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系杜撰
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显系杜撰
——“经院哲学”概念为后世依托
董并生
“经院哲学”的来源：与“阿拉伯哲学”相同
“正是亚历山大里亚派或新柏拉图派哲学的观念形成了阿拉伯哲学、经院哲学以及所有基督教哲学的基础、原理；正是在新柏拉图哲学的观念上，概念的规定在使用力量，往来驰逐。关于阿拉伯哲学的详细叙述，一方面会极少兴味，一方面则会与经院哲学在主要问题上相同。”[1]
“经院哲学”的概念
经院哲学是出现于11-14世纪查理曼帝国的宫廷学校及欧洲基督教的大修道院和附属学校中产生的教会学院的一种哲学思潮。它是运用理性形式，通过抽象的、烦琐的辩证方法论证基督教信仰、为宗教神学服务的思辨哲学。因为教师和学者被称为经院学者（经师），故取名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2]
九世纪出了个「约翰·司各脱」：经院哲学的另一源头
“约翰·司各脱，或约翰奈斯·司各脱斯，有时更附以厄里乌根纳或厄里根纳字样，是公元九世纪最令人惊异的人物。假如他生在公元五世纪或十五世纪，他也许不至使人这样惊讶。他是一个爱尔兰人，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一个杰出的希腊学学者，一个斐拉鸠斯教派，和一个泛神论者。他的大部分生涯是在法兰西国王，秃头王查理的庇护下度过的。他虽诚然距离正统教义远甚，但就我们所知却避过了迫害。他把理性置于信仰之上，并丝毫不介意教士们的权威；而他们为了解决自己的争论，反而要求过他的仲裁。”[3]
我们知道，「理性」是欧洲十七世纪之后才有的概念，在这里、约翰·司各脱把「理性」置于信仰之上，他的观念也太超前了，难怪连罗素也觉得惊讶。
罗素强作解人：公元6-8世纪、“希腊文化”在爱尔兰
“为了理解这样一个人物的出现，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圣帕垂克以后数百年内的爱尔兰文化。姑且不论圣帕垂克是英格兰人这一令人不快意的事实，尚有两项其他几乎同样令人不快意的事情：首先，在圣帕垂克到达爱尔兰之前，那里已经有了基督徒；其次，不管他为爱尔兰基督教作出了多大贡献，爱尔兰文化并不起因于他（据某高卢人作家说）。当阿替拉以及哥特人、凡达尔人和阿拉里克相继入侵高卢地方时：‘大海这边所有硕学之士都逃往海外各地，特别是爱尔兰，不管他们逃往哪里，他们便给那里的居民带来巨大的学术进步。’假如这些人中有谁前往英格兰避难，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玖特人必将把他们消灭尽净；然而那些去到爱尔兰的人却与传教士结合在一起，成功地传播了在欧洲大陆逐渐消亡的大量知识与文明。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公元六世纪、七世纪和八世纪间，爱尔兰人当中尚残存着希腊语文知识，以及对拉丁古典著作的相当学识。”[4]
这样一来，“古希腊文化”残余的出处，除了拜占庭、阿拉伯之外又多了一个“爱尔兰”。
第一位欧洲经院哲学家：罗塞林
“第一位可视为地道的经院哲学家的是罗塞林。关于他，人们知道得不很多。他大约在公元1050年生于贡庇涅，在布列塔尼的罗什讲过学，阿贝拉德即在此地受业于他。公元1092年在莱姆斯宗教会议上他被指控为异端，因怕那些好动私刑的教士用石头将他打死而撤消了已说。他逃到英格兰，但在那里却竟至卤莽得抨击了圣安瑟勒姆。这次他逃往罗马，并在此同罗马教会达成和解。公元1120年前后他的名字就不再见于史乘了；他的死期纯然出于人们的臆测。除了一封写给阿贝拉德论三位一体的信以外，罗塞林的著作已全部佚失。
在这封信里他轻视阿贝拉德，并奚落阿贝拉德之受人阉割。这使得宇伯威克，这个很少动感情的人，也批评他不可能是个很好的人。除了这封信之外，罗塞林的观点主要是借助于安瑟勒姆和阿贝拉德的论战性的文章而被人知晓的。据安瑟勒姆所述，罗塞林曾说；诸共相只是flatus vocis，亦是‘ 声息’。若按字面解释，意思就是说，一个共相是一个物理的事件，也就是说，它发生于我们读出一个词的时候。然而，我们却很难设想，罗塞林曾做过任何这样愚蠢的主张。”[5]
经院哲学的核心人物：托马斯·阿奎纳
托马斯·阿奎纳（1224/1225-1274年）是所谓“经院哲学”的核心人物，据说他所著的《神学大全》是天主教神学的权威著作。后来的“经院哲学”天主教教义，都奉之为圭臬。
然而，托马斯·阿奎纳的事迹，尤其是其著作实为后世所编。
《神学大全》是怎样一部书呢？
该书汉译本正文十七册，加导读及中文索引共十九分册，总计近八千页、字数超六百五十万。共讨论了613个题目，以3093节系统的铺陈，在论天主的信理、论人行为的伦理、基督论和圣事论各方面展开详细论述。各分册题目如下：
第一集，包括三册：
第一册《论天主一体三位》(1-43题,636页)
第二册《论天主创造万物》(44-74题,338页)
