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术学院)、北京画院。1997年定居北京。2003至2019出任《VISION⻘年视觉》杂志

周末荐书李亮：《游侠、豪族与名士》现代出版社，2023-3由凉州到洛阳，是董卓仕途一次重大的转折；由京师再次回到凉州，又是一次重大转折。原因很简单，董卓是土生土长的凉州人，在凉州根基深厚，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凉州是水，董卓便是鱼，离开了凉州这池水，要想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是十分困难的。之后，董卓离开凉州作战，要么主要任务是防御，没有什么实质的成就；要么非溃即败。但回到凉州讨伐叛乱却屡战屡胜，可以说他的身上已经深深地刻上了“凉州董卓”的烙印，这为凉州集团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次对羌人的战争中，董卓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后汉书·董卓传》载：“共击汉阳叛羌，破之，（卓）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同传李贤注引说：“为功者虽已，共有者乃士”。就是说，董卓认为自己虽然有指挥的功劳，但作战还是要依靠战士，因此，将赏赐的匹缣毫无保留地分给了吏卒。从这条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董卓不仅“才武”，而且“见识非凡”，已经显示出了大将和军事统帅的气度和才能。他之所以能组建足以和朝廷相抗衡的凉州集团，并控制东汉政权，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董卓的影视剧形象就在西北大捷的同时，东汉帝国的权力中枢又发生了变故。《后汉书·张奂传》记载：“（灵帝）建宁元年（168）……时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事泄，中常侍曹节等于中作乱……（窦）武自杀。”这是外戚集团与“清流派”豪族联合反抗宦官集团的一次斗争，以失败告终，宦官集团牢牢地控制着东汉政权。而这次事件又直接引发了汉灵帝建宁二年（169）第二次党锢之争。汉灵帝建宁三年（170），素来受到敬仰的“清流派”领袖陈蕃、李膺等被杀，第二次党锢之争以宦官与“浊流派”豪族的胜利告终。这次事件对东汉帝国后期的政治走向影响巨大。不仅引发了党锢之争，还间接引发了黄巾运动，以及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外戚大将军何进联合以袁绍为核心的豪族集团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如前所述，这次平定西北叛乱，是董卓第一次参加与羌人的大规模作战，不仅积累了实战经验，而且展露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从这次大战开始，董卓逐渐代替张奂和段颎，成为东汉帝国抵御边境游牧民族的重要藩将之一，另一位是幽州的公孙瓒，还有丁原和他建立的并州军。但从这次战役结束一直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董卓的主要任务虽然是对付羌胡，但却不在凉州境内。《后汉书·董卓传》载：“（卓）稍迁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后为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同传载：“（灵帝）中平元年，（卓）拜东中郎将，持节，代卢植击张角于下曲阳，军败，抵罪。”我们看到，除了中平元年镇压黄巾起义失败，董卓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并州刺史和河东太守任上度过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羌人。《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前面我们提到，西北羌实力最强，主要活动在关西和凉州一带，凉州以外的诸羌种人数少，以抢粮和打游食为主，实力很弱。这时西北羌主要由段颎抵御。所以董卓所对付的是实力很弱的羌人，打的都是以防御为主的小规模战役。东汉末年凉州军阀分布图前后十六年，董卓虽然没有离开过战场，却再次离开了凉州。脱离了发展的土壤，也就失去了发展军事力量的条件，没有一支可靠且实力强悍的精锐部队，是不可能对付力量强大的黄巾军的，也不可能得到朝廷的倚重，也就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良机。但当董卓因为镇压黄巾起义失败抵罪之后，却峰回路转，不但回到了凉州，重新组织军队，而且发展迅速，将这种武装力量发展为规模庞大的“凉州军”，而成为整个东汉帝国举足轻重的人物。董卓的崛起，是整个东汉帝国末期的一个缩影，预示中古中国地方政治秩序的变化，将由郡县二级演化为州郡县三级行政区，而割据体制是一种过渡形态。秦统一六国后，第一次在幅员辽阔而交通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初置三十六郡，后来增至四十余郡，为了有效管理地方，秦朝采取了以御史监察郡守的措施，在诸郡派监御史。西汉初年实行郡国并行，其数目较秦代增加了近两倍，这样，帝国统辖郡县便有不少困难，武帝元封五年（前106），把全国划分为十三部州，各置刺史以察郡守，其实是秦代监御史制度的一种演化。但这时的刺史仅仅是监察官，十三部州实际上是十三部监察区，虽然中间刺史的权力有所增加，也逐渐有了固定的治所和属吏，但一直到汉末，刺史监察的主要职责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和汉灵帝建宁二年（169）东汉帝国爆发了两次党锢事件。两次党争几乎席卷了帝国所有豪族阶层，造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紊乱。至此，东汉帝国开始了持续性的社会改造运动。东汉中期以后，各地叛乱四起，往往涉及数郡，中央政府往往授权刺史统兵，代朝廷去镇压各地的叛乱。刺史既然涉身军政，就有向最高地方军政长官演变的可能。宦官唐衡、具瑗、单超、徐璜、左悺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黄巾、五斗米大起义。这次来自社会底层的有组织的武装斗争给已经孱弱不堪的帝国致命一击。汉灵帝中平四年（187）至中平五年（188），南方的荆州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孙坚被朝廷任命为长沙太守，孙坚借助平乱的机会，在荆州发展起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与袁术结盟，占据豫州，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边境的游牧民族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叛乱，终于引发了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冬边章、韩遂联合“羌胡”的地方自治运动。董卓利用抵御叛乱的机会，创建了属于自己的民间武装组织：凉州集团，成为割据凉州的藩将。汉灵帝中平四年（187）至中平六年（189），幽州境内爆发了张纯联合乌桓贵族发起的叛乱，公孙瓒被任命为骑都尉，公孙瓒利用平定叛乱的时机，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幽州军，以幽州为根据地，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汉灵帝中平五年（188），灵帝采纳了刘焉的建议，将部分重要州的刺史改为州牧，增其秩为二千石，以宗室或九卿出任则为中两千石，代表中央管理州务。《后汉书·刘焉传》说：“州任之重，自此而始。”至此，州开始由监察区演化为行政区，地方治理由郡县两级制开始向三级制过渡，刺史或州牧日益成为郡守或国相的上司了。割据体制由此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集团的领袖袁绍联合山东（函谷关以东）牧、守发起了讨伐董卓的战争。大小地方势力纷纷组织武装，参与这次军事行动。三国的创立者曹操、孙坚、刘备也在其中。这次行动的目标与结果截然相反，反而催生出袁绍、曹操等一批地方割据势力。这是规模巨大的一次社会改造运动，直接重组了关东的权力格局。割据体制最终在大江南北建立起来，遂即引发了汉末争霸战争，使东汉帝国走向崩溃，并促使了新秩序的形成。影视剧中的十八路诸侯会盟汉末的州牧制是地方治理秩序的过渡形态，割据体制又是特殊时期催生的一种失控结构。手握重兵的州牧与刺史结合而成割据，是州牧制的一种失控形态，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整体偏离，引发了汉末至南北朝领主化的倾向，而割据体制是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形式。这种割据体制从汉末形成，一直持续到隋重新统一北方，地方治理秩序逐步恢复常态，并演化为三级制。从刺史到州牧，是逐步获得军事指挥权的过程，割据体制是这种过渡形态失控的表现。汉末是由内向外的即时失控，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制约机制，更为重要的是中央政府被割据势力控制，中枢系统失灵，从而加快了失控状态的速度。而这个加速器就是董卓和他所建立起的“凉州军”。州牧的职权向军事领域扩展，成为地方最高权力中心，再以州为依托，巩固权力，积聚实力，逐步割裂中央与地方的连接，由中央的派出机构演化为地方中央组织。这种“权力的非理性繁殖”最终催生出汉末的割据体制，而割据体制必然导致整个社会向领主化方向倾斜，而倾斜的表现就是各个游离于中央政府的民间自治集团的形成。这种军政一体的割据势力通过争霸战争，相互兼并，最终会形成两到三个势均力敌的自治集团，这些自治集团的演化趋势就是摧毁旧的秩序，建立起具有领主化倾向的局部统一政权。而董卓就是汉末割据体制的创立者，剖析“凉州集团”的生长过程，对理解汉末争霸战争具有重要作用。❖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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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冬，许倬云先生在匹兹堡家中第三届江南文脉论坛在无锡举办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视频中讲述了《我的家乡在江南》。许倬云是无锡人，这些年，他在访谈节目中，常常会提及故乡无锡，也时常撰文回忆家乡的种种风土人情。作为先生家乡的媒体，却始终欠先生一次专访，这成了我们的一个心结。于是，2023年的春天，在许氏后人许树铮先生的热心牵线下，我们向许倬云先生表达了《无锡日报》希望对其进行独家专访的愿望，先生慨然应允。考虑到他的身体原因，也尊重他的想法，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完成了这次特殊的访谈。忆起故乡，许倬云情真意切，几度哽咽，他说：“我还可以回去。”许倬云先生全家福，2022年冬于匹兹堡01桑葚是童年的味道沧海桑田，褪不去许倬云对家乡的深刻记忆。“1930年，我生在厦门。在厦门的时候，每年也要回到无锡，但那时年纪还小，印象不深。后来，我们就搬到了湖北荆州沙市，也是每年都要回家的。”许倬云所在的许氏支脉祖籍河南，后迁至福建，乾隆年间，由福建迁到无锡，深受江南文化的浸润，成为江南士大夫家族。虽然许倬云的家族在无锡，但因为父亲许凤藻在厦门工作，所以许倬云没有出生在无锡，而是出生于厦门。约1934年，父亲伯翔公由厦门海关监督赴荆沙关监督任职，与母亲摄于长江轮船上许倬云告诉记者，那时回无锡，他年纪尚小，对无锡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但对家里的生活，印象很深。“我家的院子里，种了许多桑树，小孩子就喜欢去摘桑葚吃，紫紫的嘴巴，红红的手，很好玩很有意思。”家乡桑葚的酸甜可口和那抹紫红，是许倬云最深的童年记忆。许树铮在无锡的老家跟许倬云的老家离得很近。许树铮介绍，许倬云在无锡的老家位于城中东河头巷，即现在的梁溪区崇宁路、东河花园一带，彼时是典型的枕河人家。许倬云清楚地记得，他们家前门后门都有河，有码头。过年的时候，河面船只往来忙碌，乡下的船摇来城中送油、送米、送菜果、卖柴火，很是热闹。“亲戚朋友往来频繁”“家里的祭桌上摆了许多祭品”“墙上挂着历代祖宗的肖像”……许倬云回忆，那时，在乡下看田的农夫也会带着磨子到城里来替他们磨粉、蒸糕，孩子们等不及做好米糕，便去拿米粉往嘴里塞，“一人拿一坨，糯糯的，甜甜的”，这些温暖的记忆，人情味十足。02无锡有终身的朋友

周末荐书张宏杰：《权力的面孔》浙江教育出版社

蒋明华老人88岁开始学画画作者：余世存来源：余世存（ID：yuge005）亚平、向群兄弟是我的兄长，大学时代跟亚平结缘，后来认识向群，一晃三十多年了。曾经去过他们随州的家，见过杨叔叔、蒋阿姨。杨叔叔和善寡言，蒋阿姨热情开朗。他们退休后来北京时也见过，杨叔叔写旧体诗词，我们还讨论过用平水韵还是用新韵的问题。我对旧体诗词曾经敬而远之，年轻时跟舒芜先生等人交流时，他们一再告诫我旧体诗词太耗精力，太无自由，顾随先生曾说旧体诗词的终极指向就是“无可奈何”。我当然希望积极、自由、有为，看到别人在旧体诗词中消磨自得其乐之余，仍希望看到旧体诗词获得新生。我至今相信，我们的旧体诗词也就是我们的国诗，仍会回到我们中间，这当然需要我们提高自身的语言修为，否则，再好的诗词于我们也无意义。杨叔叔一生坎坷，像一个清高的书生，不同流俗。他所遭遇的东西也许太多，在人生百年中可说可不说，他选择了不说或少说，他去世的消息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在有了太太余玲后，我的生活不再随性，跟亲友的联系日常化了起来。而我跟亚平、向群的联系就成了常态，逢年过节都会问候，过年时一定会聚一聚。这样见蒋阿姨的机会多了起来。百子图铅笔画

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作者：陈新华此作处理林徽因和她的时代，极其细腻而动人，也令人深思她的才华、因缘还有历史际遇碰撞下的可能与不可能。林的早逝实在是一大遗憾，但从后见之明看来，时代转折中她的消失隐隐有了寓言意义。——哈佛大学教授

大卫·弗莱：《墙：血与砖的文明史》广州出版社

使用“往里走”的方法，得到另外一个角度的启示。01《三国演义》内心感应的力量，是极强大的对于中国的古典小说，我的解说与别人的解说并不一样，正好以此来给大家做范例。第一部小说是《三国演义》，如果在大街上问“桃园三结义”，没有一个中国人不懂；提到诸葛亮，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三国演义》可以说渗透到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三国演义》标榜的事情

我的学思历程。01从古典文化到近代社会科学我比别人早起步三四年这篇文章主要为了回顾我的学习过程，如此即可理解形成我思考的方式，和我写文章和讨论问题的形式，为什么是如此。我受的教育是不正规的，但是因为小时候不能上学，反而比别人更早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古典。我在七八岁就开始一面读白话文，一面开始读浅近的文言。没有人教导，自己摸索，因为我如果摸索错了，随时可以找人问，我父亲随时可以告诉我。于是自己瞎蒙瞎看，到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基本上古文阅读没有困难，我自己用古文写短文也可以。当时我自己没把握，但是据我姐姐们以及她们的朋友看，认为大学生的水准也不过如此。这听上去像是在吹牛，我只是告诉一个事实：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就专心做这件事。清朝改革科举以前的传统教育，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就可以考童生了。童生就是秀才，他的程度就可以写议论文、八股文、诗词，我的进程跟他们没有大的差别。到十三岁的时候，我们从战地回到重庆。那时候可以得到机会，看梁任公的文章，读《大公报》的“学灯”副刊，每个礼拜一次，各个专业的教授们写的讨论文章，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都有。我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我也吞下去了，也消化了——所以，人的消化能力是很强的。那时候我就钦佩费孝通、周鲠生、吴宓这一类人物写的文章。今天认为经典式的文章，我十三岁到十五岁之间，都已经当作平常应该看的。我也不是独学无侣，一样有问题可以找父亲请教。姐姐、哥哥夏天暑假和年底的春假，从大学回到家里的时候，我问他“这个对不对”，他们也看了，他们也知道。所以，我这个过程不是没有考核的，而这种互相帮忙非常重要。看得懂费孝通的东西，就可以看得懂吴宓。这个关口，使我从古典文化的学习走到近代社会科学的吸收，不成路数，但比别人早起步三四年时间——一般的朋友到十六岁左右，上高中才开始看这些东西。02脱离了传统大学里的学习方式我的进度慢慢跟大家的进度看齐，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国史大纲》那时候一篇篇出来了。《国史大纲》的写法和以前另外几部国史，像夏曾佑、章嵚等人的完全不一样。他谈的是制度，不是谈人；他不是按照《资治通鉴》的想法，他的想法等于仿照了司马迁《史记》的办法。《国史大纲》有政治史，如同司马迁的“本纪”“列传”部分，就是他的主干；当然他也有经济史，相当于把《食货志》《货殖列传》镶嵌进去；还有地理、宗教，包括《封禅书》等因素，也嵌进去。我第一次觉得，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写得真好。到了高中，我就很容易衔接下去。在无锡（东林书院所在地）读高中的时候，我老师觉得我的中文、历史、地理不用补，甚至不用听课。好几个老师如裘维霖先生等，他们鼓励我看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等这一类的书籍。这一类的东西，使得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就是中国传统学问里面，一样有一批人花了大力气来做这件事。这时候的背景是，“东林”的子孙们关怀老百姓的生活，我也关怀老百姓的生活，这是“东林”给我们的训练。1954年，许倬云在台大到了台湾，我上台湾大学，报考的是外文系。朋友们的母亲替我报的专业，他们觉得我身体残疾，读好了英文做翻译有饭吃——文笔不错，没准会出来另一个傅雷。但是我的兴趣在历史，读到二年级的时候，遵照老师们的吩咐，我就转去了历史系。历史系第一步接触到的，是李济之先生的考古学，凌纯声先生的民族学，因为这是历史的必修课。这个阶段给我完全一个新的面貌，就是在中国的书本跟文类以外，由社会科学以实证的方式，去搜来了新的材料，作新的解释。考古学是要从一块瓦片、一件石刀，去推测许多书上没写、石头上也没写的事情——怎么样生产，如何制作，谁在使用，遗址里面谁住在这个房子里……五分厚的考古地层，一层层摞上去，其转变的过程、演化的历史，埋在一丈深、多少层的考古的地层里头。这种想法，是许多大学的历史学者没有得到的，很少有其他大学，有个史语所摆在历史系里。等到二年级以后开始有断代史，史语所的老先生们教我，劳榦的秦汉史，严耕望的隋唐史——我没有选过严先生的课，因为他没有在台大开课。但严先生后来跟我坐在一个房间里面——那个时候我是学生，后来毕了业在史语所工作，严先生、劳先生和我三个人一个房间。等到后来再读经济史，读的是全汉昇的近代经济史。这样一种过程，整个史语所的历史组，摆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我们全部同班同学十五个，真正花心思愿意像我这么选课的，到后来大概只有两三个，后来都进入史语所。这个过程将我的历史，导向和其他大学的历史系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刚刚讲了三位老师，他们论文的写作方式和同样北大毕业、比他们早两三年的老先生教的书不同，与姚从吾、夏德仪教的书也不一样。他们虽然进北大的时间差四五年，实际上他们学术的背景差上一代。我这个过程，就脱离了传统中国大学里面的教学方式——以中国为主，以史事为主，以个人为主的方式。所以，我的思考就是文化的、社会的、人民的，演变是渐进的，是变化的。人的变化是因素最小的，制度的变化更重要一点，文化的变化更重要一点，地理的条件更长久一点。这种方式是“大历史”的模式，是史语所的传统。但史语所的“大历史”，是每个人分担其中一节，在“大历史”里面，你这一段要和前面、后面别人的研究可以衔接得上。这句话并不容易做到——你在做隋唐史，要考虑到和秦汉史怎么衔接，要考虑到怎么和宋史衔接；甚至于更遥远的像经济制度或者隋唐时候的经济制度，怎么跟全汉昇的近代史衔接。这些是我在史语所受到的训练、熏陶，我终身感恩。03对史语所，我终身感恩凭良心说，1949年史语所到了台湾，穷途末路，收不到学生。学生大学毕业，考到海外留学，常常读的是英文系，或者在当地找个小学校教汉学、教中文。实际上，在当时美国大学的汉学教授，让很多中国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去教“你好吗”“我很好”“邮政局哪个方向走”“车站在哪里”这种课程。对史语所我感恩的是，一辈子有幸在史语所这个传统之中，作为一个成员，而且承受了几位前辈大师的熏陶和教育。尤其李济之先生，把着学生的手在教。要知道，他读考古学之前，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民族的形成》，讨论的是建造城墙与长城的一个民族，有几个学历史的用这个观点来写文章？所以，这个“大历史”的方向，于我而言从小就培养了。等到我写大学毕业论文的时候，李玄伯先生（李宗侗）从法国学欧洲古代史、希腊的罗马古历史（归来），他学希腊历史与罗马历史，是从法国当时已经正在进行的民族学、人类学的方向去思考。他思考的是民族怎么样形成，文化观念怎么样变成一个系统。这种教法是他给我的观念：古代史不是历史，是人类一步一步走向未来的早期的步伐。比如，姓名有没有蕴含信仰的信息？为什么要叫图腾？为什么有姓氏？周人的姬姓是怎么来的？商人的子姓是从哪里来的？子姓的涵义很清楚，是跟随燕子飞来的——燕子是个使者，带来日光的恩宠和力量，燕子带来的天命，就等于像努尔哈赤讲的一样，他们的祖先吞了三个仙女给的朱果，朱果是燕子衔来的，都是这一条路上的文化传统。这一类的传说，可以当作界定族群的标志，也是古代的所谓“记号”，人类学叫做“图腾”，这个词源自印第安语“totem”，不是中国原有的词汇。在这种训练之下，我对古代史的眼光，就和其他读尧舜禹汤禅让、文王、周公、五霸七雄这一类历史的学生，完全不同了。我的大学论文在玄伯先生他老人家指导之下，写的是“室内葬”，将死者埋在房子里。用古代考古学上的一种现象，来讨论“灵魂”的问题。整篇文章里面，讨论灵魂是什么，灵魂是怎么来的，灵魂是什么样子——它是像飞鸟的样子，看不见；它有个歇脚的地方，可以叫它来，可以将其放回去有所依靠。子女的血，是代表灵魂最后跟下一代的联系，所以把子女的血滴在神主牌上叫“点主”，使得父母的灵魂有个可以回归歇脚的地方——这不是那块木板，是那滴血。这个观念，我将古代的丧仪——从病了之后的“叫魂”到最后的埋葬、祭祀，整个讨论一遍。到最后讨论《礼记》里面的祭祀，祭祀是在想象——听见门在响，听见祖宗在咳嗽、讲话、哼唱这一类的声音，要自己想象，“祭神如神在”。这种训练当然也是一个特权，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写这类论文的。因为我们史语所跟台大特殊的环境，我有幸找到玄伯先生做弟子，他对我的恩宠毕生难忘。1989年，许倬云于台北素书楼拜见钱宾四先生。

