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字和语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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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字和语言的重要性

From 孟晓路十念生 2019-04-14

中华传统文字和语言的重要性

孟晓路

第一、二两次上课录音整理

3.6万字，阅读需时30至60分钟

一、语言文字的重要性

这个课叫汉唐哲学。我先讲一下汉唐之三教，先把这个问题讲清楚需要一些时间，首先第一点正名的重要性，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我们可以把中学复兴的全部过程概括为正名。语言文字是一个文明的核心密码。那么这个名称的属性就是在语言这里面属于语言和文字的最基本单位。

在印度的唯识学说里，五位百法其中有一种百法叫做不相应行法，这里面就有对语言文字的单位的规定。名身句身文身，名身就是语言的最小单位最基本的单位，名就是我们白话文中所说的词，我们文言中所说的字，这是字和词。正名的工作太艰巨，我说着说着每个词可能都需要去解释，都需要重新的去澄清它本来的意思。字和词在我们现在的用法里也已经极大地模糊了，今天我们对汉语的基本认识，汉语的基本单位，是词而不是字。但是我说了，在我们的文言里面没有词这个概念，文言里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字而不是词，这涉及到了现代汉语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这样一个问题，现代汉语的语法受到了很大程度的西方语言的影响，我们用西方语言的这种语法来去认识我们的汉语，所以我们就把字和词区分开了，认为现代汉语的基本单位或者说也包括对文言的认识，在我们今天的这种错误认识当中，对中文的认识，它的基本单位是词而不是字，所以在今天的现代汉语教学当中，在孔子学院里面这种对外汉语教学当中汉语的基本教学单位不是字而是词，在教学中上来是不教字的，也不教写，他们教汉语的单位是词，就是听说，以词为单位的听说。北大的徐==通==铿教授，他就提出字本位，就是说不管是现代汉语还是文言，我们中文的基本单位不是词而是字。这是振聋发聩的，总之对我当时有很大的震动。在文言里面这个结论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文言的单音很多，在现代汉语里面双音的词占了主要地位，但是我们分析这些双音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叫做词呢还是叫做词组呢，我们用西方的语法去认识的时候这都是问题。那么按照徐教授的观点，这些双音的所谓的词，比如说汽车、茶杯之类的，我们都应该把它们叫做词组而不是词，所以最基本的单位是字，现在汉语的最基本单位也还是字而不是词。

正名的工作极其艰巨，每一个名的理解可能都出了问题，所以现代汉语名不正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性的问题，而不是单个的、个别性的问题，所以这个工作极其的艰巨。有的人可能就想了，这个工作太难了，工作量太大，干脆就算了吧，我们就放弃吧。很多人或者说多数人都会这样想，像我了这样想的，不因为工作的艰巨和困难而放弃的人很少。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只问当为不当为，不问能不能成功。不管困难不困难，我们都要去做正名的工作。效率大小，成不成功，概非所计。

二、梵文与汉语和西文基本单位的差别和对比

回过头来说语言的基本单位名，名句文，名就相当于字，在汉语相当于字，在梵文中基本单位现代汉语译为词根，古代汉语中也称之为字，所以在梵文里面基本单位也是字，在今天的梵文研究里被翻译为词根。词根这个词又是一个需要正名的概念，这样就把梵文和西文混为一谈，西方的人发现了梵文是在十八世纪，英国人统治了印度以后，他们顺便的或者必须得研究印度的语言，一研究发现这个梵文真是太好了，就有了一门西方人的梵学，对梵文的研究。琼斯教授，一个东方学家，西方梵文研究的开创者，对梵文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梵文它的优美程度可与古希腊文相比，它的严密程度不亚于拉丁文，是任何现代的西方语言法语、英语不能相比的。这种评价听着还挺高的，其实都是对梵文的诬蔑，什么跟希腊文和拉丁文不相上下啊，把梵文跟这些相提并论实在是对梵文的诬蔑。拉丁文希腊文都是一些垃圾性的语言。就更别说现代西文了，像我们学的这些英语法文啊就更别提了。所以说在他们对梵文的引进当中，发现了好东西就要据为己有，梵文好啊，那就把它拿过来，跟它认亲，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印欧语系。梵文就成为了拉丁文、希腊文和现代西文构成的语言大家庭中的一员，是印欧语系当中的主要语种之一，那既然成立了一个语系了，成为亲戚了，那么这些语言会被认为是很相近的，有很多的对应。在语法结构上，在词的同源上，都有很多的可指之处。比如说同源词，就是对同一个事物用相近的音去表达。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在梵文的语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单位，就是中文文言文里所说的字，现在西文把它翻译为词根。也就是说他们在梵文的对照下发现了西方语言在词之下还有更加小的单位，这个是接触梵文以后才有的。

三、汉语与梵文和西文的语法的比较

在我们上博士的时候，学x英语的时候，发了一个英文的词根表，梵文有词根，我们也要有，所以要在希腊文和拉丁文里面找到了词根，在英文里面也要找到词根。其实词根这个概念显然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为什么呢？我们说，就像汉语是字本位一样，梵文也是字本位，那么翻译成他们的说法就是词根本位，既然是词根本位，那么为什么词根这个词要附属于词这个概念。那你说字本位，那么这是一个DULI成立的概念，那词根这个概念它是依赖于词的，没有词也就不会有词根。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词根在英文、西文和梵文中它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说西文是词根本位，因为西文在发现梵文之前没有词根的影子，没有词根这个认识。它的语法全是以词为基本单位的，词根是可有可无的，词根是发现梵文后人有我也有的点缀。

在两千年当中，没有词根西文照样能运用，它们的语法照样能成立，这明显说明词根在西文中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在汉语和梵文中可不是这样的，我们所接受的说法是，汉语在接触西方语言之前没有语法，最早的一本语法书叫《马氏文通》，《马氏文通》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本语法书。到了后来，我们最了解的就是王力的语法。但是徐教授就告诉我们，汉语的语法就是训诂学和说文学，说文及训诂学，这就是汉语的语法。因为汉语是字本位的，所以解释字的那些学问，即汉语的小学就是汉语的语法学。语法的概念又是现代汉语的词语啊，古人是没有这种东西的，你要是找相当的话，我们中文里是有的，我们中文是字本位，我们中文的训诂学、小学就是中文的语法，语法无非就是对这些语言基本单位如何由名构成句，再由句构成文的一个系统的说明。那么训诂学、小学就是在做这个工作。训诂学的基本单位就是字，所以对字没有发现，对字本位缺乏认识也就会认为古代汉语没有语法。当我们认识到了汉语是字本位了以后，就会发现在《马氏文通》以前，受西方语法影响以前，我们有自己的语法，那就是训诂学说文学。小学就分成这三大块了说文学、训诂学和音韵学。加起来，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小学，就是汉语的语法。

小学就是如何认字、如何来用字的学问。语法不就是来做这个工作的吗，如何运用这些语言的基本单位把它组建成更大的单位这样一个学问呢，可以看到小学和西方的语法是有相当之处的。起码小学当中包含了西方人所说的语法这样一门学问。名是最基本的单位，在汉语中是字，在梵文中也是字，或者说是词根。在西方的语言里面，就是词。在这之上有句，由字或者是词来组成句子。句之上有文，那就是篇章，篇章是由句子来构成的。在印度佛教的学术里面对语言的基本单位是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和规定的。名、句、文，也就是说它的最小单位是字，在汉语和梵文里面是字，在西文里面是词，由这些基本单位构成中型的单位那就是句子，然后由中型的单位构成比较大的单位，那就是“文”即篇章。回过头来说这个梵文，就像汉语的语法，是围绕着字来进行的一样，也就是说训诂学、小学是以字为基本单位的，那么梵文的语法是以词根为最基本的单位的，而不是以词为基本单位。

季==羡==林先生的弟子段==晴老师编译了一本书《波你尼语法入门》，波你尼经是印度最权威的梵文语法书。这里面的结构极其严密，跟西文的语法彻底不可比拟，所以琼斯这些人看到了梵文才那样的肃然起敬和崇拜，生起不得不为之倾倒的情感。所以说西方人虽然被蒙蔽得很深，但是他们还是有良知的。看到好东西还知道人家好，看到梵文的高超和成熟他们还知道比西文强。只不过他们不愿意承认，所以要拉一个共同的祖宗即所谓的原始印欧语来让希腊文和拉丁文来和梵文平起平坐。其实他们心理面肯定很清楚，梵文不可能跟希腊文和拉丁文平起平坐，远超于这些西方的语言。波你尼经讲起来极其严密，其实说它是一个语法书，这还是一个西方的概念，西方的语法只是脱离了具体词语的变形这样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很抽象的形式性的东西。但是这个波你尼经就不是这样的，它是有实质内容的。它给出了一个由一千九百九十四个词根构成的词根表。词根还有一个翻法叫界，是一个民国时期一个著名的中国梵文学家翻的。这个“字”的翻法是真谛佛教四大译经之一翻的，真谛法把梵文的基本单位翻译为字。我们正名的工作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名不正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翻译成白话，这些词的意思全变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它们这个文言色这个词跟白话中物质这个词相当，但是具体的含义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极微就是色的最小单位，字就是名的最小单位，语言的最小单位，刹那是时的最小单位。字的最小单位是字，如伊短音，如伊短音就是如短音的伊，我们去查梵文词根表，这个短伊确是一个词根，义为去。

语法这个概念在西文当中，跟在梵文当中。跟在中文当中是都不一样的。在中文当中叫训诂学，那训诂学你说它跟西方的语法能一样吗？一看就差别很大。西文中的语法我们都学过，西文语法的基本单位是可以任意增加的，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封闭系统，但是梵文的基本单位是一个封闭系统，不能任意增加了，用这一千九百九十四个词根可以表达任何的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梵文是一门从创建以来就已经完全成熟和完美的语言。所以琼斯这些人见了梵文才如此的倾倒，如此的五体投地，说明他有良知。但是良知又蒙蔽了一点，看到了梵文这么好是心里知道好但还不承认，不承认它有那么好，还给它往低拉一点。那么西文就是一门就是一类永远幼稚永远成熟不了的语言。因为它永远有着它不能表达的新的事物。每出现一个新的事物它就需要用它的26个字母直接去造一个新词，光看这组成词的字母你不能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但是我们用汉语的字构成的复合单位、梵文的词根构成的复合单位我们不需要去另外的学我们就知道它意思的大意，用梵文的词根它是有意义的，经过一种转化我们还是能明白，那汉语更是这样。我们把两个字组成一个复合的词，我们基本不需要去死记硬背，看到它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四、西文对汉语的影响以及西文的伪劣性

