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中学规范详究1
去了趟上海，把我们现在讲的《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在这个会议上交流了一下，会议的题目是儒学与古典学，上海同济大学柯小刚先生主办的。上海之行可谓感受颇深，收获也不小，最大的收获是在这次会议上遇到了潘雨廷先生的入室弟子张文江先生。我这个学问相当的特殊，所以能遇到切磋的人很难，这回遇到了一个能够切磋的人所以觉得特别难得。
这个张文江老师不知道大家对他了解不了解，可能贾占新老师对潘雨廷先生的学问非常地佩服，如果听过贾老师课的同学也许会知道这位张老师。张老师的师缘可谓殊胜，他的本科老师是施蛰存师先生，被鲁迅骂的很厉害的，所谓施蛰存“少学美之流”。其实这位师先生恐怕也不比鲁迅差，鲁迅骂的人不一定很差，也许更好。他的硕士导师就是潘雨廷先生，从此以后他就在这个华师大待了十几年，在前七八年当中可能就不知道有潘雨廷先生。到后来才知道，从此以后他就一门深入在潘先生门下研读修行，收获很多。
也就是说他亲近潘先生大概是在从八五年到九一年，是九一年还是九二年？时间不长九一九二年时候潘先生就去世了。在这期间他把这问学的对话写在日记上，一共是记了七本。后来他就在2004年的时候开始整理，在2005年的时候就出了一个《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我记不太清了，总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在这之前我就读过，可惜我当时就没有注意到这是张文江老师写的，否则的话当时我就会更好的和他交流了。
在这个会议第一次休息的时候他就找到我就主动地和我说话，我当时特别高兴，因为在当时会议上我除了认识彦凯，我们河大去的一个现在在那里做博士后的，我除了认识他之外，其他的人都不认识，有人主动找自己说话还是非常的高兴。他说读过我的《七大缘起论》，那真是太荣幸了太有缘了。
说学问的路子虽然在细节上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在大方向上是非常一致的。到了这个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又找到我，说我写的《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非常地值得讨论，他说每一段每一段都值得仔细的研读和讨论。他还说如果一个人在这一生中能够写出这么一篇东西把它写好，那就非常值得了。
我看也是这样，这个评论不是过誉。我觉得参加会议，参加学术会议很少有人获得这样的评价。也就是说在这个学术圈里面，在这种文人相轻气氛，特别是现在谁都不服谁的状况下，有人这样对别人的文章有这样的评价肯定是发自内心的，是非常中肯的。
回首这么多年的治学，可以说都融汇到这一篇文章中来了。虽然说文章不长，写的很短，但是大家如果仔细读读，我的治学成果都已经囊括到这篇文章中来了。也就是说这么多年，回首这么多年的治学历程不其然自然而然地就走向了中学摄天下学术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在最后比如说夷夏之辩，三大学术规范，还有佛学与西学和形上学方法，我对儒学的研究，对科学的研究，对儒释道对西学，对学术规范的讨论都已经统在这里面了。虽然这个文章我用的时间很短，知道这个会是在九月十几号，我在十月八号之前就把它写出来了。
也就是说用了不到二十天的时间二十多天的时间吧，时间很短但是它的积累确实几十年的功夫不是几十天能写出来的，不是一个仓促的制作。
其他的学者多数的人可能不能致辞，不能说什么，因为离他们太远，离现在的学术规范太远。有一个叫曾维数年轻的学者，他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张文江先生能够认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而其他的学者不致一词这跟治学规范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论的论题有直接的关系，也是当务之急。
我们今天对多数的人，我一直在会议上也一再呼吁注意学术规范的问题要走出西学，要正名。要在我们的心中正名，在学术活动，在我们的著作、讲学过程中去正名，乃至到政治经济中正名。但是可能多数人还没有明确意识，还在西学的规范当中，被西学的囚笼、西学的洞穴所笼罩所蒙蔽。正确的路子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中用加西用。可以吸收一点西方的东西，这跟张文江老师在这一方面是相当一致的。
还有不一致的比如说对中学为体的路向是一致的，但是对西学还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对西学对哲学和科学的理解可能有一些差别。潘先生和张先生大概都是属于融汇，融汇哲学和科学派，我立足于批评，对哲学和科学进行这种犀利的批判。我这可能在犀利上是不是需要收一收。当然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如果完全一致也就没有什么切磋的可能了。