周末荐书《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作者：李冬君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3-01力

今天我们如何安身立命？当我们逐渐失去想象的能力，外部世界却突然与我们拉近了距离。然而，向我们敞开的，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许多重启的概念都需要被重新理解与定义。1

我们要在人的基础上，找到答案。01汉、唐、宋这三段的“中国”最具体今天题目中的“形塑”是台湾用词，不知国内是否如此使用。“形塑”是雕刻成的形，塑造成的形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是“形塑中国”呢？中国历史很长，中间起伏、变化、转折也很多，我们过去的传统教法是按朝代来教授，但真正讲文化的切割是不能按政治朝代来切割的。可是约定俗成，我们今天还是用大家习惯的观点：汉、唐、宋为例，这几个朝代中国的历史是延续的，但是中国每一次文化转换的时候有许多许多改变。其实在每个朝代，“中国”这两个字的定义是都不大一样，它的周边不太一样，人口不太一样，文化着重点也不太一样，社会结构也不一样，所以每一个时代实际上可以当作一个单独的单元来处理，这个单独的单元我们假如不用传统的政治转化的朝代的名称来算的话，这种单元可以叫做文化的系统。这系统的内涵不是只有我们传统的窄义习惯的“文化”两字，而是人类学上的“文化”。其中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生产方式以及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表达和交换的各种感性的东西，这些都是“文化”的内涵。从这种文化系统人类学意义上讲，每段借用我们所习惯的名称“汉、唐、宋”这个说法。特别切这三段不是没道理，这三段的“中国”这两字最具体，汉朝的“中国”与唐朝的“中国”不一样，唐朝的“中国”与宋朝的“中国”不一样。所以先以“汉”举例。02汉朝的形塑厚重结实内部血脉神经很畅通汉朝紧接着战国争夺天下的纷争之后，秦始皇以严法、酷刑以及中央专制集权制度来统治中国。等到秦二世时逐鹿中原，汉朝得到中国。汉初预示着新的开始，百姓有新的盼望，统治者本身也对过去大乱局面和秦朝严厉的统治有一个转化。这种转化不能设计，只能发展。发展之初要休息，大乱之后，严酷的压迫下也要休息，于是汉初出现了从吕后到文帝的“无为而治”的统治方式，与民休息。休息之后就是新的发展，汉从汉初开始的短的奏议文章到长的论文都是在讨论秦为什么丢失天下，最著名的是贾谊的《过秦论》，但这类文章不止《过秦论》，很多都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代的需求是要以秦朝的例子，来衡量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所以批判秦朝的文化系统意味着转化到新的方向。当时几种选择：道家的“无为而治”，或者墨家的宗教国似的方法，但墨家到秦汉时已衰微了。统治的文官系统，秦朝设立了综合六国加自己的文官系统，最后用韩非子理论作为基础做出来的东西，相当有效率，也有相当强的组织性。汉朝继承了下来，但这个工具无人操纵没有方向。汉初讨论最突出的就是儒家第四第五代，孟子是第二代，荀子第三代，不是真的年代的“代”。这些人后来在中国经学史上被称为“今文”学派，依据的经典是秦“焚书坑儒”后由儒生背诵记忆下来的手抄本，此为“今文”，相对“古文”学派而言。今文学派有一个特点，一路传承下来，一路累积，又有新的不断的解释。今文学派是儒家本身不断经过一代一代新的阐释，新的理想构成的汉朝的儒家。今文学派的儒家有一特点：“内圣外王”，着重点在“外王”，“内圣”是培育性格，修炼伦理道德的观念；“外王”是自己做了好人后站起来替世界做好事。外王的最典型结晶就是《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就是他们设立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最远的目标是大同。同时儒家有自己的使命，批评皇帝，批评现实，在批评中求到改进。甚至编出一套宇宙转化的轮回：金木水火土。没有一个王朝的天命是永远的，没有一个皇帝的天命是永远的，等到百姓讨厌统治者的时候，就是天命要改变。儒家就是有批判和裁决的权利，同时历史的裁判全也掌握在他们手中，《公羊传》、《谷梁传》就是用来解释《春秋》的。哪个字怎么写是在历史史官、历史学家来批判现实的政治。换句话说，要拿至高无上统治者摆在放大镜下检验，根据道德理想来检验。这种做法是由孔子起端，孟子做了一点点，荀子是与统治者比较合作的一个，而今文学基本上完全站在批判现实的角度。这个奠定了汉朝知识和权利之间，长久不断的紧张。从西汉初年到东汉亡，东汉亡就是直接冲突，这一传统是形塑汉朝的很重要的因素。董仲舒曾有“天人三策”的文章，汉武帝因欣赏而接受了他的建议。最重要的建议是假定天——宇宙，人——现实人间社会和人的身体，这三个宇宙是叠合在一起的，也就是人的良心和天性是贯通的，这是一个重点。另一重点，选贤与能，其中“与”是推举的意思。即要有察举制度，从民间选拔最好的人才到政府服务，与如今的投票选举不同，是先有地方官员到县（郡）政府服务，而一般郡（县）太守到任时都是单驹就任。因风景、方言等差异需要当地人的辅助，从助手中挑选出最能干的再推选到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的候选官一步步考验，一步步分发。这样制度构成形塑汉朝政治制度：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有通畅的管道，民间贤才可以吸收到中央，经过不断试验、试用分发到最合适的地方，而在历练中他们也可以学习到不同的专业知识，从实习、旁观考察中慢慢获得。第二点，也可以看出地方有相当的自主性，由于地方基层官员除头外都是当地人，等于是不说是自治而自治的。汉朝法律从萧何定法时的十几条开始，逐渐完善，到如今剩下的汉例也没多少，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单行的习惯。一方面以习惯为主，另一方面以儒家经典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既有意识形态作依据，又有地方习惯作依据。这个自治不是中央命令直达到底的形式。虽然中央命令一达到底是可以实现的，今天从汉朝的居延汉简可以看出丞相命令在两个月内从长安可以到达西北边陲最小的堡垒，这个管道是相当畅通的。但这个命令相当简单，可以由地方自主解释。所以汉代形塑的社会是一个底盘很宽很厚的金字塔，每一层均有人进行意见的沟通，同样全国不仅可以交流信息，也可以交换货物。正因为这些畅通的交易网，可以使地方农产品经过交换成为商品。因此汉朝农业和欧洲中古时代的农业相比适藏性更强大。所以，汉朝形塑出的是一个很结实的东西，内部血脉神经很通，底盘处在最底层。四百年演变中，这个系统虽然在慢慢败坏，但四百年垫下的基础，中国长期以来王朝离这个规模也不远。表现于汉朝文学、艺术上，都是厚而重的。汉朝文体本身是华丽中以厚重为基础的，是汉朝整个的形塑的结果。对外汉有疆域，可是它的疆域是慢慢地扩张着，对匈奴是对抗，对西域是一步步扩张。但西域不是直接统治，对西南夷就看的出来，是一条一条通商管道通到边区的内地省份去，经过贸易、经过移民、经过文化的传播，才能使得这个网愈编愈密，然后收罗了西南，收罗了南方，它的步骤是缓慢的但是结实的，是步步为营，一步步走的。汉化的过程不是很剧烈，也不是很快，所以各地留下的地方风俗看的非常清楚。我们再讲中间到汉代的败坏，任何系统，我们理解，借用佛家的话，都有成、住、坏、空的四个阶段，只不过地方层次基盘逐渐逐渐因为有一个监督官员刺史的出现，郡就变成中间单位，州变成了一个大的单位。基层的重心往上拉，基层弱了，重心拉到省的位置。于是13个州、13个部到最后是挑战中央，中国就分裂了。权利上，儒家的权利也经常和政治权利对抗以后，耗损得厉害。到了东汉时候，基本上是儒家也分了两个，一个走到了古文的路线去整理经典，另外一部分空谈时政，不再有理论基础，而是批判。这样造成了更严重的紧张，这个就是成、住、坏、空的一步步演化系统，最后系统就衰了，终于分裂。03唐朝并非帝国而是一个“天下秩序”好，我们跳过中间一段，我们谈到唐朝，唐朝和汉朝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唐朝是继承了北周的府兵的集团而来的，隋代的皇室，唐代的皇室都是北周府兵制里面大将军们的后代。北周是汉化胡人，胡化汉人合并成的东西。所以本身就是胡汉混杂而来。等待吞灭了隋，统一了中国，北方吞灭，然后南方吞进来以后，基本的唐代的内容，在疆域上来说，相当广大，比汉朝还大。人口成分来说，经过好几百年南北的分割，南方也在吸收北方的成分。北方胡人进入中国后，从北魏开始不断地汉化，而汉人在边区上也在不断地胡化，使中国形成了相当混杂的东西，中国人口相当的混杂。我自己的研究，我有一本书叫《我者与他者》，就是说唐朝的中国人基本上与汉朝的中国人很不一样，用今天的话讲，基因多了好多好多。而观念上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

Lao）拉小提琴伴奏，临时培训黄美玉12岁的孙女黄素英（Suying

余世存×马勇×解玺璋：中国文化的返本与开新——《自省之书》《明夷》新书分享会活动嘉宾余世存、马勇、解玺璋活动时间2023年2月18日14：30

但中国需要保持冷静与战略定力。我个人对全球战略格局变化趋势与中国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五个基本判断。朱云汉于2016年参加中信基金会海外顾问座谈会第一,

为聚焦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化、创新与发展，加强学术与生活、精英与大众、大陆与海外的交流互动和实践探索，提升中华文化的时代建设力与国际传播力，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2022年7月至2023年12月，凤凰网策划和主办大型文化公益传播活动——“致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本届国学大典继续秉持“致敬国学、继承创新、文明互鉴、重建斯文”的基本宗旨，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担任首席学术支持机构、敦和基金会担任首席公益支持机构。2月13日（周一）下午，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组委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邀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之一、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讲座教授许倬云先生主讲岳麓书院讲坛之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人文讲会系列讲座。本场讲座主题为：“朱张会讲”与“差序格局”——再谈中国传统多层次、多元的网络结构。许先生拟从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学术影响及费孝通“差序格局”经典理论入手，讲述中国的理学传统、宇宙观、社会结构及大网络与现代科学等问题。讲座线上直播网址https://flive.ifeng.com/live/1010445.html许倬云先生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之一,1930年出生于厦门，江苏无锡人，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2004年荣获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2020年获“致敬国学：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学术代表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等，另有《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大众史学著作数十种行世，海内外行销百万册。一、岳麓书院与我的渊源二、从“朱张会讲”看理学传统与中国的宇宙观三、费孝通“差序格局”下的中国社会结构四、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大网络与现代科学岳麓书院讲坛第485期主

胡宝国（1957-2023），山西定襄人，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网名“将无同”，主要著作有《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虚实之间》、《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他曾在《将无同》自序中说：我有一个梦想，每当被音乐打动时，我就想，应该努力争取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打动人心，永垂不朽。虽然我知道这想法荒唐，但一直深藏心底。总以为或许有这样一个机会。不要多，有一篇就可以了。现在，这梦想已经先我一步，走了，不再来。应该说，

去年9月2日，是历史学家许倬云的92岁生日。那天夜里他久久未能入睡，「母难之辰，老来思亲，尤其深切」。他做了一首绝句，「虫鸣鸟啼风雨窗，光摇影动夜巡灯；中宵万里思亲梦，日落千羊唤母声。」他也找出家乡太湖日暮的照片，遥作念想。到了这个年龄，他说，他最常想起的是家乡和母亲。这是一个老人最难割舍的情感。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他对公众讲话最为频繁的一年。这一年里，他和企业家俞敏洪谈论焦虑与迷茫，和人类学家项飙谈论如何应对变化，也回应网友的提问，大家有一箩筐的疑问要向他倾吐，而他几乎来者不拒。谈话的核心始终没变过，他强调人要往里走，安顿自己，也用非常严厉的态度，提醒年轻人不要躺平。写作也仍在继续。这一年里，他六易其稿，终于写完了新书《经纬华夏》。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心愿，书中所凝结的，是史语所三代学人的集体成果，尤其考古部分。几天前，考古学家张光直的儿子来电，说要「把这本书念给父亲听听」，故友已逝去20多年，他顿觉内心深痛。听说有人批评他爱出风头，他诚恳地说，他有时不我待的心情。过去的一年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他在生活中面对了更多失去，他的老朋友、老同学，一个一个离开。2022年2月份，他的瘫痪忽然恶化，令他痛苦不已。后来稳定住了，「但暗中的恶化一直在进行」。对此，他的心情已经平复，对最终的结局，他有一种坦然。只要还在的一天，他就要「尽我之能，旷野呼唤，唤醒许多的梦，唤醒许多的错」。我们从他和母亲的情感谈起。他的母亲，在他1957年去美国留学时，为他准备了一把针，以备他缝补衣物之用。因为他的残疾，母亲担忧他穿不了针。那一百多根针，全都穿好了线。说到此处，许倬云几乎恸哭起来。但这绝不是一段私人回忆录。在那些令他数度哽咽的回忆里，他想要唤起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与连接。在一个日趋分裂的世界里，他盼望人们不要离散，相爱，互助，开出个新天地。

Kagan）这位在共和党阵营颇受敬重的新保守主义大将所指出的，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的诸多行径让美国愈来愈像一个“超级流氓大国”（rogue

Inscriptions（《书于竹帛》），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新书问世，立刻成为中国研究和图书馆研究的热门书，三个月之内，第一版售罄，从1962年到