所以汉语和梵文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除了字本位之外他们都是单音表义的。而西文不是单音表义的，使用任意多的音素来表义的，它们没有这种单音表义的基本单位。所以在语言的基本单位里面，西文的基本单位就少了两个。梵语和汉语还要经过三个步骤，西文只有一个步骤。在这之上有汉字的笔画，在这之上梵文是它的字母。汉语的最小书写单位是笔画，然后由笔画构成部首。我们今天还要搞清楚一个概念，所谓的部首在正体字里面都是一些基本的字，简体字里面这个部首只是作为组字的一个符号了不是基本的字了，这是一个重大的不同，所以我说现代汉语也就是白话文和简体字都是已经把汉语和汉字简化了。汉语这个词也是不正的啊，白话文里面新造的一个词啊，这个词及其的荒谬，后果极其的严重。前些时候有人提倡要恢复国语这个词。国语这个词比汉语这个词要好，但是还是不够好，我们还是要恢复文言中对我们语言的称呼叫华言或者叫华语。叫国语就比汉语好，汉语是最差的，效果及其恶略。所以这个名不正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思维混乱的问题，它的后果是今天的民族问题，很大的程度上就来源于名不正的问题。我们把名正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在我们的正体字里面作为部首的那些全都是字，一看就认识的，是那些汉语的独体字。字里面就包括了作为部首的这些独体字还有合体字这两类。所以汉语这个文字的组成经历了这样一个步骤，有笔画、有独体字、有合体字，这是它的结构。梵文也一样，梵文也经过了类似的步骤，由字母构成最基本的单位，最基本的单音表意单位即词根，词根构成词干，由词干构成词，跟汉语的层次是一样的。

但是西文就是直接由字母组成词语，少了两个单位。所以西文是没有层次的。我们汉语和梵文是有层次结构的。我们说没有层次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散的，有层次的是一拎就起来的，而没有层次的东西只能一点一点去把握。所以我们说有层次的是优秀的语言，没有层次的是垃圾性的语言，垃圾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散碎的没有结构层次的破碎的这样一个语言状态，所以说它是垃圾的是贴切的，而不是厚诬它。我们今天英语高高居于华言之上了，我们曾经花了多大功夫来学英语，学这些垃圾性的语言。所以民族这个词有要正了，这给我们中华族群带来了多大的拖后腿的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帮了美国人的忙啊。美国人受益最大，大大的增加了他的文化软实力，通过对英语的学xi，全民学xi英语这种手段每个中国人都成为了美国的崇拜者，西方文化的崇拜者，殖民心态的持有者，一看到西方的东西就五体投地。这种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的语言教育，对这种殖民心态的培养起到了极其关键性的作用。

梵文的语法是由一千多个词根组成的，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一千多个词根的词根表。由这一千多个词根经过规则的变化构成词干，由词干的规则变化构成现实的语言中出现的词的这样的一个面貌，所以这个词根就是建造梵文的最基础的砖石，是表达任何意思的基础。

但是我们看看西文是这样的吗？他们的语法能围绕着词根来进行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词根在西文当中只是一个附属性的，可有可无的点缀。也就是说很多西文是找不到词根的，也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词根表出现，在西文中找不到一个封闭的词根表然后来组成任何的西文的单词和句子，这就是不能完成的，也从来没有过。直到发现了梵文这么久以后也没有出现这样一个西文的语法。它的语法直到现在还是以词为基本单位的，不能够以词根为基本单位。

这就是说印欧语系是一个伪造的概念，梵文和西文不是一个类型的语言，由印欧语系组成的印欧族主导了世界的历史，这个印欧族也就因此而坍塌，这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伪造的子虚乌有的概念。在西方人所讲的世界历史当中，印欧族创造了世界的历史，那么印欧族的成立就是由这个印欧语系成立的。由这个梵文和西文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印欧语系是属于一个伪造的概念，是不成立的。

五、汉字的简化，白话的引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简体和白话乃是西化的文字和语言。我们先来看白话是西化的语言。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就看汉语这个词。汉语这个词是怎么成立的呢？显然，它的基础是汉族这个词。我们今天xi以为常了，我们不研究我们的白话文出现的历史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一研究吓了一大跳，原来民族这个概念出现的很晚，我们以前没有民族这个概念，什么中华民族、汉族这些概念在民国之前根本就没有，我们当时有另外一套，那就是文言当中的夷夏这种说法。夷夏这种观念和民族这种观念相去甚远，民国以前我们是天下观和夷夏观，把天下的族群分为两大类就是夷和夏，具体来说是三小类就是中国诸夏和夷狄，当然还有更远的那叫四荒。有中国，有诸夏，有四夷，还有四荒，还有四极。

总之以我们中原为中心，一个同心圆或同心方由这样一些层级组成了天下观，没有什么民族这样一个圈一个圈这样的概念。所以夷夏观念和天下观念跟西方民族观念最大的差别就是中西方的源起说和哲学还有世界观也是相应的，中国的世界观和中国的族群观都是连续性的，中国的世界观是天地一气，所以它的民族观和族群观都是连续性的，不是分成一个一个的不相交也不可融合的圈子，那么西方的人是持原子论的这种世界观，所以他们的族群观是一个个圈子组成的不可融合的一个个坚实的民族。

在民国以前，中国是天下观和夷夏观，没有民族这个词语也就没有民族这种观念，所以从三民主义开始我们中国人对天下对自己的认识就从天下观坠落为了民族观，这是一个巨大的变迁。政治经济结构关系的处理都是以语言的的变迁为前提的，所以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是一个文化文明的核心密码，也可以说是世间法的枢纽，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这些世间法的枢纽，所以这些世间法的变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这些变动往往都是以语言为动力的，它的最先的变动和手段都是从语言的变动开始的，也就是从名的变化开始的。那么中华文明的退却，中华文明的被夷化也是从引入西化的名词，引入这些西化的白话文开始的，所以说它是最先发生变化的动力，中华文明的最后的破坏也要从字的简化和这些语言的彻底的白话来作为结尾，来作为它的尾声。最先是从中华文明的被西化，最先是从语言的变化开始的，以语言的变化为动力，首先以这些白话词的引入开始的，具体来说是从日文引入的一些西化的名词开始的。从张之洞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张之洞的奏定学堂章程里面就有一段就说禁止使用流行的名词，其实就是指的那些留学生从日本带来的引入的日文的那些流行词语。其中举到了“社会”、“困难”、“干部”等等，那时候这些词就出现了。直到今天我们中国语言当中的百分之七八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名词也就是学术名词的来源是从日文引进的，那么日文怎么来的呢？是用汉字去翻译西文新造出来的，或者是把原有的中文词语改变了意思来跟西文对应，用西文来楷定。

所以这样我们就清楚了，现代汉语白话文就是一种非常西化的或者说彻底西化的语言，因为它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名词是从日文引入的，日文的这些词语出现是跟西文对应的，它的基础的词义是要靠西文来楷定的，这个是让人吃惊的。所以说在古代，是中国的文化影响日本，在近代是日本的文化影响中国。在语言上也是这样，我们的语言受日本这样大的影响，这个得承认。比如说把原有的词语转变了意思的，有民主、社会、经济、唯一这都是中文中原来有的，但是，日本人不尊重中文，不尊重中文的原意，把它任意的去使用，甚至胡乱的去使用，意思都反了，用来去指相反的意思。比如说民主这个词，民主这个词在中文当中的史记也出现了不少，是万民之主的意思，所以来说在中文当中这个民主是指君主，指诸候，指天子。但是日文呢，在日文中是人民做主的的意思，这不就反了吗。“社会”在中国原来是有这样一个名词的，是结社做会的意思，在初一十五佛教徒要做佛教会，大家用一天的时间在一块来念佛，佛教做会也就是社会。新造的“社会”不是诗社也不是佛教会的意思，在日本社会是指与政治对立的的一种民间的结构和力量，特别是跟宗教有关系。因为在西方的文化当中，政治和宗教一直都是对立的，它们有过政教合一的时代，不过那个时候也是两个东西，所以这两个东西需要合一。到了后来合一也合不了了就分开了，宗教代表一种势力，国王和贵族代表另一种势力。那么宗教就代表了社会的力量，政府又成为了另一种力量，所以它是对立的，社会是指的是与政府政治对立的一种力量。这个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政治与社会的对立，所以我们引入这些西方的名词的话也就会引入这些认识来去认识中国的现实，来去改造中国的现实，这样就会发生很大的偏差和误解，造成很大的问题。经济是原有的名词，经邦济国的意思，那包括的范围很广，日本人把它狭义化了用它来对应“economic”。

陈焕章先生把“economic”翻译为理财，严复把它翻译成计政，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法。那么日本人就把它翻译为经济。陈焕章在西方有一本书叫做《孔门理财学》已经在大陆出了两个版本了，而陈焕章就是香港孔教学院的创始者。陈焕章先生的孔教会也是在民国那个急剧变化的现实中来维护传统的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一个手段和选择，是当时毛泽东时代认为十分反动的东西，毛泽东时代列的反动人物把陈焕章列为第一位，因为他建立了孔教会，当时WG是批孔的，打倒孔老二啊，陈焕章就成为了最大的反动人物。总之，陈焕章先生的这本书是值得一读的。

有的时候为了翻译一个西方的名词凭空造出来的名词也不少，“宗教”就是一个从日文生造出来的名词，它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啊，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啊。至今为止不承认学术界的主流，我们的政治结构当中不承认儒教是宗教，也就是说儒教是被认为是不成立的，只有儒学和儒家是被承认的，这都是宗教这个词给我们带来的问题。这些不承认儒教的人最大的理由就是儒教不是宗教。为什么不是宗教呢，因为它没有神，所以说这就跟“religion”扯上关系了。也就是说日本人把我们的“宗”和“教”合在一起了，是一个浑略的名词用来和”religion”对应，所以宗教在无形之中它的主要含义就是一神教，最主要的典范就是JD教，所以在西方认为凡是不符合像JD教这样的宗教的结构就不是宗教。

儒教离JD教最远啊，佛教虽然不是一神教但是还有教团啊，它有教义啊，有崇拜的神啊。而儒教这些东西它都没有，多神崇拜，没有什么对神的崇拜，有的是对圣贤和祖先的崇拜，所以儒教离“religion”的典范JD教是最远的，所以说它不是宗教。说它不是宗教其实就是说它不是一神教，不是”religion”，说儒教不是JD教很正确啊，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事。但是我们说把它翻译成说“儒教不是JD教，所以儒教不是宗教，所以儒教不是教”，这些人经过了这样一个推理过程，你看这个推理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推理啊，哪一步都通不过去，说儒教不是宗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宗教这个概念是可伸可缩的，虽然不是JD教这种典范的宗教，可是它也包含了开放的很大的群体，所以它的外延不确定，所以我们就不能说儒教不是宗教了。

如果我们给它封闭起来就指一神教，那么我们可以说儒教不是宗教。但是宗教这个词外延是不确定的，封闭不起来，所以说儒教不是宗教就不成立了，那儒教不是教就更不成立了。但是说儒教不是教不是跟说松树不是树一样荒谬了吗？因为教是儒教的一个属概念啊，儒教是主概念下的种概念啊，说松树不是树，儒教不是教不是明显的荒谬吗？所以说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大部分都是拜日本人所赐。

日本近代所翻译的西文名词对我们中华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给中华文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混乱，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在儒教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上到现在还是争论不休。

我在参加儒教会议上又争论了一番，儒教是不是教学者们又开始争论了，儒教是不是教是一个必定争论的问题，是一个需要确定立场的问题，是一个天经地义的有结论的问题。河北儒教研究会就走在前面了，研究会就承认儒教是教，这是全国唯一的儒教研究会，其他的都是儒学研究会，咱们河北省还是走在前面了。所以说我们要走出西化的语言，恢复我们文言的正当地位，那么在文言当中儒教是教，儒教的成立已经有几千年了，从魏晋开始就出现了儒教这个概念了，三教一直是中国教化结构的主体。

