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传统文化需要分为“糟粕”和“优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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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传统文化需要分为“糟粕”和“优秀”吗？

From 十念生十念生 2019-04-14

传统文化还要区分“糟粕”和“优秀”这本身是一个伪命题。

持此观点的，事实上根本不了解什么才是中国传统文化。

反对者一般如此认为：裹小脚是传统文化，你也要传承吗？三妻四妾也是传统文化，你也要传承吗？三从四德也是传统，你也要传承吗？种种“封建礼教”皆为“吃人”的文化，你都要传承吗？

我说：憋瞎扯，这些根本不是传统文化！不要以此来污蔑“传统”两个字。难道存在过的就叫传统吗？何其荒谬！

给传统文化打上这么一个标签，事实上就已经对传统文化进行污化抹黑贬低了！而你，说出了这话，事实上暴露出根本不懂什么才是传统文化的本质。

中国传统文化，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样一种传承。这是一种内圣外王的大道。

自上古至今，这个精神一直在传承。这也是中华万年以来生生不息，一直在蓝星强盛不衰、历经磨难总能凤凰涅槃的根本。

除了中国，蓝星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传承！不服气你去找来我看看。

一、什么是大学之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1、大学之道

大学对小学而言。其一小学大学乃古时之二级学制。八岁至十五岁，一切人皆入小学，所学者为一切人皆需之小艺小节。自十五岁至二十四岁，则天子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庶人子之俊秀者乃入大学，所学则修己治人自觉觉他所需之大艺大节。

朱子曰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大戴礼保传篇曰古者年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十五成童也）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

其二小学大学又为二种不同内容之学问。小学阶段所学者称小学，后世四部经部之学下有小学一类，乃说文训诂音韵之学也。大学阶段所学者为大学，可曰四部之整体即为大学。总之小学之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分科之小艺（见周礼地官保氏），大学之内容为诗书礼乐经史子器整全之大艺（见论周官）。

其三小学大学更是两种不同境界之人所从事之学问。小学者，小人之学也，即小人所从事之学问。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即大人所从事之学问。尚未得其大体，犹在小体之境，心量狭小，未出一己之肉身，仅知为身家谋者为小人；超出小体，已得其大体，心量广大，与天地万物为一，以天下为怀者为大人。郑玄《目录》云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此於《别录》属《通论》。朱子曰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今大学一书详记古时大学之教学内容次第，揭示六艺四部中所蕴含之内圣外王道器平衡体用兼备真俗等持仁礼不遗之大经大法。

2、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学之道即内圣外王仁礼不遗之大道，即止于至善也。明德即本性，明明德即发明此本性，即见性之过程。

親，親爱也。民，生民，天所生之人也。止，犹居也，即安住。

至善，明明德親民之极则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者，言此大学之道首在于发明己之光明之性德也。

在親民者，言此大学之道次在于親爱生民也。在至于至善者，言此大学之道终在于安住此明明德親民之极则境界也。明明德为向内在自业中开展，依此开出深之一维；親民系向外在共业中开展，依此开出广之一维。止于至善者无他，只是将明明德与親民各自开展到极至已也。故此是进一步依此条各将深广二者圆成之也。

明明德之极，即是聖；親民之极，即是王。聖也者，自内证之极果；妄执私欲尽去，纯乎其为本性；脱离躯壳之束缚，已立乎其大者，浑然与物同体；从心所欲，任性径行，一切所作动机效果皆是自利利他，皆是至善也。王也者，人道共业之极位；荀子曰王者尽制者也；故王者，于共业中据天子之大位，内蕴穷尽制度奥妙之深智广慧，本乎其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心，制礼作乐，立人道之正轨，从而究竟利益普天之下当世后世之群生。恶人小人夫妇士贤聖为德号，庶人士大夫诸候王乃位号。前者乃明明德之次第，为深之一维之节点。后者则親民之阶级也，系广维上之节点矣。

