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作者朱光宇，1984年9月考入西安交大，电子束专业；现为自由撰稿人。
“怀念一个时代、一批人，其实只是在怀念自己逝去的那段年华。”
回忆文章名为《泛若不系之舟》，取自庄子，亦是作者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快意江湖的生活状态，而作者的品性开端于1984年的那个秋天。
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回忆，饮水思源吧～
一
时下正是大寒，一年中至寒至冷的时候。窗外的樗树残叶落尽，光秃秃地戳在土里，像把破旧的扫帚或者被风吹翻又丢失了伞面的伞架。一个人此时回忆他的青春，就像樗树想起它枝繁叶茂的时节，自是写意之时。但我这段回忆却非从夏日里期待秋风说起。1984年的夏天，我接到西安交大的录取通知书，鼓鼓囊囊的信封里塞了三四张五颜六色的宣传品。其中一张粗糙的浅蓝色的纸上印了几段激情澎湃的语句，最后一句是“让我们握手在秋风送爽的校园！”这句空洞的文青语句带着时代色彩，让我顿时涌起种种色彩斑斓的想象。那时候，大约还没有跟别人郑重地握过手，所以“握手”这个词，让我产生成人以后的种种联想。从那时起，我就喜欢和陌生人握手，握手意味着成熟的人与人的交际。恨不得一夜飞到秋天，飞到那有个陌生人与我握手的校园。秋天里，我进了交大的校园。没有人等在那里跟我握手，没有送爽的秋风，却有漫长的沥沥秋雨。为了那页彩纸所激起的情绪，我在秋雨中与每一个初识的人握手。那场淅淅沥沥的雨，下个没完没了，直到国庆才放晴。我的新生活就像一卷画，在雨中一寸一寸展开。陌生，放大了世界；新奇，又将被放大了的世界紧紧抓在一起。这样的世界本该是既大又重的“大世界”，但我进入的却是个既轻盈又精巧的“小世界”。二
我打算对“诗人”这个概念做多方位的阐释，也就是我自己不同时代的理解。我准备从我最初的理解开始。最初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大学生”？我们宿舍的海城赵长征最早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怎么看着我们这些人都不太像大学生的样子？”大家听了，心有戚戚焉，纷纷提出自己对“大学生”的形象认识。有人说一定要戴着近视镜，谦谦然如君子；有人说得雄姿英发，纵然不必羽扇纶巾，至少也得穿着一件米色风衣才算——“那么洗澡塘子里一定没有大学生了！”有人这样说。遭到如此痛心反驳的原因，在于提法过于具体，米色风衣其实是卡其布制服的变形，那是欧美早期军装的变形——为什么除了风雨帽之外，所谓风衣者，上半部分一定要分成两截？要有一个短短上衣的样子？这与诗有什么关系？后来的历史证明，风衣确实与当时的诗人有关——尤其是米色的，也就是卡其色的。在当时，我就在学校中注意那些秋天里穿着米色风衣的人。三十多年后，有些印象仍然清晰如昨日，有些已经再也想不起来了。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自然选择，取舍机制取决于记忆内容对于人生的重要程度——也许这并不科学。学校分东西两区，东西区间有一个土丘，丘上有一个水塔。这水塔似乎对风水别有意味，几年后水塔下面建了些简易房子，有学生在这里开设理发店，为广大师生烫头。大波浪小波浪的滚烫的头发就像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从人们的头上开始动起。掉着芝麻的黄桥烧饼，也是在水塔下卖起来的，我后来在一个炎炎夏日里，还在那里接待过一个刚刚滑雪归来的加拿大来的白人教师。我就读的高中，在1983年才恢复学生会，那时我们已经高三，不在其列。学生会对我而言，只是传说。交大的校学生会设在东区，都挤在一座老楼的一层，但他们花花绿绿的广告却贴满了东西两区的招贴板。每有新生入校，学生会的各部门就开展招新工作。