这个神就比我们所说的刚才念的这个无神论要包括的范围广，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既包括刚才所说的那种无神论，还包括没有鬼神这个意思，我们说的这个无神论就是指的没有创造众生和世界的那种神，但是可能还是要承认有鬼神的，承认有比人更加高级的生命存在状态，所以这个培尔这些人还有伏尔泰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中国学问、中国文化的崇拜者，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是无神论的，是在刚才那个意义上说的，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你看，他们的文化当中是认为没有神，没有上帝，没有耶教的上帝，是不可能有一个社会结构的，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的社会结构，但是，这些反宗教的人却在东方找到了一个没有神的社会、没有神的国家、没有神的文化，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对耶教和耶教文化一种的挑战、一个摧毁，对他们反宗教起了一个极大的支持作用。

关于赫尔巴赫和法国唯物主义者跟中国学问的关系，我们上一次已经说到了，被派来中国传教的由于耶稣会士的多数是法国人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法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在那个18、19世纪，18世纪吧是最多的，所以当时的法国就成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法国同时又是启蒙运动的中心。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看到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启蒙运动的实质就是传播中国文化，在欧洲，在黑暗的欧洲，在这个神教的欧洲传播中国文化，所以启蒙也就是以中国启蒙西欧。

有关赫尔巴赫、伏尔泰的跟中国文化的关系，在朱谦之先生的那个书里边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在这个书里好像也引用了一些，总之，这个宋明理学除了启发出来了德国古典哲学之外，也启发出了这个法国唯物主义，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传承，德国古典哲学，先有的德国古典哲学，后有的法国唯物主义，法国唯物主义可以说来源于德国的启发，跟德国就接上了，因为德国古典哲学最后一个人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的下面就是培尔了，到了费尔巴哈就成了唯物主义了，由费尔巴哈给德国古典哲学做了一个结尾，然后开启了法国的唯物主义，所以我说，德国人学宋明理学要学的好一点，到了法国唯物主义那就学的更加失真了吧！就是说，法国人对这个宋明理学的理解，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理解，在朱谦之先生的那本书里边有，这个就比德国人理解的宋明理学又要差一些了，总之，这两种都属于断见，不管是德国的唯心论，还是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属于断见，也就是说，可以扩展来说，近代的哲学全部都在断见的类型当中，这是唯物论，这是唯心论，唯心论不管是客观的像黑格尔这种类型的，还是主观的像费希特这种类型的，还有，所谓的二元论，还有不可知论，这些近代的四个哲学类型，唯心、唯物、二元、不可知，唯心分成主观和客观，这些都可以归为断见的学说，所谓断见就是不承认有来生，不承认有灵魂吧，所以整个的近现代哲学，它是以反宗教的名义出现的，因为宗教的这个哲学框架，是以灵魂的存在为重要的部分，这是宗教时代的世界观，天主教是这样一个世界观，由上帝生产灵魂，灵魂创造物质，灵魂是一个必备的层次，这样一个三级的结构，到了近代这唯心论就成了一个二级的结构，也就是说，把灵魂这一级删掉了，一个本体，一个大心的本体，不管是主观的心还是客观的心，直接出物质，简化成两级了。那唯物主义呢，把本体这个给删掉了，只剩下物质这一级了，只剩下物质这一级，那就问题更大了。二元论是这样一个框架，好像就是说上帝同时、平等的生产了灵魂和物质，这个物质不是由灵魂再转生、演化出来的，是这样一个平等的结构，所以叫灵魂和物质的二元，心和物的二元，你看，这是天主教时代正宗的学说，二元论跟这个，具体来说二元论也没有找到其他的类型，主要就在笛卡尔这个学问里边有，笛卡尔这个就是这样的，所以它跟天主教的学说也不同了，但是笛卡尔这个它毕竟还是承认上帝的，因为笛卡尔的年代是比较较早的，可以说是哲学的祖师爷了吧，它基本上是一个由天主教向近代哲学过渡的这样一个中心人物，在笛卡尔之后就是哲学的时代了，在笛卡尔之前是天主教的时代，所以笛卡尔的这个框架还是比较接近于天主教的框架的，但是已经有所不同的，它已经提高了物质的层次了。

