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考古学与科学技术的交叉融合不断深化，除了结合人们较为熟知的植物学、动物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环境学研究手段，应用生物学、生命科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也纷纷投入古代遗存的分析研究，为探索中国境内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科技，正在重塑现代考古。DNA破译历史密码当考古插上科技的翅膀，可以帮人们拨开历史的云雾与尘烟，一窥古人的生活图景。镌刻在古DNA中的人类演化史可以填补人类历史的缺失环节。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介绍，古基因组学最新的实验技术和分析方法能够从人类化石、骨骼遗骸或是曾经生活过的地层沉积物里提取到千年、万年乃至十几万年前的人类DNA，探究人类起源、演化的历史，破解已灭绝的古人类与现代人在基因上的关系。“我们团队解码了目前所知东亚最古老的现代人基因组——4万年前的‘田园洞人’。通过遗传分析可以看到，‘田园洞人’已经是遗传学意义上的东亚人，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其与古欧洲人的联系，让我们看到了东亚史前人群的多样性。”付巧妹介绍。此外，古DNA研究，还证实了我国福建古人群与南岛语系人群的同源性，揭示了新疆和青藏高原人群多元融合而相对连续的遗传结构等，帮助人们通过遗传的线索，追溯深藏的历史真相，从基因里窥见人类族群的迁徙、演变、融合的壮阔史诗。科技不但能帮助人们追寻古人类在地球上的足迹，还能帮助人们还原中西文化早期交往交流的事实。西周中晚期的“礼制改革”，不仅表现在青铜器上，而且在珠饰上也有所体现。西周的珠饰中有两类新材料，一是烧制滑石珠，二是釉砂。“带釉的烧制滑石珠作为最早的人工玻璃质材料起源于西亚或南亚，并向世界传播。经烧制后，滑石珠的硬度和颜色均会得到改善。”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益民介绍。而在河西走廊及中原，都发现了烧制滑石珠，它们是如何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的？据杨益民介绍，检测分析小河墓地出土的烧制滑石珠上残留的绿色釉后，考古人员发现其与印度哈拉帕文化的烧制滑石珠釉成分比较接近。“因此我们推测，烧制滑石珠工艺可能是从印度河谷通过中亚传播到南疆小河墓地一带，再传播到哈密东天山，再传到河西走廊，之后再从甘青地区传至中原。”杨益民说。借助科技，人们破解了一粒珠子内的乾坤，揭开了古时中外交往交流的一角。敦煌研究院多场耦合实验室

杭州亚运会火种，来自浙江良渚。亚运盛会，举世瞩目。火种，为何选自良渚？“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国以及该地区在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认同、社会政治组织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证据，同时揭示了从小规模新石器时代社会向具有等级制度、礼仪制度和玉器制作工艺的大型综合政治单元的过渡，代表了中国在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早期城市文明代表。”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或许就是答案。“良渚文化被发现前，虽然‘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广为流传，但因为缺乏考古实证，国际上一度认为，以殷墟甲骨和殷商时代青铜器为证，中华文明只能上溯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而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让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成为信史！它还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并为我们研究世界城市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参考。”良渚博物院社教专员沈奕婷对记者说。良渚博物院外景

9月26日至27日，第一届文物保护技术装备研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由国家文物局、重庆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编者按】考古博物馆，是集考古发掘、科学研究、文物保护等为一体的专题类博物馆，承担着普及考古知识、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历史研究院内的中国考古博物馆调研，先后参观文明起源和宅兹中国专题展，了解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重大考古发现，并不时询问相关研究工作进展。考古博物馆与一般的文博院馆有何不同？在这里能够看到什么、学到什么、体察到什么？让我们共同寻找答案。考古成果展现中国气派讲述人：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巩文自1921年仰韶文化发现以来，中国现代考古学走过了百年历程。100多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了丰厚成果。2019年，中国考古博物馆建设正式启动。几年来，中国考古博物馆一直在探索怎样用考古成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成不了大气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这项把少数变成多数的转化工作。”中国考古博物馆秉持“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理念，将经过田野考古科学调查发掘出来的文物从库房里解放出来，将生涩的考古学知识进行创造性转化；积极弘扬灿烂的中华文明、普及科学的文物考古知识，与人民大众共享百年考古学发展积累的考古成果，努力使考古成果惠及民众、服务社会，为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作贡献。馆内常设展厅7000多平方米，以“仓储式陈列，沉浸式体验”为特色。基本陈列以“历史中国鼎铸文明”为主题，以绵延5000多年而不断裂的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程为展陈主线，以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出土文物标本精品和专题档案文献精华为主要展品，分为“文明起源”“宅兹中国”“大国一统”“和融万方”“民族觉醒”五个专题，重点展示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不同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状况。展览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依据，传递最新的研究成果。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夏商周断代工程、甲骨文、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都城、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与体系等，都是几代学者的学术研究积累。同时，专家学者近年来在丝绸之路、南岛语族、海疆问题等领域的学术前沿探索，也在展览中得以体现。展览还适时嵌入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历史学、考古学方面贡献卓著的十余位学术大师的介绍，致敬他们的学养造诣与学术成就。同时，展览充分吸收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并对这两项重大科研项目在展线上予以介绍。博物馆是特殊的文化场所。贴近人民群众，就需要营造视觉、听觉、触觉等全方位的文化体验。沉浸式体验是我们在展陈策划中努力实现的目标。我们努力使用多种手段，营造恢宏的历史氛围。视频呈现、多媒体互动、场景模拟等方式，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更加鲜活地展现在观众眼前。考古博物馆的建设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尝试，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重要举措。作为新时代考古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做好考古研究阐释工作，有义务把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生动、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让全世界更加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刘淮宇摄/光明图片“考古语言”回溯古都记忆讲述人：陕西考古博物馆馆长孙周勇让文物活起来，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中国梦的实现，是新时代考古学的新使命。繁荣文化遗产事业，增强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陕西考古博物馆从2012年开始筹建，2022年正式开放，定位为集科研、公众教育和社会服务三位一体，展示考古工作和考古学科发展的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不只注重展品的艺术之美，更加注重其考古学价值，强调其所在的环境和蕴含的礼仪制度、社会习俗等信息。这里以考古人的视角全景式呈现多学科视野下的古代社会图景，设置了考古学史及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文物保护技术常设陈列，梳理了考古机构、人才队伍和法律法规等发展历程，开辟了青铜、陶瓷、壁画等文物保护成果专项展区，将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古DNA等抽象科技考古手段融入考古发现实例。陕西考古博物馆对平时难得一见的超大型考古遗迹进行了原状搬迁，让观众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比如对周原遗址贺家铜轮牙车马坑和洞耳壁画墓超大型古代遗迹的搬迁，突破了遗迹本体结构对观展的制约，实现了观展视野最大化，做到了文物保护和观展体验的多赢。我们对馆外空间也进行了规划和利用，布设了“陶语中国”标本墙等，将唐风园林建筑与馆外展览融为一体，以情景化的方式增强观众体验感。博物馆坚持学术线与科普线双线并行。数字多媒体及物理互动装置构成的科普线，与考古编年谱系“陕西剖面”所构建的学术主线相辅相成，充分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观展需求。博物馆尾厅还借助5G网络技术，首次将展示维度从馆内拓展到田野考古现场，实时连线呈现考古工地实景，与观众共享重要考古发现的惊喜瞬间。走进陕西考古博物馆，既能了解科学严谨的考古研究，又能获得通俗易懂的考古知识。这里有宏大的家国叙事，也有吃茶饮酒的生活日常。在这里可以看到，考古人员从一座墓葬的形制、一件遗物的年代、一块标本的质地和尺寸等最基础、最细碎、最生动的“考古语言”开始，复原出一个远古聚落的风貌、一个盛世都城的繁华，回溯出一个古都的记忆。

《探秘丹青》数字出版作品是故宫博物院建设“数字故宫”理念的产物，是以数字科技手段解读文物藏品的创新尝试。今年又恰逢故宫出版社建社40周年，重磅推出该作品亦是对

现存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历经700余年，由宫殿坛庙、御道街市、城门城楼、山水桥梁、报时建筑、纪念碑、纪念堂、广场等一系列古代皇家建筑、城市管理设施、居中道路，以及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共同构成，中轴线上有永定门、永定门御道遗存、天桥南大街、前门大街、正阳门及箭楼、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外金水桥、天安门、端门、故宫、景山、地安门内大街、万宁桥、鼓楼及钟楼，以及先农坛、天坛、社稷坛、太庙等诸多文化遗产，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历久弥新，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理想诉求，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典型例证。从紫禁城午门向南望北京中轴线，正前方是端门，东西两侧分别是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本文图片均由李韵摄突出的连续性：源远流长的北京中轴线所谓连续性，就是文明生生不息、绵延存续的特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根本特性。

八月初，记者走进莫高窟351窟。狭窄的洞窟里搭起了架子和采集设备，敦煌研究院数字化团队正进行数字化采集。眼前古老的洞窟，将被定格在此刻，在数字世界中获得“永生”。现代科技，一边帮助彩塑与壁画“赛博永生”，一边为古老敦煌“祛病延年”。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在科研方面的“硬实力”，有目共睹：多项文物保护科技成果入选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联合其他机构成立了我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接了多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项目，还走出国门，为吉尔吉斯斯坦、缅甸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和中国方案。未来，敦煌研究院还有望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壁画修复师正在修复莫高窟55窟壁画

【观展笔记】暑期来临，“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展”的开幕，让原本就“热”的山东博物馆更加火爆。展览聚焦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诞生的关键阶段、重点地域，涵盖了山东、河南、湖北等8省31处遗址的335件（套）文物，重点描绘了早期中国文明的历史样貌，展示出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广大观众不但可以了解“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最新进展，更可以从中读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展览入口

《管子》中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在地表密布的河流，如血管一般，水则如同血液，奔流不息间为万物带来生机。古人逐水而居，居址的选择、布局皆与地理水文密切相关；水资源不但维持着人们的日常起居，更对农业、手工业等的发展至关重要。人工水网保障生活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便因势利导，建筑起环壕、堤坝等水利设施来抵御洪灾。而除了外部洪水的威胁，人们更要解决如何引水入城，再将污水、废水排出的问题。考古发现许多古代城址内部筑有复杂精妙的水网系统，古人选择利用地势高差，用地上明沟和地下暗渠来给水、排水，体现了非凡的用水智慧。2022年，在河南汉魏洛阳城遗址考古发现了魏晋乃至汉代的大型地下水道遗迹，“魏晋水道以砌石为主，兼有砌砖，由4条水道构成，目前发掘总长度超过80米。水道在门址阙间广场之下呈西北——东南走向。石窦伏流穿过宫内院墙向北直流而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晓涛介绍。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记载：“（阳）渠水又东，历故金市南，直千秋门，右宫门也。又枝流入石逗伏流，注灵芝九龙池。”“石逗（又称石窦）”应指地下水道，“伏流”指水在地下潜流。此次千秋门遗址的发掘位置和发现水道的考古学年代，均与文献记载相吻合。据此，考古学家推断千秋门此次解剖发掘的魏晋时期水道遗迹，应是从宫城外阳渠引水入城后，通过石窦（逗）伏流的形式，向北注入宫城北侧西游园的灵芝池和九龙池内，应该属于魏晋洛阳城宫城内园林景观引水工程的一部分。“如此大规模布局、做工精美的水利设施的发现，在汉魏洛阳城的发掘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一套水利设施集中反映了魏晋时期水利工程的成熟技艺，以及当时都城对水资源利用和环境改造的认知水平。”郭晓涛表示。考古揭露出魏晋时期的石砌水道基本是由底板、侧板、盖板构成的水涵洞（城内经城墙下向城外的给排水管道），具体砌筑细节有所差别。雨果曾说过，下水道是一座城市的良心。千秋门此次解剖发掘的魏晋时期水道遗迹，石工细密，颇具巧思。有的水道中间用立石隔成两个水腔来分流，盖板顶面与地面道路衔接，与地下水道形成立体交通。盖板上还保留方形孔洞，以便雨水收集，作用相当于今日盖窨井的井盖。在靠近阳渠水入口的位置，水道的底板和侧板内侧发现有宽约3厘米的凹槽，考古学家认为，这一设计应该是与水牐相关。水牐即水闸，通过启闭闸门来控制水位和流量，既能挡水又能泄水。郭晓涛表示，上述遗迹现象皆可视为后世《营造法式》记载水道施工规范的渊源。《水经注》：“魏太和中，皇都迁洛阳，经构宫极，修理街渠，务穷（幽）隐；发石视之，曾无毁坏，又石工细密，非今之所拟，亦奇为精至也，遂因用之。”印证了千秋门区域发现的魏晋时期水道在北魏孝文帝迁洛之后还有可能被再次利用的情形，同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魏晋水道工艺的精湛和历史的绵长。汉魏洛阳城千秋门遗址发现的水道立石分流结构郭晓涛供图巧建设施助力生产“彼黍离离,彼稷之苗”，青翠的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水来浇灌，勤劳的先民通力协作，一起挖渠引水，以培育出“稻米流脂粟米白”。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的鸡叫城遗址，地处洞庭湖西北的澧阳平原。4000多年前，鸡叫城形成了由城址本体、城外聚落遗址、三重环壕，以及平行水渠和稻田片区所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三重环壕如同今天的城市环路，将城区分成三个功能区：第一重环壕以内是城的主体；第二重环壕以内是生活区、居住区；第二重环壕与第三重环壕之间，是农业生产区，面积约10平方公里，主要用来种水稻。水稻田用平行水渠分隔，又以水系连通，形成了完整的灌溉系统。先进的灌溉系统为鸡叫城发掘出土的海量稻谷糠壳及大片稻田提供了合理解释。至今，这些四千多年前的灌溉水渠，还在发挥着作用，浇灌着鸡叫城遗址附近的稻田，颇具“今月曾经照古人”之意趣，也许秋日在此处徜徉，会飘来千年前的醉人稻花香。鸡叫城遗址水稻田剖面除了农业外，制陶、青铜器铸造、冶铸钱币等手工业也需要大量用水。考古发现，在许多遗址的手工业分布区，往往水井密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介绍，2022年考古队在二里头都邑祭祀区西侧发掘区内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10口水井，最密集处30多平方米内竟有5口水井。考古学者分析认为，如此密集分布的水井，远远超过生活用水的需求量，可能是用于供应手工业生产。目前在发掘区并未发现明确的手工业作坊相关遗存，但前几年在祭祀区以西曾发现陶窑、存泥坑、泥坯、烧土、炉渣、变形陶器、大量碎陶片，以及陶垫、修整工具等较大面积、较丰富的制陶有关遗存，密集的水井也许就是手工业留下的草蛇灰线、蛛丝马迹，提示将来很可能在这片区域找到新的手工业作坊。在洹北商城手工业作坊区曾发现大量铸铜、制骨、制陶生产遗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毓灵介绍，在洹北商城的制骨、制陶手工业作坊附近，也发现了分布密集的二十多口水井，虽然它们的时代不同，但仍显密集，应与作坊生产用水有关。洹北商城发现了独特的围绕骨干旋转式切割、剥离接近成品尺寸的坯料来制作骨笄、骨针的“剥片式”取料制骨技术，及“纹饰范嵌范”铸铜技术、“熟土区夯筑”陶窑技术等。洹北商城展现的商代中期手工业繁荣场景，背后离不开生产用水的有力保障。无独有偶，汉长安城兆伦锺官铸钱遗址在2021年至2022年间考古发掘的1700多平方米中，发现了18口水井。其中一口井的四壁是用相对完好的废弃钱范箍砌而成，十分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建锋介绍，密集分布的水井可能与陶质钱范制坯工艺用水较多有关。锺官是汉代水衡都尉的属官，从西汉中期至王莽败亡，主管铸钱138年，铸造和发行过赤仄五铢、三官五铢等，所铸钱币以万亿记。遗址发掘出土数量庞大的各类钱范，如铸造铜子范的陶母范、铸钱用的背面范等，另外还出土了大量钱币、建筑材料、陶器、铜器、铁器等遗物。水利工程保障安全大部分时间，水是温和柔软的，“善利万物而不争”；但有时，水也可以是危险又无情的，肆虐着破坏人们的财产，甚至夺走人的生命。在我国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先民在一次次的洪涝灾害后累积起越来越多的经验，学会筑起堤坝来防水拦水；同时，以水坝来截断河流，积蓄水量，为聚落供水。湖北沙洋县城河遗址保存有封闭城垣和环形壕沟，城内有人工水系，城外北部有两个进水口，将城河的支流引入城内。但是城址与支流之间是一片岗地，如何才能使支流穿过岗地入城呢？这个疑问在2022年考古发掘工作中找到了答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彭小军介绍，考古队在遗址北部区域进行了细致的勘探，终于在城外泊阳湖、邓关台地点发现了人工堆建的长条形堆积。它隆起于地面，横跨城河支流河谷，南北长260米，东西最宽处为39米，地面可见最大高度为6.5米。彭小军说：“该堆积由人工堆筑而成，目前可见17层，每层厚度为20~90厘米不等。结合勘探信息，初步认为该堆积为屈家岭文化的‘水坝’设施，用于拦截城河支流水资源。”通过考古的系统勘探和多处地点解剖，我们可以复原五千年前的人们是如何利用水利设施，让水资源“为我所用”的景象：建水坝，将支流的水拦截到城河遗址的北部区域蓄存，待水位上涨到一定高度，便会通过挖好的通沟流到城内及城外的环壕中。图中，上部为城河遗址的水坝遗存，下部是现代水渠

