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伪史考辨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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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伪史考辨简析

From 孟晓路十念生 2019-04-14

西学之中学渊源：利玛窦地图来源及考辨西方

孟晓路

第二讲

於建清整理2015426005

本文约2.3万字，阅读需时30至60分钟

一、利玛窦地图根据中国地图绘制

（一）研究利玛窦地图的背景

开始破西方之伪夏，先讲一个例子，利玛窦地图，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从这个坤舆万国全图说起。我们学校有个坤舆园，这跟我们学校有一幅也叫坤舆的图有关。原先，我在暑假里头看到这个坤舆万国全图的时候呢，我以为就是河大这幅图了，我就很兴奋地我说我记得咱们坤舆园的广场上有这个图的，有这个图的那个在地上有个图，那天我就跟我几个同学就学生看一看这个介绍，很失望，有一点失望，发现不是，不是一幅，这幅图叫坤舆全图，利玛窦那幅图叫坤舆万国全图，差两个字，利玛窦那幅图是1602年画的出来的，叫坤舆万国全图，咱们河大那幅是南怀仁在1671，他是康熙年间来中国的，清初，1671年。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坤舆园的广场上的那个，就那个水池子，喷水池子旁边有这幅图，那有个介绍作者是南怀仁，康熙年间来中国的一个耶稣会教士，他参考了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河大这幅，这幅地图是河大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全国就有两份，这是其中的一份原样、原稿，就是真本，一个藏在河大，一个藏在那个故宫博物院。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这个坤舆万国全图，有了网络以后呢，很多事情再想掩盖就掩盖不住了，很多阴谋啊、伪造啊、编造啊，在网络的时代再想掩盖就掩盖不住了。就说共进会这个事，在以前呢就是不为人知，在今天呢，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也渐渐地浮出了水面，这个利玛窦地图也是这样，在网络时代以前只有印刷的版本，印刷版本呢都是印的很小的、印在书上的，没有这种很大的原样的复制，这样也是见不到的，他这个地图很大，好几米宽、好几米长，很大，所以印在书上这样的版本呢，这个字，普通的地名太小，看不清楚，根本就没法研究，只有利玛窦标注出来的那些洲名都比较大，他写的、添加的那些字比较大，就以为这个作者是利玛窦，那么我们得到的这个教育就是、得到的知识就是利玛窦把世界地理带给了中国人，在利玛窦之前，中国人只知道东亚这一小块儿，其他地方是不知道的，利玛窦让我们知道了有美洲、大洋洲等等。是利玛窦把世界地理带给了中国。这现在网络出现以后，有了这个高清的网络版本的这个图，这样就可以进行深入研究了，那些地名经过放大了以后都可以看到，所有的地名多可以看到研究了。

（二）现代的研究成果

1、李兆良先生的研究：《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研究》

香港的有一位退休的老科学家，很有地位，他是美国留学然后搞化学科学，叫李兆良先生。他有一个这个书，他这个书已经出版了，就《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研究》，还有一本姊妹篇叫《宣德金牌启示录》，这两本书就是在国外出版的，价钱还都挺贵的，贵也没有人买，这个书200多块钱，字数比较多。这个《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研究》就是李兆良先生对这个利玛窦地图的一个深入的解读。（明朝最先发现美洲、最先绘制坤舆万国全图）

（1）研究的结论：这个得到的结论有三个。一个是哥伦布发现美洲，第二利玛窦将世界地理知识带给中国，第三麦哲伦是环球航行的第一人，也包括第四点墨卡托画出了第一张世界地图，就是说墨卡托是地图学之父。这些人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从来不加怀疑的知识都已经作废了，都不成立，是吧？哥伦布不是、不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哥伦布是拿着这个美洲地图去的美洲，麦哲伦也不是环球航行的第一人，麦哲伦搞这个环球航行的时候也有世界地图，他就知道要在那个什么海峡、麦哲伦海峡，他进入海峡的时候，他们已经很困难了，没吃的了，都吃老鼠了。那个船员们就策动了一场暴动、政变，想要篡夺这个领导权，要求麦哲伦返回欧洲。因为他们以为走不到头、走不出去的，以为前边就是个死胡同，但是麦哲伦根据他的地图就坚信那个前边是能走得通的，前边是有出口的，不是一个死胡同，结果呢麦哲伦是对的。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有地图的，也就是说他不是环球航行第一人，也就不是利玛窦将世界地理知识带给了中国，恰恰相反，是利玛窦根据中国的地图绘制了这幅利玛窦地图，也不是墨卡托发明了这个地图学、经纬线这些，这都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李兆良先生得到的结论。

（2）证据：那可以回过头来说一些主要的证据，这个书中提到的证据有几百条之多，我们只能捡这个主要的说一下。第一条，坤舆万国全图上没有标注教皇的领地和佛罗伦萨，我们知道利玛窦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那他来中国的时候那个教皇的领地都在意大利了，佛罗伦萨已经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最重要的城市了，相当于今天的佛罗伦萨在欧洲的地位就相当于北京在中国的地位，这是说相当于今天画中国地图没有画出北京一样，不可思议。第二点，美国西部地理在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上有详细的标注，但是，美国人勘测西部地理就是说西方人勘测美国西部地理是要到1802年好像是，利玛窦是1602年画的这个地图，差了200年，美国西部地理在利玛窦的地图上有详细的标注。第三，欧洲部分，这个利玛窦地图欧洲部分没有把意大利的形状画对，没有标出欧洲最重要的两个山脉，就是说比利牛斯山脉等等，意大利的形状也就是说利玛窦的母国意大利的形状没有画对，靴子尖和靴后跟都没画出来，欧洲部分的信息量相比于亚洲部分、亚非美洲部分信息量最少，也就是说最模糊，还错误性很大，标出的地名都是利玛窦之前200年的地名，也就是说这有两个时间的错位，一个是美洲的部分超前了200年，欧洲的部分却滞后200年。李兆良先生这些研究者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画一个地图的人，画地图的人总是能够把他的家乡画的最美、最清楚、最没有错误、最详细，是不是?可是呢，在利玛窦的地图的欧洲部分都是错误最多、最模糊的，他对家乡的地理画的如此不堪，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通常认为的利玛窦是根据欧洲的地图翻译过来稍作变换，比如说吧零度经线从这个英国为子午线的零度经线的，欧洲为零度的那个状况，为了讨好乾隆帝，讨好这个中国的皇帝，明朝的皇帝，就改成了这个让这个零度经线通过北京。总之，就是说利玛窦在通常的知识当中告诉我们的是利玛窦根据欧洲的地图制出了这幅中文的坤舆万国全图，只是翻译了欧洲地图，稍作改动，那么这个欧洲部分的模糊跟亚洲部分的、亚非美洲部分的这种不对称就说明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利玛窦地图不是根据欧洲地图画出来的，起码不全是，起码就是说他这个亚洲那部分、亚非美那部分不全是，不是根据欧洲地图画出来的。第四点，在1428年，宣德皇帝给交趾为安南，也就是说让越南独立了。越南原来是中国的一个省，叫交趾，现在让它独立以后就成、就把它成为安南国了，这利玛窦地图、这坤舆万国全图的标注有这样一条，就是说安南，旧交趾。这就说不通了，因为利玛窦来中国的时候安南这个地名的使用已经200年了，交趾久已废弃了，交趾这个地名早已经消失了。利玛窦没有任何理由来做出这条安南旧交趾的注释。还有，在这个利玛窦地图上标注了永乐皇帝西征，去世的那个小镇叫土木堡，这个也是没有理由的，就是说利玛窦那时候的皇帝已经不是永乐帝了，那时候已经离这个永乐帝很远了，还没有，完全没有必要标出这样一个地名，而且这个地名是有经纬线的，他怎么知道这个东西的，这个地方的经纬度是多少，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利玛窦地图上有一个标注，有另外两条注释，在伯希尔也就是今天的巴西的那个下面有这样一条标注：“南亚墨利加今分为五邦，一曰孛露，省略号，五曰。伯希尔，这伯希尔就是今天称的巴西，那下面接着你念啊，“即中国古曰伯希尔即中国所谓苏木也”，另外一段里面还有类似的标注，就是说伯希尔此古名苏木。这可知在利玛窦之前，中国人不仅知道南美地域的存在，并且给其中的一个地方也就今天的巴西命名为苏木。还有，在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是还有这样一个标注“注与欧通70载”，就是说这幅地图是在与欧洲交通七十载以后画出来的，那么欧洲、欧洲人是在元朝派来了使团，叫天主教梵蒂冈，在1342年到1347年之间派来了一个天主教的欧洲使团，那么七十载以后正是1426年，就是说如果是利玛窦时代上推七十年，那么是1500年左右，也就是郑和的时代，而不是那个一六零几年。总之，根据这几百个证据就可以推断利玛窦是利用了、是参考了中国人绘制的地图，是利用中国地图做原本绘出来的，而不是这个根据欧洲地图绘出来的。