然后到了德国古典唯心论，就把那个上帝否定掉了，把灵魂也给删掉了，所以就成了一个由大心的本体直接出物质这样一个框架了，所以你看德国古典哲学那个框架，德国唯心论那个框架，离宗教的世界观就比笛卡尔要更加远了。到了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也好，还是法国的那些也好，那就更远了，进一步的把那个唯心论的本体删掉了，只剩下物质这样一个东西了，近代这些学说的一个演变、出现过程。不可知论其实是由康德和休谟来代表的，休谟的学说属于主观唯心论，或者叫唯我论的这样一个框架，并不是不可知的。康德也有一个框架，但是康德那个框架，上帝、灵魂和物质这些东西都有，但是，在康德这里上帝的存在，灵魂的存在，都成了悬设了，所以康德这个是一个不可知论的代表，他一方面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上帝和灵魂否定了，在实践理性批判里边又用这个悬设的方式给它找回来了一个地位，但是已经不是宗教时代的那样一个坚信为真实存在的东西了，只是一个假设，所以既然是假设，基本上和没有差不多，到底有没有不清楚，所以康德这个不可知论的味道比较正宗。我说这些学说无一例外都是断见，就是除了康德还存疑之外吧，其他的都确切的、断然的否定灵魂不朽，否定有来生的存在，所以康德又成为宗教时代向哲学时代过渡的中心人物，他还没有明确的否定上帝和灵魂的存在，或者说一方面否定了，一方面还说的含含糊糊的，摇摆不定，到了康德之后那就彻底的下结论了，就是灵魂不存在，没有来生。那么这个断见确实跟宋明理学是很像的，宋明理学就是断见，确切来说宋明理学的主流是断见，是不承认有鬼神，有天堂，有地狱，有来生的，特别是在程朱的学说当中，这个非常明确，大家可以去看《近思录》的最后那一部分，就是破异端这部分，这个书是朱子和吕祖谦编的，破异端当中程子的话，程子被引用的那个话，那跟近代的、跟我们所熟悉的五四以后的口吻极其类似，所以我说中国的断见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基础了，所以中国的断见传统非常的深厚，所以中国能成为全球的唯一一个无信仰的国家，这是有深厚基础的，我总说中国的演变总是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这也是一个例子，也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断见出现的最早，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还是很纯朴的相信有上帝、有来生、有灵魂的时候，中国早早的就出现了断见的唯物的学说，这最早是从荀子开始的，不过，荀子那时候还没有成为一个主流的学说，荀子在很多年当中没有被置于主流，他还只是儒家诸子当中的一子，没有像孟子那样给予一个小经的地位，这是荀子。也就是说，在秦朝，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出现了断见的学说了，不过影响不是那么大，到了宋朝以后，断见就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了，像程朱、张载、五大儒当中的张、程、还有另外两位邵子和周子，周敦颐、张载、张横渠、二程、程颐、程颢、程明道、邵雍、邵康杰，这三位是明确的持断见学说的，就是没有灵魂，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鬼神，所以张载还被我们今天的课本列为唯物阵营当中的重要人物，周子和邵子是不是断见不太清楚，可能不是，或者说至少周子不是，邵子这个不太清楚，但是后来作为这个官方哲学的属于程子这一派，因为程朱这一派被立为了最重要的这种经学的传承，也就是说二程是这五大儒当中最重要的两位，由程朱构成了宋明之后的主流的儒学，这个主流的儒学就是一个明确的断见学说，鬼神者，阴阳二气之良能也，本来这是陈抟的一句话，被二程做了这种断见的解释，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话是很模糊的，也可以解释为有人格性的，也可以解释为这种没有人格性的。阴阳二气之良能，良知，良能呢，也就是这个本能。在陈抟那未必就一定要解释为没有鬼神，没有人格性的鬼神，但是被宋明的主流学说就解释为了没有人格性的鬼神，我记得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边，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纪先生对于程朱不承认鬼神大概是不满的，他应该是反程朱理学的，他说，既然没有鬼神，鬼神是阴阳二气的良能，鬼神没有人格性，人死之后这个气就散入太虚了，按照程朱的理解，这个理在我们生活的时候就成为鱼肚子里边的水，到这个死以后，这鱼肚子里边的水，这鱼身体没了嘛，所以这个鱼肚子里边的水又回到了整体的水的海洋里去了，复归于那个大心的本体，复归于这个理的本体，个体性没有了，那么祭祀的时候，由谁来享呢？是临时的，纪先生就设想了是临时的从那个太虚里边从那个本体里边临时的出现一个个体性的东西，来享这个祭祀，到祭祀完了又回到那个没有个体性的状态，还是说一直就有这样一个个体性的存在，还是说压根就一直没有这个个体性的存在，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边，用了很长一段话来讨论这个问题，纪先生确实是带着这种调侃的口吻来做这些设想的，他就是说，这种临时凑成的鬼神，实在是有点荒谬，有点可笑，所以他的结论，还是说，人死以后，这鬼、这神，所以鬼呢，就是普通的人做鬼，聪明正直为神，那比较聪明和正直的人就上升为神，普通的人下降成为冥府的鬼，这些鬼神应该还是有一直保持这样一个个体性的存在，这样它才能够成为祭祀的对象，不能像程朱那样，人死以后个体性消失了，这样祭祀就成为一种没有对象的儿戏，临时组合又很可笑，临时出现这种个体性这怎么可能，已经回到那个本体，依据什么来出现这个个体性啊，这个体性保存在什么地方？所以这种断见就成为了中国宋明以后的主流学说，在宋朝，在北宋那个时候，欧洲还在黑暗的中世纪里边，一直到明朝，欧洲还是在那个黑暗的中世纪里边，他们可没有出现断见。这时候，在16、17世纪，断见还没有出现，一直到了18世纪，这个才开始出现，所以已经比中国晚了一千多年，所以我们说中国在各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断见的出现也很早，也要早于、早早的早于世界的其他地方。

二哲学源于中国的经子之学

讲下面一个问题：这是哲学，我们说哲学源于中国的经子之学，特别是源于这个出了问题的经学，也就是说宋明理学，所以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哲学源于中国的经子之学。

下面一点，科学源于中学之中的器部之学，我们先列一下上一节列的13个学科大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文学、历史、理、工、农、医、军事、管理、艺术，我们说这是一个纯科学教的学科体系，这里边已经没有宗教了，反宗教，现代中国的学科大类里边，在这最大、最初的这个分类当中，没有宗教的显示，这是第一个纯科学的学科体系。

我们再看《四库全书》当中，那些并入子部和史部的分科之学，史部当中有这些，地理、职官、政书，政书里边有考工，这是附属于政书的。这是属于在史部里边的分科之学，在子部里边有兵家、有法家、农家、医家、有天文、算法、还有术数、有艺术，我们看这些可都是《四库全书》当中本有的分科，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提出来了，跟集部合并，集部就是文学了，这是集部嘛，成立了一个器部，所以这些都是《四库全书》里边本有的这种亚科，不是我们为了跟这个对应而造出来的，地理这种学问今天也有，但是就没在这个大类里头，至于地理属于什么，地理属于文科还是理科？现在属于文科，总之这个也在现代学科里边有，不过就没列入学科大类，也说不定有一天就像历史一样分出来，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地理其实也很重要，中国三皇五帝那个时代的学科体系里边，地理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大类，这个最早的学科体系就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袁枚有一副对联，就是说这个人他自己吹吧，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实这些书都不知道在哪儿了，到哪去读啊，三坟五典这个属于人，八索，天，天地人三才的结构，这个九丘就是地理，这个地理也是很重要。有些是后来由小科分化出来的，不是很重要，像这个教育学，历史，我们说历史原来是属于文科的，这个在西方的学问当中不是很重要，军事、管理、艺术，看这个，这个兵家就是这个军事，可以对上，法，法也能对上，法家在《四库全书》里边这个法家已经不收韩非子那些先秦法家的著作了，他把那个在子部里边单列了一个先秦诸子那一部分，法家收的是一些法学著作，断案的著作，那个法典之类的，所以跟今天的法学确实是很像的，农家，农家就收的也不是孟子所批评的那些农家人的著作了，就是收的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啊、贾思勰的那个《齐民要术》啊，这些农学著作，所以医就是医科，天文算法属于理科当中的重要内容了，你像天文学，理科当中包括天文学，也包括数学，就是没有物理学，中国的学问当中没有物理学，但是理科当中这些亚科主要的已经有了啊；艺术、文学，这个文学，反正中国这个就是术数，术数找不到了但是还找不到对应，这些其他的科，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对应，像考工与工科，考工还可以到这来，政书，政书就是其实就是今天的政治学行政学，也没列入到这里边来，可能都附属于法学吧，这个可以放到这里，这里边来。

