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晓路：中国世界观看世界2
中国世界观看世界2
孟晓路
正文3.9万字
5科学教信仰之谬妄及资本主义文明之邪恶
5.1学理探讨
科学酝酿出现于西欧浊劣的天地和有毒的文化环境之中，带有严重的先天缺陷，即科学作为一门学术在方法和内容上都存在根本性的问题。方法方面，科学号称其认识方法是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科学家先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一般的科学原理，然后以此为前提，使用演绎法逐层推理就得到了科学理论。但是这种演绎归纳结合的认识方法却有着诸多不可解决的两难：演绎法之是量（可得新知）与是必然推理之两难；演绎所要求的普遍必然的第一原理归纳法并不能给出（自明或先天综合亦然）之两难；演绎法一方面地位最高但另一方面却又要受到地位最低之实验事实检测之两难。正是以上诸种两难，导致了科学学术一次次陷入危机，比如十九世纪末以来的物理学危机、数学危机等等。时至今日，这些危机非但没有消除，反愈演愈烈，精英层面对于科学的态度久已由怀疑主义转为虚无主义，科学教信仰久已过了如日中天的鼎盛时代。
内容方面，科学教信仰是对正理的全面颠倒
科学教 正理
缘起说：唯物论 五级说
人学：人是动物；合人与畜生为一道 人是万物之灵，人道与畜道并列，人非畜生。
人只有肉体，无灵魂 人有肉体亦有灵魂
人性：天理隐没，人欲僭越为天理； 天理主宰人欲
人生观：拜物 敬天法祖、成佛成圣
社会观：社会达尔文主义； 王道主义
制度：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民主制度） 王道政治
历史观：进步（标准：经科技加工过之物品）循环（标准：福报寿命等）
中西印皆以五级缘起说为正统，如下表所示：
中国 | 印度 | 正教 | 七大缘起 | |||||||||
易传 | 老子 | 列子 | 乾凿度 周易正义卷首 | 太极图说 | 无有赞歌 | 金七十论 | 起信论 | |||||
一级 | 易 | 道 | 太易 | 太易 | 无极 | 太初之前 | 自性 | 如来藏 | 圣父本质 | 圆觉真如 （唯一据点） （大空本体） | ||
二级 | 太极 | 一 | 太初 | 太初 | 太极 | 唯一者 | 大 | 无明业相 | 圣父能量 灵魂本质 | 无量据点 （众生心之枢纽） | ||
三级 | 两仪 | 二 | 太始 | 太始 | 阴阳 | 热力 | 我慢 | 能见相 | 灵魂能量 | 灵 | 净光 （众生心之相状） | |
四级 | 四象 | 三 | 太素 | 太素 | 五行 | 爱 | 五唯 | 境界相 | 魂 | 净色根（潜势） （众生身之枢纽） | ||
五级 | 八卦 | 万物 | 天地 | 乾坤 | 男 女 | 万物 | 现识 | 五知根 五作根 五大 | 智相 相续相 | 身 | 境 （众生身之相状） | |
五级说乃中国思想之正统：此说发自孔老诸圣（易传、老子），汉唐儒家权威解释系统（周易正义）与道家正脉（太极图传自道家）传承之，以上儒道两条线路皆汇合于周子太极图说。周子开出其后一千年之儒家内圣学术，后世道家对周子亦极尊重（以性命圭旨为代表）。五级说亦印度思想之正统。起信论堪为佛教缘起说之代表，起信论之地位在印度则开启整个一代大乘佛教，空有密皆可云由此而来。对中国而言，更是中国佛教各宗（天台、华严、密、禅、凈土）不挑之祖。无有赞歌与与金七十论堪为婆罗门缘起说之正统，梨俱吠陀与数论在婆罗门教居于正统主流地位故。作为耶教正统之正教其缘起说亦为与中印大体一致之五级说。由上，中印西方正统思想之缘起说可谓大同，大同即同于五级也。
唯物是对五级说正理的彻底颠倒。无知的物质来生能知的精神，就是唯物的缘起框架。对于五级正理而言，第一级真如，第二级第八自证分，第三级能知的部分，第四级所知，第五级是冥然无知的部分，所谓境是也。我们认为唯物所说的精神相当于第四级，他不知道有第三级的能知。他所说的精神就是语言和色、声、香、味、触、法这些感觉，分别是第六识和前五识的相分。唯物主义把第四级的相分错认为是一种精神，把第五级的境错认为物质。这是对四五两级加以错认。此外还做了两个重大的调整。第一点是取消前三级，只余四五两级；第二点把第五级提到第一级本体的位置，作为能生一切的上帝。所以唯物的物质就取代了创世说中的上帝和神。
科学教又可称科学拜物教，科学中的物质就全面取代了耶教中的上帝。种种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作用都是如此。现代生活全面以物为中心。物作为众生世界之本原与价值之源泉，全面取代上帝成为信仰之对象与追求之目标。以物之取得与享用为目的之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成为现代人类之主要活动。有关物之知识构成现代学术之主要部分。物质成为现代人类之信仰对象，物理学提供唯物世界观之基础；天文学提供有关世界起源之唯物解释；进化论提供有关众生起源之唯物解释；现代历史科学进一步提供了对有关社会历史问题之唯物解释。物质成为现代人类之追求目标。（按：洛克以人拥有愈多之贵金属储备为人生之最高追求；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为商品（金钱）拜物教。）从物质第一性之世界观转为物质第一位与（自身）肉体（欲望）第一位之人生观乃必然之事。（众生世界之本原同时必是追求之对象——缘起论与工夫论（人生论）之一一对应性。）所以物成了现代人类之主要追求对象。拜物成为现代人生观之主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就提供了两种拜物的社会模式或曰理想。
唯物缘起说是一种最为粗陋也是最经不起推敲的缘起说。费希特有一个著名论断：我们在下任何判断的时候，这个我是不能抽掉的。据此他认为，唯物和唯心完全不对等。唯心合情合理，唯物则大大地荒谬！因为唯心所说的话都以我存在为前提，唯物所说的话却以我不存在为前提。费氏此说可谓抓到了唯物的致命关键。再如，一禅宗公案曰：舍多那尊者欲进鸠摩罗多之房，罗多关门。舍多那于门外久立不开，于是敲门。罗多曰：“屋内无人。”舍多那问：“说无人者谁？”对于彼坚执自我之知觉性将随肉体之死亡而彻底消灭之唯物主义者，吾人亦可如此问：“我既已不存在，说我不存在者为谁？”（对于死后我存在与否，现在之种种推理皆为无效，他人之判断亦无效，只有彼时当下之自证方为有效。）事实上，在屋内说屋内有人，与说屋内无人，全不对等；同样，说我存在与说我不存在，亦绝不对等。前者合情合理，后者则自相矛盾，荒谬之极。
达尔文学说则是唯物世界观在人学上之落实，即唯物主义人学也。与唯物主义同归荒谬。现代进化学说所代表之生命观包含以下三要点：其一、化学进化。生命乃由非生命进化而来。即认为原始之简单生命乃系由更简单之无生命死物质经过化学反应合成而来。其二、生命进化。复杂生命乃由简单生命进化而来。即今日吾人所见之无量种类从简单到复杂之生物，乃由远古少数原始简单物种进化而来。其三、知觉进化。（精神系由物质进化而来。）即认为动物之知觉乃其身体之副产物。（此佛法谓之他生见。）对动物个体而言，动物之知觉随其身体出生而有，随其身体之死亡而消灭。（此佛法谓之断见。）对整个动物系统之历史而言，动物之知觉亦系由无生命之物质所产生，随动物身体进化而进化。（亦不出他生见与断见也。）关于第一点，化学进化所宣称之可从死物质通过化学反应合成生命，从未得到实验证实。（即使今日已由化学合成生命，亦远不能断定远古之生命即由此种途径而来。）人类虽已人工合成有机物乃至复杂大分子有机物，如胰岛素等。然从未有谁能合成一生物，即使是最简单之单细胞生物。试思在人为严密控制之设计实验条件下，尚不能合成生命，况于盲目偶然之自然条件下乎？毫无根据即凭空断定盲目之自然界可通过偶然合成生命，是非痴人说梦而何？况“合成生命”一语本身即不合学理。现实中存在之生命，无论动物植物皆系由一分为多而来，未有由多合成而来者。
梁先生言：“自然生命靡非始于分化孳息，而人工造物恒必从构合入手，此世所共见。今曰从构合入手取得生命，吾窃疑其貌似在此。（《人心与人生》第十二章）。如此则此种由多合成而来者，可得而称之为生命乎？仅系存在于想象中之所谓生命或貌似生命而已！化学进化乃进化论之一大关键，必先有生命而后方有生命（由简至繁）之进化故。而此一关键步骤迄今并未有任何可靠依据以支持之。故现代人所笃信之进化论，其于真理不亦远乎？
关于第二点，今日繁复无量之物种，皆由远古少数单细胞生物进化而来；此乃进化论之主干，同属荒谬也。首先，现有之证据皆只能证明同时共存之或简单或复杂之物种自身可有变迁，完全不能推出物种间由低级向高级之谱系树进化也。近来之地质发现，亦倾向于证明谱系树进化不合事实。（近年来，地质学研究表明生命有三次爆发式之产生，即于一短时期内各种低等高等之生物几乎于同时密集出现。）其次，若人类果由单细胞生物经无数次偶然基因突变进化而来，则人类根本不会出现。以从单细胞由基因突变进化出人类之概率经无数次小数相乘之后，其数值必等于零故！故若进化是真，则人类之出现实乃偶然中之偶然，巧合中之巧合，即根本不可能者矣！而吾人之存在乃千真万确之事实，如此则进化论又焉得为真乎？一个可堪接受之生命演化理论，于其中人出现之概率至少应在一半以上。而于进化论中，此概率却如此微乎其微，几近于零。则吾人尚有何理由接受之乎！
再者，认为复杂高级者，定较简单低级者更能适应环境，更易生存，（此乃进化论所计进化之主要动因。）亦完全经不起推敲。
甲、一般而言，系统愈高级愈复杂，其不稳定性愈大，即愈易崩溃。事实亦然，高等生命远较低等生命为脆弱，其对环境之要求亦远较后者为苛刻。如此则生命根本无进化之必要矣！事实亦是如此，一切简单复杂之物种大体古今皆有之，仅于自种内变化，非从简单之种变为高级之种也。
乙、果如进化论所计，既然自然界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原则，而高等者已较低等者为优矣，则今日之自然界应尽余高等者，一切低等者早应归于消灭焉！然事实却大相反对，今日自然界中，从最低等之生命到最高等之人类无一不有。故究竟言之，高等者与低等者之于适应环境也，之于生存也，皆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故一般而言，并无孰优孰劣之问题。故一切简单复杂之生物，终古共存，互相斗争，亦复互相依赖。如此则进化论所计之进化动因乃子虚乌有者，尚有何进化之可言哉！
另外，物种之存在，即生物间之同异关系并非连续，而是以种为基本单元，种内之个体非常相似，不同种间则有明显之鸿沟，（不同种之个体差异很大，）亦进化论难以解释者。依进化之逻辑，今日繁复多样之生命乃由远古少数简单生物由无数次微小之基因突变渐渐演化而来，则物种不应存在，即生物间之同异关系应为连续而不应有种间之鸿沟。
若说由中间类型绝灭而形成今日不同之种，亦不合事实。以此种中间类型并未于化石中发现故，以无论化石中、现实中生物皆以种之形式存在故。故进化论之症结在于将生物之关系谱树（同时共存之物种间必有或多或少之近似也。）误认为进化谱树，（误以物种间之所以近似乃因复杂者系从简单者变来。即认为简单者必在先出现，复杂者必在后出现，且后者乃由前者变来。）即将仅是共时性之关系，误认为亦系历时性之进化，从而即有上述之各种荒谬情形。关于现代生命观之第三点，（此点乃现代生命观之最关键部分，前二点则为此点之必然推论，故亦系为此点作论证者。（于近代，先有唯物主义世界观之流行泛滥，而后方有进化论之生命观之出现也。）然此点于三点中实最为荒谬，最经不起推敲也。已由上文破迄，盖吾人绝不能断言有自我意识不存在而无意识之死物质独存之时也。法称论师之《释量论》于此亦有严密之论证，见释量论对他生见之破斥。
美国学者詹腓力《审判达尔文》一书乃破斥进化论之力作，此书区分微进化与广进化，以为进化论之症结在于将前者混为后者；此书并且提出适者生存、自然选择乃同义反复，根本不堪为进化之动因。作者指出，进化论绝非事实，绝无事实依据，毋宁说，事实全然指向进化论之反面。进化论只是科学教有组织有计划编造并竭力维护的阴谋性欺骗性信仰。
达尔文学说之出现将科学教本来存在断裂之自然观与人生观社会观联为一体，即从唯物之自然观推导出物质欲望之人性观，从而证明拜物之人生观社会观为合理（合乎天理）。达尔文学说表现为一套生物科学理论，其本质乃一套有关人之形上学：人即动物；人只有肉体没有灵魂。其宗旨在成立人性论：人性即动物性（兽性），即食色欲望，将神性彻底抹杀。达尔文漏洞百出之学说少时即红遍全球，迅速征服学术界乃至普通大众；正由此前之科学教存在人之形上学空白，故思之若渴，与达尔文一拍即合矣！（按：达尔文之为科学教第二教主，纯属时势造英雄，达尔文本人纯系一庸才也。）其后之十九世纪学术以达尔文学说为中心，承前启后，科学教内部各学遂皆笼罩于达尔文主义一名之下，天演之宗旨：由无序无结构之简单现象演变为有序有结构之繁复现象，贯彻一切领域。在达尔文之鼓舞下，并开出科学教教义之另一大宗：共产宗马克思主义。科学教两小宗之共祖尼采之学亦全系由达尔文所开出。故达尔文学说之提出及达尔文主义之征服全世界标志着科学教教义创制之完成。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说：“机械世界观取得辉煌的成就是在查理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之后。”自由共产两宗全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名之下，无论自由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无不依社会达尔文主义之赤裸裸形式而行事。尼采之学说，亦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名下，尼采学说除开出后现代主义之外，尙开出法西斯主义。故后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亦可概括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其中后者更集中贯彻表现尼采之宗旨——社会达尔文主义极端赤裸裸之形式。所有之社会科学全在达尔文主义名下：社会科学皆以人为对象，而其对人之理解全以达尔文学说（此种本质上乃有关人之形上学）为基本也。达尔文主义既经不起起码的推敲，所以建立在此之上的科学教一整套社会科学也就随之轰然倒塌了。
事实上，共济会密教并非唯物无神论，而是相信一神和灵魂的学说。由此亦可知，这套唯物无神的科学教显教信仰纯系共济会编造出来用以变乱世界的。
对科学教方法与教义的详细破斥见《佛学与西学》第三四五章的有关部分，本文因为篇幅限制以及这部分内容过于专门和艰深，不在此展开。
5.2科学教五个核心观念：科学民主自由平等进步之实质及其批判。
在科学教统治的现代世界，科学被打造成为真理的代名词。然而从上可以看出：科学绝非它竭力伪装的那样是客观普遍必然的真理；恰恰相反，科学是带有强烈西方文化色彩以及西方中心倾向的离正理最远的邪恶信仰。
依蒋庆先生：民主政治之问题在民意一重独大，其实质则是人欲僭越天理（按：以人欲为天理则人性中纯人欲无天理，正是达尔文主义之人性论也！）之制度架构之一（另一个制度架构即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国内民主之良好运转必以对外掠夺为前提，民主必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共生也。民主制度是人类将因战争而毁灭之深因！此种制度也要为生态危机负重要责任。