在一堆机构中，我选择了“星火文学社”，固然因为多年对文学的喜爱。在星火社，遇到好多新生。同一期入社的大抵有动力系的贾杲，外语系的杨于军、张帆，管理系的吴铁，还有能源系的几个女生，马秦汾和刘畅。最近我联系上刘畅，但她不记得曾经加入过星火社。其中新疆石河子来的张帆，陕西渭南来的吴铁，与我同住西区，联系稍多。有件值得一说的事，对我一生影响非同小可。我和吴铁还同时参与《星火报》的工作。当时报社的总编是电子系元件21的丁晓鸿，一张多肉圆脸上，略有点娃娃气，但他布置起工作来那精神，让我们肃然起敬，精悍干练，显出超乎年纪的成熟。这一点，让我和吴铁佩服不已，我们聚在一起分析，丁总编身上究竟是什么具体的东西，体现出他的气质？一一排除后，总结出一点——他抽烟！他抽烟的姿态，大约有点像邓小平，一双贼亮的眼睛透过烟雾凝视着也许并不存在的一个东西。这种姿态，不仅让我体味出成熟的气质，而且仿佛也知道了什么样的人才真正“像个大学生”。这个发现，对于吴铁更重要。他虽然个子大，却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大家都拿他当孩子看。从潼关考来的吴铁是干部子弟，他希望今后也能像父亲一样，成为领导，他更需要表现出成熟的样子。于是我们俩决定一起学习抽烟。抽烟是恶习，属于“学坏”，学坏也要有坚强的毅力。我和吴铁列出计划，坚持每日锻炼抽烟。这有点像结成互相进步的“对子”，是“一帮一，一对红”的老套。抽烟实在没什么好感觉，全是痛苦，因此没有互相监督，不免就会荒疏进步。又一次，我和吴铁相遇在校园中一棵大树下，也许是教学区的雪杉，也许是生活区的梧桐，互相检查有否持续坚持抽烟。空说永远不如实践，于是我俩站在树下，各吸一支。一支烟没抽完，吴铁忽然大叫恶心，我也觉得胸中难受。说时迟，那时快，吴铁很快就坚持不了，抱着大树干哕，我忘了他最后有没有呕吐，我没呕，但胸中腹中都难受，远甚后来经历的醉酒。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叫“醉烟”，身体不适应烟焦油而体现出排斥。吴铁抱着树，痛苦地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抽烟了！”他果然从此放弃了进步的努力，我抑制住体内的倒海翻江，冷冷地看着他，觉得这么小的困难就被撂倒了，没劲。吴铁中止了抽烟尝试，不久也中止文学社团活动。不抽烟的他留在管理系，居然很快就展现出领袖才能，成了管理系的学生会副主席，越来越像个“干部”，也越来越不像个诗人。去年知道他现在官拜延安市委副书记，不负他当年的理想。虽然把他拉进了文联的群，但他缄口不言，这也许是干部纪律吧。在回忆八十年代的西安诗歌时，我跑题了，处处闲笔。但我觉得这正是诗之所在，诗不必经烟熏，也不必经酒泡。但《世说新语》中记载了王孝伯的一句话，“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后来诗人闻一多也常常言之，更烘托了“诗酒人生”的具体意象，香烟又何尝不如此。稍具反讽的是，我在西安结识的诗人们，大多不抽烟，也不擅酒。也许这就是新旧诗人的分野，一笑耳。星火文学社偶尔会有些活动，我忘了是用什么方式来通知散布于万人之中的社员，但每次都会有十几个人参加。走了吴铁，我在星火社认识了更多的人。潘文峰、曹慧荣是两位高我两级的学长，气质学养均佳。吉尔格丽来自新疆的艾比湖畔，漂亮的蒙古姑娘，后来嫁给了我的学长余阳。其中还有来自许昌的金相31邹保民兄。保民兄比我高一级，写作时每以“白夜”作笔名，爱穿一件灰色的肩上有两条布带的衣服。他在校内交游颇广，尤其熟稔文学社的女社员们，几十年后，他仍能告诉我谁谁现在哪国哪州，某某又在某国某省。有一天，保民兄在路上拦住我，从左上的口袋里掏出塑料皮的学生证，从里面拿出一张一寸黑白标准照。当然是个姑娘的照片，长什么样子、是否漂亮，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能记住的是保民郑重的表情，他征求我的意见，让我评判，这让我顿时感到自己真的成熟了，因此印象极深。但没过多久，大约是经过一个寒假或暑假，保民兄从学生证里又掏出一张相片，是另一个姑娘的，又让我评判。那时我就有些吃惊了，心中想，毕竟诗人。