2、孟席斯的研究

这样就，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释了，与这个李兆良先生的研究同类的、更早的，还有一个，英国海军退休军官叫孟席斯，他做了一个就是关于郑和航海的研究。这个孟席斯是在英国出生，在中国长到了五岁后来又回到了英国。这一本叫1421中国最早发现世界，接着又出了一本叫1436，一艘中国的舰队到达了佛罗伦萨点燃了文艺复兴之火。简称就是说中国点燃文艺复兴之火。他是一个海军军官，曾经这个到过全球很多地方，周游全球。他第一本书的主题就是郑和发现了全世界，是郑和发现了美洲、南极洲、大洋洲。总之，全世界所有的陆地都是郑和发现的，而且是郑和画出了详细的世界地图。他那个书里边就说到在这个书里面，这个书我带了，《1434一只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已经有中文译本了。孟席斯这两本书的影响都很大，他建立了，估计每一本书都，两本书都分别建立了一个网站，就叫1421网站和1434网站，点击量非常大，全世界、欧美的人、中国的人、世界各地的人都参与了这个大讨论，像这个书的这个世界著名的报纸都发表了评论，这是一个泰晤士报、纽约每日新闻报、中国日报等等，纽约时报书评、北京晨报等等，都发表了书评。就是这个书的影响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总之，这个孟席斯这位有良知的西方人，他已经在用自己的研究在自觉的致力于来破除这个我们奉若神圣的西方中心论，他的主题就是来破这个西方中心论。

3、李兆良先生《宣德金牌启示录》的研究

（1）研究背景：李兆良先生这个《宣德金牌启示录》这本书就是根据在美洲的考古，其中有一个发现是发现了这个宣德金牌，印有宣德年号的金牌。

（2）证据：可以证明实例，对这个郑和去美洲提出了考古发现上的坚实的证据。郑和这个航海就是从永乐时代、永乐帝的年间一直到宣德年间，就是说他最后一次出海就是在就是在宣德年间出海的，就第七次航行是在宣德年间。那么在美洲发现了宣德年间印着宣德年号的金牌，提供郑和曾经到过美洲的这种证据、重要的证据，还有一些这个宣德金牌启示录里边还提出了一些辅助的证据，比如说许多美洲特有的农产品都载于《滇南本草》，这个《滇南本草》是1436年大约在1436年完成的。也就是说，是在郑和下西洋后，下西洋是1405--1433，比哥伦布出生1450——1506，比哥伦布出生还早。这样，哥伦布是在1450年出生的，这是1436年就完成的，所以比哥伦布出生还早，云南少数民族很早就懂得了吃辣椒、抽烟、种玉米，这些应是通过滇缅、滇印、滇越、滇贵的茶马道带回中国的，所以这些滇南的这些植物并非始自沿海欧洲人进入的地区而是来源于滇缅、滇印、滇越、滇贵的这个茶马道，一份是郑和从美洲带回来的，这里边就说了，所有带番字的，所谓番薯就是今天的红薯，番麦就今天的玉米，番瓜——南瓜，番豆——花生，番椒——辣椒。这些带番字的都是郑和自美洲带回者。今天就经常吃到这些南瓜啊、玉米啊，你看都是我们的主要的主食和副食，番豆——花生，番椒——辣椒，都是郑和从美洲带回来的，而不是这个哥伦布辗转的传到中国来的，我们中国种植和使用这些东西是很早的，要靠哥伦布啊，那不知道什么年月才有了，因为我们去通过查阅各种地方志都可以得到我们中国种植这些美洲作物的证据，所以我们做学问的方向呢都可以开出很多做学问的方向。这个孟席斯的第二本书就有了更深入的探讨。从这个发现美洲这个问题进展到了这个文艺复兴的起源，这里面给出了很多的西欧的、欧洲的近代转型，文艺复兴是从中国的启发开始的，这样很多的证据我们可能下面还会详细的讲到这些问题。从这个发现美洲这个问题上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我当时还是看到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当时都自己都觉得很受了一定的震动，就是说我们原来所接受的这个世界历史和世界学术史的知识大概我们窥一斑可以知全貌。

（3）结论：根据这个美洲发现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世界历史，我们所接受的欧洲人所告诉我们的这个世界历史和世界学术史都是类似于发现美洲这样的，是需要彻底的去考证和反思的，要彻底的加以怀疑。我们要先把它放下，我们不能再按照这个天经地义的事实来接受了。有时候我们想今天我们应该有一个学术的重大的转向，就是从考证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学术转向考证西方的历史和学术，我们要对西方的、西方人所写的历史、世界历史和西方人所写的学术史给予它一个彻底的考证。