依吾人任情、循理、经权、率性之四级分疏，西人之自由只是任情，因为在科学教里人被理解为一个全然欲望的人。“此种自由即是说只要不侵犯他人、他人的权利和利益，什么都可以做。”故其自由终将导致其反面：大不自在！如黑格尔等哲学家所已言。其于圣人之率性全未梦见在。若循理、经权则谈不上自由。故自由这个概念极浅薄而混乱（参见佛学与西学第二章末之专题以及3.2.7论人之差别与后现代之平面化及相对主义）。
平等只在本体中有，现象中无平等。现象中只有相似；将现象中之相似认为平等，乃是大谬。故西人之言平等，实是将本来不齐之事物人为削齐，将本来不平之事物一体拉平。如其云男女平等、选举平等等等，前者无视男女阴阳之差别，而一律对待之；后者无视智愚贤不肖之差别，而一人一票之；显然皆极不合理。故平等的结果是摧毁合理的等级秩序和人类各个层次上的混乱。
西方近世之自由与平等同做为中世纪之对立面而出现，即以平等反对中世纪之等级名分，以自由对抗等级名分之束缚也。现象中讲平等系误以相似，而于其中讲自由亦是对假我之误认。故现象中无真实之平等与自由，有的只是个体之相似性与假我之似能动性。正如平等只在本体中，自由亦然；只有在全由本体起用之圣人境界才有真实之自由可言。中世纪偏于礼，礼主别异；近现代偏于乐，乐主和同。偏于礼于正法中礼本居于为主地位故，偏差小，故其失小。偏于乐，其弊大而多也！于正法中，乐本来居于为辅地位故。今反辅为主，偏差甚大也。庄子、尼采皆不足为教法主流；故魏晋与近现代皆乱世也。西人之自由平等是大乱之道。
科学教以物质财富之增多为进步，其详细思路当如《熵的世界观》一书中云：“我们积累财富愈多，世界就必然越有秩序，被认为能带来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的物质财富（按：现代人的物质财富之确切含义是：经科技加工过的物品！）的不断积累就成了进步之同义词，而科学技术就是实现这个使命的工具。”此种概括，诚然不诬也！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二宗所解之进步其要全在于物质财富之增长也！如马克思主义即以工业农业不加区分之生产力之提高为进步之第一标准。此种进步观则必导致人类之自毁。
附识1：马克思主义也对此五个观念全部认同并且以之为核心观念，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教的根本判据。对于自然科学包括达尔文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全部接受并以之作为自己哲学世界观的自然科学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根本目标的共产主义的实现的根本途径在于科学技术之发达，科学一词在马克思主义中等同于正确和真理，如称自己的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以区别于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称唯物史观为科学的历史观，并声称是历史唯物主义使历史学第一次成为科学等。共产宗亦认同民主，如社会主义国家声称自己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判只说这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敢对民主的理念从根本上否定之，从而使自己在意识形态说辞上落入尴尬地位，发生合法性的危机。关于自由平等，马克思主义则声称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是虚伪的（这很中肯），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里，自由平等理念才能真正得到完全的实现（这却是乌托邦）。关于进步，直接从达尔文主义派生出的共产宗对于进步观念的迷恋较自由宗还要狂热，对于进步的崇拜成为此宗的一个突出特点。如此宗对于传统的态度就远较自由宗为激烈：自由宗对于新教儒教等传统资源仍视为自己的支援价值，而共产宗则声称要与一切新旧的传统彻底决裂。
附识2：Fraternity并非博爱。博爱一语出自《孝经·三才章》：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大儒韩愈于《原道》中曰：博爱之谓仁。故博爱一词乃是中国文化中本有的概念，而将法国大革命之口号“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之Fraternity译为博爱却是典型的误译。法语frater即英语brother意为兄弟，fraternity即英语brotherhood意为兄弟会、兄弟关系。中西文化中的有关兄弟和爱的概念实有大大的不同。中国文化视天下为一家，所以天下之人自然而然地就皆是兄弟，而博爱作为一体之仁作为兄弟之爱就是真正广博无边的对于普天下所有人的爱。西方文化自古至今没有天下观念，相反盛行的是选民思想和集团观念，兄弟—异教徒(陌生者)范畴乃是其核心理念。也就是说，在同一宗教组织（这个宗教组织可以是天主教会，也可以是某个新教宗派的教会，或者共济会）或其它组织（如政党）里共享同一教义或理念的人彼此互称兄弟，在此之外的人则是异教徒和陌生者；故兄弟之爱是有明确边界的，那只是同一集团内部的事；绝不会施于异教徒与陌生者。对于后者，更多的是惊惧、排斥、防范、袭击甚至杀戮。所以西方文化中自古及今根本没有中华文化中的博爱观念，其Fraternity根本不是博爱，毋宁说是博爱的反面。故将Fraternity一厢情愿地译为博爱以及诸多同类事例（如将logos译为道，将康德的知性直观译为智的直觉），必定已给中国人理解西方文化和自身的固有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只有还brother、Fraternity以其本面，从选民思想、集团观念和兄弟—异教徒（陌生者）范畴这样的核心角度去看西方文化，才能如实如理地理解西方和现代世界。(参见高鹏程《共济会核心组织：暗黑矩阵》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66至70页)
5.3共济会学术之阴谋性质
我们说这些共济会学术，跟人类其它学术产生的途径恐怕是不一样的。非共济会学术一般都是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抱着探求真理的目的、实事求是地生发出来的。而共济会学术，它的编制机制多数情况下是出于阴谋。也就是说，这种学术是出于谋求私利的目的编造出来的，其中所说所倡导者全是对共济会这个极少数人的团体有利的内容，至于是否会因此而歪曲了事理给世界带来麻烦则是不予考虑的。
5.3.1论共济教之分显密与阴谋性
自由宗科学教（共济会显教） 共济会密教
缘起说唯物主义无神论 有神论
人学 达尔文主义之无灵魂、无来世 有灵魂亦有来世
人生观 拜物、现世主义 拜上帝、求来世
基本法理公共领域：天赋人权、平等、自由 共济会法律：天赋义务、等级、服从
社会历史观 自然状态完美无暇 共济会之外的人类社会和历史一片黑暗
制度 自由市场经济 由看不见的手即跨国金融大资本暗中操纵的经济
民主政治 世袭金权专制
宗旨 公开的政府弱小无力无所做为 在暗中的共济会强大有力大有做为
从上表可知，共济会拥有两套截然相反的教义：即共济会显教（自由宗科学教）和共济会密教。前者公开提供给共济会之外的大众作为统治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后者则秘密运用于共济会自身,两者合起来，就可以让居于共济会等级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顺利地谋取天大的私利；故无论显教密教，皆是极少数人攫取私利的阴谋手段。
例如缘起说方面，共济会从启蒙运动起就在大众公共领域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而对自身会员的基本要求则是信上帝，共济会法律关于上帝和宗教的古代责任一条要求其会员有义务遵守道德律并相信上帝，虽然不要求必须相信特定的神和宗教，但不能是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的放浪者。共济会在公共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宣扬和维护达尔文主义这种无灵魂无来世的人学和以洛克斯密为代表的以追求物质财富为最高追求的拜物人生观，而在它对自己的会员所进行的道德教育中则明确宣布有灵魂亦有来世，要求会员以敬拜上帝为人生要务，甚至启发会员追求来世的永恒幸福。显密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相反相成，共同服务于共济会建立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统治以谋求极少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个根本目标。盖前者之用在败坏人心变乱世界，靠后者才能养成会员的人格修养造成人中精英以利于共济会之团结与有力量。
为了推销自由宗教义，共济会显教将人类的自然状态说成是一种完满的自由和谐状态。自由宗祖师洛克曰：“为了正确地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虑人类原来自然地处在什么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三页）自由宗另一个重要圣贤卢梭则认为：自然状态下的原始人有着强壮的几乎不会变坏的体质；自然人几乎没有社会性，因而是完全自由的；由于不存在利益冲突，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自然状态是美好的，因此卢梭提出了重返自然的口号。（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然而共济会密教对人类的社会历史的认识却是另一番面貌：当申请入会的初到者开始其第一级别即学徒仪式时，即被告知他们是从外面的黑暗世界到共济会来寻找道德和智慧之光的。非共济会员所处的共济会之外的世界不仅人性恶，而且社会恶、历史恶，唯有共济会才有驱逐黑暗的光明，唯有结成共济会兄弟组织才能构筑起光明的圣殿。共济会密教之所以这样说，也是为了在共济会内部建立与其外部的散沙化相反的集权服从结构。
在公共领域，共济会站在个人的立场上，鼓吹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平等。因此受自由宗教义蛊惑的社会科学将西方社会描述为原子化社会，自然人将其身份转化为公民，即自然人的政治身份，然后通过选举将胜选者安排到法律规定的其职权相互制约的职位上，整个社会和国家就能达到理想状态。至于西方的各类社会团体，则都是公益性辅助性的，即使参与政治活动也都是出于公益目的；即这些团体并不参与实质性的社会政治建构。以为在这种一麻袋土豆式的社会结构里，仅仅凭借一张张选票的累计，就能完成政治和组织上的整合。但在共济会内部，共济会法律却将这些公共领域内它一直在鼓吹的所谓的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平等全部取消，在共济会宪法和法律中没有任何关于权利的规定。在对其会员说话时，共济会转而站在神的立场上要求他们承担神所赋予的义务，进而将这些义务具体化为各种所谓道德律和各种血盟誓言。共济会员之间也不是平等关系，恰相反，是等级森严；共济会拥有三个蓝色会所级别和十个（约克礼）或三十个（苏格兰礼）礼制级别；共济会员的最重要组织属性即是级别，级别是共济会等级制度的最重要标志，共济会员即是以级别被构建到组织中去。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组织中，不讲自由，只讲下级对上级的服从。
从以上不断看到了阴谋：普通大众越浑浑噩噩只知饮食男女、越忙于生计而无暇反思自己的真实处境，公共领域越公开、越自由、越平等、越民主、越宪政、越人权乃至越相争越混乱；也就越有利于共济会这样具有秘密性、集权性、讲义务与服从的等级制金字塔式结构化的精英组织凭借其独有的集团优势在公共领域谋取更大的私利。
西方民主制政体是共济会犹太金融集团在对抗欧洲贵族政治过程中建立的。其核心理念在于对政府权力的削弱与分化，最大可能降低政府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掌控能力，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市场经济等皆是对这一根本宗旨的贯彻实施。通过削弱国家政府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集权，作为政府和所有企业放贷者的跨国垄断金融大资本就成为社会的真正主宰者，建立起超民族国家的更高权力体系。因此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是专门为了削弱政府建立维护资本专制而设计的，实际与其倡导的自由理念背道而驰。所以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共济会显教制造的欺骗性假象，其实质则是共济会密教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法宝——世袭金权专制政治和由看不见的手即跨国金融大资本暗中操纵的经济。民主政治并非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利益服务；作为民主政治实质的背后世袭金权政治比君主政体更为野蛮、比独裁政体更为专横，比官僚主义更加自私。自由市场经济也并非共济会显教所宣称的那样每个人都可以依照其天赋人权在其中发财致富，它实质上一直都是世袭的垄断金融家族榨取一代一代普罗大众血汗的最有效方式。
最后所有的以上这些，都是为了贯彻一个宗旨即：通过显教削弱政府的组织力和控制力，通过密教让共济会等级金字塔的顶端成为真正的统治者。
5.3.2 共济会学术阴谋举例
甲、斯密在共济会的授意下写作《国富论》
斯密创作《国富论》曾得到共济会的授意与资助。共济会提出的授意是什么呢？就是叫他鼓吹放弃政府的监管，建立没有任何政府管理的“自由经济体系”。何新先生就此感叹：连一个小镇都需要安装红绿灯，需要有警察管理。社会经济错综复杂，规模宏大，涉及每个人的生存，需要协调、监督、计划、统计、指挥的关键点多如牛毛，怎么可能连政府红绿灯和警察也取消呢？这是一个经典的逻辑骗局。目的很简单，就是排斥弱化政府机构的市场监控，强化幕后世袭的、垄断的、非法的、黑箱操作的、没有任何监督的、金融僭主的体制。在这本书中斯密还鼓吹国家放弃货币发行权，向银行家族借入分文不值的信用数字，宣扬金本位，贬斥政府信用对货币符号的基石作用，炒高金价，这样共济会国际金融垄断势力就可以依此控制苏格兰银行家集团主导的英镑体系，这个是他们授意此书的最重要的目的。总之，共济会也就是这个跨国的私有的极其落后黑暗野蛮的世袭金融家族势力所需要的经济政策被斯密包装成普遍性的经济原理，都写进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这样一本背景复杂、脱离实际、威胁各国主权的书中，被跨国金融家族所豢养的西方学术界吹捧了几百年，成为世界经济学的圣经。