三
软件21的马永波，与我住同一个楼，26舍。我住三层，他住五层。念书时，大家都瘦，永波因为个子高，显得更瘦。他的眼睛又大又亮——我想说的是眼珠很黑，这让他像个大孩子，让人对他毫不防范。他的目光有些散，但他要盯着一个人看的时候，又不一样了，他会像看贼一样死盯着你，毫无顾忌。校园诗人仝晓锋说永波的眼里有些忧郁，我不觉得。不仅没有忧郁，往往我还能从他的眼睛中看出些狡黠来，那是少年人眼中常有的狡黠。也许那双眼睛也可以称为忧郁，证据是有一次我看到维特根斯坦的一张照片，他的目光里也有永波的那种狡黠，而人们一般都说那是“忧郁”。当年星火社有一间房子，就在靠近电影广场（不是1985年以后的文化广场）的那栋楼里——2018年春天，苏州的徐锋学长还专门指给我看，他指的其实是“遗址”，那楼早就没有了。从向西开的楼门进去，向右是校团委，正中是学生会秘书处，向左第一间是《星火报》社，向左第二间朝东的就是星火文学社。有一个雨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又在那里聚会。淋得湿漉漉的人们围着桌子坐下，谈了些什么，分配了什么任务，我都不记得了。永波忽然很突兀地站起来说：“今天下雨，不如我唱首歌吧！”众人自然起哄，他就唱了起来。这是当年在高校中特别红的刘文正唱的歌《雨中即景》。那是没有卡拉OK的年代，刘文正的歌声追随着邓丽君红遍全国。东西区各个寝室里，总能听到刘文正过于甜腻的男声，是当年的时尚，但流行得不久。永波的这次唱歌，让我印象极深，这是首有点俏皮的歌，很欢快。所以我从没觉得他是个羞怯的人，也从不觉得他眼中有着忧郁。那时候，我才是羞怯的那个人，羞怯得超出想象，羞怯得进入病态。就在此前不久，我曾因为在一起吃饭时，不好意思女生在座而离席小便，生生把尿溺在了裤子里。这真是奇异的心理，我后来对性心理学有兴趣，也因此事而起。到目前为止我所掌握的理论都不足以解释我当年的羞怯。永波既不在我所谓的“羞怯”者之列，那么他有什么特点呢？我一直说不清楚。去年年底在西安，诗人逸子问我：“永波可以用‘妖’来概括吗？”我觉得逸子所把握的，与我的感觉相似。随即我在南洋大酒店，就对晓锋说起这种感觉。晓锋不好意思驳我，只淡淡地说：“妖字，有点不好吧？”其实晓锋兄不懂围棋，也不知道“妖”在围棋中的含义。室町日本有名“村正”者，擅铸刀，所制之刀两刃具波浪纹，其刀有灵，殊诡异。后来日本棋士将此典故引入围棋，遂有“妖刀定式”之称。此定式乃谓对小目一间高挂后应以二间高夹，此后变化万端，极难掌握。所谓永波之“妖”，乃谓其诗变化多端，于极普通处骤生变化，专搔你无挠之痒。作为“妖刀”的永波的诗，仍在不断变化，后来被他自己归于“伪叙事”云云，但早在我与他同学的时代，永波就已经表现出这种妖气。“晴雪”，像个女孩子的名字，这是永波兄的笔名，不知今日犹用否？关于这个笔名还有一段轶事，怕是永波兄自己也不知道。有段时间，永波向台湾投稿，他大约是不谙繁体字，概用简化汉字书写信封，结果被当年台湾当局认为有“以简化字统战”之嫌，原路退回。退到软件21的信箱中，最先拿到的并不是永波。班里同学不知道“睛雪”是谁，这信就被打开了。里面都是诗，惯见代码却鲜见风骚的同学们，便哄笑着一起读。后来传出众人以为异者，主要在于“暖暖”二字。大概永波兄诗中，几处用了“暖暖”，于是偷看信件的同学便每每口中高诵“暖暖”，挤眉弄眼。这个故事，我只知道前一段，不知道永波后来如何拿到退信，如何处置。想必他陷入过一种难堪状态。又有一则故事，讲的是永波宿舍中有人喜欢下棋，象棋。大概总在熄灯之后鏖战，结果大家下着下着就发现棋子少了一个，举灯遍寻，自然不见。这故事的结局是，他们后来在窗外草地上找到了丢失的棋子。棋子被谁被扔到窗外呢？大家都认为是永波。为了这篇文章，我专门又找永波的同学核实当时的情况，事过三十多年，大家都记不清楚了，似乎只有我记得清。