二、对新文化运动的探讨

（一）、新文化运动的疑古思潮

那么今天是2015年，距这个新文化运动正好是100年，新文化运动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100周年，那么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就是从疑古开始的，疑什么古呢？疑这个东方的古疑中国的古，从来不疑西方。1915年新文化运动伴随而来的就是一个巨大、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疑古就是疑中国的古，怀疑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学术，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辩派，代表人物顾颉刚、钱玄同，领袖、精神领袖是胡适。这个胡适辩派发表了好像是七大卷有个胡适辩的论文集子。我们来看一个它的内容，就是说他所疑古的内容。胡适辩是一个是疑古派考辩古代史科真伪的一部大型辩文总集，在抗战前从1926年开始出到抗战时期为止共出了七册，好像在解放后又出了第八册，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重印古址辨识，在顾颉刚的建议和指导下增编了第八册，为历史地理专辑，前七册，1、2册讨论古史，3册讨论诗和义的问题，4、6册考辩诸子，5册讨论经的经古文以阴阳五行说的问题，第七册讨论古史传说为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古史辩的所辩的内容就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学术，也就是中国的学术史。中国的实际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学术史所谓经史子集这些都在他的考辩之列，他们的方法就是领袖胡适所提出的这个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国故即中国过去的文化，含义近于今人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寻常、化神圣为凡庸，你看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寻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并一再推崇赫胥黎的一句话：正证据来，鼓吹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还提出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而失之。他还提出先把古史变短两三千年从诗三百做起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钱玄同是胡适的朋友，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他们都受到胡适的影响。钱玄同废其本姓改称为疑古玄同以示辨伪决心，顾颉刚是胡适辩派的主将，他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根据我就不念了。钱玄同在复信中对顾的观点表示赞同，欢喜赞叹并说：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舜禹只不过是同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人格的名称而已，好像顾颉刚进一步提出了。总之，他们都认为尧舜禹没有这些人，都是统称英雄之类的或者是部落的图腾、图腾代号，所以呢，顾颉刚就直说：尧是什么呢？没有尧这个人，尧就是香炉，尧是香炉，舜，烛台，禹是一条虫。大家都去看那个鲁迅的故事新编，他这里边引用了胡适辩派的观点，就加以嘲笑、加以调侃，所以这些都是成为图腾代号了，尧舜禹的这些圣贤的存在连这些人都不存在了，何况是他们说的经典呢，尚书是从尧舜禹开始的，连这些人都不存在了，何况是尚书所记载的这个禹书里面的这个尧典、舜典。夏书里边的大禹说的那些话，那更是子虚乌有了，对不对啊？所以中国的历史就缩短了，缩短了两三千年了，从西周开始讲，那就贯彻了这个他们老师胡适所说的这个从诗经讲起的观点，从此就进入了疑古时代，搞得我们今天奉为学术泰斗的人都是这个疑古时代的人物都受这个疑古思潮的重大影响，我们经典。我们的历史都给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很大的否定和怀疑，这个写哲学史就是说这个那些史料那些经典、经史子集的材料，很多都疑为是伪书，废弃不用。易传被认为是本来正统的观点认为是孔子的作品，可以代表孔子的思想。可是今天的人，我们的哲学史上都写的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研究孔子的时候不能再跟那个堂而皇之的、不加辩驳的去引用易传，如果你要认为是孔子思想的话，你必须得对这个学术界的通常的说法加以辩证，给它加以讨论，易传不再能够在主流的观点里面不再是研究孔子的材料了，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思想了。很多书包括周礼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经典也被认为是伪书，被废弃掉了。我们了历史本来是至少有五千年其实是一万年被缩短到了西周开始，那只剩下了三千年，我们的经史里面所说的这个夏商周的理想时代所谓王道的时代、王道通行的时代却被说成了奴隶制时代，真的像胡适所说的光明化为臭腐，那么一个美好的时代却成了这个万恶的奴隶制，就是说化神奇为臭腐嘛，把好的说成坏的，把坏的就说成好的，疑古时代呢就是颠倒，而我们今天的认识呢还得给他颠倒过来。

（二）、对疑古思潮的探讨结果

就是说疑古时代的人、疑古时代的观点认为是对的，我们就说它是错的，疑古时代说是错的，我们就说它是对的，我们得重新给它颠倒过来，把颠倒的颠倒过来，这样才归于正见。

三、对哥伦布的补充

（一）、补充内容

我们再补充两句有关哥伦布的事，发现美洲的事。哥伦布发现美洲是西方近代转型的一个重大的事件，也就说是可以说是西方近代转型的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事件，如果没有海外殖民地的大量的获取，欧洲的近代转型是不可能的，欧洲近代转型的两个关键性的因素，一个就是中国传播过去的这种技术导致的工业革命，一个就是大量海外殖民地的也就是海外生态的这种获取你这两个是相互为因的，缺哪个也不行，这样就让有了这两个因素相互的补充，就让欧洲在近代就像毒瘤一样迅速的膨胀了起来，缺了哪个都不行，如果只有工业革命，欧洲早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了，他们早就自毁了，成为一个垃圾场，一个由战争毁灭的废墟了，如果只有海外生态的获取的发现，没有工业革命，那对欧洲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辉煌。总之，这个海外生态的获取的是欧洲不自毁反而那个欣欣向荣非常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外部因素，没有这个大量的海外生态，欧洲要是有了工业革命他早就已经毁灭了，不会有今天了，这两个因素是欧洲近代兴起的近代转型的非常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说编造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及麦哲伦进行全球的航行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关键性的手笔，所以必须得让他作为第一个发现者，否则的话，怎么打造这个欧洲中心论了呢？怎么论证这个美洲就应该是属于欧洲的呢？第一个发现的人有权占领了，对不对？所以说他们才闭着眼睛不看事实。那孟席斯就在他的书里边就说我就弄不明白了不可思议就是欧洲的历史学家为什么如此的不看事实。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为了编造欧洲中心论，不是欧洲的历史学家缺乏批判和反思的能力，是必须得这样做，必须得不反思、不批评，必须得闭着眼睛说话，必须得把这个哥伦布说成是第一个发现者，这样才为这个欧洲中心论奠定重要的、关键性的基础。

（二）、补充内容的结论：科学教的阴谋性

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需要强调的以前在我的书中也有提到的就是这个科学教学术的阴谋性。这个是我们所不习惯的，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没有发现的，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我把它命名为科学教。科学教的统治，我们这个现代文明也是有一个教的，它就叫科学教，这个科学教跟我们所习惯的这种学问叫法是不一样的，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它的阴谋性。那就是说科学教学术里面的很多的东西不是基于对问题的研究而产生的这种真理性的知识，而是基于私利而编造的谎言，就是说科学教学术里面告诉我们的知识很多来源于谎言、来源于私利、基于私利的谎言、出于某种目的编造的谎言。这个欧洲中心论就是他们最大的私利之下的目的，所以很多的谎言都跟这个欧洲中心论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要揭露这个欧洲中心论必须揭露他的谎言、揭露这个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3、郑和和哥伦布航海的比较研究