福建非遗中的书卷气有这样一群文物人作者：何毓灵（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研究员）主编：李韵责编：王笑妃

编者按：非遗学是一个新学科，一个独立的学科。本文作者冯骥才，是中国非遗保护事业的开创者，更是倡导者和实践者。区区万言，却是他几十年实践与思考的凝练，无疑将为非遗学者和从业者指出前行的方向和方法。本刊将以上下两篇的形式，分两期刊发全文，以飨读者。上篇已于3月19日发表，链接见文末。国家级非遗项目湖北黄梅挑花的传承人石九梅正在创作。

世界级非遗项目妈祖信俗，从湄洲妈祖祖庙传播到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信众达两亿多人。李韵摄非遗学是一个新学科，一个独立的学科。本文作者冯骥才，是中国非遗保护事业的开创者，更是倡导者和实践者。区区万言，却是他几十年实践与思考的凝练，无疑将为非遗学者和从业者指出前行的方向和方法。本刊将以上下两篇的形式，分两期刊发全文，以飨读者。非遗学是一个新学科，一个独立的学科。本文试图阐述它无可辩驳的独立性，它的学术本质，从元理论角度勾勒出非遗学卓尔不群的学科样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在保护好文物、弘扬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挖掘传统文化内涵价值，探索传统文化创新转化的途径，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力求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创新转化让更多人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期间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我们应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并不断创新形式，从中汲取营养，创造出适合当今时代的艺术作品。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努力做好保护、研究、弘扬等方面的工作。我们深知保护是第一位的，只有将敦煌石窟保护好，才能夯实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基础。几代莫高窟人的接续努力，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一直在扎实推进。在此基础上，我们一直在探索敦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依托多种手段实现更广泛的传播。比如“云游敦煌”动画剧，用深受人们尤其是孩子们喜爱的艺术形式，让人们熟悉的九色鹿、反弹琵琶等壁画形象动起来；大型工具书《敦煌艺术大辞典》，集纳了敦煌石窟、敦煌历史遗迹遗物，以及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领域的学术词语和专业知识、历史人物、著作等内容，可以让人们更为全面地了解敦煌艺术；经典舞剧《丝路花雨》从敦煌壁画中汲取灵感，让人们通过舞台欣赏敦煌艺术之美。又如，作为一个文化宝库，敦煌也给诗词的研究打开了一扇窗。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文化节目《2023中国诗词大会》，着力挖掘敦煌诗词文化，用另一种方式表现敦煌文化的诗意。节目创新性地以沉浸式演绎的方式呈现敦煌飞天，突破时空界限，用独特视角“打开”敦煌，将敦煌文化的辉煌灿烂直观地呈现出来。我们希望通过包括电视节目在内的各种形式，深化对敦煌艺术的创新转化，让更多观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亲近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23中国诗词大会》比赛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供图技术赋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技术的发展，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也给人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优质文化产品。我们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来提升石窟保护水平，同时也用最新技术助力敦煌文化走进更广阔的天地。近年来，敦煌研究院一直在努力推动敦煌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开发了很多数字化产品。我们研发了“窟内文物窟外看”的智能化虚拟体验，推出“云游敦煌”等小程序，建设线上敦煌石窟，以期拉近敦煌文化和观众的距离。最近，我们欣喜地看到，《2023中国诗词大会》节目运用XR技术手段，还原敦煌“飞天”。节目录制采用了现场360度沉浸AR视觉架构，空间设计保证了摄像机可以实时在圆形场地内全方位地环绕、升降、远近拍摄。为了更好地呈现“飞天”，主创在设计制作时，采用了一系列新媒体技术手段。通过宏大的录制现场还原石窟环境，营造真实的艺术氛围，使人们仿佛游走在壁画石窟中，成功地把敦煌石窟那种恢宏、精美的艺术特色展示出来，尤其是敦煌“飞天”得到真实的展现，如同触手可及，给观众留下了震撼的印象。《2023中国诗词大会》比赛现场运用XR技术手段，还原敦煌“飞天”

近日，首届仰韶论坛在线上举行。来自全国各地文物部门、考古科研机构及高校的考古专家学者相聚“云端”，围绕仰韶文化考古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讨论，充分展示了仰韶文化研究的新发现、新进展。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5000年左右，遗存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涉及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仰韶文化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考古学文化。在仰韶时代，一方面仰韶文化从核心地区——中原向外强势扩张，加速史前中国的一体化趋势；另一方面，四周文化辐辏于此，与仰韶文化交流融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正在进行中强力辐射：史前劲吹“仰韶风”仰韶文化的彩陶向来十分出名，仰韶文化甚至一度被称为“彩陶文化”。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所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仰韶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当中具有独特位置，它的彩陶向周围广阔区域施加影响，也是中原文化第一次向周围施加如此强烈的影响，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华山玫瑰燕山龙”出自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晋文化颂》。“华山玫瑰”指华山脚下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玫瑰花图案彩陶，苏秉琦认为这种几何纹构成的花卉形图案如同一朵盛放的玫瑰花；“燕山龙”是指红山文化的玉龙。苏秉琦认为，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出土的红山文化黑彩红陶筒形罐，既绘有来自中原的玫瑰花，也有红山本土的龙鳞纹。晋南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主要发源地。2019年，在临汾桃园发现一处距今6000年前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聚落，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其中一件经修复的彩陶盆，在红底上以黑色勾勒出连续的几何纹样，如同一朵朵娇艳的黑色玫瑰花。内蒙古出土的这只筒形罐，正是中原仰韶文化与东北红山文化交流碰撞的见证之一。那么花瓣纹彩陶是如何千里迢迢地从晋南传播到北方的呢？这和山西的地形有关。山西东部为太行山，西部是吕梁山，中部夹着一列串珠式盆地沉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王晓毅介绍，花瓣纹彩陶正是通过这种地形，向北部地区辐射，经由晋南、阴山南麓、内蒙古中南部，传播至辽西，构成了一条中原与北方的早期文化交流线路。不仅如此，山东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湖北、湖南和重庆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都发现了类似花纹的彩陶。仰韶的这朵“玫瑰”开遍史前中国，掀起了一阵“仰韶风”的流行浪潮。“甘肃临夏州博物馆收藏的仰韶文化花瓣纹彩陶壶”晋南的桃园遗址还发现了仰韶文化独具特色的五边形房址，面积90平方米左右，在当时算是豪华的大房子了。沿着和彩陶相同的传播路线，仰韶文化也携带五边形房址一路北上，从晋南到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五边形房址的传播不仅是仰韶文化建筑风格的普及，而且可能意味着一种信仰的传播。考古发现的五边形房址大多为中大型房址，许多面积超过百余平方米。专家们认为，这些“大房子”应具有特殊功能。数千年前，仰韶文化的居民们可能在这里开会、议事、决策，行使集体权力。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魏兴涛介绍，他们通过对河南灵宝北阳平遗址的房址进行发掘研究，认为仰韶中期的房屋建造已趋于模式化、成熟化。而在房址中，普遍发现墙面、居住面涂有红色颜料的“涂朱”现象，表明审美或信仰存在广泛性。此外，河南南阳黄山遗址的先民制作的独山玉器可能也在史前中国“流行”过。独山玉器的原料——独山玉石很有特色，具有很强的唯一性和标识性。仰韶文化的灵宝西坡遗址、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保康穆林头遗址、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沙洋城河遗址，以及南阳盆地多个遗址出土的多件类似的独山玉器，均疑似“黄山造”。据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共考古与对外交流室主任、研究员马俊才认为，这反映了距今四五千年前，黄山遗址生产的玉石器，其交流范围可能已超出南阳盆地，到达豫西、豫东南、鄂长江北岸的广大地区。随着仰韶文化的一些典型元素从中原核心区向周边扩散，史前中国首次出现统一的文化基因，为后世形成“一体”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出土的优级独山褐色玉钺半成四方辐辏：文化碰撞出“火花四溅”仰韶文化并非封闭的一潭死水，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纷纷与中原的仰韶文化交流碰撞，擦出一个又一个火花。陶渊明有诗云：“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民以食为天，因此古人吃什么，食物从哪里来，向来是考古学者关注的重点。仰韶时代，北方旱作农业成熟起来，大多北方的遗址都以种植粟、黍为主。距今5000年前后，中原地区极少发现稻谷遗存，但在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祭祀区却发现300余万粒炭化水稻遗存。通过植物考古发现，南佐遗址内不同区域出土的水稻锶同位素比值接近，意味着南佐的水稻应该来自同一个产地。但大部分水稻的锶同位素比值和黄土高原本土植物有很大差别，“这说明水稻不是本地生产，而是来自长江流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韩建业解释。南佐作为都邑性质大型聚落，水稻如果为“进口”，具体是由周边地区进贡而来还是贸易交换得来，尚待考古学者揭开谜底。仰韶时期，除了南北方可能存在交流的食物，器物的交流更为常见。河南宜阳苏羊遗址处于崤函古道南线上，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关键节点，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频繁于此交流碰撞。苏羊遗址出土了一个三四厘米大的兽首石雕十分引人注目。它由石灰岩制成，嘴部有笔直的线刻，外形酷似猪和狗的结合体，也有专家认为其形象似熊。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赵晓军介绍：“它与红山文化半拉山墓地出土的一件兽首的钺端饰极为相似，有明显的红山文化风格，应属于贵族才能拥有的高等级遗物。”这说明距今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贵族之间，应当存在高级物品的交流。仰韶时代，不同考古学文化交流碰撞，迸发出一簇簇火花，为史前文明注入活力，中华文明“多元”格局已初具雏形。南京博物院藏大汶口文化花瓣纹彩陶盆余韵悠长: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仰韶文化虽然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后消亡，但其孕育的文化基因已糅进史前中国的血脉中，如同一曲终了，余韵悠长。《孟子·告子下》中有“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因为这句话，许多人误以为殷商时期的大臣傅说发明了版筑技术。其实，至迟在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时代，中原已出现用版筑法进行夯土建造的实例。版筑就是在夯墙的两侧及两端以木板或圆木为模，然后填土夯实，夯实一层后再提升模板夯筑另一层，直至所需的高度为止。史前中国营建城址的技术除了黄河中下游流行的版筑，还有长江流域流行的将墙土层层平铺堆高的堆筑技术，及内蒙古中南部流行的石砌技术。仰韶文化时已出现的版筑技术，在之后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更为成熟，甚至影响到了北方地区。河北张家口邓槽沟梁遗址发现了距今4200—4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石城。石城的瓮城区域发现早晚五个阶段的文化遗存，从建造技艺的变化，考古学家看到了仰韶文化在龙山时期的延续和发展。据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张文瑞介绍，早期瓮城修建时使用的是北方草原地区的石砌工艺，而到第五阶段时，瓮城营建则使用了中原的版筑技术。邓槽沟梁遗址所在的张家口，处于我国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的过渡地带，特殊的山地河谷地形，使其成为史前时期不同文化交汇之地。邓槽沟梁遗址既有北方流行的石砌城垣技术，又出现中原流行的版筑技术，就是极好的证明。“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是中华文明亘古不变的主题。早在仰韶时代便是如此，多元文化在中原仰韶文化地区汇聚、碰撞，史前中国闪烁着文明的火花；仰韶文化又强势影响四方，促使史前中国形成具有彩陶等共同文化因素的“精神共同体”，促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未来，相信仰韶文化会有更多的考古发现，为今人还原史前中国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12月25日12版更多精彩内容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中的博物馆力量“大邑商”考古展示商晚期都城面貌“专家之学”与“民众之学”的结合这十年，我们迈向考古强国的足迹国家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内涵