截屏三瞥周一良[1]郝斌1953年10月，我考入北大历史学系，同班同学近60人。转眼到了年底，系里为我们举办了一场新年师生联欢会。那个时候，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发生了一次结构性的改变。大学和系科的设置，大刀阔斧，或裁撤、或合并、或新建，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英美式高等教育体系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苏联式的高教体系。这是一个全盘性的变动，其中包括师资、图书、各类教学仪器设备，就连在读的一、二、三年级学生，也随之移动，人文学科尤甚。这场变动时在1952年的6月—9月，俗称院系调整。这么大的变动，进行得很快，不过后续拖尾的事务拉得很长，直到一年之后我入大学的时候，才算大致就绪。我是这次院系调整后的首届高校入校学生。北大历史系的师资力量如何，我们入学两个多月，从高年级学长的嘴里，已经听说不少。在人文学科里面，中文、历史两系可以位列一、二，阵容强大，很让我们感到兴奋。每一提起系主任翦伯赞（1898—1968），学长们的由衷赞佩，都溢于言表。这时候我心里暗自惭愧：这样一位人物，入学之前，怎么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呢！不久，一位学长的三言两语，又让我完全释怀。他说：“一个三流、四流的作家，中学生都会知道，可一流的史学家，人们就未必闻名——历史不是显学。”几个月来，不管什么场合，我从没听谁直呼过他的名字，系里上上下下都尊称他为“翦老”。系里还有多位知名教授，如向达（1900—1966）、杨人楩（1903—1973）、齐思和（1907—1980）、邓广铭（1907—1998）、邵循正（1909—1973）、苏秉琦（1909—1997）等，分别来自北大、清华、燕大，他们在历史系被呼为“向公”、“杨公”、“齐公”、“邓公”、“邵公”、“苏公”。“公”与“老”都是尊称，但其中的分量，模糊感到有点差别。崭新的环境，好像具有一种感染力，我们说话聊天，私下里也模仿学长的口吻，称这些名教授为“公”，可一旦真是面对面，则立即改口呼为“先生”，不敢造次。周一良先生（1913—2001）当然也在名教授之列，他的学问、名气绝不在前面几位之下，可他却没有得到“公”的雅称，我们都只呼他“周先生”、“一良先生”。其中的缘故，当时没有多想，时到如今我猜，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比起前面几位，他的年龄稍逊几岁；另外他为人太过谦恭随和，这一点也许关系更大一些。周先生当时是副系主任，跟我们学生的接触较其他几位要多，他在我们眼里，“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那一年，他四十初度，脸上容光焕发，头上却是白发皤皤，正所谓“鹤发童颜”。新年联欢会上，我们要求他表演一个节目，他毫不推辞，站起身来说：“我清唱几句吧——京戏！”话音一落，身段立马改变，手眼身法，换成了一个舞台人物。他开口唱道：一事无成两鬓斑，叹光阴一去不回还。我们班里颇有几位戏迷，能拉的、会唱的都有，生旦齐全，还有一位会唱昆曲。周先生唱的是《鱼肠剑》，余叔岩的伍子胥，西皮原板。“两鬓斑”的“斑”字，是个拖腔。周先生唱到这个地方，抬起一只手，放到额边，俨然发展了余派。这个时候，懂戏、不懂戏的，一齐鼓掌大笑，来了个满堂采。后面还有两句：“日月轮流催晓箭，青山绿水常在眼前。”周先生唱得很认真，也很有韵味，可台下已经笑得前仰后合，没再听进去。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那次联欢会，只记住了周先生的“一事无成两鬓斑”。毕业以后，我留系当了助教，与周先生忝为同事，直到他遽归道山，前后将近半个世纪。在这段时光里，校内、国内发生的事情多多，我同他的时空交集有远有近，时密时疏，经意不经意之间，对他的观察和感知慢慢积存下来，前后涵盖了他的后半生。岁月迟暮，这些片段感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脑际，久久不去，难排难遣。以此之故，我曾写过两篇短文：《截屏一瞥周一良》《截屏再瞥周一良》。几年过去了，近日，喜得一部印谱，里面多是周先生生前所用的私章，多至九十余方，封面是吴小如先生（1922—2014）题写的书名《太初先生印存》。当年齐白石老人（1864—1957）多才多艺，诗、书、画、印俱能，号称“四绝”。他有印石三百，自号“三百石印富翁”。周先生的存印，乃是“文革”抄家的劫后余物。由此估算下来，他用过的印石总数，应在百枚以上，少说也可以算得“小康人家”吧。《太初先生印存》周先生本人并不操刀冲切，他对印石的爱好，全在自己拟写的印文上面，借一方寸之地，抒发自己的胸臆。作为北大的教授，他所经历过的，乃是建国后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初期的欢欣鼓舞，短暂的平静，接着便是几次三番的折腾。他享受过优渥礼遇，达于极致，登至殿堂；也遭到过践踏侮辱，达于极致，为国人共唾。先红而后黑，大红又复大黑。这番经历，勾画出的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轨迹，只不过周先生的浮沉达于极致罢了。进入80年代，他行年七十，烟云尽散，家中独坐，日落日出。这个时候，按照常人的做法，他本可以喘一口气，含饴弄孙，过个平静的晚年，可他的本尊脾气上来，这个当然且自然的选项被他弃如敝屣，他不肯消停，偏要去追寻自己所要的东西。痛定思痛，这是一场极度痛苦的精神洗礼。已近衰朽之年，他竟然换骨脱胎，完成了一次蜕变。浴火重生的一良先生，回归之后，可以说是二世为人。说到那段炼狱中的岁月，难言的郁闷，满腹的委屈，迟来的悔恨和自责，以及顿然的开悟，如此等等，哪怕点滴参悟，都是心头泣血。印章，是心灵的独白，就是在家人面前，他老人家恐怕也难于吐诉其中的一二。今天得见他的印谱，我们从容品味，彼时印主的内心世界，我们或许可以窥得更为深入。印文拓得十分精当，如果再配有边款，有治印的年月可查，那就更为完美了。时间，是探求周先生心路历程的横坐标，缺失了这个因素，探寻不免粗放，难于细求。即使这样，手捧印谱，我还是明白过来，我对周先生早有的那点观察认知，太过肤浅。那是一个局外人的远距离所得，总是隔着一层。他的印文，言简意赅，韵味悠长，字字之间都有血和泪。如果排列得当，我以为，那正好是他老人家半部传记的写作大纲。睹物思人，触动心绪，引发我来续写这篇“三瞥”。周一良

中国文化之中，“人”是观察这些变化的主角。宇宙的永恒进行，因而就系于“人”之存在。中国人的天象观念

态：“年轻人生活永远没有在群体里、里面沉淀下来、嵌入进去，而总是在跳跃中维持。就像蜂鸟，一种很小的鸟，必须高频度的振荡翅膀，把自己浮在空中。”他归纳社交媒体上我们感受到的冲突和矛盾：“能上社交媒体说话

冯天瑜教授（1942-2023）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前贤先辈们总结的，当然也是我们在尽量遵循的东西，题目就叫《治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清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散文学派，叫桐城派。它的那一批创始人，方苞、戴名世、刘大櫆、集其大成者姚鼐等都是桐城人，这种以文化地理来命名一个学派，应该是从宋以后形成的一个传统，尤其是到明末清初，学术三大师顾、黄、王之一的黄宗羲在他的学术名著《明儒学案》中，对各个学派的划分都是以文化地理为主，比如在哪一个区域发展起来的，创始人、主将是哪一个地方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划分学派的方法，当然是方法之一。学术得到繁荣和发展，一定要有学派的发展和繁荣。其实古今中外，学术得到繁荣发展，都跟学派的发生、发展、繁荣、传播以及诸学派之间的互动、辩论、互相吸取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大半个世纪，学术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大家也都认识到还存在很多问题，在妨碍它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泯灭了学派。没有学派，对学术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这是一个遗憾。就以武汉大学的文学院为例，原来叫做中文系，我们有“五老八中”，特别像刘永济先生等，都是成学派的，完全是具有成为学派创始人的条件。当然武大中文系也有人研究刘永济，研究“五老八中”等。但还没有很好地形成学派。历史系，现在大家常说的唐长儒先生、吴于廑先生，这都是具有形成学派条件的大师，也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理想的、得到充分发展的学派。

帕特里克·斯文松还记得那年去京都，无意中碰到的一家烤鳗鱼的老店，我站在那里一直看，对我来说

；夏末，燕子去了。《红楼梦》中，林黛玉关心的大紫燕，在传统的城居中，几乎家家檐下都可见到。李清照所谓“绿肥红瘦”也是家常可见，即庭前的海棠、芭蕉、牡丹、竹丛等。本文插图作者：赵向前E

周末荐书[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赵竞欧译：《观念的跃升：20万年人类思想史》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月01创造世界的是观念我认为创造世界的是观念，而不是“非人力量”（impersonal

本文为读者文章分享2022年12月份，内心最焦灼的一个月，很撕裂。年底业绩冲刺，作为团队的主心骨期望带领大家拿到年终好结果，一天一天倒计时，疫情、供货不足各种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另一方面，因为市场调换，明年负责新的区域，这对于人性是极大的考验。早就想放飞了，理性角度需要做好当前的本职工作，为团队负责。每一天都是对人性的挑战和考验，人心齐，泰山移；人心涣散，肯定达不成目标。在这种内心的撕扯和煎熬中，阅读了许倬云先生的《往里走，安顿自己》。许倬云老先生出生于1930年，如今已是92岁高龄。许先生出生即残疾，手脚萎缩不便，在抗日时期，经历了近十年的逃亡生活，中学毕业后1948年迁移到中国台湾。成年后任美国芝加哥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经历了新旧两个世界的风云变幻，了解中西方文化和生活，可谓观史通今。他生为残疾，长于忧患，背井离乡，瘫痪在床，可他自己却觉得非常幸运，他一辈子都感激能够让他活着的人和事，他一生都在思考，每天读书学习，吸收新知，以此回报社会，回报他人。他以自己非凡的经历，劝诫我们学会往里走，关注自己的内心，将所有对生活的感受、观察，与内心相结合，从内心深处感悟人生，做一个有远见并心胸开阔的人。什么是“里”呢？追求内心的安定、有主见有主见，是在人生目标上，自己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许老认为在人生目标上要把握两条，一条是“存在”，像人那样存在，我可以不如别人有钱，但我内心丰富，可以去过我的日子；

世界没有一天是太平的。多事之秋，更应安定我们的内心。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许倬云。今天，我来给大家谈几句话。01人这一生没有一刻是安定的我知道国内最近的情形，各位身处其中，或许都在考虑或担心：中国面临的厄纽不安，大家该怎么渡过心里的困扰？这个事情我一直讲：真正在心里，困扰我们的是什么？人生在世，没有一刻是安定的时候。时时刻刻不安，外面大的不安、心里小的不安，都会困扰到自己。所以我特别讲到内心不安是常有之事，内在、外在，我们常常有不安。当然外在的不安引起了内部的不安，这是必然的事情。这几年来，中国确实面临着很多的困扰，世界局势从短的方面看，瘟疫到今天没有断绝。不但是一丝一丝往下延下去，好像随时可能会重新燃起来，这个叫人非常担心。另外大家知道中美之间紧张，由于世界局势改变，这种紧张的情况随时可能触发成真正的火药筒。今天的美国飞机跟中国飞机，在南海上空相距十尺之远。这个是很紧张的事情，两个飞机都可能摔下去。这种情况，过去大家不会受这个干扰。现在消息的普遍流通，使我们每个人都随时会看见新的消息，互相在手机、电话传播一下，每个人的不安都会加倍地出现。所以，这种不安，并不是说跟真正人生在世大的不安有太大的差异。并不是今天特别乱——今天是够乱的，几百年来世界哪一天太平啊？没有真正的太平过。02人生在世如大海行舟从这种情况来看，我们要自己静下心来冷静一下，想一想：是不是这些不安，本身值得我们放下正常生活的心态，值得我们忘记该做之事不做,而去担忧？我告诉各位，人生在世，就如在大海航行，看上去风平浪静，随时风波乍起，就有惊涛骇浪——可能是几分钟就过去，也可能是海啸。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海啸，太平洋中间的海啸，可能一天左右才能过去，铺天盖地，大的浪比船还高——平常的风浪也是够高的，海上航行没有平稳的一天。我们人生在世，也在人海之中航行。我们都是小船，国家是大船，社会是更大的船，自然世界灾变是不可知的礁石。所以我们面临的是这种情况：希望世界太平无事，不大可能。何况，如今消息传播得非常快，过去千里之外的事情，今天半个钟头到了你门口了，你知道了就要担心。内人常常觉得我在杞人忧天，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确实是有这个毛病，现在想通了：杞人忧天确实没有什么大意思，天也不会为杞人发忧不掉下来，天也不会为杞人忧而掉下来，都不会。境由心生，心静使你心里自己静下来。不错，瘟疫在，你不担忧它也在，你担忧它也在。你要记得戴口罩、记得洗手，人多的地方别去，这些你基本上可以躲得开的。你去跟着瞎起哄就麻烦了，没事去旅行、坐飞机是最坏的事情，密封的环境，这些都不必做。赶Party更不必做。我奉劝今年的大年夜，农历的大年夜、春节的时候，大家别和在一起吃春酒了，就看看电视、春节晚会算了，这是一个事情。03美国内部的不安引发对外的忧虑另外一个事情，假如有一些情况确实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是要想一想它。比如说中国的情形，中美之间的纠缠不只今日始。只是说中国跑得很快，美国忽然觉得近十年来散漫不堪，国家内部一点都不振作、不上道，所以他们内部的不安引发了他们对外的忧虑，这叫我们对他们无可奈何。但是我们自己可以防止，不要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我说近十年的美国，内部存在普遍的不安呢？一个是美国有许多新的开销。民主制度是不错，但是民主制有一个坏的事情：过几天要讨好一下老百姓，找不到题目也要硬想出题目来。比如说美国每隔几年要多一笔政府的开销，救济某些特定的、穷而无告的人口，这件事情我赞成。救济穷孩子——家里生孩子养不起的家庭，这个我同意。但是假如说社会普遍出现未婚生子不负责任的情形，父母把孩子往政府一扔不管，这个就不大地道了。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未婚生育，自己不管，给社会添麻烦呢？关于孕妇是否能堕胎，这个在法律上也是吵了很久，吵得两个党几乎决裂。堕不堕胎是个人的事情，你吵它干吗？所以这些事情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再加外债，干涉所有国家的内政，弄得钱也没有，产业也转不过来，人心惶惶，国内的工业跑掉回不来了。04美国内部乱了中国不要跟着乱这种情况，我们要当作一个前车之鉴。我们不要因为美国乱了惹到我们头上，我们跟着乱，那就糟糕了。两个乱锅搞到一起，很难知道世界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乱我不乱，我镇静以待之。合理的地方自己防守，不合理的地方我不跟你犯冲。尽其在我，要冷静合理地来面对美国的无事生非，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国家如此，个人也如此。我刚才讲国家的这种情况，也可能你的邻居跟你搅不清楚，也可能有一个仇家老找你麻烦。记得，以不变应万变。不变，不是不采取行动，是不要叫自己心里乱。05多事之秋更要安住自己的心在这种多是多非的时候，你自己要记住：安住自己的心。许多奢华的事情不要做，许多吵闹的事情不要做，许多唯财是骛地讲价钱——女儿出嫁要嫁妆，娶个媳妇讨陪嫁，这些都是不必需要的事情。如果你已经有一个相当稳定的工作，你不要看出那边多出两万块钱，就辞掉这边——到那边忽然发现不合适，你又回不来了。我不是叫你静止不动，任何事情安定一点，多想一想。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所以，这些话老实讲，我希望我们同胞们都自己想一想：如果我们国内都在吵，我们怎么正面去对付来自国外的挑战？同样，对决策者请他们也想一想：有些不合时机的事情，有些不合情况的事情，有些政府的节拍跟民间的节拍相比，或太快、或太慢，政府本身也可以反省一下。不能说老是叫民众来将就政府，政府也该将就将就民间，这是双向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面对任何困局、混乱，最要紧是自己手脚不乱，手脚一乱就出大是大非了。我的房子前几年被一把火烧掉了，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楼上邻居的责任。那天晚上我就看得见哪些人慌张、哪些人不慌张；我们看见当时的情况，后来的结果怎么样。有的无可避免——我们会丢失一些东西，那就算了，人安全就好了。人在外面安顿的住上两年再回来，房子修好再回来也可以了。财务损失是有，既然无可避免，就认了吧。所以，作为一个老年人，我对大家的忠告是：许多事情不值得你吵，不值得你担心，不值得你烦。天塌下来当然我们会烦，所以杞人忧天没什么错。只是说天会不会塌？要判断这一点。