1、比较研究：这个哥伦布是怎么航行去发现美洲的呢？我们跟郑和的条件进行一下对比，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来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说对我们这个郑和发现世界而不是哥伦布发现世界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这种了解。那么哥伦布的船排水量是很小的，只有100多吨，郑和的舰队里的船少说是千吨、远有万吨巨轮。哥伦布就几条小破船，麦哲伦也就是几条小破船，郑和的舰队那是有上万人、几万人的，几百条船、上千只船、千吨巨轮、万吨巨轮，要测绘世界地图的话靠几条破船没有这个可能性，必须得在多个坐标点下观测，综合起来才能测绘出这种准确的世界地图。所以只有郑和的船队由测绘世界地图的能力，有发现美洲、首次发现美洲、南极洲和大洋洲这些洲的能力。我们就想想，郑和有那么大的舰队，哥伦布他们所用的航海地图也好、地图也好，还有这个天文图也好，都是郑和传给欧洲的，包括这个天文图来设这个经纬线、经纬度。只有测准了经纬度才敢在大洋上航行，这都是郑和带给欧洲的成果，郑和先有的，他有这样的航海的能力为什么就不能够只局限在印度洋这一小块儿，七次航行至局限在印度洋、在非洲离中国进的这边航行一下，连非洲的南端都绕不过去，这可能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中国人丧失了自信，自卑，欧洲人告诉我们的郑和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自己写历史也这么写，没有绕过非洲的南端止于非洲的东半边，在小印度洋里边转圈圈转不出印度洋这个小圈圈去。人家欧洲人，有冒险精神的欧洲人乘着几条小破船就可以发现美洲，就可以进行全球的航行，我们那么大的舰队，看我们多保守，中国文化多保守、多废物，是不是?这么大的舰队、这么先进的能力却只是在印度洋这里边兜圈子，转不出去。这都是欧洲人告诉我们的，然后我们就全盘的接受、全部接收、不加怀疑，对哥伦布拿着的地图是怎么来的不加以追究，麦哲伦的地图从哪儿来的也不问，欧洲人告诉我们哥伦布发现美洲，麦哲伦第一次航行，我们就照单全收、全部接受、不加怀疑，我们只怀疑我们自己的历史，从不怀疑欧洲人告诉我们的历史，所以哥伦布发现美洲用的是中国的天文图、中国的指南针、中国的这个造船术，而且是印在中国纸上的，用中国的印刷术印在中国纸上的地图、航海图、天文图去的美洲。事实如此，发现美洲以后就用中国传过去的火药去摧毁当地的人，进行血腥的殖民。

2、研究结论：好我们继续对，反过来了，我们要对欧洲的历史、欧洲人告诉我们的世界历史和学术史也要考一考，看它是不是经得住考验，我就说了我们中国人经历了100年的疑古时代，我们现在这个疑古思潮已经强弩之末、接近尾声了，没人相信了，难以为继了，中国人现在已经走出了疑古时代，传统文化开始复兴了，包括考古界，考古界也不再疑古了，疑古也不是考古界的主流了，李学勤先生就是考古界的领袖，他的著作叫《走出疑古时代》。以李学勤先生为标志的就可以说明疑古时代已经近于结束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国历史、中国的学术史经得起疑古的考验。真金终是不怕火炼，中国的学术经过了疑古之火的这种烧炼没有动摇，一开始这个地下发掘是成为摧毁古人的这个是疑古的工具。

四、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一）、二重证据法的内容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所谓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这就是所谓的二重证据法。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我们来分析这句话。王国维这个二重证据法是疑古时代的一个谬误的标准，我们要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这个二重证据法很有名气，估计我们从来不加以反思，以为是学术的进步，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这里边给出了两种东西，一个是纸上的学问，就是所谓的传承、学术传承、历史和学术的传承。通过传承下来的历史和学问叫纸上的学问，这地下的学问是没有传承的，是吧？它是埋在地下没人看到的，忽然冒出来了，这就是考古，是不是？所以一个是传承，一个是考古，他这个二重证据法就是在说这两个证据的关系，他给出的什么关系呢？就是说考古是第一标准，这个纸上的学问不是标准，也就是说纸上的学问在考古证实之前需要打个问号，是不能自立的，就是说传承也就说通过他这个二重证据法把传承摧毁了，让人不相信传承，传承的这种我们历代的这种经典的传承、学术的传承这种经学的传承、经史子集的传承、学术的传承在王国维这个二重证据法里面已经失去它的神圣性和真理性了，起码要打一个问号，就是说在考古证实之前这些都不能成为学术的根据了，都不作数了，都不是真理了，需要怀疑了，立不起来了，反掉了，被摧毁了。二重证据法摧毁我们的学问，我们中国经史子集学问的利器，这是王国维的自杀，他是咎由自取。

（二）、对二重证据法的认识

1、二重证据法不是个好东西

王国维这个人需要大大的加以反思和批判，用考古摧毁我们的信史和传承，这里边说的就是信史，所谓信史就是我们写在纸上的可信的学术史和历史，用这个考古来摧毁信史和传承，二重证据法不是个好东西，是个坏东西，要再用二重证据法我们也不可能走出疑古时代，这就是疑古时代的学术方法。

2、正确的方向

我们给出正确的，我们说有人说冯友兰说的，李学勤赞成这个，就是说从信古到疑古然后再到释古，好像你看他多高啊，他认为近代的学问我们高啊，我们既不疑古我们就正反合了，我们都是那个否定之否定了，我们扬弃了，我们是辩证法，我们辩证法的最高三段论的最高阶段了，都释古了。释古也不是个正确的东西，也不是最终的方向，我们要从疑古回到信古，释古也不对，回到信古，就是相信信史和传承，重新地恢复对信史和传承的这种信心。

3、信史和传承和考古的关系和认识

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信史和传承和考古是什么关系了。我们说在疑古时代，考古是摧毁信史和传承的工具，二重证据法这里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我们的正确的方法就是以这个可以为自己的标准，考古我们也不否定，我也认为它有它的作用，可以帮助，它是第二个标准，可以帮助这个信史和传承的这种成立，就是说这个是可以自立的，没有考古也没有关系，有信史有传承就可以了。这个传承一样的东西经过我们自己的学术的这种考辩我们是有自己的一套考辩系统的，这里面也包括这个考古，也包括对地下材料的这种运用。经过这一整套、经过考辩过的信史和学术史我们不依赖与考古，有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关系，我们都认为它是可信的，那么考古就是成为考辩、增加这个加强这个信心的，加强这个可信度的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而不是必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这个二重证据法里边，这是必要条件，就是说这是成为可信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必须得有考古、必须得有地下的这种发现这个事实才能成立起来，是必要条件。在这个正确的我们的方法里面呢，考古不再成为必要条件，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这当然这是对我们的信史而言的，因为我们的信史是经得起各种考辩的，经过考辩以后的可信的史、历史和学术史。所谓信史也就不在于这个地下的学问了，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对地下学问的依赖性破除掉，这正是西方近代西方的阴谋。这个考古在西方是用来成立他自己这套伪学问的工具，在东方却成为摧毁东方学术的和历史的工具，你看同一个考古，西方人用处不同，在他这里边就是用来证实他那套伪史额工具，到了我们中国东方成为摧毁我们的历史和学术的工具。这里面还看不到阴谋吗？我们必须得意识到这种阴谋性和文化战争的这种存在，从西方人打进来之后，文化战争就已经开始，也就是说从鸦片战争的时候，实体的战争的同时军舰是携带着这个圣经进来的，是携着他们这种文化阴谋和文化战争进来的，他们有一整套系统的、处心积虑的，他们搞阴谋可比我们有传统，从犹太人就开始了，那是千年的老妖在化外之下修行几千年，搞阴谋无与伦比，我们东方只有我们东方有老子这个学问的东方和中国才能够多付他这个阴谋，看我们对付阴谋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近代我们没有这个意识，没有文化战争的意识，我们被人家的文化战争蒙蔽，意识不到，意识不到你怎么跟人家打啊，所以我们的文化战争当中是一个近代到现代是彻底的失败了，差点我们中国文化就亡掉了，彻底夷化了，这都是中了西方人阴谋圈套的结果。文化战争彻底失败，我们今天要转败为胜那必须对这个文化战争，意思到它的存在，对西方科学教的这种阴谋性要给以充分的认识、给以充分的了解、充分的这种判定。所以我们对中国的经得起考验的学术和历史要恢复它的应该有的信心，对考古这种方法给以恰当的定位。