斯密晚年良心发现，对自己的所为深为后悔，他就独自到苏格兰长老会那里去做忏悔，重新皈依了上帝，脱离了共济会的邪恶信仰。临终立下遗嘱，将自己生前包括《国富论》在内的著作全部烧毁停止流通，以免再贻害世人。可是斯密的遗愿全然未能实现，经济学至今仍在这些 “必须焚毁的罪恶”（ 斯密用以称自己的书稿）之笼罩中。
乙、消灭中医：共济会和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个跨世纪阴谋
吕嘉戈先生编著的《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一书在导言中就提到消灭中医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个阴谋。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和共济会的学术控制和消灭异己的广大的阴谋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共济会广大阴谋中的一个特殊的例子来看。说它是一个跨世纪阴谋就是因为它开始于上个世纪，这个世纪还在秘密进行直到现在。我们知道洛克菲勒家族是现当代共济会的一个核心成员，所以他们可以和共济会划等号。
洛氏家族消灭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两个目的，一个是吕先生已经在他的书中提到的，就是出于攫取经济利益的考虑来消灭中医，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洛克菲勒家族是一个跨国的垄断集团，化学制药是它的一个重要产业，这个产业要想占领中国的市场，中医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中医是不开西药的，只用中药。所以要想占领中国庞大的医药市场必须消灭中医，如果不消灭中医这个无法做到。吕先生在他的书的导言中写到：最近美国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撰文揭开了消灭中医的惊人内幕。他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国人Hans Ruesch撰写的文章《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Rocke-feller Drug Empire：The Drug Story），清楚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早在1927年对中医做了些什么。张绪通博士说：“该文坦白地道出了缘由，洛克菲勒及其家族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名其曰‘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然后打出‘拯救中医中药’的美名，以‘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的幌子，达到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及其市场的目的，完全有他们的战略预谋。”在《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文中，作者写道：“洛克菲勒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以至于在1927年发起了国际教育基金会作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个人慈善事业，还捐赠了两千一百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准备毫不吝惜地给予外国的大学和政客们，当然要附带各种条件。……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来向他卑微的孩子们传播知识。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四千五百万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垮）中医。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科学价值’；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但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既然跟中国进行贸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兴趣，并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
洛克菲勒家族和共济会阴谋的第二个目的更加隐秘也更加让人痛恨，就是消灭垃圾人口。洛克菲勒比尔盖茨这些人都信奉纳粹的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理论，他们认为全球人口过多，地球资源无法承受；因此必须将地球人口减少到五亿左右；需要保存的当然是犹太、盎格鲁撒克逊这样的优秀种族，有色人种则统统都是垃圾人口，需要消灭。对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通过跨国医药集团发动医药战争就是消灭垃圾人口计划的一部分。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保护神，中华是一个常葆青春的民族，其原因除了孝道、见性之外，中医药也是一大奥秘。中医让我们中华民族度过了一次次严重的瘟疫和各种疾病带来的威胁，保护了中华民族的生机；若没有中医，恐怕中华民族早已经灭亡了。中医是如此重要，帝国主义认识到要想贯彻从肉体上消灭中华民族的阴谋，必须消灭中医，只有这样才能用他们专门为中国人量身定制的西药来毒害中国人，用毒疫苗、西药（外加转基因食物）和惨无人道的非必要外科手术重新使中华民族成为东亚病夫，迅速萎靡衰颓，丧失生育能力直至断子绝孙。医药战争中的医药就充当了“后现代鸦片”的角色(粮食战争中的转基因粮食也是如此)。
以上引文，就将南京民国政府在其成立之初发起的废止中医的运动的背景全盘托出。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曾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而协和医学院本身就是洛克菲勒直接投资创办的。所以，洛克菲勒的“要说服五亿中国人相信西医而把‘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扔进垃圾箱”的资本阴谋就成为刘瑞恒的职责。他把这种职责从协和医学院带到了南京政府卫生部，并在1929年以行政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废止中医。此举虽然遭到当时全国中医的反对，南京政府也于国代会上撤销了“废止中医案”，但是南京政府卫生部消灭中医的行政手段与体制已经建立，中医在此之后一直未得到重视，受尽摧残，苦苦挣扎。解放后，共济会、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退出了中国，但中医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卫生部和医药管理局一直被不信中医的西医人士控制，他们长期对中医实行打压。也就是说虽然洛克菲勒家族已经撤出了中国大陆，但是他们的阴谋还在这种历史形成的文化霸权之下、科学教的信仰优势之下继续被执行。解放之后，中国的本土势力还在继续自动地不遗余力地消灭中医。在消灭中医的路线影响下，中西医结合被巧妙地变成了消灭中医的幌子，科学化、现代化再加上后来的国际化成了消灭中医的杀手锏；到今天，纯中医在体制内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少数残余只能在民间艰难生存。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共济会势力卷土重来，洛氏中医阴谋这次升级为医药战争。沉溺于全球化、与国际接轨幻梦中的国人上上下下都对此无所觉察，毫无防范意识，中华民族其实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洛氏消灭中医的阴谋为何如此天衣无缝，劳少而功多？这要从从更加广大的范围来看才能得其的解。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洛氏中医阴谋背后有居于现代世界统治地位却大音希声的科学教以及无所不在的共济会科学教阴谋。有此，当中国人的政治知识精英乃至后来连普通大众都成为以科学、现代、进步为核心宗旨的科学教信徒之后，那麽即使没有外力推动，对于不可避免地要被视为不科学、封建、落后的一切传统事物，他们自己也会积极地或者直接消灭之；或者以现代化科学化乃至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去改造之，其实质和结果还是消灭之。这些面临被改造被消灭命运的事物从儒教到国画不胜枚举，中医远非单一的个例。所以最厉害最高妙的一招是把全世界的人都忽悠进共济会的圈套，使他们都成为科学教的教徒，做到了这点，其余具体的事情一定就都好办了。明白了这一点，对于从民国到新中国消灭中医的阴谋一直在有力的推进（今日已接近圆满实现）这一令人扼腕的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不管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科学教的派别；不管是民国，还是新中国，都是以科学教为国教的政权。
丙、系统伪造欧洲和世界历史，编造西方中心论，诋毁东方民族的历史和学术。
共济会学术发明出西方中心论的目的是什么?第一点就是出于盗憎主人的心理。我们已经分析了，西方近代文化当中有很多因素，都是从中华来的。所以在18世纪的中国热过去了19世纪的这个殖民世纪来临了以后，西方人作为强盗的这种身份，就注定要产生一种心理，就是盗憎主人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就会尽量掩盖删除其文明当中的中华因素，以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为目标伪造历史，伪造他们的文明史包括科技史、经济史等等。第二点就是做为侵略的理由。有个汉学家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中国的排斥是这样起作用的，这是殖民主义的序曲，谁有胆量去把一个曾给予世界这么多好东西的文明古国变成殖民地呢？那么只有首先对它进行诋毁，然后用大炮来摧毁它。”这里所说的对它进行诋毁就是这种西方中心论的编造。依此来抬高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地位，贬低东方，包括中国。第三点就是作为侵略的软实力。这个侵略不光是靠船坚炮利，还要从心理上、从文化上来打击对手。这就有了第四点，这不仅仅是侵略的软实力，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侵略，也就是文化侵略和文化战争。这就是我们对西方中心论的认识。文化战争在今天越来越凸显了它的作用，这就给了我们破除西方中心论更加迫切的理由。在欧美资本主义敌对势力所发动的愈来愈猛烈的文化战争和侵略面前，今日严重西化的局面已令我们已处于极端的劣势。只有尽快先在学术文化上走出西方中心论和西化，我们才能够有效地抵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取得文化战争的胜利。
共济会史学方法中本有虚构一法，故西人自古至今无信史可言。因此，西人所述之历史中有伪史乃西方史学本身也要承认的事实。
共济会学术阴谋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印欧族大迁徙说，这是西方伪造的世界历史的主干。印欧族大迁徙说是共济会阴谋成立欧洲中心论的要举。那么，这个印欧族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英国人统治印度以后他们通过对梵文的研究发明了一个词叫印欧语系，（这个学说的发明者是由一位印度殖民当局的法官后来皇家亚洲协会的成员也是孟加拉国亚细亚协会的创立者——琼斯。他在孟加拉国亚细亚学会成立3周年的纪念讲演中有这样一段话：“尽管梵文是最古老的，它比希腊文更加精密，比拉丁文更加丰富，而且比这两者更加典雅优美。可是，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任何学过这三种语言的人都会发现这三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应该假设一个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也就是三者的共同语（按：后来被称做原始印欧语）。共同语虽然消失了，但它不仅是这三种语言的祖先，也是欧洲诸多语言的祖先，包括凯尔特语，斯拉夫语等等。”这些被假定有着同一起源的印度和欧洲的语言就构成了所谓印欧语系。）完全以这个纯出于假设的印欧语系为基础就成立了一个假想的族群——印欧族，注意：印欧族的存在迄今也未得到任何考古或文献证据的支持。原始印欧人被设想为原始印欧语的持有者，一般说法认为他们生活在黑海北岸的南俄大草原上（但也有说法认为他们是在西藏，还有人设想是在北极），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是后来欧洲人、印度人和伊朗人的祖先。这个印欧族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迁徙，在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里面，印欧族创造了世界上的主要的历史。也就是世界主要的文明都与印欧族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并且他们是古典文明以及近代西方文明的主要贡献者。这三次大迁徙第一次大概在西元前3000年左右，他们建立了赫梯帝国，毁灭了苏美尔人和埃及的国家。这个赫梯帝国的建立者就是说印欧语的印欧族的一支。第二次在西元前2000年到1500年之间，有三个重要的印欧族分支：一支是拉丁人入侵了罗马，一支是多利安人入侵了希腊，另外一支是雅利安人入侵了印度。印欧族本来是野蛮的游牧民族，但是他们非常“了不起”，真是“不游则已，一游惊人”，伟大的印度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竟然都是这些野蛮人迁徙或曰入侵的结果。留在中欧原地的则继续茹毛饮血了几千年，后来到了西元四五世纪，有一支，也就是日耳曼人，在印欧族第三次迁徙中毁灭了古罗马帝国的西罗马部分，建立了基督教的欧洲文明以及近现代的西方欧美文明。可见，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历史主要都是由印欧族人创造的。