你看今天这个学科大类，跟我们《四库全书》当中的那些，那些史子和集部的，史子当中的亚科以及集部是有一个对应关系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要的科目都能找到对应这样一个的关系，这个在其他的欧洲同时代的欧洲之外的地方的学问里边，我们说我们要为欧洲近代的学术找来源嘛，在印度的学说当中也好，在东罗马帝国那样一个东正教的文化里边也好，在回教的文化里边也好，是找不到这么明确的对应的，所以我说科学，科学源于中学的器部之学，你看印度那个五明里很难找到这么明确的对应，五明当中的科学是很浑略的，只是工巧这一明，而且工巧这一明也不光是科学的内容，里面也有很多非科学的内容，包括艺术，五明里边确实有艺术、内明、声明，第二个是音明，因明、声明、医方明，这医方明相当于这个医学，相当于医学，工巧明就收罗了很多很多东西，没有明确的分科了，像这些，这么明确的中国分类，它是没有的。对于伊斯兰的学问我不太了解，不过想来就是说伊斯兰的学问，即使是有这个好像伊斯兰的学问里边有炼金术，据说这个西方的化学是源于伊斯兰的炼金术，但是伊斯兰的炼金术是从哪来的呢？确实是从中国的炼丹术里边来的，所以伊斯兰的学问我们说，即使它有些对西方科学的启发作用，但是也不是它自己独立自生的，比方说伊斯兰的阿拉伯数字，是从印度学去的，名曰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印度数字，所以伊斯兰是集合了中国的、印度的、西罗马，它没有独创些的什么东西，这个西方人也是这样说的，伊斯兰他自己它也得承认，就是它那样一个很浅的学问基础，所以它那之所以有了文化，是因为引入了中国的造纸术，在这样一个方便的基础下，吸收了印度的和中国的、东罗马帝国的学问，就它周边的那些东罗马帝国，印度、中国，吸收了这些地区的学问，也就是说，据说西方的大学也是源于伊斯兰的什么类似于大学的那样一个东西，但是伊斯兰那个什么什么大学，什么学院啊，是从唐朝中国的太学学过去的，所以这个学制方面，我们现代的大学也是源于中国的学校体制，也就是说在其他的文明里边没有这个没有类似于近现代这样一个教这样的学问的这些非宗教性的学问的这样学校，只有在中国的学校体制里面才有，所以我们说正像是说西学这些学问是源于中学的经史子器之学一样，这个近代的学制也是从中国学来的，从周朝以来甚至可以远溯到尧舜的时候，中国最早的太学是尧舜的时候建立起来的，远溯于这个周朝，周朝那样一个一直到传到近代，传到明清的那样一个太学、州府学、县学这样一个三级学校体制，基本上，那时候中国也有民间的学制。在其他的文明里边没有一个跟近代更像的没有一个近代能够模仿的这样一个学校体制，只有中国有，所以我们说，正像诸玄识先生所说的那样，现代文明是中华的子文明，现代的学术也是从中华的学问里边演变而成的。那么这个教育学术体制，现代教育学术体制也来源于中国的学校体制。

这样我的想法就达到了一个正反合的回环，一开始我跟大家是一样的，认为中国可能是很落后的，对现代的文明没什么贡献，都是只有学人家西方的份儿，但后来呢，我想法就是说，中学是有一个独立的系统。第二个阶段就是分，就是要突出中国的独立性以及中华文明、中国学术的独立地位。在最初的想法里边认为只有这样一个规范，就是这个科学教的规范，肯定认识不到中学还有一套独立的规范，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分的阶段，就是把中学，中西印三大学术体系立起来，强调中西印各有各的学科体系，各有各的学术范式。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就反过来了，我们除了要分清楚之外。也就是说中西印各有不同，我原先强调的是中国的经子之学不是哲学。总之，中国的学问要用中国原本的科目去认识，不要再用西方科目去硬套我们的中学。到了第三个阶段，现在这个阶段，我就能够认识到就是现代的学科体系，虽然不同于中国的体系，但是它跟中国的学科体系确有着甚深的渊源关系，所以又好像达到了一个和的阶段。也就是说这后两个阶段当中，我各有一篇文章，原先第二个阶段的想法就是那篇文章叫做“三大学术规范”，第三个阶段想法是那篇文章叫做“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它没有从时间上谈到这个渊源关系，只是说到了用经史子器之学来统摄，来从义理上、实践上统摄科学和哲学，还有宗教，那我们这个学期讲的这些就进一步的从渊源上论证了这个统摄的甚深根据，从义理上是有这样一个统摄的能力的，中学能够统摄科学、哲学和宗教。我们进一步的从渊源上指出，哲学和科学本来就源于经史子器之学，既然是这样，那么统摄就会是一定的，就会更加的有根据，更加的顺理成章，这种统摄就不是牵强的塞入，而是合情合理的、顺理成章的去统摄。你看这个艺术，《四库全书》里边的艺术这一个类别，下面有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小类，跟今天艺术学里边所教学的、所研究的是差不多的，艺术的主要门类不就是书画和音乐嘛，那今天的艺术系还是这样的，也就说中学早就有这样明确的分科了，在印度的学术里边这个是很含混的没有出现，都收在工巧名这个明目里边，没有更深的、更细的细目出现，我们知道，就是说科学不可能源于其他的地方，只能源于中华。