往里走，安顿自己文章来源：视觉志（ID：iiidaily）许倬云一直记得，从台湾到美国去留学那一年，他坐了59天的船，途中碰到一个巨浪，生死一线之间。关键时刻，船长先稳定驾驶舱内部。他和副手把舵掌握得牢牢的，把旁人摆远一点，不让他们逃开。许倬云身体不便，就被绑在一个藤椅上，藤椅被绑在柱子上。如果颠簸的话，他最多摔在藤椅里。他说，这就叫“稳定自己”。船长稳定他自己，也稳定旁边的乘客。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知道，怎样稳定自己。当下时刻，我们正面着空前未有的复杂世界：国际关系的困局，人能不能胜天的困惑，天人之间关系的迷惘……时代充满未知，困难来自四面八方，我们唯一能够掌握的只有自己。所以，许倬云写下一本新书——《往里走，安顿自己》。这本书不同以往。它没有汇总许倬云的过往学识，而是凝聚了他的人生智慧。书中有体悟，有访谈，有回忆，讲的是许倬云一生的学习经验、生活经验。在这个“人均迷茫”的时代，他希望读者能更好地“稳定”自己，更积极、有效地学习和生活。这一次，视觉志对话许倬云，想问问他，“稳定”到底是怎样的状态，他是怎样获得“稳定”的。01身体困于方寸之间却心系江河万民许倬云92岁了，是少见的“高龄网红学者”，人人尊称一声“先生”。关于他的视频总是爆款，大家说，先生有赤子之心，还有知识分子的良心。许倬云是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1930年出生于福建厦门，1949年赴台入读台湾大学，师从李济之、沈刚伯等史学大家，1962年获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学术研究之外，他为常民写史，为百姓请命，被媒体誉为“中国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西周史》《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许倬云十日谈》……他的书在网上被强推。可是很多人不明白，一个生来残障，长于战乱，半生颠沛流离的人，何以成长为一个渊博、坚忍、通透的历史学家？这要从他出生前说起。许倬云是双胞胎之一，还是早产儿，生产的时候母亲生了一场病，双胞胎就缺了营养。他处在下面的位置，只能吸收上面胎儿用剩的养料，肌肉就没有发育好。而关节和骨头被肌肉绊住，骨骼扭曲，压迫神经。他一出生就是高度残疾，七八岁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没有条件手术，拖到二十八岁，开了五次刀，矫正了双脚，从此才能走路。幸运的是，他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疼爱，兄弟姐妹都对他很爱护。双胞胎弟弟是他的手脚、眼睛，每天都给他讲，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可他不想被抱、被喂，他想要自立、自由。童年的回忆里，他坐在小竹凳上，自己往前拉，半寸半寸地挪，后来又学习站立。母亲含着眼泪看着，忍着不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每个人都在逃难。一家人随着父亲，一直待在前线，一直逃难，他们遇到数不清的灾害、死亡，在绝境中熬过来。十六岁前，他没上过学，信息来源就是无线电、报纸，和与父亲、兄弟姐妹的对话。他总是竖着耳朵听别人谈话，想抓住自己没有的东西。父亲教他和弟弟一起认字，后来弟弟上学了，每天回家就把当天的功课讲给许倬云听，到了弟弟三年级，他们就可以一起看小说了。父亲总是给他讲无线电中的话题，给他听BBC，等到十六岁他去上学，在高一试读。老师们都很惊讶地评价：“水平比高一还高了。”糟糕的身体，良好的家教，恶劣的环境让许倬云变得坚韧。他不敢浪费自己拥有的能量，抓紧每一刻学习。他考进台大读外语系时，被校长傅斯年看中，傅斯年对他说：“你应该读历史系。”这句话影响了许倬云的一生，后来他去芝加哥大学读书，学了经济、考古、宗教、社会学，但他最终还是成了历史学家。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先的敬意，他写下《万古江河》。抱着用“中国常民文化的特色”匡救“现代文明的困难”的期待，他写下《中国文化的精神》。见证过时代的变迁，他忧心着人类文明的前景，写下《许倬云说美国》。他的身体囿于残障的限制，困于方寸之间，却心系江河万民，放眼浩渺宇宙。他坚持自己获得了许多恩惠，必须尽力活下去，回馈世界。他一生没有畏缩过、放弃过，他也不想人别人随意放弃自己。宋人张载有千古大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多少健全的人尚且做不到第一条，他却把第一、第三条都做到了。他说，他愿意在离开这世界以前，尽一份该尽的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做一天教员，跟大家谈一次话。02我们都是世界上的常人既不能超脱时代，又不能超脱环境许倬云把想谈的话，都放进《往里走，安顿自己》这本书里。书是口述，他一字一句说得仔仔细细，唯恐说不透。他说，当今时代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总会怀疑自己生活的意义何在，人生的目标为何，将来要做什么。这个看似特殊的问题，实际上是永恒的问题。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如今，我们一直在跟西方世界打交道，我们已经慢慢站起来了。我们拥有了美好的未来，这未来是繁荣、舒适的，但我们面对的却是劳苦，看到无数矛盾、冲突的发生。这个世界真的能允诺我们美好的世界吗？还是世界本来就不美好？那些所谓的伟大和荣光，我们怎么肯定它？我们一定要参加吗？许倬云想对读者说，首先我们得明白，我们都是世界上的常人，既不能超脱时代，也不能超脱环境。但我们可以看到环境。既然我们已经来到世上，必须活下去。人生奋斗如赶路，或可分为三个境界：年纪轻、有力气赶，有力气尝试的时候，多试几条路，考虑好后果，不要懊悔。中年时候，已经没有太多选择，选一条有人走熟的路，很仔细地、尽全力地走，这时无法再有一次选择。到了老年，尽全力，尽心尽力走到底就好。他本是残缺之躯，可以有被原谅之处，可以一辈子被人当做一个病人，他却也想尽力做一些人家以为他做不到的事。他对自己的期许，是“尽力为之”，为的是无愧于心。他希望都能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不需要管别人的期待。他在书里提到，我们不必有太高的志向，做到“忠恕”即可。“忠”是人心中国最深处、最诚恳、最真挚的部分；“恕”就是将心比心。二者合一，我们就是“仁”人，做事时能足够清醒、警惕，时时反省，体谅待人。而这就是中国文化基本的精神。在许倬云的历史观里，个人的地位最小，文化的地位最高，我们想看破眼前的迷惘，就该看到“文化”的影响。诚然，我们每天受到的干扰太多，网络上已经信息爆炸，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站在过量信息目前无法选择。但至少，在信息发达的时代，我们拥有了更多机会，信息是杂音，但也是我们的福音。我们要做的，是尽力提升自己的抽象思维，不被欢喜、哀愁和得失心影响思考。只要能超越感受，外界对我们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小，心就定了。人生倏忽急逝，人类的肉体终将衰老、无力，成为自由的阻碍，但我们该让心灵通达宇宙天地。03人生不能躺平世界不会忘记你，时间不会忘记你疫情时代，很多年轻人觉得没有精神奋斗，一天比一天觉得自己“更不好了”。大家像躺平、摆烂，想放弃理想，不想睡觉又不想工作，一边刷手机，一边为自己的“堕落”自我折磨。该怎样处理自己的疲惫？该不该放纵自己的情绪？大家不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这些问题，许倬云也一一作答。不同于一般网络大V的佛系答案，他给的回答不但不“佛”，而且很严厉：视觉志：网上很多人都说想“躺平”、“摆烂”，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许倬云：这种现象是人自己糟蹋自己。一条命，五十岁走了人了，他一辈子留下一坨烂泥，整个社会白造他的一个生命。我希望大家听我这话，不拿我当个老生常谈。我在很用心地跟大家解释问题，我没躲过懒。每个回答都有很深的意思，希望各位体会。不要说天下有一个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在你自己。因为就像天下没有标准的人一样，也没标准的人生。你们需要每天自己体会，天下没有说是一个灵药，一下来社会忽然太平了，人忽然振作了。我给出唯一的“灵药”，是“自己掌握自己”，这句话很重要。你的生命是你的，你的人生是你的。你创造，你糟蹋，是你负你的责任，不能怪别人。这句话凶了点，希望大家理解。视觉志：您觉得人生真的能够“躺平”吗？许倬云：不能够。你躺下来，你就是换了六小时糊里糊涂地躺在这。你的生命在糟蹋，你的身体在糟蹋，你的精神在糟蹋，没有解决问题。你说借喝酒、吃东西忘了这些，那忘了的是你自己。世界没忘记你，时间没忘记你。更重要的，请注意——时间不会忘记你，你甩不掉的。一转眼，青丝变白发；一转眼，明亮的柔和的眼光变成恍惚的老花。时间不等你，时间不会原谅你。视觉志：我们要怎么面对生活的各种动荡，和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影响？许倬云：是要定心。人生在世，这一生是替我自己活的，不是替他人活的，也没人家教我活的。你要掌着你的舵，狂风大浪你才挺得住。世界放在我身上的资源，大概在你们的一半，我尽量不浪费它，我到今天还是尽量不浪费它。我有非常好的幸运，我的父母对我非常好，兄弟姐妹都照顾，我一辈子的朋友基本上都相当好。更好的是，我有一个曼丽，我们相处在一起已经50年了。她在我困难的时候撑我一把，在我日常生活不便的时候，我的生活都依靠她，叫我无忧无虑。你们这年龄你要找个伴侣的话，你要知道，找个好伴侣，不要在过程之中灯红酒绿的，找个相知相识、相恋相助，共同携手走完几十年的人，这种人要找到。在新书的最后，许倬云说，世界上所有无辜的、被糟蹋的生灵，我都怜惜他们，我恨不得可以替他们。因为但就身体而言，我的状态不如任何人，但我内在的部分，和天地、宇宙是共通的。这应该，就是许老师很严厉的原因吧。他为这世界上每一个活得不如意的生命难过，希望这世上所有人都能拥有智慧，获得稳定。那么，回到开头的问题：到底何为“稳定”？怎样获得“稳定”？许倬云说，所谓“稳定”，是让大家不要怕，不要放弃。最不要放弃的是你自己的原则，你自己的人格，你自己的存在。别的都可以丢掉，衣服可丢掉，生命可丢掉，财产可丢掉，你自己人不能丢掉。E