3、七证（知止定静安虑得）

此章专门开示深之一维。七证即知止定静安虑得，乃自业中七种层次之修证。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知，犹觉也。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也，必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此处之知即孔子所谓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孟子所谓先知后知之知，亦下文格物致知物格知至之知，即生命之觉醒与觉悟也。

从此可知深维广维之一切工夫实践皆始于同一起点，即此一知字也，即是立志发心也。止，犹居也，即止于至善也；又停止停息也，止息不合礼仪之视听言动也。

知止，即生命从混沌迷蒙中忽然明现一方向，忽然觉悟人生所应追求之目标当在安住至善境界也，即是从此立志要做一个聖賢。大哉此知也，成聖成賢之大业全在其中矣。无此立志发心，此后之一切，止定静安虑得也，诚正修齐治平也，皆可免谈。

芸芸众生，终其一生，亦不有此一知，故从生至死浑浑噩噩与草木同腐，何其可悲也。此志既立，从此沛然莫挽，合于此至善目标者即精进以从事，不合者则止息之。

故止字二义之积极向目标精进义与消极止息不合目标或礼仪之行为义，乃全然是一事之两面，全然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也。

定说文安也。静本字为竫，竫说文亭安也，与安为转注。安说文竫也。定静安三字说文辗转相互训释，意义极为接近，必加以分疏方能有所区别。

知止而后有定者，言知晓人生所追求之目标当在安住至善境界也，止息不合礼仪之行为，而后身能安定。定而后能静者，言身能安定，而后心能宁静也。静而后能安者，言心能宁静，而后性情能安和也。

定者身之事，静者心之事，安者情性之事。身定不动，心之念虑犹在动也。

孔颖达先生曰总包万虑为心，故心正指目乎念虑也。念虑宁静不动，意必固我犹在也；故情性尚不得安和。破除此四者，情性乃得安和也。

虑说文谋思也，段注左传曰虑无他，书曰无虑，皆谓计划之纤悉必周，有不周者非虑。虑又有留取所要去所不要之义，与慧之简非择是同。总此二义，故虑乃深湛圆满之智慧。得者，得其宜也。

故安而后能虑者，言意必固我既去，性情既已安和，而后能起全然契理纤悉必周之思虑也。虑而后能得者，言既能起此全然契理纤悉必周之思虑，而后能对一切事处置得宜，所作皆善也。故得者，亦曰得止于至善也，亦曰得此大学之道也。

以上七证之修证次第可设一比喻以明之。若一盆搅动之浊水（甲）；吾人发心停止搅动（乙），于是慢慢停止搅动（丙），彻底停止搅动后，则水慢慢归于平静（丁）；水平静下来以后，其中泥沙慢慢下沉至底（戊）；泥沙全部沉底以后，吾人设法将其取出（己）；此全然平静之净水，即显出其本有之光明性（庚）；水之光明性起用，则照天照地照万物皆清晰如实（辛）。

甲喻凡夫不知，乙喻知，丙喻止，丁喻定，戊喻静，己喻安，庚喻虑，辛喻得。细思此喻，极贴切，大有助于对经文之理解也。

若与中庸相会通，则知当赞叹劝修，盖反复赞叹中庸，无非为劝人立志修行，令其发起此知也。

止定当小学工夫，静安当保任工夫，虑当达用工夫，得则圣王境界也。可见七证之展开，即成一部中庸。吾人于序中说，大学于深维只于七证中略示之，于中庸则尽量展开之，此意也。

与孟子相会通，则知止定当可欲之谓善，静当有诸己之谓信，安当充实之谓美，虑当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得当大而化之之谓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皆若合符契也。

——以上敬摘自河北大学孟晓路教授：大学提纲并注。感兴趣的可以专门学习一下。

二、管窥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暴露出根本不懂传统文化的真面目）

新文化运动是由《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为早期主要阵地而推动的文化革命运动。其主要参与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钱玄同、傅斯年、蔡元培（亦是重要的先导者和保护者）等。