•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出土大量来自唐朝、中亚和西亚的丝织品、金银器,以及各类宝石珠饰，首次揭示了青藏高原北部的“青海道”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甘肃天祝县吐谷浑王族墓地、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乌兰泉沟墓地和西藏当雄吐蕃墓地的发掘，又进一步强化“青海道”对高原文明形成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走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下简称“双古所”）副研究员张晓凌的办公室，记者就被桌上摆着的一幅画吸引。乍一看以为是太湖石水墨画，细看才发现其实是一块形状奇特石头的三个侧面素描。画面底部是一行漂亮的钢笔字：“尼阿底的万年前石叶为高原腹地迄今最早的人类活动记录……”张晓凌说，这幅画是去年一位同事兼好友送的，为了纪念她登上高原十周年。张晓凌曾经是个清瘦白净的小姑娘，芳华之际却毅然决然奔赴苦寒之地“找石头”，这一找就是12年。外人看来，其间应当有数不尽的辛苦与委屈，可她在给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却反复提及一个关键词——“幸运”。“幸运”地发现尼阿底遗址青藏高原上有种圣洁美丽的植物——高山雪莲，它们生长在雪线附近的岩缝、石壁和乱石滩上，因为天寒地冻、空气稀薄等极端恶劣条件，种子要经过数年积蓄力量，才能开花。12年前，张晓凌跟着古生物科考团队第一次登上高原，险些被“劝退”。严重的高原反应让她每晚都头痛欲裂，无法入睡，“不行，明天我就要回去！”然而到了白天，巍巍高山，皑皑白雪，奔跑的藏羚羊、藏野驴、黄羊，悠闲踱步的牦牛，翩翩起舞的黑颈鹤，藏族孩子黢黑的脸上天真烂漫的笑容、茁壮的身姿……张晓凌在这片高寒土地上感受到了旺盛的生命力。一瞬间，头好像没那么疼了。在这里一定会找到古人生活的痕迹，因为哪怕“绝域苍茫无所有”，生命坚韧的力量总可以扎根。虽然信念执着，但是造化弄人。刚开始的三四年，张晓凌在高原兜兜转转，踏破铁鞋，却一直没能和古人类的踪迹相遇。她不断给自己鼓气：“走过了越来越多的河，转过了越来越多的山，爬了越来越多的洞，终究会有一些收获。”终于，跋涉于莫莫高山、深谷逶迤多年之后，张晓凌实现了零的突破。他们发现了尼阿底遗址——青藏高原上首个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这一发现填补了西藏旧石器时代史的空白，改写了人们对古人适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2018年11月30日，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在线发表，轰动了国际考古界。2021年，张晓凌荣获第十三届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高山雪莲生长速度虽然缓慢，一旦盛放，就是兼具药用价值与观赏价值的雪域奇葩、高山精灵；而张晓凌虽然数年蛰伏，终在尼阿底遗址，把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进到4万年前，“能发现尼阿底遗址，我是幸运的。”张晓凌说。其实，这种“幸运”更是经过一番寒彻骨的坚持，守得云开见月明。张晓凌在西藏尼阿底遗址利用全站仪对出土遗物进行测量“幸运”地把个人爱好变成了毕生事业青藏高原上，蓝紫色的龙胆花几乎随处可见。有诗曾赞叹它：“不卧龙宫卧山林，一样青光若照人。”张晓凌就像龙胆花一样，不卧“龙宫”，而在高山砾石间绽放，在深山穷谷亭亭而独芳。缘于对探索文献记载之外历史的兴趣，张晓凌在高考时选择了考古专业。入学第一课就是旧石器时代，她清楚记得，老师说99.99%的人类历史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漫长岁月中人类的发展进化让她着迷，四年本科意犹未尽，于是研究生和博士阶段，她选择跟着双古所研究员高星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2010年夏，中科院古生物科考队从西藏归来，带回一些打制石器给高星。张晓凌无意间在老师办公室看到了这批标本，神秘的雪域高原蓦地闯进了她的脑海。“古人类是何时进入高原，又是怎么适应这种极端环境的？”为了寻找答案，她走上高原，开始在风沙满天的苦寒之地追寻古人踪迹。12年来，她和团队要经常驱车穿越高原无人区乃至野狼出没的地带，陷车、抛锚等“行路难”对她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工地有时没水没电没信号，一个月都洗不上一次澡；在高原体能消耗极大，每一次去都至少要瘦10斤。最近，张晓凌刚结束了持续5年的梅龙达普洞穴遗址考古工作。高原的特殊自然条件使得每年可以进行考古的时间只有2-5个月，而这宝贵的几个月也绝非风平浪静。高原天气极其干燥，“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在梅龙达普洞穴里，水浇在土上瞬间就消失了；手铲一挥就尘土弥漫，不用抽风机连人影都看不清。张晓凌和队友只能戴上耳塞、N95口罩、手套，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其实在高原这种氧气含量很低的地方是不能佩戴N95口罩的，但现场没有人抱怨，大伙只是不时摘下口罩大口喘喘气又接着工作了。这个洞穴的洞口距地面104米，相当于35层楼高。张晓凌和考古队员们每天都要在海拔4700米的地方，扛着几十公斤重的设备和仪器，爬上35楼上班，下班再扛着标本和样品下35层楼。这种“负重爬楼”，日复一日，持续了15个月。谈起这些苦，回到北京的张晓凌反而有一些怀念。虽然每次登上高原，她还是会有高原反应，头疼眼肿，如今血压还有些高，但她依然盼望着、热爱着登上高原。面对坎坷来路，为何张晓凌能以苦为乐？“因为我是幸运的，我把个人爱好变成了毕生追求的事业。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它就像我的第三个孩子，而热爱是可以排除万难，抵御万般艰苦的。”张晓凌在珠峰脚下苏热旧石器遗址筛选发掘出土文化遗物“幸运”地遇到一群温暖的人在高原低温、干旱、强风的恶劣环境下，植株个体生存困难，有种“垫状植物”就会选择“抱团取暖”，像地毯一样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共同抵御寒风。张晓凌的家人、同事和藏民朋友，就像垫状植物紧紧围绕在她身边，为她在生命禁区搭建出温暖的一方天地。张晓凌认为，在高原物质条件再艰苦、身体再不适，也比不上母亲和年幼儿女分离之苦。孩子还小时，出差几个月后张晓凌风尘仆仆赶回家，推开门，孩子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扑到她怀里，而是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盯了她很久。那一刻的心酸，刻骨铭心。“不过我是幸运的。”家人携手编织起一张温馨的网，让远在雪域的她没有了后顾之忧：爱人每天向她“汇报”家里的情况，但孩子生病之类的事绝对不会说，以免让远方的她牵挂、忧心；公婆没有埋怨过她，反而总对孩子们说：“妈妈工作做得很出色，你们要向她学习”；父母更是用爱包容着她，从不会用工作稳定、顾家、收入高等来要求她。女儿花生和儿子毛豆长大一点后，也从未抱怨过妈妈缺席自己的每个暑假，而是觉得妈妈的工作“很酷”，很喜欢妈妈在野外给他们捡的藏地“特产”，比如藏原羚的角、鹰的羽毛、陨铁、漂亮的水晶或玛瑙等，都是向小朋友们炫耀的“资本”。张晓凌说：“我喜欢在高原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在野外人们之间的感情更加的真挚和淳朴。”走出钢筋水泥筑造的冰冷都市，在雪域高原的圣土上、在自然的山川湖泊间，人和人的心好像贴近了。有时工地缺水断电，伙食也要自己解决，考古队员就分工合作，懂电的负责发电机，会做饭的就管起大家的一日三餐，“我一般负责洗碗”，张晓凌笑道，“大伙像一家人一样”。她还会带着团队里的年轻人一起去拍阿里璀璨的星空，一起去牧民的帐篷里喝酸奶，一起穿着藏袍拍照，一起去逛赛马节。考古工地上，也有许多当地的藏民帮着运土、搬石头。虽然语言不通，但双方用微笑传递善意，用手势比画着沟通，慢慢建立起默契、信任和友谊。一次考古队意外被困在遗址和县城之间的路上，一位藏民得知，二话不说，骑马送来热水和泡面。在考古队员离开的那一天，队员们忙着收拾，一位藏民就一直在角落静静地等了一天，只为了亲手给每个人献上哈达和自己真挚的祝愿。长相思，在藏地。每年结束在高原的考古工作后，远方的人和事，仍会拨动张晓凌的心弦。她挂念着青藏高原的天气有什么变化，野生动物有没有开始迁徙，闲暇还会和孩子一起看西藏野生动物、风土人情的纪录片。“老家河北是我的第一故乡，北京是第二故乡，青藏高原就是我的第三个故乡。”高原故乡的亲人们也挂念着她。每逢当地下雪了或过节，她都会收到牧民朋友的照片，寄托着“故人何不返”的思念。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数万年的祈盼？关于青藏高原的人类足迹，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待青藏高原上的树林再次变绿、花儿再次绽放，张晓凌和伙伴们又将回到高原，凭借着各种“幸运”，一起探寻解谜的新密钥。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11月27日12版更多精彩内容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中的博物馆力量“大邑商”考古展示商晚期都城面貌“专家之学”与“民众之学”的结合这十年，我们迈向考古强国的足迹国家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内涵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它对内表现为深厚的文化自信，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凝聚力；对外则表现为跨文化感召力和吸引力，是展示国家形象与民族特质的必要前提。相较于“物质硬实力”，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凝聚社会认同、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性力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留下了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作为收藏、保护、展示人类活动及自然环境见证物的公共文化机构，博物馆承担着建设、展示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光荣使命。博物馆集中、典型、充分体现着国家文化软实力，博物馆外展是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金色名片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博物馆的数量持续增长、规模不断壮大、影响力大幅提升，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优势显著、成效突出。“文明殿堂”的崇高性和知识性，“文化桥梁”的亲民性与传播性，这两种看似不同的秉性在博物馆中有机融合，使其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体现。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文物博物馆大国。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博物馆总数达到6183家，各类博物馆保存藏品达6777万件(套)，这些藏品及内容几乎涵盖了人类自然和人文遗产的各个方面，不仅系统呈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形象阐发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而且为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坚实而丰厚的基础。博物馆文物收藏体系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资源基础，博物馆公共服务体系则形成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别具一格的传播枢纽。作为一种以实物为文化媒介、以空间为传播场域、以感官为教育途径、以大众为传播对象的公共文化机构，博物馆所体现的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使得本国国民与国外观众较易产生信任并留下持久性印象，以非强制的精神牵引力塑造文化向心力，更容易实现厚植家国情怀、浸润思想人心、消弭文化分歧的传播效果。总之，博物馆特有的知识多样性、视听形象性、影响广泛性的特征，在强化本国国民的综合素质与文化认同，促进外国观众增进跨文化理解等方面有着胜于其他文化机构的突出作用。通过博物馆对外展览，丰富对外文化交流形式、提升国际影响力、传播力和吸引力，是我国文化外交的优势所在。1973年至1978年，新中国首个文物出境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先后赴法、日、英、美等16个国家和地区巡展，接待观众654.3万人次，在对外宣传和发展友好关系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享有“文物外交”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博物馆对外展览数量不断增长，精品迭出，不断取得新成果。“十三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举办文物出境展览约400场次，“故宫”“兵马俑”“丝绸之路”等，都是亮丽的“外交使者”和“文化名片”，成为象征中华文明标识的文化品牌。由中方自主策划的文物展览更多体现“以我为主”的理念，在陈列艺术设计中融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展览题材不断丰富，从改革开放初期以历史文物类为主的展览，发展为反映中华五千年文明为主题的各类综合性文物展览与反映不同文化艺术类型的专题性展览相结合的展览体系，更加全面立体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形象。展览阐释更加重视多元化、普世性，积极探索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有效途径，涌现出一批更富教育性、对话性和情感性的展览案例。博物馆对外展览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上海博物馆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的《中国青铜的历史》展海报

11月10日，国家文物局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殷墟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其中，殷墟“卫星城”的发现无疑令人兴奋。近年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殷墟外围发现并发掘了陶家营遗址、辛店遗址、邵家棚遗址等商代中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将它们称为殷墟的“卫星城”。近年安阳殷墟考古新发现示意图示意图

人类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发展了惊人的智慧，产生了海量的知识和复杂的文化，这些文化成果大多是通过极为艰难的探索和长期的实践才逐步形成的，所以非常宝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类社会对知识和文化的积累、发展和传承的需要越来越迫切，相应的制度安排和保障就开始出现。在欧洲，古希腊有贵族子弟学校，教授体操、音乐和文法等。在中国，孔子以诗书礼乐授业，门下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说明制度化的传授知识和思想文化，是很早就有的事物。人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的生物特性通过遗传传承，社会性——也就是文化，则是通过教化来完成的。生物的线性遗传特性和文化的非线性传承和传播特性，就让文化的习得变得非常重要。一般而言，人们无法轻易改变自己的生物特性，但可以通过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来改变文化特性和面貌。一句话，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而言，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在社会划分出阶级之前，人们的知识和文化是整一的和全民共享的。随着阶级的出现，文化也逐渐出现了分层现象。列宁曾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文化，统治阶级的文化和被统治阶级的文化。钟敬文在解释民俗文化时说，在传统社会中有两种文化，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在不同的使用语境中，有时也用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等说法。唯物史观认为，人民大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文化和知识，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理应受到重视、保护和传承，但实际情况往往并不是这样。在世界各地我们都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上层阶级所代表的上层文化，受到格外重视；下层阶级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则往往遭到蔑视和轻慢。这种偏向，也体现在教育体系中。与精英文化相关的知识谱系，得到系统的梳理、传授和积累，而与草根相关的知识，则被忽略甚至弃之如敝屐。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文字被发明和使用之后，往往与王权、贵族等上层文化相关联，而语言则一如既往为全体人民服务。但就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两歧遂分而言，文与言的利用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加剧彼此区隔的角色。知识界关注底层文化的意识，就学术层面而言，大约是从格林兄弟开始的。在西欧，18世纪中叶出现了“民俗学”这个概念，以及相应的学科鼓吹。中国民俗学的开端，则要到五四运动时期了。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创办和相应研究的展开，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苗绣杯垫

福建非遗中的书卷气有这样一群文物人谢老不老谁说女子不如男——考古界的女人们到北京，坐公交穿越时空！北京中轴线是什么？作者：李韵

●文明诞生“三要素”并非普适绝对标准●古代的中华文明要素分为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环境生态等不同方面●中华文明的一些重要因素早在一万多年前已经出现●距今5300年至5000年前后，我国出现了第一个国家文明——良渚文明良渚遗址航拍图

两宋时期，随着皇室入闽，诸多文人墨客、豪门贵胄举族南迁至闽地，福建文化得到空前发展。民间工艺美术也发展繁荣进入黄金时代，并沉淀出诸多传世流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众所周知，闽籍书画家名人辈出，如“宋四家”之一的蔡襄、“明四大家”之一的张瑞图、享有“三绝”之称的华嵒，更有许多开创新图式的先行者，如开创山水小景样式的惠崇和开创明代院体画的边景昭等。这些优秀的书画大家不仅对中国书画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民间造物的样式与创作风格。由此，福建非遗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省份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浓郁的书卷气，彰显出闽地非遗造物独特的文人审美风格。以文致治的教化功能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一生，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清冷、孤独与寂寞；也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对传承保护利用文物的上下求索。这群人有个共同的名字——“文物人”。他们甘愿为文物的传承保护奉献一生，无怨无悔。7月22日，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表彰了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他们中有的是考古人，躬耕田野、青灯黄卷数十载；有的是博物馆人，典藏文物、传播知识痴心不改；有的是文保工作者，扎根基层、守护文物无怨无悔；有的是文物管理者，查家底、编规划，脚踏实地奉献青春……从波涛涌动的海疆，到白雪皑皑的塞北；从一马平川的草原，到崇山峻岭的山区；从雪域高原到鱼米之乡，从中原腹地到大漠戈壁，只要有文物的地方，就有文物人的身影，就有文物人洒下的汗水和付出的努力。田建文（右）在考古工地指导年轻人。李韵摄因为爱所以守望若不是因为挚爱，谁愿坐冷板凳，一生清贫？若不是因为兴趣所在，谁愿将青春年华全部奉献，背朝喧嚣，守望田野？更有人曾经遭遇车祸，先后三次开颅手术，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依然咬牙忍受痛苦，坚持康复锻炼，只为再次回到考古第一线，他就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田建文。他只能用左手单指敲打键盘，依然敲出了考古报告、专业论文