伪造印欧族和印欧语系的说法，实际上是出于欧洲白人在历史方面的极端自卑感。他们的文明发育得最晚，他们在入侵并毁灭罗马文明很久以后还是披着兽皮、茹毛饮血的野蛮人类。因此，当他们进入殖民时代以后，就编造了一个以印欧语系为根据的印欧族三次大迁徙说，为自己冒认了两个光荣的祖宗——罗马人、希腊人和一个显赫的同宗——印度人，他们便可以据此窃取本来与己毫不相干的其他族群的历史和文明。这实在是暴发户的无耻伎俩。
西方比较语言学是阴谋性的伪学术，其目的全在打造洲西方中心论。比较语言学归纳语系的办法，大体就是取上一二百个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常用词作为比较的对象，如果其中20%的单词能找到相似之处的，就可以把两种语言归入同一个语系。可见，这种标准极有伸缩性，就像那种门槛很低的考试给走后门和人为操作造成了很多的余地一样；按照这种标准，大约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归入同一个语系，这样就为暗中引入另外的标准来人为地随意划分语系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比如按照实际，藏语一定是梵语的近亲，因为藏语当中的词跟梵语当中的词有很多都是可以对译的，要找相似的词，那显然会超过一两百个，起码有一万两万之多，而且藏语的语法也是深受梵文的影响。可是在这个比较语言学里边，最应该归入印欧语系的藏语却归入了汉语一边，搞成一个汉藏语系。这极其明显的表示了比较语言学的人为性和欺骗性，它确实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不可相信。下面就可以看到西方比较语言学所划分出的全球十大语系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贯彻了欧洲中心论的框架，这十个语系分成了三圈，第一圈是作为中心的两个，一个是印欧语系，一个是闪含语系，最中心的当然还是印欧语系。这两个语系的周围是第二圈，在北方是斯拉夫语系（斯拉夫族说的语言），包括俄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今天的希腊语属于斯拉夫语系，还有就是阿尔泰语系，乌拉尔语系；在南方是南亚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在周围更外的地方是第三圈，在南方叫南岛语系（菲律宾所在的南洋地区），远东是汉藏语系和藏侗语系。可见在这个框架里边，中华又是彻底地被边缘化了，因为它在最边上。我们要说这完全是一个阴谋性框架，不合语言学的实际。我们要重新划分语系。首先把印欧语系中的梵语单列出来，然后加上南亚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因为这些语言都在印度。我们还有更有力的证据，梵文中的有一组发音，在其它语言中没有，欧洲包括拉丁语希腊语中都没有；但是这五个音在达罗毗荼语言中有，所以我们就认为达罗毗荼人即南印度人，他们和北印度的雅利安人本是同一个族群，所以他们才有如此相近的语言。总之，我们认为应把梵文和达罗毗荼语合并起来。印度语系就包括梵文、梵文方言（如巴利语）、今天的印地语、南亚语系以及达罗毗荼语系。下面是中华语系，包括汉语以及藏侗语系、彝族语言、满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西方把它们从汉藏语系里分离出去就是为了制造中国的分裂）以及和朝鲜语、越南语、日语。然后是日耳曼语系，就是今天发达了的欧美人的蛮族祖先的语言和如今的欧美语言（凯尔特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以及北欧语言）。亚非语系包括犹太语以及希腊语拉丁语。剩下的斯拉夫语系闪含语系和南岛语系保持原状。这样就把主要的语言重新做了分类，这就是以中印为中心的框架了，就在比较语言学中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欧洲中心论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是西人虚构的，这样我们就还原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按：关于梵文与西文之诸多重大不同，参见下文第三部分之2.3。
印欧族的神话完全建立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之上，既然后者完全是虚构出来的，那麽印欧族通过三次大迁徙创造世界历史的所谓史学也不得不是一个骗尽世人的弥天大谎了。徐达斯先生在《上帝的基因》一书里就提到了雅利安入侵印度的说法是共济会的阴谋，这个是有文件作为板上定钉的证据的。20世纪印度学者Deen Chandora在文中披露真相，在1866年4月10日，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是共济会创设的外围组织）在伦敦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的会议记录表明，该次会议的目的是创立雅利安入侵印度的理论，以便使印度人认为英国人并非外来人，印度长期以来一直被外国统治，要将印度从外族的统治下回归基督的统治。这个政策一直在被推行，英国和印度所有的大学都使用这个理论，从此以后一直到今天，世界几乎所有的包括中国的著作里面都赞同这一理论。雅利安入侵说的最早编造者是英国的19世纪最伟大的东方学家马克思穆勒。他是一名吠陀的研究专家，也是吠陀的第一位英文翻译者。在翻译吠陀的时候，他就改造了吠陀，在他英文版的吠陀里面就“塞”入了雅利安入侵说。在一封1866年写给他妻子的信里面表明了他的印度学研究动机：“我的这个版本以及吠陀诸经的翻译将在此后决定印度的未来以及这个国度里百万灵魂的成长，他们的宗教根基，告诉他们这根基是什么，我可以肯定这是根除3000年来在这根上所繁育出的一切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说他要斩断印度的历史。本来印度的历史是非常古老的，至少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这个在吠陀中记载的非常明确，从梵天创世到现在，四种姓的印度人就一直都繁衍栖息在这片土地上。这和佛教经典的记载是一致的。穆勒一下子就把吠陀经和印度文明的历史截成了3000多年，为什么要缩短呢？因为马克思穆勒所信仰的是严格文本的圣经解释，按照圣经，世界的创世是始于西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时，大洪水的时间是在西元前2500年，那么雅利安入侵一定不能早于大洪水时期，更不能早于西元前4004年。因此就把雅利安入侵的时间定在了公元前2000年到1500年之间。这样做有很多好处，这样一方面就符合了圣经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大大的斩断、诋毁和歪曲了印度的历史和文明。这样可以极大的打击印度人的民族正义感以及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利于让他们匍匐在英国人的脚下去接受统治。
侵入希腊的多利安人也是一个莫须有的编造。这个多利安人没有任何信史的根据，只是荷马史诗里的一个神话。拉丁人入侵罗马甚至连荷马史诗这样的神话证据也没有，干脆就没有任何证据。事实上，古希腊是一个伪造，是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诸城邦中受大银行家资助的一些学者的一个系统的伪造。到19世纪，欧洲又有一个伪造古希腊的热潮。就是说，本没有希腊文明，也没有希腊哲学，这全是两个阶段持续伪造的结果。希腊哲学不存在其实是一件明显的事实，因为希腊哲学史所收录的那些哲学家多数不是希腊人： “亚洲地区的哲学家例如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泰勒斯，他是小亚细亚克赫梯帝国米利都城人。米利都位于安纳托利亚西海岸线上，靠近米安得尔河口。阿纳克西曼德，米利都人；阿纳克西美尼，米利都人。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是小亚细亚的萨默斯岛人。爱非斯学派，赫拉克利特是小亚细亚赫梯帝国以弗所人，罗马时代以弗所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省会，被誉为亚洲第一个和最大的大都会。阿那克萨戈拉，小亚细亚的克拉佐美尼人，被誉为早期的哲学教父。早期的原子论者，留基波，米利都人，德谟克利特的老师。欧洲意大利半岛哲学家：埃利亚学派，色诺芬尼，意大利半岛人，巴门尼德是意大利半岛南部人，芝诺是意大利半岛人，麦里梭是意大利半岛人，恩培多克勒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人，高尔吉亚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人；色雷斯学派，智者语言学派普罗塔哥拉是色雷斯人，色雷斯在亚洲和欧洲黑海、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的交界处；犬儒伦理学派，安提斯泰尼意大利半岛人。希腊半岛学派：雅典学派，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至公元前339年雅典人，柏拉图公元前427年至公元前347年雅典人，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年至370年希腊半岛人；马其顿学派，亚里士多德，马其顿人公元前384年至公元前322年，出生地色雷斯斯塔吉拉当时归于马其顿，出身于蛮族。”（何新《希腊伪史考》，同心出版社，2013年版， 113-115页）到后来这个欧几里得，那时被称为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几里得，亚历山大里亚在埃及。这些所谓的希腊哲学家的籍贯在希腊本土只有那么三四个，即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再加亚里士多德；其它的这些人什么毕达哥拉斯等等包括后来的欧几里德，全都不在希腊半岛。所以我们应该说，这个希腊哲学应该正名为小亚细亚哲学，至少是地中海沿岸哲学。共济会是如何做到把这些并非希腊哲学家的人称为希腊哲学家呢？它编造了一个大希腊，说这些地中海沿岸的地方都是希腊的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说希腊语，所以就属于希腊文化了。但是事实上绝非如此，这叫颠倒祖孙，本来希腊是小亚细亚的殖民地，语言也是小亚细亚的语言，所以我们应该把希腊语正名为小亚细亚语或伊奥尼亚语或者叫做亚非方言都行。总之不是希腊半岛本土的语言传到了地中海沿岸，而是相反。希腊本身就是土耳其那个地方的人的殖民地，是亚洲人迁到希腊去的，所以，语言文化都带过去了。最标准的希腊语本来也不在希腊本土，而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埃及。希腊语应该正名为或者叫亚非方言，或者小亚细亚方言，或者叫伊奥尼亚方言。比如荷马史诗就是公认由伊奥尼亚方言写成的。所以这个编造过程就是颠倒祖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希腊在欧洲，这是制造欧洲中心论的最重要的一环。只有这样，才能把被指派为近代西方文明根本源头的亚非文化窃取到欧洲来。历史上确实有希腊hella、希腊文化和希腊语这回事，但是hella与Greece即希腊半岛根本不是一事，希腊hella指的就是伊奥尼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些地方，那是历史上这个地方的希腊hella人的自称，但是，埃及人等等都称希腊hella人为伊奥尼亚人，这也就说明了希腊hella地方就在土耳其，Greece希腊最多是伊奥尼亚人的殖民地。总之所有这些文化、哲学，都是属于土耳其的。希腊哲学应该正名为土耳其哲学，或者叫亚非哲学，希腊语也不是希腊半岛的本土语言，而是亚非的方言。包括伊索寓言也本是流传在如今的土耳其甚至是印度的寓言故事，扯到了希腊半岛上去了。荷马是一位中东的游吟诗人，史诗所涉及的事情也是发生在土耳其，而与希腊半岛无关；所以史诗中的奥林匹斯山也就根本不在今天的希腊半岛上。先混淆hella和 Greece，把远在爱琴海对岸的hella 文化搬到了Greece希腊半岛，进而通过编造了多利安人入侵希腊半岛说，就把希腊文化窃为欧洲白人所有，因为他们认为多利安人是印欧族的一支，通过多利安人就把希腊冒认为一个光荣的祖宗，而且还给祖宗搬了家。所以我们要重新彻底地反思我们所接受的知识。我们要突破西方中心论，就要达到这样的程度才行。
这就涉及到了对我们中国历史的阴谋篡改。胡适之一派、顾颉刚代表的古史辩派、布尔什维克派等主流史学都已经纳入到共济会阴谋当中，那就是不承认我们的经典和史书的记载，推翻它，把中国的历史截短，甚至接受西人凭空捏造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据何新先生研究，胡适是美国共济会派遣来华颠覆中华固有文化的海归汉奸。胡适1910年（19岁）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共济会办的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从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杜威是美国共济会33级别大师，胡适经他介绍入会为石匠学徒。1917年（26岁）夏杜威推荐胡适回国担任美国资助的北大教授。（注：杜威和胡适的共济会身份资料可在美国共济会有关资料中查到。）胡适在美国共济会礼制系统中排位很髙，中年时已经晋升到23级以上。因此蒋介石都敬畏他三分，不是因为其有学问，而是因为胡适的共济会地位。（参见何新博文《关于胡适的共济会身份》）胡适在共济会的授意下，从右翼自由主义立场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这场华夏文化毁灭运动。要毁灭一个民族的文化，首先就要摧毁她的历史和经典。胡适曾有名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以大胆假设和怀疑一切为宗旨从事考证，考证的结果是，这些中国典籍不可信，所以其中记载的历史也不可信。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文化怀疑主义，但是只怀疑中国的历史和典籍，从不怀疑美国和西方的东西。
