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上学方法7：彻底走出西方学术规范，复兴固有规范
1.5彻底走出西方学术规范，复兴固有规范
讲下一个题目：彻底走出西方学术规范，复兴固有规范。要做到这一点，一言以蔽之，即是正名。第一步于我们的心中正名。从某些先觉者开始，重新契入传统学术之精义与主旨，契入先聖贤之心，从见地、为学方法与对象及整个人生境界上彻底摆脱西学之污染与限制。第二步在我们自己所写的书中，在我们自己的讲学中，在我们所能涉及到的范围当中去正名。第三步在教育学术体制当中正名。第四步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当中正名。只有完成这四步，才能彻底走出西学和西方文化的错误限制，复兴我们固有的学术和文化。在这些步骤当中，第三步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一步，即固有教育体制的恢复。这可以说是绝句当中的第三句，起承转合之转，能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所以我认为蔡元培先生的北大体制是在我们八十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当中，起最关键性作用的东西。因为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变动皆由它孕育而来。现在我们要全面复兴我们的文化传统，复兴固有的教育体制仍是核心而关键的一步。但这一步是最难的，它需要有大儒的出现，有政治领袖的支持和民心的响应。
我们当下就能做的是前两步，即首先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和人生当中先走出西方学术，复兴固有学术，先把它复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如果努力，我们是能够作到这一步的。这需要从某些先知先觉和特立独行的人开始，重新契入传统学术的精义和主旨，重新契入聖贤之心，从内容、方法和对象上，全部地彻底地摆脱西学化的污染和见地上的宥限，从而彻底地走出之。从我们自己的为学上要摆脱那种站在外面去研究古学的方法，要用整个人去契入我们传统的学术和文化的精义，要去实践它，不能再把它当做活化石来研究了，不能只用研究的方法了。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从为人上，把我们的整个生命与学术统一起来，发生一种契合。但我们受西学的影响，最承认研究的方法，将这种方法施于东方学术是没有前途的，对自己和他人都不会起作用。
从方法上契入传统学术，是个人走出西学规范最核心的一步。如果从方法上走出了，便是全面性的走出。核心是方法，从见地上、从我们做学问的对象上都要发生转移。不要再以书本作学问的核心了，要以我们整个的人生、整个的身心、整个的宇宙作学问的对象，这样做才是真正地从事东方的学术。
不要再以文本和语言为学术的主要对象了，我们要恢复中学的传统精义，要以自己的身心做学术的主要对象。
从见地上就要恢复传统的话语体系。不要再用西学的名词做我们思想和心灵的工具了。要用中学的固有的词语去思考问题，去写书，去讲话。不要像猢狲失树，一离开西学的名词和方法便没有把戏可玩了。
所以从见地上走出是第一步，方法上走出是第二步，最后你整个的人就成为大儒了，成为聖贤了，与传统的学术合而为一了。
下一步，在自己著书和讲学当中要恢复传统的学术规范，这一步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比如，我不主张写《中国哲学史》了。因为一说中国哲学史就走不出西方的话语体系，那样是名不正言不顺，那样我们就是在讲中国的哲学，而不是在讲经学和子学。所以要写史书的话，应写《中国经学史》、《中国子学史》，就像马先生当年的想法一样，拟写《中国儒学史》、《西方学林》、《西方艺文志》，用这些名词。
在此大名之下，才能名正言顺地恢复我们固有的学术规范、话语体系、方法和对象。一在哲学名下，话语、方法和内容又全都是哲学的了，就不是我们固有的学术了，不是哲学的就写不进去。哲学里没有工夫、打坐之类的东西，把禅定说成是中印哲学的方法也是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从大名、小名上必须全都恢复到中学的科目和语词下。比如把法律放到春秋之名下去研究，把文学放到诗书之名下去研究，把史学也放于春秋学科的名下，即都放于六艺之名下，恢复六艺经学的学科体系。故对于中学而言，这第二步即是复兴经学。蒋庆先生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复兴经学。（《政治儒学》）
教育体制的复兴是关键的一步，今天许多人在搞儿童读经运动，这是由王财贵先生首先发起的。王先生有功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可以说他是牟先生弟子当中少有的一位实践的儒者，其他人都是学院派，完全把儒学当学问来讲，不把它与自己的生命发生关系，也不准备去实践，这已经失去了儒学的精神了。只有王先生找到了这个非常好的办法去恢复儒学，就是儿童读经。儿童读经实际上已经是传统教育体制的部分复兴了，复兴的就是家塾的体制。