第三册《论创造人类与治理万物》(75-119题,522页)
第二集，分为两部、共九册：
第一部
第四册《论人的道德行为与情》(1-48题,475页)
第五册《论德行与恶习及罪》(49-89题,447页)
第六册《论法律与恩宠》(90-114题,371页)
第二部
第七册《论信德与望德》(1-22题,287页)
第八册《论爱德》(23-46题319页)
第九册《论智德与义德》(47-79题,363页)
第十册《论义德之功能部分或附德》(80-122题,476页)
第十一册《论勇德与节德》(123-170题,476页)
第十二册《论特殊恩宠》(171-189题,328页)
第三集，包括五册：
第十三册《论天主圣言降生成人》(1-26题,394页)
第十四册《论基督之生平与救世事迹》(27-59题,497页)
第十五册《论圣事:概论、圣洗、坚振、圣体、告解》(60-90题,584页)
第十六册《论圣事:终博、神品、婚姻》（补编1-68题,613页）
第十七册《论肉身复活的问题》(补编69-99题,及两题附录,499页)
从托马斯·阿奎纳的年谱来看，他从41岁之后开始（1266 年）开始撰写《神学大全》第一集，并于六年后（1272 年）完成第二集，之后一年间（1273 年12 月6 日止）继续编写第三集，1274年3月7日辞世。[6]
可知他创作《神学大全》前后不过七、八年时间。
托马斯·阿奎纳的年谱（节录）[7]
1224年底或1225年初
生于「干岩」的罗卡塞卡( Roccasecca) 古堡，距离位于罗马与拿坡里之间的阿奎诺(Aquino) 小城不远。父亲伦道夫( Landolpho )公爵是龙句巴达( Longobarda )的贵族，皇家的姻亲;母亲为德奥多拉( Theodora) ，出自基思卡(Guiscard) 名门之后，多玛斯在十二名兄弟姊妹中排行最末。
1259-1269年
三十四岁，留居意大利。1259年教宗亚历山大四世委任多玛斯为教廷神学顾问，并在附属教廷的「国会研究院J (Stadium Curiae) 教授神学，历时十年间，一直为历任教宗所器重。多玛斯先后在阿那尼(Anagni) 、奥威亚多(Orvieto) 、罗马(Roma) 及维代尔波(Viterbe) 等地讲学。为了能专心治学，他曾拒绝教宗伍朋四世与克来孟四世希望晋升他为拿坡里主教的美意。
1266 年开始审查并注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著作，接着注释政治学与分析学，为使亚氏的思想成为帮助人理解信德的工具，他因而钻研了希腊哲学家最重要的著作，1269年他回到巴黎后，继续批注了亚氏其他四本著作，多玛斯把亚氏思想的精华已经让学界更加清晰的认定，也完成大雅博的心愿。
1266 年开始撰写《神学大全》第一集。
1269-1272年
四十四岁，重返巴黎大学任教，期间与许多不同派系的哲学家辩论，是中世纪哲学史上著名的「巴黎大论战」。他以《论灵修生活之成全》与《驳反对人度修会生活之邪说》两本既精辟创新又犀利解析的论述，化解了全部的攻击，又以《驳亚威洛哀主义---论理智的统一》和《驳抱怨者---论世界之永恒》两本著作厘清真理，致使其他学派在遭受教廷谴责后逐渐衰落消失。
完成《神学大全》第二集。
1272-1273年
到拿坡里，筹划开办道明会的神学院，继续教学生涯。撰写《神学大全》第三集前九十个问题，直至1273 年12 月6 日为止。贝典道( Petitot) 说:《神学大全》不但是多玛斯深思熟虑的结晶，也是他祈祷中深刻默想的美果。
1274年
正月奉教宗额我略十世之召，准备去参加里昂第二届大公会议，却在途经控女居住的玛恩萨城(Castello di Maenza) 时重病不起;多玛斯要求被送往褔萨诺瓦的本笃会院(Abbazia Cistercense di Fossanova) ，于三月七日辞世，得年五十岁。
从常理来讲，这部《神学大全》不可能是托马斯·阿奎纳的著作。
道理很简单，托马斯·阿奎纳是十三世纪人，造纸术是在文艺复兴前夕导入欧洲的，具体来说欧洲造纸工业在十四世纪初从意大利开始建立。[8]
从托马斯的年谱来看，《神学大全》的写作时间满打满算不过七、八年，在当时缺乏书写载体（当时主要书写材料为羊皮）的情况下，在七、八年时间里写出一部六百多万字的著作，绝无可能。
不要说创作，就拿将这部著作翻译成中文的实例来说，台湾前碧岳学社社长周克勤（1925∼2007）先生为西德敏斯特大学哲学博士、学养深厚，在他邀约下，当年学界精英济济一堂，以拉丁文为主、多国语言（德、法、西、意、英）为辅，借助各种现代化科技手段，全心投入翻译工作，最后由周博士统稿。历时三十年的毅力与坚持，到周博士2007年2月辞世，都未及见到2年之后《神学大全》的出版。
更有甚者，托马斯·阿奎纳在写作《神学大全》的这七、八年间，并不是一门心思埋头于这一事业，在此期间他还同时写了大量其他著作。在其五十余岁的生涯中，著作字数超过一千五百万字，可谓“人有多大胆、书有多大产”。
圣托马斯﹒阿奎纳重要著作一览[9]
一、圣经注释类
1. 《约伯传》注释（1260年）
2. 《达味圣咏》注释（1272-1273年）
3. 《雅歌》注释（遗失）