《新青年》创刊号（当时叫《青年杂志》，1916年改为《新青年》）中，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

“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也。”

陈独秀尊奉严复《天演论》所谓进化论，认为“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按这个标准，中华传统文化既愚且弱，无一可取，所以为了“适世界之生存”，就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一句话，“近代欧洲”的。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新文化运动主将们对这种看法几乎完全赞同。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论证西方近代文明不仅在物质方面高于东方，而且“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

新文化运动后起之秀陈序经言：“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

鲁迅则讲：“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按照这帮老公知的看法，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不仅是弱的，难于在西方强权压力下生存；而且从思想上和道德上来讲，是低级的和劣等的，所以不配在现代生存。

相比于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救亡图存思想，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它不再满足于向西方开放和学习，以求挽救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而是要找到客观的标准，从思想能力、道德水准、民族特性上，全方位地、一劳永逸地判定谁优谁劣，从而取消中华文化乃至一切非西方文化的生存资格。

这个标准就是弱肉强食的功利主义和被扭曲了的进化论，按照它，所谓的科学与民主是西方最突出的两项骄傲，而其中科学更是无敌于天下。

所以不仅胡适高呼“科学万能”、“无上尊严”，认为任何文化保守主义在此锐器前都不堪一击，也不仅新文化运动早期人士无一例外赞同此说，而且，这种科学主义――注意，这“科学”既可以是自然科学，又可以是社会科学――今天已经超出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牢牢守护着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反对科学教，但不是反对技术，我们需要把科学教和技术区分清楚）

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接受的恰恰是传统西方的二分法思想，所以一直带有强烈的思想专制倾向，却意识不到这一点，还要经常标榜自己的多元、宽容和思想自由。

正是这个根本处的异变，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主流的文化哗变，和一种会令外人吃惊不已的文化自虐冲动、灭祖冲动。

例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导的儒家，主张亲子关系和家庭是一切伦理、礼制与政治的根源。

傅斯年却认为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可恨的中国的家庭，空气恶浊到了一百零一度。”

胡适则赞许吴虞的主张，即“［儒家］各种礼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礼教和一些坑人的法律制度”，颂扬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既然自己的祖先文化“吃人”（鲁迅《狂人日记》首倡此说，吴虞跟进），那么这所幸没有被吃掉的人的后裔，当然有资格来“吃掉”这个恶魔般的文化。

这种论断基于仔细的考察吗？（“大胆假设”有之，“小心求证”有吗？或者，不完全服务于这“假设”的自由求证有吗？）有文化间的比较吗？（比如，基督教的“礼教”吃人吗？哪种礼教或文化不在新文化用语的意义上“吃人”？）

更关键的，有对于自己论断方法的有效性、局限性的反思吗？看来都没有，却气势如虹。

1、汉字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线。靠了它，此文化得以长传不息，在千难万险中不碎裂。

新文化人士却只看到西方拼音文字的优越，力主消灭汉字，用拉丁化取而代之。

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就“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与陈独秀等人通信，称“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方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这些理由，不少从表面看就不成立，比如说汉字是“象形文字之末流”。汉字乃表意文字，“象形”只是构字“六书”之一，更谈不上“末流”。说汉字“不便于识”，不对，它比拼音文字更容易识别。说它无法表达“新……物”，也无道理。

其他那些理由，也无不是基于认定拼音文字及其语法的优越之上，并无任何深入的、有真实对比视野的讨论。至于“妖言”之类的谴责，让人想起洪秀全的《原道训》和《十款天条》的表述风格。

这样的建议，得到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赞同（只是不同意钱玄同还要废口头汉语，而代之以世界语的主张）。