顾颉刚代表的古史辩派则充当了直接摧毁中国历史的急先锋。在顾颉刚那里就把尧舜禹甚至夏朝都给抹掉了，尧是香炉，舜是烛台，禹是一条虫，这三位圣人根本就没有，那都是部落的图腾符号，也没有那些朝代。所以尚书尧典舜典等都是后人比如孔子编造添加上去的，是层累的古史。
范文澜郭沫若等人是布尔什维克史学的代表，这些人的杰作就是在中国历史中落实各地的人类历史一定是依照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变的这样一个西方中心论的公式。这个公式的来源只是西方的伪史：原始公有制演变为希腊罗马奴隶制，希腊罗马奴隶制演变为欧洲中古的封建制，中古封建制又演变为欧洲近代之资本主义，最后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这完全未脱将西方历史视为有一个叫做西方的实体在进行着一以贯之的一脉相承的演变这样一个浸透了西方中心精神的伪说：首先希腊是个伪造，其次罗马与中古欧洲之间是断裂的，人种和文明都全然换过了。所以认为欧洲中古的封建是从希罗奴隶制演变而来，这绝不可通。奴隶制已随罗马人种和文明的覆灭而消逝，不可能作为全不相干的日耳曼封建制度之因。事实上，劳动奴隶制在罗马帝国本也仅行于意大利半岛，在帝国统治的广大亚非欧区域并不存在。将此视为罗马帝国时期的主要生产方式本来就是个错误；进而作为全人类都必经的阶段，更是不知从何说起了。一般来看，原始公有制之后的社会形态根本不是奴隶制（即使希腊罗马也不是这样演变的），而多是半共耕的农村公社制。中国的井田制、日尔曼人的马尔克公社以及俄国的农村公社都属于这种形态。实际上，中古欧洲的封建制度是从日耳曼人自己的原始公有制和马尔克农村公社制度演变而来。那麽将这个从欧洲伪史中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结论删去地名而成为一个抽象普遍的公式就更是荒谬绝伦。再者，这个公式虽然是反对共济会的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但全然未出了共济会学术阴谋的窠臼。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必须在中国历史中贯彻之，既然五帝时代是原始公有制，于是继之而来的三代就被指为奴隶社会，秦后则是封建社会。这真是颠倒黑白外加乱点鸳鸯谱：美好的农村公社制下的井田制度被硬说为万恶的奴隶制，岂非黑白颠倒？封建行于三代，秦后一统封建不存，却指秦后为封建社会，岂非乱套？按：欧洲中古之封建正类于中国三代之时也，秦汉以后的中国已步入近代社会，为欧洲所未有之形态，将此欧洲未有之形态硬比于其中古之封建，绝对是乱套。故若硬要强做类比，则秦汉以后之中国社会应相当于欧洲的近代，中国为近代的正常形态，欧洲为其畸形形态。
因为西方的主流史学至今不承认夏朝，所以就有了前些年中国史学界的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希望通过地下挖掘，努力将中国的历史上推到夏朝。其实这都还在西方唯重地下物证抹杀文献证据的所谓科学的实证史学的圈套中。我们的神圣经典尚书中明明有对于尧舜的言语事迹的确切记载，我们的官修正史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更是明确记载了黄帝时代，而从黄帝到尧舜到夏代再到商代的世系都非常清楚，到周召共和至今更有了精确的纪年；我们拥有如此久远的信史，对于这样一笔全世界唯中华独有的无比宝贵的财富，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抛开西人的阴谋标准而直下承当呢？
5.4现代世界是共济会科学教塑造出的虚拟世界
共济会科学教有组织有计划地把现代世界塑造为一个完全欺骗性的虚拟世界，从历史到世界观到人生观，从信仰到教育到社会生活，这张欺骗之网无所不在，如人之于空气、鱼之于水，在其中者，毫无所觉。故当务之急也是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从科学教塑造的虚拟世界里醒来。
5.5从共济会做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国教教会却以秘密社团的形式存在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文明乃是有史以来最为邪恶的文明
共济会现象是一个极特殊甚至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一般而言，国家教会与秘密社团是白黑正反的两极，两者是很难扯在一起的。古今中外，各种国教或有教会或无教会，除此之外，没有一个国教教会是以秘密社团的形式存在的；历史和现实中也有各种的秘密社团，但除此之外，都是在野的，未闻有以自身居于事实的统治地位的。只有共济会，将此相反的二者兼于一身：既是国教教会，又是秘密社团。共济会之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国教教会前已论之，其乃系秘密社团论之如下。一般而言，这类组织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保有和传播秘密知识；拒绝公布和查询会员的身份；拒绝外部对其组织情况进行了解；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盟约性或契约性的义务关系；为加强和巩固成员关系采用秘密的礼制和仪式。就这五个方面而言，共济会完全符合秘密社团的标准。
秘密社团之所以成为秘密的，不出三条原因：一为当局所不容；二所为太过邪恶不可见天日；三为逃避责任。共济会既然久已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国教，第一条原因显然不成立。那么，在已占据真正的统治地位以后数百年，它依然选择隐身，这原因就只能是后两条。从前面的论述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共济会所设立的统治目标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为狭隘自私的，是只为极少数人服务的；不仅非共济会员的普通大众被排除在统治目的之外，即使在这个已经是万里挑一的精英组织的内部，广大的中下层会员也只是被金字塔尖上的极少数上层所利用的工具。由于统治目标是如此的狭隘，所以必须实行阴谋和欺骗，不仅普通大众是欺骗对象，共济会内部的广大中下层会员也在欺骗之列；因此共济会不仅对外保守秘密；其内部各级之间以及横向之间都是严守秘密的。亦因此，不仅共济会显教全然是阴谋性学术，共济会密教对中下层开显的部分也是有某种程度的欺骗性和功利性的。
关于第三条：共济会在处理与实际社会生活的关系上，尽量让会员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另行成立具有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目标的组织团体；共济会的秘密社团性质让社会根本无法知晓和确定这些个人的共济会员身份。这样，在干预社会生活时，共济会就可以做到近乎完美的隐身。即无论这些共济会员个人另行成立的团体出现什么问题，不管是法律上还是舆论上，都是这些团体自己及其主办者个人的事情，全然与共济会无关。共济会通过这种方式，就使自己成为一种超然的社会机构：它可以有力的干预社会生活，却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俗语云背人无好事：一个负有教化大众、组织社会生活、居于不折不扣的统治地位的团体，却不敢立于光天化日之下，光明正大地运行；而是选择隐身于暗中尽力不为人知，从而畅行其阴谋与欺骗，为极少数人而损害众生；不为人知当然也就可以不负责任；其极端邪恶性从而可知（《锡安长老会纪要》可以表明此点）。由这样一个邪恶组织打造统治的文明，也就不得不为人类历史上最为邪恶黑暗危险的文明了。
6现代文明之前途
若一直沿着科学教纵欲文明的路走下去，定会导致人类和世界的毁灭。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文明涉及到的无非是三种大的关系，一种是人对自身的关系也就是精神信仰方面，一个是人对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家庭政治些方面，还有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也即是生态环境方面。我们说在这三个大的方面当中，现代科技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导致了生态环境危机；平等自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导致社会伦理危机，民主制败坏了政治导致了政治危机，男女平等败坏了家庭，导致了婚姻家庭危机；以唯物拜物为宗旨的科学教信仰破坏人自身的心灵和谐，导致了信仰危机。对欲望的放纵，引起了全方位的冲突，其结果只能是毁灭。
现在我们来具体地看。现代纵欲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高度发达的反生态现代技术，这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强烈冲突，导致自然环境危机，最终的结果是自然环境的失去平衡和坏死，完全不再适合人生存。有一个针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调查：就是请他们排名什么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这些人提出了三个东西：一是人口爆炸，二是战争，三是环境危机。这的确非常中肯，当前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已经是现代技术威胁到人类肉身存活的问题了，这三件事都直接与此相关。至于心灵的痛苦人际的不合谐政治的混乱等都已退居其次，因为显然所有的前提是人的肉身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若连肉身都没有了，一切都可免谈。三者中属于人与自然冲突的主要是一和三。我们要研究人口爆炸的成因。据人口学家研究地球上的人口爆炸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在新石器时代，那次是因为农业的发明。后两次都是我们工业文明时代的事情。第一次发生在欧美现代化的过程当中(19世纪)。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二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后两次的人口爆炸都发生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所以说人口爆炸和现代化有直接关系。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化就是人口爆炸的原因。现代化具体的就是农业现代化导致了人口爆炸。农业现代化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成倍增长。人口学中决定人口数量的唯一的重要因素就是粮食产量。如果粮食产量不增长，人口不可能增长。从整体来看，人口数量与最低限度的食物之间比例的大小是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在全球耕地面积基本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单产的成倍提高就成为人口成倍增长的一个直接原因。而这种单产的提高就是农业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农业区分于传统农业的特征多与石油有关。各种农业机械的使用、地下水灌溉、农药、化肥、地膜等都离不开石油，现代农业也可以叫石油农业。现代工业技术在农业上的运用就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成数倍增长。这就为地球上的人口成数倍的增长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要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石油在农业上的运用，那么粮食产量还会长期徘徊，就不会有人口爆炸。事实上也是农业时代的人口长期维持稳定，在农业发明带来的第一次人口爆炸后到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的人口没有再出现爆炸。而人口的迅速增长就是引发环境危机的两个重大因素之一。另一个更直接的因素当然还是现代技术。现代技术的应用和人口爆炸这两条就导致了环境危机：使用反生态现代技术的工业生产直接摧毁环境，由寄生于现代工业上的现代农业技术所催生的人口爆炸要求更多地工业生产从而更迅速更严重地摧毁环境。所以造成环境危机的最根本因素还是现代技术。
那么我们说了现代技术其实就是从欲望里面出来的，它是物欲人生的产物；西方近代的转型其实就是从禁欲转向纵欲，所以它的工业革命也是以这个为因产生出来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所提供之人类生活模式皆建立于以消耗非再生资源的反生态现代科技和无限增长（经济的无限增长也以物欲人生为因）为根本特征之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全然也是物欲人生的产物）之基础上，无论资本主义文明还是社会主义文明，皆以此种类型之经济活动为首要活动，所以如果一直沿着现代文明的路走下去，其结果必是生态坏死，由此导致人类毁灭——从心灵至肉体之全面毁灭，非仅此种生活方式之破灭也（工业文明与物欲人生、无限增长、殖民掠夺战争乃不可分离的数事，共产主义欲在保留前三点之前提下而消除第四点，绝无可能；故共产主义只能是空想乌托邦）！
