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组历史照片揭秘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间谍活动缩影
发动侵华战争是日本的既定国策，日本也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但何时发动这场战争，却需要根据情报部门的建议作出最后决断。为寻找战机，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密令海军部的“中国通”泷川具和等人关注清廷动向，川上似乎还不放心，还要亲自到北京去考察一番。图为日本陆军大将川上操六（1848-1899）。
川上于1893年4月到中国。他在天津逗留一个月，其间他受李鸿章的邀请参观天津机器局，还访问了武备学堂，观看了炮兵操演炮术及步兵操练步伐，并让其登上北塘炮台观看清军的山炮演习，通过这次侦探，他得出“中国不足畏”的结论，认为“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
藤崎秀（？-1894），日本间谍。甲午战争时任日军第一师团翻泽官，曾混入逃难人群在辽东地区从事情报搜集活动，后被清军捕获斩首。
向野坚一（1868-1931），毕业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1894年由日本参谋本部派到大连、旅顺等地搜集情报。日俄战争期间，在中国东北对俄军物资、部署情况进行调查。
钟崎三郎（？-1894）日本间谍。1894年潜入中国，化名为左钟武或李钟三，专门侦察渤海北洋水师动向及港口水深等情况，后赴山海关搜集清军情报，被清军捕获斩首。
图中近处房舍为烟台日本领事馆。
北洋水师驻泊的旅顺口，是日本间谍侦察的重要目标，图为停泊在旅顺口的北洋水师舰。
金州城城垣的清军布防情况是向野坚一化装侦察的重要内容。
以上图文选自《日本侵华图志》第十三卷《情报与谍报活动》，马振犊等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本头条号目的在于用老照片佐证历史事实，并祈愿中日永远友好，再无战争之残酷。历史真相的复杂性不是用数字或照片能够全部揭示的，期望读者能够独立思考，理性看待历史与现在。
书院历史：1901年到1931年以中日友好名义，从事对华间谍活动收集情报东亚同文书院，一个赫赫有名的学府。它的前身是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它的余脉是至今仍存在的日本爱知大学。在这所学校里，出现了多少上世纪前中叶影响了亚洲的人物，也同样，它是一个真正的学府，这里也产生了对亚洲思想、意识形态产生影响的学术论著，学术观点，以及著名学者。它的故事让幕布之后血流成河，它的历史，是国与国，人与人，信仰与信仰之间的刀光剑影。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的大量间谍涌入中国，从官方派遣到民间自发。从最初的军人基本技能、勇气、向忍者精神学习的信念，到对天皇《御笔信》的忠诚。他们前赴后继，这些日谍开始渗透进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孜孜不倦的研究着中国的每一寸肌肤，在市井巷陌，在政客朱门;他们侵蚀着中国每一个细胞，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国民意识形态。随着对华间谍事务的展开，庞大的工作，使一些谍报精英们意识到间谍培养是一门系统科学。于是，便有了荒尾精、根津一开设的汉口乐善堂到日清贸易所到东亚同文书院;有了上海虹口日占区井上公馆;有了日本中野陆军学校，等等。如同一个个毒蛇的巢穴，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职业间谍，吐着骇人的蛇信，死死地缠绕在中华躯体之上。 在随后爆发的甲午战争中，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出生入死。当时支持学校教务的根津一，向学员们发出了呼吁:"日清之战迫在眉睫，此战系以自诩富强之清帝国为敌手，不容乐观。所幸诸君通晓华语，又多少熟悉中国事，所以希望诸君暗察敌军军情及其他内情，为皇国效力。"当时有十多个学员已经蓄起了发辫，很容易装扮成中国人，其他未留发辫的，则干脆剃光扮做和尚，四处刺探军情。在随后爆发的甲午战争中，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出生入死。当时支持学校教务的根津一，向学员们发出了呼吁:"日清之战迫在眉睫，此战系以自诩富强之清帝国为敌手，不容乐观。所幸诸君通晓华语，又多少熟悉中国事，所以希望诸君暗察敌军军情及其他内情，为皇国效力。"当时有十多个学员已经蓄起了发辫，很容易装扮成中国人，其他未留发辫的，则干脆剃光扮做和尚，四处刺探军情。这样一支年轻的间谍团队，在为日本军队提供重要的谍报保障的同时，也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示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咄咄逼人的崛起。这些青年间谍在中国所展现出来的坚忍、顽强、忠贞乃至视死如归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说，作为间谍这个职业，他们是尽职且让所有同行刮目的。甲午之后，弥漫中国大江南北的是亲日情绪，而非仇日情绪。而因为战争被迫关闭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虽然只毕业了一届学生，但正是这些毕业生，成为了日后日本侵华的急先锋以及重要骨干分子。它的余脉、血液、骨干、培训方式，乃至精神，被日后的东亚同文书院全盘继承了下来 。东亚同文书院1901年创立于上海，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间谍学府。书院在1920年之前只招收日本学生，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的长达四十余年实地调查，旅行线路700余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成果除了作为毕业论文的第一手调查报告书，还有各考察小组的纪行的《大旅行志》及大量考察报告，均作为当时日本对华决策的重要依据。1894-95年甲午战争中，清廷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正是这个条约让日本人近卫笃麿得已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达成一项协议。在南京妙相庵设立了南京同文书院，由外务省招收来自日本青年到中国学习。按当时情况，日本怎么会乐意派人到中国学习呢。显然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习。南京同文书院筹备的第二年因为义和团所迫，同文书院迁到上海，正式改称东亚同文书院。当时来华的日本学生都是从日本各县选拨的，学习内容主要是研究中国分门别类应有尽有，学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派学生旅行。为此他们特意学习中国方言，主要有北京话和上海话。同时还印刷中国最详尽最新的地图，让每个学生人手一份，为平日钻研内容，方便旅行使用。