儒释道三教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是不需要讨论的也无可讨论，没有讨论的余地，儒释道三教的成立已经成立了几千年了，没有讨论的任何空间。因为在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相遇的时代，对中华文化有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才确立了中华文化在中国的地位。

在佛教进入之前，儒教道教这些名词没有出现，就从佛教进入以后，道教成立了，儒教也出现了这样的名词，所以道教是在汉代成立的，儒教这个名词也是在汉代的时候出现的，佛教来了所以就有了道教有了儒教。

就像国学这个名词出现一样，没有和西学的接触也就不会有国学这个词，所在和一个它者相遇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个新的名词。所以儒教都成立了两千年了，今天又说儒教不是教，儒教不成立这是从何谈起呢，这完全是由白话文给我们造成的思想混乱所引起的。日文翻西文就这两个手段，一个是把原有的中文合成词转变意思跟西文对应，另一个就是直接用两个字造成一个新词。我们说宗教就是这样一个词，社会也是这样造出来的。

六、语言对社会变迁的引导，民族宗教对中国的影响

宗教和社会这样的词造出来以后给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造成了很大的误导和混乱，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从这里来的，都是拜日本人所赐。所以我们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都是由这些词语所带来的。要是没有社会这个词哪来的社会主义啊，没有社会主义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哪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呢？哪有毛泽东时代？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出了日文对我们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了语言的这种枢纽地位。在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的变迁之中起到的核心作用，没有语言的变迁就没有后面那些东西的变迁，西方人就非常强调语言对文化的重要性。

认识一种语言就是认识一种文化，语言游戏就是一个文化的基本存在方式，所以我们说什么样的话，用什么样的词说话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不是一个小事。那么说文言或者使用白话这就决定了中华是真正的中华还是夷化的现代中国，在真正的中华当中我们使用的是纯正的文言，在夷化的现代中国中我们使用西化的白话文，这既是因又是果，所以说语言是变迁的最先动力，也是变迁的最后结果。最先是在文言中引入越来越多的日文的时髦名词开始的。所以这种变动，中华文化的退却和丧失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到了1956年，第一套简化字的公布，中华文化的夷化就完成了，所以说日文词语的引入和简化字的使用就代表着中华文化夷化的开始和最后的结果。

语言和文字我们可以分开来看，语言的变动是从口语开始的，而最后的结果是落实到文字上的，在书写的文字上，语言变动的开始和结束我们也就捋清了。那么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先的是白话词语的引入，后面就是科技形态的变化，然后是政治制度的变迁，接下来就是个人信仰的改变，最后是文字的简化。文字的简化只是过渡，到了最后文字是要拼音化的，也就是要彻底西化，可是没走那么远。当时汉字拼音化是写在墙上的标语，毛领导人说汉字一定要走拼音化的道路，毛领导人当时在农村开始宣传要让汉字彻底拼音化，后来也就不提了。而到现在我们开始提倡汉字正体化，两会上不断有委员提案恢复正体的使用。要是把文字真的拼音化了西化了，我们中华文明就彻底的什么也不剩了。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中华文明就所剩无几了，只剩下最深处的内核，也就是文字还保留了一大部分，要是把文字真正的西化了，真正的拼音化了那中华文明也就彻底什么也不剩了，那我们说文字就是一个文明的最核心的那一部分，最靠里的那部分。所以说文字就是一个文明最核心的那一部分，所以它的变动是到最后才发生的，从最表面的科技形态变起深入的变化。

一个字的变更是最后发生的。第一次简化是在民国南京政府时发生的，大概是1928年，南京政府刚成立不久，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一批简化字200多个。那个时候陈立夫先生为汉字请命给蒋介石下跪，蒋介石就下令收回了汉字的简化方案，没有实行。但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终于还是在1956年做了更大的简化，大概简化了两千来个汉字，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使用简化字教学，我们不会使用正体字，多数会写正体字的都是写书法的。所以说我们都是被耽误的一代，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都是这样的教育，传统文化的东西完全接触不到，三字经啊，论语啊都没听说过，闻所未闻。那时候能看到的书就是几本作文书，小学用的是省编的革命课本，那时候WG还没有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就是改朝换代了，所以说一些名称也要换，民国时中文并没有称为汉语而是称为国语，而又改朝换代了，国语这个词也就取消了改称汉语、汉字。汉语和汉字都是1949年以后才有的。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汉语这个词不正的问题，以前汉语这个词也是没有的，我们今天用的这些词都是白话文词，在文言里没有这样的词。这个词的出现是以民族这个词为前提的，在民国的时候虽然有了民族这个概念但是对我们的语言并没有称汉语而是称为国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把国语这个词给取消了，改称汉语、汉字。我刚才应该大约说了一下民族这个词它跟夷夏观的不同，那么民族这个词它不仅仅是跟夷夏观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错误的，是对天下族群错误的认识，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不存在这样一个一个相互排斥的圈子，一个一个很硬的圈子。天下族群它的关系它的实况应该是天下观和夷夏观告诉我们的那样是连续的，没有截然的界限，也没有那样一个一个不可化的坚硬的圈子，后者就是民族这个概念告诉我们的这种错误见地。

在放弃了天下观和夷夏观以后，用民族的谬见来认识我们自己，来认识世界都捉襟见肘，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是在哪了，我们无所措手足，我们不知该如何自处，该如何与其他民族相处。我们用民族这个概念来看待我们自身，至今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自身矛盾，到底我们这片土地的人是叫中华民族呢还是五十六个民族呢？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五十六个民族是五十六个，到底是一个民族还是五十六个民族呢？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这样明显的自相矛盾可是今天还是没人指出，还是继续的双轨制的运行。到底是中华民族还是五十六个民族，难道这两个能统一起来？要是能统一如何统一，如何调和这两者的语词矛盾？没人告诉我们。

在有了汉族、蒙古族、藏族等这样的民族以后，他们的语言也就称为相应的汉语、蒙语、藏语。以前没有汉语这种东西，对于汉族、汉语这种词完全都是四九年以后的新造，以前没有。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我们用这句话来看今天的民族宗教问题，那是完全符合，不出孔子所说，所以问题归于名不正的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

用民族来看，西方国家的人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国家是由一个民族构成的，一个民族它就有权利天经地义去建立一个属于它的单一民族的国家。所以说多民族国家在西方人告诉我们的观念里是不成立的，所以说多民族国家是一个荒谬的概念。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民族天经地义的成立一个国家，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民族自觉，克里米亚人、爱尔兰人要不断的搞分裂，它没办法，所以在西方人那也有问题，英国人怎么对付北爱尔啊？它就找不到一个说法，这在小国小族里都是问题，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北爱尔兰人DULI呀？人家和爱尔兰是一个民族啊，你干嘛要把人家割裂成两个地方啊。所以说在它的民族理论里北爱尔兰应该划分到爱尔兰那里去这才对啊，可是它不让划，这不是言不顺吗。

在西方也是因为这个民族问题一直闹分裂，然而到了我们这么大的地方那就更成问题，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族群，应该划成多少个国家啊？所以当时在民国建国的时候有些人主张把内地十七省保留，其他的任其DULI建国，就是汉满蒙回藏。汉族这十七省DULI建成一个国家，蒙藏疆让他们DULI，章太炎他们这是贯彻了民族国家的理论，是真正民族国家的信徒，按照民族国家的理论应该是这样的，应该让西藏DULI，我们今天又不让人家DULI，章太炎他们这套没实行，袁世凯还是挺有智慧，没让这些地方DULI，要是让DULI了那就完了，所以袁世凯是挺有智慧的，比孙中山章太炎这些人有智慧，不但没让藏族蒙族DULI而且统一性加强了。

在清朝时它们是理藩院管理的，属于藩国，跟内陆的省份不是一个地位，属于比较疏远的关系。在袁世凯的管理下这些都成为省了，也不搞什么自治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搞出来了五十六个民族，而在民国时期只有五个民族，那时候还没有用民族这个概念，用五族这个概念，民国时候是五族，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以后就增加了五十多个民族，这些民族能够这么快速地形成，这显然不是新形成的，这些多出了的民族属于人为的划分。在改革开放以后恢复民族政策就又把原来取消的民族划分出来，划出来以后就成为了一个一个的圈子，本来人家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啊，划成一个民族以后它自己就成为一个圈子了，成为一个个圈子后就有了离心力。

解放后的民族政策是从苏联那学来的，而苏联解体了。好在我们根基深厚，没解体，这完全是一个自我毁灭的道路。五族还说的过去，五十六个民族及其荒谬，说不通。我们的民族问题在毛泽东时代的高压政策下还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高压的政治一旦撤去民族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今天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民族宗教无小事，政府太紧张了，出一点小事它们就当做天大的事。农大的一个学生举报他的老师那是一个多小的事啊，an全局都来了，要给那个老师开除。就说了那么一句话，说ysl教吃肉的问题，那么ysl的学生就给他举报了，真是民族无小事。问题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了，这还是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以前我们没有这种民族观念而是一种天下观念，不但夷夏没有民族观念，跟日本韩国这种诸夏都是天下一家，在唐朝的时候有很长时间都有很多外国人的官员，韩国在中国做官的一直到明朝都还有。在清朝的时候康有为他们要搞合邦，要伊藤博文来中国当宰相，这都是在天下观的框架下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不像在我们今天看来那么荒谬。

在有了民族观以后让外国人做官这种情况是不可能了，因为它们是异族。在天下一家的观念里谁做官都行，在唐朝的时候最为明显，那时候有多少西域的人，多少胡人甚至伊朗人大食人都在中国做官，没有戒心，人家也忠心。所以这就是名正则言顺，天下归心。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今天的民族问题就是这样，如此的一件小事就让政府如此紧张，草木皆兵啊。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没有正名哪来的礼乐啊？我们今天中国的问题就是名不正则礼乐不兴的问题，我们恢复文言，恢复我们的礼乐制度，恢复儒教的国教地位，恢复传统的中华文明，整体性的恢复，那么这些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完全是名不正的问题，礼乐只有传统的中国有，现在只有法制、德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

现在一些x疆人闹事我们也不能只怪他们，得怪这个名不正的问题，既然把人家划分出去了，把人家划分到汉族之外了，把它划为异己的对象了，不认为咱们是一家人，那人家当然也要和你分家了。你支援人家人家也不买账，越给的钱多人家越觉得我们不是一家人，要是一家人凭什么给我们优待啊。现在支援这些地方不就是出自民族之名义吗？那么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出之于少数民族之名来给予优待这就更增加了彼此之分，圈子的界限更加分明。以前中国也是给予这些地方以优待的，在升学上，科举制度都是给他们优待的，但那都是基于地方调整的考虑的，是对偏远地区文化经济的帮扶这是名正言顺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没有民族问题，当时中华的范围越来越大，但不存在要散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你越给他优待，他越觉得不是一家人。