三这两个体系跟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学科分类体系的关系

下面再看，这两个体系跟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学科分类体系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一共分成了四大类，一个是工具论，工具论就是逻辑学，有六篇，有范畴篇、解释篇等等，属于逻辑学的内容；第二个叫思辨或者叫理论科学，这就包括物理，物理学是它里边的主要的部分，另一个是广义的自然学，有天文、气象，这里边也应该包括数学，只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他没有数学著作，所以介绍的时候没有列数学，但是希腊我们姑且说希腊的数学还是不错的，它是有很多数学的，生理、心理、动物学、植物学，还有形而上学，再有就是哲学，有包括伦理、政治，伦理学、政治学、家政学、经济学、创制科学、诗学、修辞学，还有辩证法。这是哲学，这是逻辑学，它在中国的子部里边有明家，非明，我们在这个所设想器部的实际分类里边，也希望能够把明学，单列出来，这个明学很重要，你看在亚里士多德里边它是单列的，然后在印度的五明里边也是单列的，总之，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类别，是一个应该作为一级学科把它突出出来的，并且在中国的子学里边，儒道墨名法它是五家之一，它是十家之一还是五家之一，在五家里边就有名家这一家，你想想看它确实很重要。这理论科学基本上就是包括哲学和理工农医基本上这些都是，都是理科，理学的范围，所以希腊的学问的工学、农学、医学，特别是工学吧，工学和农学基本上是付之阙如的，我在上学期考证古希腊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古希腊文明缺乏技术的支撑，这也是它是伪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看那，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体系里边也好，还是希腊著作的全体收罗里边也好，基本没有农学著作，一本工学著作也没有，好像看来看去就是那个徳谟克里特，还有谁啊，还有一个早期的诗人写神谱的那位，赫西俄德，写过农学方面的书，《工作与时日》，那就是知道怎么去记录，希腊人的一年四季的生活的，还有就是怎么种庄稼，所以赫西俄德所表现的那个希腊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不是工商业社会，完全是农夫写的那个农村、农业的生活，还有德谟克里特那个著作里边，那个目录里边有一两本农业的著作，但是工学的著作一本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希腊文明缺乏技术支撑，希腊的学术偏于理论，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这里也好，还是整个的希腊的著作的全部的收罗起来也好，没有写技术的著作，一个文明没有技术支撑是不可能存在的，一套学术，一套真实存在的学术，它必须有工学、农学方面的著作，它才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因为一个文明需要这些学问，一个独立自生的文明需要这些学问来指导，这个工学和农学来作为这个文明的基础支撑，所以这个希腊的学术里边没有工学和农学，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希腊学术是伪造的一个证据，至少可以证明希腊不是一个独立自生的文明，希腊的学术不是独立自生的学术，我们结合着其他的可以把它作为有一个，把希腊学问是不成立的一个证据。这些属于文学，现代学术里的文学，我们中国的集部，政治、家政、经济学、政治学，我们中国有政书、伦理学，我们中国的伦理学太发达了，很多都是伦理学，总之，这个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来看，作为近代学术的渊源，还不如用中国的这些做近代学术的渊源更加吻合是吗？你看这个学科大类，在中国的《四库全书》里边能找到的更多呀，在亚里士多德这找到的并不是特别多是吗？特别是科学教最中心的技术这部分，这里边没有，我看这是一个重要的伪造上的漏洞，你科学教最重要的是技术啊，是农工这一部分，特别是工学，亚里士多德所创制的这个学科体系里边没有工学，没有这个科目，也没有任何本的著作，甚至在古希腊里边，古希腊的整个学术著作里边都没有，所以近现代的文明把它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那去，我看有点说不通，因为近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一个科学教的文明，科学教最核心的东西是技术，而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在它所说的那个渊源里边却没有，这怎么能作为渊源呢?没有技术学术的古希腊学术怎么能作为以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渊源呢？这个说不通啊，所以他们就要辗转的指出这个技术是怎么从这个理论科学里边来的，说技术是从理论科学里边滋生出来的，这也不合事实，一共发生了三四次技术革命了吧，在前两次的技术革命当中，理论科学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对这个技术的革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一些不认识字的工匠，他们怎么会用这个牛顿的理论以及那些现代电磁理论去指导他们的技术发明呢，像瓦特那些人，斯蒂芬森，发明火车那位，他们都不识字，所以把这个技术的渊源归为理论科学，归为物理、化学这种理论科学也是一个极其牵强的说法，是说不通的，所以这个技术的来源，正像里约瑟先生所说的那样，支撑现代文明的基础技术的百分之八十都来源于中国，这是里约瑟先生那个《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边的用了大量详实的资料得出的一个有根据的结论，这个技术一定是来源于中国的，没有中国的技术不可能有现代技术，就不会有现代文明，所以现代文明是一个技术性的文明，是一个以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文明，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指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有关技术这个问题，也是工学的问题，在古希腊里边没有，也不可能从古希腊的理论科学里边创出来，它是有它的直接的渊源的，那就是中华的工学，这个可是有大量详实的根据的，里约瑟先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了，这个工作是有世界性影响的，我们把它在这儿放在这个地方来说出来，可以为我们的结论也就是说科学源于中国的器学，找到一个非常重量级的这种证据、根据，就是说我们的结论，我们这个结论，科学源于中华的器学，不是随便说的，而是有切实的根据。我们通过这三个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发现说科学源于中华的器学，更加有道理，说科学源于亚里士多德的那个体系，没什么道理，说不通，说不过去，因为科学里边最主要的东西它那里边没有，也不可能从那里边衍生出来，事实上也不是从他那里边衍生出来的，这些现代技术的基础都是中华的技术，现代技术的特点就是反生态技术，这种畸形发展的反生态技术，它每一个反生态的技术都不是独立自生的，都是源于中华的那个相对应的生态技术。就说现代农学，还是源于中华的农学，癌变了，西方人在中华的农学传去之前，他们根本就不会种地，所以那个产量就特别低，就是一种特别粗疏的、特别原始的那种耕作，效率特别差，也就是从近古、从康熙、乾隆那个时代吧，可能中国的农学才传过去，他们的粮食产量一下子提高了不少，又加上那个美洲土豆的引入，欧洲人才吃饱了饭，欧洲人口才大量的增加起来，就是农学，西方的农学它的渊源，不是自生的农学，都是从中国农学传过去的，然后癌变为现代的反生态农业，现代化的大农业，都是从中华让他们学去了，然后演变来的，我大概还知道这个演变个过程，还是跟这个大面积种植土豆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这个、从中国学去的生态型的农业技术怎么演变成了这样一个反生态型的现代农业呢？也就是说从18世纪、19世纪啊从乌拉尔山脉以西的一直到英国，基本上全都种满了土豆，没别的了，这就是现代农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大面积的单一种植，不知道西方人为什么要这么搞，这是缺乏智慧吧，这种大面积的单一种植风险性就很大，你想想就那一种东西，很容易出现歉收，你只种一种东西嘛，这个气候，你要么多种一些，这个歉收了那个其他的那些还能丰收嘛，这个就是风险性很大的，发生了病虫害，全部都，因为就这一种东西，所以一传就传遍了，这个害虫、这个病害啊，没法控制，所以在这种传统的中华的这种农业当中，这种大面积单一种植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没有！我们的智慧已经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极其危险，非常风险，从来不这么搞，本身这样就很容易让这些果树、植物生病，而且这个病会迅速的传播开来，所以在我们这种多品种的种植当中，这个病不会大面积的发生。