谢辰生老仙逝，悲从中来。

说到考古，你脑海中的画面是不是：一群男人，头顶骄阳，戴着草帽，蹲在一个个方形土坑里，用把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抠土？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风吹日晒，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显然对女性更不“友好”。但是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女性加入这支队伍，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考古界崭露头角，真正顶起了考古的半边天。记者采访了老中青三代女性考古学家的代表：老一代女考古人中的翘楚、从事隋唐长安城考古发掘的安家瑶，中生代考古人中的杰出女性、与土司遗址结下深厚缘分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考古界的后起之秀、在西藏高原带领5位女性队员发掘桑达隆果墓地的西藏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何伟。由于新冠疫情防控需要，我们的采访只能以线上形式进行。但是隔着手机屏幕，我们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三位女性考古工作者，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困难，却有着一股同样的韧劲，在我国的考古事业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抹色彩。窥一斑可知全豹，考古界的女人们用自己不可忽略的成绩真真切切地书写下——谁说女子不如男！01安家瑶：为考古能惠及民生而骄傲作为汉唐考古首屈一指的专家，安家瑶最初的梦想并不是考古。高中分文理时，安家瑶选的是理工科。1966年夏高中毕业，高考取消，她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成为农业工人，结婚后调到甘肃陇西的一家三线工厂的子弟学校任教。“在基层，我遇到很多有才华有抱负的人，我渐渐地放平心态，踏踏实实做好眼下的工作。但是，我始终认为没有受大学教育是人生遗憾。”1977年恢复高考时，安家瑶提出申请。子弟学校的张校长说：“你考什么大学呀，我们一直把你当作大学生用的。要考研究生的话，我们就同意。”一句话打开了一扇窗。“但是离开高中已十余年，重新捡数理化比较困难。我父亲安志敏是考古学家，耳濡目染，对考古也有一些基础。经过努力，1979年我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研究生，导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宿白教授，从此走上了考古之路。”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安家瑶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至今。考古学的研究基础是田野调查发掘工作，她被分配在汉唐研究室西安唐城发掘队。“自1982年10月发掘唐长安大明宫东朝堂，至2013年退休前，我一直在唐城队，以发掘和研究唐长安城为主要学术目标。”安家瑶说。她认为考古是冷门学科，坚守在田野的考古工作者都是淡泊名利，以考古学为自己终生事业的人。“社科院考古所的前辈大多是这样的人，比如唐城队的老队长马得志先生，更是以考古为生命，成为后辈的榜样。”在这种氛围中，安家瑶越来越深地爱上考古。改革开放之初，考古工作最大的困扰是人们对考古的误解和对文化遗产的漠视。在大明宫发掘时，当地农民常常抱怨：“都是这些古迹把我们害的，不能建工厂不能盖高楼。”安家瑶回忆当时，颇有感触：“是啊，大明宫遗址内的农民眼见着其他地方的农民都富起来了，而大明宫遗址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允许在遗址上大规模的建设。农民有怨气，在遗址上开展考古工作就很困难。”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建设和文化遗址保护的矛盾突出。1985年，配合西安白庙变电站的建设，考古队发掘了唐西明寺的部分遗址。西明寺是唐长安城四大佛寺之一，玄奘取经回长安后主要在西明寺译经讲法。遗址上出土了刻有“西明寺石茶碾”铭文的石茶碾和二百多件铜佛像，证实了这里是西明寺遗址。尽管如此，也没能改变这里变成白庙变电站的命运。“我们没有力量保护下来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眼见遗产的消失，是我们考古工作者永远的痛。”事隔多年，仍然可以清楚感受到她的遗憾。建设与保护的矛盾真的不可调和吗？安家瑶一直在思考。也是基于此，说起自己的成就，安家瑶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学术成果，而是她参与的考古发掘为后来的遗址保护工作、当地经济发展，以及改善居民生活等方面带来的帮助。1995至1996年，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考古发掘，搞清了含元殿的布局，为含元殿遗址的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之后，太液池、丹凤门的陆续发掘，促使西安市政府下决心建设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将10万居民迁出遗址。此举既保护了遗址，又彻底改善了原住民的生活条件。原先那片脏乱差的“三不管”地区，如今已成为城市的绿肺，更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能源。遗址公园的环境变美后，还带动了周边的房价。如今，这里不仅是西安市民的休闲地、青少年学习历史的课堂，而且是西安的旅游名片、外地游客的打卡地。1996年安家瑶在含元殿发掘现场2010年10月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开园，2014年6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中的申遗点。2013年世界遗产专家到现场考察时，看到考古工作井井有条，搬迁出去的居民对安置满意，他们对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利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当时陪同考察，感到很骄傲，因为我们的考古工作不仅解决学术问题，而且助力文化遗产融入城市建设中，融入居民生活中，作为考古工作者，我由衷地高兴。”说起这些，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的喜悦。作为老一代女考古人，安家瑶说，现在的工作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是社会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要求似乎更高了，女考古工作者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多，需要更多的智慧和付出来平衡工作和生活。同时，她也寄语晚生后辈：现在考古学从冷门走了出来，国家重视，公众也越来越关注。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们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更要不忘初心，保持平常心，“寻真求实，复原历史，传承中华文明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使命。”安家瑶如是说。02周必素：是缘分，更是圆梦“我总说自己与播州杨氏土司有缘，特别体现在有多年的积累之后的某一年，突然又回归这个行业，而且恰恰又是这个题材，是不是冥冥之中的缘分？”说起自己的考古生涯，周必素一直紧紧围绕播州杨氏土司遗址的考古工作。播州杨氏土司（仙岩庄）茅衙遗址外景从小生长于贵州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怀抱中，在杨氏家族传说的渲染中长大，从事考古后开展土司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带领海龙囤等遗址获得了诸多奖项……从耳濡目染到深入土司考古，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必素所长给记者分享了她与播州杨氏土司遗址“冥冥之中”的缘分。“我的家距离海龙囤仅10公里，我就读的遵义县高坪中学所在地高坪镇，一直就是播州杨氏在其司治北面的活动中心。”播州杨氏土司家族的显赫和平播战争，在遵义，历代家喻户晓，包括后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声大噪的海龙囤遗址，以及末代土司杨应龙。从小对播州杨氏土司历史耳濡目染的点滴积累，将周必素与播州土司紧紧粘连，以至于后来在杨粲墓博物馆上班，开始系统了解这段历史时，“感觉就像发生在眼皮底下的往事，很亲切”。1991年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周必素回到了家乡，在遵义市杨粲墓博物馆（当时还叫文物馆）工作，继续了与播州杨氏土司的情缘。她展开了一轮对杨氏土司遗存的全面调查，搜罗了几乎所有的出土文物，步量了一遍既已发现的杨氏土司遗存。在时隔20年后的2012年4月，周必素进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考古再续前缘。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鞭策，脱离了专业考古工作20余年，对于专业知识还需要重新捡拾。她抓住一切机会恶补，发挥“后发赶超”的贵州精神奋起直追。周必素在清理杨炯墓志铭说起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周必素认为是任所长十年来，始终保持着一种激情，带着大伙儿走出的“专题推进贵州考古”之路并开花结果。说到这些，她充满激情。她与考古是真正的“双向奔赴”，是热爱促使她在考古工作上全力以赴，和团队一起，让播州杨氏土司遗存在各大考古奖项上拿了个大满贯。除了土司遗址，史前洞穴遗址考古工作也收获颇丰，贵安新区牛坡洞和招果洞遗址又先后获得全国“六大”“十大”考古新发现奖。“激情，就是创造力！”全所上下像打了鸡血似的。考古工作，面对的都是沉寂的遗存，工作要么在荒野要么在书斋，似乎都很孤独和寂寞。可是周必素很享受这些。她说，当你沉入到研究对象里，就可以领略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般的乐趣，还有揭开一个个谜题时的欣喜。“1999年，我参加省考古所对海龙囤新王宫遗址的试掘，秋高气爽，海龙囤上空气尤其清新，满山的红籽映衬着蓝天，微风轻拂着芦苇花絮；朝天关迎来旭日东升，万安关送走夕阳西下；中秋的夜，皎洁的月，神仙般的日子。”她陷入甜蜜的回忆中，“享受大自然，真是田野考古工作者的大福利。”听着杨氏土司与海龙囤的故事长大，在博物馆积累了二十年的播州土司历史和文物资料，最终回到土司考古的路上，并将中国土司遗址推向世界。周必素说：“这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我，因为播州杨氏土司考古工作和团队的支撑，得到了升华。而多年以前的一些愿望和想法，得到了实施和更好的解答，于是，梦圆了。”03何

承办2022年冬奥会的张家口赛区，在地理上，处于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交接地带。张家口市北部与南部的巨大海拔落差，造就了多降雪的气候区，使之成为雪上运动的理想之地。而在历史记载中，张家口地区还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华北农业人群的分界地带，南部的太行山——燕山山间河谷，历史上主要被农业人群占据，游牧民族时而南下；北部的坝上高原，则长期被匈奴、鲜卑、契丹等游牧民族占据，基本没有定居聚落和农业活动。兴隆遗址与奥运赛场位置关系图这种历史格局形成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坝上高原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进行农业生产：这里海拔1200-1500米左右，现代年均气温仅2-4℃，与哈尔滨市相当，为我国最为寒冷的地区之一；加之干旱、大风、土薄等因素，难以种植常见谷物。晚清之后，即便有农民至这一区域垦荒，但所种植的也是莜麦、荞麦、土豆、向日葵等耐寒耐瘠作物。历史上，在坝上高原活动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不从事农业，也不定居；他们与南部的农业人群定期进行商贸活动，甚至不时南下对其侵扰。然而，近年来坝上高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彻底颠覆了历史记载带给我们的旧有认知，打破了今人认为这里的古代先民“居无定所”的刻板印象。经过系统发掘的兴隆遗址等考古发现证明，距今9000-7000年左右，正是这片天地孕育了中国最早之一的定居社会。而兴隆等遗址所代表的裕民文化先民与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等的先民一样，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一批定居者，他们各自创造的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通过对兴隆等考古遗址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裕民文化先民们在坝上高原的美好生活，以及他们对冰雪世界的早期探索。这里是九千年前裕民人的“大本营”

本文原载与《光明日报》1月9日12版北京中轴线，是我国古老都城规划设计思想在北京实践的“无比杰作”。它无疑是变化的，但又“万变不离其宗”，传承是其最基本的特性。这不仅仅表现在尽管风云变幻，政权更迭，21世纪的今天它仍然保持着相对完整的样貌和形态，更表现在它传承着中华文脉，其中最突出的是“居中立国”的历史传统和“贵中尚和”的价值理念。“择中立国”传统的延续中国的都城史始于何时现无定论，但都城作为政治中心之于政权的重要性，很早就得到认知。历代执政者都十分重视都城的选择和建设，并形成“择中立国”的文化传统。择中立国是西周初年周公在汲取前代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的。它以“天下”为空间视域，通过测日影的方法找到“地中”所在，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人文基础，确定为都城，并以其为中心，在四周划定畿辅之地。择中立国的原则，将都城视为“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的宇宙中心，突显了都城的神圣性，也进一步突显了都城的优越性及作为枢纽的地位与功能。由于都城为“帝居”，择中立国的原则也使最高执政者处于“居天下之中以均统四方”的地位，从而明确了中央与地方、执政者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既突显了最高执政者宅中图治的合法性、配天治民的权威性和敬德保民的责任担当，也强调了中国社会的大一统。周公之后，择中立国的原则不断得到认同和发展，荀子提出：“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是否处于天下之中，成为一个地方是否适宜作为都城的首要标准。一旦选址确定，人们又进一步通过都城建设来强化其“天下之中”的特性。后世在都城建设实践中，运用“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以正四方”，或者在都城四郊设置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礼仪建筑。都城中轴线得以形成并不断完善，正是择中立国原则不断发展和实践的结果。都城中轴线总是南北方向，居于都城的中间，重要的礼仪建筑位于线上或两侧，对都城规划建设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本文原载与《光明日报》1月9日12版北京中轴线申遗，2009年首次提出。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之作为北京老城保护的“一号工程”。2022年，北京中轴线进入加速阶段。这条线有什么重大价值，值得花如此大的精力去保护？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成型于明，完善于清，发展于近现代，距今已有750余年，是北京老城的灵魂和脊梁。是一根空间轴北京中轴线，是指北京自元大都、明清北京城以来北京城市东西对称布局建筑物的对称轴，北京市诸多其他建筑物亦位于此条轴线上。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北至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直线距离长约7.8公里。由南向北，从永定门进入老北京城，天坛和先农坛分列中轴线两侧；至正阳门及箭楼就到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都在中轴线上；从天安门、端门到午门，原来皇城的中轴线，而它东侧的太庙，西侧的社稷坛又构成了“左祖右社”的格局；紫禁城北面的景山，是老北京城的制高点，山顶的万春亭位于中轴线上；与天安门对应的皇城北门——地安门、万宁桥，以及鼓楼钟楼都是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这14处遗产点，以及连接这些遗产点的历史道路和道路两侧约51.4平方公里的缓冲区，共同构成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要素。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思想，早在距今3800～3500年前的二里头遗址中就有所体现。这种对称往往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具有古典美感和秩序感。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吕舟说：“北京中轴线形成的连续的空间序列，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制观念。”通过中轴线上建筑的尺度、形态、色彩，中轴线城门、街巷、建筑群之间形成的空间，表达了清晰的秩序关系；中轴线上建筑的不同等级，中轴线周边官署、民居、寺庙等建筑形态，对中轴线上建筑及空间关系的烘托，使中国文化观念中的“礼制”得到了清晰、充分的物化。