许多人会说，现代技科之发展永远可以帮人类找到新的且更好用的能源以及其它资源，所以现在这种高品位（实为穷奢极欲）的生活将能够永远维持。这只能是现代人即科学教教徒关于技术的神话。首先我们要设立一条定律：太阳是地球这个系统的负熵的唯一来源，故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只有农业给世界带来和谐与秩序，所有的工业活动都给世界带来混乱与冲突。其次，假设核聚变技术在未来真能转入实用，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取之不竭的所谓清洁能源，但是首先建造核聚变电站需要大量的金属等一次性资源，其次当人类取得了如此廉价丰富的新能源后，工业生产的规模必然会继续加大；这更加速了本已就稀缺的一次性资源的消耗；这结果必将是地球表面成为垃圾场，内部被掏空，对已经处于危机状态的环境继续给以致命的打击，加速环境坏死的到来。再次，让我们接下来考虑一个实现可能性更加微小的假设，那就是今日许多自由能源研究所追求的不仅取得免费的无限能源，而且还能够获得凭空制造各种物质的能力，如网上流传的伊朗凯史反应堆之类，我们假设这个竟然能成为现实，那麽人类是不是就可以如这些自由能源信仰者所宣称的那样，从此国家间不再为资源而争斗，人人各取所需，共产主义般的美好日子就此实现年复一年直到永远？我们的回答是，这种数额巨大的非从太阳确切来说非从植物光合作用而来的能源和物质的引入一定会大大增加地球系统的混乱程度，故这种情况下，生态比如气候和物质循环系统的失衡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即使有了如上帝般凭空创造能量和物质的能力，工业文明的物欲人生在生态坏死的威胁下仍然难以为继。所以，现代技术不管如何发展，其结果总脱不开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宿命。
我们说，现代性、工业文明是西欧人的史无前例的发明。至于这种发明我们给它的评价，却是完全消极性的。我们说工业文明、现代性是西欧人的罪恶的发明，现代性、工业文明就是人类社会和地球上的毒瘤癌症。我们知道，癌细胞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无限制次数的分裂。正常细胞分裂到六十次它就不再分裂了，癌细胞不同，癌细胞一直分裂下去，一直不断地以几何级数增长。我们看到，工业文明也是无限制的增长，这是它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工业文明的信徒最坚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不希望增长停下来。当罗马俱乐部预言工业文明体系将要崩溃，将要停止增长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作者就写了一本相反的书叫《无限制的增长》。因为他是现代性的信徒，所以他一定要维护无限制的增长。所以工业文明就是以无限制的增长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为只有无限制的增长，人们的物质生活才会越来越好，这种奢侈的生活才能够不断地更加奢侈。信奉奢侈生活的人不愿意让它停下来，这样才能满足不断水涨船高的欲望的需求。欲望是不断增长的，有了碗里还看着锅里，有了计算机还要网络，有了网络还想上月球。这个欲望是不想停下来的，直到最后被迫停下来为止。怎么停下来？就像癌症会导致人个体的死亡一样，这个工业文明的毒瘤如果不医治好的话，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所谓的世界末日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一期的文化为什么没有导致世界末日？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兴起医治好了工业文明的毒瘤，重新的回到了农业文明的健康轨道上来。如何从工业文明转到农业文明？靠西欧行吗？靠美国行吗？必须得靠中国，靠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复兴。所以我们说，这种不断增长的工业文明是地球的毒瘤，如果不医治好的话，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毒瘤、癌症会崩溃人自身的新陈代谢系统，那么，工业文明的毒瘤会崩溃人类社会的自身调节系统，最重要的是它会崩溃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地球上的生态一定会被这个毒瘤所撑破的。不断增长的结果一定是人类的毁灭，这是稍有智慧的人都能看到的。科学、现代科技、工业文明与骨子里的非道德性战争杀戮掠夺的血腥原罪是不可分离的。不要认为它们能够分离，说科学、现代技术是把双刃剑，我们有道德就能用得好，西欧人美国人没有道德就用不好，不是这么回事。这种不断增长的工业文明在谁那里都不会有善果。当被迫进入这条游戏规则下的游戏，必须得不断增长，必须得这样做。一停下来就会处于劣势，国内的民众就会不满，国内就会动荡，在国际竞争当中就会失败。所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一定是跟不断的增长联系在一块儿的，是切不开的。这种不断的增长就需要大量占有海外生态。中国现在要不靠世界其它地方，如果不从俄罗斯、伊朗和非洲进口大量资源，他能现代化吗？能够维持这个不断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吗？现在支持我们工业的有一半多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资源，以后还会更多。我们会消耗地球上越来越多的资源。当资源十分紧缺的时候就会有战争。资源的紧缺已经是有目共睹，所以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说，工业文明的前途，假如它不被中国文化、由中国引领的新模式所转变而继续它现有的不断增长的模式的话，它的前途一定是生态环境的崩溃或者是战争自毁，一个是天灭人类，一个是人类的自毁。人类对天那么不恭敬、那么残忍，天就会来报复人类。这个是一定的。这就是工业文明按照现有轨道发展的前途。我们说，人类是有幸的，因为地球上有一个叫中国的国家的存在，并且它已经崛起了。所以这一期的人类还不至于到世界末日。
在人类社会方面，自由平等民主摧毁了传统的礼制秩序，导致人类各种单位层次的冲突。这些美妙的名词，其实都是阴谋的产物。说的很好听，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把平等解释为等持的话那当然很好啦，那就是一个有等级秩序的见性的状态了，但平等恰是要摧毁等级秩序；我们把自由解释为“率性之谓道”那也很好啊，可是自由却率的是欲；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更好，但实际却是金钱做主。所以这些词具有极大的迷惑性，我们一定要看清它的本质。自由平等民主的泛滥结果就是人间的争斗：从竞争到斗争到战争。所以，自由市场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内部效果就是国内的混乱和冲突。事实上，当今世界上实行所谓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的国家，除了少数欧美富国及其几个有利用价值的小附庸外，无一不陷入混乱动荡和贫穷的万劫不复境地，这并非这种理论所宣称的种族文化差异所致，而是自由经济民主制度的原本作用就是分化瓦解社会阶层，制造社会内部阶级民族群体间的对立与冲突；使社会无法凝聚成统一的力量，从根本上避免强力政府的出现，从而保证跨国私人垄断资本对社会的控制。而少数富国之所以未陷入动乱，是其优越的经济条件维持的结果；而这种优越的经济条件是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配地位所决定的，与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毫不相干。如果美国不再居于世界分配体系的顶端，那麽在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它国内的动荡与混乱将远远超过非洲。事实表明，美国的代议民主制度已经陷入危机。在苏东巨变冷战结束后不久兴奋地喊出历史终结论的法兰西斯福山时隔二十年之后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历史并未终结，但美国民主已败。福山认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目前都出了问题。第一，司法和立法部门(也包括两大政党所发挥的作用)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而受损的是行政部门。美国人一贯信不过政府，由此就催生了立法部门解决行政问题的局面。久而久之，这种处理行政需求的方式变得成本极高、且效率低下。第二，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增加，这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生物学家们所称的亲缘选择和互利主义是人类社交的两种自然模式。当与个人无关的当代政府失效时，人们就会回归到上述关系中。第三，由于联邦政府管理结构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两极分化，美国的制衡制度——其设计初衷是防止出现过于强大的行政部门——也就变成了否决制。往好了讲，决策机制变得过于松懈——也就是说太过民主了，有太多的行为方由此得以阻止政府去调整公共政策。我们当前需要更强大的机制，以力促实现集体决策。但由于政府的司法化以及利益集团影响力过大，在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我们不太可能建成此类机制。由此说来，这三个结构性特征已呈盘根错节之势，直接引发了代议制度危机。2013年11月，美国政府因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不能达成一致而关门歇业就是这种危机的直接表现和有力证据（参见法兰西斯福山《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美国利益》双月刊2014年1-2月号）。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已陷入危机，从二零零八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的经济低迷，至今不见有走出的迹象；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这场百年不遇的危机后果极其深远，它注定将导致西方文明失去其世界霸权和中华文明的复兴。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造成的外部结果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诺贝尔奖获得者们把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毁灭因素都考虑进去了，说的都不错，这三个因素人口爆炸、环境危机是由现代科技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私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是环境危机的制度原因），战争则是平等自由和市场民主制度的结果。因为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必须以拥有世界霸权占有海外生态为前提。所以自由民主与殖民掠夺以及争霸战争必是如影随形难解难分。事实证明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所谓的文明国家之间，它们都是实行自由平等的信仰、实行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国家。战争的目的正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在人口爆炸地球资源已近枯竭的今天，各民族国家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已是前所未有的激烈，世界各国之间正上演着古来所无的全方位战争：金融战争、文化战争、粮食战争、医药战争、网络战争等等。如果这些仍不能达到目的，那就只能进入实体战争，并且绝对不能排除核战争的危险，而核大国之间的核战争足以将地上一切生灵全数灭尽。此外，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还是生态危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原因；自由经济表面是人人发财致富，实质是垄断世袭家族对大众的残酷剥削；民主democrocy更确切地应译为大众统治，表面是大众统治，内里是资本统治；庸众群氓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质量不能下降，垄断家族只关心要赚更多的钱，无论谁都不会考虑生态问题的一位前巴西农业部长曾感慨今天人类的行为真让人觉得他们好像是地球上的最后一代人，美国至今仍拒绝在京都条约上签字就是有力的证明。纵欲文明的各项因素都在相互配合着把人类引向毁灭。所以如果不能尽快转变今日人类文明的走向，继续在科学教的老路上飞奔，那么人类的前途真是晦暗至极。
至于人类自身心灵的冲突，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所表现的，就是信仰危机。后现代主义其实就是一个危机的主义和危机的产物。后现代文化其实就是人心灵冲突和信仰虚无年代的文化。其中的最强音就是尼采“上帝死了” 的口号。上帝死了以后人的心灵彻底丧失了上达的道路，只能是更加依着欲望的流行，这个极端化的纯任欲望流行的人生就是后现代主义所表现的后现代人生。正是从纵欲这个根本点上，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仍是科学教的一个部分。它并未超出科学教之外。它表面上似乎是在连科学也都反了，后现代主义表面上彻底的反对西方的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它全反，但它没有超出科学教的范围，它还远远没有跳出科学这个如来佛的掌心。它只是科学教内部的自我否定。我们说我们站在佛教、站在中华文明的角度去否定这个科学教、否定西方文明，那我们是从科学教跳出来了。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明的否定包括它对科学和现代文明的否定都还只是科学教内部的自我批判，它还没有跳出来。后现代主义所表现的人类生存状况是物欲人生之路的真实归宿，即全方位的冲突和危机；共产主义则是物欲人生的空想乌托邦，在物欲人生和工业文明的框架里，全面和谐不可能持续甚至出现。