因为它那些同样的东西都没有连上，所以就隔开了，不会大面积的发生，这个土豆，出现了病害，不可遏止，一传全传遍了，这样怎么办呢？得想办法啊，找这个杀虫的，有一年就是说什么土豆甲虫出现了，就把那土豆、土豆叶子什么的全吃光了，忽然发现一种染料，叫巴黎绿，能杀死这个土豆甲虫，这样就有了最初的农药，巴黎绿是化学合成的，那时候已经有化学工业了，18、19世纪，这巴黎绿就是原先是化工合成做染料用的，后来发现能治土豆甲虫，就有了最初的那种农药，以后农药就全是这样，经过化工合成，什么滴滴涕，后来就相继而有了。这个化肥也跟土豆的种植有关系，好像一开始用的是从非洲、从美洲啊那些岛上运来的鸟粪，作为肥料，后来鸟粪不够了，就这个我记不清了，总之就有了化肥，大面积的种植，要想高产量，它老是重茬，又不休耕，也不轮作，要不上大量的肥料就难以维继，那就有了化肥，现代农业的两个最主要的东西，就这么来了，这样就演变成了大面积单一种植和农药、化肥为特征的反生态的现代农业，就这么演变出来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暂时讲到这儿。讲到这儿以后，我们的结论就说哲学源于经子之学，科学源于器部之学。总体来说，就是说现代西方，近现代学术源于中华的学术。我们到了这一步还不够，也就是说现代学术源于同时期的源于中华学术这个结论还不够，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就是说，现代西方学术是中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结果，我们通过这个进一步的说明我们才能够解释，就是说你中学这么好你又说西方那么坏，怎么那么好的东西一下子就成了那么坏的东西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就要说明，就是说我们只是认识到西学是中华的子学术还不够，我们还要认识到它是中学的或中华的逆子才行，我们要进一步的理解，西学如何成为中华的逆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学好它也不是全好，它在慢慢的衰落，慢慢的在出问题，正是这个出了问题的中学，才滋生出了一个问题更大的现代西学，所以我说，现代西学是中学差之毫厘而西欧失之千里的结果，还是要从宋代开始讲起吧。

四现代西学是中学差之毫厘而西欧失之千里的结果

我们这个宋明时代的经学也就是儒学出了问题，这是西学这个有问题的西学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第一点，宋明时代有问题的经学导致了哲学。我们说我们这个中华文明、中华学术是好的、是正轨，西学是坏的，是邪途，那么这个正轨如何启发出来了这个邪途？这是需要解释的，这个好的东西怎么生出来了一个坏的东西？也需要解释，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是我们中华学术首先出了不大不小的问题，首先出了问题，所以就是失之毫厘，这种失之毫厘的中华学术，在西欧的那样一个恶劣的天地里边，以及那样一个有毒的文化环境里边发生了癌变，就生出了一个极其邪恶的科学教的文明和科学教的学术，所以首先是中学出了问题，中学出问题从唐朝就已经开始但是还不明显，我们就从宋学说吧，宋代的学术出现的年代正是佛法所说的末法时期开始的时代，也就是说佛法进入了末法，儒教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这些都是相应的，佛法从宋朝、从北宋开始进入末法时期，那么儒教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从汉唐的经学转成了宋明的理学，宋明理学我们认为它是儒教的歧途，是一个已经出了问题的经学，有不少问题。（周子后诸家对五级的理解）