本文原载与《光明日报》1月9日12版各位乘客，欢迎您乘坐北京公交82路汽车。本车从前门发车，终点站为国家体育馆东。大家都知道北京城有条中轴线，从前门向南至永定门是它的南段，今天咱们要乘坐的82路公交将沿北京中轴线北段行驶。坐着它我们可以从古代出发驶向当代，奔向未来。现在各位等车的位置是82路的起点站“前门”。大家在左前方看到的这座有很多小窗户的高楼，是正阳门箭楼。它北面的那个城楼就是正阳门，俗称前门，是明清两朝北京内城的正南门。北京城作为元朝首都时叫大都，那时的正阳门叫丽正门，是大都城的南门。车来了，请大家按顺序上车。咱们的左侧，是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右侧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里收藏展示着大量的珍贵文物，记录见证着中华大地上万年的灿烂文化。与它们隔长安街相望的是天安门——自明清以来它就是北京的中心。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布了新中国的诞生。“天安门东站”到了，这站是国家博物馆的北门。车辆出站，请大家坐稳扶好。咱们将从长安街左转进入南河沿大街。大家向前看，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现在是大街南段，称南河沿，北段就是北河沿。顾名思义，这条大街就是沿着河边的大街。这条河是指御河，是元朝郭守敬开辟的通惠河故道。1949年后，这条河改为暗河，上面建沥青路，但河沿之名一直没变。南河沿、北河沿虽然名气不算大，但位置特殊。它基本是沿着皇城的东城墙铺设的。那咱们现在是在皇城里还是皇城外呢？别急，一会儿大家就能看出来。现在向左看，有一个红色大门，门口有一对石狮子，这是“欧美同学会”的办公地。欧美同学会是1913年由顾维钧、詹天佑、蔡元培等人共同发起的。这些曾在欧美留过学的有识之士，满怀爱国热情，曾电请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坚决反对签订“二十一条”，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感召留学人员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时至今日，这些仁人志士仍不忘初心，踌躇满志报效祖国。下一站“东华门”，是故宫——紫禁城的东门。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也是北京中轴线最核心的位置。它有四个门，两两对应。东西分别是东华门和西华门，南北是午门和神武门。“沙滩路口北”就要到了，大家往左前方看，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有一栋红砖砌墙、红瓦铺顶的红色建筑，这就是著名的“北大红楼”。红楼建于1918年，是北京大学旧址的一部分，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曾在这里工作过，现已成为中共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前方到站“东皇城根北口”。皇城根，就是皇城墙底下。皇城根遗址公园大家看到右前方那一段红色的城墙了吗？那就是东皇城墙遗址。所以刚才咱们进入南河沿大街时的问题就有了答案——现在咱们是在皇城里面沿着城墙行走呢！到这里，北河沿大街结束，咱们要左转进入平安大街了。趁着车辆拐弯的功夫考考大家，北京城为什么又叫“四九城”？这其实说的是明清北京城的城门。老北京的皇城，有四个门，刚才咱们看到了天安门，天对地，咱们这就去皇城的北门——地安门。前方到站是“地安门外”。地安门，俗称后门，在1945年拆除，它的位置在万宁桥南侧。万宁桥就是咱们正要经过的这座小石桥，因为它在地安门边上，又称“后门桥”。万宁桥&桥边镇水兽别看这座石桥其貌不扬，其实大有来头。它建于元朝，位于元大都的中轴线上，又是京杭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节点。站在万宁桥上往东看是京杭大运河，往西看便是什刹海。什刹海包括前海、后海和西海（又称积水潭）。万宁桥下设有水闸，可以使沿京杭大运河北上的漕运船只直抵积水潭码头。什刹海四周原有十座佛寺，因此得名。您看路左边就有一座火神庙。它始建于唐朝，后来元明清三次重建，才形成了如今的规模。火神庙过了桥，咱们右侧有一大片传统民居，这就是南锣鼓巷。这里的胡同布局从元代以来几乎就没改变过。如今已成了网红打卡地。朋友们再向往正前方看。路的尽头是一座绿琉璃瓦、红墙的高大建筑，这就是鼓楼，它是北京中轴线上单体建筑中最高的，把后面的钟楼完全挡住了。要想仔细看看钟鼓楼和南锣鼓巷，您可以在“鼓楼站”下车。鼓楼&钟楼车辆继续向北，便能看到藏在鼓楼后面的钟楼。钟楼外形与鼓楼有点像，它是灰墙，而鼓楼是红墙。钟鼓楼在不少古城都有，是古代的报时中心。每天“定更”时分，也就是一更的时候，相当于现在的19点-21点，先击鼓后撞钟，守城兵士就要关闭城门；“亮更”时分，也就是五更，3点-5点，先撞钟后击鼓，城门打开。这就是“晨钟暮鼓”。无论是“定更”还是“亮更”，都需要击鼓和撞钟的，只是先后顺序不同，并非很多人想象的早上撞钟、晚上击鼓。老北京的中轴线北端只到钟鼓楼，但现代北京城的中轴线还在延伸。82路继续向北，跨过二环、三环，前方到站是“地铁北土城站”。北土城，其实指的是元大都北城墙遗址的北段，您在道路两侧看到的土丘，就是元代城墙遗址。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四面有11座城门。如今这些门都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只留下地名述说当年的故事。大家看前方的路面上画着奥运五环，这是“奥运专用线”，在即将开幕的北京冬奥会期间，这条车道是留给奥运专用车辆的。您再往右看，那就是著名的“鸟巢”和“水立方”。鸟巢也就是国家体育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将在这里举行；“水立方”变身成为“冰立方”，是冬奥会冰壶项目的比赛场馆。咱们的终点站“国家体育场东”也就快到了。鸟巢82路一路向北，从元代建都时的丽正门开始，我们与大家一起穿越了750多年，最终到达2022年冬奥会场馆。希望这趟穿越古今的公交之旅能让您对北京中轴线有些新的认识。让我们一起期待北京冬奥会再续辉煌！一起为北京中轴线申遗助力加油！更多精彩内容文化遗产传播：从“出圈”到“出棚”北京琉璃河遗址再次“出手不凡”一粒米·一群人·一万年——“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印象仰韶文化：满天星斗中最亮的那颗田建文：选定了就一直爱作者：李韵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大国，拥有56项世界遗产，占167个国家1100多项世界遗产总数的约5%，还拥有500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上亿件套国有博物馆可移动文物；如果再加上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非国有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的文物藏品，中国的文化遗产总量更是惊人的。作为“文化遗产大国”的中国，还要成为名不虚传的“文化遗产传播大国”。如何通过创新文化遗产传播形式，助力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向世界讲好中国遗产故事，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使命和大国担当。出圈：爆款文综带热遗产人类信息传播的历史发展过程，已经走过了文印时代、视觉时代和传媒时代，产生了图书、报刊等印刷媒介和电影、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介等诸多形式。以影视节目为例，我国早在1957年就拍摄了后来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遗产名录的北京明代定陵考古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在电影院放映时几乎场场爆满，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外籍顾问、荷兰纪录片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又把这部片子带到国外，在法国、新加坡、菲律宾、日本等国引起轰动，产生了非常大的国内外影响。可见，我国文化遗产的影视传播活动，从半个多世纪以前就以纪录片的形式开始起步了。定陵考古纪录片时至当今，纪录片这种小众传播方式不复当年，广大观众转而更喜欢综艺类节目的观影模式。这几年，我国各大媒体开始积极探索和尝试文化遗产类综艺节目的创新表达方式，先后推出了《国家宝藏》《唐宫夜宴》《中国国宝大会》《中国考古大会》等一批在棚内布景摄制的简称“棚综”的文化遗产类综艺节目。同时，全国的文博考古学者们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到了这个融媒体时代以综艺方式弘扬文化遗产的大潮中。国家宝藏海报其中，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国内十多座一级博物馆守正创新，勇于“出圈”，善于转型，率先在《国家宝藏》这档节目上集体亮相，向全社会推出了好评如潮的文化遗产类综艺节目。目前这档节目已经陆续推出三季。在节目中，一件件“国宝”文物，不再是冰冷的陈列品和不会说话的藏品，而是通过电视综艺的呈现手段“活”了起来，让观众感受到了这些国宝文物的前世今生和文化传奇。又如正在播出的《中国考古大会》，在第一期播出之后，电视端累计触达超过了5985万观众人次，融媒体端触达9亿人次，节目主话题词阅读量破亿，相关话题阅读量破3亿，登微博综艺影响力排行榜TOP1。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推荐下，让更多人感受到了文化遗产的魅力，多角度话题频频登上热搜，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带动网友了解了、喜欢上了过去被认作是冷门的考古。中国考古大会海报《中国考古大会》节目总顾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等学者认为，节目通过考古学家的讲述和现场探秘，让观众如同走入了考古发掘现场，仿佛走进了古人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真是一场“满汉全席”般的文化遗产“饕餮盛宴”。通过这种通俗易懂的综艺节目，中国考古成果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更生动地、更多地展现给了国人，展现给了世界。出棚：另辟蹊径跨界传播如何使“棚综”文化遗产类节目在陆续“出圈”之后，还能够使观众更加喜闻乐见，身临其境？——“出棚”！走出摄影棚到遗产地现场宣传推广文化遗产，增强现实感、参与性，成了创新文化遗产传播方式的新选择。比如，2018年播出的《上新了·故宫》，嘉宾离开摄影棚走进故宫，实地遇到故宫各部门研究人员，在专家的带领下探寻故宫历史文化，并汲取故宫文化元素，与跨界设计师联手高校设计专业的学生，每期诞生一个文化创意衍生品，形成了实景综艺和文创开发相结合的制作模式。上新了故宫海报2020年，继带领博物馆界同仁在《国家宝藏》中集体亮相、一道“出圈”之后，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又提出了到中国的世界遗产地去“行走、交流、实践”的全新主张。他不仅作为节目总顾问，而且身体力行，以“不背、不演、不装”的出镜表达方式，率领“布鞋男团”走进遗产地，推出了中国首档沉浸式世遗互动揭秘纪实节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节目播出前后，得到了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获得《中国视听创新创业大会》金奖和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电视节目提名奖等成果，让更多的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了世界遗产，爱上了世界遗产。从“出圈”到“出棚”，改变的不仅仅是单霁翔“故宫守门人”到“遗产推广人”的身份，更是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万里走单骑第二季海报如果说我国目前的文博综艺节目通过“出圈”到“出棚”的举措，创新了综艺节目传播文化遗产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了文化遗产，初步实现了文化遗产传播初衷的话，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更好地共享文化遗产，把文化遗产带回家，乃至变成我们普通人追求美好幸福的一种生活方式，将是这类棚内和户外综艺节目的新追求。王道：“四大天王”齐头并进怎样实现这个新追求，如何达成这个新目标？过去我们时常讨论综艺形式传播文化遗产的“四大天王”问题，即内容、价值、形式、创意何者为王？是内容为王，一家独尊，还是价值、形式、创意也可齐头并进，助力内容得以更好地实现？我们认为通过内容为先，价值引领，形式出新、创意制胜诸方面相互结合，方可实现提纲挈领，多位实施，综合呈现，再上新阶。国家宝藏海报第一，突出普遍价值。把将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研究好，领会透，不仅阐释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而且展现遗产所在地各级政府和团体在保护利用过程中实施管理的有效性，同时充分传播广大民众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主动性、积极性、效益性。第二，坚持观众为王。文化遗产综艺节目的创新实践告诉我们，文化遗产作为祖先留到当代的客观存在，需要通过发现其真实内容和研究其古今价值，方可为形式出新、创意出彩奠定基础，所以依旧应当尊者为先。而新时代特别是Z世代年轻观众喜欢的新综艺表现形式也不容忽略，创意作为实现一档节目的传播度更不可或缺。换言之，内容、价值、形式、创意四者之间并不是对立关系，而应当具有结构一体，相互融合的综合属性。遗产内涵通过棚内演绎、户外交流、互动参与、沉浸体验乃至“黑科技”植入等形态，得以多维解读，最优输出，使公众对文化遗产产生感知力、共情点、粘合性和美誉度，最终实现以观众为王的传播王道。第三，实现“三重转化”。怎么把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从比较学术的专业性表述，转化成为一般人能够理解的文化性表达，进而再转换成为所有人都喜闻乐见的社会性共鸣，这需要一个个的起承转合过程。换言之，从小众到中众，从中众到大众，做到老少皆宜，雅俗共赏，既要保证小众品味，又要顾及中众趣味，更要满足大众口味，他们才能以自己能喜爱的方式与文化遗产综艺节目共情共生。第四，理好“四性”关系。综艺节目传播文化遗产既要有学术性做基础，又要有知识性为抓手，还要有趣味性为调剂，更要有故事性为切口。换句话说，如果遵循了故事性、趣味性、知识性、学术性的传播逻辑，讲好文化遗产的中国故事，创新文化遗产传播大国，也会水到渠成，愿景成真。万里走单骑第二季海报建设文化遗产传播大国不仅要立足国内，还要面向国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我国作为文化遗产大国，应该把中国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文化遗产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念、实践和成果宣传出来，传播出去，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传播体系。这样一来，不但会让更多的国人切身感受到文化遗产的活力，还会使更多的世人亲身感知到中国文化遗产的魅力。当前，无论是搭台演出的棚内综艺，还是出棚行走的户外综艺，从“出圈”到“出棚”，我们赓续创新的文化遗产传播方式，已经和正在使我国从文化遗产大国走向文化遗产传播大国。

12月7日，一年中的大雪节气，记者伴着京郊冬日的寒气，走进了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工地。琉璃河广为人知，源于1974年的考古发现。那一年，两座西周早期大墓的发现揭开了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历史面纱。当年由于地下水位高，两座墓葬没有发掘完整。但墓中出土的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伯矩鬲、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堇鼎，已是惊艳世人。2021年，为高质量地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加强遗址展示水平，对包括出土堇鼎和伯矩鬲的两座大墓在内的琉璃河遗址进行了再次考古发掘。张冠李戴3000年

自人类起源以来的数百万年里,山洞都是最主要的居住地。比如著名的山顶洞人，就是居住在北京房山周口店的山洞中。一万年前，祖先们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于是，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始陆续走出祖祖辈辈生活了数百万年的洞穴，走向旷野。而最先在旷野上留下脚印的，是钱塘江流域的先人——上山人。从洞穴中走出,到旷野中定居,意味着古代先民生存空间的扩大和生存能力的提升，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步。那么走出洞穴的上山人如何生活？他们吃什么？用什么？住在哪儿？来，走进国家博物馆南1展厅，在“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中找寻答案吧。展厅用稻谷营造氛围01“吃”在上山——世界最早的稻作农业一万年前的上山人，种水稻、吃大米。之前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一万两千年前，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也吃大米，但那都是采集的野生稻。而上山人吃的大米，是自己种植的！展厅中央，考究的打光下、精心布置过的展柜中隆重陈列着一个极小之物：一粒已炭化的米粒。这粒米发现于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的地层中，属于上山文化早期，距今上万年。通过科技考古，专家们认定，这粒米是人工栽培的，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米，也就是说上山文化的先民们，是已知世界上最早开始人工栽培水稻的一群人。经过21年的考古发掘，目前已在浙江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0处，在其中又出土了大量的炭化稻米，证明在当时稻米的食用已较为普遍。一万年前的那粒已经炭化的稻米上山人不仅仅食用稻米，稻子的其它部位也物尽其用。在展览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上山文化的陶片中有稻壳、稻叶、稻穗等物。专家解释，因为当时制作陶器的土质比较粗松，上山先民们在陶土中加入稻的残余物，不仅可以减轻陶器的重量，而且可以增加陶土的粘性，防止在烧制过程中开裂。如此变废为宝、一举两得之举，不由人叹服上山先民们的智慧。当然了，上山人也不是“素食主义者”。考古人员在遗址中没有发现动物骨骸，因为这里的酸性土壤将它们腐蚀殆尽，但发掘出的一些石器却泄露了“天机”。比如展柜里那些形状像甜甜圈的穿孔石器，就是投掷工具，孔里系上绳子，扔出去后容易回收。还有石球，这些都是用来狩猎的。展台上还有一件“低调奢华有内涵”的陶壶——研究人员在壶底发现了酿酒的残余物，可见上山人已经掌握酿酒技术。底部有酿酒残留物的陶壶有饭，有肉，还有酒，万年前的上山人充分享受着走出洞穴的“精彩生活”。02“用”在上山——世界最早的彩陶上山人生活的精彩，并不仅仅在舌尖上。展柜里有一些打制的石片。在高倍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它们的刃部有水稻的成分，说明这些石器在当时是水稻的收割工具。石头制作而成的磨盘、磨石、磨棒，则是当时的去稻壳工具。研究者们曾用它们做过实验：将适量的稻谷放在磨盘之上，用磨棒挤压磋磨。结果发现，脱粒效果很好，不仅脱壳率高而且米粒完整——又一次到了称赞上山先民智慧的时刻。修复后的陶盆而更让人惊叹的是，万年前的上山人已有了对美的追求。记者注意到，那些用于盛放食物的陶器，无论是如脸盆大小的陶盆，还是可握在手心里的陶杯，大都是外红里白的彩陶。而且，不知是不是为了延续上山人的审美，在部分上山陶器修复时用的石膏不是惯常的白色，而是染成了砖红色。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上山文化发现者蒋乐平告诉记者，上山文化的彩陶，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彩陶。绘有太阳和对三角图案的彩陶残片不仅仅是色彩，上山彩陶的精彩还在于那些陶器上的神秘符号。中心展柜里的那件红色双耳陶壶，在肩颈结合部位，绘制了四组两两对应的白色点彩，看起来像是八卦。附近展柜里还有一块陶器残片，用白色颜料画了一个完整的太阳图案，旁边是两个相对的三角形，让人浮想翩翩：这是太阳崇拜吗？03“住”在上山——远古中国第一村智慧的上山先民们，住的地方当然也不能含糊。“一粒稻米的背后升起了一缕炊烟”。一万年前，当其他地区的先人还在过穴居生活时，上山先民们已经率先走出洞穴，在旷野之上搭建了自己的房子，过上了农耕定居生活。因此，上山遗址被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赞誉为：“远古中国第一村”。上山人开始定居的最直接证据就是各类房址，主要包括了干栏式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式房屋。为了让观众有更为直观的认识，展览做了一个模型沙盘，复原了上山人的村落。一块块水稻田间，茅草房星罗棋布，人们在其间劳作、收获、繁衍、生息。桥头遗址出土的陶壶，体现出上山人㓡陶的高超技艺展览中还特别介绍了聚落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环壕。顾名思义，环壕就是环绕于某个中心的壕沟，功能类似于后来的护城河，最初是用来抵御洪水、猛兽的侵袭，后来用于防御敌人攻击。在目前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中，多处有环壕遗迹。其中桥头遗址的“环壕——中心台地”遗址让人印象深刻。环壕将中心台地和聚落区隔离起来，深度超过2米、宽度近10米。这条环壕围绕的是一个边长40米的近方形中心台地，上面集中了红烧土、房址、墓葬和器物坑等各种遗迹。专家推测这个中心台地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可能是祭祀场所。走出展厅，脑海中幻化出一幅万年前上山人的生活图景：稻谷熟了，遍地金黄。先民们用石片、石刀收割，用石磨将稻谷脱壳；大米做成白花花、香喷喷的米饭；有些还磨成粉，制成米浆，封存在罐子里发酵，酿成酒；脱粒后的稻壳也不浪费，拌入陶土制作成器。遇到重要日子，人们从各自居住的房子中走出来，聚集到村子中心的台地上，进行庄重的祭祀。要说最开心的，可能是狩猎满载而归，众人共享，开怀畅饮……更多精彩内容仰韶文化：满天星斗中最亮的那颗千年的敦煌遇上六百年的紫禁城——“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印象田建文：选定了就一直爱从1.0到4.0，博物馆文创破圈进行时穿过两千年去看南越王作者：李韵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仰韶文化”就是中学历史课本里的那只人面鱼纹彩陶盆。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很多，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仰韶文化在其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

1600多年前，一位高僧在西北戈壁荒漠的一处断崖上开凿了一座石窟，此后历经千年，这处断崖开凿了大大小小700多座石窟，其无以伦比、举世无双的壁画和彩塑，让世界知道了这座艺术宝库——敦煌；时隔千年，600年前，一位皇帝在华北平原的北京修建了一座宫城，历经明清两朝修缮营建，其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和数量巨大、琳琅满目的国宝，让世界认识了这座神秘殿堂——紫禁城。如今，千年的敦煌与六百年的紫禁城共襄盛举——“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于9月17日在故宫博物院隆重开幕。展览海报展览设在午门—雁翅楼展厅，共展出来自丝绸之路甘肃段的文物及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共188件。展览还使用敦煌壁画临本35件、复制彩塑6身、高保真数字化壁画复制品70余幅，以及仿制华盖、佛塔等辅助展品20余件。同时，午门西马道下还搭建了一个临时展厅，复原了莫高窟的第285窟、220窟和320窟。走进展览，观众能够近距离体验中华文明千年华彩汇聚的两大代表——敦煌与紫禁城的独特魅力。午门展厅中仿制的华盖西雁翅楼展厅一角记录民族历史