回也不违如愚，就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了。如果要是没有基本的基础也不可能讨论起来，针锋相对的争论也不会有结果。有共同的基础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这样这个学问就可以讨论起来。
终于找到了一个论学的讲友，实在是很高兴。
我回来就在网上搜索张文江这个名字。还是比较有影响的，网上有一个张文江吧，还有一个张文江小组，都是张老师的粉丝。上面有张老师讲学的文章，有这些听讲的人的评论。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张老师在家里讲学已将讲了十几年了，这就是传统的讲学复兴，不拘形式只要有人听，只要有讲学的地方就可以讲起来。其实这个书院不一定盖很大的房子，也没必要有很大的名头。当然我看这都是形式。
现在那些学院都是有名无实，房子很大，钱很多。但是这个讲的人多数变成了商业性的行为。多数在收钱，讲的人和听的人跟总之传统讲学之风还离得太远。我看贾占新老师和张文江老师这种讲学，还有我曾经的这种讲学，我也曾经几度，我这个就没有连续，他们都在连续的搞。这才是真正的讲学没有名头，我以前的讲学都没有名头。但是讲的人乐在其中，听的人也乐在其中。这都是出于真正的兴趣，真正的愿望去了解这种学问。这里面不会涉及到收钱的问题，一涉及到钱，我看这种高深的学问、这种东方的学问恐怕要变味，我们传统讲学。
朱子陆子阳明，在汉代那些经师的讲学没有收钱的。明码标价更是闻所未闻，我们以前采用的是如果是需要钱，大家就可以有钱出钱，有多少钱就出多少钱、有力出力的这种方式。哪有这种明码标价一刀切的定价，不交钱就别来。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未尝不教也。这束修可不是收钱啊，束修是一个礼节，是一个尊师的礼节。孔子说你没有钱你没有定价我不教你，没有这回事。释迦佛也一样，佛也不会说你没有钱我就不教你。今天这个商业的时代，多数的书院好多都变质了，纯正的还是离钱离这种明码标价远一点。
张文江老师在评价我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说到了，有五篇文献是我们今天的人了解中华的学问所必须研读的，正巧我这篇文章中对着五篇文献都有所涉及，这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曾经给大家列过这五篇文献：庄子天下篇、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
大家看仔细再重复一遍，在这还有一篇，我当时给大家说的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其实《太史公自序》主要的部分就是论六家要旨，跟学问和学术规范有关系的就是这篇论六家要旨。这五篇文献就是需要去仔细研读的，需要在一生当中去不断地研读的，《庄子天下篇》最为重要，这也是所见略同，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华学术最为重要的经典文献，是第一流的最高超的大手笔。
张老师有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天下篇讲记》这个《太史公自序》的讲记也有都可以在网上下载下来，跟我的观点基本一致，也是讲的非常好的。《隋书经籍志》《太史公自序》这个张老师讲的对《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天下篇》讲的很好讲的不错。
对《太史公》讲的也很好，他指出这个《史记》的性质，在我原来的认识里面他是史，是历史是经史子集的史。张老师在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由它本身是他模仿春秋，但是他达到的实际的地位是子，在后世的认识当中是史，这个子的，它的书名是不一样的，他自己给自己的书起的名字是《太史公书》。
所以这个就是他要拟经拟春秋而实际达到的地位是子，所以这个《太史公书》可以从子这个角度来的一个证明。史书里面对《史记》的称呼到后来的史家。《史记》就成为了后来二十四史的开创者，这史部学术规范的奠定者。在他之后的史家看来他就是史了，所以给他一个名称《史记》。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名称还是《太史公书》。
从班固，从汉书里面才定名为《史记》。就说史记在这之前，在这太史公书的这130篇著作里面出现还是多次的都是用这个名称来指他以前的史书，而不是指她自己的这篇著作。这样在班固的认识里面，太史公书又接续了以前的传统，其前的史书没有了，就把这篇叫做史记了。