首先从缘起说上来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的主体是一种断见的学说，不承认人格性的鬼神，不承认有真实性的天堂地狱的存在，不承认人有来生，认为人死以后，肉身死亡以后，这个个体性就彻底消失了，就回到了那个公共的本体，这是一种断见，也是一种拔无因果的学说，基本上是一种拔无因果的学说，当然它也不全是，因为它还在此生和家族这个角度安立了一种因果，但是那个主要的因果关系就是佛法所说的这种异熟果，也就是说在个体的前世、今世和来世之间的这种善恶和福报的因果关系被否定了，只剩下了一些边缘性的、辅助性、很次要性的因果关系，就是家族的因果，那叫增上果，那是辅助性的不是主体，主体是这个异熟果个体的前生和后世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这个被否定了，我们说宋明理学的出现，它其实是出于一种错误的夷夏之变，也就是说要排佛，附带说排佛老，主要是排佛，那么佛教讲有天堂地狱，我们儒家就说没有天堂地狱，佛教说吃素，我们就吃肉，佛教说有鬼神，我们就说没鬼神，佛教说有来生，我们就说没来生，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思路，这样没有伤害到佛教多少，反而伤害到了儒教，伤害到了儒教的根本，所以我说柄持这种学术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家，非但是释家老子的罪人，更是周孔之罪人，因为它伤害到了周孔之教的根本，因为周孔之教从根本的缘起说上是承认有来生和鬼神的，这个在《十三经注疏》的这种正传的经学系统里边是有明确论述的，我在《太极图说注》里边引用了几段，可以明确说明这个问题，也就是在孔颖达的书里面，在汉唐那个经学里边，在汉唐人的注疏里边，是明确承认有来生、有前世、有鬼神，这是儒教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今天经常按照宋明理学诠释的这种儒教，甚至是唯物化的儒教去理解儒学，认为孔子是一个无神论者，也就是一个不承认有鬼神的人，这个是完全错误的，经常被引用的那句话，敬鬼神而远之，被解释为孔子不承认有鬼神，这个显然是有一种特别牵强的、武断的理解，是不符合孔子原意的，敬鬼神而远之，我们想想我们要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怎么能叫敬呢？就像一个人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无视他的存在，我们认为他不存在，那么就是对这个人的极大的不恭敬，这里边焉有任何敬的成分，那龙、天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却说他们不存在，我们无视他们的存在，我们把他们的庙扒掉，在这个唯物的时代对鬼神不可能建立这种敬的任何意识，今天的唯物的文化，那显然是对鬼神的最大的不恭敬，这里边没有任何敬的可能性，所以孔子既然说敬鬼神，显然孔子是承认有鬼神啊，这句话是以鬼神的存在为前提的，只是远之而已，不是鬼神不存在，所以到了荀子那就做了过渡的解释，荀子确实是不承认有鬼神的，也就是说，他说小人以为神，君子以为文，这些鬼神只是用来给小民建立一种敬畏的对象，君子实质上认为它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种想象，一种用来建立教化的想象，是善意的欺骗这个小民的，这是荀子的理解吧。也许我对荀子的理解还是错误的，可能是今天的唯物主义诠释的荀子，我们先不要下结论，我们也不能这个厚诬先贤，厚诬了荀子也不对啊，在今天的这种被唯物化解释了的荀子里边就是这样的。

那儒家不是宋明理学所诠释的那个样子，宋明理学成为那样一个、发展出那样一个认识，它的基本的因缘是排佛，是门户之见，是做了这种错误的夷夏之辩，把佛法归给了印度，就不知道佛法是反印度传统文化，所以一反就反到了中华这边，佛法从根本来说就不是夷，而是彻头彻尾的夏，有一些夷的气息，但是它的根本是夏，是基于见性，是基于见性而建立起来的教法，所以跟中华的根本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才说三教一致是最合适的理解，这一致啊，理解到三教就最合适了，你看，这都是基于本性而建立的教法，基于见到本性建立的教法，这些是不见本性建立的教法，这三教一致的极限也就是儒释道，最多再扩展到这些，再扩展到婆罗门教，这个，要说跟耶回一致那就太难了，太困难了，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总之，我们要在见性这个基础而谈一致，只能到儒释道这个范围，扩展不出去了，因为这些婆罗门教以下的这些全部都不见性，都是建在欲望基础之上的，不是禁欲，就是纵欲，基本上都是禁欲的，不见本性，这是错误的夷夏之辩啊，所以有了错误的夷夏之辩，盲目的排佛老也就让儒学、儒教出了问题，这个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我们肯定说它的原因还有，比如说业力，我们说了佛法进入了末法时代，就标志着众生的业力更加重了，那么儒教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就是说到了宋朝，这个学术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好像是有一种突然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儒教换了一条轨道，走入了一种的歧途，那这是业力，可以解释为业力，总之，它是什么原因我们就不详论了，总之这个儒学在宋朝是出了问题。