内容来源：2022年12月18日，余世存对话俞敏洪、董宇辉，主题为“愿你的人生不疾不徐”“发现时间里的成长智慧”。分享嘉宾：俞敏洪，新东方创始人；董宇辉，东方甄选主播；余世存，诗人、知名学者。一、中国二十四节气，跟每个人都有关董宇辉：二十四节气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您写这本《时间之书》有什么渊源呢？余世存：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好像现代人只能仰视它。我当年也是这样，直到写了《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俞敏洪：原来我觉得《易经》很神秘，后来从你那里了解到，易经六十四卦可以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完整对应下来，在你之前有人这么写吗？余世存：只有汉代的思想家做过，但他们做的是把六十四卦其中的四卦拿出来，不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五天也不用，变成三百六除以六十，每卦管六天，最终没有把这条路走通，也没有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卦的成因。《易经》有一个原则：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跟几何原本的公式一样，是用某种数学原理来解释世界规律。太极原理也是阴阳二进位制，我就按照阴阳二进位制来做试验，发现六十四卦是完美契合进来的。《易经》是很了不起，它可以涵盖任何一个系统，只要你会画卦，就知道《易经》为什么是“易”。俞敏洪：把六十四卦放到时间的维度里，所有卦爻辞的内容就跟当时人们的生活，以及为了求安宁，求发展，求繁荣的心态，全部连在一起，一下就通了，变成很自然的事，真是很好。你是因为这样才走向了二十四节气的研究？余世存：没错，现代人一谈到节气，都以为跟自己没有关系，但是我发现，其实节气跟每个人都有关，就在我们的身体里。现在很多人免疫力下降，也是节气的体现。我把二十四节气作为一个自然时间，大自然的时间，天文的时间，跟人文的时间，一一对应上，什么时候过什么样的生活，很有意思。比如到了冬至，我们就要互相提醒，出去串串门，不要一个人在家里猫冬。中国古人在两三千年说过“出入无疾”“朋来无咎”这两句话。出来和进去都不要太快，疾是快，也代表病。所谓朋来无咎，就是经常串门，朋在那时又被称为红包、伴手礼，你去看望朋友，带一个伴手礼，别人不会说你是行贿，不会说你不安好心。这些习惯流行了几千年，到现在大家又在体会节气来临的生活现象，可见节气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脱离。二、二十四节气背后，是中国人对时间和生命维度的理解俞敏洪：我想问宇辉，你也是农村出身，你从小长大，对二十四节气是什么感觉？董宇辉：我想到很多童年回忆，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让我背节气。在农村，耕种意味着洒下希望，而收获意味着能安然渡过寒冬。收获的喜悦跟天气相关，跟这一年的辛劳相关，跟雨水相关。播种时往往比收获时更惊喜，因为你知道好的结果要来，你可以一直在等待，就像知道你要来了。我很喜欢清明和谷雨，清明前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小喜欢我喜欢养蚕，清明前后，桑叶就开始冒芽，慢慢把蚕的籽暖化。二十四节气，其实是中国人对时间和生命维度的理解，把生命的广度加上生命的维度，就有了刻度。人的生活一旦有了刻度，就有了奔头，你会记得那个节气，记得那个特殊的日子，记得特殊的吃食和服装，知时知事，然后就能做到天人合一，在道法自然中完成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俞敏洪：宇辉从农村走出来，理解起来没有太多困难，农事的艰辛和农民的欢乐幸福紧密相连，他们是在艰辛中寻找洒脱的快乐。这在二十四节气中就有体现，我们小时候每个节气都有某种庆祝，要么是某种食品，要么是某种仪式，要么就是某种聚会，这些在城市中很难体会到了。三、一个人不急不慢，比开着车狂飙更容易达到目标余世存：有一个词叫做规矩，现在年轻人不懂这个词的意思，很容易逆反，把它当做道德说教。其实规矩这个词非常有意思，仔细还原它的最初用途，规和矩都是我们测量世界和时间的工具。这并不是古人非理性、拍脑门想出来的，相反，他们的计算方式很理性。比如规就是测量时间的，地上放一把尺子，再竖一根杆子，杆子的太阳阴线的长短在尺子上有体现，叫做立竿见影。古人把两个土字加起来变是圭字，后来演化成卦字，再后来演化成挂，所谓挂历，其实就是让人有一个时间的坐标。为了丈量大地的空间面积，就有了矩。规和矩要合起来用，这是科学的工具。人们用科学的工具来表述人事，就有了做人应该有规矩，应该有原则，应该符合天道，符合时间，和天的信息要相呼应。中国人讲与时俱进，就是这个道理，这才是规矩人。现在人一说，你为什么不讲规矩？另一个人就反驳，干嘛太正经，任性一点，撒野一点，不好吗？他不知道不讲规矩反而是违背了人最科学、最原初的那一面。二十四节气恰巧是规矩的产物，很多人不理解中国文化，觉得阴阳之说非常落后，是糟粕，也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画太极图。实际上按照测量，把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太阳阴线放在一张平面图上，就是S形的太极图，这就是规矩，并非凭空想象出来的。俞敏洪：体现了万事万物循环转换、生生不息的意境。余世存：对，相当于把时间空间化，把时空三维放在一个平面二维里，就是太极图，如果展开成三维的话，就是一年时间的变化，这是古人总结的规律。俞敏洪：在规矩中寻找灵活，在灵活中寻找规范，在规范中寻找可遵循的路径。二十四节气包括易经六十四卦，是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相对应的，比如夏至和冬至，中国人在三千年前已经意识到，这两个节气永远会在固定的日子出现。余世存：最长的阴线就是冬至，最短的就是夏至。董宇辉：至阳至阴之日。在农村，如果农时赶得不准，这一年就白忙活了，农时准，衣食才能无忧。农村人如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会被人看不起的。如果你是农民，不知道什么时候耕种，不知道什么时候收获，不知道什么样的日子种什么样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样的日子做什么样的农事，这个人一定不专业。农活也可以做得很精细，田地锄得干干净净，庄稼长得很好，体现了农民的勤奋和职业。农民看自己种的地，就像艺术家瞻仰自己的作品一般，油然生出强大的自豪感。以此为生，精于此道，非常重要。农民把地种好，老师把课讲好，售货员把货讲清楚，工人把产品做精确，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乃至中国的宇宙观、哲学观、时间观、生命观带给我的启迪。再有，万事要赶准，既不赶早，也不赶晚。种子种早了，小麦长得高了，冬天雪太厚，小麦会冻死，第二年无法唤醒。种得太晚，没破土，种子冻坏了，第二年发不了芽。北方种冬小麦，要在收完玉米之后，到了快结霜的时候，准时行动，这样小麦既不会被冻死，也能保证来年的生命力，覆上一层厚雪越过寒冬，第二年春暖花开，蓬勃生长，到了五月，遍地金黄。遵天时，遵地利，才有人和。二十四节气学问太大了，学一辈子都学不完。二十四节气是理解生活的维度和坐标，让人不会慌乱，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而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有正确的节奏，多余的焦虑没有用，只会让自己着急上火。天机未到，再努力也没用。俞敏洪：的确，一个人不急不慢，比开着车狂飙更容易达到目标。董宇辉：不怕慢，就怕犯错。静水深流，急事慢做。余世存：如果错过这一茬庄稼怎么办？俞敏洪：为了不饿肚子，有的人会想办法换一种庄稼，就好像人都有他自己的二十四节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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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雷诺兹，鲁跃峰译：《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一部文化传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要以为事小，就不做；事小，做出来了，就是成功。许倬云先生身着白色圆领的棉质家居服，坐在美国匹兹堡的家中，以视频的方式讲述着他和公益慈善有关的故事。虽然有些故事发生在70多年前，但是这位92岁的历史学家娓娓道来，仿佛在说昨天的经历。这是2022年7月末的一天。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蔓延了三年。作为公益行业的记者，我一直希望能够采访到许倬云先生。因为读了他的书，也看了一些媒体对他的采访，发现他很少谈到公益慈善的话题。或许是因为面对这位历史学大家，人们更愿意追问大变局中的家国天下，以及身处其中的我们何以立身。许倬云先生的《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著述在海内外有众多的读者。人们从他的作品中了解中国人的来处，也探寻我们去往何方。2020年接受《十三邀》采访时，许倬云先生觉得“现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着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建议人们“从最基本的阅读开始、在思考训练上摸索、不败、不馁、不争、不抢、往里走、安顿好自己、看意义、想彻底、输送知识、刺激知识、发动讨论、交换意见、形成一种呼应和强大的社会力量”“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寻找内心安宁平和的力量。”2022年夏天，他以口述的方式推出了新作《往里走，安顿自己》，与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往里走；再安顿自己；再安世界。……许倬云先生以这样的方式和未来对话。即使如此，我仍然怀着一份执拗和好奇，想知道面对公益慈善的追问，这位从东方走到西方，阅尽沧桑的智者会怎么说。或者还因为，许先生本人就是一位伤残人士——许倬云先生出生于1930年，因先天性肌肉萎缩，从小就承载了太多超于同龄孩子的负荷。好在父母亲人对他一视同仁的关爱和包容，让他可以打开心门，克服了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走上了求学之路。他13岁学会拄棍走路，19岁随父亲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省，后又到美国留学。退休至今，他依然以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的身份活跃在学界。几经辗转，我联系到了许倬云先生。许先生告诉记者，近年来自己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本不打算再接受媒体访问，听闻主题关乎公益慈善，不由生出几分亲切——因其自幼身体残疾之故，几十年来便与公益慈善机构有过许多交集；回望流金岁月的点滴过往，还是颇有些与此关联的故事可讲，最终决定接受这一次采访。许倬云先生用两句话对“公益”和“慈善”做了区划。他说：公益不是慈善，慈善是临时做的事情，公益是应当做的事情。在公益慈善方面，他始终是以身践行的人。如他所说，“好管闲事。”这也许是生性使然。大约20岁的时候，在台湾省，看到当地交通信号灯的设置未能设身处地地站在残疾人角度考虑，交通信号的设计不科学不人道，残障人士出行多有不便，他为此多次向当地交通主管部门反映。因为他的坚持不懈，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多年以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时，他又遇到类似问题。他以当年在台湾省的解决路径为样本，帮助当地一些残障孩子的家长和政府进行沟通，并按流程予以特别申报，事情同样得到了圆满解决。看似些许小事，或许可以体察许倬云先生的公益慈善观。如他本人所说：“不要以为事小，就不做；事小，做出来了，就是成功。”许先生说，当年他家里每个人都是公务员，所以他都拿了零零散散赚的小钱、稿费等捐给基金会。他的母亲97岁时故去，留下一些品质不错且未来得及穿的衣物，他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公益机构并进行义卖，所得收入均用于慈善事业。多年来，许先生与公益慈善机构有不少合作，也直接推动了一些项目的落地。许倬云先生尤觉安慰的是，“平心而论，我在台湾几十年，我经办的这些（慈善公益）案例里面，我没有一个（私人）要求，没有（为自己）花一文钱。”以下是许倬云先生的讲述。01我是一个残疾人，所以今天就谈谈过去我在台湾省生活的时候，当地政府是如何安排和处理像我这样的残疾人事宜。台湾省各市、县政府的社会科，都有若干救济事务的职能。这些救济并非是简单的给钱或帮忙，而是要从法律角度实施。举例来讲：我是1949年到台湾省生活的，那时候当地各交通路口的红绿灯设置，并没有考虑到残疾人士的实际需求，也没有其他的设施。1950年开始，有人提议应该增加这方面的安排，于是各十字路口陆续开始有红绿灯。当时我也曾经介入过这件事，为此说过一些话。我上大学之后，发现校园外的一些路口也有红绿灯，但时间（对残疾人来说）不够，于是我就把这件事向有关部门提出来。大概半年左右，全省各路口普及安装红绿灯，而且还装了一个电铃，可以（专为残疾人）延长通行时间。这个事情慢慢进化到一定地步之后，大概是交通局等机构，又专门在红绿灯旁边设计了一个小绿人，这个小绿人的特点是，它的走路速度是由慢走到快走。对健全人来说，当小绿人开始快步走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走了道路的一半；当它纵身一跳的时候，你已经到达道路的另一边了。如果你是残疾人，按了这个电铃之后，小绿人就会走得很慢很慢，甚至可以是踱方步的速度。电铃和小绿人这些设计，无论对视障还是听障都各自有帮助——看不见的可以听见，听不见的可以看见，都能安全通过红绿灯了。后来交通部门经济更宽裕些的时候，在每个距离红绿灯路口大约十尺距离的地面上都镶嵌了一个铁条。盲人出行的时候，手持导盲棍走到此地，导盲棍顶部就会有个磁铁把这个铁条吸住，他就知道快到红绿灯了。得知此事之后，我又开始管“闲事”了。对于盲人来说，如果是涉及到跨越台阶，地面只贴一条铁片是不行的，应该在跨街的这段路都贴上铁片才行。当时跟我合作的对象是一个公益协会，（当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就在所有红绿灯的小斜坡道都铺了铁片。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老百姓提出意见，政府（不妨尝试）慢慢施行。有一桩事情很晚才施行。我们的人行道骑楼，骑楼就是过街楼，后面的店铺常常会将人行道占用，它的（商品）陈列架都推到人行道边上来了，这个很不好。再有，有些人骑着脚踏车，一到这边就靠边一放，你一个人靠边一放可以，三个人也靠边一放就不行了，道路都被占满了。如果有些人再不小心，直接把脚踏车横着就一放，别人进出怎么办？于是我又开始管“闲事”，找到政府的社会司，告诉其中的一位陆委员，“你们需要关注这些事情，并且从紧要的事开始做，首先在大城市推行”。陆委员后来和我结成了朋友。讲的交通信号问题，我到了美国匹兹堡以后（又碰到了）。当时有一批人找我，因为他们看到我在大学里是伤残人士。因为其中一个学生的家长的小孩也是伤残，他就问我，是否愿意以教授的身份，领一批人跟市政府交涉（交通信号的事情），我愿意。所以这里（匹兹堡）呢，除了没有（台湾省设置的那种）小绿人以外，当地红绿灯的延长时间、以及用地面铺铁片给盲人导盲，安装电铃等等，都是我那时候和七八个伤残孩子的家长一起，跟公家说明了，跟市政府说明了（才解决的）。我们没人委托，只是自己或者家人去谈，我是亲自出席，当然要让你看得见我，晓得我（伤残）是真的，（最后得以推广应用）。所以这种事情，不要以为事小，就不做；事小，做出来了，就是成功。02在我读大学硕士的时候，有一位患了被我们叫做作“肢体萎缩症”的女士，大概有20岁，她双手和双脚都无法使用，所以长期坐在轮椅里。那个时候也没有电动轮椅，是手推轮椅。她的两只手不能推，所以她的妈妈或者爸爸推她；她吃饭不能自己吃，妈妈喂；她拿嘴咬着毛笔写文章投稿。因为这些缘故，大家知道了她的故事，都很同情她，愿意帮助她。她以这样的生活方式一直到50岁去世。刘侠（台湾省公益人士）掌握的这个case（案例）向社会披露出来之后，陆委员就来帮忙了。他前去访问了刘侠之后便来找我，说：“许倬云，我知道你很关心这件事。伤残人像你这样关心他人的不多。”我说：“这是天生的毛病，爱管闲事。我们应成立伤残福利协会。你调查一下全省一共多少残疾人？”他说：“这个我知道，我有数字。”我说：“怎么来的？”他说：“自从你来访问过我们部门之后，我就向上级提出，户口调查要把伤残人士作为其中的一项。什么样的伤残、几级伤残，请内政部门的医药部门、卫生院确定级别，做好手册。我们编好手册之后交给伤残人士，里面很清楚的写着，你可以去何地、找什么人帮忙，列举了教会、寺庙和公益机构等。”所以，我给你讲，公益不是慈善，慈善是临时做的事情，公益是应当做的事情。所以，这一点希望你（分享给大家）。我这两句话就对“公益”和“慈善”做了区划。我们民间办公益的事情，去诉诸于愿意办慈善事业的人士，请他们捐钱。很快，我们就募捐到了不算小的数字。因为一调查，全省有各种需要的伤残人士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陆委员就有事可干了。他就各县市的跑，督导此类事情。有整体的调查，有全盘的策划。如果登记有伤残人士的，当地卫生院就要留存案例；如果属于重伤残的，就要定时去看他、照顾他；如果他必须住院，不用问，住院公家出钱。这本来没法律，后来他们就定了法。这个我可以提供你参考，我觉得国内必须要这么做。我回这些故地的时候经常会跑去看看，看他们做的怎样，确实做的很好。后来陆委员一直做到他退休。平心而论，我在台湾几十年，我经办的这些（慈善公益）案例里面，我没有一个（私人）要求，没有（为自己）花一文钱。现在我们一直聘刘侠女士做这个基金会的董事，请她为基金会取名字，她起名叫“伊甸园”基金会。定期捐助款项的人很多，有些人发了愿，每个人捐了钱。有若干寺庙和若干教堂认捐，所以伊甸园在台湾是相当“阔”的基金会，他们已经“阔”到可以送得起每一个伤残人士需要的轮椅，而且如果手不能用的话，送伤残电轮椅，这就不是小数目了，而且5年10年换一家，坏得早就换得早，这就不是小事情了。（当年）我家里每个人都是公务员，所以我都拿了零零散散赚的小钱、稿费等捐给基金会，无所谓。最后捐的一笔，是97岁的先母故去那年。老太太是出身世家的小姐，喜欢服饰衣着，这个无可厚非。刚开始我们都很穷，后来慢慢薪水都可以了，一起供这一位老太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她一柜子的衣服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没穿过，于是就捐给伊甸园基金会，基金会交给拍卖行，按照品质去卖，那一柜子东西算下来大概也不少钱。03还有一个case（案例）：一个高中毕业的16岁女学生，忽然被车撞了，脑坏死。当时因为家里太穷，没办法医治。后来以她的亲友为主，召集了一批有同情心的人共同商量，就想到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台湾省有一种每个月抽奖的奖券，5块钱一份。奖券可以买，你也可以拿发票去换奖券。目的是什么呢？鼓励大家用发票。发票是什么呢，就是你购买物品的税（证），是国家给你的收据，收据你可以去换奖券。每月都会抽一次奖。那么我手里带着发票有什么用处呢？捐发票。记得当时每家店铺的柜子上都有一个玻璃盒子，上面有一个洞，每次买完东西拿着发票往里一塞——好家伙，全省的发票数目（汇集在一起）是不是很不错啊？奖券设置是从一等奖到十等奖。十等奖是5块钱，一等奖有10万，二等奖是1万。如此一来，常常是大奖全部抽到，这一抽奖，这个基金会的（募捐）钱就真不少了。我还记得这个基金会名叫“创世纪”，他们就办得很好。工作人员都是义工，1个房间6个人，6个床中间1个服务柜，（包含）医药急救等等。房间有空调，门和纱窗，一个护士坐在里面，一个大厅有十几间房，每间房1个护士6个病人，就靠这些支持。这个你说是“公益”是公益，你说“慈善”是慈善，但是慈善没有人损失钱，损失钱的是这个抽奖机构。所以这个“创世纪”（基金会）和那个“伊甸园”基金会两个单位是我最熟悉的单位。我倒希望大陆可以仿照这个样子做，“惠而不费”。这个你说它不是慈善事业？（其实）是，帮人忙。这两个基金会的员工都是义工，有些义工礼拜天来做，他自己排（时间），几个礼拜值一次班，礼拜天大家可以出来做事情。诸如此类。如果一个社区有2万、3万人，就可以办这类公益慈善机构，推广此事。10个社区就都可以照顾到其中的伤残老病。我现在每天要有人帮忙拿吊车，从床上吊到车上，车上吊到床上，因为我不能动，我不是“渐冻人”，但我不能动，手脚都没力气。我雇佣了人。按照政府的办法，雇佣之后，他领一部分薪水，另外一部分派他的单位收取，这价目不便宜。早上一个人，晚上一个人。但照料的事无法早晚都派人，因为单位说“我们人手不够。”所以一半的时间我太太在做，七天当中，三天早上由他们来做，四天晚上太太做。所以这个呢，大陆（方面）想想，能不能够以公益的办法，让那些在家里需要照顾的伤残人士，可以派人来帮助。如果说我在台湾省由哪个单位来管的话，我很可能就由伊甸园基金会找个人来帮忙，但这里（美国）没有。所以，我建议就拿我讲的话，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一点，我盼望两岸之间互相借鉴，台湾省这个榜样是确实值得学的。（作者为《华夏时报》公益新闻部主任）E

周末荐书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天津人民出版社

乌托邦真的是理想国吗？乌托邦这个词语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争议不断，它的合法性也从来都让人生疑。它是不存在之境，是人们大脑中永恒的“待祛之魅”，因为抽象的真理在现实的经验之中，永远是会形变的。乌托邦就像是一种“习得性无助”，实现它的后果可能导致破碎。但同时由于乌托邦主义者对世界创世的、机械控制般的崇拜和冲动，起身去实践，又似乎带有某种必然性

保持一份清明，保持良心的独立性，保持慈悲和平的心和自重自敬的心。不要糟蹋自己不要屈服于这个世界各位的身体里都有一个自己，这个自己是最宝贵的东西。在你二三十岁的时候，要寻找自我，不要糟蹋它。第一，不要被欲望糟蹋；第二，不要被自怜糟蹋。第一，欲望是最可怕的。若你被贪财的欲望、性爱的欲望、控制的欲望糟蹋，你就会被毁掉，你就不是你了，要留住这一份清白。第二，不要自怜，不要说你太渺小。一个人是渺小的，但许多人在一起相处、相识、相濡，还是可以得到安慰的。人的共同力量是无穷大的，人类能够同心合力做很多事情。今天的世界是无数代人共同铸造的，我们还要不断地塑造新的世界观、新的宇宙观和新的人生观。保持一份清明，保持良心的独立性，保持慈悲和平的心和自重自敬的心。孔子将这道理归纳得很简单明了——人内外都应忠和恕。所以，重视你自己，面对滔天大浪的时候，要冷静，要有信心；带着团队一起互相交流，互相分享，互相分担。各位还年轻。你们要活到我这岁数还有很多年，也有可能活得比我还长。说实话，这么长时间要活过来是相当辛苦的，但是我不能回头，我也不需要回头。我一路辛苦过来，保持了自己的存在，从来没想过糟蹋自己，也没有屈服于这个世界。我的自己有一半由我掌握——我的心态、我的意向、我的人格和我做人的道理。你要理解，你是完整的人，不是儿童。这一辈子，“完整的人”这四个字是你的责任。保持你的完整，不屈服、不腐化、不猥琐。你是顶天立地的人，世界因你的存在而改变，因你的不在而缺憾。理想就是尽我的能力做我可以做的事情怎么定义国家，怎么定义理想，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尽量在国家已定的法律之内做事。如果法律不合理，尽量想办法推动其做出改变。在有自由发言权的地方，你可以自由发言；在没有自由发言权的地方，你也一样可以慢慢通过各种机会、在各种场合之中去了解，某些事情不是完全合理的，我们应该有所改进。一个人能够尽己力，做好该做的事情，就是很了不起的事，就是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如果我们像有些美国总统一样，拿“国家光荣”当一个无谓的口号，那就没意思了，也错误了。有关个人理想，我们可以拿它当作一个人生规划。但不要为人生制订宏大计划，比如我一定要每年赚十万元，赚到了十万元以后就会想着赚一百万元、一千万元