我们传统的教育体制分为两大类，即私学和官学。私学就包括家塾和书院，家塾属小学，书院属大学。官学包括县学、州学、府学以及太学等。占比重最大的还是私学。儿童读经把义和利结合得非常好，既有利于儿童的培养，可以提高儿童驾驭语言的能力和记忆力，教他们如何作人，也是复兴传统根本性的一步。一开始在民间推行，政府现在也很支持了，像前不久在山东搞的儿童经典诵读大赛，山东省的省长亲自作三个评委之一。《光明日报》中央广播电台都多次采访过逄飞以及他的一耽学堂，为他们录像录音，给他们在报纸和电台上进行宣传。而且《儒藏》的编排也在筹备，主编就是我的导师张立文先生。可见，政府对儒学的复兴，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但我们还需要大儒的出现，给我们指引一条正确的复兴儒学之路。
书院的创制也是可行的，这就是蒋庆先生在做的一个工作。他创了一个书院，是独立于现代学术体制之外的，是传统学制的复兴。他的书院的课程计划有儒学和佛学两大门类。马先生曾经在复性书院的创制当中，把他复兴传统学术设想的某些方面变成了现实。我们可以研究一下马先生的书院是怎么创制的来作为我们今天复兴书院制度的一个参考，《书院之名称旨趣及简要办法》中云：
1、书院古唯以地名如鹅湖、白鹿洞之类是也，近世始有以义名者，如诂经、尊经之类是也。以地名虽得名胜之地如青城、峨嵋，似含有地方性，不如以义名，使人一望而知其宗旨，观听所系，较为明白广大。今若取义，鄙意可名为“复性书院”。学术人心所以纷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同然矣。复则无妄，无妄即诚也。又尧舜性之，所谓元亨诚之通，汤武反之，所谓利贞诚之复。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之道在复其性而矣已。今所以为教者，皆宥于习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复性之义以为宗趣。
2、宗趣既定，则知讲明性道，当依六艺为教。而治六艺之学必以义理为主。六艺赅摄一切学术，不分立诸科，但可分通治别治二门。通治明群经大义，别治可专主一经。凡诸子史部文学之研究皆以诸经统之。
3、书院分设玄学、义学、禅学三讲座。由主讲延聘精于三学之大师，敷扬经论旨要，以明性道。但如一时不能得师，可以暂缺，得师，则一门不碍多师，故人数不预为之限。
可见，儒释道在马先生的书院中都有专门的设制。
下面是处理与外国学术的关系：外国语文现代科学之研究，自有大学研究院之属主之，不需书院所治。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源。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以深造自得为归。譬之佛家之有教外别传，应超然立于学制系统之外，不受任何限制。
就是要超然立于大学系统之外，先得复兴固有规范，再来融摄它。如果一开始你便与之融合，那便被它融进去了。即先把儒释道讲明，有能力了再来融摄西学，再来化西，消化西方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它的宗教哲学。总之，马先生书院的设制，在大章大法方面都非常好，我们要想在体制方面有所作为，必须参考复性书院的模式。
另一点也是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官学体制中恢复经学教育的独立地位。儿童经典诵读、书院的创制都还是私学之范围。时至今日情形已与百年前西学传入之初大不一样，官学和私学的比重已经对换，现在已经是官学压倒优势的一统天下了。故今日论从体制上复兴传统，最重要的是从官学中着眼。我们首先要达到的应该是在学校的教育体制中恢复经学教育的独立地位。我们期盼着，就象当年它被一项一项取消一样，有朝一日，它能够又一项一项的恢复起来：
恢复中小学的读经科！
恢复师范教育中的读经科！
恢复各级学校的祭孔之礼！
恢复大学及研究生院中的经科！
最后讲一下复兴的现实理由。像八十年以前的西化是大势所趋一样，复兴在今天也是大势所趋了。因为众生的共业已经转变，众生的共业就以经济和政治为主，我们中国从政治和经济上已经在复兴了，已经跃于世界强国之列了，那么它的文化传统必然会有一个复兴。就像八十年前，是因为我们中国被人家打垮了，在政治、经济上都比不上人家，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就丧失了信心。这是可以理解的。读马先生的留美日记，可以感觉到他们那代人真是太痛苦了，他们看不到一点点的前途，因为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马先生在旧历春节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在几年以后的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有没有中华帝国这个名字存在在地球上。很多不成器的留学生，都在为亡国以后考虑。
