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并生：西方学者杜撰“亚历山大里亚学术中心”神话
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
按照伪史叙事，马其顿蛮王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其部将托勒密组建了托勒密王朝，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建成了据说长达六公里的图书馆，同时还建了规模宏大的博物院，并由国家出资，养了一大批职业学者、科学家。
“托勒密朝诸王曾经在亚历山大里亚奖励学术，罗致学者，这一方面是由于国王们自己对学术有兴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有十分适合的条件。他们建立了著名的大图书馆，并且把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藏在馆内；凯撒毁灭了这图书馆，但是以后又重建了。那里还有一座博物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院，当时有许多哲学家和专门学者住在里面，领着薪俸，除了研究学问以外没有别的职责。以后，这一类的学术机关在雅典也设立了，每一个哲学派别都有它自己的公开的会所，不分轩轾。”[1]
太阳像伯罗奔尼撒一样大
阿那克萨戈拉（Anaragoras）“宣称太阳是一块红热的金属，比伯罗奔尼撒半岛还要大。”[2]
本来古希腊人知识非常贫乏, “希腊人的思想还受到缺乏知识的妨碍,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看来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他们简直对人类的以往毫无所知，最多不过有些锐利的猜测。他们的地理知识超不出地中海盆地和波斯边境的范围。……他们的天文观念还处在初步推测的状态，阿那克萨哥拉非常大胆，把日月设想为巨大的天体，巨大到太阳大概和‘整个伯罗奔尼撒一样大。’”[3]
就是在这样一种非常低级的学术基础之上，进入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世纪），一下子就可以凭空测量出地球的直径。据说亚历山大里亚的科学家“埃拉托斯特测量地球大小所得出的数据,与实际直径只差五十英里。”[4]
“把一个球面上的天文位置,就是想象的黄纬圈和子午圈,去和旅行家和官员们所报告的城市、河流和海岸的位置联系起来，这就等于量度地球的大小。第一次完成这样工作的是博学院院长赛瑞尼（Cyrene）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公元前275-194年），他求得的圆周值是24,700哩，误差只250哩。”[5]
亚历山大学校的“神话”
“亚历山大的去世使希腊摆脱了对马其顿的屈从，造成了希腊人对亚里士多德亲自创建并与亚历山大本人有联系的雅典学园教师的迫害。在这一迫害中，连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未能幸免。他在离开雅典时说，他不忍心再给雅典人对哲学犯罪的机会。当雅典人判决亚里士多德死刑时，他们已经没有机会执行这一判决，因为亚里士多德在离开雅典数月之后已在呼勒吉迪亚去世了。
在此情况下，那些受迫害者自然要去寻求与他们的哲学倾向相一致的新的避难地，于是他们就选择了由亚历山大亲自设计建造的这个亚历山大城为归宿地。在这个被誉为地中海滨最美丽的城市中，受迫害者兴建了他们的学校，这个学校传播逍遥派哲学达8个世纪之久，直至穆斯林征服它为止。
在亚历山大城里开办了一所倾向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学校，其创建人是柏拉图的弟子安莫纽•萨卡斯（公元175-250年），这位柏拉图哲学最伟大的革新者，以「负囊者」而著称于世。”[6]
亚历山大里亚派的哲学成就
“亚历山大里亚从很早的时候起，尤其是在托勒密朝的时候，曾经是学术重镇。这座城市是各种科学的中心点，东方和西方各个民族的宗教与神话，以及他们的历史，都在这里交流混合，——这种结合，从宗教方面说，是采取多方面的形式的。……比较纯粹的产物，就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哲学。
……在亚历山大里亚发生过一种哲学，并不傍依某一特定的古代哲学派别，而是把一些不同的哲学系统结合起来，特别是结合毕泰戈拉派、柏拉图派、亚里士多德派的哲学，并且阐述这些派别的哲学，所以这种哲学常常被称为折衷主义。……
亚历山大里亚派拿柏拉图哲学当作基础，但是却利用了整个哲学的发展，这个发展，他们是在柏拉图之后通过亚里士多德和以后的各种（斯多葛派）哲学而获得的；换句话说，他们以一种更高的文化把这些哲学系统重新武装了起来，——在柏罗丁那里，我们并找不到反驳。
在这种更高的文化里，特别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则，就是认为绝对本质应该是自我意识，认为自我意识正是相对本质的本质，因此自我意识也就在个别的意识里面。……但是在更高的意义之下，有一个对于理念的更进一步的观点，就是把以前的那些个别的、片面的、仅仅包含理念的环节的原则结合起来，——以一个更具体、更深刻的理念把这些环节结合为一。因此柏拉图也是折衷派，他结合了毕泰戈拉、赫拉克里特、巴门尼德；因此亚历山大里亚派也是折衷派……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惯常被人称为“折衷派”
……不过，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并不是折衷派。……亚历山大里亚派有更深刻的观点，他们既是毕泰戈拉派，也是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过去的一切哲学系统，都可以在他们的系统里找到它们的地位。”[7]
“一切较早的哲学系统都消失在新柏拉图派哲学里面。新柏拉图派与以前的各个学派不同，并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学派；它只是把一切哲学在自身中结合起来，以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毕泰戈拉派为他们的主要特色。与这种研究相结合的，是对各种著作的考释，其目的是把它们的哲学思想结合起来，指出它们的统一。新柏拉图派的哲学大师们所做的工作多是讲解各种不同的哲学著作，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8]
亚历山大里亚派对所谓的“哲学史”有什么贡献吗？没有！
亚历山大里亚派的哲学家们，据说不过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了注释或摘要工作而已。“安莫纽·萨卡斯（负囊者）据说是这个学派最初或最出名的教师之一；他死于基督降生后二四三年。可是他没有任何著作流传下来；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哲学的传说流传下来。——这时哲学工作最主要的方式是在于注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或对这些哲学作摘要。”[9]
