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欧美文明“复制中国”——五位外国女教授的研究
确认欧美文明“复制中国”——五位外国女教授的研究
诸玄识
前 言
笔者于2017年出书《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和又于2019年3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座《现代西方是华夏的子文明》，引起颇大反响，赞同与非议兼半。总的来讲，华人知识界早已沦为西方殖民文化的重灾区（它在大陆割裂传统认同，在港台割裂中华认同），所以亟需一个思想启蒙的过程。
近来欧美国家，在西方中心论走进死胡同之际，不少学者蓦然回首，查清和揭示“西学中源”的真相。相关论述或书籍越来越多，我们在此推荐几部，希望有助于大家了解国外学术动态。
历史背景
西方文明何时开始的？并非古代，而是在1700年左右，其前提的“神的社会”转型为“人的社会”，此乃中国文化引导启蒙运动之所为。
再者，西方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文字。西方文字不是“古已有之”吗？18世纪英国的文学泰斗、第一部正规英语词典的编纂者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年）指出：
拟声（表音）不是文字的起源。然而……拟声或表音词语通常是有意识的造字的结果，但这不是最早的语言现象，而是最近的事，……如此特征纯粹是文明的产物……。
把语言从语言神学领域拯救出来，是现代科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如何理解这段话？第一，西方表音文字并不是古代就有，而是最近造字的结果（赋予发音特定的意思）。第二，西方表音文字是文明的产物，确切的说，文字与文明相辅相成。而文明则是由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第三，在18世纪以前，西方的语言文字是由宗教主导的，不能正确表达“人与自然”；因而，它与文明、发展和科学皆格格不入。
由于口音在时空中是恒变的，毫无稳定性的“表音”不能自我生成；除非幸遇“助缘”——依靠印刷术锁定和规范发音符号（字母），这在西方是15世纪左右的事。然而，除了被一些神职人员用它杜撰“古代手稿”之外，如此文字因其语音和语义均不一致，只能造成普遍误解，加剧宗教战争，而丝毫不胜任于世俗文明。后者要求文字——即使是表音文字——具有像汉字那样的“表意内涵”。
现代西方的表音文字是寄生于“汉字表意”的（借取含义、借鉴定义）。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正是“解码汉字”与“汉语思维”的结果。
文明（文学、文化）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审美。这是“中国风 ”及其所开启的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德国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说，文学（literature）的“美文”特质是18世纪的发明，而之前则不具有审美性。
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著《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伏尔泰说：“远东是所有艺术的摇篮，西方从那里获得一切。”
实际上，所有的18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经典”作品，都是被用这种“中西合璧”的文字与审美改造或伪造的。
至于“文艺复兴”，原本只是处于的丝绸之路西端的意大利，在14—16世纪首次出现亚欧交流的高潮；加上四大发明与东学西渐使其神职人员杜撰“古代手稿”成为可能。但到19世纪，西方中心论则命名和定性“文艺复兴”，篡改了这件事的性质，尤其是挪用“中国风”及浪漫主义运动的成果，而充实之。英国著名学者、兼任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教授的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 1898—1963年），“轻蔑和嘲笑‘文艺复兴’这个词”。他宣称：“我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即人们普遍认为的‘文艺复兴’，实际上从未存在过。”
学术专著
第一、中国因素形成英语主题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尤金妮亚·詹金斯（Eugenia Zuroski Jenkins）著《中国品味：英语主体性与东方主义史前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译者按：“东方主义前史”指在西方中心论（东方主义）之前，即17—18世纪，中西交流及其“塑造现代西方”的本来面目〕。简介如下：