胡适写道：“独秀先生主张‘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

钱玄同废汉字主张中那种不假思索的崇西蔑华的强烈文化立场，为新文化人士们共享。明白表示者不少，而后来的曲折表达者更多。

鲁迅写道：“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瞿秋白声称：“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

这些言论难道只是一些过眼烟云般的激进言论吗？非也。对于所谓“宗法封建家族”、“封建礼教”、“中世纪的毛坑”的继起扫荡、摧毁，既在无数文学作品中，又在现实的社会变革和法律规定之中被实现。

广义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即这运动认为是合理的东西，比如西方的科学、教育，都成为了现代中国的现实。

新文化运动绝不只是一群文人的过激放言，像魏晋时的阮籍、稽康之流，过后就被历史漂白和淡忘了。他们正逢其时，其言乘风而上，鼓荡新潮，塑成历史，造就了一般思想运动很难成就的事业。如果说这些言论是过激的，那么它们就造就了一个过激的时代，实现为一系列体制化的现实。

《新青年》中那些似乎是过激蛮横的批判，呓语般的改革或革命的设想，居然就能数十年内，在适应实际过程的节奏和表达之后，变为官方的法律、文件、政令。

钱玄同主张既废汉字又废汉语，陈独秀和胡适调整了一下，同意只废汉字。这说明陈、胡就不激进了吗？非也，此不过是鲁迅讲的要开窗，就先去掀屋顶之类的文化革命的策略而已。

吴玉章主张要尽量消灭方言，为中国文字的拼音化铺路：“汉语拼音教育普及、全国语言相对统一和正字法成熟的时候，汉语拼音文字自然就瓜熟蒂落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编 1957

郭沫若向我们保证：“汉字隐退，是不是就是完全废弃了呢？并不是！将来，永远的将来，都会有一部分的学者来认真地研究汉字，认识汉字，也就跟我们今天有一部分学者在认真地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样。”——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编 1957

一个有数千年伟大文化史的民族，要废弃自己的文字，而去“拉丁化”，这已经激进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了。

2、中医

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汪大燮先后为首脑）1912年发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确立中国的学制系统仿照德国、日本，禁止读中国传统经典，有关医药学教育的部分均没有中医药的规定。

汪大燮坦言：“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用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

南京国民党政府（1927年成立）1929年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委员余岩提出《废止中医案》，对后来的国策有重要影响。

余说中医理论“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中医诊脉“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自纬候之学”；攻击中医“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提倡地天通，阻碍科学化。”

将《黄帝内经》视为“数千年内杀人的秘本和利器”，

“灵素［指组成《黄帝内经》的《灵枢》与《素问》］之惑人，四千余年于兹矣，……医锢于歧黄，凿空逃虚，不征事实，其中毒久矣。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

并提出消灭中医的六条措施。

问题在于，这么重大的举措有没有经过有力度的论证（比如中西医疗效的真实对比）和不同观点的有效对话？

从余岩举的理由看，这些都没有。如果已经认定西医的唯一科学性及其“事实”标准（比如充分对象化、解剖化的标准），按照它来谴责中医“不征事实”，岂非已经在深层处取消了争论与考察，而从源头处就给中医定了性吗？

中医如果像他讲的，几千年中只在杀人（鲁迅、吴虞的儒家礼教“吃人”说的医学版），何以能维持至今？

“凭空结撰，全非事实”者，到底是谁呢？而且，与本文主题更相关的是，为什么引入西医、向西方人学习，就一定意味着要灭掉中医呢？

四九年之后，中国允许中医存在。但基本的指导思路也是西方科学中心论的，所以强力要求“中西医结合”，其实质就是“中医［的西方］科学化”。

它对中医理论的基本看法是：其中既有必须清除掉的封建迷信、神秘主义的糟粕，也有“朴素的［即还不是‘科学的’］辩证法”。

因此，中西医结合实际上就是以西医为科学标准来解构和重组中医，抛弃中医的理论中枢和与之相配的一整套传授与实践方法，将其纳入西医学的研究与教学模式中来，当作被审查对象来判决，当作材料来加工。中医药学院或大学的教学，体现的也基本上是这种“中医科学化”的路子。