周末荐书余世存著，花农女绘：《余世存给孩子的时间之书》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1月节气，是中国人凝结、传承了几千年特有的“时间简史”，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也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余世存给孩子的时间之书》，通过家庭生活场景中的一问一答，趣味诠释孩子应该知道、可能好奇的节气文化，教会孩子一年四季的成长、做人、学习、生活哲理。在这本书里，作者首次以节气为角度向孩子们展现了中国人的习俗、农业、养生、天文、诗词等节气常识，以及成长过程中人和自然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01每个节气都是一门自然和文化课地球自转轴与公转平面交角的余角，让地球有了四季更替，有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周代开始就作为政令影响着人民的农业生产，而后不断发展演化，成为民间生活指南。可以说，节气不仅仅是关乎时间、自然的知识，更是中国人对天地的礼赞。对二十四节气之“冬”，余老师在书中这么写道：冬天是贞。这是贞定的季节，是终点。冬天是藏。是保藏生命种子的季节，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一无所有中，生命的种子蕴藏其中。人们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冬天是智。冬天意味着岁月、阅历、智慧。从春天的学“生”、夏天的学“长”、秋天的学“收”，到冬天的学“藏”，古人生活因节气而丰富细腻，依时而作，不急不徐。冬，四时尽也，则终了。在这个缺少太阳光和热的时候，减少能量消耗，学会低调、内敛、功成而退。冬天的时间也好比下午九点到凌晨两点、人生七八十岁的年龄，是人生最后的时光，因而象征着岁月、阅历和智慧的沉淀。本书谈论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来源、习俗以外，最耐人寻味的便是作者对节气的哲学性诠释，同时他让读者了解到：我们身处的时代，仍是一个节气世界。让人重新建立起与天地、大自然联系的节气，并非简单而古老的农耕文化，它对现代生活依旧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比如，在讲解大雪物候之时，作者引入了节气与人体健康的知识：妈妈说，我们学习节气知识，真的能从大自然中学习生存的知识。就拿流感和流行病来说，冬天得这样的病，很大程度上是人折腾出来的。俗话说，人要猫冬。大雪节气也相当于一天的晚上十一点钟，早该安静休息了，但很多人还要折腾，甚至到街上去扎堆，到处玩，图热闹，身体怎么吃得消呢？余叔叔说，所以大雪节气也好，冬天也好，就是要人在极小范围内活动，它实际上是提醒人，这个时候要注意距离。小君说，我也知道，在大雪节气要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让孩子看到节气与生活、学习和成长的藕断丝连，引导孩子思考自己在不同季节里，于个体、家庭、社会当中的位置和状态。02好懂又好记的二十四节气节气，是干支历中表示季节、物候、气候变化以及确立“十二月建”的特定节令。节气以一年为基础，约15天为一节气，划分为24个不同的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中国人原创的节气，凝聚了自然节律变化的知识体系，对许多人而言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存在于日常方方面面、既神秘又复杂的概念。对大人尚是如此，何况是孩子呢？本书试图通过观察和倾听去分享儿童的意义世界，关注儿童对世界的感知和体验，去讲解“中国时间”的寓意和习俗。比如，在介绍立秋时：小君问，余叔叔，立秋有什么吃的习俗吗？爸爸抢着说，对了，小墩儿和余叔叔来我们家了，我们还没招待他们呢，正好冰箱里有妈妈备好的甜瓜、西瓜，小君，你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吃。这就是立秋的习俗，叫啃秋、咬秋，物候是凉的，诗也是凉的，咬秋就是要锻炼肠胃，据说立秋咬秋，可以避免拉肚子。小君说，原来跟立春的咬春一样，都是咬。立秋还有哪些习俗呢？余叔叔说，还有称重啊，立夏要称体重，一个夏天下来，人的体重一般会减少一点儿，这个时候称称体重，做个对比。秋风一起，胃口大开，要补偿夏天的损失，补的办法就是“贴秋膘”，在立秋这天吃肉，以肉贴膘。每个小节以小君的提问为线索、以现代生活为引入，以一家人在不同节气、不同场景中的对话为讲述方式，科普节气知识，讲解习俗背后的意义。在一问一答的演绎下，作者将节气知识化作形象比喻，将抽象概念具体化，轻松风趣地解答孩子可能会对节气文化感到好奇的种种问题。小君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处于成长发展阶段中的儿童，是生活于当下的、文化情境中的中国孩子。她的节气学习笔记和发现也被“附”在书中，以孩子视角观察周边事物，记录观察结果，对天文、气候、物候、农事活动、习俗、成语谚语、诗歌古文等内容概括和总结，带读者温故而知新。在翻阅这本书时，如“春分之动”“惊蛰之早起”“秋分之分”等篇名也令人印象深刻。作者特意以“节气名+特点”的形式为每个讲解不同节气的篇章取名，多为四字、五字词语，简练生动，用孩子掌握的语言和节奏提炼节气特征，让知识点直观、易懂、易记。03童趣幽默的水墨画风作者本是诗人，图书文体虽为对话，但书中处处可见的古诗词、外国诗歌以及短小精辟的小古文，让字里行间散发唯美的生活诗意。这时候，好文配好图，为二十四节气的教学锦上添花，就十分重要了。插图作为儿童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孩子进行美术教育的一种手段。这本书的绘者是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的自由插画师——花农女，她擅长水彩和国画，作品灵动活泼，天真又不失典雅。通过之前出版的作品《花间节气》，她对节气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并学会用画笔展现节气、物候。此次，花农女的水墨画抓住作者文字的精髓，在展现中国画之美的同时，做到了童趣与幽默。她还运用剪贴等技法，丰富图书画面的层次感；画中的题字，表达节气和画面的含义之外，也为水墨国画增加了童书的拙气。除了儿童水墨中国画风以外，这本书的封面还采用了传统剪纸，以孩子具体的形象抽象出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特点。有文学读物的品，又有科普童书的味。二者相结合，送给读者一场知识、文化和视觉的饕餮盛宴。04关于古老文化的新知二十四节气，是献给人间的烟火气。纵然我们从小把《二十四节气歌》背得滚瓜烂熟，但是每个节气在哪几天、每个节气之间的关系、节气名称从何而来、一个节气有几个物候等等，我们大多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Q1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原来有规律？爸爸妈妈交代小君把二十四节气记熟时，小君发现了一个规律：从第一个立春开始，每隔六个节气，是以立字打头的，分别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从第四个春分开始，每隔六个节气，是以四季打头的，或叫分，或叫至，春秋是分，夏冬是至。Q2除了颜色味道，每个季节还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每本书正文之前是说‘春’‘夏’‘秋’‘冬’”，文字饱含节奏韵律以及逻辑先后关系，是整本书精神的浓缩概括。其中，就提到了季节代表的声音：春天的声音就是孩子们的声音，古人说，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夏天的声音是徵音，就是年轻人的声音，是一浪高过一浪的，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秋天的声音是商音，有着金属般的质地，就是成年人的声音，有理性，有逻辑，有负重。古人说，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冬天的声音是羽音，就像是一个智慧的老人的声音，慢条斯理，要言不烦。古人说，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Q3立春之际，为什么到处都是红彤彤的颜色？中国人在过年时，都喜欢穿上红色的衣服拜年。红色除了象征喜庆和吉祥以外，和节气又有什么关系呢？书中这样说：立春有三阳开泰的说法，天地人三才都要用阳气开辟出新世界来。所以在立春期间，人们用红色代表阳气来帮助天地间的阴阳转换。就像稚弱的小朋友们多穿红色衣物显得喜庆有生机一样，人们在立春时用红色也是为了给大地给社会增添生机。Q4春分“竖蛋”习俗原理是啥?春分竖蛋这个词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在民间习俗只要到春分，这一天大伙儿就会拿出家里的鸡蛋，一颗一颗地竖起来。但想必很多人并不知道竖蛋究竟是鸡蛋的努力，还是地球的帮助吧！书中给出了解释：春分的时候，太阳直射地球的赤道，太阳、地球的位置相对比较平衡，地球上的引力不太偏斜，竖蛋的游戏是利用了这个关系，所以说是一个显得好玩儿的小把戏。Q5“芒种”是不是种芒果的节令？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之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如果你还以为芒种是指适宜种芒果的季节，那误会可就大了！书中爸爸对小君说，原来，芒种的“芒”与芒果无关，是指麦类等有芒植物的收获。Q6为什么要秋后“算账”，而不是春夏秋？对于这点，作者也在介绍秋天时给出了答案：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借贷度日，秋天有收获了，欠下的债务就可以算清了。这就是“秋后算账”。所以在秋天，不光有收获，还有明确的产权意识，你有收获了，你是不是也从别人那儿得到过帮助，在这个收获的时候，是不是要还别人、要回报给别人。Q7秋天的颜色竟是白色的？！在我们的认知里，因为树叶变黄了，所以秋天是金黄色的。但通过依依、小君和余叔叔的对话，我们得知秋天的本色是白的：依依说，她认为秋天的颜色是黄色，但艾米非要说是金色。小君说，你们都没错啊，黄色就是金色。余叔叔听到他们的视频对话，探头对依依说，黄色是秋天的表面现象，从一年四季的对应上说，春青夏红秋白，秋天的颜色是白色。依依惊讶，真的吗？余叔叔肯定地点点头，又说，现在这个节气叫白露，也是古人发现了秋天在表面现象之外真正的颜色。这叫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像夏天，一般人看到的夏天，都是绿色的山川大地，但古人认为夏天的颜色是红色，这就是看到了本色。Q8冬至吃的饺子，为什么是月牙状的呢？饺子是中国北方民间的主食和地方小吃，也是年节食品，深受中国人民喜爱。但你知道饺子的月牙形原来也和节气有关吗？书中以小墩儿和余叔叔到小君家串门的情景，解释道：我们中国的历法是阴历阳历的合历，这个立法以冬至子时为起点计算，称为交子，冬至这一天要交子，所以饺子外皮为月形，交子内馅为日形，象征月亮和太阳合在一起。饺子的标准褶子是十二褶，标志一年十二月。Q9小寒胜大寒，那么哪个更冷？俗语“小寒胜大寒，常见不稀罕”，意思是说小寒节气的天气一般要比大寒节气更冷一些。那么古人是不是把小寒、大寒的顺序搞错了呢？其实不然，相反地，“大寒”之所以为“大”，蕴含着古人的人生哲理。小寒节气是腊月三九天，就是冬至后数九，到小寒节气里数到三九，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了。俗话说，冷在三九，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大寒是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这个节气意味着冬天的结束、春天即将到来，我们中国人为了强调这种物极必反的道理，就从程度上把它命名为大寒。Q10节气知道了，那什么是物候？

你是不是真正合理地，做了你该做的事情？疫情期间的隔离，其艰难困苦自不待言。就像我近年来，被困斗室之内、轮椅之中，老朋友无法相见，日渐凋零。所以，大家的心情我很能体会。只是，也希望大家能够换个角度想想。这种境遇，何尝不是给大家一个机会，想想自己，想想别人，想想我们依靠别人帮了多少忙。我们多怀念大家协同合作、自由来往的那些日子，我们盼望疫情早点过去。因为有此珍惜，有此爱护，我们又在一起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真诚，从而互相产生更有实质的影响。那么你也尝试着回头想想，你是不是真正合理地做了一些你该做的事情？你自己有没有过分贪婪、过分霸道、过分要求，而忽略了别人，踩到了别人的脚，伤到了别人的心，辜负了别人的好意？这都是我们“往里走，安顿自己”的时候，需要反思的问题。安顿自己更要紧的是，在欲望达不到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人不可能所有欲望都达到，每个人都有抓不到的云，都有做不到的梦。你要理解：抓不到的云，让它飘走吧；做不到的梦，有机会再做也好，没机会再做，你还可以做别的梦。​你必须掌握自己，自己才是存在的主体，而不是跟随潮流去变化，也不需要跟着人家的意见变化。拿个梯子是直着走还是横着走，要有自己的判断。就像那个“父子骑驴”的寓言，是父亲骑还是儿子骑？是两人一起骑还是两人牵着驴？什么都听别人的意见，这种人不能安顿自己。要先找到自己，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才能往里走，安顿自己。E

周末荐书费孝通：费孝通经典作品集（一函八种十二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许倬云先生何以成为许倬云生来残疾，长于战乱，颠沛流离，贫弱相随，他本可以碌碌一生，自由放任，淹没于无闻；家教启蒙，辅仁为基，求学台大，留学美国，他却走出了与世人期待完全不一样的成长之路。从中国到美国，各大学府讲台之上诞生的《西周史》《万古江河》，他成为了一代历史大家；鲐背之年，更以一句“往里走，安顿自己”，为无数疫情中的困顿之人带来思考人生的崭新维度。他是许倬云，今年92岁，所有人都称呼他为：“许先生”。许倬云何以成为许倬云？学贯古今，游走中西，他是如何读书治学，才终成一代大师？磨难从来不缺，他是如何应对思考，才使得人生天地从方寸之地达至宽广无垠？病痛、战乱、别离、去国万里经年，为何许先生依然保有对人生的赤诚热爱？混沌学园继2021年推出《许倬云：人类文明通史课》之后，本周六再次邀请许先生回到混沌，总结、分享自己的读书经验、工作心得和人生思考，回答“许倬云何以成为许倬云？”这个关键问题，希望能帮助更多同学找到读书、工作和人生的“一”，从而成就自己的美好人生。以下是许先生在课程里给年轻人的几点建议，提前剧透给大家：要得到多方滋养，有相互的交流、碰撞我可能是运气好，更重要的是，我在台大的教育是属于北大清华系统的一个分支，有当年北大清华的校风，自由地谈论，互相地切磋。再加上我高中读书是在辅仁，无锡的士族家里特有的读书氛围，让我接上轨道并不困难。我非常感激老师们、前辈们对我的指导，他们是不遗余力的。我想我得到的恩惠确实比班上其他人要多一点，因为我兴趣范围很宽。我不是只有考古，也不是只有历史，也不是只有民族学人类学，我好像什么都搭个边，因此我得到了不同的引导、不同的提示。这是一个很大的便宜。我非常感激李济之先生、严耕望先生、全汉升先生、劳干先生、董作宾先生、芮逸夫先生等等，有的是给我做特别的题目，有的只让我做某个阶段的论文，都是严肃的课题，这个是非常得益的。这种环境以及这样的一些前辈们的风范，今天已经不容易得到了，大家都按照同样的尺寸、同样的模子去做事情，没有个别太多的接触跟交换。多出门认识不同意见的各方，做深入探讨我在一个时段是奉老师之命，代表史语所，代表台湾大学，去各地建立学术关系，我们起初是孤立无援的，要重新建立这个线，就要常往外跑。大家会问到说，为什么专门派遣拐子跑？第一，我是在美国留学回去的第一个，第一个回来就得第一个用，而且因为我的师门很多，他们的关系交代给我以后，我在外国旅行办公事时候，就可以在公事以外进行相当深入的意见互相。欧洲我去了四五次，每次是四五个国家，是跟他们学术界最中央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做深入讨论，我们怎么可以帮忙，他们可以怎么帮忙，这使得我的关系局面打得很宽。譬如，讲二战对德国的学术观念影响，中国台湾对韦伯的感受是非常奇怪的，他们只认得韦伯跟新教，其他的不管，其实韦伯的范围很宽，有五六套文化上作比较。人云亦云不是为学之道。我参加过不止一次集体讨论会，一个会开完就拉倒了。我参加过几个课题，一直延续着换不同地方，也换过部分的人，而一个核心部分是不换的，就是拿我一直拉到比较研究的圈子里面去。我在芝加哥读的是两河、埃及两者比较，加上中国是三方面比较，再加教会是四方面比较，再加现代是五方面比较。常常做比较之后，这种得到的缘分就多了。放开心胸，吸收多样的知识和感受，勿固勿必对各种知识的领受和感觉以及吸收，这个要用心的。耳朵听了叫做耳实为质，不能捡几个皮毛就当做是宝贝。多看、多读、多想，不要轻易相信，更不要死守一个家门，心胸要自己放开。平常我碰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我在美国，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图书馆坐一两个礼拜，坐在书架中间看个几天。在补强补足里头，常常是回应着最近想的问题，我就针对着这些课题去找文章。今天要做这些事情更加容易，资讯检索比以前容易多了，在网上你可以查到很多事情的线索，顺藤摸瓜可以摸到很多玩意儿。主要你得心胸要开阔，要开放你的脑子，有好奇心、有好问心，不要有固执一个范围，勿固勿必，既不要固守，也不要肯定，总是存一点可以讨论的余地。前辈给我们了不起的东西我们要吸收，但并不一定非要全盘接收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思考过程。世界的问题众多，你的思想就活泼今日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也是问题丛生的时代，因为问题丛生，所以知识爆炸，那个因为知识累积到一个地步，原来的框框架架要装不了，要崩开。举个例子，现代的理论物理跟40年前的理论物理完全不一样，跟20年前的理论问题也相当地不同，这就是知识爆炸以后的一个大难关。每一个科目都有内部的爆炸，有一些人觉得教书只要顺口讲就行了，我熟得很，我不用准备功课，这是不可以的。一定要永远盯着这个科目里边进展的方向、引发出来的课题，我自己的方法跟它有没有冲突的，我的观点有没有需要修正的，这都是从日常注意中可以发现的。至于说怎么样把它整理好，你有很多空间，处处是问号，你把一串问号连在一块就是一个新的课题。你可以从新的课题上以你的理解先做初步的解说、初步的整理、初步的构想，如何去解决难题。例如，我们这很暖和，这个是全球性的过暖还是地区性的温和，从身体感受上你要提出问题来，然后你就理解所谓全体性的过暖这个问题是不是存在，如此你就联想到格陵兰的问题，联想到各处水灾的问题，联想到很多地方的树林焚烧问题，联想到空气不干净的问题，联想到冬天瘟疫继续发展的问题，你会联想到一连串的问题。那么你在历史上可以找找，有没有别的时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世界的问题众多，你的思想就活泼。我们可不是在董仲舒的时代，董仲舒那个时代有人送书给他看的，今天真是幸亏便捷的检索方法，过去得不到的方便，使得我们今天可以撒开网去抓鱼，抓了鱼以后还可以仔细挑挑。一句话，脑子要保留一个清新、活泼，没有偏见，也不固执，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则。天下没有一个东西不是你的功课除了课堂里边跟功课以外，放开眼睛去看，张开耳朵去听，天下没有一个东西不是你的功课。树木长了，树木变了颜色，树木的叶子掉了，这些都是功课。松鼠来了，松鼠跑了，松鼠尾巴胖胖的，松鼠尾巴瘦瘦的，都有道理，胖胖的是它在准备度过寒冬，瘦瘦的是寒冬消费了它的精力。我们常常有一个比喻，你要做个打洞的獾子还是做狐狸。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学獾子，精研专研，但是你忘了周边还可以有更多的提示，更多有趣的事情。我的做法是做狐狸，满原野乱跑，有洞就进去，抓到什么吃什么，晚上找个安全的地方就窝在那儿。随遇而安，随时可学。我也不在乎进度，每一个人跟我谈话的人都在教导我一个东西，聊天要引出题目，学习是随机的，学习是终生的，学习不止于课堂，不止于写论文。说某某人是什么专家，我觉得好可惜，一专以后，等于一辈子吃一样菜，你能一辈子吃一道菜吗？不能。我也不在乎杂，要在乎杂了之后还能否连起来。中国文化是个杂的东西，儒家不是一家，今天的儒家是战国百家综合起来的一套东西，董仲舒是综合的最后大关口，百家都拉在一起，交换互动是学术里边的动力之所在。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要修己安人人不是孤立的，人跟人是互动的，互动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关系，几个关系套在一起就是小网，几个网连在一块串联起来就变成了大网，一层一层的网，感情的网、亲情的网，乡党邻里的网、同学的网、同事的网，一重一重的网愈拉愈宽。费先生讲，这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懂得人家网的好处，你自己也要拉出许多网，这个网使你归属的地方甚多，但你认同的地方也不少，你同情的对象遍天下都是，你没有敌人，你没有他人，都是我们。中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基点是我们，新教文明的基点是我。“我”这个字出来之后愈走愈窄，“我们”这个词出来之后愈走愈宽。假如说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我们，而不是我，最后要拉到全人类。所以，大同之士先修身修己，把自己培养得够力量，修己之后安人。安人安什么？旁边的孩子摔跤了扶一把，老太太走过提醒她注意点。安人到最后是安百姓，天下所有的族群，姓是群，到天下安百姓的时候，人己之分已经没有了，只有大家。中国文化立身处世是安己，是修己之后安人。你吃的饭是农夫给你的，你坐的车是工人帮你造的，你所有一切都有别人在帮你做，你不能说你是独立的人，你更不可以说你是最宝贵的，所有人就伺候了你一个人。你要尊敬别人，你不能只尊敬自己。所以我们跟美国的精神文明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住在美国并不舒服，但是阴错阳差就在美国就业，做了一辈子工作，离开中国台湾也是不得已的事情。现在我就此住了下来，倒也好，一辈子比较，拿群为体的中国形态来看以己为体的美国形态，最后我不能不写那本《美国六十年》。人生，任何时候不要丢掉自己我希望各位年轻朋友特别注意，人生在世，有胜有败，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望，我希望你注意，失败的时候，失意的时候，你不要丢掉自己。别的可以丢，你自个儿不能丢，自己的人格不能丢，自己的尊严不能丢，那样子你可以再得到机会，一直走到成功。成败，天下常事，人生在所不免。所以盼望大家记住，败无实质，成功的时候不要丢掉自己，这个丢掉就是不要失态，第一个不要失志，第二个不要失态，失态就是忘了自己，失志就是丢掉了自己。你自己的人格、你自己的尊严、你自己的独立性是最宝贵的东西，不能丢掉。不能丢掉信心，也不能忘其所以，觉得胜利成功就狂妄，胜不要狂，败不要伤，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嘱咐。扫描下方二维码，预约观看课程！