4. 《依撒意亚》注释（1256-1259年）
5. 《耶肋米亚》注释（1268年）
6. 《亚肋米亚》、《哀歌》注释（1264-1269年）
7. 《四部福音》金环注释集（1261-1267年）
《玛窦褔音》注释（1256-1259年）
《若望褔音》注释（1269-1272年）
《圣保禄书信》注释（1259-1273年）
二、亚里士多德著作注释类
l. 《命题论著作》注释（1269-1272年）
2. 《分析学后论》注释（1268-1272年）
3. 《物理学者八卷著作》注释（1268-1271年）
4. 《天地论著作》注释（1272-1273年）
5. 《生成与朽毁论》注释（1272-1273年）
6. 《气象学者之著作》注释（1269-1272年）
7. 《灵魂论》注释（1267-72年）
8. 《论感官与感觉物》注释（1267-1272年）
9. 《论记忆与记忆力》注释（1267-1272年）
10. 《形上学者之十二卷著作》注释（1270-1272年）
11. 《伦理学十卷》注释（1266-1269年）
12. 《政治学者之著作》注释（1269-1272年）
13. 《原因论》注释（1270年）
三、集成类
1.彼得隆巴大师《语录》四卷注释（1254-1256年）
2. 《驳异大全》（1261-1264年）
3. 《神学大全》（1266-1273年）
4. 《问题辩论》（1269-1272年）
《论真理》（1256-59年）
《论潜能》 （1265-68年）
《论灵性受造物》（1268年）
《论灵魂》（1269年）
《论一般德行》（1269-72年）
《论恶》（1269-72年）
《论仁爱》（1269-72年）
《论望德》（1269-72年）
《论兄弟间之劝善规过》（1269-1272年）
《论道成肉身的结合》（1269-1272年）
5. 《十二卷问题随答》（1256-1272年）
四、辩解论述类
1. 《教宗伍朋四世---斥责希腊人之谬误》（1263年）
2. 《神学纲要一致极可爱挚友同伴雷巨纳》（1272-1273年）
3. 《论信仰之理由，驳撒拉采人、希腊人及亚美尼亚人---写给
安提约基的歌颂者》（1261-1264）
4. 《论爱德双诫与天主十诫》（1273年）
5. 《虔释信经》（1273年）
6. 《虔释天主经》（1273年）
7. 《虔释圣母经》（1273年）
8. 《致巴诺米塔总主教一-论信条与教会圣事》（1261-1268年）
9. 《答复修会总教师若望维采兰的若望弟兄:论道明会会规第
四十二条款》（1271年）
10. 《答复威尼斯之赋有读经职务者读经员---论三十六条款》（1271年）
11. 《答复拜占庭之读者书---论六条款》（1271年）
12. 《论天主圣言与人言的不同》
l3. 《论圣言理智之性质》
14. 《致极可爱挚友同伴雷鉅纳---论单纯实体或天使之众性》（1268年）
15. 《驳亚威洛哀主义---论理智的统一》（1270年）
16. 《驳反对孩童进入修会生活之邪说》（1270年）
17. 《论灵修生活之成全》（1270年）
18. 《驳反对敬礼天主与宗教者》（1256年）
19. 《致塞浦路斯王---论领导者之管理》（1267年）
20. 《致巴邦公爵夫人书---论犹太之管理》（1270-1271年）
21. 《致修会总师长---论赦罪之形式》（1269-1272年）
22. 《致主教代理杜岱谛---论第一个教令》（1259-1268）
23. 《致主教代理社岱谛---论第二个教令》（1259-1268）
24. 《致雅各布伯骑士---论命运书》（1269-1272 年）
25. 《致极可爱挚友会兄雷鉅纳---论占星术》（1269-1272年）
26. 《驳抱怨成性者---论世界之永恒》（1271年）
27. 《论个体化之原理》
28. 《论存有与本质》（1254-1256年）
29. 《致希维思隆兄弟---论自然界之原理》（1255年）
30. 《论物质本性及其知其有限却不可估计体积的幅度》（1252-1256年）
31. 《致斐理伯教授---论元素之混合》（1271年）
32. 《致某位高山峻岭的士兵---论自然之隐而不止的进展》（1269-1272年）
33. 《致斐理伯教授书---论心之动态》（1270-1271年）
34. 《论剎那时间》 De instantibus
35. 《论四种对当或反面>> De quattuor oppositis
36. 《论证明》 De demonstratione
37. 《论诈骗，致某些驰名的艺术人》（1244-1245年）
38. 《论模态命题》（1251年）
39. 《论依附体之性质》 De natura accidentis
40．《论类的性质》De natura generis
41. 《论按规定的时刻买卖》（1262年）
42. 《波其武三位一体论》注释（1255-1261年）
43. 《波其武周期论》注释（1260年）
44. 《狄奥尼修神名论》注释（1268年）
45. 《耶稣圣体瞻礼之日课经「教宗伍朋四世敕撰」》（1264年）
46. 《以书信:论读书之方法》Epist. De modo studendi