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此事，我也向永波专门打了招呼，说我要谈谈他自己可能不知道的故事。永波听了只说：“你就快点写出来吧！”大概是1986年春夏之交，那时离永波毕业已经没多少日子了，忽然看到他穿着一袭黑色的长袍，他那么高的个子，穿起来也将及膝盖。他一脸得意，颇有特立独行、鹤立鸡群的感觉。听到我的一番痛赞，永波说：“这衣服不错，你也去买一件吧！”多年以后，我把这件事讲给晓锋，他听了说：“嗐！那是我跟他一起买的，他刚刚一首诗发表，拿了稿费。”大概那是一首很重要的诗，发表在很重要的刊物上了，但我没记住。因为这袭长衫，永波在我记忆里很久都是那个样子。如今我很少听到有人对台湾三毛有高评价，至于琼瑶就更不用说了。我自己也作如此论，但是三毛的著作我大多都读过，其中还包括她翻译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我最早是从永波那里知道有个台湾的作家叫三毛，他着力推荐我读《梦里花落知多少》。我读了，我感动，我觉得很好。我还把这书借给很多学妹读，她们也感动，也觉得好。这也许是1984年底，或者1985年初，那时内地人民还不太知道三毛这个人，琼瑶的书也没来到大陆。我不想在这篇回忆文章里细谈永波的诗，一方面他的诗很容易就在网上可以找到，读者各有心证，另一方面是在1986年，他毕业前我曾煞有介事地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内容我全不记得了，只记得永波对我的评论并不认同。这里我只说他诗的妖气，这是我的基本看法，即使他仍然不同意。还有一件小事，我一直记得，永波也忘了。有一次——可能是1986年春天，永波忽然神秘地跟我说：“光宇，最近你要多留心，有人要对你不利！”我再三问究竟有什么事，永波摇摇头告诉我，他有几个黑龙江同乡最近聚会，谈起我来都非常憎恨，他们密谋要在我晚自习回宿舍区的路上伏击我。我听了大吃一惊，所谓“伏击”，就是打闷棍、敲黑砖，殊可怕。我特别感谢永波的提醒，后来怎么解决的我倒忘了，可能我先下手为强，先去22舍灭了那厮？不记得了，我确实有过一次夜袭22舍的经历，也确实没有被伏击。这件事，我今天重新提起，盖因我以为这也是诗的一部分。说起这个话题，就想起比我们低几级的清华高晓松所说的一些话。他们当时以“揸琴”、拼吉它来赢得女孩子的芳心，就好像后来的男生们靠踢球赚得女生眼球一样。晓锋也曾遗憾交大的诗人里少了玩音乐的同学，没能形成校园歌曲。当年的交大，女生们当然痴迷吉它歌手，但也痴迷于永波这样的诗人，同时她们也相信拳头，毕竟那是高仓健占据女生心头的年代。这些年，永波发福了，身上多了些肉，离当年一袭黑袍的忧郁小生越来越远了。但他的诗却比当年更妖。我这篇回忆文章名曰《泛若不系之舟》，当然取自庄子，是我自己的生活状态描述。还有另一个原因，当年永波曾写过一首《不系之舟》，我很喜欢。四
自从我认识永波，他就总和仝晓锋联系在一起。在我眼里，他俩焦不离孟，形影相随。星火文学社设有社长，先是管理31班的王长祥，后是动力系的刘昊。但这两个人都无法把握星火社。星火社办了一份刊物，晓锋和永波是这份刊物的正副总编，这个文学社实际掌握在他们俩手上。这是实力派人物掌控局面的状态，我一直奇怪这个现象是怎么出现的，也许是年级高低之故？晓锋是81级，永波82级，长祥83级，我84级。关于长祥兄我要在此附说一段。他当时是学生干部中的佼佼者，他曾是全校唯一一位在校学生任系团工委书记者，同时也兼任低年级的辅导员，他现在是高级“纽约客”。他当年是共产党的干部，现在是共和党的干部，经常出没于美国各地的高层社交场合，气派不凡，是所有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但当初他堂堂社长却被晓锋指挥着东跑西颠，专干些总务后勤的工作，以至于我以为学生社团的社长就是专做总务的。 永波像水，有妖气的水；晓锋像火，像一把烈焰，能锻钢，能毁灭，能让生命升华。