近三年来，我们的生活及赖以安顿的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瘟疫、战争、封闭、隔离……“昨日的世界”已成过去，人类社会似乎又走到了新一轮变化的关口，不知前方会面临何等局面。幸好，还有许倬云先生这样的长者，不断给予我们指引和安慰。在接受许知远的采访时，他说：“往里走，安顿自己。”他以一生的行动，向我们示范了一个人如何在艰难困苦中自处，如何与命定的种种不幸抗争或相融，修己以安人。从七岁开始，他随时任抗日战争第五战区荆沙关监督的父亲伯翔公许凤藻，辗转于湖北、河南、四川各地的乡野山间。先天不良于行，他坐在磨盘上观察农民如何耕作，铁匠怎样打铁，远山的雾霭起起落落。出川的年轻人奔赴战场永不再回来，稚嫩的面庞七十年后犹在梦中浮现。他也随父亲读《大公报》上张季鸾的评论，《观察》里费孝通的文章，还有《宋名臣奏议》和《日知录》，听父亲分析太平洋战场的战况、战报，长江及其支流的航道、水文。1953年，父亲去世前叮嘱道：“你们要努力，为未来的中国留下种子。”许倬云著，冯俊文执笔：《往里走，安顿自己》北京日报出版社

我们是何时丢掉人生意义的？01现代人面临的困境所谓“市场经济”要追溯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16世纪初，欧洲的商业化便已相当显著，也因为商业化才有了资本主义以及后来欧洲各国向世界各地的开拓。中世纪天主教会长期统治欧洲，但始终有一股世俗的力量不愿向教会低头，这一世俗力量存在于城市、工商业社会以及当时的教育机构（现在大学的前身），形成世俗对抗神圣的斗争。当资本主义兴起，世俗化的工商业社会便压倒神圣性的社会，造成近代价值观显著的转变。在中国，儒家并非宗教，且相当入世。但入世之中对特定价值观的尊敬仍视同神圣，虽然在中国无神圣与世俗对立的情形，但当近代欧洲文化（特别是西方教育思想）传入后，中国文化也同样面对这股世俗化的强势力量而产生重大的改变。这一世俗文化能摧毁教会的神圣性，亦能摧毁世界各地原有文化的神圣性。尤其近代结合工业与科技的发展，“过更舒适的生活”成为人们的一大诱惑，重视物质生活与享受、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也就弥漫全球，赚钱的动机举世皆然。然而欧洲在资本主义初期，赚钱的动机与宗教的神圣性仍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加尔文教派信仰者，为证明自己是被上帝挑选之人，故在现世生活中必须有所表现，赚钱只是为了表示自己能够成功；加尔文教派信仰者大多勤奋简朴，且其所得均能回馈社会。简言之，市场经济带来的世俗化使人类原本舍命防卫的价值观失去意义，“神圣”也就为“现实”所取代了。“都市”自古即有（如雅典、罗马等大城），然而古今都市最大的差别在于现代都市的流动性很强。以中国汉唐时期的长安为例，都市依街道隔成方块的单位（现在仍可自日本地址上的“町”、“丁目”等名称一窥当年唐朝城市规划的形貌），人的居住区域与职业密切相关，而且非常固定，流动性不大，这个现象在东西方大城皆然。到了中世纪，都市人口的流动性便显著增加，至近代愈甚。18世纪资本主义高涨，连职业也不再固定，工业生产的机械化使货品与财富均快速流动，而人口也随着公司行号的设立与工厂的兴衰移入又移出。居处不固定的结果，造成现今公寓中的邻居彼此不相识；而都会交通运输的大量吞吐，人群拥挤且陌生，形成社会学家口中的“寂寞的人群”。小区结构离散，缺乏嘘寒问暖、守望相助的社区精神，人也失去心灵上的依归。由于个人的失落，也就不再问：“究竟为什么过日子？”“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只晓得朝九晚五、上班下班；一旦空闲了、病了、老了的时候，人际疏离与价值观失落的问题也就跟着产生了，这就是现代都市人的通病。02人们开始怀疑这里所说的“科学主义”是科技文明当中的一种现象，而非科技文明本身。“科学主义”乃指对科学近乎盲目的信仰，以为科学绝对可靠、前途无量，科学代表无穷的进步，不容怀疑且可解决一切问题。此困境的发生可溯及法国启蒙运动开展，亦即近代科学起步之时（如：巴斯德对细菌的研究、太阳系理论代替地球中心的宇宙观）。这种科学主义的思潮认为人类的知识是确定、不变的，因而开始编纂百科全书以为后世指南，又称为百科全书运动。这种观念随着西方的扩张，推及全世界（如我国五四运动中高举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其中的“赛先生”指的便是科学）。事实上，真正的科学家是不会压制宗教的，如牛顿便有深厚的宗教情怀，爱因斯坦亦始终对自然存有崇敬之心。但是一般迷信科学的人却排除宗教。我们不否认有些宗教确实带有迷信，但宗教不等于迷信，迷信也不等于宗教。然而在五四运动提倡的破除迷信，却将宗教与迷信画上等号，此一误解影响至今。这股科学主义压制宗教的力量可谓十分强大。过去的人是生在、长在、老在、死在一个小区里、一个文化体系里，因此所接受的是单一的信念，不会产生怀疑。但是当两种文化体系的人开始接触之后，冲突矛盾也随之产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种文化的交流更是频繁。现在的人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之下，不再相信母亲告诉自己的格言或信念，对本身所处文化体系的价值观也就产生许多的质疑。03快速进展的社会中人们几乎找不到时间定下心来我们要理解人与大自然以及大自然和宇宙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网络。人体内的各个器官、组织等连成一个小网，彼此勾连；这个小网是完足的，但是内部的各个部分是互相依赖的。扩而大之，人与自然也是互相依赖的。没有自然环境的资源，人无法生存；同样的，没有人，四周环境的存在也失去意义。延伸至太阳系乃至宇宙都是如此层层叠叠的网络。正如混沌理论中提到，在巴西雨林中的蝴蝶一拍动翅膀，即可影响远在太平洋彼岸台风的形成。又如人类发明DDT以灭蚊，连带伤害了其他昆虫导致鸟类缺乏食物来源，影响了整个食物链结构与生态系统。因此人和周围的社会、自然环境甚至宇宙系统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明白这种天人、人我之间层叠依存的观念之后，人也就不再感到孤独了。所谓重新检视，就是还给科学家所理解的科学原貌，而非一般印象中的“赛先生”。在《纽约时报》科学专栏里有一篇讨论“大爆炸”的文章。“大爆炸”理论说明宇宙原是由一肉眼所看不见的、极为微小的质点爆炸扩散所形成（目前这种扩散依然以高速持续进行中），此说为现今多数天文物理学家所接受。文章中指出：大爆炸出现后，宇宙沿着爆炸的向量不断地向外扩张，其扩散呈现一定的模式；爆炸之后，“能”与“质”是不断互相转换的。根据上述两点，似乎证明宇宙的发展都是可知且可测的。但是本文作者提出一项更根本的问题：这些可知可测的模式是如何决定的？如果是人类想出来的，那么是否表示人类的思想早于大爆炸之前即已存在？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回到中国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在先天之前有“道”；“有”之前为“无”，“无”之前则有“道”。可见一位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在探讨问题时都会遇到哲学问题，而这也是所有宗教信仰的出发点。通过这种哲学思考，人们会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自信，也就不会粗暴、轻蔑，面对自然与宇宙时也会谦卑得多。在快速进展的社会中，人们几乎找不到时间定下心来，或是回头看看。想想自己是不是应该为这个世界、为四周环境也为自我找分安宁？这与上面的两个问题都是我们可以做却不去做的。04发展潜力，成己成人发展潜力，成全自己，也成全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全自己包括不毁损自己，并将禀赋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同时还能去成全别人。而成全别人则是佛教所说的“度人”、基督教里的“爱人”，也是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的道理。如果能做到第一点，那么这一项就很容易达成。也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再冷漠，人与人相处时彼此多一分尊敬，多管一点闲事，主动多付出一点，自己也就不会感到孤独。这一点是上面两项的基本原则。人与人总有基本的互信，以此推而广之，将心比心，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以逐步建立诚信相待的相处模式。能做到这三点，在人类社会系统中也就不会感到孤独，不再无所依靠，心灵也可以获得安宁。E

周末荐书[韩]金文京：《汉文与东亚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10月这十几年来，因中日之间交通大开，去日本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日本用汉字，街上招牌几乎都用汉字写，对中国人来说很是方便。可是，有时因彼此字体不同，或由于日语特殊用法，同样是汉字，中国人看了百思不得其解，也时而导致误会。例如，在车站乘火车或地铁要买车票，现在一般都用购票机，日语叫“券売機”（kenbaiki）：“券”是乘车券，就是车票；“売”是“卖”的日本简体；“機”（机）不用简体，合起来是“贩卖乘车券的机器”。可是既然是卖券的机器，为什么不叫“売券機”，而叫“券売機”呢？原来，日语的语序跟汉语相反，汉语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日语则是宾语在前，动词在后。“券売機”就是日语语序的词汇。接着，你为了买票投币给“券売機”，里面会有女声提示：“只今発券中です”（tadaima

王德威中华读书报：1990年，夏志清先生调您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现代中国文学教职，接替他的位置，你们在一起会经常交流读书心得和方法吗？王德威：夏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有很多书架。他对我说，这些都留给你了。然后问我能不能给他保留一张办公桌。我说当然可以。每周他都会到办公室坐一坐，一起聊聊天。他的言教和身教对我影响很大。他思维跳跃，处处机锋，喜欢讲笑话，从这里讲到那里经常离题万里，后来我想这不就是举一反三？但谈到实际的文学人事，文本，他突然就严肃起来，不假辞色。他对文学作品好恶分明，令我印象深刻。中华读书报：夏先生对您的影响有哪些方面？王德威：夏先生对文学的兴趣是很广义的。他有很强烈的信念：文学和人生是分不开的。不能谈作家不谈他的生命，不可能只谈中国现代文学不谈古典文学、不谈西方文学，那种思路的开放性给我很大启发。夏先生那一代文人，经过严格的西方文学的正统训练，包括文学传统的教养。我联想到钱锺书。读钱锺书《管锥编》，感觉很难进入他的世界：纷乱的、散乱的，但也许后面有很深的寄托。他的方法就是“引譬连类”。我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引用了《管锥编》“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语出《庄子》）的喻意，以无数中西篇章典故碎片，汇集成一股集知识、史观、诗情为一炉的论述。夏先生对现代文学史有相当个人的立场，他对张爱玲的刻意拉抬，对鲁迅的刻意批评，有个人情性，你不见得同意他，但是不能不理解他做这个判断时投注的热情。他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我们现在写文章都不敢这样写。夏先生有那样的气魄和胆识评价张爱玲，也是读过相当数量西方小说后做出的判断。这是比较文学的方法，是我敬佩，也是我希望做到的。夏志清中华读书报：夏先生对鲁迅的认识有过纠偏吗？王德威：对鲁迅的认识，夏先生是一贯到底的。鲁迅后来转向杂文，夏先生认为很可惜。夏先生有他的一己之见。我可能的反驳是，鲁迅的短篇小说很精彩，杂文也很精彩——杂文也成为一种“文类”——是很见情性、很见时代感的文字的发挥。夏先生真性情，他有所谓的魏晋六朝、竹林七贤人物特别的风度。不论中国大陆或海外，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观点，他是绕不过去的学者。你当然可以批判他或附和他，但是写不出他那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他看小说，对文字特别讲究，特别不能忍受五四以来拖沓的文字。一般讲张爱玲讲她的风花雪月、儿女私情，但他欣赏张爱玲、沈从文，看重的是他们作品中展现的强烈的道德警醒和历史感悟，这在西方作家中是少见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夏先生的坐标是那样的。他的文学史有独特的时间、环境的使然。现在这个时代变成众声喧哗，我做《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对夏先生文学史一种迟来的对话。中华读书报：您曾出版《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能否简要概括一下，您如何评价张爱玲？和夏志清先生的评价一致吗？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王德威：我认为张爱玲是伟大的作家，教课也很容易引起学生兴趣。无论中外，没有任何现代中国文学训练的学生，对于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往往初读就很容易体会。这是作家神秘的文字魅力。他们的文字、故事、意向能让不同世代、语境的读者感动。张爱玲是强大的作家，有时候“杀伤力”也很强，但她同时又很脆弱、复杂、怪异。但是我会不会把张爱玲放在我喜欢的作家的名单上？她肯定是我喜欢的作家，是不是最喜欢，我有保留。这也许和个人的气性有关。中华读书报：您喜欢的作家有哪些？王德威：除了沈从文，我推荐七月派作家路翎，张爱玲同世代的作家。他的《财主底儿女们》，除了华丽和苍凉之外，还有更壮阔的东西，个人被卷入历史的风暴，生命本身所透露的痉挛的异质性。他所呈现的时代的混杂性，暴烈与温柔，比张爱玲更感动我。我会喜欢路翎、沈从文、穆旦，后来还喜欢陈映真、郭松棻等作家。他们都有精彩的作品。陈映真本身敏锐的文学感受，他的生命和作品之间的张力，还有无可奈何的世代环境特征（他是台湾左翼）……都让读者动容，从而思考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作家以文字作为托命所在。沈从文后面的四十年几乎没写什么严格定义的文学作品，但是我读了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非常感动。他下笔的每一个字，经手的每一个物件，都能生发出对于一个时代的联想，大大小小的篇章都像是一条历史长河沿途的风景。这不就是“史蕴诗心”？这不就是“文”的终极呈现？我从不掩盖对沈从文的推崇。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当然鲁迅也很伟大——有谁规定伟大的作家只有一个？中华读书报：您写《当代小说二十家》，选择“二十家”的原则是什么？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8月王德威：我对当代小说的面向是打通的，不希望局限于某一个区域，内地的王安忆、台湾的朱天文、香港的董启章，还有马华作家李永平、美国的李渝……这样的写作有对话的意义。当时我拿到的是王安忆的《长恨歌》打字稿，读了三天三夜，很长时间没有那么专注的阅读。我从来没有给作家写信这样的粉丝行为，看完《长恨歌》后我写了封信给王安忆，很好奇地问她怎么这么像张爱玲。她回了一封很大气的信，她说她当然读过张爱玲，但不认为自己和张派有什么关系。她的小说人物是在现实人生里，是从历史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她想的和我想的不一样。朱天文也不同意我对她的评价，尤其认为我误读了胡兰成。她曾写了五万字的回应（《花忆前身》），叙述她和我所谓“张腔”和“胡说”的因缘。她认为我完全读错了胡兰成。这很有趣啊——这就是对话，而不是盖棺论定。对话是文学的一部分。我相信文学不止是纸上文章。我和作家保持刻意疏离的联系，君子之交淡如水。“二十家”每个都是我亲自邀稿，为每位作家都写了导论。有的作家认为写得对，有的不以为然，认为你写的和我想的不是一码事儿。也有作家拒绝合作。我希望把心目中的文学扩大到文化的一种互动关系，我关心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和“史”的对话关系重新呈现，让文学、历史的关联性彰显出来。我给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专业读者，我在海外教书，能在中文世界做一点事情，很享受。中华读书报：您会通过学生或朋友的推荐阅读吗？王德威：会。有时候机缘也要学生或同行的推荐。《三体》是我的学生（现在已是教授）宋明炜在2008年给我推荐的，他帮我买了一本《黑暗森林》，文字没有想象的好，但内容和视野太精彩了。2011年我在北大演讲，题目就是《从鲁迅到刘慈欣》，有些听众觉得有趣，有些感觉有些奇怪：刘慈欣怎么可以和鲁迅并列在一起。这两年我也在海外推荐了双雪涛、班宇、陈春成等作家。我原来不知道陈春成。一个学生推荐给我，我居然在网上找到他的作品，看了之后很感动，辗转找到他的邮箱，说很想帮你出繁体字版。我看到精彩的作品忍不住想介绍，马华女作家黎紫书的作品也是如此。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上海三联书店