47. 《论秘密》De secreto（1269年）
48. 《取用达伦塔夏伯铎之著作,答复若望维采兰兄弟--论108条款》（1265-1267年）
49. 《答复卡西诺会院伯尔纳德院长书》（1274年）
50. 《论天主教信仰与天主圣三》之第一教令及
《但是我们判罪》之第二个教令注释（1259-1268年）
51. 《致某位若望---论获得属神的智慧之方法》
五、证道类
《弥撒证道文集---常年期主日和各类节日》（1273年）
《虔诚朝拜「耶稣圣体之颂祷文」Adore t)》
《神学大全》概出于17-18世纪耶稣会士之手
《神学大全》大量引述各种各类不同作家的著作，而在12-13世纪左右从欧洲各地藏书的种类与规模上来说，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书籍存在，即使是大的修道院、大教堂、最多也不过几十册藏书，所藏图书的种类也主要限于圣经、传教手册方面的内容。就上述「托马斯﹒阿奎纳重要著作一览」所见，仅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达十三种之多，而实际上，当时的西欧并不知道有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所谓传自阿拉伯文献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其实也是虚构，更何况在十六、七世纪之后才开始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呢？
更为重要的是，从《神学大全》所列的613个题目来看，基本上都脱离13世纪的时代背景。当时正是蒙古帝国向西方经略的高峰期，从时代的需要来说，《神学大全》的那么多主题放在13世纪，大多数是无的放矢。
换个思路，看看《神学大全》的613个题目最适合欧洲的那个时代呢？我们知道，这些题目看上去林林总总、数量很多，实际上不过是企图将“理性”与“启示”相调和，而欧洲“理性”的概念是受到了宋明理学的影响，具体来说，《神学大全》的背景应该是在耶稣会士向欧洲传来大量的关于中国的信息，《神学大全》中多处将仁、义、礼、智、信这样的概念与天主的神圣性进行比对、条分缕析，不厌其详，因而不能排除为了调和“理性”与“启示”的矛盾，维护天主教摇摇欲坠的思想体统，《神学大全》的创作出于耶稣会士集体手笔的可能。
经院哲学的特点：
第一，引进“理性”概念，试图与神学“启示”概念相调和。
第二，推崇亚里士多德。
第三，注重“辩证法”和“三段论法”。
“经院哲学，就其狭义来说，早在公元十二世纪初叶便已开始了。作为哲学上的一个学派，经院哲学具有某些鲜明的特征。第一，它被各该作者局限于自己视为正统教义的范围之内；如果他的意见受到宗教会议的谴责，他常常自愿撤消其意见。这完全不能归咎于个人的懦怯；倒是类似一个法官之服从上级法院的判决。第二，公元十二、十三世纪里，人们对于亚里士多德逐渐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在正统教义的范围内亚里士多德越来越多地被公认为最高权威；柏拉图再也保持不住首要的地位了。第三，经院哲学家都非常相信“辩证法”和三段论法的推理；经院哲学家的一般气质，与其说是神秘的莫如说是烦琐的与好辩的。第四，由于人们发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诸共同问题上意见有所不同而把这一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然而，假如认为当时哲学家们主要关心的是共相问题，却可能是错误的。
公元十二世纪，在这一问题和在其他问题上同样，给产生了许多伟大人物的十三世纪开辟了道路。然而早期的经院哲学家是怀抱着先驱者的兴趣的。在教条尚未使得思辨过于危险的场合下，尽管人们崇敬亚里士多德，他们也还是有一种精神上的自信，和一种自由活泼的理性运用。经院主义方法的缺点是过分强调语言上的区别和其精微意义。在论柏拉图时我们曾经述及这方面的缺点，但在经院哲学家中，这些缺点却具有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10]
这里，罗素对第一个特点表述不是很明确。让我们来看经院哲学核心人物托马斯·阿奎纳在其《神学大全》中对这一问题的演绎。
《神学大全》开篇第一个问题就讨论「理性」
这里单刀直入，《神学大全》613个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试图扭转当时社会思潮中对「理性」观念倚重的倾向，调和「理性」与「启示」的关系。
问题：哲学学科之外，是否还需要另外一种教学或学问？
质疑：
哲学学科之外，似乎并不需要另外一种教学或学问(doctrina) 。
因为:1 .人不应该追求超越理性的事物，依照《德训篇》第三章22节所说的: 「超乎你能力的事，你不要研究。」可是那些隶属于理性的事物，在哲学学科中已有充分的研究。是以，哲学学科以外的其它教学或学问是多余的。……