4、认识的结论：主流的历史学还完全没有走出二重证据法

今天我们主流的历史学还完全没有走出这个二重证据法，以考古为根本的这种历史书写方式，史学界前一阵有一个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还是用考古希望把我们的历史从商代提到夏代，给西方人让西方人能够承认的，就像我们想获得诺贝尔奖一样，让人家西方人承认我们有夏代，用什么办法？还是考古，费力多而成功小，没什么作用，西方人照样不承认你夏朝，至今不承认夏朝，他们现在写的最近出版的这个那些历史书、世界历史书里边还是从商朝开始写起。任你考来考去，任你断来断去，人家还是不承认，所以我们现在在西方学术的阴谋里边如此捉襟见肘，我们要跳出这个阴谋，那就是海阔天空、自由自在、柳暗花明，进入一片全新的天地。你现在在他这个噩梦里面，我们中了他的圈套，我们就在做恶梦，我们醒不来啊，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明明觉得我们从伏羲开始就有历史了，我们有一万年，至少有一万年、几万年的历史，怎么现在就只剩下两三千年了？那怎么西方人人家就不承认呢？我们就考吧，人家说是考古队，我们就用考古吧。考半天还是不行，人家还是不给你面子，你说这怎么办?跪着给人家磕头也没用啊，所以还是别跪着了，我们还是站起来吧，跪着时间太长了，累不累啊。

5、我们正确的认识

我们要打破他这个阴谋，从恶梦里边醒来啊，走出二重证据法，走出考古是第一标准，根本的标准的这种历史学方法，我们结合起来，我们自己恢复自己对我们神圣的历史和神圣经典的这种信心，也就是说对信史和传承的信心，这就是关键，这就是醒来，醒来就海阔天空。你管他承不承认，我们先这么写，我们先这么说，时间长了他自然就承认了。我们中国变强大了，不由他不承认，是不是？你给他磕头，他反而瞧不起你，你用这个二重证据法用考古就是其实还是跪着给人家磕头啊，乞求人家承认你，还是用人家的方法嘛，他这个方法是东方学的错误方法，是用来摧毁我们的历史的，哪能用来证实我们的历史吗？不可能。王国维这些人就是中国西化疑古的最早的那批人，王国维、梁启超、康有为，要对这些人进行反思，他们就是西化疑古的始作俑者。这二重证据法不是神圣的，需要打倒，这二重证据法以考古为神圣，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了这个考古确实我们以其人之矛还治其人之身啊，确实起到了这个破除疑古的作用。那你我们说了，这个考古在我们这个体系里边不是这个新兴的标准，有也可，无也可，但是有也不错啊，可以对付这个以其人之法来还治其人之身嘛。你说考古咱就靠，我们中国的历史和学术史经得起考古的，100年下来的考古也就让这个疑古之风熄灭了下来，因为考古的结果证明了我们中国的学术和历史是经得起考的。举一些例子：胡适最喜欢考证了，全加考据嘛，考各种东西，都大胆假设但是基本不小心求证，还是这个很粗心地就下了结论了，没有根据就下结论了，大胆的假设是很大胆，这个也是伪造的，这个也是编造的，这个也不可信，那个也不可信，然后就罗织一些罪名给这些古人扣在头上，他的学问就成立了。举一个例子，我们这个考古学恰恰可以摧毁胡适的这种疑古。

6、正确认识的例子

胡适呢，胡适的学问经不起考古的考啊，一考地下的发现，地下的学问，地下发现出来的材料这证明胡适的考据学是在是漏洞百出、捉襟见肘，不是学问是伪学问。比如说他考这个神会的生卒日期，他说信誓旦旦，密宗圆觉经大疏当中的圆觉经大疏钞，那里边有关神会生卒日期的说法是伪造的，提出了很多让人看着都很有道理的证据了，那当时的人都把胡适奉若神圣了，觉得这还这肯定就是密宗造假了，可是1981年83年12月份，在洛阳龙门西山唐代宝应寺遗址出土的《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岗腹建身塔铭并序》，这个神会就是禅宗的第七宗，所以这个就是有关这个神会大师的塔铭，神会大师的塔，有一个石碑，这个碑铭作者是他的门人比丘慧空撰，就是说是这个神会大师的门人啊，是他的弟子啊，这个是不用怀疑的是可信的。这里面呢这个塔铭里面就证实了密宗的说法如实不谬，神会确实如宗密大师在他的书里所记载的那样生于换算成今天的纪元就是684年——758年，实寿75岁，完全无缪，所以胡适的考证举一般可以窥全，就是这样的，全是这样。再举一个例子，这属于露馅的穿了帮的，还举一个笑话啊，这是一个破了产的，举一个笑话。考证这个寒山的、唐代白话诗人寒山子的生卒年月，这怎么考啊？寒山里边有一首诗，梵志死去来，魂魄见阎老，就这么一首诗。梵志死去来，魂魄见阎老。读尽百王尺，不免被捶拷。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是寒山里面的寒山子诗集三百多首当中的一首。胡适就根据这个诗里的梵志这两个字就判定这个寒山子肯定出生于在唐代另外一位白话诗人之后，叫王梵志。就想根据这个，你说怪不怪。我写过一本寒山子的研究、寒山诗的研究，已经出版了。其他的我的那个同行的，这个台湾的陈慧建也好、中国北大的向楚先生也好，那么大的学问。我看向楚大师那个寒山诗注还是写的不错的，学问很大。可是就在这个问题上，就对胡适的这种说法全盘照搬从不加以反思，也就这么回事。陈慧建先生还是学佛学的，按说他的佛法知识也很丰富的，他出版过一本密教纲要。他是学佛的，佛学知识应该不差，可是怎么就发现不了呢。首先这个梵志和王梵志是风马牛不相及，梵志在诗里面是一个统称，是印度的一个学习出家，就是印度婆罗门教修习四期当中的一期。所谓梵志就是第一期，就是他们上学的那个时期叫梵志期，然后第二期是家居期，基本上从七八岁开始离家从师到山里去学习，叫梵志期。家居期回来做家长生子，管理家庭和国家，第三期龄期，到50岁以后再到山林那边去，重新回到山林区修习，到最后一期还早山林里边进行更艰苦的修行。梵志是这样一个通用名称，和王梵志车不上边。那我们可以看僧肇大师的《物不迁论》里也有梵志这个词，那就说明僧肇也在王梵志之后？《物不迁论》里面：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这里面也有梵志，那按照胡适的这种胡乱逻辑僧肇大师也生于王梵志之后？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吗，胡适的考据如此考据，我们跪着的人就发现不了，像向楚大师、陈慧建先生这样的博学之士竟然发现不了，看从一致于世，我们的学术多么可悲啊，近现代学术多么可悲，这样小儿科的史论竟然发现不了就是因为胡适的名头大，从来不往怀疑那边去想。戏言而不察，盲目崇拜，就胡适这种名声完全是浪得虚名，他哪有什么学问，他完全就是共业里边因为它疑古所以大家都疑古疑出来的跟这个共业相应了而已，大家都要去反传统，他反的最厉害所以他就这样成名了，他哪有什么学问，他的学问都是类似于这样的学问，这是学问吗？这是笑话，这给中国的学术丢人，让西方人一看，中国人的学术怎么这样，这太笑话了这就是我们的胡适大师。他的学问就是这样的学问，因为地下的发现，本来想要摧毁中国的学术结果却发现摧毁不了反而成为中国学术更加坚实和真理性的、可信的证明。商聚德老师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论稿里面就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商老师还是值得赞叹的，他这里面有一个附录，是当代考古成果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大意义，其中第二条就是对于疑古思潮进行反思，为一度被怀疑为伪书的先秦子书恢复了名号。我们本来是想用这个考古来摧毁我们的中国学问，结果反而成为中国历史和学术的可信性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商代的姓氏在疑古思潮的时候，胡适和顾颉刚都是认为商代是不存在的，所以商代的姓氏肯定是司马迁伪造的，胡适辩派就是这么认为的，信誓旦旦，不信你就看他的书。后来考古发现商代的姓氏出来了，这个具体是记载在什么地方我记不清了，大家可以去看，可能是甲骨的文献。有的商代的姓氏是全的，证明司马迁在这个史记里边所记载的那些全然都是真的、经得起考验的，全然是真实的、可信的。