这样全方位的冲突：心灵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其结果将是心灵的坏死、人类肉身和环境的双双毁灭同归于尽；这真的就是世界末日。而拯救人类免于世界末日，就是中华文明无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了。
7中华文明是永久和谐之路
中华见性的人生和文明其表现和结果就是全面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身心灵和谐。
万年以上的农耕史表明中华文明能够保持人与自然的长期和谐。我们说，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出现现代技术，而是因为中华圣教中华文明不支持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中国从唐末就在冶铁方面大量用煤了，至迟到明代也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蒸汽机的机器。罗伯特坦普尔《中国的天才》一书甚至记载：蒸汽机的核心技术中国领先世界一千二百年，石油天然气燃料领先两千三百年。所以在中国，现代技术早已经出现。但是中华文明出于渊深广大的智慧和万物一体的悲悯，自觉的封存了这些技术，没有令其推广开来。所以中华文明自己绝不会主动发明工业文明这样的愚痴罪恶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果不是被西方所迫，中国和中国主导的天下会一直自觉地生活在使用生态技术的农业文明里，也就根本不会有今日这样严重毁灭性的生态危机。
中华文明和中华圣教不支持工业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
首先，从自然观来看，中华是天人合一，西人是戮天役物。残害天地，役使万物。培根有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他这个力量就是用来改造天地来役使自然界的万物，强行的让自然界来为人类服务的；不管天地会不会生病、生态会不会坏死。他认为天地就是用来被人类榨取的工具。因为有这种戮天役物的知识观，西欧才发明了以现代技术和无限增长为特征的工业文明。中华的自然观是天人合一。所以当初中国开始建铁路开矿就遭到了士大夫、乃至全体民众的反对。在我们的课本上就说这是落后的封建意识，其实这是中国人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必然反映。我们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活的生命，不能任意去在它身上动刀。采油开矿，把地球挖得百孔千疮，这在西方的自然观里是顺理成章的，他们是接受这个。这在我们中国人，必认为这是丧心病狂，这是中国的世界观不能够接受的。一个地方的矿藏都是这个地方天地灵秀之气所结成，金矿、银矿、铜矿、石油、煤，那都是天地的灵气。把它采了，这个地方的灵气就没了。去那些开过矿的地方看看，那些被挖被炸过的山多么惨不忍睹，自然的美景全都破坏了，那些地方哪还有灵秀之气！又比如，石油藏在地下是有它的作用的，它不是可以被我们拿来任意烧的；所以中国几千年前就发现了石油天然气，但是一直自觉地不去开采利用。这种戮天役物的自然观是有问题的，我们中国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有智慧的，不要把它嘲笑为封建迷信。比如堪舆风水之学就被嘲笑为迷信。其实风水学说是有道理的，堪舆学应是我中华学术大雅之堂中的一门。他研究的是天地之气乃至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住宅之气的运行模式。比如从风水学说的角度，在江河上修水坝，就有问题。江河是大地的血脉，主流通。如果把它从中间截断了，难道不会产生瘀滞？首先，我们说，生态方面很多物种将要因此灭绝，这个就是阻隔不通造成的明显后果。那么，由于蝴蝶效应所带来的那种肉眼凡胎所难以见到的后果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这种合理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下对待自然的方式是值得赞叹的，值得肯定的。西方人的这种，已经让我们到达毁灭的边缘了，我们应该给它以严厉的批判。所以复兴中华文明，让人类重新恢复对自然的敬畏，就一定会治愈西方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
其次，从中华的社会观来看，比如说重农抑商，也不会导致无限制增长的工业文明的出现。中华文明即使是不得已采用了反生态技术，也会自觉地把它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规模之内。农业还会是主体，它只能是农业的一个不得已的补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会产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无限制增长的工业文明。因为在我们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这种重农抑商的社会观、价值观的观点下，必定会认为无限制的反生态技术是奇技淫巧，必会认为无限制增长的工业生产方式是一种丧心病狂。即使有这种技术出现，精英群体和的广大民众都不可能广泛使用它，把它落实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
再次，现代化的迅速传遍全球与西方文明天生的外倾性直接相关，也就是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发动的对世界其它地方的奴役逼迫出这些地方的现代化。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西方的武力和奴役逼迫出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跟工业文明联系在一块的第二个特征，即被奴役和战争所逼迫出的现代化。中华文明从来都是返照内求，立足于在自身的范围里解决问题，从不靠将祸源倾泄于外来消弭危机，也从不将自己的发展建立于掠夺和奴役世界的基础上。所以若在中国主导下，更不会导致像现在这样的全球各国被迫实行的现代化竞赛。
所以只有在中华文明里才有真正系统精深行之有效的生态思想和原理，相比之下，西方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生态思想，多是在生态危机的现实催迫下依照头疼医头的西式思维开出的局部性对治药方，缺乏从整个文明出发来综合考虑的整体视野多数派别都不想放弃工业文明，甚至不想放弃不断增长，想通过对技术的改良或生产关系的调整或增长得慢一些来治愈生态危机。和渊源深厚的传统作为支持，西方传统中不存在生态意识，希伯来希腊以及基督教思想都持人与自然割裂相争之观点，这正是科学教戮天役物自然观之渊源。其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解决问题时又带来更多的问题，从而可知。
由此就有了中国和西欧的两种发展模式。相对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一位日本学者把中国模式叫做勤劳革命。工业革命的特征是放弃生态技术和农业文明，转向反生态技术的工业文明；资源密集，大量消耗各种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勤劳革命的特征在于坚持使用生态技术的农业文明不变；节省资源而劳动密集，大量使用人力，注重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所以，整个西欧模式都是以外倾为前提的。如果不是广泛占有海外生态，没有大量廉价的出于掠夺而来的资源，这种资源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是没有办法出现和维持的。这种资源密集型模式一定是导致人类自毁的邪途。首先，它不能长久；第二，它不能推广。也就是说，只让英国一个国家或西欧这一片地方长期采取这样一种资源密集型的生产，也会把全球的资源耗尽的，只不过是时间更长一点。所以说它不能长久。第二，它也不能推广。这种方式一定是靠殖民地的存在，靠世界的普遍不平等为前提。它一定只是高居于世界级差顶级的国家才能安享的生产方式。如果全球普遍采用了，那么人类也就到了要突破生态圈的承受能力的时刻了，那也就是人类的自毁。所以，中国的勤劳模式才是人类的正道，才是可持续性的可以推广的发展道路。
如果说其它古老文明比如印度也能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的话，那麽能实现人类各级单位从天下到家庭的普遍和谐，就是中华文明不共的特长了。梁漱溟先生说，在个体、家族、集团、天下四级单位中，中西所取的重点两两不同：中国人注重二和四，而西方人重在一和三。这就体现了在中国圣贤安排的见性的生活当中，个体泯在了家族的一体性里面；国家泯在了天下的一体性里面。所以中国的见性文化，它的重要特征是在各个方面的一体性。个体消融在家族的一体性里面，这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我们承认，中国文化确实是一种“吃人”的文化，但是他吃的不是人的幸福、幸福的人，他吃的是这种强烈的有对有我有内外有自他的失去了一体性的割裂痛苦的小人。所以中国文化吃的是痛苦的小人，最后得到的是幸福的大人。《易经》乾卦九五爻的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地且弗违，况鬼神乎？况人乎？”大人就是这样崇高、伟大的境界。那么，从天下这一级来说，我们中国人是把自己的国家泯在天下的一体性里边了，在近代以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西式的民族国家概念。中国文化中，国家观念很淡薄，动辄即言天下。我们对比一下这个民族国家跟天下的概念。所谓民族国家，它强调的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政治单位。而天下概念，则没有明确的边界。在大天下概念里没有边界，小天下它的边界也是模糊的。中华文化和政治力所及的地方，就是小天下的重点，但绝对不是它的边界，它的边界还是包括整个的全球。所以天下，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无外。而民族国家的精髓就是有外，有外国跟它对立，有外族跟它对立。而我们这个天下，只有远近和亲疏的差别，作为我们敌人与我们对立永远不能化进来的外族和外国是没有的。因此，中国人的个体生活在和谐的家族里，各国则生活在中华文明所覆盖的和谐天下里。朝贡体系所安排的国家间关系是天下一家亲，是相互仁爱相互礼敬的。朝贡讲厚往薄来，对来朝者天朝回报以丰厚的财物和先进的文明。在中华主导的天下当中，国家之间是和谐的，我们对待其它国家是“柔远人”“修文德以来之”“ 既来之则安之”。对那些边远的藩国远方的异族，我们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去殖民去掠夺杀戮他们，我们是修文德以来之，让他自己主动走向我们来跟我们学习，我们则用先进的文明来教化他们，让他们去进入更加合理更加幸福的生活。有闻来学未闻往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是能做到天下安宁的与他国相处之道。在中华文明的天下范围里没有发生过西方文明那样毁灭性的世界大战。
在四级单位中，西方人重一级和三级，也即是在西方人的欲望割裂状态下，无视家族的一体性，凸显的是个体之间的差别对立性；无视天下的一体性，凸显国族、社团和宗教之间的差别对立性。凸显第一级的结果是个人主义，凸显第三级的结果就是选民思想。选民思想就是就是西方人重于第三级的突出表现。把自己的集团，比如说把自己的宗教、自己的国族，跟其它的自己之外的那些集团割裂开来，然后将自己的集团突出出来，成为唯一优越的，这就是选民思想的能事。所以说选民思想就是在这个集团的第三级当中制造对立的主要思想根源。所以我们对选民思想的发现很重要，这个是我们认识西方文化的重要核心词语。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文化，好多以前在我们自己天生的天下观念里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也就是说选民思想它突出自己的集团，认为自己的集团是唯一受到上帝所拣选和眷顾因而是唯一优越的。在这种认为自己是唯一优越的见地下，他们就能干出我们崇尚一体性的中华民族绝想象不到的事情。一部罪恶血腥的近现代历史，全都能够从选民思想去看待、去解释。因为有这种选民思想，所以各选民教团之间一定会势不两立，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也正是历史上耶回犹太三大选民宗教之间的实际态势。他们确实在进行着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殊死斗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基于选民思想而写出的一部著作，“文明冲突”的这个命题就是基于选民思想而有的必然结论。一言以蔽之，世界之所以多事多苦，扰攘不息斗争不止，皆由不见性之故。那么相反，世界的未来、世界的和平幸福，一定是建立在见性的基础之上。
儒释道三教可以安妥人的身心。在三教完美的互补结构中充分满足身心各个方面和层次的需求，使人的心灵保持和谐。心灵和谐的深解是定慧和阴阳的平衡。在中华文明中受到三教的教化，顺着本性去生活，这个本性的开发越来越明显，定慧和阴阳也就越来越平衡，这是一种均势对立面的等持状态，其表现正是心灵和谐。
充满欲望的心灵它一定是各式各样的冲突占主导的状态，在这个和谐定慧阴阳的状态里面没有欲望，或者说欲望很少；所以寡欲不是克制来的而是源于见性由本性的圆满所造成的。因为性越来越圆满它的缺陷就越来越小所以人的欲望就越来越淡，越来越少，这正是玄奘法师指出的中国人的人性，所谓“仁义昭明、风俗机慧”；这种既仁且智的人性，就是见性文明教化的结果。中国人恬淡于欲望这个结论必然是不错的。虽已不甚适合今天现代的中国人，但是即使今天现代的中国人也保留着传统中国人的气味，他的欲望还是要比其它地方的人少一点，本性的显发还是要比其它文明中的人多一点。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文明的根本没有动摇，前途是乐观的。
