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密教——龙溪学研究
儒家之密教——龙溪学研究
孟晓路
儒家确系一极为特殊之教法，如何给其定位，颇费琢磨。普通佛教中人将其判属人乘，以儒家之五常比佛教人乘之五戒。儒家确实主要站在人之立场上说话，所致力者亦主要为人道之安立；故判属人乘必有其相当道理。然深究之，此种人乘却与他种人乘大有不同。盖他种人乘皆系消极遮情之相信戒律之精神，试观耶教犹太教之旧约、回教之古兰经、婆罗门教之摩奴法典有一能外此乎？即佛教之五戒虽稍有不同（前者其戒律为铁定不可打破之教条；后者之戒则讲开遮持犯，允许行权），然亦必摄于此中之分齐也。而儒家则为积极表德之相信良知之精神。五常作为法则乃积极之善，本来即与消极之五戒不同；更关键者，儒家之做人，于内心之良知与外在法则两者中，其重心乃在前者也。此种精神从孟子兢兢于辨别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最能见出；其余如中庸之率性、孔子之思狂者而恶乡愿等则不胜枚举也。此种精神何其高明，非但他种人乘远不可及，即佛教中之声闻缘觉菩萨等权乘亦非所及也；却与佛教之一乘正相通，一乘即禅宗。诚然于世界上所有之教法中能不假于他直指人心者，数来只有儒家与禅宗二者矣。且儒家多谈心之用，禅宗多谈心之体；故前者正可为后者之最佳基础。达摩之师般若多罗尊者告之曰东土震旦有大乘气象，以此也。禅宗于印度一直单传未能开宗，却于中国衍成滔滔法流，亦以此也。故仅判儒家为人乘，尚系相当模糊之认识。必判曰儒家乃直通一乘之人乘，则庶几有少分相应矣。
然犹未也。因儒家除讲心性之用之人乘显著教法外，尚有一实证心体并明体达用之一乘秘密教法，此则大同于禅宗也。儒家中有此一秘密教法之存在且其显教之人乘教法乃直接从此所流出，故儒家中人判儒教为一乘，为纯圆，则亦自有其相当依据。如近人马一浮先生即作此判。马先生曰：佛教尚有藏通别圆，而儒家六艺之教则为纯圆。圆教即一乘也。盖儒家其显教也密教也，皆直从心地上用功者，其中无遮情之权教，故曰纯。然人乘与一乘毕竟有天壤之别，妄执一重未破与尽破三重妄执大不同故；人道境界与法身受用身境界大不同故。故将以人乘为主密谈一乘之儒家笼统判为纯圆之一乘，则亦失之远矣。
故对儒家教法之性质当作如下判释方为究竟：儒家系人乘密涵一乘。详说则为：儒家分为显教与密教。其显教为直通一乘之人乘；其密教则为一乘。显为密之用，密为显之髓。
龙溪学于儒学传统中自有其不可磨灭之特出价值在。蒋庆先生与作者之书信中曰：“阳明门下龙溪一脉，则得超善恶之究竟法门。”盖儒学中本有一明心性了生死之秘密教法存在，然一直隐没不彰。龙溪起而显说之，从而使此一教法大明于世。龙溪之学使此一直依附于儒家显教内圣学未获独立存在之教法，从显教中分出成立为一门独立之学术，得与显教并列，而称密教焉。孔孟之心髓依此乃可以上探，儒学之精要依此乃可以了达。龙溪阐扬圣学之功大矣哉！有志于实悟良知心性从而自利利他之大心之士，不可不取龙溪之学于自家性命上彻底究之。
然儒家教法之特质自然主要在其显教，而非密教。由于此一人乘教法系直从一乘所流出，故为一最佳之人乘。儒家显教所阐之一整套人伦伦理（内圣学）及政治制度（外王学）乃安立人道之正轨，亦中国文化特优于西印而对世界文化之最大贡献。宋明以来，儒者为应付佛老之挑战，偏向心性处发挥，又未能于显密严加区分，从而对两种教法混谈之，令儒学愈来愈偏离尽伦尽制之大路，而日益局于心性狭小之一隅，是弃自家所长而以所短与他争能。宋代以还，中国文化由盛转衰，此为莫大之主因。中西交通后，现代新儒学仍继续宋明儒学之进路而益趋极端，彻底放弃儒家本有之伦制，而欲以已蜕变为理论空谈且仅为内圣一隅之心性学（此原为依附于显教内圣学之密教）开出所谓新外王即科学与民主，是更为自弃家珍，又安能有成？现代新儒学数十年来，于实践上几乎无所作为，而日趋学院化，足以证明此点。故于今日复兴儒学，必不能再走新儒学显密混谈以密充显又空谈理论不重实践之老路，而应亦如孔子当年，于显密二者严加区别之，对机而施教；注重工夫实践，以行为主。对于少数已发大心欲为往圣继绝学之上根之士，应显密双授，令之实悟一乘，而下弘人乘。对于多数普通之人，则唯弘人乘之显教，令实践乎六艺人伦政制之教法。如此，则儒学之全体大用方能充量发挥之；且道统有继，儒家教法之特质亦不至流失云尔。
西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孟晓路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