七、汉语这个名词对中国的影响

汉语的问题也是一样，你把你的语言，这个中文华言叫做汉语了，叫做汉族的语言了，在其他的民族地区推广汉语，他们必须得学汉语，他们必然觉得这是大民族主义。我们凭什么学xi你的语言啊，你们汉族学汉语，我们应该学xi自己的语言，我们凭什么学汉语啊，这难道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吗。为什么汉族学汉语，蒙族也要学汉语啊，既然叫汉语那就是汉族的语言，为什么要少数民族也要学汉语啊，这解释不通啊，这完全是名不正啊，民族的问题都是这么来的。正名的力量就这样大，我们今天世界的混乱，可以一言蔽之，都是名不正造成的，名不正则生活方式混乱，政治经济混乱，人心混乱。在民国的时候叫做国语比叫做汉语好，叫国语就是中国的语言嘛，中国人当然要学国语啊，所以这就比叫汉语名正言顺得多。

但是国语还是有问题，一说国语只是中国人说的，诸夏人不说了，只包括中国了，把日本韩国划出去了，本来汉语是一种天下性的语言啊，这是我们这一片土地上共同的语言和文字，华文是这片没有界限的华夏的共同的语言，都是要学的，都应该学，天经地义。日本人也用汉字，韩国人也用汉字，越南人也用汉字，我们不要用今天的日文来去看待日文啊，以前的日文全是汉字没有什么假名，所以不需要学日文，这一片的人都能看懂日文，韩国那边也是一样的，所以这叫书同文。所以所谓的汉字不只是中国的字啊，所以叫做国语这都是把圈划小了，总之要比叫做汉语汉字好，但是也已经丧失天下观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恢复正名。华文华言，这是自白话文引进以前就有的名词，跟梵文相对，我们中文就称为华文跟繁文相对，这是我们比较正的名称。日本所说的大东亚共荣圈，它也是有一种前期的规划的。

日本有两个道路可以选择，一个是脱亚入欧，一个是亚洲主义，就是不脱亚入欧，就是我们儒教圈的还是一体的，我们团结起来对抗西欧的列强。后来日本还是选择了脱亚入欧，但是后来这个大东亚共荣圈就跟这个亚洲主义有点关系，在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旗号下一些亚洲主义的大年纪的人就是视儒教圈为一体的人，就是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团结在一起。因为日本比较先进嘛，他们要把这些制度通过日文都引入到这些地方去，然后一起去对抗西欧的列强，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可惜亚洲主义势力太小，没有成为日本人的主流，日本人选择了托亚入欧，选择了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追求本民族利益国家的民族，追求帝国主义，这就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灾难的根源了。说来说去，还是日本人选择了脱亚入欧放弃了中国的传统造成的。

所以要想捋清东亚之间的关系乃至天下的关系，恢复传统的生活，传统的见地，最根本的就是要正名，把这些不正的名恢复，把它正过来，这是根本的出路。

国语这个词还是要比汉语这个词要好一点，但是还是有问题，过于居于地方性，自居一国，那就阻碍了其他国家学xi汉语的正当性和积极性。你是国语，你是中国的语，中国的文，我为什么要学xi你啊？所以说这叫自己划圈子，自小我们的语言，仔细分析就是这样。

我在儒家的报刊上看到有人提倡恢复国语这个名词，这当然是对的，因为国语的见地优越于汉语，比汉语起得作用要好，起码能解决国内的问题，但是还是不够到位，还不如一步到位恢复华语算了。牵扯到民国和台湾的关系光恢复国语这个词也行不通，因为这代表了一种政权的合法性。我们应该把汉语叫做华语，认祖归宗那该多好啊。让台湾也恢复华语这个名词，我们走在他们前面，别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

在大陆搞WG的时候，蒋介石当年就在台湾发起了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在那个时候台湾政权的合法性就来源于对传统的延续，对传统的认同，那就是比大陆的政权有合法性。那么现在我们走在台湾的前面，台湾要去中国化了，要去传统，所以说它已经丧失合法性了，它不再搞文化复兴运动了。我们现在在搞文化复兴运动，所以我们现在走在前面了，我们要一步到位，现在共产党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现在大陆的合法性要比台湾大，也比香港大。但是现在我们做的大部分都是表面的工作，没有实质性的举动。教育的体制，华语名称的恢复，简体字的取消，文言的恢复都不做任何的工作，没有实质性的举动，所以这种合法性还是比较渺茫，比较虚弱。

语言是起用的枢纽

第二次上课笔记整理

一、对名的两种划分

语言是起用的枢纽，冯友兰先生创造了一门新理学，在那里边有类似的意思。可以为我们做一个辅助性的证明。他说先有飞机之理，再有飞机。所以语言是起用的枢纽就是说，要想升起一种作用，不管是升起一个动作，还是建立一个事物，比如说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我们都先要有这个词，所以语言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的多，没有这个词，这个事物就出现不了。就像冯友兰先生说的，没有飞机之理就没有飞机，其实他这个我们还需要给他修改一下，他说的是先有飞机之理，其实还是认识的不够清楚。这个飞机之理就不如说是飞机之名，先有飞机之名，再有飞机，这就对啦。先有飞机之理，这个可能还是比较模糊。所以他这个新理学比唯物主义还是要好一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究竟的地方。总之是他对事情也是有所认识，不像我们唯物主义所说的那样，先有这个事物，然后再有这个名称。当然唯物主义所说的他也有他的道理，这样就涉及到了我们对这个名的俩种划分。

自然，自然之名或叫自然名词，或叫社会名词，划分成这俩类了。在董仲舒先生那里有一篇叫《深察名号》，这个自然之名就是这个董先生所说的号，社会名词，社会之名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名。《深察名号》这篇说“名者命也，号者效也”，体现了两类不同的名词。这俩类非常的重要，俩类的划分非常的关键。

所以“名者命也”是说这个事物是我们给它命名的，这个名词，这个名词这个事物是由人加以命名而创造出来的。“号者效也”也就是先有这个事物，然后我们效仿它，给它一个名称，所以“号者效也”是对这个先有的自然事物的给它一个自然的名词。“名者命也”那就是对有关于社会事物的这种命名。先有一个名词，再有这个事物。比如说，在这种《易传》里面所提出的原理说当中，那么就体现了这两大类事物，涉及到这俩大类名号。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礼仪有所措。就这里边，这个天地、万物、男女，这都属于自然名词；后边这些夫妇、父子（有没有兄弟这个）君臣、礼仪。里面所涉及到的各种各样的名词多数都是社会名词。你看天地万物男女这都是有社会之前就有的，不管有没有这个人类社会，这些东西是先在的。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欲界，欲界用佛法名词来说叫做欲界。欲界的天地里面充满着有情，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动物，佛法叫有情，这个欲界里的有情，全都是分成男女的，所以叫欲界，欲望的“欲”。全都是分成男女的，这个男女不仅仅指的是人类的男女，也包括着这个动物的雌雄。这些都不是可以因为我们的命名而加以改变的，我们把它叫做男、叫做女、叫做雌、叫做雄，它不会因此而改变。所以我们给它的命名是属于一种效仿，他们不会因为我们的起名而加以改变。

但是下面这些事物就不同了。特别是这个夫妇体现的特别明显，有夫妇之名就有夫妇之实，无夫妇之名就无夫妇之分啦，所以有名有分。这个社会事物就体现了由命名创制而改变的这种特点。有夫妇之名，就有夫妇之分，所以“春秋以道名分”，所以春秋这个。庄子在《天下篇》里面就涉及到了《六经》的宗旨，《春秋》的宗旨就是春秋以道名分，那么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能看出来。那么我们知道春秋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给这个人类社会立法的。

那么怎么立呢，就是通过名，来立这些分，所以春秋以道名分这俩个字非常的关键，非常精要。庄子《天下篇》绝对是庄子所做，大手笔，其他的人做不出来。就这俩个字，说的多么精要，深刻的体现了这个名是起用的枢纽，名是世间法的枢纽这样一个极其深刻的认识。如何来给人类社会立法，就是通过名，来定这些分，那么有夫妇之名，就有夫妇之分，没有夫妇之名，就没有夫妇之分。所以离婚了，没夫妇之名啦，也就没有了夫妇的那些责任和义务，形同陌路。回归到了那样一个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的自然状态。如果你加上了这个夫妇之名，那你就有了这个夫妇之分，那你就要尽夫妇的责任和义务，要敦伦尽分。你要是有夫妇之名而不尽这个分，那就不对了。

二、正名的重要性

（一）、名是社会领域的枢纽

所以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说：“夫子何其迂也！”其实夫子不迂，子路的智慧有限，对“名”的认识没有达到夫子那样深刻的程度，所以他才轻视这个“名”，说夫子迂如果要改变一个国家那种混乱的状况，比如说卫国，以及乃至天下国家那种混乱的状况，必须得正名。那么天下的混乱的根源在于名之不正，礼崩乐坏，礼仪都是由名来命名的。所以礼崩乐坏的关键就是这个名称的混乱，所以要复周礼，重新的恢复这个礼乐的盛世，就得把这个不正之名重新的正过来。

所以夫子到晚年做了一本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春秋》。他已经没有能力在现实当中去正这个名啦，所以就把自己正名的这个心愿实现在《春秋》这部书里，所以《春秋》行素王之事。孟子就说《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行的是天子之事，所谓素王，所谓天子之事，那天子之事就是制礼做乐，那孔子有其德而无其位，所以只能做一个素王，即无位之王，相当于西方人说的无冕之王。所以《春秋》托诸鲁国240年间的史实，创立了一王的新制，行天子的褒贬。

所以《春秋》在后来人的认识当中也混乱了，王安石对《春秋》颇有微词，他是做三经新义的，《诗经》、还有这个《周官》。王安石就说这个《春秋》里面也不知道说什么，是一个断烂朝报，不知道在说什么。断烂是这个丢字落字，句子都接不上，报道这个当时史实的这样一个报纸。这就表示王安石对这个《春秋》已经没有认识了，他可能是与《左传》加以对比，发现《左传》记事非常清楚，那么《左传》就是一部比较详实的没有断也没有烂的完好的朝报，跟《左传》一比，《春秋》记载的又那么简略，还接不上，有的时候还跟事实不符。

比如说《春秋》有这么一句：“天王狩于河阳，”这段就跟事实不符。史实是晋文公召集的这次会盟，天下诸侯的会盟，晋文公召集的，有周朝的周王也参加了，那么“天王狩于河阳，”他表明的是这次会盟是由天子召集的，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不是天子召集的，是晋文公召集的，天王只是被召唤的，被召唤的对象，那个时候天子之位已经有名无实啦，有五霸来行这个天子之权。这个春秋记载跟事实不符，所以把《春秋》视为一部史书，那就问题很大，《春秋》是经不是史，你想想，在讨论这个经史子器的分类的时候就体现了这一点。所以把这个经认成史，问题很大，把史认成经，那问题也就更大，那经和史，大的来说说经史子器，那么经、史、子、器之间的划分是不能够混淆的，混淆以后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问题特别大。名，名是起用的枢纽，有俩个层次啊，我们着重说的是在这个号这个名和这个社会领域的这一部分，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说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是不是。