中国的衰落，从宋朝开始衰落，国力的衰落也跟这个学术的衰落、学术的出了问题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是一个教啊，一个国教，一个国家的主要教化，这个主要的教化出了问题，一定会导致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出问题，所以我们追究我们中国从宋代以后的衰落，这个学术的衰落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我对宋明理学的评价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认为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宋明理学的出现是中国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儒学的一个新的高峰，这个大概是主流的见解吧，我这样说可能比较少，一般的、现代的新儒家、现代儒学阵营内部的人可能都不能接受我这种说法，但我这个可能是比较如实的，吹捧宋明理学，看不到它的问题，那是浅见，没有深入的去研究这些形而上学、研究这些教法的结果，那么这个出了问题的宋明理学传到了欧洲去以后，就直接导出了欧洲的哲学，我们就不限于说这个欧洲的近现代哲学，其实就是说这个哲学，整个的哲学，因为我们说了以前欧洲是没有哲学的，说以前有一个什么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那都是为了给欧洲近代新出现的哲学找一个假祖宗而已，是没有的，包括那个阿拉伯哲学，都是为了给欧洲近代的哲学找一个假祖宗，是子虚乌有的，也不存在什么阿拉伯哲学，说它有它就有啊，我们对阿拉伯的学术也不懂，所以只有人家西方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了，仔细去研究一下阿拉伯的学问，就发现没有阿拉伯哲学这种东西，这阿拉伯哲学只是西方人传出来的学术，全都是由西方人讲的，阿拉伯的学问当中没有哲学这一科，也不知道亚里士多德。所以哲学生自欧洲的近代，启发自中国的经子之学，也没有古希腊哲学，也没有中世纪哲学，什么阿奎那啊，都是子虚乌有的呀，你像阿奎那那是12世纪，那时候还得用羊皮纸写作啊，阿奎那的著作有多少啊，光一部《神学大全》就600多万字，还有一个反异教大全又是好几百万字，总之，阿奎那记在他名下的著作有1000多万字，写在羊皮纸上得用多少张羊皮啊，欧洲那时候那么穷，欧洲那时候图书馆里边的书，英国的书才6、7本，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好像那不是那个翻了那个就是主持那个叫美帝琪家族的那个图书馆才有800本书，那个书已经有纸了，是吧？文艺复兴就是有纸的传入才有的，所以美帝琪家族有纸了以后，那图书馆里才有那么几百本书啊，那阿奎那的写在羊皮上的著作，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的，只能说欧洲的羊却遭了殃了，况且这个还是要打草稿的，打草稿还得多少张羊皮啊，假如不打草稿写在地上、写在这个土上，那一会儿就忘了，这么大部头的著作用地来打草稿恐怕不行吧，还得用羊皮，所以欧洲的羊儿就进一步的遭了殃，所以我们看这中世纪的哲学也得是个子虚乌有啊，我以前我可也没这么想过，我写佛学西学的时候，我都是正儿八经的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然后还严肃的把它比较了一番，把它批判了一番，把它的来龙去脉还说了一番，现在看来它的来龙去脉还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来龙去脉，因为这个根本就不存在，哪有什么来龙去脉啊，我那时候还写了一个第六章《西学演变大势》来分成了两轮，现在看来这两轮的见解也都是在那个伪史里边的去给他寻找一种因果，既然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这个两轮演变的因果也就不成立了，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突破，一直在突破西方的伪史给我们造成的那样一个虚拟的世界，我相信我现在还没有走完这段路，还有很多的西方的污染，西方的蒙蔽，存在我们心灵的各个角落，我们没有把它发现出来，没有自觉、没有发现，就突破不了，所以这个需要极清晰的智慧。所以这个出了问题的经学，就启发出来了哲学，哲学一开始就是以反宗教的面目出现的，经学、宋明理学是断见，所以哲学当然也把这个断见学来了，所以西方近代断见的来源不是自生的，是从宋明理学启发出来的，确切来说就是程朱，由程朱的学问传过去的，因为那些传教士介绍的最主要的中学就是程朱的著作，朱子、程朱注释的中国的经典，首先是译的是那些，西方那个时代，最了解的中学就是程朱之学，程朱之学是断见，就启发出来了这种断见的哲学，做反宗教的武器，哲学也就成为近代科学教人生观的主体的承载者和担当者，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教化就不再以宗教为主体了，就以哲学为主体了，以前哲学是少数人搞的学问，现在哲学成了课本，成了全民用来学习宇宙、人生真理的主要的教材，直到我们今天还是这样，以前在西方是用宗教来承担的，到宗教衰落了以后，学校里的这种教育这个传授人生观、宇宙观的任务就交给了哲学，直到这个传到中国来以后，学科建制还是如此，我们以哲学，具体来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教化人民，来承担这个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教育任务。