反之：
《弟茂德后书》第三章16节却说: 「凡受天主默感所写圣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可是，天主所默感的圣经，并不属于由人理性所发明的哲学学科。所以，除了哲学学科之外，另有一种为天主所默感或启发的学问，是有益处的。
正解：
我解答如下:为了人的得救，除了由人理性所探讨的哲学学科之外，还需要某种根据天主启示的教学或学问。首先是因为人之指向天主有如指向目的，而这目的却是超越理性的目睹或认知的，依照《依撒意亚》第六十四章3节所说的:「是人从未听过的，耳朵从未听过，眼睛从未见过」。人既然应该把自己的意向和行为指向目的，那么人就必须先认识那个目的。是以，为了人的得救，需要把某些超越人理性的事物，藉由天主的启示而揭示于人。
而且，有关天主的事物，即使是那些人的理性所能探讨的，人亦需要天主的启示来教导。因为由理性所研究出来的有关天主的真理，只有少数人经过长时间才能获得，而且掺杂有许多错误；可是，人的得救完全有赖于对此一真理的认识，因为人的得救就在于天主。因此，为了使人更容易、更确实地获致得救，人需要由天主的启示来教导有关天主的事物。
所以，除了以理性所研究的哲学学科之外，还需要有一种基于启示的教学或圣道。
释疑：
1.虽然人不应该用理性去追究那些超越人知识能力的事物，但若这些事物已为天主所启示，则应该用信德去接受。因此，那里第25节继续说：「因为，你已见到许多，人类不能理解的事」。而圣道正是关于这些事物的。
2.不同的认知原理或出发点，产生不同的学问。因为天文学家和自然或物理学家都证明同一结论，比如说「地球是圆的」；但天文学家是用数学的方法，即无视于物质的抽象方法，而物理学家则是用观察物质本身的方法。是以，同样的事物，哲学学科根据其为自然理性之光所能认知的一面来研讨它们，而另一学问则根据其为天主启示之光所认知的一面来研讨它们，这并无不可。所以，属于圣道的神学，与被列为哲学之部分的神学，二者不属于同类。[11]
请注意，这里的「哲学」指“七艺”之学。
伪造另一部《神学大全》
与托马斯·阿奎纳《神学大全》（1266-1273年）大体同时，还伪造了另一部《神学大全》（1270-1275年），作者是托马斯·阿奎纳的老师，名叫「大」阿尔伯特。为何在名字前加上一个「大」字呢，据说是因为他所写的著作甚丰。十九世纪时，在这位十三世纪人物「大」阿尔伯特名下被加上了大批著作。造伪者不知道在十三世纪时，欧洲不仅缺书、而且缺纸。
“阿尔伯特的著作甚丰，1890-1899年巴黎版有38卷。著作年代有许多还是悬而未决的……1270-约1275年，其时，阿尔伯特写了他的《神学大全》，置阿奎纳的《神学大全》于不顾。”[12]
“在他的时代，他以「大」阿尔伯特而闻名，主要是由于他看起来无所不知和多产，甚至在神学家当中也是引人注目的。……对于我们来说，他的重要性在于，他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与其说是由于他思想的创造性，不如说是由于他对正常的人类知识的界定和坚定不移的认识，其中特别是对哲学，他把哲学看做一种有效的和有用的对于真理的洞察……”[13]
当时连“哲学”的概念也还没有，不要说“真理”的概念了。
中世纪“神学的双峰”
「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阿奎纳与「方济各会」修士波纳文图拉被后世称为中世纪“神学的双峰”。托马斯·阿奎纳的老师是大阿尔伯特；而波纳文图拉是圣方济各本人的追随者。其活动时间在十三世纪，当时不仅没有多少书籍、文献，而且教会规定不得研习天主教以外的著作。如多明我会“1228年章程曾禁止他们研习异教徒和哲学家的著作。”[14]
实际上，「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属于较早时期天主教的苦修派，与后来天主教的另一个修会「耶稣会」注重学术的特点大不相同。「耶稣会」成立（1540年）比「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约晚三百年，在中国传教、接触中国文化的主要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学习汉语语言使用的是中国的《四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得比较系统。
耶稣会“理性”概念的来源：耶稣会士使用汉语课本为《四书》
“17世纪，「四书」是新到中国的耶稣会士的主要汉语教材。作为中国官方文化在基本的内容，「四书」成为利玛窦将儒学和基督教相结合的根据之一。”
耶稣会采用张居正的《四书评注》
“《中国哲学家孔子》，即耶稣会1687年在巴黎开始的对「四书」中的「三书」进行的为期很长的翻译计划。和利玛窦一样，作为编者的柏应理和耶稣会士翻译者们摒弃了宋代新儒学的阐释，采用明代著名官员张居正的评注。”[15]
“耶稣会”为天主教对抗“理性”概念的堡垒