我们上次课就讲到就是说社会这个名词，先有社会这个名词，才有的我们今天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样一个新中国这个一个现实，对不对啊？没有社会，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这个样子，你说他有多重要。春秋以道名分，名，是世间法的枢纽，在社会这个层次上，那是一目了然的，非常显然的，这个大家没有任何异议，那这个是显然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先有的啊，是根据社会主义这个名词造出来的啊，是不是，这是一场实验的运动，是由马克思列宁提出来的，提出来的这样一套名词，由名词构成的学说嘛，所以没有这个名词，就不会有这套理论，就不会有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阵营，也就不会有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名是世间法，社会这个领域，它起到这个先行的作用，，非常明显，没有这个名，就没有这个实，没有这个社会现实，有这个名就可能有这个社会现实，所以世间法除了包括这个社会现实自然界，这个西方这个名词中这个nature,就是天地万物，这个领域，那么进一步说就是说这个当然是很深奥的，比较深奥的。要理解起来就有些困难了，但这也是究竟的道理。

（二）、名是自然界领域内的枢纽

名除了在社会领域内是枢纽之外，它在这个自然界领域内也是枢纽，同样是起用的枢纽。用两个角度来说，一个是儒家讲的天人感应，也就是说人类的行为会对自然界造成影响。董子系统的提出了天人感应说，他除了提出这个“深察名号”之外，也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这个在我们的哲学史里面是认为是荒谬的、迷信、宗教，属于宗教，是用来制造这个对君权加以限制的理论，要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今天站在这个西方文化的角度那个也应该对董子这套理论加以赞同，因为他要限制君权呢，要没有天人感应学说，在那个时代，怎么去限制这个君权呢，怎么去让帝王去遵守这个礼治，不是任意的凭着自己的意愿所为呢。所以这个天人感应学说还是有它的非常大的作用的。在汉代的当时，这套学说是深入人心的，包括帝王有些他也是发自内心的相信，有些呢他可能半信半疑，但是他也得照办。发生了重要的天灾，天子要下《罪己诏》，不是像今天那样发了洪水就表扬解放军，天子要首先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就是说，天下，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那天下出了这样大的问题，出了这样大的灾难，按照这个天人感应学说，那是由于我们人类的行为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是万方有罪，天下人有罪。那么天下人有罪，罪在朕躬，是这个天子没有做好表率，没有实行教化，礼仪的教化，政刑这套系统没有运行好，所以天子是这个关键。君为臣纲，说的就是天子的责任最大，不但君为臣纲，君为天下之纲啊，纲举目张啊，你是哪这个核心啊，你要负最大的责任啊，父为子纲也是这样啊，这个家庭出了问题你父亲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啊，所以君为臣纲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荒谬。

好像今天的人一说到五常慢慢的都能接受了，仁义礼智信，没什么疑问了，一说到三纲很多人还是认为是封建的落后的东西。这都是我们要正名的所在，都是被妖魔化的，被误解的，被故意的曲解的。三纲被曲解成什么呢，父亲压迫儿子，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不是，君主压迫臣子，丈夫压迫妻子，所以这个为臣的，为子的，为妇的就要反抗，这个西方的近代文化就是一个阴谋。他从西方传遍了全世界，他就是为了摧毁这套家庭，国家的这套结构，这套制度，把这个社会造成一个碎片化的状态，好让金钱去大行其道，好让这个金钱啊，这个金融资本啊大行其道啊，所以他是犹太人，犹太金融资本家的一个阴谋。男女平等，为什么提倡男女平等，要破坏家庭，，把这个家庭毁坏，让女人出去，增加了一半的劳力，工资降低了一半，对谁有好处啊，对资本家最有好处。两人干的活，他就得到了两个劳力，一倍的劳力，付出的钱没增加。以前是男人养家，男人干一个人的活，女人在家里面干家庭的活，后来都出去了，都为资本家卖命去了。

天人感应，说的就是人类的行为，他的善恶，会对自然界的福和祸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如果天下人共行善事，那么天降征祥。如果共同为恶，天降灾祸。那么天下人的行为的根据在哪呢？还是在名词这里。所以《诗经》有四始，《关雎》国风之始，所以正夫妇之始。如果夫妇不正，就会造成这个政治的混乱，所以这个家庭，家庭是社会的，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

三、社会的基本单位

在中国，儒家总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家国情怀，家国天下，所以儒家认为的社会的基本单位就不是个人，天下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啊，所以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就是说共产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的联合体。

所以这个在康有为的《大同书》里他是及其西化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康有为的《大同书》是先声，是力量，先有的《大同书》，再有的后来共产主义，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这个毛领导人从这个《大同书》说起，那么这个近代的中国人，先进的中国人，探讨这个中国道路的时候，都是从《大同书》说起的嘛。《大同书》是很西化的，它貌似是这个中国的传统思想，其实那里面夹带了很多的西化的东西，家这个基本单位他已经打散了。把天下大同的基本单位给了个人，所以他那其中就是破各种界限，达到大同。其中的一条就是破什么，破家界，破家界，破国界，破家界，总之把家都破了，大同是破了国界，我们中国的大同，传统的大同，是破国界的，但是不破家界。《礼蕴》篇里那个大同，是以家为基础的，所以男有分，女有归。那里面虽然没有国界了，但是家庭，这个家族是完好的。是不需要破的，也不能破的。所以中国的天下是以家为基本单位的。

所以大家去看赵汀阳先生有一本关于天下的书写的非常好，他是用西化的名词来说中学正义的，大家容易看进去。赵先生就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天下的基本单位是家，不是个人。他那里面有非常好的论证。显然那，个人不是一个社会单位啊，一个人怎么能成为一个社会单位呢，所以“仁者人也”，那仁一定得有俩个人啊，是不是，你一个人怎么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啊。所以把个人作为天下基本单位的这种想法是极其荒谬的，这样就不可能有结构，不肯能有天下，只能是一盘散沙。共产主义社会，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想象，是不可能有的。那只能是混乱，混乱一片，没有结构，不可能有和谐。

一定要两个人，才能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所以这俩个人，仁者，二人。这两个人我们可以认为是夫妇，可以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这是人类社会的开始。所以这个夫妇就是一种基本单位，一阴一阳之谓道嘛，没有这个就不可能有单位。所以这种全面发展的自由个人的联合体，这是及其荒谬的，这里面没有家庭。康有为的《大同书》里比马克思设想的详细多了，他俩是知音，这里面有什么啊，育婴院，有什么产院。总之，康有为那太先进啦，康有为设置了试婚制，就是短期婚姻制，最长一年，这婚姻最长一年，到时候必须得签约，重新换。觉得行，就继续续约，觉得不行，就换一个，就重新找。最长一年，最短三个月，这是康有为规定的婚期。所以这里面就不可能有家庭啊，不可能有稳定家庭，所以这个养育生育的地方都不在家里。怀孕的期间在什么院，有关产妇的那个院，这个产出来以后就交给育婴院。他那设想的可好啦，天下都大同了吗，所以这个产院，产妇待的地方，那就给他们选非常好的地方，选在北温带，这个天下最好的地方，这个风景幽美，气候不冷不热，给她们特别好的条件，让她们把人类下一代怀的特别好。然后生出来了，交给育婴院，男的女的都不管，父亲也不知道是谁，妈妈交出去了，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谁啦。所以那真的是自由个人的联合体啊，这种大同社会绝对是想象，是不可能实现，不可能有人类的和谐，只能是混乱。你想想，男有分，女有归，这三个月一年之后最长一年之后就要再找了，这怎么能叫归啊，归宿啊，那没有归宿啊，归宿只是暂时的，一年之后又没啦，那多么凄凉啊，多么忐忑啊，是不是，多么栖惶啊，没有归啦。鳏夫、嫠妇、孤男怨女那不是天下最苦的事吗？所以康有为给人类设想的生活方式不怎么好啊。

康有为娶了四五个老婆，他提倡男女平等，那大同书里写的可好了，男女平等，一夫一妇，不能多娶。现实中的康先生，却一个接一个接着娶，因为他名声大啊，崇拜他的人多啊，那想嫁给他做妾的人很多，所以他就言行不符。

所以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一定是家庭，由夫妇为根的，有父子，然后有兄弟，这样的的一个比较大的家族，这才能构成人类的，构成天下的基本单位，以个人为天下基本单位的设想这是犹太资本家，犹太资本家的阴谋。

我们知道，马克思他也是犹太人，参加布尔什维克那个就说苏联建国的那个有一半都多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共济会除了跟资本主义有关系外，他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根源和基本的组织来源，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是跟马克思这套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实践，和共产主义运动，跟共济会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是亦正亦反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就提出了，有十几条有关共济会的信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国际。

他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各国资本家当他们在不涉及到工人阶级的时候，他们资本家对资本家的时候，他们是狗咬狗的，是不留情的。但是一涉及到工人阶级，各国资本家却立刻联合在一起像成了亲兄弟，这是为什么？他就指出，这里面有一个资本家的国际组织，就是共济会，既然资本家都有国际组织了，那我们工人阶级也要联合起来，所以提出了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以就搞共产国际来跟资本家对着干。总之，这个资本家组织就喜欢分立和斗争，这个世界越乱越好。所以这个资本家有了组织了，让工人阶级也有个组织，这个斗起来就更热闹啦。所以大概这个工人阶级组织也是资本家的那个共济会所需要的，他们所喜欢看到的。到了后来有了俩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美国和苏联牵头，又搞了很多年。总之，他们一定要有对手，这个资本家是需要有对手的，没对手就不行了。把苏联搞掉了还要再找一个，再找一个对手，找来找去找到中国了，那中国想韬光养晦，也韬不了了。

这个名词，名词在自然界方面起到的作用。如果人类社会有了正当的名，那么家庭就会正，这个国就会正。家国天下都正了，这样，天降征祥。所以归根结底，这个天降征祥的根源，那个自然界能够很好运行的根源，来自于名称的正。反过来，如果名称不正，那么家也不正，国也不正，天下也不正，家国天下失去了正，都在一片混乱当中，所以就感召了自然界的灾祸。这就是这种比较深的道理。

四、语言的神通作用

这个《春秋》的240年当中，凡灾异必书，这里面就体现了孔子内含的天人感应的想法，所以天人感应学说就不是董子发明的，它是《春秋》当中本来就有的意思。人类的行为一定会对身外的天地万物造成影响，行为的善恶跟这个自然界的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这不是迷信，也不是董子自己发明出来的，这个它起源应该是很早的，起码到了孔子在《春秋》的时候，这是孔子明确具有的想法，否则话他就会凡灾异必疏，小小的都写下来。那么讲深了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的名词、语言对自然界的这种起用的作用，那就涉及到了更加深奥的方面，这个天人感应还是比较远的，要经过很长的传递，才能从这个名传递到自然界事物去，需要很长的链条。