五哲学和经子之学的不同

下面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哲学和经子之学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的经学出了问题，但是还没有那么大的问题，没有哲学那么大的问题，哲学由有问题的经学启发出来，它的问题就更大了，我们就来看看哲学和经学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的宋明理学它还属于经学，哲学已经不能算经学了，首先就是在宋明理学那儿，它的主体虽然已经是这个义理之学了，但是这个工夫论，义理之学可以说就是理论，源起说的理论，这是感叹号，宋明理学确实以这个为主，但是宋明理学也是特别注重这个的，讲功夫的，但是哲学里边没这个东西，哲学只学到了这部分，这从内容上来说，哲学只学到了宋明理学的义理之学，讲理论这部分，如何去做工夫，他们没有，所以具体到方法来说，我们中国的学问包括宋明理学都是这个信解行证，有这四种方法，那么哲学呢？只有这一种方法，就是研究，研究思辨，所以这个思辨这个词也是来源于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所以思辨这个词你看是我们中学当中本有的，我们这里边除了有思辨之外，还有学、问，还有笃行，所以博学审问这个阶段就属于信的阶段，思辨的阶段就属于解的阶段，笃行的阶段就是行的阶段，经过笃行，证入了圣王的境界，圣贤的境界，那时候也会有证，所以中学一直有这样一个完满的方法，哲学为了反宗教，所以把这部分反掉了，只学到了这部分，所以哲学对经学的这种学习，没有学到它的精髓，只学到了它的一个次要的方面，这种思辨的方法，学到了这样一个内容，中学的精髓，这种笃行的功夫论，这个是主体，行是主体，信、解只是前期的准备，所以行就相当于绝句的第三句，这个是关键的东西，没有这个行，信、解就达不到它的目的，没有行，证就不可能出现，所以哲学对经学的学习就没有学到它那个最关键的东西，只学到了它的表面的东西，就是这个理论，理论思辨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经学是一个形上和形下并重的体系，是一个真俗打通的这样一个唯一的体系，也就是说，经教是唯一一个形上和形下并重的这样一个教法，这些子教都是偏于形上，经教是一个真俗真正圆融的体系，这些子教呢都是偏于真，都是偏真的，那么哲学也是偏于形上，虽然哲学也号称是包罗万象的体系，但是还是偏于形上和真谛，所以我说把哲学放入子部，就是有道理的，哲学肯定是不能放入经部的，哲学没有学到经学的精髓，哲学太偏了，放入子部还是有它的道理，所以说哲学它这种偏重于形上，又是跟宋明的儒学出了问题有关系，宋明理学为了跟佛老争地盘他们就偏向心性上发挥、偏向这个形上和真谛这部分发挥，就走入了儒学的偏门，本来儒学的大路是形上和形下兼得的，就说形上是内圣吧，形下是外王，是内圣和外王兼顾的，宋明理学偏向内圣处发挥，走入了儒学的一个小道，把儒学的大路丢弃了，这样经过了宋明理学的这样一个中间的阶段，由宋明理学启发出来的哲学也一定会偏向这个形上，这种真俗的圆融，是达不到的，中学是圆满的，哲学只学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不管是从方法还是内容上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啊？我们有功夫之学有义理之学，它只学到了理论性的义理之学，我们有信解行证，博学、审问、笃行，这些全面的方法，哲学只学到了这个思辨的部分，只学到了这个解的部分，所以不管是内容还是方法上它都是中学的一小部分，这样就决定了我们用中学来统摄哲学，把它放入子部，这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因为它本身就来源于中学，把它放入子部里边的一个末尾，放入子部之末，就是很合适的，但是把这个哲学用来统摄中学，把儒释道，中国主要的经子之学都叫做哲学，这样就颠倒了，这样就极不合适，就像我们说的，大学可以包容小学，那大学课本肯定包括小学课本，那小学课本怎么能包容大学课本呢，一个全面的东西可以包含它的部分，只有一偏一隅如何包含这个整体呢？所以中国哲学这个名词就跟这个我们把哲学称作子学，就不是一回事，不是平等的、相对的，就是说我也可以摄你，你也可以摄我，不是这样的，这就超越了这个文化民族主义的见解，超越了我的第二个阶段，那个时候我对于中西印如何统一问题的回答我只能答互摄，平等互摄，许以佛摄儒，还许以儒摄佛，同样的，许以中摄西，也许以西摄中，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是有问题的，是不合事实不合实际的，那么在夷夏正见里边，只有用夏摄夷，才是可能的、才是合理的，用夷摄夏，夷就没有这个能力，夷学，就是中学之外的其他的学术体系都没有统摄天下学术的能力，他们只能作为被中学统摄的一元而存在，他们就没有能力来统摄其他的元，何况来统摄这个一统的中学呢，就更不可能了，哲学就成了近代纵欲人生观的一个教化者，或者说这个发明者、发动者，近代的纵欲人生观就是从哲学教化出来的，那这也是哲学跟我们这个经学的不同，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宋明理学虽然出了问题，但是它还没有说到要纵欲啊，它还是属于这个见性里边的一个教法，但是哲学学到的却是纵欲，就像日本人学中国的文化一样，学不到它的精髓，这个见性、这个本性啊，他们意识不到，所以他们要学习中华，以为中华的学术呢，中华的人生观是纵欲，就把见性、把本性学成了欲望，这是哲学的一个失之千里的表现，当然它宋明理学为了排佛确实有这个，宋明理学跟这个宗教一比确实有对这个欲望的一种，特别是到了明朝，不是还说有什么资本主义的萌芽吗，明朝的士人确实是很放纵啊，所以这都是传到西欧去以后我们这个见性的教化被学成纵欲的一些契机，也就是说，还是我们这个经学，我们这个儒学出了问题造成的，儒学在那个时代确实有了一种纵欲的偏差，传到西方以后，西方人学到的就是这个了，那个原本的东西他肯定看不到，也学不去，这个断见跟纵欲一定是脱不开的，有了断见，肯定是先有断见的，经过断见教化了几百年，从宋朝一直教化到明朝，这个人生的观点，就在晚明的时候，发生了这个纵欲的非常明显的这种效果，李振刚老师好像研究过这个问题，在他那个博士论文的结尾，所以这个资本主义的萌芽啊，近代人生观萌芽啊，确实是萌芽了，确实是近代人生观的先声啊，没有来生何不及时行乐啊，既然又没有因果，那么艰苦的修养干什么啊，修养半天还是回到那个大心的本体，个体性消失了，我们今世成圣贤也很难啊，是吧，这种一生论的观点下，这种艰苦的修养、艰苦修养的学说，很难行得通，很难被人所信仰，这种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很容易被人所接受，所以宋明理学要排佛老，把轮回来生否定了，它的必然结果，就会是这个欲望的放纵，事实上也就在晚明出现了，清朝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在山里边的民族来了以后，就起了这种对治晚明纵欲的效果，完成了这个对治纵欲的使命，辜鸿铭先生在他那个《中国牛津运动的故事》里边，就说到清朝人这个好处，清朝的那些贵族们有着健康的人生观，中国的那些知识分子、那些士人都已经丧失了健康的人生观了，所以必须得清朝的贵族那些高贵的、淳朴的、精神来对治，来治这个文明过度的病吧，所以清朝人的进入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也起到了它的一点作用，就是说清朝的对这个明朝的文化它其实也是很崇拜的，它作为一个没有文化时代小小的部落，它对天朝的文化还是非常敬畏的，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对故宫对曲阜的孔庙都不敢做大的改动，那个基本的格局，它保持完整，它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只不过是坏了修整修整，就是他们怕改了以后，改不好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创造一个新的格局，所以故宫维持原样，孔庙也维持那个大的主要的格局。还有就是哲学跟经学的不同，哲学在三量里边，没有圣教量，也没有传承，我们说我们的经学是有圣教量的，这就是这个经典以及由经构成的经学，经学就是儒教的圣教量，是一个统一的体系，用来做真理的标准的，用来做最后真理的标准的，哲学没有经学，没有经本，也没有经典解释系统，一人一家，所以说它没有圣教量，也就是说没有经，也没有经学，说它没有传承就是说，哲学没有一个这种一代一代的传承的体系，哲学存在的状态是一家一家的哲学，黑格尔作为学生他就推翻了他老师的体系，费希特作为康德的学生，他又把他老师推翻了，没有传承，所以经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发现经学和子学毕竟不等于哲学，所以我们用经子来统摄哲学的话，也只能把它放到子部之末，勉强的放到子学里边去而已，要把经子之学说成是哲学，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合适，当然它也是事出有因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从经子生出哲学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把儒释道叫做哲学，就有这样大的问题，也有它的原因，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既看到了称儒释道为中国哲学的道理，也看到了究竟来说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说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合的阶段，好吧，今天就讲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