写这篇回忆文章，我比晓锋更拖沓，从大寒拖到立夏，因而我先读到了他的文字，我可以避开他谈过的内容，说些补充的话题。 当晓锋在努力组织陕西高校文联时，我是他的“跟班”，我骑着自行车跟着他一所大学、一所大学地跑。当时的主角是晓锋，配角是永波，我是龙套。西安有一所女子大学叫“培华女大”，我就在那时有所接触。师大、西大、政法……在所有这些大学，晓锋都是偶像级的人物。那时我读大一，我是偶像身边的著名龙套，我也光荣。 如今到处去讲电影、拉片的仝老师，当年也喜欢分析诗。晓锋曾认真地分析过罗大佑的一句歌词“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分析其中的两个意象。还有一次他大赞麦氏咖啡的广告词“滴滴香浓，意犹未尽（Good to the last drop!）”他说这是绝好的诗。有段时间他酷爱杨炼的作品，那是《诺日朗》时代的杨炼。那时候晓锋满口图腾、史诗，动力系内燃42的贾杲与晓锋一样，也是杨炼的粉丝。现在提及贾杲，恐怕没几个人知道，若是说起“西沐”，在国内美术界真是无人不晓，是大佬级人物。 80年代中期，想在权威刊物上发表诗作，相当困难。晓锋的一首诗曾发在丁玲主编的《中国》杂志的封二上，这让我们都特别兴奋。说起这本刊物，今天的人们大多都遗忘了，我且做一个短介。 《中国》是由丁玲创办的，本来是面向成名老作家的园地，但后来却促成了文学新生代的兴起。北岛和韩东的诗可以发在《中国》，残雪、格非的成名作也发在《中国》。一时间，《中国》成了中国最好的文学刊物，国外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都订阅它。但这个刊物只办了18期，最后一期的封二是一页空白，封三是一页黑，据说象征光明的开始与黑暗的结束。《中国》终刊时，曾有一位责任编辑来交大做演讲，我想可能是晓锋请来的——我没有向他核实此事。 晓锋与永波都是我的好朋友，平心而论，我与晓锋接触更多，但我认为永波的才气在晓锋之上。我想这是晓锋不愿意承认的——至少当年如此。永波毕业后，晓锋迎来一段不快乐的日子，那时候他迷惘自己的诗，他觉得诗已经被永波表现到这个程度了，自己还有什么意义？他停止了诗歌写作。为此才有了永波的一封来信。这封信的故事，直到近年来众人才知，都有感慨。晓锋笔下的“天才诗人徐启东”在硅谷说，如果当年也有人给我写这样一封信，我现在也仍是诗人！ 将同时代的诗人“并提”，是建构文学史的普遍方法，诸如建安七子、北地三才、李杜、元白……提及交大1980年代中前期的诗歌写作，我谓之“仝马时代”，差堪可矣。 大概在1985年，全中国无分男女都流行一种烫发，称作“爆炸式”，仝马的头上全都炸开了花，现在想起来那样子有点滑稽。为此我专门问了晓锋，他不仅记得，还有那时的照片为证。谁都逃不过时代。 仝马时代爆炸的不仅是俩俩的头发，还有莫言。那一年莫言发表了《爆炸》，那是部让50岁的王蒙觉得自己已经老了的小说，同时还有一部我们更喜欢的《透明的红萝卜》。无论是“红萝卜”还是“爆炸”，都比“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和“滴滴香浓”更重要，甚至比《诺日朗》更重要。因而有一段时间，我的两耳充满了晓锋关于这两篇小说的各种激叹。当他要表示一种赞赏时，很难有人不被他感染，他是个纵火者。晓锋毕业后留校，在学报编辑部，第二年永波也毕业了。没有他俩，我也很少写诗了，我开始以“阿文”的笔名写些杂文，从那时我就成了所谓“专栏作家”，直到今天。晓锋毕业后，我们联系不多，只记得有一次在行政楼前我们见到，他问我近来如何，我大概也问了他一些事。这一次见面，晓锋多年后印象还很深刻，他觉得我那时成了“闻人”，杜月笙杜老板那种闻人。一笑。后来，后来，后来又过了很多年，我与晓锋再见于北京。那时有两个动因让他来到北京：一是在中央美院任教，一是应当年华师大诗人张小波之邀，在“共和联动”做影视工作。那次重逢，前一天连续24小时没有睡眠的晓锋，异常亢奋。我们在城南的一家餐厅里从中午谈到深夜，他说了在学校里读书、写作、看电影、讲电影，后来又拍电影的故事。