六、对前面讲的内容的补充

（一）、补充的两点内容

那我们接着讲得了，补充两点，这个李兆良先生的研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证明就是在世界学术界、在地理学界有很大的反响这个好像是收到荷兰的世界地理学会的一个他们的官方网站叫地图历史网站，在李兆良先生的研究传开以后，前两年彻底关闭了这个网站，再也点不开了，这是一个西方的地理协会的他们的官方网站，就是表明他们已经默认了他们这一套地理发现史地图史全都是不能成立的，在这个网络的时代，西方人的很多的谎言已经掩盖不住了。第二点，这个二重证据法，我们可以给出我们的观点就是反过来。纸上的学问无赖与地下的学问，就这句话，对于中国而言是这样的，对于中国的经史子集而言，也就是说纸上的学问不依赖于地下的学问，这就是我们反二重证据法的一个概括，纸上的学问不依赖于地下的学问，那么地下的学问还是我上节课讲课的那样是可有可无的，地下的材料是可有可无的、没有也行，有也不错，有就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西方人、西方的史学相信地下考据，因为他们除了地下考据没有信史，所以这是有利于西方的学术环境下搞起来的一个方法。我们不能把它照搬到中国来，到了中国要反过来因为我们在西方的游戏规则下捉襟见肘、恶梦连连、极不自在、很痛苦，我们中国就快亡了、中国文化都快没有了。

（二）、补充内容得出的结论

所以我们要打破西方的游戏规则，重新的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系统，这就是证明我们用自己的名词来说自己的话，就像我导师张立文先生说的那样自己讲自己，我的博士导师张立文先生这两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方法，中国学问要自己讲，自己讲首先就是要讲自己，张立文先生在我们上学的时候他经常这样说，要从照着讲改为接着讲。总之，老是用这个讲字，现在他又改了一个说法叫自己讲不照着讲，从照着讲到接着讲这是借用于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也就是说要从哲学史家转为哲学家，照着讲就是传统的学问、注重传承的经学，经学是照着讲，接着讲就是哲学，所以这是做哲学的路数，这是用西方的规范来研究中国学问的。就是说前边那个是用自己的规范来研究自己的学问，那叫经学，是我们传统的路数，这个接着讲就是用西方的规范来研究中国的材料，这是近代学问的路数，这就叫做反向格义，现在张立文先生走出这个反向格义了发现接着讲搞哲学的这一套，用西方的这一套来编排我们中国的经史子集这一套不对，他就要不自己讲吧，也就是说要回到经学，回到自己的规范，用自己的规范来研究自己的学问，这就叫自己讲自己，用自己原本的模式、原本的词语、原本的方法、原本的学术体系来研究自己的原本的学问，走出反向格义，回到中学的主体性，张老师已经达到这个认识了，这是老一辈学者当中极为难得的，多数的人还在照着讲当中，还在维护西方的规范。前一阵，我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李成贵老师，哪个学校的忘了反正搞中国哲学界的一个重要的人，他就说蒋庆、张立文说要以中解西，要走出以西解中，要以中解中，要走出以西解中，他提了四个人：蒋庆、张立文、刘笑敢，第四个人我忘了，总之就是反对以西解中的。说来说去，他最后的结论是：以西解中是必要的，我们就得这么搞，我们是吃这碗饭的，我们还得接着吃下去，维护的人是多数。我们张老师这都是少数能走出以西解中的人物了，很难得了。蒋庆蒋老师，我儒学的老师，我这缘分还挺好，我的学校之外的民间的大儒老师就是蒋庆老师，我的学校里的老师张立文先生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提出了要走出以西解中，走出反向格义，走出西方的学术规范，我的缘分多好。所以我有这么好的缘分也就注定我要做出这个走出以西解中的大学问。我的治学历程从大学到今天就是一个走出西方学术规范，复兴故有规范的这样一个历程。我上次在研究生佛学课上我说我是在这个走出以西解中，走出西方学术规范走的最远的一个人，这个可不是吹啊，你们不信你们去看看我的著作，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学术界其他人的著作，我比这几位提出反对以西解中的这几位走出的还要彻底，这几位当中走的最彻底的是我的蒋庆老师，其他那几位还只是初步有这个想法他们还远远的没有走出西方学术规范，还停留在这个哲学这套话语系统里边，只有蒋老师回归了我们原本的人生境界和治学模式，那就是经学，真正的在治经学了，蒋老师就是一个真正的公羊学大家现代公羊家，他已经恢复真正的传统经学历程了，其他那几位还都是哲学历程，他们只是提出了走出哲学史、哲学这套话语体系的想法，只是个想法而已。还没有落实，远远没有落实。我看他们主要还是一个哲学史学者。那我可能比我老师蒋庆先生走的还要远，因为这毕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比他年轻，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就应该走的更远，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我们必须得超过老师，不是说必须，总之这是事实。要走出西方的圈圈、走出西方的球笼，才能见到光明所以我们今天不可饶过的一个最主要问题就是走出西学的洞穴才能重新的见到光明，西学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笼罩，让我们在黑暗里面做梦，进入恶梦、梦靥。我们要走出来，走出他这个球笼，走出他这个洞穴，重新的站到阳光底下，从跪着带着脚镣恢复我们的自由，恢复我们站立的本性。不要再跪着了，不要再梦靥里边做梦了，醒过来、站起来。