“其实，我这辈子走得挺平坦。”采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他的第一句话就令记者意外。且不说名校毕业后自愿扎根基层30多年，也不说三次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仅仅那三次开颅手术，就已是常人不能经历之苦痛，怎么还说是“平坦”的？眼前的田建文，肤色黝黑，相貌朴实，右侧身体有些偏瘫。如果不是事先了解，很难把他和全国知名的考古专家挂起钩来。“去侯马吧，我的考古工地在那里。”聊了没多久，田建文就热情地发出邀请。他慢慢地站起身，左手将一只军绿色帆布包斜挎在肩上，蹒跚着迈开步伐。跟在他身后，记者对“平坦”之说更是充满了好奇。“学了四年考古，不去田野就浪费了”1982年8月，山西南部的曲村天马遗址多了好些年轻面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学生田建文和同学们来这儿实习。这里是一处以晋文化为主的西周时代遗址，二十世纪我国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对田建文他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并非烈日灼烤，而是几个月后的拼对陶片。入冬后的曲村，两间小小的活动房就是他们的“主战场”。外面寒风凛冽，屋里一只无烟煤炉努力地燃烧着，仍然无法升高温度。田建文和同学们把自己包裹成“熊”，只露出双手干活儿。考古工地中发掘出来的陶片，装了一筐又一筐，需要把它们拼对成完整的器物。这工作就像大海捞针，是对眼力和耐力的极大考验——要么找不到匹配的碎片，要么拼了老半天才发现错了，常常忙活几天，也拼不出一件成型的器物。枯燥无趣的工作，让青年学子们备受煎熬。生性活泼的田建文唱起歌来，缓解自己的烦躁情绪。“拼出来啦！”终于，有人一声欢呼，满屋子的年轻人顿时沸腾起来。之前吃过的苦，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这种历经艰辛而产生的惊喜，让田建文对田野考古产生了特殊的迷恋。1984年夏天，大学毕业的田建文，带着满腔热情准备步入山西的考古工地施展拳脚。然而，拿到派遣证的那一刻，兜头一瓢凉水泼来——他被分配到了山西一所省属大学。一打听，那里并没有考古专业。“那可不行，我学了四年考古，不去田野就浪费了！”实习期间，田建文对晋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侯马作为晋国晚期都城，有大量未解之谜。所以，他认准了，干田野考古，就得去山西考古研究所下属的侯马工作站。于是，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到处找人申诉，而理由就是“不能浪费”。后来，他索性跑到侯马工作站，天天泡在考古工地，“赖”在那里不走了。田建文在考古工地指导学员。考古是还原祖先的来路，但这份说起来高大上的工作，在当时不少人看来只是无奈的选择。像田建文这样，哭着喊着非得去田野考古一线的，罕见。田建文对田野考古的一片“痴情”，打动了北大的老师，也最终打动了省里相关部门，他被改派到了山西省文物局。但囿于当时的情况，直到一年后的5月，他在侯马工作站的身份都只是临时工，挣的是技工的工资。就这，他也乐意！“逗牛”逗出来的史前遗址如果说大学毕业选择去基层做田野考古，是一腔热血的职业冲动；那么研究生毕业后再次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毅然回到侯马考古工地，则是田建文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郑重选择了。1986年，田建文被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看中，推荐去报考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张忠培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读研期间，他又成了张先生的爱徒，时时耳提面命。苏张二人，在中国考古界都是顶级的人物，被他们青睐，是考古人都羡慕的事。然而，田建文并未利用二位“贵人”的影响力。1989年6月研究生毕业时，有机会留在北京，他放弃了；回到山西，可以留在太原的山西考古所总部，他又放弃了。他心里有个目标：找到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必须做田野考古。回到侯马工作站，充满活力的田建文和同事们经常是说走就走，拿上手铲、陶片袋，骑着自行车，踏查每一处可能的遗址。枣园遗址，就是用这种笨笨的工作方式发现的。说起这次发现，田建文的同事兼挚友薛新民、杨林中异口同声：“这是他‘逗牛’逗出来的！”1991年5月初，薛新民在翼城县东部主持北橄遗址发掘。田建文、杨林中也在附近工作。三个年龄相仿、兴趣相投的年轻人，经常一起骑着自行车，对以北橄遗址为中心、周边20公里范围内的古文化遗址进行摸底调查。“碰到断崖，就是车骑我们。”薛新民笑道。11日那天清晨，仨人在枣园村发现了蛛丝马迹。细细搜索，却只捡到一些不太典型的陶片，收获不大。小路边，一户人家的柴门外，一棵洋槐下拴着一头小牛，旁边还堆积着一些生活垃圾。田建文精力旺盛，就调皮地去逗牛。被惹急的牛犊气得直刨地，垃圾堆被踢散开来，露出几个红色的陶片。“红陶片！”三个人的神经立刻“跳”了起来——这里可能是一处距今六七千年的史前遗址！他们拉开牛犊，用一根“蝴蝶泉”香烟，向一位姓郑的村民借了两把铁锹，开始沿着垃圾堆周边挖。干了一上午，挖出来的“破盆烂罐”越来越多，有些大片的，几乎可以看出是什么器物。仨人花了12块钱，雇了一辆驴车，将所有陶片拉回考古队。“长鞭呀，那个一呀甩呀，啪啪地响哎……”他们一路扬鞭策驴，一路放声高歌，宛若凯旋的战士。经过研究，这些枣园村的陶片来自7000年前，此处是迄今为止山西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今都已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的他们，说起30年前的往事，依然眉飞色舞。“我跟田建文有30多年的交情了。”薛新民说，田建文一直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朴实，从不好高骛远，“他就是一根筋。你们看他的那个军挎包，背了30多年，用烂了就换一个，就只用军挎。对考古也这样，选定了就一直爱。”在挚友眼中，正是“一根筋”成就了田建文。考古工地让他“又活过来了”正当田建文在田野考古上大显身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不得不暂停了前进的脚步。1997年4月2日，田建文从考古工地骑摩托车回乡扫墓，途中遭遇车祸。开颅手术挺成功，人救过来了。一周后，对医学知识了解不多的田建文，觉得自己已经恢复好了，心里又一直记挂着工地，就偷偷跑出医院回了考古土地。然而，脆弱的颅脑怎经得起如此颠簸！仅仅4个小时，再次颅内大出血。此后，他又进行了两次开颅手术。这么一折腾，田建文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说不出话，走不了路。在家康复几个月，效果并不理想。深知老友秉性的薛新民，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去考古工地康复！听到“考古工地”，田建文黯淡了许久的眼睛又亮了。于是，在薛新民的考古工地上，朝霞里、夕阳下，人们总能看到两个男人相搀着走路说话。起初，田建文只能往外蹦单字，薛新民则坚持每天跟他“絮叨”考古的事儿。日子就在这样的“单方对话”中过去。1998年夏日的一天，二人如往日一样在工地上走路“聊天”。突然，薛新民一愣，仿佛听到田建文蹦出了两个字——“考古”。停下脚，扭过头，四目相对，田建文又说了一遍。没错，“考古”！田建文说的是“考古”，他心心念念的考古！两个男人像复读机般反复说着这两个字，嘴角挂着笑，眼里闪着光。到了北风将考古工地周边的草木都染黄的时节，田建文已经可以独自走路锻炼了。可他总是往路边的荒地里走，让大伙担心。问他去干吗？他说：“找遗址。”薛新民笑道：“他这是又活过来了。”1999年，身体恢复一些后，田建文受到“照顾”，被安排到山西金墓博物馆任馆长。然而，2004年，难以割舍的田野情结，让他再次选择回到了考古工地。此后，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上郭古城遗址、曹家庄汉代墓葬、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他主持的每一个发掘项目，都取得重要成果。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田建文在山西蒲县古县乡曹村龙王庙附近做考古田野调查。2020年，田建文又多了一个绰号——“二五蛋”，即在2市5县主持了10个发掘工地。“把丢失的时间找回来”，是田建文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我们这一代考古人身上，寄托着苏先生、张先生等两代考古人的期望，不做出成绩，对不起两代人”。今年5月，时隔近40年后，山西省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再次开班。田建文主动提出，让学员们来他主持的邱家庄遗址进行发掘实践学习，并请缨担任随班指导老师。他说：“和老辈人相比，现在的考古人，特别是年轻人，最需要的就是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精神。我要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给年轻人做好表率，让他们早日挑起田野考古的大梁！”离开邱家庄遗址考古工地，田建文送记者去侯马火车站。途中，电话铃声响起。接完电话，他开心地笑了：“刚发现一片遗址，我得马上赶去看看。”田建文下车，汽车再次启动。回头望去，那个斜背着军挎包的身影，正蹒跚着走向远处。夕阳将他的影子铺在路面，很长很长。这一瞬间，记者突然明白了田建文所说的“平坦”。一个人，始终行走在自己所钟爱的大道上，那些坎坎坷坷，又算得了什么！（本报记者

从拼手速才能“抢”到的“考古盲盒”，到能吃的“古钱币”巧克力成为爆款，再到“唐宫夜宴小姐姐”走红破圈，短短几个月，“会玩”的河南博物院着实火了一把。博物馆再次借由文创上了热搜。如今，博物馆推出盲盒、美食、美妆、数码产品、游戏……已不新鲜，且热度不减。从1.0版到4.0版，博物馆文创一路“野蛮生长”，不少产品因为绝妙的创意大受欢迎，而博物馆文化也借助这些跨界文创中不断破圈，以更多方式走近了大众。1.0版复印文物形象，简单叠加这是博物馆文创“亮相”的初级阶段，往往充当了博物馆旅游纪念品角色。比较常见的是文物仿制品，还有马克杯、T恤、便利贴、书签、笔记本、冰箱贴等小件生活日用品或文具。国家博物馆以馆藏子龙鼎为原型开发的摆件。宁波博物馆以馆藏青铜钺为原型开发的U盘。1.0版的文创，通常是将文物按一定比例仿制，或者是将文物的形象、博物馆建筑图案、logo的元素直接印制到产品上面。其中，仿制品只有纯观赏性功能、缺乏实用价值，且定价较高，常有观众高呼“买不起”。而印制图案类的文创设计普遍比较简单，只是直接、机械地复印图案，缺乏创新点。这样一来，文创价格往往两极分化，无法分层照顾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另外，这个版本的文创品种有限，同质化严重。销售也主要是在博物馆里售卖。总体来说，1.0版的文创，跨界幅度比较小，产品带给观众的吸引力不足。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博物馆文创的主要呈现方式。实事上，时至今日，仍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博物馆的文创还停留在1.0版。2.0版提取文物元素，创意生活2.0版的文创少了“冰冷”，多了“鲜活”，开始留意提取文物中吸引人的元素进行产品设计。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朝珠耳机，就巧妙利用了朝珠和耳机外形的相似性，有人戏言戴上耳机仿佛瞬间“老佛爷附体”。再比如上海博物馆的“天下一人”帆布包，提取了宋徽宗在《柳鸦芦雁图》中的签名画押进行设计，做成的帆布包极具个性。2.0版的文创，产品使用场景逐渐生活化，一个个既有颜值又有实用性的文创陆续走红。胶带、镇尺、手机座、帆布袋、雨伞……这些产品颇具个性的时尚感，既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又满足了人们穿越时空的愉悦感，成功吸引了公众对博物馆文化的关注。正如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所说，“把文化资源提炼出来，和人们的生活对接，人们才会喜欢。”行李牌和卡套曾是流行一时的博物馆文创。图为故宫博物院和首都博物馆开发的产品。上海博物馆以馆藏古画为元素开发的丝巾。故宫博物院提取馆藏宋画《千里江山图》的元素推出系列文创中的折扇。这个版本的文创，除了文具、日用品外，也开始有了电子产品、食品、护肤等种类新的尝试。对于2.0版文创，博物馆一方面严格把控质量，一方面在产品价格上有意识地进行分层设置，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同时，销售渠道也从单一的馆内柜台，拓展到网络营销。3.0版脱离文物本体，挖掘内涵这个版本的文创，已进入到“大步”跨界阶段，打破次元壁，玩转流行文化。随着博物馆跨界品牌授权合作的深入，各种各样令人耳目一新的“博物馆+”纷纷出现：+餐饮、+科技、+金融、+美妆、+旅游、+游戏……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欧莱雅联名推出的《千秋绝艳》系列口红，将五种“明星色号”与五位“古典美人”相对应，将中国古典优雅感融入美妆；故宫博物院与网易游戏联合开发的手机游戏《绘真·妙笔千山》，以《千里江山图》为创作蓝本，玩家如身临其境，一秒穿越回北宋的大好河山；三星堆博物馆在微信表情商店上线“古蜀萌娃”系列表情包，原本神秘、严肃的青铜面具变身可爱的萌娃，配上趣味十足的四川方言，风格轻松愉悦，引发网友纷纷下载；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银行、奶茶品牌“茶颜悦色”联合推出了信用卡“喝呗卡”，以湖南省博“君幸食狸猫纹漆盘”IP为主题，用美食话题输出历史和文化……打造3.0版的文创时，博物馆开始关注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有意识地树立品牌形象，打造本馆特色IP。同时加强网络销售渠道的宣传，开通天猫、京东、微信等多平台的销售渠道，且重视线上宣传力度、着意维护品牌形象。这个版本的文创，除了产品本身质量的把控，还注重其附加价值，比如颇费心思的包装盒，足以让产品再上档次。不少观众将博物馆文创作为赠送亲朋礼物的优质选择，可以说是人气满满。南京科举博物馆推出的文创“状元郎”系列。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文创“小确幸”笔记本。国家博物馆将文物、金文与魔方相结合推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魔方。3.0版的文创，扩宽了思路，全面开花。它们打破了传统的实物产品界限，延伸到无形的产品之中，各种创意联动层出不穷，迎来博物馆跨界新风貌。“博物馆文创IP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原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强跃如是说。4.0版打破文物局限，拓展外延4.0版的文创，不仅是对于博物馆原有内容的开发，还尽力扩大其外延，实现价值的自我创造，是跨界合作的又一次“升级更新”。故宫出版社联合真人密室逃脱游戏连锁品牌“奥秘之家”，推出互动解谜书《谜宫·如意琳琅图籍》《谜宫2·金榜题名》。书中将故宫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化进行趣味结合，包含了较简单的礼乐度量、时令节气、棋谱书画、五行八卦等知识，拓宽了博物馆文化的外延。故宫出版社社长王亚民认为，是“与科技创新、多媒体进行融合”的跨界文创，“让故宫的文化更好地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青少年的心中”。苏州博物馆的“融”模式，也是4.0版文创扩展博物馆外延的优秀案例。据苏州博物馆副馆长谢晓婷介绍，“融”的对象包括不同行业的合作伙伴、不同领域的专家、不同需求的群体，包括媒体、旅游、金融、科技等六个板块。谢晓婷指出，这样的深度合作，可以“助力博物馆走进大众”。在沧浪亭演出昆曲《浮生六记》是一种全新的尝试。4.0版目前是博物馆文创跨界合作的高级阶段，此时的产品已不再是1.0版的文具、包包，而是深挖了博物馆的文化潜能，跨界合作更系统化、科学化、拥有着较为成熟的运作体系。例如，敦煌研究院将自家文创中心分为“如是敦煌”“念念敦煌”“星空下人类的敦煌”三个子品牌，分别来挖掘阐释敦煌艺术、对外品牌合作和组织举办公众活动；将反弹琵琶、飞天、骆驼、藻井、九色鹿、菩萨等特色元素融入文创中；跨界合作启动“数字丝路”计划，推出敦煌动画剧、“敦煌诗巾”小程序等数字产品，形成了网络时代文创产品开发新模式，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生动解读了跨越千年的壁画故事。总体来看，4.0版的文创，注重提高博物馆文化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极具创新意识和大局观。它们能够无限拉近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贴切生活，走近千家万户。正如河南博物院副院长李琴所说：“用古今对话抓住观众的心”，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令公众感悟中华文化的坚实内核，提升文化自信，也助推文旅融合发展。

随着城市的发展，北京农业用地面积逐年缩水，农业产量逐年下降，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增长点。作为首善之区，特别是作为六朝古都的北京，它的第一产业是否真的已经走到了尽头？是否真的就应该被其他新兴产业取代？抑或是峰回路转之后，还有柳暗花明的机会？有着800