他们看到印度的贵族被西方人尊敬，便想谋官，以便亡国后能在西方有一席之地。看到有钱的非洲黑人与法国贵妇人同车，就想发财，可以在外国过这种流亡者的生活。
所以那时人们的危机感很大。就连马先生二十多岁的时候，也是对传统文化丧失信心了，他也西化了。他西学研究得很精深，他已对西学作了一个整体性的考察，而我们学西学都是零打碎敲、道听途说。马先生是亲自到西方，看他们的书，听他们的讲演，亲自到他们的人那里，了解得很深刻。而且像王国维的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也是可以理解，但毕竟是没有智慧啊！
我们的学术既是可信的又是可爱的，没有什么不可信的，只不过是因为政治、经济的衰败，叫他觉得不可信而已。那不是学术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人的境界低了，这套学术用不来了。但王先生没有像马先生那样彻底地走出了西学的把戏，令人惋惜。马先生回来后，就通读《四库全书》，重新地回到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立场。所以马先生是在比较之后，才回到了我们固有的学术和文化传统，就像辜鸿铭先生一样。
所以他们才那样地坚定，他们对西方都很了解，了解了以后，就知道我们中学是有特出于西方的地方的，是有特殊的价值可言的。所以复兴是大势所趋。我们在政治、经济方面已经有很明显的复兴了，而我们的文化更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是金子总会闪光的。在许多西方的有识之士看来，中国的文化是很宝贵的，不过我们大部分人还在崇拜西方的惯性当中。再过几十年，传统的复兴必然是一个蔚为壮观的潮流，而且今天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在八九年我独自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还是压倒一片的西学呼声，我一个朋友也没有，一个老师也找不到。但现在许多人都已对中学作出好的评价了。像什么全盘西化，蓝色文明、黄色文明的论调已经没有人再提了，即这十多年的变化是相当明显的。
与八十年前相比，那时传统尚未断代，老一辈人尚在，经典的教育和学习尚在传续，今天传统已经被五四与文革的两次全面反传统所打断，今日上至学者，中至官员，下至民众对传统都已相当的隔膜，不解其为何物。中国现在大体已经是西方的文化了，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今日我们确然已是披发左衽了。吾人所服是西方的服色，正朔已尊耶元为公元，英文已经成为升学、评职、考官最关键之科目，吾人的思想舍西方之词汇则不能转，吾人的学术舍西方规范则无所依。于今日论传统之复兴则谈何容易！
然我们已经在政治经济上重新崛起，远非八十年前落后挨打岌岌可危的局面可比！故现在对于文化传统的复兴也已是民心所向，上下同感。还是那句话，是金子总会闪光。文化传统的复兴现在正值屯蒙之际，尚处艰难之中，然先聖遗言尚在，吾人千古不磨之心不灭，聖贤之绝学有朝一日定会大明于天下！
按：从一四年春，吾始走出文化民族主义，复归夷夏之辨的正解。故对于本文中许多内容如梁先生的文化学说以及三大学术规范的划分等都有了新的见解，须在此补充说明也。
先谈对梁先生文化学说的意见。一言以蔽之，梁先生之文化观乃是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先生曰文化乃一个民族的生活样式，故其对文化之定义即建基于民族一词之上。而民族一词是民族主义的核心用语，正是夷夏说要破除的关键谬见。文化民族主义以多元平等的民族为前提去认识各个族群的文化，而认为各民族的文化也是多元平等的，各有各的价值，也都有保存的权利。
而且一般而言，民族主义总是和直线进步观其实还有未意识到的西方中心论连在一起。观梁先生之说，其以为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系，各有意欲，各有其要解决的问题，故各有面貌特征也各有其优长和时宜，可见未脱多元平等之見也。先生以中印为早熟，以西方为正常，全以西方为衡量标准，可见未脱西方中心论也。又先生以为人类文化的演变乃是依照西中印之次序的三期重现，而以印度文化为归结，是未脱直线进步观也。
而夷夏说正见正是要走出多元平等的民族和多元并列的文化之见解以及西方中心论直线进步观也，后者乃全是西人编造的不合事实之伪说，前者方是历史文化之真相也。夷夏说取消民族之谬见，而以夷夏划分人类族群。民族说以为人类是由一个一个的有严格界限的原子式的坚硬的不可化的民族实体所构成，夷夏说观之，此纯属虚构，大乖事实也。普天之下四海内外的人类本是连续的一体，四方之民风俗言音不同，其性亦各異，然此乃模糊渐异，且其言音也风俗也民性也乃至文化也皆可以变化，并不存在一个一个界限分明又不可化之圈子也。