“古代哲学家著作的注解，不是口述的，就是笔录的；我们现在还保存着许多这一类的注解，这些东西里面有一部分是很出色的。注解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是阿芙罗狄的亚历山大，罗得斯的安德罗尼柯，大马士革的尼古劳，还有波尔费留。柏拉图的注解者是努美纽，底尔的马克西谟。另外还有一些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学者详细地注解了柏拉图，因而同时也认识了另一些学派的哲学，并且对理念的各种不同的方式的统一之点也了解得非常清楚。最好的注解都出于这个时代；普罗克洛最大部分的著作是对柏拉图的个别对话等等著作的注解。”[10]
再看亚历山大里亚派主要哲学家柏罗丁。“柏拉图的思想和语言对柏罗丁是特别有支配力的。不过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他也同等有力；我们可以说柏罗丁是一个新柏拉图派，也同样可以说他是新亚里士多德派。他的书里有很多表现方法完全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亚里士多德所用的名辞像「可能性」、「现实性」等等，在柏罗丁的著作里也同样占重要地位。这些东西的关系是他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主要的是我们不能认为他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立；甚至于斯多葛派的思维、逻各斯他也采用了。”[11]
柏罗丁的著名弟子波尔费留写了柏罗丁的传记，把柏罗丁写成了一个有法术的人，黑格尔说：“应该把这种事让给文学去管。”柏罗丁的另一名弟子扬布利可，黑格尔评论道：“他的哲学著作并没有什么特色，只不过是一些编纂出来的东西而已。”[12]
另一位晚期亚历山大里亚派哲学家普罗克洛，于四一二年生于君士坦丁堡，于四八五年死于雅典，但大部分时间是同普鲁泰克一起在雅典居住和研究。……他首先到亚力山大里亚研究修辞学和哲学，后来才到雅典从普鲁泰克和柏拉图派须里安研究。在这里他先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后来研究柏拉图哲学。
更离谱，一般说来，西方不同宗教间相互排斥、很难相容，而这位新柏拉图派分子却能够兼容并蓄。“普罗克洛学习了一切有关秘法的东西、奥尔斐的诗歌、黑梅斯的著作以及各式各样的宗教社团：因此随便他到哪里，他对异教徒的崇拜仪式比那些专司仪式的祭司还知道得更清楚些。据说普罗克洛本人曾被导引进各种异教的秘法。他本人奉行最不相同的各个民族的一切宗教节日和仪式。他甚至知道埃及人的崇拜仪式，遵守埃及人的净化仪式和礼拜节日，并且他还在某些日子绝食、祈祷和唱颂神诗。”[13]
关于他曾经信奉很多的宗教这一点，他自己也曾说过：“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光是为一个城的崇拜仪式或少数人的崇拜仪式服务，那是不适宜的，他应该普遍地作全世界的祭司。”他认为奥尔斐是一切希腊神学的创始者；他特别认为奥尔斐和迦勒底的神论具有很大的价值。他曾在雅典教学。自然，他的传记作者马里奴还叙述他做出许多伟大的奇迹，如他曾使天下雨，并曾使酷热消减，如他曾使地震平静、曾医治很多疾病，并且曾经看见神灵的现身。[14]
“普罗克洛过着一种极其好学的生活；他是一个深刻的、思辨的人，并且掌握了极其广博的知识。我们不禁感到这样一个哲学家的见解和他的门人们后来在他的传记中对他的描述之间有矛盾。他的传记中所提到的神奇的事迹，在他本人的著作中一点儿痕迹也找不到。普罗克洛遗留下很多著作，我们也还保有多种。还有几种数学的著作，例如《论圆形》（De sphaera）就是从他那里得来的。他的哲学著作主要是一些对于柏拉图的对话的注释，对于不同的对话的注释发表在不同的时间，特别著名的是对于《蒂迈欧篇》的注释。但有几种只是手稿；古桑曾对这些手稿最全面地加以整理，并在巴黎出版。”[15]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安排亚历山大里亚派科学家与哲学家，不过是为了为虚构“古希腊哲学”编一个“伪学统”的“传承”简历而已。
这个“亚历山大里亚派哲学家”又称“新柏拉图派哲学家”，为后世虚构流派“阿拉伯哲学”及“经院哲学”的源头。
详见：董并生专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176-177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2] [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中译本上册第8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3] [英]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第十五版中文版第363页，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英]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第十五版中文版第406页，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5]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第1版第125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9月
[6] [伊拉克]穆萨•穆萨威《阿拉伯哲学——从铿迭到伊本•鲁西德》1977年阿拉伯文第二版中译本第19-2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1月第1版
[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174-177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177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9]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177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10] 同上第177-178页
[1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181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1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207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13]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208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14] 布鲁克尔：“批评的哲学史”，第二册，第三二〇页；邓尼曼，第六册，第二八四——二八九页；马里奴：“普罗克洛传”，随处可见（“柏拉图神学”，引言）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209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1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209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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