“然而在18世纪，也有不少新教徒看到了耶稣会在教育领域和海外传教中的积极贡献。因此对于耶稣会来说，在这一百年中，它真正的劲敌是启蒙运动和共济会成员，共济会成员不仅反对神职制，而且还有人敌视基督教本身。然而在贵族和上层市民中，启蒙运动和共济会的思想却引起越来越大的反响，并逐渐在天主教国家中占得上风。大多数人接受了启蒙运动的观念，把人的理性视为思想和行为的准绳。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耶稣会、耶稣会的学校和大学教授均已逐渐演变为阻挠进步思想传播的最强大的传统力量，演变为天主教会最顽固的堡垒。”[16]
耶稣会学校设“文科七艺”
“根据耶稣会的教学纲要，高等教育的初级阶段在大学预备班中完成。在预备班中就已经开设所谓「七艺」课程。正常情况下，这部分课程应在大学的「人文科学系」学习。「七艺」由「三艺」，即语法、修辞、辩证法和「四艺」，即代数、几何、天文和音乐组成。耶稣会侧重讲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因为「七艺」是所有大学生必修的基础课，所以它在大学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耶稣会士也因此尽量接管大学的「七艺系」，或在许多设有大学预备班的耶稣会中学中开设七艺课。结果，在神圣罗马帝国中，除了萨尔茨堡和富尔达两处本笃会大学外，其它天主教大学的七艺系都掌握在耶稣会手中。此外，除了上述两所大学，耶稣会还掌握着天主教的神学系，如在美因兹、特里尔、科隆和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神学系学生年龄一般在17-20岁之间，他们主要学习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神学和实证神学以及辩论神学、决议论、教会法和圣经学。”[17]
听说中国有一个“六艺”的概念，就造一个“七艺”出来。
西方的教育体制起源于「耶稣会」
“耶稣会透过用心的思考，以及不断改良的教育方法，开始在办学上大放异彩，终成历来教育界最明亮的一颗星。他们的学校除教导宗教教义之外，也讲授俗世学问而且对学生关心体谅，无出其右。他们的成功主要在师资精良。……其师资养成计划，课程严格详密，修业时间漫长……
耶稣会创办学校极多，及至十七世纪中期，欧洲学校与学生人数甚至比十九世纪中期还高……，教育投资的回报，果效立见。一时人才辈出，思想的星空一片灿烂，从笛卡尔、伏尔泰，到许多优秀哲人、学者和科学家，都是耶稣会士教育出来的人才。这些才智聪敏的学生把师们所授的教理信条学得如此精通，有人接下来却回头倒打师门，他们遂成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领袖；在他们眼里，教会是「无耻的玩意儿」，非把它打倒打烂不可。”[18]
西方高等教育起源于“文科七艺”
“在中世纪全盛时期中，高等教育似乎完全属于教会的指导和监督，如同在以前的时期一样。在早期的阶段，教育的种种形式基本上也是一样的。然而，随着文化和知识追求的普遍提高，教育制度也经历了一些改变。因为以前的隐修院学校、大教堂学校和圣职团的学校在很多地方没有获得良好的发展，一些(不属于隐修会或圣职团的)学者独立地选择了「当教师」为自己一生的职责，尤其在Paris( 巴黎)和Bolonia( 博洛尼亚)是这样的。这些教师非常能干，而且他们施用新的逻辑学方法(die neue dialektische Methode) 来处理哲学和神学问题(在巴黎)以及罗马法和教会法(在博洛尼亚) 。
因此，很多学生来向这些老师求教，他们这样推动了学术和教育的一次新的崛起。这些「自由的学校」在开始的阶段没有规律，也没有稳定性，但大约在1200 年前后它们完成了一个关键的发展并形成一些高等的学府，首先在巴黎的Seine (塞纳河)的岛上，在Notre Dame( 圣母院)大堂的地区。
这种发展意味着，一些新型的最高级的和普遍的教育机构形成了。主要的学科是:神学、法学、医学，而这些学科的共同基础和「预备课程」是哲学，即所谓的artes( 或artes liberales「自由学科」，即语文、修辞学、逻辑学、数学、几何、天文学、音乐)。”[19]
这里，将“七艺”总合起来称之为“哲学”。
大学的名称起源于“德国”之说
“这些学科的老师们形成一个「协会」为了确保他们的利益，创立了自己的「制度规章」以及获得了国度和教会的认可，又获得很多重要的特权（个人安全、自治权、自由的法院、免税的权利、颁发学位的权利，而上课的圣职人员可以暂时离开自己的教区）。这些高等学府在中世纪通常被称为studium generale （普遍学院) ，与那些只包括个别学科的studium particulare（局部学校）有区别。在14 世纪末，人们才开始称这些学校为universitas (大学) ，因为它们包含一切学科(universitas literarum「各学科的大一体」)---这种称呼最早出现在德国。”[20]
德国在十九世纪是西方高等教育的标杆，英国、法国、美国都争相效法德国教育体制。14 世纪末“大学”的概念出现之说不奇怪，西方的大学造自身悠久历史以高远其所从来，历史太短的话面子上也挂不住。