烤乳猪，粤菜中的代表菜。其实，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南越王已经享用这道美食了。1983年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了三件烤炉，炉上均配备多种供烤炙用的配件，有悬炉用的铁链，烤肉用的长叉（双叉、三叉都有）、铁钎、铁钩。其中一件的炉壁上有4只乳猪，猪嘴朝上，说明烤炉的主要用途应是用于烧烤乳猪的。8月10日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北10展厅，您可以了解更多关于两千年前南越王的生活。这个展览的题目很学术“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而其实，由考古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为观众勾画了一幅生机盎然、饶有趣味的岭南生活画卷。近年来，广东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广州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以及大量汉代臣民墓葬等重要考古遗存的陆续发掘，揭示了许多珍贵历史文物，让人们有机会一睹两千多年前岭南历史文化的真实风貌。本次展览展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宫博物馆等单位收藏的南越王墓、南越王宫及广州地区其他秦汉考古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330余件（组）。其中，丝缕玉衣、玺印封泥、青铜勾鑃、组玉佩等代表性遗存标志着南越顶级贵族的身份、等级、地位，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钱币、木简则揭示了南越高级宫殿建筑的规格及贵族奢华生活的真实面貌，它们与其它物质文化遗存共同呈现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格局。第一单元：南域明珠广州（古称“番禺”）位于中国南方，扼珠江与南海之间的交通咽喉，是中国大陆通向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乃至欧洲和非洲的“南大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孕育了岭南地区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蕃禺”铜鼎是烹煮或盛食器。盖上有刻铭：“蕃禺，少内”，腹部外壁刻铭：“蕃禺，少内，容二斗二升”。“蕃禺”即番禺，初为秦时南海郡治，后为南越国都，是考察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少内”是秦汉时期管理宫廷府库的官员。

7月27日下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落下帷幕，潘鲁生不出意外地再次当选主席。会后，潘鲁生以第十届主席的身份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这个宋元时期的“东方第一大港”，这个以“刺桐”蜚声海内外的港口城市，在1000多年后，再次吸引世界的目光，毫无争议地昂首迈入“世界遗产”的殿堂。

刚刚，正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喜讯：中国的申报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6处。

正在福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7月22、23日晚先后审议并顺利通过我国的6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状况报告，包括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澳门历史城区、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武当山古建筑群和长城。其中长城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为保护管理示范案例，这是继2018年大运河之后，我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再一次获此殊荣。长城——嘉峪关

7月21日，作为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官方提供的十条文化参观路线之一，位于福州市仓山区的烟台山历史风貌区，迎来了不少国内外嘉宾参观考察。“这楼梯是过去留下来的，还是新建的？”原美国驻福州领事馆里，一位参观者走在通往二层楼梯时不禁疑惑，“走上去嘎吱嘎吱地响，感觉是旧楼梯，但木头的纹理很清晰还带有光泽，似乎又是新做的。”原美国领事馆实际上，这段楼梯已有153年历史。在2015年修缮前，它已经破败糟朽得完全不能使用。负责修缮工作的烟台山项目工程师林文宇请来老木匠，想了许多办法，把它修好，再用砂纸一遍遍打磨，刷上木蜡油，使这段木楼梯与这栋老建筑一起，在一个半世纪之后“起死回生”，引领参观者体味穿越时空的愉悦。原美国领事馆烟台山历史风貌区位于福州古城传统历史文化中轴线的最南端，留存有外国领事馆、教堂、洋行等西洋建筑和数十座中式园林古建筑，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见证了福州近现代外交和商业发展史。原美国领事馆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建筑大多成了公房，分配给市民居住。一房多户致使住户在这些历史建筑旁边搭建了众多的低矮建筑，加之市政配套不完备，改造前的烟台山棚户密布、污水横流。据仓山区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为改善烟台山人居环境，提升烟台山人文品质，2014年2月，福州市政府审议通过了《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和《公园路及马厂街历史建筑群保护规划》。福州市政府考虑到，片区需要保护的老建筑众多，单纯依靠政府投入进行保护，财政压力大。只有充分发挥老建筑本身的价值，才能更好地保护好老建筑。2015年10月，通过招拍挂的形式，福州市把烟台山历史风貌保护开发交由企业运作，开启了政企共同探索古建保护和城市更新的创新之路。

寻味坊巷，游梦百年。7月17日、18日晚，以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为场景的沉浸式演出《寻梦·坊巷》惊艳上演。作为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重要的文化体验项目之一，演出通过传统建筑与现代舞美的激情碰撞、文艺演出与生活场景的巧妙融合，向世界展示福建、福州深厚的文化魅力。演出以三坊七巷北口的南后街牌坊为起点，一段令人惊叹的数字影像将现场观众提前拉入如梦似幻的意境当中。当幕布缓缓升起，一位撑着油纸伞的美丽姑娘款款前行，带领观众步入这段穿越时空的寻梦之旅。童谣声中，王审知、蔡襄、严复等为人熟知的福州历史人物在风雨廊上粉墨登场，尽显福州三坊七巷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古代士人阶层“修齐治平”的精神。花灯、纸扇、茉莉花茶、寿山石雕、舞龙灯……这些凝练了千年闽都文化的非遗产品、民俗传统以街头集市的方式生动呈现，与观众亲切互动，喧闹的坊巷重现百年前的繁华盛况。正当观众意犹未尽之时，悠扬的丝竹之声从前方传来。经典闽剧《荔枝换绛桃》用一段风花雪月道尽千年榕城故事。舞步微启，时光重转，身穿旗袍、撑着油纸伞的姑娘们在悠长的衣锦坊中翩翩起舞，再现“灯市坊巷，红光辉映”的景象。象征文化传承的百年榕树下，隆隆的鼓声向天地祈愿，愿这座发轫于晋代的千年古城生生不息、文脉永续。跟随五彩锦鲤的引领，人们回到现代，电音与古乐碰撞，电子屏上的茉莉花与演员共舞，彰显出福州古今交融的蓬勃生命力。《寻梦·坊巷》总导演秦一文介绍，整场演出以“人文世遗、数字世遗、绿色世遗”为核心表达，以福州元素为点、三坊七巷为线、世界遗产大会为面，串联成立体独特的演艺内容。“福州三宝”、木偶戏、手打肉燕等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穿插展现，朗诵、音乐、光影、舞蹈、戏曲等表演方式轮番亮相，着力还原古代里坊制度，重现明清社会闽都民俗、文化生活场景和商业发展氛围。“三坊七巷并不是一群冷冰冰的古建筑，它是一个有生命、会呼吸的街区，人们至今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成长，在这里经历着自己的人生。”《寻梦·坊巷》的总策划人杨澜认为，生动的烟火气正是三坊七巷作为“里坊制度活化石”的核心魅力。因此在策划时放弃了严肃、宏大的叙事，而专注于演绎和展现当地人生动活泼的生活方式。丰富的人文气息和千年积淀的文化印记，成就了一段专属于三坊七巷的文化记忆。杨澜表示，做好文化传播，并非只是单向推销，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和由衷地吸引。《寻梦·坊巷》沉浸式演出就是向世界传播闽都文化的一种尝试。更多精彩内容现实版的“识骨寻踪”，了解一下？原来，清宫里的皇后像也是P出来的！故宫新陶瓷馆里的三个秘密唐代人怎么过上巳节作者：张诗瑶

“让死人说话”，是法医的工作；“让死了成百上千年的人说话”，是考古学家的本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对出土人类遗骸的研究，获取珍贵的历史信息，已成为越来越多考古人的共识。事实证明，这种真正以“人”为“本”的考古学，确实可以“让死了成百上千年的人说话”！一个新兴的考古学分支——人骨考古学正逐渐走进公众视野。提到考古学，大家一般会想到金银铜铁玉等遗物，房址、墓葬、窖穴、灰坑等遗迹，动物、植物、环境、年代等科技，冶金、制玉、制陶、建筑等工艺，而对人类自身的考古却很少提及。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大众对人类自身的遗骸比较忌讳，不愿提及；另一方面可能是大众认为人类遗骸无古可考，除非出现像湖南马王堆汉墓的“老太太”或新疆罗布泊的“小河公主”一样轰动眼球的遗骸。但是，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遗骸是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考古发掘，尤其是墓葬发掘中，人类遗骸是最有可能大量出土的遗物，尤其是在一些被盗墓葬或平民墓葬中，人类遗骸可能是唯一的出土物；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人类遗骸本身的考古已经越来越得到重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考古同行和普通民众的极大认同。人类遗骸本身有古可考，大有可为。由此，诞生了一门专门从事人类遗骸考古的学科——人骨考古学。人类进化示意图人类化石是人类起源研究的不二选择考古学门类繁杂，与人类起源有关的研究方面，人类化石是最重要的考古材料。对它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是最有可能解决人类起源问题的途径。人类起源示意图目前为止，东非地区是古人类化石材料最丰富、形态最具多样、时代最早（距今约400万年以上）和跨度最大的地区，也是人类起源研究最重要的地区，对这些人类化石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直接诞生了“人类起源非洲说”这一科学论断。同时，中国境内发现的距今约20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重庆巫山人和距今约50万年的北京人化石的发现与研究，使中国也成了人类起源研究的重点地区。实践证明，人类化石材料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不二选择。每一块人类化石的发现，都能在全球人类学界引起轰动，《自然》和《科学》等刊物也纷纷刊载相关的研究成果。北京猿人复原像如今，中国人类化石的研究已经摆脱了100多年来使用的单纯的形态学研究方法。不同领域学者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人类化石材料开展高精度CT扫描、三维复原、骨骼切片、显微观察、分子生物学等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并与相关学科开展整合研究，以期全面解决人类起源问题。因此，人类起源研究离不开人类遗骸自身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可能是唯一的、可用的考古材料。通过遗骸认识古代社会TA是谁？TA处于什么社会？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有什么习俗？健康水平如何？……对人类遗骸的研究可以认识古代社会的许多方面。考古工作者在考古遗址现场采集样品研究古代墓葬最重要的是要确定墓主人的身份。首先要弄清楚墓主人的性别和年龄。在没有墓志的情况下，唯一可以依靠的只能是人类的遗骸。与法医学类似，人类学家可以通过有限的人骨骼特征判断死者的性别和年龄，这对认识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婚姻制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考古遗址中经常出现各种形式的合葬墓，其中墓葬主人的性别可能会对认识当时的婚姻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同性别墓葬的形制、葬俗葬制、葬式、随葬品等的变化可能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财富的占有、社会文化习俗等密切相关。人骨反映的年龄问题也是古代人群主要的特征之一，它直接影响不同群体的社会结构和寿命指数，也间接反映不同社会的发展水平和人群的健康状况。人骨研究显示，在渔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过程中，人类的寿命普遍呈增长态势；进入工业社会，人类的寿命又呈现进一步增长的趋势。不同区域和文化的群体，受到遗传、环境、饮食等影响，人群的年龄结构和寿命指数也不同，这些数据是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在缺乏文献材料的古代社会，性别年龄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发掘出土的人骨资料。古代人类健康状况是人类学和考古学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在缺乏文献的远古时代，人骨是唯一可使用的研究材料，同时也是研究人类健康史和医疗史的重要材料。人类的很多疾病会在骨骼上留下痕迹，利用现代医学知识，对比古代人骨标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人群健康状况的差异，并研究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和背景，这对现代医疗体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人骨研究发现，渔猎采集经济人群口腔疾病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农业经济的人群，农业人群传染病和慢性病的发生率较渔猎采集人群高得多。不同经济模式下人群健康状况的差异可能暗示了，古代人群健康状况的某些指标在从渔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过程中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但同时，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稳定的食物供应，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人口寿命得到延长，社会复杂化加剧，促进了向文明社会的过渡。这些人骨研究成果可以帮我们重新思考不同经济模式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现代社会不同人群和种族间的肤色、发色、体型等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外在的差异受到基因的影响。基因具有相对稳定的生物遗传结构，除非出现种族灭绝或大规模的混血，否则基因会以相对稳定的形式传递下去。考古发现，人类骨骼的形态在基因的作用下呈现千姿百态。例如，男性的骨骼相对粗壮厚重，女性骨骼相对轻薄纤细；中国北方人的骨骼相对较为高大，华南地区的骨骼相对较为细小；北方人的鼻孔较高且狭窄，南方人的鼻孔较低且宽阔；东方人的面部多扁平，新疆西部古代人的面部多较为突出等。这些差异有些是种族的差异，有些是不同族群的遗传差异。对人类体质特征差异的研究形成了人骨考古学的重要分支——体质人类学。考古发现，豫西、晋南、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人群具有较为相似的体质特征，他们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和青铜时代的主体居民在遗传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甚至与现代华北、华南地区的一些人群较为接近。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中国人的外在形态特征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基本奠定了，古代中国人与现代中国人在主体遗传结构和体质特征上具有一脉相承性，这也是中华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根源之一。在这方面，人骨材料功不可没。多学科考古让人骨成为无法替代的信息源现代考古学提倡“无科技，不考古”，提倡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多技术的合作研究，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尽可能多地“榨取”考古材料提供的各方面信息，这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结果。人骨材料也是各学科、各领域学者争相“榨取”的对象，对古代人骨的研究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其他材料无法替代的信息。几千年前的人们主要吃什么？TA是原住民还是移民？在《国家宝藏》第三季殷墟专题中，专家们为我们解读了人骨可能提供的各方面信息。除了性别年龄、形态特征、健康状况等信息外，人骨资料为我们提供古代人群饮食结构、迁徙、来源、遗传信息等诸多内容，这对我们全面认识和复原古代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不同食物结构产生不同的同位素比值，根据“我即我食”（I

文物医院，是人们对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昵称。这家医院采用“中西医结合”，为文物祛病延年、拯救生命。故宫博物院自成立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文物修复师的精心治疗，大量国宝重获新生。近日，记者走进故宫文物医院书画修复组，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记者到达时，一位年轻人正在用一张当代书法作品练习修复技艺，科长杨泽华在一旁指导。杨泽华，国家级非遗项目“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1985年进入书画修复科，主持修复了大量故宫博物院藏书画文物、中国驻外使馆藏书画文物，以及地方博物馆藏书画文物。杨泽华说起自己修复过的古字画，杨泽华感受最深的是倦勤斋的通景画。他认为，这是古字画修复第一次真正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实践。倦勤斋位于故宫乾隆花园的东北角，建于乾隆37年(1772年)。这张通景画类似于当下的“三维立体绘画”，由屋顶及墙壁的22张单独的画幅拼接而成，形成一个完整的场景。修复前，经过包括实验室等多科室的医生会诊，这张通景画已病入膏肓：每张画都尺幅巨大，且每张画之间的画意都互相连贯；西式画法使得画面颜色层厚重，且年久失去胶性而极易掉色，绢本质地脆化严重……面对厚厚的“病历”，他们制订了一整套精细的治疗方案。比如，针对容易掉色的矿物颜料，采用了传统的面团除尘方法：用软硬合适的面团在画面上轻轻滚动，将浮尘粘掉。又如，经过测试分析取得颜料的固色用胶比例后，采用了化纤纸、海藻胶加固绢本画心的方法。还有，经检测，通景画背面的托纸是桑皮纸，这是一种已经绝迹的纸张，其制造工艺几乎失传。历尽周折，他们终于在安徽山区找到了一家仍会使用古法制造桑皮纸的造纸厂。修复后的倦勤斋一角。远处的阁楼、头顶的籘箩架、四周的竹篱笆，整张通景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场景，与真实的小戏台浑然一体。在给文物诊病的过程中，杨泽华和同事们也发现了一些以往从未被关注的细节。工作室的大案子上铺了一张皇后肖像的线描图。线描图就是未上色的草稿，其精细程度无可置疑。它的功用是交给皇帝审阅，批准后就按线描图正式绘制。在杨泽华和同事指点下，记者注意到，整张图是用7张纸拼接而成的，身体部分左右对称共6张，头部单独一张。“宫廷画作中，皇后的服饰和坐姿几乎是一样的，是不是真正绘制时，画师只需要着重于头部就行了？”记者玩笑地问道。没想到杨泽华认真地说：“是的。”想来，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坐着不动让画师临摹，对皇后也是件辛苦事。这种“换头”的小心机，大概能算作是最早的P图了吧。当然，对于慈禧太后这样的C位人物，断不可使用这种“伎俩”。记者看到，中年慈禧画像的线描图上，不仅头部的纸张不是拼接的，而且连服装的颜色、饰品细节都用特别的字符标注出来。杨泽华的徒弟时倩举例说，“大”就是红色，“六”是绿色，“兰”或“丰”是蓝色，“此”是紫色。她说，这些符号就像密码，用于画师之间的信息传递，有一些目前已能看懂，有些还未破解，有待进一步研究。这张皇后肖像的线描图是由7张纸拼成的，其中头部单独一张，是可以换的。这就是P图的关键。线描画上标注的字符，是画工之间传递信息用的“密码”，目前还有一些尚未破译。故宫博物院在全国文博机构中，率先以师承制推动古书画装裱与修复技艺发展。目前，文物医院里从事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共有23人，其中国家级传承人5人，可谓实力雄厚。记者在书画修复工作室看见了几个年青的面孔。杨泽华说是自己带的3个徒弟。他强调，除了传授技艺，还要让年轻人把责任和义务刻在心里，自觉地承担起来。更多精彩内容广州有群“讲古佬”故宫新陶瓷馆里的三个秘密文字、摄影：李韵主编：李韵责编：王紫祺