所以给他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在这之前是一个统称、现在专指这篇著作，所以这是对他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张老师对司马谈没有做出多少批评，只是说到了司马谈对儒家没有能够拿下。说儒家是对司马谈最能论辩的一个对手，司马谈感觉跟儒家论辩心虚，有些力不从心，所以不断地把儒家批评，说到这点。不像对司马谈的批评那样明确。我们认为司马谈这个同意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
这个《游侠列传》《货值列传》可能也有他的问题但是也有很好的值得研究的地方。张老师有一篇《货值列传讲记》，应该说是我国经济思想史的开篇之作，研究中国的经济思想中国的经济学，得研究这个。
所以从这些角度可以看出司马迁做《太史公书》不仅仅是今天的人所理解的这样一个记事的历史书，她确实是要所谓究天人之计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它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涉及到政治经济乃至天文立法等等，这些书包括这些传这里面都是涉及到多门学术，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浑然不分的道术道学的这种规范，不是仅仅在今天划在分科之学中的历史学，被视为历史科学所能包含的。
这里面也有政治和经济，有自然科学有社会科学有哲学有思想甚至还有宗教，这就是一个专论，专论经济思想，里面的经济思想还是可以成为一家之言。所以先黄老而后六经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我认为是正确的，是大谬。他不但把儒家与诸子并列，六经和儒家与诸子并列，甚至把黄老置于六经和儒家之上，这个是大谬。然这也跟当时官学的实际腔调状况有关系，当时是黄老汉书的时代，当时汉武帝还没有接受董子的意见之前是司马谈的时代，那时候是在黄老之学是官学。
所以司马谈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反映，论六家要旨就这样一个时代的一时的这种论述他不能反应学术的实际的地位，只是一时之便利，当时是这样的。当时黄老是意识形态是统治思想，六经和儒家都是位于黄老之下，这是当时的一个现实情况，就像现在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儒家只是一个在野之学，跟今天的情况有些类似。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官学就是实际这样的，就按照现实的这样去训练，这样就太过现实了，没有反映出这学术本身的实际地位，实际的这种状况。
在汉武帝的时代，在他独尊儒家之前，在董子提出他的学术之前，学术界已经对复兴儒家推崇儒家有了一个共识了。那时候是人心所向，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儒家内部的人，我们传统学术内部的人还在争论不休，对基本的共识还达不成基本的一致，遑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左派和右派更是势力的主流，我们传统中派还是势力最小的弱的，主流的还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左派和右派。他们对复兴儒家作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作为国教显然还是反对的，起码还是不赞成，还没有达成复兴儒家的，立儒教为国教的共识，独尊儒教的这种基本的共识。
那么到了《汉书艺文志》就把六经提出来了，提到了一个独尊的地位。但是还留了一个尾巴，儒家还留在了诸子的列里面，跟其余的九家并列，虽然列于十家之首，但是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尾巴。在这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的是两位老师，一位是张老师另一位是曾维数老师，他们都对这个事情和我有不同的看法。
刘向刘歆他们把儒家放在子部是不是有深层的考虑啊？张老师就提出了可能是这样的吧。儒家很混杂，儒家混杂多端，把他们都放在经部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在子部给他们留了一个位置，来收容各派的儒家的这些人，当然这跟我的说法就不矛盾了。
我也认识到了把儒家放到子部是因为儒家混杂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主张就是精简，就是解决办法不同。张老师就主张原封不动，我就是主张把这些博杂的东西去掉，把其余的移入经部，还是有基本的共识。
把儒家放到子部我看是一个大问题，六经和儒家的关系，六经和诸子的关系都让人混乱不清了。我们为什么把精简后的儒家移入经部？因为只有儒家自觉的传承六经，其他的家乃至后来其他的教，如佛教道教，其他的家墨家法家道家，他们都在自觉的层面上并不尊崇六经。六经不是他们的根本所依，他们的所依是各自教主的经典，比如说老子庄子的《道德经》《南华真经》，这是他们所尊的，六经不在他们的所尊之列，道教里面除了有《易经》外其他的五经没在这里面，六经没有。