中国的书写模式变成英语自身。〔按：芝加哥大学教授豪·索萨西（Haun Saussy）确认：“中国书写文字是有效思维的典范”，它“成为现代早期欧洲的完美写作模式”〕。
《中国品味……》提供了这样一个介绍，即：在那淫长的18世纪，英语及英国文学是如何依靠中国模样，来产生其自我模式的。……它揭示了这一时期的各种英国问题，都是通过参照“中国事物概念”来定义其高雅与现代性英语的主体性。“中国风”并非只是其本土文化中的异国情调，而是英国跻身世界秩序的潜在性和多样性的标识。到18世纪末，不仅英国家庭、而且英语自身均已浸淫于“中国风”。
然而，英国文学越来越坚持，中国事物概念与英国民族身份之不相容，但这是（西方中心论—东方主义）策略的一部分，后者则用虚构的资料（例如“西方古典”）来构成其现代主题性。西方中心论之东方主义不承认“中国文字与文学皆已融入英语的自身定义”，但如此深远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从中国移植的英国文学
首尔国立大学英语系教授閩恩恭（Eun Kyung Min）著《中国与英语文学的现代性》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
〔出版介绍〕该书探讨了现代英语文学身份如何被异国——特别是中国——的传统与历史塑造的。……中国文化价值及其复杂的意思体系，构成了17—18世纪英国“民族文学”及其发展内容……。作家包括迪福、艾迪生、戈德史密斯和珀西都把中国元素写进这些新兴的文学形式之中，诸如小说、期刊、报纸上的伪造信件（与中国通信）和“古代”英语诗集〔尤其是指珀西基于《好逑传》和“中国文献汇编”，杜撰的《英诗辑古》（中古英语诗歌遗产）。——译者〕。
〔内容摘要〕艾迪生和坦普尔（对中国园艺及其美学的研究）为中国审美观念转变成西方现代性美学，打下了基础……。〔引者按：“审美”（Aesthetic）这个词——根据西文词源词典——产生于18世纪，它应该是“中国风”及其所开启的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
斯洛博达（Stacey Sloboda）指出：“‘中国风’这个以中国命名的审美品味，不只是体现一种新兴的全球文化，而且还决定性地构成了视觉与物质语言，它起到了赞美和批评18世纪的商业文化的作用。
”……借用历史学家罗文塔尔（David Lowenthal）的话，“过去是一个外国，……却派生一个现代性国家”。……把同时代的外国——即中国——的历史经历，转化成对欧洲过去乃至其“古典时代”的理解；……（英国人）想象中国的地理风貌帮助他们绘制一幅英语文学的场景，同样，想象中国的丰富历史帮助他们找到了独特的英国文学传统的契机。〔塞缪尔·约翰逊说：“全部的中国历史都已变成了浪漫的素材。”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也说：汉语写作概念起着“欧洲幻觉”的作用〕。
托马斯·珀西编译《好逑传》和《中国事物汇编》是他编造《英诗辑古》的初期准备，……帮助他定义不列颠群岛的文艺性与独特性。
第三、“中国风”造就的英国文化
马萨诸塞—波士顿大学的斯洛博达（Stacey Sloboda）著《中国风》（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14年），其简介称：
通常大于“中国风”兼具赞扬和嘲笑，说它是美丽而琐碎、以及过度奢华的一种装饰风格，斯洛博达批判性地重审之；她认为，“中国风”并非18世纪的全球消费文化的无声参与者，而是这种文化的主讲者。该书通过对陶瓷、壁纸、家具和园艺等中式设计的案例分析，聚焦和研究“中国品味”这一18世纪英国的文化现象。
这部书的原型是作者的博士论文，题为《中国塑造不列颠：审美、设计和帝国，1745—1851年》，其中心思想是：
就其狭义而言，“中国风”作为一种视觉文化遍及18—19世纪的欧洲。但它通常被说成是靡颓的、女性的、异国情调的和边缘的。虽然没有人否定这一事实，即：基于“中国风”而形成西方装饰艺术的传统；但现代西方的相关研究则倾向于，说“中国风”只是异域流派和艺术史之脚注……。
然而事实上，“中国风”在不列颠的审美模仿、异质融摄和国家认同等方面，塑造了整个的现代观念。……研究从1745成立切尔西瓷器厂到1851年伦敦博览会这段历史，我的意图是证明，“中国风”不仅在装饰艺术上是英国艺术史的中心内容，而且还是大不列颠帝国的民族文化形成的关键。……“中国风”的意义超越了无声的装饰艺术，它说定了英国新兴的帝国身份。亦即，“中国风”在文化上促成英国成为一个帝国式的民族国家。
“中国风”的直接效用包括瓷器、室内装饰和设计论文等，它创造了中国式的英国视觉文化，中国占据了英国观众的想象力……。在视觉上，不列颠作为帝国式的新民族所需要的思想，是中国塑造的。……换句话说，“中国风”作为一种视觉语言，与那形成“大不列颠”的文化力量，乃密切相关。如果说，“中国风”在18世纪还意味着外来文化和奇异品味；那么，到19世纪，就已成为英国审美和物质文化的基本要素了。
“中国风”给（英国）个人主义提供了这样一种意象，即这既是外国的、又是很文明的东西，因而赋予西方现代性世界主义（modern cosmopolitanism）。