粤语讲古，是艺人用广州方言对小说或民间故事进行再创作和讲演的一种曲艺形式。我和粤语讲古的“交集”始于10多年前，经朋友引荐，得以邀请粤语讲古人颜志图来大学城为华工学生表演讲古。说来惭愧，虽然我成功拿下“粤语讲古艺人口述历史研究”的学校立项和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出版资助，并带着一帮学生“长枪短炮”，穿街过巷，搞得像“G4出动”，但我本人对粤语讲古完全是叶公好龙，说白了，我热衷的可能只是“项目”，未必是讲古。虽然下载了讲古音频、视频，却从未去过一次表演现场，并一直自我辩解为“方言的隔阂”。2019年1月18日，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最后一位讲古佬”颜志图。这次采访颠覆了我对粤语讲古和老广州人的刻板印象。颜志图在接受作者采访颜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在老城区牛头巷长大。父亲岭南大学毕业，新中国成立前曾任长寿小学校长。受家庭和环境熏陶，颜先生自小喜欢逛戏院，玩杂耍，舞文弄墨，后与讲古结缘，以之为业，终其一生。“少年古王”——“广州第一位上电视讲古的人”——“广州最后一位讲古佬”，是媒体对他的人生勾勒。电台、电视、报纸上不时能撞见他的声、影，他主讲或参与的两档节目《羊城度度有段古》和《寻根问底》曾连续几年创收视新高。然而，这样一位知名的艺人和省级非遗传承人，生活之窘迫实在我意料之外。20平方米的蜗居以阁楼区分日常起居，女儿上大学的学费曾依靠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勉强支撑。但是，凡有演出邀请和学徒登门，他来者不拒，从来不问报酬，无偿提供资料和练功服倒是常有的事。多年前，牛头巷逼仄的客厅里，常常挤满热衷讲古并“蹭吃蹭喝”的在校大学生。当天坐在颜老身边，仿佛置身磁场，片刻不能分神，遑论抽身。他追忆往事，犹如即兴表演，铿锵有致，干净利落，70多岁的老人讲话没有一处重复，像“这个”“然后”“那么”之类的口头语，即使我这样站讲台20多年的老教师也无法避免，但他娓娓道来，没有一个闲词。原来，听古是必须身临其境的，我为自己十多年前的缺席懊悔不已。虽然我做田野调查已不下15年，但采访讲古艺人竟有一种全新的体验，说考验也丝毫不为过。讲古人长于表达，欲望强烈，一旦开头，很难切断，控制现场、抓住听众方面他们绝对都是一流的高手。例如颜志图，擅长讲羊城掌故，用词典雅，非常注重故事的完整性，铺垫、比喻、排比，有起有落，每一个问题没有等到尾声休想插嘴。比如对讲古的解释，“讲故事，广州人俗称讲古，也是说书的一种。说书是讲故事，但讲故事不一定是说书。”“什么是故事呢？有人说故事是过去的事，但过去的事都是故事吗？必须是讲人的故事，有情节。所以，讲古是用方言将传说、历史、小说、掌故等再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讲古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艺术，有时也要在写上下功夫”，什么又是功夫呢？他的师父侯佩玉总结了“十要”“十不要”，比如“十要偷天换日手”“五忌做书奴”，既要好好读书，也要善于甄别良莠，更懂移花接木，总之，“功夫在书外”。你看，他的作答不仅环环相扣，而每一个问题拆开来都是一篇丰满的小文章。说颜志图是“广州最后一个讲古佬”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同样师从侯佩玉的姚焕然，至今也依然坚持在书场讲古。采访中，古诗文、粤语俗语他信手拈来，对讲古的认知也是字字珠玑。别人讲古，他“解古”，“我要做三国里面的司马德操。既不做名垂千古，亦不做遗臭万年。”姚焕然在接受采访另一位同样在广州长大的体制内医生霍沛流，除了电台兼职讲古之外，也不时在白云山等户外书坛讲古授徒，对“市井味”情有独钟，把看人吵架、听人讨价还价、替人看病都视为体验生活、捕捉灵感的机会，专门整理了一本老广们的日常金句《古今歇后语》，为自己的讲古输血。因喜欢讲武侠小说，他自喻“二悬斋里的霍大侠”——“为医者悬壶济世，讲古时口若悬河”,从不讳言自己“讲古佬”的身份。霍沛流在表演此外，曲艺团演员出身、后任职番禺电台（现改为融媒体中心）的70后媒体人林劲，是一位在书场、电台、网络灵活转身的讲古发烧友，认为讲古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学做人”，既重视传统说书的“大扣扣小扣”，也提倡“串行”“跨界”“跨时代”，更呼吁传播粤语文化，讲出“广东味”。林劲在表演粤语故事1989年出生、师从颜志图的市级非遗传人彭嘉志，是“父母眼里有些不务正业”的自由职业者，客串过电视主持和说书人，自认是“一个老派的人”，“恨不得把传统的生活方式复刻到自己身上”。他“追求传统的说书味道”，不定期在公园、广场、图书馆等设坛讲古，“觉得在现场说书是最爽的，你可以马上跟观众互动”，因为“说书不只是一个人在表演”。在粤语说书界，还活跃着另外一种类型的表演者，他们或是话剧演员、或是粤语配音演员、播音主持人，或兼而有之，但都在主业之外兼职讲古。如有“话筒姐妹”之称的冼碧莹和缪燕飞，都长期从事话剧演艺和粤语配音工作，却因电台讲古（主要是讲故事和小说连播）受同行尊敬和听众爱戴；叶振邦、梁锦辉、李伟英等也是其中的卓越代表。他们的加入让粤语讲古老树发新枝，也让老派讲古从茶楼、“开街档”登上大雅之堂，却由此也引发了一些纷争。如“旧派”与“新派”、“旧古”与“新古”等不同说法。缪燕飞在指导小学生讲故事冼碧莹在传授讲古技巧如何看待这种所谓的“分野”？问题被我抛向了所有受访者，但我更关注颜志图的理解和回应，因为他是最简单、最纯粹的“讲古佬”。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判断讲古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听众是否喜欢。至于电台讲古、书坛讲古两种方式，不能简单以高下论，前者可以看稿，随时能修正错误，便于在声音和内心情感上着力，后者要面对听众，声音之外，最重要的是身体语言，还要能掌控全局。我趁势抛出了一个积蓄已久的疑惑：一味迎合大众或学生就是好老师么？颜老的回答依然笃定：“讲古和教书都要深入浅出，但我们讲古终究是娱乐，把听众留住才是真功夫，老师总有不同，要教书育人。”粤语讲古内部争论已久，时下“网红教师”之辩也纷纷扰扰，我认为颜先生的解答算是最好的回应了。更多精彩内容故宫新陶瓷馆里的三个秘密唐代人怎么过上巳节作者：储冬爱（作者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编：李韵责编：杨雪丹

在等待了两年多之后，故宫博物院的陶瓷馆终于在5月1日重新开放了。新陶瓷馆从文华殿区迁至武英殿区，据说变化的不仅仅是地址，更重要的是展览形式和内容。新馆新展新气象，它能让新观众满意、给老观众带来惊喜吗？记者第一时间走进展厅，一探究竟，发现了三个秘密。秘密一：学术成果让你对展品刮目看跨过小桥，迈进院门，武英殿开着的殿门内，“陶瓷馆”三个墨字赫然在目。与其他展厅不同的是，这三个字及其旁边的前言，都是手写体。据介绍，这是故宫博物院的书法家董正贺的手笔。尽管有心理准备，但一进展厅，记者还是脱口而出：“太豪了！”展柜里陶瓷文物居然成“密集队形”排列！正殿展厅是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展示，从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到民国时期的瓷器，包括了十个主题。时间跨度之长、陶瓷种类之全、器型之多、品相之好，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据了解，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86万件（套）文物中，陶瓷类文物占37万多件（套），是故宫器物藏品中的第一大门类。难怪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吕成龙颇为自豪地表示，新陶瓷馆的所有展品均属珍贵文物，最普通的也是三级文物，能像故宫这样做陶瓷发展史陈列的博物馆，没几家。2008年，故宫博物院在文华殿开设了经过改陈后的陶瓷馆，从院藏陶瓷中遴选出400多件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呈现给观众，而新开放的陶瓷馆则将展品增加到了1100件。展品数字增加的背后，是故宫学术研究成果的支撑。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介绍，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束缚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为此，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利用故宫在人才和藏品方面的优势，结合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和科技检测手段，开展了系列学术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五大名窑”系列研究和“明代御窑瓷器”系列研究。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合称为“五大名窑”。故宫博物院是目前收藏传世“五大名窑”瓷器数量最多、质量最精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这些研究成果在新陶瓷馆的展览中均有所体现。记者注意到，展柜里有一只瓷枕与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河津窑考古成果展》中的瓷枕十分相似。走近看说明牌，果然是河津窑的。然而再细看，瓷枕上有乾隆的御笔题诗，说它是邯郸磁州窑的。吕成龙解释：原先这只瓷枕一直被认定为“磁州窑”，直到近年考古新发现了山西河津窑遗址，经过研究才更正了断代结果。类似的还有一些。比如，青花加矾红彩海水龙纹金钟碗，看着眼熟，而它的年代原定的是“明宣德”，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此次展览更新年代为“明正统”；青花海兽异兽盘，也由原定年代“明成化”更新为“明天顺”。展品中除了一些观众耳熟能详的展品，还有首次亮相的。比如灵武窑黑釉剔划缠枝花纹罐。这只陶罐原来认为是辽金时期的，后经过研究现更正为西夏时期。它巧克力色的底釉上刻划着白色的花纹，最特别之处在于罐体两面的花纹是不一样的。秘密二：隐形玻璃让你与展品零距离展柜玻璃反光，是观众拍照时的槽点，更是摄影记者心中难解的“痛”，常常需要在展柜前“左右腾挪”，只为找到一个不带玻璃反光的角度。而在新陶瓷馆，这个槽点、痛点解决了！记者在展厅里边走边拍，要不是无意间看到展柜一角贴着“小心玻璃”的提示，几乎忽略了展柜玻璃的存在——“隐形玻璃”这个词从脑中冒了出来。记者从展览部器物展示组组长薄海昆处了解到，陶瓷馆的展柜玻璃，采用的是高性能安全夹胶低反射玻璃，可以防99.9%的紫外光，透光度97%以上，反射率低于1%——这就是玻璃“隐形”的秘密。没有了玻璃的阻隔，文物仿佛裸展，观众可以零距离感受到其卓而不群的气质，或凝重或轻盈、或华丽或淡雅。虽然宛如隐形，但这种玻璃很结实，能够承受50千克左右的冲击力，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保证展柜内文物不会受到观众无意碰撞的影响。尽管如此，故宫人仍然丝毫不敢大意，他们知道文物安全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万无”。比如，展品中有一只“雍正款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属于2009年以前陶瓷馆的必选展品，在2008年改陈时被换下，如今时隔十余年，这次重新展出。这只碗非常轻薄，薄到“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消”，因此布展时，拿紧了怕捏碎，拿松了怕摔碎。其实，所有的文物，从搬运到摆放，用吕成龙的话说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能有半点松懈。文物放进展柜并非就万事大吉了。考虑到北京处于地震带上，每件文物都要做防震处理；展品是陶瓷且错落摆放，一个歪倒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所以必须进行固定。细心的观众透过“隐形玻璃”可以看到，展品是用透明且韧度很强的鱼线固定在展台上的。为了这道工序，吕成龙团队的小伙伴们，不少人手上都勒出了口子。观众的安全亦是展览中不可忽略的重点。薄海昆团队在设计时，将展柜转角处全部处理成钝角，没有90度直角，最大限度避免观众参观中可能的意外，同时在视觉上还能产生延伸感。与以往展厅光线偏暗不同，新陶瓷馆在确保古建筑安全的前提下，还在顶篷设置了灯光，使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殿顶的斗拱、彩画等古建结构。隐形玻璃、转角设计，还有顶篷的灯光，展厅设计彰显着策展者为观众着想的良苦用心，然而贴心之处还不止这些。秘密三：数字技术让你把展品“拿手里”1100件展品，每件展品均配有二维码，这也是记者所知目前国内惟一。手机扫一扫，展品的图片、文字介绍一目了然，喜欢的还可以截屏保存；如果不想看字，亦可选择听语音介绍，实在太方便了。然而对于文物爱好者，展品摆在展柜里，总有看不到的部分，真希望能离得近点再近点，看得真切再真切些，更是恨不能拿手里细细欣赏。故宫人懂得观众的心，通过数字技术让“梦想成真”。展厅里设有两台触摸屏，放在大约1米高的台子上，成人和儿童均可方便使用。点击想看的文物图标，用双手就可任意放大、旋转。记者点开了“清乾隆粉彩开光四季山水图转颈瓶”。随着手指在屏幕上挪动，瓶颈部分可以转动，让人秒懂“转颈瓶”的奇妙；瓶身可以上下左右任意角度旋转，就如同把这只转颈瓶拿在手中，全方位地观看。放大的倍数也令人心满意足，无论瓶底的落款，还是瓶身上的花纹细节，可谓纤毫毕现。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主任苏怡介绍，触摸屏中有20件可以“拿出来”的瓷器，这只是故宫藏品数字化工作成果的冰山一角。目前，故宫的186余万件藏品中，已有68000件完成了超高精度的数字化，其中约有8000件瓷器文物。如果您觉着在展厅看得不过瘾，还可以把文物“带回家”看。进入故宫博物馆院官方网站的“数字多宝阁”，在家也能实现把文物“拿出来”。苏怡表示，目前“故宫陶瓷馆小程序”“故宫展览App·陶瓷馆”“新陶瓷馆App”陆续上线，通过这三种途径，也可以实现“拿出来”“带回家”细细看。更多相关内容“文武双全”迎五一，故宫陶瓷书画馆又开门啦！！！作者：李韵主编：李韵责编：杨雪丹

故宫博物院新陶瓷馆和新书画馆上新啦！5月1日起接待观众。这是二馆历经两年多闭门搬迁改陈后的重返公众视野。最新消息：已购票观众可以在展厅门口扫二维码现场预约，每馆每天可接待3000名观众。新陶瓷馆从文华殿区移至武英殿区，在展示空间、内容主题设计、展品数量及展示形式与古建筑融合等方面，均进行了创新。陶瓷馆以武英殿正殿、“工”字廊和后殿敬思殿为主展厅，按时代顺序，以10个主题展示中国陶瓷从新石器时代到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并设独立展柜突出展示“各种釉彩大瓶”等体量较大的展品。武英殿正殿入口处搭建一处“展中展”空间，外观采用紫禁城古建筑元素，不定期更换展品（第一期集中展示7件乾隆朝景德镇御窑镂空套瓶、转颈瓶、转心瓶等）。武英殿东、西配殿按功能展出清代宫廷大婚、祭祀、进膳、陈设和赏赐、万寿、宗教用瓷等6个主题。院内西北隅的浴德堂则专门展示故宫博物院藏外销瓷。另外，原设于延禧宫西配殿的“中国古陶瓷窑址标本展”和“古陶瓷资料观摩室”亦将分别移至武英殿东、西配殿的北值房，使武英殿区域成为紫禁城内集中展示不同类型陶瓷文物的常设专馆。

上巳节的得名源于过节的时间。我国古代曾流行干支纪日法，上巳节时在三月第一个巳日，故而得名，也称“元巳”。魏晋以降，上巳节相对固定在三月初三日，因此又称“三月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