道家道教不传承六经。所以在艺文志里面论诸子，说是皆是六经的支与流裔，这个说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承认，但是这就是一个事实。其他的家是未必承认的，诸子是六经的分支。比如马先生就说，老子于易经得多失多，庄子于乐经得多失多。法家于礼得少失多。墨家于礼得少失多。名家于书得少失少。所以说诸子是六经的支流，未尝不是。从自觉的层面上，其他家都不遵六经。
儒家这个词本身有问题，甚至儒教这个词都有问题。我看应该正名为经教。一说家都把儒家和其他的家并列了，儒家的地位根本就不是这个家不是这个方术。庄子在方术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出这个儒家。儒就不是这个家。也不知道这个词是起于何时，可以去考证一下。
说儒家一下就把这个经学的范围大大缩小了，一下子就把他放到了和诸子并列的地位。所以把儒家从子部剔除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取消了儒家这样一个名称，恢复了经教的正名，这样儒家就不存在了，儒家就不会和其他的诸子并列了。所以他就恢复了一统性的、诸子之源的、主干性的地位。六经就成了学术之源。不断在道论中传承有经有传的传统，是中华学术的主干。
刚才说了张老师对《史记》的定位，我还是要做一个自己的评价。感觉张老师这个解释对我们很有启发性，对我们认识史部的术的性质是至为重要的。首先张老师让我们脱离了把史认为今天的分科之学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的这样一个见解，提升到一个包罗的一家之言，有这样一个有哲学有经济等等，不光是今天所说的历史了。
但是这个还不够，我们要重新提经史子器的规范，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两个都是道术，子是方术。然后道术方术加起来都是道学，这个器部就是器学，可能对史有这样一个定位才对。所以把太史公书认为是子就不对了，就需要商量了，他不在子里面，他是与子并列的。所以还是不能因为《太史公书》里边有政治经济，有哲学思想，有自然科学，就一定要把他放到子里边。这些东西不是子的专利，经和史里也有哲学思想，也是包罗万象之学，也一定会有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宗教等等。
所以我还是不同意把《太史公书》称为子，它就是史。史本来就应该有这种包罗万象的道术的特性。
说司马迁《太史公书》是拟《春秋》，也有问题。因为在《太史公书自序》壶遂问司马迁的时候，司马迁先生明确地说到了“我的这个是跟<春秋>不一样的，<春秋>是立一王之治，我只是记载一代的功业和学术。其实就表明了《春秋》是经，司马迁所做的是史，并不是要把自己的东西模拟《春秋》。后世真的有拟经的著作，比如文中子就拟了《六经》，那是真正的拟经著作，他就是要开出一个新的经学。
司马迁就不是，而是自觉承传了在这之前的史学传统，是记载千年以前的学术，把他保存下来，并没有创作，没有创立一个新制，没有当新王创新制，显然是没有的，没有给自己这样一个定位。所以《春秋》是以孔子为文王，春王正曰，古文家和今文家大大的不同。古文家就认为这个文王是周文王，而今文家就认为是文化之王，就是孔子，所谓的佛曰法王，中国曰文王。
立一王之新法，春秋里面开出来一个不同于三代之治，融合了四代的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行夏之时，取于四代，就是尧舜夏商周这四代，综合四代的善治，春秋之治。
在汉代以后，改制立法，去秦制，把春秋制大体的放到汉代的体制里去了。成为中国以后两千年的基本框架。
汉代以后的两千年，中国就生活在孔子的春秋制里面，所以孔子才是两千年之中的王，真正的文王。在唐朝以前提周孔。古文经学认为周公是王，孔子是师。后来就把周公退下去了，推孔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开创者，这个是合乎实际的。
我们还是应该给《史记》一个正确的定位，他就是经史里的史，还是应该用经史子器框架看待《史记》，承上启下，传承了上古史官的传统，开启了后面二十四史的正史的规范。跟孔子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一样。马迁是史部的传统当中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人。
张老师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史记》之前是古学。这个观点是相当有启发性的。《史记》之后是今学。和我的观点基本一致，可能我没有把《史记》提出来。
《史记》之前是先秦的古学，史记以后就是秦汉以后的今学。今学又分为两个部分，今天的今学就不同了，宋之前也就是汉唐，经学之儒学。宋明之后，是今之经学。今天是西学了。张老师对时代的划分也是一样，把秦汉以后称为近代。这个史学传统跟经的关系。我们要好好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