第四、中国赐予西方的现代性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安妮·韦查德（Anne Witchard）主编《英国现代性与中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5年），写道：
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 1880—1932年）的看法是，在相互对照中，中国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异域风情，而是“欧洲文明的另一面”（Europe's civilisational other）。（英国）从这个异质特性得到哺育。中国因素远不是通过在熟悉的主题中所增加新的变化，来重新定义英语；而是通过“截然相反的两元”（对立统一），服务于形成英语风格（欧洲风格）的实质。中国文明提供给人类的，不仅是宽阔的诗意的历史框架，而且是最充分表达的、可以理解的“文明的声音”（the voice of a civilisation）。
一言以蔽之，中国堪称“欧洲文明的另一面”有两层意思：
1.中国是一个“怀旧境界”（site of nostalgia），代表着欧洲人认为本应具有、却已失去的东西，即真正传统：“原初语言”——纯正的、诗意的语言文字及其深奥内涵。
2.中国是一个“理想境界”（site of idealism），代表着欧洲正在获得的从未有过的东西，那就是非宗教的人生与物质文化，还有汉字密码中的品味生活、艺术审美、女性资质和天下情怀；换句话说，中国代表着英国及西方所具有的现代性。
（戈德史密斯）《世界公民》……从一个中国绅士的角度显示，中央王国和中国人连接着欧洲人的世界主义理想。
第五、德国：华夏派生西方的典型
贝蒂娜·勃兰特和丹尼尔·普尔蒂主编《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17年），如图所示：
其中第5章是由美国鲍登学院教授比伊特·陶茨（Birgit Tautz）撰写，其标题为：“中国文化本土化：德国知识、风格和文学史”。其节录为：
自从耶稣会士首次赴华，中国就成为欧洲的理想的知识憧憬和学习目标。
在18世纪的德国，中国意象渗透到它的最丰富、最亲密的话语中。
18世纪中后期的德国的中国意象，还保持着（法国）启蒙运动的早期对她的描绘的——理性的普适主义：作为典范的中国的先进哲学、政府机构和教育制度。这正是欧洲人应追求的理想状态。
旧版（德文）《布羅克豪斯百科全書》保留了18世纪的中国形象，她是被公认的知识形成的源泉，并且起着文化与政治合法性的参照物的作用。
从18世纪的德国文学和哲学的资料考察其（文化）主体性。中国因素是作为密码出现在这些文本中的，它隐然而持续地昭示宇宙秩序，同时也与德国主体性的各种表达联系在一起的。“汉字密码”不知不觉地在认知身份、公共参照、个性与权威等方面，投射着这种主体性。在它产生德国文化的主体性的同时，“汉字密码”从来没有被明确命名。然而，我们注意到，随着我们浏览各种文本，浸透于哲学、教益散文、小说段落和戏剧中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具有观赏性；而且其中的一些，我们一眼就看出它们是中国传统意向的属性，其余的部分则相对隐晦……。而与此同时，德国的主体性则正在围绕着中国而臻于成熟。
不仅通过解码翻译文本，而且还借助于学者们对中国资料的独创性的解读，德国的主体性进行自我构建。
通过当时学者们的解读和描述，“汉字密码”顺理成章地被用于德国社会共同体的构建；儒家的责任和孝道也发挥整合社区的作用，但这通常被想象为“自然而然的社会进化”的结果。
……使用歌德著述的例子——大部分是他论中国诗的遗稿——表明，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卷入了这场中国文化浸透其国土的交流之中。歌德改写了英语翻译和评注的中国诗，把它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从而把发轫于利玛窦的互文转换链延伸到德语；由此，汉语文献变成了德国的双重表达：特定文化身份和普遍知识模式，后者奠基了德语的世界文学。
于是，德国诗歌与更广泛的文化话语产生共鸣，乃至超越文学本身，而在认识论上回应那被改写的中国文献之表述；后者标志着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知识的形成——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各种中国式的新兴学科（包括文学和哲学）在德国脱颖而出，如雨后春笋。〔正如奥布莱恩教授所说：“智者们希望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式的学术。”——译者〕。
一旦介绍中国在现代早期西方的实际存在，这就意味着把（西方）哲学权威置于危险之中。……西方中心论编造了包罗万象的叙事，硬说东方与西方相反，是对立面；然而这个西方中心论的星座最终受到了挑战，那就是：如果重新讲述故事，那么，在德国乃至在整个欧洲，在其文学和文化史中，中国都是核心，譬如众星拱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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