下面说的这个近了，那就直接起用。它就类似于佛教所说的神通，今天人所说的特异功能。天主教、耶教、《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作用。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天地，也就有了一个天地。你看，他都是先有了一个名词，然后就有了那个事物了。这个神通也是，我先生起那个我要起的那个东西的名。比如说一条河，我让这个教室出现一片水，出现水这个词，水就出来了。让这个录音笔消失，升起这样一个句子吧，让它没有，录音笔没有这样一个句子，它就没了。当然了，这个说起来跟神话似的，就像《圣经》里面那样创世纪的神话。你去看这个《忏悔录》，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的第十卷吧，大概那里面涉及到天主圣言的作用，就说西方人有时候也能认识到语言的作用。这个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句里就特别明显的体现了这个言的创世的作用，这个logos在十几年前比较旧的汉译本里就译成了“道”，在最新的译本里有的就译成了“言”，这是个希腊文logos，他是也是句子的意思，不对，是个词。所以dialogue是对话，它本身就是言，言说。logos与神同在，logos就是神，这就是耶教里面对言的说明。能够对自然界起作用的言，就不是凡人的言，他们认为凡人的言没有这种能力，圣言才有这种能力。这个圣言具体的指什么呢？就是耶稣，所以道成肉身，就是logos成了肉身嘛，这个就是耶稣，就是三位一体当中的那个圣子，所以耶稣，耶稣就是这个logos。那个佛教的神迹论当中就突破了这个观点，因为西方的观点中他总是神人二分的嘛。所以神具有神人的言，那凡人的言就不行，只有神人的言，上帝之言，才有创生万物的功能，凡人的言不行。

但是佛教就突破了这种局限性的认识，它认为圣凡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凡人可以通过修炼达到圣人的境界，凡人可以成为神，当然就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的神了，凡人可以成佛，可以成就圣者，历经五十余个位次，可以达到圣位，进而至佛位，登帝就是圣位，在地前有三贤，三贤之前有凡位，外凡、内凡、三贤，然后是十圣位，三贤位也是三十个，圣位十地，欢喜地乃至法雲然后就是等觉，妙觉，妙觉就是究竟的成佛了。经过这些就可以从一个外凡，就是最从最初的凡夫，最基本的凡夫，一点觉悟都没有的凡夫，达到最彻底的觉悟，最究竟的觉悟。不需要到佛的程度，在贤位的时候，在圣位的时候就会有或大或小的神通了，这种神通有一种就是叫神境通。

神境通又分两种，一种就做能变神通，一种就做能化神通，能变，就是把一个东西，总之能变能化这俩个区分我记不太清了，总之一种就是从无中变化出一个东西来，把一个东西从有变无，或者从无变有。还有就是把一个东西变成另外一个东西，我们看《西游记》这些都很平常可以有猪八戒孙悟空这些变成另外的人，变成童男童女，猪八戒变的童女就是比较胖，变得不太好，这就是能变神通。能化神通呢就是从无中生有，从有变无，从无变有，有小的有大的，《西游记》里面那变个童男童女那都可能是小神通，那佛教里所说的大神通那就包括自然界里的天地万物，日月。让日月停止运行，让日月消失掉，让日月多出来，天上十个太阳，这都可以。这样就突破了这个只有神有的作用。这个不管是神的言，不仅仅是神的言，那就是说，圣者就是有了神通的人，就是凡人也是可以有神通的，有神通的人通过他的言语就可以升起这样的神通作用，对这个万物，天地万物发生随意的影响。

《易经》里面就有一句话，“神也者，妙天地万物而言者也”，你看他有涉及到神跟言的关系了，神通跟语言的关系极其密切，所以在这个里面，在这个神通的境界里面啊，这个名和号的区别就消失了，名，名也是名，号也是名，不再有这个名和号差别，都可以随着这种枢纽的作用而起而落，而隐而显。所以这个名和号的区别是在没有神通的情况下才有的。到有神通了，他通了嘛，就把这个界限消失掉了。所以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之间的界限就消失掉了。所以儒家的圣人跟佛教的佛的区别也就是这样吧，起码社会是这样。儒家的圣人是在社会领域的通达，圆满的境界，只在社会领域内；佛教的佛呢就可能是在无穷的领域，无限的领域，不仅在社会领域，在一切的领域都达到通达圆满的境界。儒教的圣人是对于社会领域达到通达自在，圆满自在的程度，佛教的佛呢就是一切领域，特别是自然领域，因为佛教不太关注这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好像更加关注的是这个自然的领域，生老病死，肉身的个体的问题，所以都是自然界的领域。这个语言的作用我们就结束。总之它是很重要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要大的多。

五、语言是文明的密码

（一）、对civilization，culture的翻译

语言，我们就不说那么深了，我们就在社会领域说，语言就是社会生活，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的规定者，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启动的密码，启动和运行的密码。也就是说我们的语言，我们教育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科技形态，都是以这套名词为它的基本密码。所以你这套经济政治，他的基本形态，它的差别，都决定于所使用的这套语言。所以回过头来归结为一句话，文明文化个人信仰也好，政治体制，经济文化科技形态，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文明的各个方面啦。所以说文明它是以文为他最核心的最稳定的那个密码的，也就是说语文，在这个语文中，语言，文字。这个文字是最稳定的，口语经常变化，这个文明的密码是由文字来楷定的，由文字来担任的。所以我们创造的这些白话文名词，文明和文化我看还是蛮好的，文明和文化，这是白话文，以前是没有的。文明用来翻译这个civilization，文化，culture。这都是白话文名词，这个名词用中文一翻，表达为两个中国字，就大量的增加了它这个丰富的内涵，在civilization，culture这里面是没有这个意思的，没有体现出跟语言的这种关系，但是在我们这个白话文的名词里面确实这俩个词造的还是蛮不错的，不论是civilization还是culture，文化文明，文化文明都来源于易经，易传，什么天下文明，好像是这个乾卦的文言，天下文明。文化，人文化成，文明这个词在那个时候好像是有这个词了，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一个名词，天下文明他好像是一个动词，不是一个名词。所以文明这个词就改了意思了，来跟这个civilization来对应。文化。人文化成，把这个摘出来，作为文化，来翻这个culture，翻得还是不错。翻出了西文当中没有的深意，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吧，这是圣贤造字，造出来了这个，用中文一翻，就会对西文有所提升么。

（二）、当今令人堪忧的语文水平

我上次讲的这个西文的水平是比较差的，头上课之前我看一个同学在那个角上读英语，读的比较好，比较标准，我看她读汉语读不了那么好。今天的汉语水平，中文及其令人失望，及其令人担忧。我教了这么多年学了，我教的研究生里边能写出通顺句子来的，就算是好样的。多数，或者通常会碰到通篇都不通的句子，都到研究生程度了，你就可想而知那些受九年义务教育的那些初中生、那些小学生他们的中文水平会是什么样子，他们能写出一个通顺的句子吗，能写出一封让人看的懂的家书吗？这个很难说。当然这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美国人，我听说美国人也是，上了高中还是写不出一封家书来，上了高中不会算算数，个位数的加减乘除不会算。那这个不是笑话啊，看这个布莱尔就不会小九九，那个位数的乘法就是不会算啊，有人问他7乘9得多少，他说我得回去查查。这个咱们中国的算数水平比他们可能比他们还要强一些，基本上不存在不会小九九的问题，所以这个西方人的算数水平确实是不怎么好。

六、复兴中华文明的途径

（一）、复兴文言文

所以语言是一个文明的核心密码，文明的各个层次，都是由文明所使用的那套语言所决定。那么我们要想复兴中华文明，走出夷化，走出这个夷化的现代文明，复兴中国文明，那么我们的关键性的途径就不言而喻了，就是要正名。就是我们要重新学会学中国话，重新学会说中国话。我们上次说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白话文，这个白话啊，就不是中国话，是西方人的话，我把它叫做一种非常西化的语言，是不是？我们需要复兴中华文明，要不走出白话，不走出这个简体字，中华文明不可能复兴。

在13年还是14年，有北京的一个小传媒公司来找我，要为我录一些录音发到网上去。他们有一些困惑，有关传统文化的困惑，他们提出来我来回答。那他们就提出一个问题就说文言文看不懂，我们学xi传统文化文言文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个障碍怎么解决，能不能把这些文言的经典翻译成白话。我断然的说这是条错路，不行，这不是办法，我断然的否定了他的想法。是啊，今天人的中文水平是这么的差，白话都写不通，让他去看古书怎么能看懂啊，所以白话文教育的最大成果就是割裂了传统，那么中华的那么丰富的文化传统，经史子集，几千年的文明的成果，我们今天看不懂了，这不是白话文教育的最大成果吗？所以他应许的那些其它的好处，一个都没有了，简体字好认啊，白话文好学呀，所以它割裂了传统，取消了我们读古书的能力。

（二）、复兴正体字

当然这个比土耳其还是好一点，因为毕竟文言不用了用白话了，正体字改成简体字了，毕竟我们还是用汉字。简体字虽然简化了一些，但简体字和正体字系统之间差别还没那么大，但毕竟汉字还是保存下来了。那土耳其就是把YSL字母全部废掉啦，改用拉丁字母，所以他们的年轻人，受文字改革教育长大的这些年轻人，是彻底看不懂他们的古书了，它就完全隔断了和YSL传统的联系，所以土耳其就成了精神分裂的没有传统的国家了。就像蝙蝠一样，想加入西方的阵营，人家也不大亲它，想退回到YSL阵营，又退不回去了，因为文字都变了，彻底西化，这样一个无所是从的状态。

中国和土耳其的情况类似，中国可能还比他那个严重程度要好一点，没那么严重。所以说我们还是退回去，把文言复兴起来，把正体复兴起来，这个是根本的出路。这个是当务之急，是必由之路，早复兴一天早好，晚复兴一天麻烦越大，麻烦更大。像几百年以后我们重新看这段历史的话，我们就发现实行了简体字以后，在中国大陆，这个中国的主体，进入了异质的文明，是不是？文字都不同啦，以前是那样的文字，现在全变了。除了文字变了以外，那里面的见地都变啦，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全变了。所以说这个实行了简体字以后，你就发现，这段历史，这个中国，49年，50年以后吧，进入了一个异质的文明。那如果托的时间越长，这个断裂就越大，要想接上那个老的文明就越难，以一百年为期，现在是16年，现在是60，快60年了。100年以后，这个文明的断裂大概就是100年左右，断裂能接上的期限就是100年，一百年为界，也就是三代人，三世的时间，如果过了三世，过了一百年，想要再接上就很难了。或者一百年之内，可能就能接上了，所以心里是很着急的。可是一个人着急是不起作用，况且我们现在是位卑言轻，如果是领导人可能就好一点，可是也不行了，因为现在是一个民主社会，就是当了最大的头，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利。所以需要大家一块着急，天下人一块着急，才行。如果能听的进我的话去，应该是着急的。

（三）、正名的步骤

所以我们复兴中华文明的关键就不言而喻，就是要正名，我列了一些正名的步骤。这是在03年的时候我讲三大学术规范的时候，它的这个四个步骤。

1、在内心中正名先在我们内心的心中正这个名，这也就是见地吧，也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世界观看世界》，那就是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在内心中正名的一个思路，一个视角，一个框架，一个办法。我们现在已经是不会用中国世界来看世界了，已经长期在西方的世界观里讨生活了，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方的世界观，就说西方人怎么看，我们就怎么看。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说中国话，丧失了自己的视角，所以恢复中国世界观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系统的，非常艰难的事情。总体来说，就是在内心正名，重新的在内心当中学会去说中国话。总体来说这个正名的过程我们归结来说就是学会说中国话的过程，那么首先要在内心当中学会说中国话。