他是佛洛依德的信徒，用佛氏理论治愈有心理疾病的学生……那一天我印象极深的是他一言不合便大段大段地背诵一些文章，整首整首地背诵一些诗篇。我说到哪位诗人，他就眯着眼背出一首，我只有瞠目结舌。那一天在场的还有一位当年交大的学妹，她后来跟我说，“这些年来，第一次见到一个比你还能说的人！”晓锋本质上是个诗人，热烈的诗人。他像团火，燃烧自己，也能燃烧别人。所以从某种角度上看，他也是个纵火犯。一旦他燎原成势，那局面也是他不能控制的。我的朋友小马，多年来于晓锋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他第一次见到晓锋后，对我说：“这家伙烧成灰，也是诗人。”
五
我的经历很复杂，这里无从说起，只说部分。我的历史记在别人历史的书白处。晓锋曾再三嘱我写自己的回忆录，碍于种种原因，比如我的懒惰、所涉事件的解密等等，我现在还不能细说从前。近二十年来，我沉浸在故纸堆里，乐此不疲，赖以成瘾。因此这篇文章我写了几个月，以至于枯坐终日，不得一字。当我这篇回忆文章无法继续的时候，有一晚（北京时间），电机系87级的方兴东在加州隔着他热爱的因特网，与我有过一次长谈。兴东与晓锋是完全不同的人，却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有火一般的热情，他们都能燃烧自己也燃烧别人，都是纵火之徒。那一晚，兴东说他希望从五十岁开始人生的下半场，他听到伊沙说西安这一批诗人们“成才率”太低，心有不平，他号召同仁们认真打好下半场。我对兴东的这个愿景不能苟同。依我自己的观察，年轻时差不多人人都是诗人，只是有人找到了表达的方式，另一些人没有。岁月流逝，带走了人的肾上腺素，带走了人的热情、带走陌生感；带给人的是沉静与理性，逻辑与珠润。我跟兴东讨论时，耳边响起的是台湾老词人刘家昌的歌：这首歌中最摄人心魄的一句是：“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觉得“你就要”这三字非常玄妙，事先已经察觉，却又无法避免。不是变心的人像时光一去难倒回，而是时光如同变了心的爱人一样残酷。兴东兄，一切都变了，我们无法倒回，只能继续向前摸索点什么。陌生感会放大人们的空间感，同样一条路，走熟悉了路就变短了。我在交大越来越游刃有余。晓锋再见我时回忆后来我在校园里常常“呼啸而过”，我只笑笑，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不记得是哪一年，教改班解散了，我的学弟神奇小子贡舒回到了电子51班。南京人贡舒，无论以什么样的标准，都是学霸；无论以什么样的标准，他都不是诗人。他每天迈着稳健的八字步，扬着脖子，提一只棕色人造革手提包，闲庭信步地每日跟着我在校园闲转。他的人造革皮包里永远放着两只雨过天青色搪瓷饭碗，一瓶胡椒粉，一本《托福600分》，再加一盒火柴和一包“金丝猴”或“大雁塔”。 有一天，我们大概是在食堂门前看到了一张海报，知道星火社仍在活动。贡舒怂恿我去看看，按海报上的地址我们进入了会场。一间教室，桌子被重新排列过，十几人人围坐其间，有男有女。贡舒和我，不速而至坐在角落。当时在场的我可以确定的有木矛兄，至于方兴东、夜林是不是在场，我不能确定。为什么独独可以确定木矛呢，我也不记得理由，可能当时我把他当作新的领袖而记住了这个名字。 那时候我在关注什么，如今不记得，可能是普利高津的熵或“新三论”？贡舒那时正注意各种方法论，他每天不上课，最关注的就是东西区里那些“我辈中人”，谁把谁打了，要么就是有哪些他从未听说的方法论。那一天，我在“星火社”（我可以确定当时仍然称“星火文学社”）的座谈中，因为无所得而不太耐烦，而贡舒却有兴致。当他听完在座诸公的发言之后，说：“我来此乃为寻求方法论，但我听了各位的宏论，觉得其中并无方法可言。我感觉像是一群无头的苍蝇在飞，嗡嗡嗡，毫无目的。” 我感觉到贡舒这是挑衅、砸场子的言论，惴惴然。当场木矛兄有所回答，就苍蝇之有头无头，略作论述。可想而知，接下来此二人便有一番短兵相接，在座诸位皆懵然不知所对，最后我与贡舒意料中地悻悻然离开。