如今，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学生少有能依据传统中医思路临床看病的，往往要先由西医的仪器和方法诊断了病情之后，再依葫芦画瓢地去“配合治疗”。而“中医研究”，也变成了“研究中医”，按西医的思路来决定中医的合理性，比如因此就判定“五运六气”理论不科学，实际上也就是判定阴阳五行理论不科学。

研究经络就要找出它们的解剖证据，不然不算真正的科研。所以，现在的中医科研人员不是在按照中医思想做研究，而是在西式的实验室中做细胞和分子层次上的对象化研究，搞中药“有效成分”的提纯，钻研大批量生产中成药的配方。

传统中医药治疗的灵魂――时机化、情境化的诊脉开方，正在衰落。简言之，就是“废医存药”，而这“药”也越来越丸药化了。可以说，“漏列中医”、“废止中医”与“中医科学化”都是新文化运动思潮的表达和实现，里面都没有中医的思想自由空间。

胡适在《我自己的思想》中的观点，胡讲：“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胡适：我们应该“信仰［西方人的］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曾经采取过其他文化策略来应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们的主旨是为中国在西方压力面前找到合适的生存之道，而不是通过西方的标准来做绝对化的文化优劣判定。

所以，无论是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其中都有着智慧的闪光。比如上面提到的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体制，就表现出一种文化上既开放又尽量保存多样性的聪明策略。如果能够坚持下来，经过适当的调整，中国的大学会比今日的状况健全得多。

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无论是生态破坏、科技滥用，还是文明冲突、家庭萎缩、克隆逼近，都不是这个运动的思想资源能够有效应对的。当此之际，在到海外去建“孔子学院”之前，更应该在我们自己的大学里建立真实的孔子学院，在哪怕只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学生的心灵中，重述那不被污损的华夏历史，树立起孔子的塑像。

3、教育

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思想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著称。蔡先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中也有一种相当不宽容的思想专制精神，一直在影响着北大的乃至中国的教育。

1912年，蔡先生担任南北政府的教育总长，起草了一系列教育法令，改变了中国的教育体制。蔡先生成就大矣！

从文化上讲，蔡先生的最大成就就是将两千年的儒家教育，无论就内容还是体制而言，赶出了中国现代教育。我们今天就活在这样一个新文化的教育格局之中。

比如，无论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新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1月21日颁布），还是5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发的“普通教育办法九条”，10月24日颁布的《大学令》（即上面提到的《壬子癸丑学制》），都明文规定取缔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读经教育。

比如《十四条》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王世儒 1998]

《大学令》则废除了经学科和通儒院。[王世儒 1998；萧超然等 1981]

由于当时全国仅北大一所国立大学，所以这个《大学令》实际上是对北大教育体制和内容的规定。

为什么引入西方的教育，就一定要在中国的学校中排儒呢？为什么不能将“读经”作为多元选择之一，而与蔡先生主张的西式美感教育并行不悖呢？

蔡先生却不这么想，因为对于他，西式教育是真理，所以读经教育就不可能是真理，甚至只能是谬误。拿它当个老古董甚至是反面的东西研究研究是可以的，但绝不能让它以真学问、活思想的方式存在。

他所谓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他心目中可能成为真理的学问或思想的自由与并存，并不包括异类和他者。

现在一提北大的教育传统和精神，就归于蔡先生这位“北大之父”[如邵连鸿2001]。如果就北大的现状而言，这话还算说得过去。

但如果讲到北大的全部历史，则不然。北大成立于1898年，是历史上传承中华古文明和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个王朝为了应对西方侵略造成的文化危机，在变法维新之际采取的教育变革措施的成果。