2、在行为中正名

下面一步，这就是表现出来的，内心的你那个还没有表现出来，表现在共业的外部世界里面来了。我在外部发言，我用我的行为表现出中国的世界观，中国的生活方式。我把我的世界观和中国的生活方式写在我的书里，用中国的方式来写书，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方式来写书，写我们中国自己的生活，写我们的中国世界观。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曾经有过的中国的生活方式。

这俩步我基本上已经走过了，也就是说这二三十年吧，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了，从上大学开始到现在我基本就是说这样一个正名的过程。先在自己的内心正名，然后随缘的，越来越多的把它表现在自己的行为和工作当前中，就是我写的书都是这样的，都是正名后的这样的书。所以我的书跟时下的书是不一样的，差别比较大。所以有的时候它出起来就会有些困难，我出的第一本书就遇到了很多的周折。

（1）、出书经历

那个时候是96年，我上研究生二年级，95年写的，96年出的，上研究生一年级二年级的事，有人组织了一个先秦十子丛书的写作，我担任了其中那本孔子的任务，那里面就有我的中国世界观，有我的正名的实践。写成了每本书还要有一个审稿人，做这个书的主编，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学生，要让找一个老师，为这个书负责。先找了我导师，邢东风老师，二话没说，给我枪毙了。他说你这写的什么啊，像这种书，那是通俗性，介绍性的著作，你得写通行的观点，你不能写你自己的思想。你看一看就知道我这个和通行的观点不一样。那个总主编焦老师就给我换了一个，他们伦理专业的葛=晨=虹老师，女的，他们年纪都差不多吧，年轻人，比我大不了几岁，那时候也就30多岁吧，把我叫去了，很客气：“我见到你之前以为是老先生写的呢，你看文言写的这么好。”但是话锋一转，说你这观点得大改，我说要大改就算了，我不出了，我就坚持不改。那焦老师就没办法，他亲自担任我这个主编，他给我通过了，稍微改了吧。焦老师对我很好，人民大学的焦国成老师。焦国成老师，长得胖乎乎的，很厚道。我总结我这上了二十年学对我好的老师焦老师算一个，对我最好的老师之一吧。他不是我们导师，也不是我们专业的老师，他是伦理专业的，我是中哲，选了他一门课叫《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了一学期他的课。

在他的课上我经常舌战群儒，也就是说这课就变成了我和其它同学的论战。焦老师就坐在讲台上听我们论战，他就不讲了。经常一战一节课，一战一节课，就下课了，总之他就比较爱听嘛。后来结束了在那个课上要写一篇作业，我写的是《论子解大学的俩点问题》，写了一篇几千字的作业，这是后来我听他的学生说的，两个女生，王=朱和刘=余=莉说的。焦老师拿着这篇作业把她们叫了去，一字不漏的从头到尾给她们念了一遍。总之他还很欣赏我的，所以他才会给我这么大的支持。

首先这丛书每一本是要找俩个人来写，我提出我自己写，为什么呢，因为我很难找早到志同道合的观点一致的人，是吧，所以我只能自己写啊，这个焦老师赞成了，他对我很信任，让我一个人写。那以前二十多岁写一本书哪那么容易啊，所以这是对我的很大的信任。确实很难，给累病了，失眠，睡不着觉，心慌，没写过这么大部头的书啊，你像我们毕业论文才三万多字啊，况且那时候还没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啦，一年级，一年级下学期，就写了这本书，还是正名之作，不是抄袭别人的观点，所以不容易。

那这本书后来蒋庆老师，蒋庆老师是我在95年拜的一位儒家的老师。蒋庆老师的著作最早的吧，这个《公羊学引论》开启了大陆儒学的新时代，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这个儒学的转变就是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也就从港台的新儒学转向大陆的儒学。那个港台的新儒学是接续宋明儒学的心性的传统，接着讲，接着宋明儒学接着讲。大陆儒学，就是蒋老师开启的这个就是复兴经学，复兴汉唐的经学，整个就不一样了。蒋老师对我这个书的评价还是给以肯定的，“虽然篇幅甚短，亦可谓见道之作也。”也就是说这里面是文以载道的，是用这种略显幼稚的来载的这个已经名正言顺的中国传统之道，传统的儒学之道，就不是那个正名之前的那个反向格义的假的儒学了。所以蒋老师这个评价我觉得也不是随便给我的。这样一个见道之作，他一定会遭到这样的挫折，如果不是遇到焦老师这样有眼光有智慧的人，那这个书就出不成了。都像我导师和葛=晨=虹那样的不就出不成了吗？

(2)、“老文化运动”

这个正名的第二步就是这样。他这个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我后来总结的这一步，个人的，属于个人性的，个人信仰这一方面吧。所以在今天，个人信仰的复兴已经有了，在某些个人内心里面，和他的言行著作里面，这个正名的工作有些人已经做得不错了。所以我们总结的这俩步传统文化，我们的个人传统，儒教在个人信仰的这方面已经有所复兴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一个蔚为大观的潮流了，上下同心，上下同感，民间和政府互动这个层面，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运动。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一个运动，就叫“老文化”运动，这是我在十多年前提出来的一个想法一个词吧，就把它和“新文化”运动对着说。

我们在1916年蔡元培入驻北大以后，到1919年期间，总之在那个时候吧，发生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夷化的运动，我们中国文明就夷化了，成为一个现代的西方文明。现在除了我们的文字和中国饭以外，我们的其他方面基本上都夷化了，都已经西化了，老的东西所剩无几。如果这个文字再断了的话，那就彻底了。所以这场“新文化运动”所发起的夷化运动，成果卓著，那么今天他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今天的中国人上下同感，人心思归，还是想回家，回到自己的老的传统那里去，觉得在这个新的生活方式里面不那么xi惯，过的很痛苦，过的不安，没有归宿感，甚至很危险，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特别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又兴起了，他就特别需要找到自己的标志，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民族之林里面DULI出来的标志。那么这个标志是什么呢？显然除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之外没有别的了。所以这个复兴文化传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既然有一场“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让我们基本上彻底的夷化了，我们要复归传统，我们要走回去，那就要有一场和“新文化运动”相对的“老文化运动”。我们都看“新文化运动”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一个标志性的事就是白话文运动。所以跟这个白话文运动对着的就应该有一个古文运动。复兴古文，古诗文运动。

有白话文，白话诗，“新文化运动”里面有白话文，白话诗，我们就看这个白话文，白话诗的成果是乏善可陈，这诗刊我看着也办不下去了，办了一些年，在以前有些火，在现在谁还去看诗刊啊，那诗刊不就是白话诗嘛，有什么成果。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研究过白话诗啊，我也曾经写过，什么郭沫若的诗，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的那些大腕，你看看他们的诗集，满篇都是胡说八道，简直就是疯了。郭沫若那诗集里面可不就是，就是神经病，那能叫做诗吗？那是对我们这种优美的语言文字的糟蹋啊，他拿能较诗吗？他写的那些诗集。相比于郭沫若的诗，鲁迅的还是要好一点。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比郭沫若的好。郭沫若那就是处在一种神经病的状态，疯狂，什么“我是天狗，我要把月来吞了”“我在我的皮肤上奔跑，我在我的脊髓上奔跑”“太平洋啊什么”，那能叫诗吗？

真的是我是看过的，你们没看过，你们光在大腕的名下崇拜他，你看看，那真是名不副实，写的实在是差劲极了。后来什么朦胧诗，学院派的那些诗，特别是学院派的诗，受了很多的佛洛依德的影响，写的实在是这个糟蹋文化，糟蹋这个圣贤造的这些文字，这些优美的文字都被他们糟蹋了。

白话文的最高成果也就是胡适和毛泽东吧。在国民党，台湾这边，胡适写的好。胡适就说，在共产党那边，论白话文写的好的还是毛泽东。所以这帮人，那后来还有什么啊？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位，莫言，那不是诺贝尔奖的评委给我们抹黑嘛，我们得了诺贝尔奖还挺高兴的，真是不知道今夕何年啦。莫言这样的东西竟然给了诺贝尔奖。

总之那个最优秀的白话诗，跟最优秀的白话文，和我们的古文一比。那些最优秀的也不能算是垃圾，但是水平怎么也不能跟我们那些经典的古文，集部里面的，集部里面随便拿出一个来，都远远不行啊，就别说我们的经典了。就是仅仅从文这个角度，从艺术这个角度，白话文，白话诗也就是这样，没什么成果，水平很差，特别是这个白话诗，那能不能称得上诗，那真是一个疑问。没有成立。白话文算是成立了，但是水平很差，没有出现什么优秀的作品。跟那个四大名著，就是集部的末流相比，也比不上。那些最好的白话文作家，还是受古文教育长大的那帮人，而不是受白话文教育长大的，所以毛泽东胡适，他们的小时候可不是念得白话文。所以有的人说中国为什么不出诺贝尔奖作家，这回倒出了一个，还出来一个莫言那样的，真的是笑话，为什么不出好作家。为什么不出好作家啊，白话文教育出来的不读古文了，就出不来作家了。有不错的可喜的这种形式，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古诗文运动了，在百度贴吧里面，有古诗。我们家孩子大概从小学的时候他就琢磨写古诗。在初二的时候，15岁那年可能在这个百度贴吧里面算是名声大噪了一回，至今这个我们老家那些人都是从这个百度贴吧里面知道这个孟凡伟，他到了河北农大，他们的那个心缘文学社一去了就去找他，可能都是从他在网上建立的这个威望吧。

像写古诗文的，还穿汉服的一位季=文=斋先生那古诗文写的很好，我们也有交往，他当然不仅仅是写古诗的人，他要复兴的是这套古典的生活，所以他同时也是修炼这个儒释道，打坐，穿汉服，留长头发。这样这个古文运动也是这样；古文化运动也是“老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部分吧，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当中，在家里在大街上就穿着汉服去生活。

还有书院的复兴，蒋庆先生在08年建立了一个应该是中国很早的书院吧，差不多是最早的，也在最纯正的，至今是纯正的，儒家道理，叫阳明精舍。在贵州龙场，修文县龙场，王阳明先生悟道的地方，阳明不是龙场悟道嘛，所以蒋庆先生把他的书院选在龙场这个地方，就是为了继续儒家的道统，五百年必有一位大儒出现。阳明过去已经快五百多年了，所以继续阳明所传下来的这个道。

(3)、复兴教育体制

[1]、纯科学教的体制

下面那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教育体制的复兴，传统文化在教育体制内的复兴。我觉得这一步里面最关键的就是经典进入国民教育。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社会也就是有俩个部分所组成的，一个是政，一个是教，在传统的划分里面就划分成俩个东西，政和教。在这个西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老文明老文化毁坏的过程当中，有俩个最关键性的人物，起了最大作用的俩个人物，孙中山和蔡元培。潘历廷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他最佩服近代的俩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蔡元培。孙中山推到了帝制，蔡元培打到了经学。所以这个推倒帝制，和这个打倒经学确实是这俩个人伟大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是近代影响最大的俩个人，这是毋庸置疑的。