我当时在场虽未多话，但这件事于我而言，有标志性意义，意味着我已经离开了星火社，我与后来者已经没有承续的关系了。也意味着我从那时候已经远离现代诗歌，我的兴趣彻底转移了。 为了确保不生争议，我为此专门征求了木矛兄的意见，他说全然不记得这件事了，并以为我的叙述，画面感颇强，像部电影。因此我录之于上。 如果我曾经算是个诗人，那么我究竟被归到哪个时间段呢？我感谢本书的编委们，他们把我归入到1980年代初的诗人，让我与晓锋永波等人并列，属于此书所划定的最早的一批诗人。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一向尚老，以为最初的一切都完美的，都是没有被侵蚀而纯粹的，我们还有一整套关于世代先后尊卑的理论。 我喜欢这种划分，这种划分宣告了我只在那个时代才是个“诗人”，我属于被肾上腺带入诗人之列的。 我不是诗人，久矣。这些年来，我一直远远地看着诗歌世界，不敢接触。我不遗憾，我曾在年轻时，接受了肾上腺与性激素的派遣，努力地去做过诗人，我完成了我基因里注定要做的任务。多少年过去了，我如果再说：“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为你颤抖……我也曾为你醉过，为你哭过”，就未免过于矫情。到如今果然抚胸长忆，想起的其实不是诗，而是我写诗时的那些人。 这二十年来我做些文字训诂音韵的“小学”研究工作，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别人叫作家、记者、医生、工程师，偏偏写诗的叫“诗人”？ 这个问题虽常常被问起，但并不是一个好问题。首先历史上也有“诗家”一称，大概出在唐以后。更重要的是类似像“诗人”般的造语，其实很多。比如 写文章办报的称“文人”、“报人”；木作、石作里有“工人”、“匠人”；宫帏之后有“宫人”、“嬖人”；古时采风的官员们，采集民间的诗歌，称为“风人”。但与“诗人”最接近的，应是“辞人”与“骚人”。大抵这些“人”，说的都是某种生活状态，不一定是某职业，但一定与“从事”相关。所以“诗人”并不是特殊的说法，只是那些“作”诗的人。 盘点我的记忆，我记忆中的诗人们，亦风亦骚，但缺少点合起来的“风骚”味儿。本来骚情赋骨，但陕西人民创出一个“骚情”的词，颇生动。我们这些人，比起那些怀抱吉它的人们，少了点“骚情”。 “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 徐陵为魏收藏拙，固然出于对北方文学水平的蔑视、讥讽，但也确实掩去了魏收之拙，魏公不至成为江南士人的笑柄。但日后魏收主编的《魏书》洋洋大观却成为正史中的秽史。写作拙劣，本无所谓，若再不懂得藏拙，恐怕大家就不谅解了。本书成书前，晓锋兄再三要求，不得藏拙，务必献丑。遂从书架最深处翻出一册旧簿，自选1987年三首，以志青春。 怀念一个时代、一批人，其实只是在怀念自己逝去的那段年华。认真想想，我们的每篇纪念，都是诔文。 近些年来，我断断续续地读一些北岛编的《今天》。《今天》当年的主要诗人，与我们大相径庭，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我们有我们的。价值不可比较。作为亲历者，我感怀这些过去的日子，抚摸它们，捶打它们，以此寄托而已。这些年来，我泛若不系之舟，从流飘荡，任意西东。我的这些品质，也许就从当年那封彩纸信中开始，从我处处与人握手的秋天始。终于从肾上腺过多到如今的不足，从“不服就动手”，到“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从躁动的造反者，到右翼的保守者…… 我感谢过去的岁月，那些被称为“西安诗歌岁月”的日子。
2019年 5月7日 于四事斋
2022年12月17日 改于四事斋
文章选自《西安诗歌岁月》，逸子主编，文匯出版社，202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