剑桥、牛津“大学起源”的传说
“多个世纪以来，英国学者对这两所学校的年纪轻轻和名声平平颇为敏感，有人竟编出荒唐滑稽的谱系史来弥补这些所谓的弱点，比如说早在16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高层人物约翰·奇斯（John Caius）医生写道，剑桥大学的创建者乃是6世纪亚瑟王手下的官员、西班牙王子坎泰伯（Cantaber）。牛津大学的说法同样可笑，有的竟声称牛津大学建校者是凯撒大帝，还有说是追随特洛伊的布鲁图而来的希腊教授，‘至于建校时间，大约是《撒母耳记》所载的以莱担任以色列法官的时期。’”[21]
传说大家编，欧洲“史学家”各取所需。
圣奥古斯丁的著作出现于“新柏拉图主义”诞生之后
奥古斯丁的著作被推崇为“第二部圣经”。然而，他的著作实际上并没有对基督教教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奥古斯丁在一个行省里为一个小圈子里的人写作、讲学，这个地方很快就被野蛮人的汪洋大海所吞没，最终被并入伊斯兰的大帝国。他没有统辖任何团体，也没有建立学校，他对教会的直接影响，除了在贝拉基主义之争（Pelagian controversy）上以外，也没有多大，他在地球上的一切遗迹很快就消失了……” [22]
“多少世纪，人们都阅读他的著作，这些著作既不了解、也不关心哲学，而且，若不是十三世纪巴黎的历史环境，他的追随者也决不会呼吁发现与捍卫他的哲学教诲。”[23]
“十三世纪巴黎的历史环境”这句话是关键，后世欧洲学者为了伪造“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历史，将十三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装扮成了一位无所不能的“基督教哲学”大师，同时利用较早时期的另一部伪书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将奥古斯丁编造成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先驱。
托马斯·阿奎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奥古斯丁则传承了“柏拉图”的衣钵。奥古斯丁“在好几处重要的观点上，他的思想是符合于柏拉图主义（即新柏拉图主义）的，或他所认为的柏拉图主义。”[24]
问题就在这里，“新柏拉图主义”是十五世纪之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缔造”的哲学，因而，奥古斯丁著作的炮制时间一定不会早于“新柏拉图主义”的成立。实际上，十六世纪梵蒂冈打造辉煌的“罗马城”时，最需要的就是《上帝之城》这部奥古斯丁的“作品”。
《亚里士多德全集》拉丁译本直接译自“希腊文”的故事新编
“在引用亚里士多德著作时，阿奎那都采用仅出自希腊文的译本，而不用由阿拉伯文译出的文字。据说正是在他的倡导下，‘布拉班的威廉’William of Brabant在1273年完成了（无疑有他人佐助）一套由希腊文逐字译为拉丁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全集」，这取代了翻自阿拉伯文的旧译本。”[25]
到了较晚时期，更有造伪者干脆撇开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中世纪阿拉伯来源与文艺复兴前夕拜占庭来源，杜撰出了古希腊文亚里士多德著作早期直接翻译为拉丁文《亚里士多德全集》的「故事新编」。
如上所述，不论是中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阿拉伯哲学、经院哲学，还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概念，都是出于维护“伪古希腊”概念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故事。
详见：董并生专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255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2] 百度百科「经院哲学」
[3]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中译本上卷第49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
[4] 这个问题在《剑桥中世纪史》中，议论得颇为审慎，见第3卷第19章，其结论则肯定爱尔兰人的希腊语文知识。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中译本上卷第491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