纵欲文明的路就是迅速奔向死亡的路，即诸玄识先生所说的“死亡本能”。近现代西方文明就是迅速自毁的道路。禁欲文明也不见性。禁欲养成的个人人生以及整个个文明状态都是一种比较呆板的状态，所以应变的能力很差，故那些禁欲的文明易毁于外力。比如说印度文明就毁于屡次入侵的外来武力，欧洲中古的耶教文明也可以认为是毁于犹太势力这个外来的异己因素（欧洲近世资本主义文明并非日耳曼人自生的而是欧洲犹太人创造的，是因向各国放债而掌握了各国税收的犹太跨国金融势力创造了以金融信贷为其本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发动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犹太人因此反客为主，即事实上，资本主义文明时代西方的实际权利多分已落入犹太人之手。这略似于东晋时的五胡乱华，这些胡人本已在内地与汉人混居，后来却反客为主成为北方的统治者。五胡乱华后中华文明很快有恢复了自己的文明自性。当耶教文明被科学教取代后，却不见有恢复的希望；这正是见性文明与禁欲文明二者遇到外力摧破的不同结果；禁欲的副作用就是生命活力的萎缩、死气沉沉，所以禁欲也不是一条中正的路。见性文明的抗打击力是最强的。因为见性文明是从具足一切的本性里发出灵活的应对措施，故有这种极强的应变能力。
《中庸》有一段话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故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斋）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聪明睿知是德之总相， 宽裕温柔是容纳一切的一体性的仁德，发强刚毅是有所执持有所拒绝的义德，齐（斋）庄中正是恭俭庄敬行合正轨的礼德，文理密察是抉择是非精察条理的智德。宽裕温柔与发强刚毅一柔一刚一阴一阳，从这里可以看出仁德和义德是对待性的两种德目；但是全都具足于本性之中。溥博渊泉就是描述这个含藏众德的本性之广大渊深。以时出之就是上面那些德性随时合宜的表现出来。这个时字特别重要，“君子而时中”、“圣之时者也”，圣的最高境界就是这种时中、以时出之的境界，也就是说该出什么德时就出什么德，这就是大德敦化的境界。小德川流，就是说总是只能出一种德，不能够以时出众德。见性状态，因为具足了众德，而且众德运用纯熟，所以能做到因应时变，以时出之。见性文明也是如此，故具有非常灵活的因应时变的能力。超越欲望直接依照本性而生活的人生和文明是最好的。
中华文明的特征就在于和，是人与自身和，人与人的和，人与自然和。和就是一切对立面各安本位所导致的平衡状态，因为是从这种阴平阳秘的状态开出的，所以中华文明有超强的抗打击力和自我复原力。它在佳境的时候不会自毁，在逆境的时候也能够挨过，这就是源于全面彻底的内外一体的平衡与和谐。相反，欲望本身生生灭灭，所以欲望中开出的文明与文化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和谐平衡能容纳转化一切乱因祸源，将反面因素吸纳化解于平衡的结构之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向着球心以球心为中心的全方位立体动态平衡。在本性的等持中具足一切，见性的中华文明也是如此。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性质的内外扰乱因素，都可以从这个具足一切的本性和文明里面找到它的对治，起初是有所偏离，最终总能回到球心。所以一定是先反后合，而不会由于反而万劫不复。历史上中国已曾经历过多次夷化，最终总能用夏变夷，恢复华夏的主导地位；这次夷化程度之深之广，确为几千年来所未有，但是中华已重兴，必将恢复其文明自性。所以中华文明的和谐是能容纳乱争、不惧乱争的和谐。从自性所开出、能够灵活因应时变、因而具有超强抗打击力、稳定性和生命力的中华文明就是常葆青春的文明，中华文明之路就是永久和谐之路。
8真伪普世价值之辩
根据上文对夷夏文明的楷定和对于近现代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论述。我们已有充足理由得出结论，中华文明是全地上唯一的夏型文明，近现代西方文明则是以夷充夏的文明实乃基于欲望而开出的不合正理的自私不道德的权宜性的，只宜自居于地方性边缘性，却僭越为天下性中心性的文明。由此就有真伪两种普世价值：夏型文明为真普世价值，以夷充夏的文明为伪普世价值。两者除了依据对夷夏文明的楷定去判别外，还可以从其落实的效果上去区分：真，初后皆自利利他；假，初自利损他，后自他俱损。按这其实给出了夷夏定义中之恒久性与权宜性的成因：盖前者目光短浅，基于自私故一味求利己不顾损他，终至于自他俱损而毁灭也。后者则智慧深远，基于一体性立场而恒致力于自利利他，自他初后俱利故可大可久也。总之，鼠目寸光，心胸狭隘，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却带来了更多的新问题，解决问题的速度大大不及生产问题的速度；就是权宜性文明的特色了。
中华文明在世界上传播落实的结果确是初后皆自利利他，不管是中华的科技物质文明、政治伦理文明还是学术文化，其所及之处，皆是首先利益了接受中华文明的番邦，同时也利益了中华自身；故是普遍增进了世界的和谐与幸福。西方科学教文明的所及之处，也确是起初自利损他，终至于自他俱损。在殖民时代，西方文明所及之处的美洲非洲澳洲亚洲，种族被灭绝，国家被奴役，资源人口被掠夺，真是惨绝人寰，不忍卒述；西方自身却因此而自由民主，富强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着实令浅识者欣羡不已；其自利损他，何其明目张胆！（诸玄识先生亦曰：西方任何理想（自耶教至今日文明）一经落实，无不损人利己（按：起初），且总体相反(按即终至于自他具损而理想破灭也。因其理想一开始就非普遍大公的理想，相反是基于选民思想利己损他的理想；起初损人利己，终至于自他具损而走向理想之反面也)。独立宣言如何贯彻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呢？是以灭土著拓西部为实现条件！）二战后殖民体系不复能维系，相对于殖民时代赤裸裸的血腥，美国主导的世界似乎变得文明一些，但也就增添了一抹伪善的色彩。美国在世界上大力推广自由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但经济上新自由主义政治上民主制度推广的结果，真正仍然是明目张胆的损人利己：搞乱了推行这些伪普世价值的地方（苏联东欧拉美亚洲等许多国家都是直接受害者），增加了美国的软硬实力，巩固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因此美国人并不隐晦自己在实行双重标准，就完全顺理成章了：自由民主绝非要平等利益世界的，美式普世价值本来就是用来损人利己的。至于西方科学教文明——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自由平等和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唯物拜物的科学教信仰这些伪普世价值普及于世界的长远结果已经导致了全球性的极其严峻的生态危机、人类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人类和地球都将因此而毁灭；故终是自他具损，夫复何疑？故从这两者推行落实的结果也就对比鲜明的显示了中华文明为真普世价值，真堪为世界所遵行；西方文明乃伪普世价值，终将为世界包括西方自己所摈弃。
附识1：西方文明之以夷充夏与共济会学术的阴谋性。可以认为，前者为后者的根本原因；即共济会学术之所以以阴谋性为其基本特征之一，正是主要出于要将一个彻头彻尾的夷型文明假扮为夏型文明的需要。阴谋中的荤荤大者厥为西方中心论，这正是将夷扮夏之要举；即将一个一直处于世界文明边缘的生生灭灭如断线之珠的西方通过伪造的西方中心论乔装改扮为一个一直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并有一以贯之的历史传承的西方。如此就将一个地方性边缘性权宜性的夷型文明改扮为天下性中心性恒久性的夏型文明了。故印欧族创造世界历史、希腊罗马文明为日耳曼文明的直系祖先、西方在科技政治经济学术上一直领先优越于东方等等就都是出于把西方蛮夷改扮为天朝上国的需要而编造的伪史。科学教学术的核心宗旨是将欲望论证为人的本性从而论证欲望就是天理自私就是道德，这样就将实为建立于欲望之上的不合正理的自私因而是不道德的野蛮的西方堂而皇之地改扮为了建立于本性之上合于正理和道德的文明的西方。科学教信仰体系中的以物理学天文学为首的自然科学、达尔文人学、以及建立于达尔文人学基础之上的全部社会科学，可以说正是为了达到以上的目的而建立的理论体系，故不得不说整个科学教信仰体系都是出于将夷扮夏的根本需要而编造的阴谋性学术。
附识2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乃是夷夏颠倒的说辞。将中华的贬称为传统的，即地方的落后的过时的甚至是应该消亡的，将西方的褒扬为现代的，即普世的先进的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因而是各民族有义务主动学习的。从上可知，这全是科学教以夷充夏贬夏为夷的阴谋。故吾人应加以正名：取消传统的与现代的这些不正之名，而使用中国中华儒教佛教与西方泰西耶教科学教之正名。那种认为中国文化阻碍历史进步，中华长期停滞不前，长期落后于西方；因而中国的出路就是抛弃阻碍进步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全面引入学习西方文化和文明，就全是中了科学教伪造的西方中心论之毒的结果。
附识3：伪普世价值的传播的可喻为传销，真普世价值的推广则相当于货真价实的商业。传销其实就是上线坑下线一级坑一级的骗人把戏，处于传销金字塔最顶端的把戏发明者如果骗不到下线，那麽这个把戏根本无法进行下去，他自己就成了这个把戏的受害者。相反，被卷入这个把戏的人越多，他就越得利，而且把戏的规则就保障了他始终都是得利最多的人，因为正是他自己设计了这套规则。在这个把戏中，那些被说的神乎其神因而卖的极贵的传销商品其实只是坑骗下线的道具，根本没什么价值，但只要能找到足够多的下线，把它倒出去，就不会赔本；而处于最末级的人总是最倒霉的，因为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堆无用的东西，又倒不出去了。伪普世价值亦然，工业革命自由民主这些伪普世价值所要求的一定是外倾的向外平衡模式，根本无法自足向内平衡。如果英国没有几百倍其本土的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工业革命和自由民主早已将英国变为垃圾坑和动乱的废墟。但是当英国把全球都卷到了这个里边的时候，其本土就成为最繁荣和令人羡慕的地方，英国成了日不落帝国。法国学英国，搞大革命，但它却不象英国那样有殖民地，因此在大革命后持续动乱了八九十年，直到它也获得了一些海外殖民地如越南和非洲一些地方才好起来。现代化的把戏正如传销一样，总是处于顶端作为游戏规则的设计者的国家（全球霸主）最为得利，这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处于中间的一些国家（发达国家）也得利但较最顶端为少，最下层也就是最晚参与进来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就是最受坑害的。他们自己的精华被高端吸走，却成为毒素和垃圾的倾泻场，因此贫穷动乱就是这些国家的常态了。传销自有一套利用人性弱点的骗人手段和拜物教仪式；相应地，现代化游戏中据于顶端的国家为了传播这些损人利己的伪普世价值，则有一整套西方中心论阴谋学术的洗脑利器和对弱国精心策划大音希声的文化战争。
货真价实的商业与传销有两点不同：一所买卖者为的价格公平的有真实使用价值的东西。二不是卖主坑买主，而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真实的普世价值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这套生活是可以自足的，不必倚赖于对外的掠夺剥削与欺诈，它所到之处，就增加了世界的普遍和谐与幸福，对于这套价值的输出者和接受者都是有利益的，正所谓自利利他。由于根本不存在象伪普世价值游戏规则下的占先者得利落后者遭殃的问题，所以也就不存在现代世界这种你追我赶疲于奔命的现代化竞赛，中华文明主导的世界是多么安宁祥和从容不迫。相对于西方文明积极传教式的甚至是依靠武力强加于人的圣经加炮舰的传播方式，以及精心策划的阴谋性文化战争和侵略，中华文明则依据礼有闻来学未闻往教的原则，总是等别人诚心来学再教给人家，从不试图强加于人，总是光明正大，从不搞阴谋诡计。因为这是自利利他的真价值，根本不需要欺骗与阴谋。
今日世界的危机及危险的前途正是科学教文明以夷充夏、贬夏为夷、夷夏颠倒之结果。是将西方文明这个伪普世价值冒充为真普世价值，把中华文明这个真普世价值贬为过时落后边缘的传统性地方性价值的结果。世界之未来必在夷夏之复其本位，即西方文明重回其本来的边缘性地方性状态，恢复中华文明的作为天下性文明的中心地位。
9结论
到今天，这些问题应该很清楚了：现代文明绝非历史发展的正常方向，它只是中华平天下过程中的一个意外而危险的岐出，现代世界所面临的全面的严峻危机正是现代文明全方位背离了中华文明正轨之所致。人类的未来前途在于尽快将世界和人类导回原来的正轨；以曲成的方式分别步骤地来治愈现代文明对中华因素歪曲所造成的痼疾，使之重回中华文明原本的健康合理的境界。
欲以中华文明对治现代世界之深重危机，欲于未来世界实现中华文明之大同和谐天下，今日之中国责无旁贷。故复兴中华文明，就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仅对中国有价值，它更是世界性的大事，具有全球意义。
附识马一浮先生曰：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唯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多数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的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圣德大业。又曰：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长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之最后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续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诸生勉之。慎勿安于卑陋，而以经济落后为耻，以能增高国际地位遂以为可衿。须知今日所名为头等国者，在文化上实是疑问，须是进于六艺之教始为有道之邦也。不独望吾国人兴起，亦望全人类兴起，相与坐进此道。勉之勉之。（《马一浮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23至24页）按：马先生此言发于抗战初期避难讲学泰和之时。大哉马先生，以无匹之大智大勇于中华衰乱已极之世而能发此孤明灼见也。吾人今日于先生之言当更能信得及矣。
——摘编自孟晓路《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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