旅行任务由老师分配，几人一组，深入中国各地，甚至会去南洋的华人聚集地。交通方式一般 会用水路和铁路，围绕交通沿线的经济、地理、文化、民情等展开。出发前会举行隆重仪式，以此激发探索中国的决心。
他们回来后会把已经整理好的日记交上，东亚同文会作为同文书院的上级每年都会整理发行出版，其报告还是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参考。
因为旅行都是实地调查，学生除以文字记录外，还有图表、速写、照片等佐证。从1901年到1945年，其5000多学生先后参与中国调查，旅行路线700多条，遍布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份，除此之外还有去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俄国西伯利亚等地。其旅行最长时间的一次是2期生林出贤次郎1905年的新疆之行历时274天，到了天山北路，直抵中国俄国边境。
其实日本除了东亚同文书院外，还有满铁等机构。他们通过几十年的系统调查，对中国各个领域都有深入研究。使得他们在对华商战和军事侵略中屡屡得手，非常令人痛心。同文书院的对华旅行调查到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才被遏制，当时日本进攻上海的十九路军，中日关系恶化，国民政府停止签发同文书院的旅行护照。此后旅行集中在日本侵占的地区，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同文书院暂停旅行调查，直到次年才恢复。
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外务省下属的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文麿畏罪服毒自杀。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为其下属的间谍机构，被勒令关闭，在华人员遣返日本。
1946年，原东亚同文书院人员创建日本爱知大学，爱知大学是日本著名的汉学研究中心，是培养日本中国通的重镇。爱知大学也声明自己继承了东亚同文书院。1948年，原东亚同文会人员组建"霞山俱乐部"(近卫笃麿，号霞山)，后更名为"财团法人霞山会"。1967年霞山会在东京赤坂设立东亚书院，开办中文班，附设东亚文化研究所。该机构依然是日本外务省下属情报机构，中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该机构以教育交流为名，开始重新进入中国活动。日本人在中国开办的东亚同文书院，历时长达45年，培养了一大批从事中日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外交等领域的人才，为中日文化交流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所处的时代，正是中日两国国力与国际地位发生剧变的特殊时期，也是日本侵华逐步加剧的时期，再加上该书院本身的半官方身份(接受外务省机密费资助)，其所作所为早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教育机构，更重要的是为日本的侵华战争和对华殖民需要服务。另外东亚同文会及东亚同文书院，成为了日本在侵华战争过程中最重要的情报机构之一。骨干成员中仅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就多达6人(大隈重信、犬养毅、内田康哉、近卫文麿、清浦奎吾、阿部信行)。当然，毒蛇巢穴中并非是铁板一块，也有着思想的冲撞，以及敌对的博弈。对于中国近代史产生过重大影响。"革命宣传家"邹容、辛亥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刘公，均于1902年肄业于日本东京同文书院。上海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创始人岩井英一、满洲鸦片大王里见甫、日籍中国共产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中共著名特工，情报战线负责人之一，解放后浙江省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沙文汉，均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日本前首相、公爵，日本侵华祸首之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推行者近卫文麿就曾特函书院，称"战争以来，学生从军或协助日军行动，对国家贡献很多。"总之，东亚同文书院尽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多少有值得文化意义的一面，但其更主要的职责就是成为日本侵华的做最好的助手。1900年至1945年在中国开办的东亚同文书院，培养了大量的所谓"中国通"，通过大旅行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立体式调查，实际上是为日本政府的侵略活动作了前期准备。在侵华战争中，东亚同文书院的学员充当随军翻译、间谍等，为日本军方搜集和提供情报，直接参与侵华活动。因此，虽然东亚同文书院曾经对中日文化交流发挥过少量的作用，但是决不应该由此忽视其作为日本重要侵华帮凶的主要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