[5]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中译本上卷第530-531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
[6] 详见[意]多玛斯·阿奎纳《神学大全·导读手册》，民国97年8月中华道明会、碧岳学社联合出版
[7] 详见[意]多玛斯·阿奎纳《神学大全·导读手册》第11-18页，民国97年8月中华道明会、碧岳学社联合出版
[8]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1版第1册第468-470页，三联书店1992年11月
[9] 详见[意]多玛斯·阿奎纳《神学大全·导读手册》第19-25页，民国97年8月中华道明会、碧岳学社联合出版
[10]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中译本上卷第529-53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
[11] [意]多玛斯·阿奎纳《神学大全》第1册第2-4页，民国97年8月中华道明会、碧岳学社联合出版
[12] [英]大卫·瑙尔斯《中世纪思想的演化》中译本第329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5月第1版
[13] [英]大卫·瑙尔斯《中世纪思想的演化》中译本第330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5月第1版
[14] [英]大卫·瑙尔斯《中世纪思想的演化》中译本第327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5月第1版
[15]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6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16] [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中译本第79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17] [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中译本第68-69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18] 巴森《从黎明到衰颓：五百年来西方文化生活》中译本第92页，台北猫头鹰出版2006年7月
[19] [德]毕尔麦尔等编著、[奥]雷立柏译《中世纪教会史》中译本第280-281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5月
[20] [德]毕尔麦尔等编著、[奥]雷立柏译《中世纪教会史》中译本第281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5月
[21] [英]柯瑞恩《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中译本第7页，三联书店2013年9月
[22] [英]大卫·瑙尔斯《中世纪思想的演化》中译本第86-87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5月第1版
[23] [英]大卫·瑙尔斯《中世纪思想的演化》中译本第74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5月第1版
[24] [英]大卫·瑙尔斯《中世纪思想的演化》中译本第73-74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5月第1版
[25] 1273年布拉班的布道团教士威廉，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由希腊文逐字地译成了拉丁文，学者受其泽惠，自彼时持续至今。此译著盖应多明我会的托马斯·阿奎那所要求而作。（《斯拉夫人编年史》Slauischen Chronik，见于Lindenbrog的《北日耳曼史著汇编》，1706，p.206，参看Jourdain,67）转引自[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三版中译本第1卷下册第548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西方伪史已经污染了中国的史学传统——论“西方伪史”辨伪之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