当时称之为“京师大学堂”，具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功能，是古来“太学”、“国子监”的现代直接传承。她的第一任校长（当时叫大学堂管学大臣）是孙家鼐（1898－1900年在任），而在张百熙校长（1902年起任管学大臣）手上，大学堂有了比较成熟的章程，即《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

按照它，大学堂内设通儒院（级别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院，但有儒家的培养通才之导向），而本科分为八科，首科为经学科，专门研习传承儒家经典。[18]到1912年5月3日，改名为“北京大学校”。

可见北大的起源，既不能只从1912年算起，也不能从1917年蔡先生来北大任校长时算起。她的源头和文化使命，更深沉地落在中华文化受难图存的时刻和愿景上。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京师大学堂的体制和教学内容，相比于蔡先生任教育总长、校长后情况，是更有质的多元性的。可以说，那时的学校才更称得上是“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因为她不仅有西方的东西，也有中国自己的。

例如大学堂分为八科：经学科，含十一门专业；政法科，下设两门专业；文学科，九门专业；医科，二门专业；格致科（理科），六门专业；农科，四门专业；工科，九门专业；商科，三门专业。[郝平 1998]

很明显，后七科以西方学术为主，但经学科则是儒家思想和学术的传承。如果按这个体制走，那么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会有中西学术比较和思想比较的视野。

但蔡先生办高校、主持北大，却一定要去掉八科中唯一的中华学术的活的传承，也就是经学科，抹去通儒院的致学方向，而使大学沦为西方化的university。

而且，它还比不上西方大学体制的多样性，因为西方的优秀大学中大多设有神学科或神学院，而经蔡先生改制后的中国大学中却没有了对应者。

蔡先生认为改制后，经学科的内容，或者归入了哲学系，或入文学系、历史系，就算有了交待。[王世儒 1998]

但他心里是有数的，作为经学科研究的《论语》、《周易》、《诗经》、《春秋》等，是儒家的活学术，而它们归到各系之后，则成为西方学术方法的研究对象，两者有质的不同。

所以他一定要取消前者。此举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反兼容并包”和“扼思想自由”之举。蔡先生是在用他那充满了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来替中国学生们思想，在用贫乏化了的体制来顶替一个从质上更丰富的体制。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今天的北大要在树立苏格拉底像、塞万提斯像和蔡元培像的同时，抵制孔子像的建立，因为这塑像――如果被诚敬地建立――不仅会提示北大现行体制的贫乏，还可能唤醒人们对于北大更原本传统的记忆，一个与两千多年的儒学教育传统和京师大学堂息息相通的记忆。——以上摘编自北京大学张祥龙教授《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深层自由思想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2009.4）

三、这句误解的判断式口号带来什么问题？

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口号是欠妥的：这个口号表明口号的持有者是站在中华传统之外的立场将中国文化视为一自己之外的客体而依据另外的标准作切割打散后的零碎性吸取，随之而来的问题实多：

首先，这缺乏对于自己民族传统作为一个主体和一个活的不可任意切割的有机整体的尊重；从究竟的角度说，中华文明作为全地唯一的夏型文明乃是从本性里所开出的最为合乎正理与道德也是最为优美的文明，因此我们的传统尤其是经典就全是精华，没有糟粕，我们去什么？没有糟粕，我们偏要去，结果去掉的只能是精华了。

其次，这与我党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之身分相矛盾，对于传统文化之传承者的中共，传统文化就是其内在文化生命的一部分，也就不能够用对待异己者的办法去切割，因为对一个活物，一切割它就死了；若真将传统视为内在生命，甚至就找不到分别精粗的标准了。这也与洋为中用的口号相矛盾，既然要洋为中用，那么马克思主义这个不折不扣的洋就是客，不能反客为主，用来做评判中的标准以及去粗取精的主体。