这一体的天下可大略划分为华夏（中国）诸夏（中国文化圈）和夷狄（世界其余地区），中国实乃天下之中心，中国之历史文化长存，余处则生生灭灭，故中国乃人类历史之主干。天下历史乃是夷夏进退循环之历史，依据大同小康据乱升平四阶段在用夷变夏与用夏变夷之间终而复始地循环。此是事实，西方中心论和直线进步观则纯是编造全无根据也。这样，就需全面检讨梁先生之文化学说了。
其一中西印之三分法落于多元之見，未能区别夏夷也。故不当分为中西印三大系，而当分为华夏文明与夷型文明也。将西方作为一元与中印并列，显系以为真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西方而未能脱出西人所编造的西方伪史之圈套也。实则唯一能一脉相承不替作为人类文明主干的只有中国，其余夷的文化皆依此主干而生生灭灭也。
其二以意欲之向前持中向后来区分中西印，仍落于文化多元平列之見，未能见到华夏文明与各类夷型文明在成立基础上之根本不同也。当以见性与欲望为夏夷各自之所从出，如此方能从根本上指出中华文明超于非纵欲即禁欲的各种夷型文明之上的无比优长所在也。
其三以西中印各解决一个主要问题，西方解决人与物的问题，中国解决人与人的问题，印度解决人与自身的问题；故西方长于科技，中国长于伦理，而印度长于出世；亦未免失之过于简单化而乖于事实也。首先根本没有一个可指的西方，即就其大者而论，希腊罗马基督教西欧近现代西方非一以贯之而是几段断线，文化语文人种全部变更，并非一直解决人与物的问题也，说西方长于科技更只是近百余年的假象，其实中国科技在近代以前一直远远领先于世界。说西方文化将解决人与物的问题，更是大误判；实则沿着西方科学教反生态科技的路走下去很快将导致生态坏死人类将因此毁灭，尚谈何物之问题的解决呢？
其四先生以为人类迄今的历史是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历史，此显然不合事实也，乃受西方中心伪史误导之结果。明显的事实是人类近代以前的历史乃是以华夏为主导的历史。
其五人类历史也非依西中印的次序而直线的进步，不是先是西方主导，一段时间后西方文化为中国文化所取代，中华文化主导世界一段时间后，中国文化又为印度文化所取代，似乎后者就是人类的归宿了。三期重现说只是梁先生依据其个人设定的逻辑框架做出的推演和想象，非事实也。事实是人类历史乃是在用夷变夏与用夏变夷之间终而复始的循环，中华一直是这历史的长存主干和正统，在这中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天下一直是中华主导的天下。
其六先生以佛教为印度文化之代表，乃是错辨了夷夏。印度文化之正统自是禁欲的婆罗门教，佛教与此是一个反的关系，这一反就反出了印度而到了中华这边，佛教超于厌世禁欲之上也，亦建立于中道见性之上也，不仅如此，且是见性之极也。故佛教乃是彻头彻尾的夏，非夷也。故印度文化当以婆罗门教为代表，此自是夷文化中禁欲之一种；佛教毫无疑义地当归入中华文化，属于纯正之夏，无论就义理说，还是就历史事实说，皆可得出如此之结论也。
既然中西印文化三大系之见解已经动摇，那么吾人建基于此之上的三大学术规范框架也就需作重新调整了。在夷夏的正见下，人类学术不再是多元并列的中学西学印学三个类型，而是一统多元的夏学和唯自己之元的夷学了。夏学规范乃是经史子器，一个真正有一统有多元从而能统摄天下学术的规范。夷学规范或五明或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之体系，皆只有自己之元从而只能为夏学所统摄而不具备统摄他学之能力也。
需要特别强调者，本文中以六艺为中学之规范，而吾人今日以为当以经史子器为中学之规范也。此是最重要的调整，此乃是中学之事实，也只有回归这个中学之事实，吾人才能回答，人类学术既分作了三大学术规范那么天下学术如何统一这样的关键性问题。以经史子器统摄天下学术就是中学早已存在的久远事实，而欲以六艺之框架统摄西学印学则总觉捉襟见肘勉为其难也。
关于以上内容，详见拙作《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一书和《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夷夏说略述》两文。
孟晓路简介：
孟晓路，字庆弗，号童庵，当代中学大家。1970年生，河北献县人。200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迄今一直在河北大学哲学系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有儒教、佛教、中西文化比较等。主要著作有《圣哲先师——孔子》、《儒家之密教：龙溪学研究》、《寒山诗提纲注解》、《七大缘起论》（2008年出版）、《佛学与西学》（2009）、《形上学方法》、《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2013年）、《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2014年）、《西学之中学渊源》（2013-2014年）、《佛教真面目讲记》（2012-2014）、《论周官》、《天下制度形上原理》（2019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