蔡元培的作用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就是蔡元培的作用比那些站在台面上唱戏的那些人还要重要。因为他是这个新的教育体制的缔造者，这个新的教育体制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从民国到今天，这个教育都在蔡元培这个新的教育体制当中讨生活，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新教育体制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消了经学，就是这里面没有任何经学的影子了。所以在蔡元培承继的这个晚清的教育体制里面，是一个有经科的体制，经科和现代西化的这套体制并立，以经科作为延续我们的传统的那个部分。那么蔡元培这一下，把经科取消，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师范到大学，所有有关经典的教学全部取消，这样这个体制就成为了一个全部西化的体制，是世界绝无仅有的，连西方都没有的科学教的体制。

就说在西方，他除了科学之外，他还有神学，他的学校里面，它的大学里面有神学院啊，很多的国家里面，中小学是教神学课的，有神学课的，我们的经科那是晚清的体制，我们的经科那是和神学对应的，来起到神学起的作用，维系一个传统，维系世道人心，维系道德。我们知道科学是不讲道德的，不教道德的。科学是器用之学，所谓科学的人生观是不成立了，因为科学里面没有人生观，要说科学有人生观，就是唯物的，拜物的人生观。但是拜物的人生观能称得起人生观吗？那算人生观吗？就不算人生观。所以在这个科学的拜物的人生观里，人类很快就要毁灭掉了，很快要趋于毁灭了。

所以这个取消了经科的现代教育体制，由蔡元培先生所楷定的一直到今天的这个教育体制，就是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科学教的教育体制。我们说在西方还有神学，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纯科学教的体制，也就是说，中国没有信仰的教育了，没有道德的教育，没有做人的教育。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做人教育的缺失，在西方，他那个做人的教育，由宗教由神学来负责。在以前，在晚清的教育体制里面，由经科来负责，除了教科学，还教做人，所以那是个中体西用的体制，是个传统和现代能够综合的体制。在这个纯科学教体制，就是一个及其偏颇的体制，极偏的体制，极不和中道的体制，极不平衡。

在这个里面，中国人就成了极没有底线的民族了。中国人是一个唯一的没有信仰的民族了，所以他做事没有底线，非常可怕。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无信仰，十亿中国心灵在飘荡。这是蒋老师精彩的句子是不是。这都是这个纯科学教教育体制所赐啊，拜这个体制的所赐。

[2]、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

所以我们今天要让这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恢复信仰，让这个十亿中国心灵找到归宿，不要再飘荡啦，领导人不是说人民要有信仰嘛。但是这个信仰从哪来啊？信什么啊？信JD吗？信马克思？儒释道，所以领导人提出的这个观点领导人他也没想清楚。到底是信自由主义，还是信社会主义，还是信儒释道啊？这三个东西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啊？这三个都是信仰。要想有信仰，有什么样的信仰，这才是关键啊。

都信JD去，信自由主义，那中国就完了，党也完了。所以还是这后俩个主义，社会主义和儒释道要联合起来，一起来对付这个洪水猛兽的自由主义和JD，也许领导人潜意识里面会有这个意识，但是他可能想的不是那么明确，他基本的做法还是要，就是我说的这个。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联合起来，总之他还是比较推崇这个保守主义推崇这个儒释道。高调的弘扬儒家，表彰儒，表彰佛教。但这他这个对自由主义的态度也是比较模糊的，也是有些方面还是在朝自由方面在走啊，我不知道我们中国的未来到底走向何处，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把中国引何方现在还不清楚。是个什么关系我们看不清楚。这是我说的，我的观点就是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要联合起来，对付这个洪水猛兽般的自由主义和JD。这是中国的前途，出路所在。

[3]、经典进入国民教育

经典进入国民教育是现有的这个当务之急，我们的党已经做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了。从《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要与一切传统，一切旧的事物决裂的那样一个态度，从WG那样一个破四旧的，全盘反传统的那样一个态度，转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这个态度极其可喜，值得赞叹。但是现在还只停留在说说的程度，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在12年我看教育部发了一个文叫什么在教育当中落实传统文化的这个一个构想一个什么这样一个文件，写了好几篇，看来看去，没看到真东西。就是说说，就是提倡，至于怎么落实，没有提到。要想真正的承继传统，真正的复兴我们的传统，最当务之急的实事就是让经典进入教育，进入国民教育，进入中小学大学的教育。

蒋老师曾经在04年编了一套教材，就是教育部的一个项目，那叫什么中华文化经典儿童诵读，中华文化经典诵读系列。一共12本，小学12个学期，一个学期一本。当时就是想把这套教材放入体制内，作为一门课程，可是后来反对的声音太大，就没有落实。书是出了，可是没有进入体制。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实现。只是有一些小小的进展吧，后来《弟子规》在好多学校都在讲，都在背，有的学校可能开了一些背经典的课，但那都不是正课，都是可有可无的，都不考，都不是必考的科目。所以这个经典进入教育的力度还太小。但是总是有了这样的趋势吧，这个趋势也是很可喜的，让我们看到他这种可能性也是越来越大了。

[4]、伏羲班模式

那么经典进入教育的最佳的模式，我看呢就是这个伏羲班模式，由吴鸿清教授发明的。吴教授智慧很高，勇气很大。他在06年，也就是十年前，在甘肃甘谷县开了第一个伏羲实验班。就是在伏羲的故乡，这个甘谷县是伏羲的故乡，所以就起了名叫伏羲班。名字起得很好，蛮有象征意义。因为伏羲是我们中华文化最早的那位圣王。易经的最早的那位创立者，也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萌芽，也就是伏羲班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和这个权舆之所在。也就是说要想复兴中国文化，在这个共业里面复兴中国文化，就得从这里面开始，这个词就是芽的意思，开端，中华文化的开端，就在于此了。所以起名为伏羲班还是蛮有道理的，蛮有意义的。

我刚才说了在体制内也加了一些课，一些传统经典的课，这样的做法就是我记得在近些年人大政协的提案里也会有这样的提案，就是在体质内建立这个国学课，经典课这样的提案。这样的做法的我对他的评价是有小补的作用，但是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现有的小学，中学的教学模式中孩子们的负担已经很重了学时已经能加的学时已经很少了，所以在这个不动的现有的体质下，在这个前提之下，他加上一门课，他的学时一定是很少的，一周有上俩三学时已经很不错啦，只能有一个学时，一周教一节课，这能起什么作用呢？所以这个学时是很关键的。这个经典一周教上一小时，跟一周教上30个小时，那效果是有天壤之别的。所以在这种不动的现有模式的前提，加上一门经典的课，起的作用太小，因为他的学时太少。

为什么说伏羲模式是一个最可取的模式，是一个不是有小补，而是有大的改变的模式呢，跟本性改变的这个模式呢，你说用了伏羲模式以后中国的教育有了根本性的好转，会有方向性的这种改变，从这个混乱的极其不如人意的怎么改也改不好的状态中走出来，彻底的走出来，彻底性的改变，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伏羲模式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语文课进行了大的手术，动了大的手术。把语文课上的白话文课本一揽子取消啦，不再用这个白话文课本了，彻底取消了，把一年到六年级的十二册课本不再用了，只作为一个课外阅读的教材。那么真正使用的课本，就换成了传统家塾中使用的四书，蒙学三百千，以及弟子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换成了这些，也就是换成了传统的文言课本，不是泛泛的文言，就是统私塾当中，我们的传统教育当中用了几千年的那个课本。

所以说这个伏羲不是它不是一种新生的，需要去试验的模式，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需要去试验的，但是他的主体，他的经验已经被中国几千年的教育证明是可行的，不是一个完全需要用实验去评定的一个东西。这样经典的学时就大大的加多了，因为语文课是在小学中最重要的一门课，学时最多，几乎我看过教学大纲，占了一半左右，占了小学期间学时的一半左右。这样学xi经典的时间你说有多长，就很长了。所以这样就把现行的模式的那个关键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现有模式的问题都可以归为语文课的问题，你不管是这个知识教育的失败，还是语言教育的失败，还是做人教育的缺失，都归为语文课的这个内容和叫法极其不合理。所以语文课这样一改，那就点中了这个穴道这样中国的基础性教育就会有改观，因为这里面做人教育补足了，语言教育会有根本性的好转，知识教育会得到他的那个极大的，极好的基础。一下，数理化也会好起来，素质教育也会好起来，做人，孩子们会知道做人。所以我说这个伏羲班模式是能够打败衡水一中模式的非常好的模式。不是需要费很大的劲，因为衡水一中模式他一复制他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衡水一中搞得最好，你跟他学，你就差一点，总之他这个模式越复制，这个效果也就越差。所以这种模式就是一个生存竞争模式，军备竞赛模式，走在最前面的肯定是最占先的，占了所有的先机，所以他就会运行的特别好，后来学的越晚的那些就会越来越显不出它的优势。这个伏羲班模式就是中华传统模式，它具有可复制性，复制的越多，这种效果越能显出来，所以他不怕学的晚，也不怕复制，也不怕复制的多。谁学谁受益。

所以这个模式就跟加一门课的那个模式，我说的加一门课的模式就像是水过地皮湿，需要由人为的力量来维持，。一不维持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这门课就没人教了，《弟子规》进入学校大概就是这样。那前几年可能比较实行，现在可能又慢慢的淡了下来。这个伏羲班模式可不是那样，他一旦，所以说是他实行起来难，因为他对现有的模式改变太大，所以阻力太大。可一旦实施起来，就不要有人未来管了，一定会运行下去，而且会跟他学的传播开来，学的越来越多的。

这个在我们县里面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我的一个朋友他为了自己的儿子，先是开了一个伏羲模式的幼儿园，全过程我都跟他在一起搞得，我们之间经常沟通，这个幼儿园就比一般模式的幼儿园运行的要好的多，那一般的那个像王财贵模式的幼儿园跟大量背经的私塾，好像生存起来是很艰难的。孩子会越来越少，慢慢的办不下去了。这个班孩子越来越多，好多家长都把孩子送到这来，还有那个学校的校长的那个孙子之类的，后来他这个幼儿园的孩子不是上小学了吗，就在一个小学里面，在我们县的东方红小学里面开了一个伏羲试验班。

这个班没有办上半年呢，就有很多家长想把自己的孩子转到这个班里来，所以他的吸引力很大。我看这个我这个朋友的爱人就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她就亲自为了自己的孩子本来她是我们县的一个职教中心的一个体育老师，改行了，改成先是教幼儿园，后来教小学，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开始她对这个传统文化也没什么接触，所以说也没什么信仰，因为我这个朋友跟另外一个朋友把这个班办起来了，没有老师，所以她就请了长假，为了教自己的孩子么，所以就按照这个模式赶鸭子上架，就把这个事干上了。她就得学啊，学这些东西，学汉字的教法，学时这个三百千交给孩子，后来又去学xi这个伏羲班模式的教法。这些年可以说这个母亲啊跟孩子一起在传统文化中成长，可以说她变化也是很大的，变化非常大，学xi传统文化这个让她乐在其中，越来越成为一个让我不断地刮目相看的人，真没有想到会把这个事情做得这么好，会这样投入，在她身上会起到这样的作用，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我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我的儒家，儒教，就是粮食，是每个人，天下人的每个人每天都不能离开的。儒者人需，是每个人都需要，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的，就怕我们不接触，接触的越多，你才知道传统文化是这样的好。

——摘自孟晓路《西学之中学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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