（三）、现代中国的发展动态

我们近代就是一个疑古的过程，疑了100年了，最近这个风潮已经近于熄灭了，另外一个潮流那就是走出疑古，重新的去信古，这个潮流已经方兴未艾，越来越成为学术的主流。在我们现代中国的学术地图当中，原来就两派，一派就是马克思主义派，另外一派就是自由派，最近这10年来成长起来了新的一派叫保守主义派。这一派就是重新地信古的一派，这一派力量越来越大，以蒋庆老师为代表，越开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阵营里边。原先有是马克思主义派的，有是自由派的，都是些干将都倒入保守助于派了，原先自由派的那些人，刘小枫、邱峰，天则研究所的盛洪，天则研究所就是中国自由派的、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阵地。盛洪、邱峰都是天则研究所的干将，他们先后都已经成为儒家了，进入了传统派。马克思主义派也有很多人，比如说新左派。今天先行儒家的人原先不是相信自由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从两派里边分出来都走人儒家了，儒家反而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信仰了，他们已经接近于走出自由主义。中国的学问经受住了这次百年的火的锻炼，证明它是一块真的金子，是真金不是假金，是经得起风吹雨打，各种恶劣的条件打，这100年来中国学问所面临的那真是风雨如晦，条件太恶劣了。经过了多少摧残，五四一回、文革一回，这差不多要连根拔起了，书都快烧掉了，如此的摧残。五四和文革是历史上灭法最严重的一回了，历史上的灭法有灭佛的有灭道的灭法运动，历史上佛教有四次严重的灭法光灭佛教，也有灭道教的时候。没听说过灭儒教的，这回是儒释道三教一块灭，还以儒教为主，要灭的就是儒教，佛道都不在灭不灭的主义考虑范围之内，所以佛道还苟延残喘了下来，儒教是彻底的崩溃了。从经典到制度到民间的信仰。辛亥是从制度，五四是从经典上摧毁，这个文革从最底层的信仰上把儒释道三教的信仰摧毁了，中国的最底层的，从上到下，包括最底层的人。也就是说西化运动在文革时期贯彻到了很深入的程度。从文革开始，整个的中国人都丧失了儒释道的信仰，他们都已经成为科学教的信徒了，到今天又经过了西化、自由化、市场经济，西化就更加严重了。好在同时传统文化又悄无声息地成长了起来，慢慢的在恢复，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总之，经过文革，中国上下全民都已经成为科学教的信徒，你说佛教不好没人反对、没人不爱听，你说科学不对，最底层的人都不愿意承认，不能说科学不好，要颂扬科学，说科学不好可不愿意，那触到我们的命根子了。都是科学的信徒了。但是，文革以后立刻就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反弹，文革刚结束，这个政治环境稍微的宽松一下就有一个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第一个表现就是气功热，我也参与其中，我亲身去练去研究，然后我还在最主要的刊物上气功与科学，中国发行量很大至少有几十万册几百万册发表了两篇文章，就是我上大一的时候写的。气功热这里面有传统文化热，有《易经》热，是释道的这中热潮。我在那里面就开始研究《易经》、《老子》以及佛经、《金刚经》这些。说明人们对传统的想念已经是时间太长了已经是积压在的头久已的愿望了，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一下利科就爆发了出来。这之后就是儒释道的复兴，从气功寻根就走入儒释道，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气功是传统文化复兴的第一个形式。气功寻根就寻到了正宗的儒释道，很多人就进入儒释道真正的三教之门，后来就有儿童读经运动。2000左右，王财贵先生在北师大进行了一场百年意义的演讲，宣讲儿童读经的意义，号召从事发起儿童读经运动，以这个为标志。这是儒教复兴的最主要标志，在这之前就有书院的建设。蒋老师的阳明经社在98年就开始修建了，有书院的建设、民间祭孔的兴起，到了2004年我们中国河北正定2005年开始正定孔庙、文庙开始祭孔。去年我参加了一回，去年沧州文庙是河北第二个开始祭孔的地方，包括汉服在年轻人当中的汉服运动以及正体字、正体文言的复兴运动包括古诗文的运动。在百度贴吧里边古史吧这种古诗文的提倡，这些都是儒学在民间再兴重要的事情。

（四）、对疑古的历史探讨

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历史和学术经受住了考验。包括传统的经典、经书和子书经受住了考验，在疑古时代被怀疑、甚至在更早的时候被怀疑，主要是疑古时代，就近100年。被这个疑古派怀疑的《六韬》、《尉缭子》、《何冠子》等等，这些地下考古的地下材料证实了这些书是信史，也就是说这些书都是《艺文志所》注录的，本来这些书来路都很正，《艺文志》这是我们最早的最权威的目录学，是我们学术史最可信的证据，在疑古之前凡是《艺文志》注录的基本上都是没有被怀疑的，都是不需要被怀疑的，都是可信的书籍，可信的典籍。结果在疑古时代，在二重证据法这样的思路之下，书上的学问都不算数了，管你史记、艺文志记载了什么都不算数，我们都可以大胆地假设，大胆地去怀疑直到地下的文献证伪了为止。在地下文献证实之前这些史书、信史和学术史的信史都不作数了，他那里边的记载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比如说《十翼》，孔子作《十翼》这是史记就有的记载，孔子作《易传》，总之在史记的孔子世家里面就明确记载了孔子和十翼的关系，司马迁这个是得自于传承，孔子易学第一代传人叫商瞿，十传就是田何，田何的弟子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迁这个说法是有传承的，是正宗的传承，是易学的嫡传，不是道听途说，不是随便胡说，所以司马迁那时候能看到多少今天人看不到的书啊，所有的书它当时都能看到但是后来这些书都失传了，而且他有传承，他有那么丰富的文献资料，今天人所看不到的那么多的资料，他又有易学的嫡传，他的说法不可信，古史辩派的这些人可以任意的怀疑，包括清朝人大胆的怀疑。古文尚书成为伪古文尚书了。唐朝孔颖达先生做《尚书正义》的时候他还能看到十经呢，还能看到很多今天和清朝人已经看不到的古文的资料。孔颖达先生和整个唐朝那样整个的唐朝知识界都认为古文尚书非伪，为他做了正义做了书传承下来了，清朝人一个叫阎若璩的人就做了尚书古文疏证，从此以后像纪晓岚这帮人疑古，疑古就不是从民国开始的，是从乾嘉开始的，因为他们要出成果，再相信就出不了成果了所以就得疑，疑才能出成果。考证伪书、考据的特点就是考证出伪书考证出信那就没什么成果可出，在出成果的心理、个人成名的心理之下疑古之风开始突起，今天的人现代的人利用网络计算机古人没有的这种办法统计字出现的频率。在一个时代不同的字，像之乎者也这些字出现的频率是不一样的，之乎者也在后来的古文中出现的，多在先秦的时代出现其实是很少的。进行这些统计发现古文被怀疑为伪书的那部分全是那个出现的频率和其他的其他的这些被认为不伪的那部分出现的频率是一样的，要是这样造伪的话这个人得有多大的天才，要考虑字的出现频率，这是一篇都造不出来的。他还提出证据说史记当中黄帝尧舜那些最早的本纪，第一个本纪由黄帝到五帝的本纪引用的材料被发现是孔传，孔传也被认为是伪的，所以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都被阎若璩所证伪了，史记的五帝本纪里边引用的都是从孔传里翻译过去的，不是翻译过去就是把孔传那个解释，就是说孔传那时候史记要把这个尚书变成现代文，所以他就把孔传里边那些字的训诂用上了，全都用上了很多条好像发现150多条，就是说史记是相信孔传的，司马迁是相信孔传的，不是相信孔传，也就是说孔传不伪，因为司马迁已经引用过了，司马迁都引用了，所以孔传是不伪的，不是后来王素伪造的，要是王素伪造的司马迁怎么能引用呢，这又是关公战秦琼的时代错位，跟利玛窦地图一样的，就是说孔传不伪，伪古文《尚书正义》也不伪，像周官篇之类的大禹谟之类都不是伪书，我相信不是伪书。《尚书正义》里边那些篇全部是真的，没有什么伪书之说，不能分成伪古文尚书和真古文尚书，孔传也是真的尚书序也是真的。