文章来源：半佛仙人（banfoSB）01这几天在知乎看到一个话题：工作的意义是什么？一开始我觉得很魔幻，这有什么讨论的？要不是为了赚钱，谁喜欢工作啊，有病吧。但看了很多回答之后，我发现，其实【工作】和【上班】，是两码事。上班就是为了赚钱，而工作是为了自己生活的可控。很多人搞不懂工作和上班的区别，才会干着干着觉得工作失去意义。如果我们是出来打工赚钱的，那肯定是谁给的钱多听谁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赚到钱，然后用这些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那赚钱本身就是意义，能赚到钱就可以，根本不需要为上班过程太枯燥而纠结。能让我们不在乎钱的，肯定是更有价值的东西。现在很多人都对上班反感，不是因为他们有问题，而是被忽悠了。老板明明是让我上班，却骗我说我在工作。他明明应该给钱的，却跟我说我应该更注重自己上班的意义。上班，有个屁意义，钱才是意义。而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许倬云先生在知乎开学演讲里说的一样：“工作不仅是维持你的生活，也是让你带进社会的一个角落，也是一个连线。”“工作就是雕塑你自己。”02​​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许倬云老师是谁，许倬云老师是王小波老师的老师，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著作等身，是不折不扣的史学大家。但在这些荣誉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先天残障人士。许倬云老师刚出生就患有严重的小儿麻痹，手脚肌肉萎缩，七岁就开始拄着拐杖行走。好在他的家庭出身不错，能够支撑他一直读书学习，一读就读了一辈子。今年他已经92岁了，但在知乎演讲的视频里，能看到他依然口齿清晰，气势渊渟，并且依然对世界保持着充分的好奇心。他的书架上摆满了新旧交杂的书，还会用无法伸张的手指操纵电脑去浏览世界各地的咨询。他一直在工作，从来没有停下。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为一个身残志坚的励志故事，“虽然很惨但还在坚持工作”一直是阅读理解里常见的主题。但反过来思考：如果停止工作，那他还会是现在的许倬云吗？对于一个出生就被封印了手脚的人来说，治学才是他的生活，因为坚持治学，他才能走到今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在工作中塑造了一个我自己该有的人，我工作里边塑造出来的这个许倬云。”他一刻不停的工作，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工作让他实现了自我，超越了自我。这是一个寻找生活中美好自己的过程。相比许倬云老师，大部分手足完整的人反而活得更迷糊。他们的选择看起来很多，但却从未认真雕刻过自己的人生，玩也没玩出心得，工作也没做出事业，一生都随波逐流，没有归属。03​知乎找来许倬云老师做这个开学演讲，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靠许倬云老师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智慧来启发一下迷茫中的年轻人，让年轻人能通过智者眼中的世界反思自己所处的位置。很多问题，在跨越近百年时光的老者眼中纤毫毕现。对于现在年轻人厌恶工作的现状，他做出了自己的观察：“现在这个关口，是一个‘兴奋’的时代，全世界都是惊人的速度在奔跑。现在的年轻人他忙得很，麻烦扑到你的面前来，各种问题，课题。你必须要马上去找材料，必须马上去适应，不然的话他来不及。他来不及生病，来不及心里烦恼。看不见的规矩，也就是进程，约束了你。这个，你就被工作奴隶了，被绑住了。”这种完全为了赚钱而不断重复的人生，没有办法雕刻我们的灵魂，没法让我们搞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自然也就没法带给年轻人目标感和成就感。甚至因为压力太大，连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都断掉了，每个人都变得非常非常孤独。对这些状况，许倬云老师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怎么样在这个里面，拿自己找到个归属，这个是很严重的挑战。”04​​世界不是非此即彼的，工作和上班也不是完全对立，你完全可以既要又要还要，一边赚钱一边雕刻自己的人生，无非是比重有差别。大多数时候，不是说A工作3K，B工作30K那么大的差异，而是A工作6K，B工作8K，但工资低一点的工作要求会低一点，会轻松一点，内容你喜欢一点。重点在于，你择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工作会怎么影响你的生活？一份24小时待命的自由职业会让你昼夜颠倒，一份早出晚归的工作会让你失去夜生活，一份经常出差的工作会让你失去陪伴家人的机会，一份需要时刻待命的工作会让你失去远方。选择工作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大部分人根本没思考过自己的生活会被工作变成什么鬼样子。更多空闲时间？更有趣的工作环境？更多钱？选，都要自己选。当然，谁都不想上班，但这个问题要等待可控核聚变的那天，你先解决当下的吧。05在这个快餐时代，大部分人都是被裹挟前进，根本来不及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每个人都被奴役，被驱赶，在不停完成面前的任务。我们找不到心灵归处，剩下的只有无限的焦虑。许倬云老师对这个时代年轻人给出的建议是：“你要有你的定见，去定心。”重要的不是效率，不是你能爬到多高的社会地位，不是你完成了多少成绩，而是拷问自己，塑造自己，搞明白自己是谁，自己要以什么方式活下去。勤恳工作是一种活法，潇洒远行是一种活法，思考修行也是一种活法，只要你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你可以随便活。提问，思考，回答。哪怕你很出挑，被人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也不重要。总比被时代裹挟着前进，稀里糊涂就变成一个老人家要好。就好像在那个工作的意义的话题下面，还有很多知乎网友给出了自己的思辨。有人认为不应该把工作当成生活，应该让二者泾渭分明，让工作完全服务于生活。有人认为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不会区分工作与闲暇，学习与娱乐，他们的每一刻都在追求将当下的事做到极致。有人认为意义要主动寻找、主动赋予，从不喜欢的事情里挖掘意义。有人则对寻找意义嗤之以鼻，认为强行赋予意义只是无用的自我安慰。有人觉得意义一定要高大上，要有终极追求。有人觉得好好赚钱维持生活就是最大的意义。选择谁并不重要，每个人的三观都不同。重要的是，你要自己选。你要，自己选。这就是知乎这种问答平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是知乎能一直坚持输出观点的原因。早在知乎的香草时代，知乎就以各种行业内的大咖亲自下场答题而出名，这些年来在知乎上汇聚了大量职场骨干，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职场的见解和看法，也正是因为他们千奇百怪却各有道理的专业讨论，才吸引了无数人到知乎上求助。这些分享者的身份有高有低，从许倬云老师这样的史学大家到简简单单的职场螺丝钉，他们都经过自己的思考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至于到底要采信谁的观点，则需要自己参与思考，自己得出结论。就像许倬云先生说的：“不要说天下有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在你自己。”你自己想好，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过完一生了么？还没想好？不要紧，你可以用一生，去思考和改变。但你要知道，要思考。​​不要停。E

她分享了她的收藏夹：里面满满都是知乎上各种点赞超高的简历范文和面试技巧干货，她说她那一段时间就是每天跟着知乎上的各种大神模拟面试，还在评论区认识了很多hr和同行，来视觉志就是缘于知乎评论区推荐。

周末荐书王笛：《碌碌有为》，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0月在《碌碌有为》中，我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个比较宏观的总结。我们将从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社会的结构和中国社会的动力三个大的主题来概括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本文所谈到的一些问题，反映了我对中国历史的一些宏观层面的看法，可能超越了中国社会史的范畴，希望这些看法能够引发读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史的深入思考，对这本书的学习也有所帮助。仔细观察中国社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时间线上来看，中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许多历史学家曾经认为的，中国的历史是停滞不前、周期性循环的。朝代循环论不仅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时得出的结论，其实中国古代也有相同的说法，例如孟子的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等等，这些说法都在强调朝代循环论。所谓的“朝代循环论”，狭义上是指朝代兴亡相继，广义上则是指与朝代兴亡有关的其他类似的循环现象。朝代循环论是我们探究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这个问题的追索可以回答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吗？明确的回答：显然不是。朝代循环论逐渐被进化史观所取代。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而非黑格尔所称的“无历史的文明”。他这里所谓“无历史的文明”，就是说没有进步，只是在王朝更迭中循环。虽然是王朝更迭，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是与西方走的是不同的道路。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一，中国的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汉代，佛教东来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从佛教进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知识分子吸收印度佛教，加之庄子、老子的思想，形成魏晋玄学之风，对当时以及后代的文人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唐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使佛教愈加兴盛。融合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佛教，既有悲天悯人的宗教精神，又兼具中国传统人文的理智清明，造就了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新典型。唐宋时期，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来说，平民文学和艺术诞生了。在唐朝之前，文学和艺术都是贵族化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者也大多来自贵族阶层。唐以后，平民出身的文学家、艺术家越来越多。他们创作了很多反映平民生活的艺术作品，很多平民家里也会挂几幅字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艺术和文学都已经平民化。尤其是宋代以后，养鱼、喝茶、赏花不再是贵族专属的休闲活动，也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日常。除此之外，唐宋也是重要的对外文化交往时期。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中国的纸张、印刷术、瓷器传入欧洲，欧洲的基督教、犹太教，西域服饰、农作物也传入中国，还形成了流行的“胡风”。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到明朝初期又形成一个新的局面，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带着宗教、几何、西方艺术、西方武器等进入了中国。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第二，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停止过演变。在经济发展历史上，宋代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代。纸钞在宋代开始使用，经济活动非常频繁，有研究者称有宋一代是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时期，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里的商业革命首先是指技术的进步。一年两熟占城稻的引入，使得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丝织品、陶制品的技术进步使得宋代瓷器的品质臻于完美，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书籍的传播空前地广泛，这些技术进步带给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宋朝以后的米、茶、纸、瓷器，明朝以后的棉花、番薯、玉米等作物，生产和消费总量一直在增加，人均消费也是增加的。贸易的发展使当时的中国城市不再以行政为主导，而是以贸易活动为主要动力。海上贸易的规模日益扩大，关税也成为宋代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广州、泉州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城市。明朝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阶段。国内商业的发展促使地区的行会、会馆大量出现。这种官商结合性质的组织为商人之间互相交往和互相帮助提供了便利。国内的长途贸易兴起，官方修建的运河水系和长江水系成为主要的贸易路线，这也促使经济市场不断扩大，不同规模的贸易城市逐渐产生。16世纪，从南美洲引进农业作物也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之一。正是玉米、番薯等农作物的引入，才部分地解决了人口快速增长引起的温饱问题。这些作物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直到今天还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此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深的经济变化来自清中叶以后。西方全方位进入中国，其带来的商业制度、工厂制度、银行制度、税收制度等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直接的刺激是促进了近代中国工商阶层的诞生。沟通中国市场和外国商人的买办是晚清新兴的商人类型。传统的士绅也进入工商界，公开地经营近代企业，产生了商、绅结合的社会现象。工人阶级也在新式工商业中诞生，他们在力量积累和意识觉醒的过程中，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变革者。第三，朝代循环论无法全面概括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这些朝代有长有短，统治者有汉族有少数民族，有的统治中国的全境，有的只统治一小部分。“朝代循环论”所说的朝代，指的是那些主要朝代，而像战国时期、五代十国这些特殊历史时期的小朝代则被忽略掉了。最典型的是魏、蜀、吴三个国家并存的三国时期。西晋时期，魏被当作正统，因为它从汉朝皇帝手中接过皇位，其后又将政权转移给晋朝，这种上下承续的关系符合“朝代循环”的特征。而到了东晋，前朝的观点受到质疑，重新以血统关系来衡量一个朝代是否是正统，偏安东南的东晋王朝与偏安西南的西蜀有着“同病之怜”，于是东晋将西蜀作为三国政权的正统。而到了宋代，朱熹重新评定历史，也将正统归于蜀，因为他觉得西蜀是汉王朝的继承者。由此可见，单是对“王朝”的定义便如此复杂，人们的依据也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朝代循环这种看似规律的普遍性，更应该洞察其中的特殊性。谈“朝代循环论”，其实就是将皇帝当作朝代兴亡的中心。皇帝对一个王朝的兴亡固然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人口、土地、士绅、农民、赋税、经济、气候、灾难等综合因素。过分强调皇帝角色的重要性，很容易丧失对历史全局的考虑，因为即使是精力最旺盛的皇帝，也无法独自统治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只有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中国历史的特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指出在多大的意义上，一个朝代接续上一个朝代是一种循环，或是一种发展。朝代的兴衰就像人的生死一样，都是在所难免的，重要的是从朝代的兴衰历程中学到有益的东西。王朝更迭往往是民族的大灾难。纵观中国历史，大一统集权体制带给中国的灾难多于稳定，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波及全国的大动乱。当权力和资源过分集中的时候，一旦帝国的某一点被突破、某一个链条断裂，混乱和崩溃就是全国性的，死亡动辄数以百万或千万计。根据维基百科世界战争列表，世界历史上10个死亡千万人以上的战争，中国就独占了5个，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战争苦难那么多、那么惨烈。本来地大物博应该给中华民族提供更多的幸福保障，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究其终极原因，正是我们经常引以为傲的集权和庞大的王朝。庞大的王朝，无非满足了帝王的野心。他们开疆拓土，其成就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百姓是最大的代价。我们今天对他们歌功颂德，不过是站在帝王的立场上。我们如果换一个位置，站在一个遭受苦难的百姓的立场，会怎样思考？有时候，哪怕是星星之火，也可能燎遍整个国家。从秦末带领一个村庄的劳役去戍守渔阳的陈涉，到元末修黄河水利的民工韩山童，再到近代拜上帝的书生洪秀全……最新的记忆就是太平天国运动，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而且每次一个大帝国走向崩溃，给中华民族和文化带来的几乎都是灭顶之灾。对一个只想好好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如果他有选择，强大无比的集权体制可能是最坏的选项了。因此，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我们一定要跳出帝王史观，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社会、放到民众、放到日常生活上来。❖更多许先生视频资讯请关注YouTube“许倬云说历史”频道E

近三年来的世界，出现前所未有的动荡局面，瘟疫、战争、逆全球化……旧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不知在何方，似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普遍焦虑、茫然失措的境地。六年前，许先生写作《中国文化的精神》时，其实就提出过警示：“那个曾经辉煌的西方世界却已迷茫不知方向，势将面临分崩离析。中国人将何去何从？”如今重温，依然振聋发聩。每天打开报纸，读到的新闻，很难得不是灾害或者悲剧。国在攻击国，人在伤害人。一神教的信仰，指责其他异教徒为没有信仰的人；一神信仰之中，不同宗教互相指责，彼此伤害。多民族的国家之内，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族群，甚至不同方言的族群，都彼此排斥。逃避灾害者，一船一船，一车一车，在逃亡途中死于非命。也有一些逃亡者，是为了逃离饥饿和贫穷，希望能在另外一个地方，获得求生的机会。可是，在寻找求生之途的边界上，他们面临的是封杀、逮捕、驱逐出境。在同一个国内，贫富之间差距正在扩大。在历史上，贫富者之间，拥有大片土地者与没有土地者之间，其生活形态还是相差不多。萨拉热窝围城战中被烧毁的大楼今天，任何国家之内的富豪，与中产阶级之间已经过着完全不同的日子；更不用说同一个国家之内的贫穷者，他们不仅生活朝不保夕，而且永无翻身之日。近代的世界经过工业革命这一轮发展，生产力剧增。近年来新科技的发展，又将各种资源的应用发挥到极点。科学的探索，使我们对宇宙、对生命都有新的理解。新发明的各种药物，除了不能使人类永保长生不死外，几乎没有不能治的疾病。人类的生活，总体而言，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舒适方便。与此同时，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疾病的逐渐减少，人类人口在一个世纪内从十三亿增加到六十五亿。地球上的资源经过开发，虽然增加了不少新的项目，但我们是在急剧地消费——人类寄命托生的地球，将要无法供给目前人口，更不论人口还在继续增加。为了生存，人类将要面临更剧烈的竞争。不仅人与人之间要争夺有限的维生资源，族群与族群之间或许也要经历垄断已有生活资源的阶段。为了生活的舒适，人类改变了地球的气候，却加速了地球整体的改变，以致地球的环境正在走向衰竭。生物种类，因为人类垄断维生环境，正在急遽减少甚至消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将来人类可能发现，他们身处的地球，已经不可能维持自己种属的生存。城战期间在水沟里取水的平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似乎正在与过去人类的历史脱节。我们的进步，似乎是搭上了死亡列车，正加速度地奔向毁灭。套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的话：“我们是在最美好的时代，我们也在最无望的时代。”在这大环境下，中国人的世界，也正在面临剧变。中国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以人际关系建构的秩序和伦理，本来与以人与人之间竞争作为基本假设的西方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一百多年前，西方挟其武备和经济的强大势力取得世界的霸权。中国文化笼罩下的东方，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和以安定为要求的社会理想，已难有生存空间，于是不得不尽力模仿西方。中国文化笼罩的世界中，日本以“脱亚入欧”的口号，学习西方惟妙惟肖；而且，日本立刻效法西方，也以经济和武力掠夺侵略中国。在现代化的口号下，中国人经过了三次革命，又经过了二十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也努力将自己转变为西方。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经过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建立新的政权。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势力上已经不可轻视。可是，在社会文化层面尤其个人行为方面，现在的中国已经完全不是中国传统的面貌。为了现实考虑，很多人不顾一切追逐利益。中国人强悍，也许是发展的动力，但也往往会伤害别人而不自觉。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将会使中国社会断裂崩解。中国人对于环境的毁坏，也往往揠苗助长，竭泽而渔；有一日，中国可能成为一片荒漠。如果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成为野蛮人，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成为荒漠，中国人何以自处？又将是人类多大的灾害？而实际上号称要尽力维持中国文化的台湾，其西方化进行的速度和深度，已经使得台湾保留的中国文化痕迹愈益稀薄。心理上的不安定，使得台湾一般青年丧失了追求大方向的胸怀，只寻求今天的安定和舒适。一个不关心未来的地方，将没有办法在迅速改变的世界上求得立足之地。经过上述几次内部的政治革命，尤其二十世纪内中国经历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及两次文化观念上的转变，中国人究竟将何去何从？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