再者，即使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外在标准来看传统文化，其中能成为社会主义障碍的也几乎没有。所以糟粕之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五四和布尔什维克小传统下将大传统妖魔化的结果。例如中国一直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追求均平的反私有制传统，从五帝三代的井田制到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再到宋元明清的宗族公有制是这一传统的三个主要阶段，历代大儒多念念不忘恢复井田，这本来应该视为社会主义的深厚渊源而加以表彰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强大支援价值；但事实上，三代被妖魔化为奴隶制，宋元明清则被涂抹为地主阶级统治剥削压迫农民阶级的封建私有制。这样对待传统究竟有何好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是五四疯狂自虐的惯性罢了。我们承认，虽然中国传统与社会主义相冲突的地方很少，但是毋庸置疑，其中的许多东西与特定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是有距离的。

对此我们只要提倡那些与当下需要相应的而悬置那些与当下需要距离较远的就好了，根本没必要因为当下用不着就去批判之从而丢弃之，这样一种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的作法其危害之大诚不可说。圣贤垂教是为千秋万世谋，谁能保证当下用不着就永远用不着呢？此即春秋公羊通三统存二王后之意；前王之制虽然暂时不再用以治理天下，但由于是前代圣人所创其中必有至意存焉；故封二王后客而不朝令承祭祀守旧制以待后王取法。

受科学教达尔文主义直线进步观蒙蔽的今人于此春秋大义早已隔膜，所以对于传统才那样傲慢缺乏敬意，对于政治文化竞争中的失败者才那样赶尽杀绝缺乏宽容。所以在我党已经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自任之今日，理应抛弃这一浸透着五四遗毒的的口号(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

——摘自河北大学孟晓路教授《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

四、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谁有资格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圣人所说的言论，你自己不理解，体悟不到他的境界，把它误解了，恰恰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做为糟粕剔除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句话从一般的抽象的意义上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谁有资格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首”指首领的意思、首脑的意思，或者是国君、君王的意思。领导者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天下人的榜样？就是他必须按着道，按着太和之道来治理国家，他能够“言为世则、行为世范”，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这样才能够给天下带来太平，这就是“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意思。

现在还是有些人说，传统文化有糟粕、有精华，我们首先要区别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文景之治，曾经创下过贞观盛世、开元盛世等、成康盛世时，几十年监狱没有死刑犯。既然历史上有这样的盛世，能够把天下治理得这样好，是怎么样做到的？肯定有方法和道理。我们只要学习其中的方法和道理，来治理今天的国家，就是对我们的价值，对我们的借鉴和启示，这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去分什么糟粕、什么精华。

而且圣人所说的言论，你自己不理解，体悟不到他的境界，把它误解了，恰恰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做为糟粕剔除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句话从一般的抽象的意义上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谁有资格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只有圣人才能够了知圣人的境界，而我们一个凡夫俗子，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时候，往往是以自己的知见、自己的水平去取舍。

古人观察宇宙天地之道，把维系人伦关系的人伦大道给我们概括出来，总结为五个方面，就是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伦理关系处理好了，这个社会自然和谐有序。还有“五常”，“仁、义、礼、智、信”。“常”，就是恒常不变的规律，恒常不变的道理。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依然适用，到未来也依然适用。

如果人把这些治理国家的常理、常法都抛弃不用了，就会出现左丘明说的“人弃常则妖兴”，怪异的现象、不正常的现象就出现了，妖魔鬼怪就出现了。譬如“父子有亲”是正常的，父母慈爱儿女，儿女孝敬父母，他们有一种自然的亲情。那什么叫妖？就是子杀父、父告子，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就不正常了。这就是告诉我们，君主治国必须顺着太和之道，才能够给天下带来太平。

所以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不是中国政治、军事、武力，或者是贸易等的世纪，而是中国文化得以普遍宣扬的世纪。中国文化的普遍宣扬，对世界不仅构不成威胁，而且能够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谐。

——摘自中央党校刘余莉教授《群书治要》讲座

为了保国不得不西化，但勿忘最终还是要回归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