（五）、我们要考辩西方

今天用了现代的这种科技条件有助于证明我们真正的学问，所谓真正的学问是经得起考验的，现代的科技越发达越能证明我们中国的学问是真的、可信的，西方就不行了。所以网络一出现，共进会也浮出水面了，他的地图历史也关闭了，所以他那是伪史，存在不下去了。编出来的在更加精密的更加快速的更加流通的这种方式下都扛不住了，所以假的是经不起考验的、经不起火炼的，所以我们中国越熊的烈火，我们中国的学问放出越大的光辉，只会把西方的伪史烧掉，剩下的就是中国学术的真金。中国已经考证过了、验过了也就别再炼中国了，再炼中国也没意思了，没有前途了，所以我们还是把枪口转向西方炼炼它，考考西方，我给大家提出一条最有前途的做学问的方向，如果大家要接着去读研读博的话你就记住孟老师的教诲去考证西方的伪史，去从事这样的工作一定会有大大的收获，这是一个学术界最新的最有前途的生长点。再搞找中国的考据、中学的考据没有意思了，对中学信就行了，所以我说对中学而言要从疑古转回信古，对中学信就行了，因为中学经受住了疑古考证的考验了。辨伪的工作我们已经辩了几千年了，从司马迁就开始了辨伪了。我们中学一直不失自我批判的传统、自我辨伪的传统。到民国时代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的出现，今天都已经平反了，学术的冤假错案都被平反了，所以中学的辨伪已经彻底的进行过了，再搞这个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收获了，我们还是用中学的辨伪来辩辩西方，用中国的考据学来考考西方的历史和学术，看它能存下点什么，所以我们考西方我们中学的考据中学的辨伪是以考信于六经，以经学为标准，以六经见历史和学理的标准，以这个为标准去考政治学史书和六经是真的，不合六经的有问题，这是司马迁先生提出的辨伪标准。我们用什么标准考西方呢？我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标准：考信于四部，也就是说用中国全部的学问，经史子集的学问为标准去考证西方去辨伪西方，西方自己没有标准，所以我们课下提到的后现代，后现代也在做这个解构工作，西方的历史、西方的学术，他们也在解构，他们这个解构是不算数的是没有价值的是解构不了的，因为后现代没有标准，没有真学术的标准，没有真正的学术，用什么来辩伪学术，所以在西方自己那里边是搞不出真正的东西，所以后现代不可能真正的解构西方的学术史和历史。后现代我看就像一帮自暴自弃的孩子在那乱踢腾而已。他们没有标准，没有中学这样真实的学问和可信的历史做标准谈何解构西方，所以只有用中国的信史、中国的真实的学问为标准去考证西方才会有真正的结果，这就是我们考西方的标准，就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经史子集的四部学问。商仁老师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一些中国人自己辨伪的方法。

（六）、中国人自己辨伪的方法。

比如说胡应麟的辨伪书八法。凡合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亡隐情矣，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辨伪方法。从源头上查就是查七略查汉书艺文志，查头绪就是查后世的艺文志，后世的史书当中每每就会有艺文志之类的，中国的史书当中目录学一直不断，从源头到传承去查正史当中有关目录的部分，看看这上面有没有记载，如果这上面没有记载那他可靠性就差了，这个目录学是最重要的。我们用这个标准一看，西方在十五六世纪之前就没有目录学，所以第一条具有通不过，他们最早的目录学是一个德国人搞出来的，比我们中国晚了1500年，好像叫万象图书分类，他们最早的目录学是16世纪才有的，总之比中国艺文志晚了1500年，艺文志是公元前后就是16世纪，这个万象图书分类是西方人最早的目录学，晚了1500年，在这之前没有目录学，也就是说从它的古典时代到万象图书分类隔了2000年，从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时代到这个时代有2000年之多，这中间没有目录学，所以这非常关键的这一条它通不过，我们的书都是一代代有记载的，就刚才列出来这些文子，被怀疑为伪书的都在目录记载着还被怀疑，它这2000年当中没有目录，忽然就冒出来了，谁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从哪来的，是编的还是上帝扔出来的？来路不明。我们下面详细的谈这个问题。从目录学这个角度，西方的这些16世纪以前的著作全部都通不过，我们奉为神圣的著作：柏拉图全集、亚里士多德全集、什么伊利亚特、欧德赛全都通不过，古罗马的那些著作什么自然史图罗密的天文学大成、地理学大成、论光学、马里米德那些著作在这一条上就通不过，现在传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在十五六世纪之前没有任何称引，同时代的人没提到过，在历史之言有没有人称引，没有任何引述，包括在同样是伪书的名馔言行录里边，今天亚里士多德全集中的重要著作比如说物理学、形而上学没有踪影，在他的目录里没有被称引过，在十五六世纪的时候，在美第奇家族资金的资助下，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据说是有一些犹太人从阿拉伯或者是拜占庭购回来了大量的古代抄本，就这么忽然的出笼了，然后就翻译成拉丁文，古希腊文也出版了，我们的考据是有方法的，是有传承的，我们对自己的书就是这么要求的，我们这叫以身作则，我们对自己是严格要求的，我们中国的古书要通过这些标准才行，西方的古书也得通过这些标准才能让我们相信成为可信的学术，现在这些中国考据的标准它是通不过的，基本的标准都通不过，我们除了这个之外还要提出中国考证自己的书当中没有的标准那就是书写材料这一类的，在中国考证中国学术不需要用到的但是在西方因为情况不同，我们要提出这一类的标准，也就是说西方考证中国的时候，对考证西方我们要提出出来中国考证自己的标准之外还要提出更多的标准，比如说书写材料，因为我们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中国自始至终是有明确的书写材料，他的文献是很可信很可靠地书写在竹简上、简帛、盔甲到后来有了纸，书写在书写材料上的这些书写材料和他书写的文笔、书写的篇幅、书写的风格是相配套的，在纸出现前中国的书是惜字如金的、是非常简练的，因为那时候书写困难，在竹简上写书不如在纸上写那么容易，所以中国用纸之前的前秦古籍都是很简练的，篇幅很小，和他当时的经济地位，书写材料是相配套的，但是西方在书写材料这个问题又通不过了，我们中国的竹简和帛相对于西方的书写材料，希腊从埃及进口的叫纸草书、莎草纸，这纸及其昂贵，即使用羊皮也是及其昂贵，比中国的竹简和帛贵很多，可是他们的著作如此的啰嗦，柏拉图和孔子老子是一个时代的，对孔子留下了多少自己写的著作，包括他整理的，十三经注疏加起来也就十几万字，最多二十万，孔子自己写的春秋一万多字，被记录的论语也一万多字，柏拉图一百万两百万字，亚里士多德现存的两百万字，据说有四百万字，拉尔修的目录里有四百万字，据说还有一千万字的，他写在什么上面这是重大的问题，回过头来可以慢慢商量，今天的课就讲到这。 ——摘自孟晓路《西学之中学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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