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上学方法13：西学的演绎归纳方法与印度因明学之比较
3.6西学的演绎归纳方法与印度因明学之比较
第六个问题，西方的演绎和归纳方法跟印度因明的比较。
这都是同类方法，很多人乍一看之下，就把因明宗因喻三支等同于逻辑的三段论。我原来也这样，未经详细研究，乍一看就这麽认为了。前两天仔细一看，发现实际上不是这样，不能等同。三支不等于三段论，而且相差很大。三支可以说是融演绎与归纳为一体的一种认识形式，三段论是纯演绎。当然它们有共同点，都通过分别意识来运用语言和共相。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三段论是纯粹从普遍到特殊的演绎思路，而三支是先从特殊到普遍，再从普遍回到特殊。所以说在三支当中，演绎和归纳很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不像西学方法那样是二分的。这是我很高兴的一个发现，以前没有认识这一点。印度人竟然有一种逻辑，能够把演绎和归纳很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这是很高明、很不容易的。
印度因明经历了从古因明到新因明的形式变化。古因明不是这样的，古因明是简单类比推理，当然也不全是。总之，古因明还不能做到将演绎和归纳完美地统一。古因明一般是五支，不是三支。由陈那菩萨把五支改定成三支。这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支的减少，而且在特性上、风格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进步了很多。我们所说的归纳和演绎完美统一的形式说的就是陈那菩萨所发明的新因明。
因明学跟逻辑学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印度的因明是从辩论中发展出来的一门学问，而逻辑学更多的是哲学家个人探索真理的产物，前者偏重于辩论，后者主要是用来做自己推理的工具。因明包括自比量，他比量和共比量。自比量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理，自己用来发现真理，跟他人无关。他比量是在自己与论敌共许的基础上立的一个量。所以因明学比较全面，既是涉及论辩的一门学问，也是一种认识论。古因明是五支，有这么一个例子：此山有火，这是宗，所谓宗就是结论。然后再说成立结论的那些支，“以有烟故”，这是因；“如灶，于灶见有烟有火，”这是喻；“此山亦如是”，它也是有烟的，这是合；“故此山有火”这是结，是对宗的复述。此山有火，因为有烟，这是因。然后喻是比如灶，就像灶上一样，我们既见到有烟，还见到有火，这个山也是这样的，它有烟，所以说此山有火。所以我感觉古因明简单类比的色彩比较浓厚。
我再看一下新因明，“此山有火”是宗，“以有烟故”是因，喻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同喻“凡有烟处，見皆有火，如灶”，一个是异喻“凡无火处見皆无烟，如水”。这里就不一样了，这是古因明里没有的东西，古因明里不出现“凡有烟处，見皆有火”，这种较为普遍的命题。古因明出现的都是具体性命题，灶上有烟有火，山跟灶差不多，山上有烟了，就类比出山上也有火。这基本是从特殊到特殊的简单类比，从一个经验事实到另一个经验事实。而新因明就不一样了，在其中既出现了相当于三段论大前提的“凡有烟处見皆有火”这样的普遍性命题，“以有烟故”，因为此山有烟，所以此山有火。
乍一看跟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是一样的，但二者很不一样的地方就表现在喻和因的规则上了，归纳运用暗含在里边。在因和喻的规定上，对因有三个规定：“遍是宗法性”，这相当于演绎方面的周延。还有就是“同品定有性”和“异品遍无性。”再举一个例子，在这里面举了一个错误的三支比量：“铜是固体。”（宗）“以金属故。”（因）“凡是金属都是固体，譬如铁。”（同喻）“凡非固体，均非金属，譬如水。”（异喻）喻分成了两个，所以喻这一支最复杂，它包括同喻和异喻，又分别分成喻体和喻依，这都属于归纳了。“凡金属均系固体，譬如铁”，这就是归纳，这就是培根所说的存在表。然后异喻就类似于缺乏表。我为什么发现这是归纳法呢？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立刻联想起培根的科学归纳法，确实很像。
这样新因明就把归纳法很巧妙地结合进来了。在演绎之前先要归纳，检验一下大前提到底对还是错。纯演绎法的三段论是这样的，“凡金属均是固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固体”，这样话错误就发现不了。假如用因明形式就很容易发现了。比如说：“凡非固体，均非金属，譬如水，水银？”当我们举出水银，就发现反例了，这样就发现大前提不成立了，很容易发现错误。因明同时把归纳法很巧妙、很完美地包含在自己的三支论式里了。就是“同品定有性”和“异品遍无性”，正好相当于培根归纳法的前两个表。
所以宗因喻的三支跟三段论不同，它用同品定有性和异品遍无性把培根的归纳法结合进去了，而且是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了。它的推理形式中，已经把归纳很好地考虑进去了，比三段论要严密多了。因为三段论中，不存在检验大前提正误的机制，三支法式中就存在。
西方演绎和归纳的二分是西方文化总体性质的表现，跟其他二分是全息一致的，如理性情感二分，身心二分、主客二分。总之，每件事情都偏到一边去了，两边无法结合。而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都是中道的文化，都能结合两边，因为比西方高明，自然而然地就将两边融合在一起了。在这种低层次的分别意识的学问上，搞着搞着就分开了。
为什么中国人和印度人能结合两边呢？不是硬结合的，硬结合象亚里士多德的那种折衷方式是不行的。中印文化是在高级境界下，自然就将其结合在一起了。比如说《易经》的认识方式，就是两边结合在一起的。易经方式基本上也是从普遍出发，但它达到具体情境时，无需经过演绎推理那么笨重的隔得很远的一步一步的诸多步骤，它是直接一步到位。物物都有一太极，什么时候都能运用阴阳五行这种工具一下就套上了。
所以这种方式很轻灵，就是因为它用的思维工具不同，它用的是直觉性意识而不是分别意识，所以工具已经不一样了。中国人的人生论用的是良知，良知跟理性就不同。理性在处理当下的人生问题时要靠从普遍原则一步一步往下推，推到现在该怎么做。康德的伦理学最明显了，还有斯多葛派。苏格拉底想搞出来的也是这么一个从普遍性原理一步一步往下推的东西，而他没搞出来，苏格拉底想归纳，但归纳不出来，而别人就硬搞出来了，假设出来了。从一个普遍原理，斯多葛派从理性、逻各斯出发，斯宾诺莎从上帝出发，康德从应当出发，分别搞出了一个普遍体系出来，这都是分别意识下境界。而中国的良知，孟子说得最好了，是一个当下的直觉性的融合了知情意在内的总体性觉知，而非单纯的思辩理性。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总之，是非之心代表了知的一面，恻隐之心代表了情的一面，羞恶等属于意志，知情意融合在一起了，它是总体性的比较高级的东西。
所以中印文化有这个特点，它是用高级工具来解决问题。在低层次精神状态中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西方人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没有提升过他的精神状态。直到现在，才认识到这条路是穷途末路，走不通了，是死胡同。我们中印的解决，并不是停留在这个境界下的解决，而是独辟蹊径，提升精神状态后，用另外的精神工具来解决问题。
所以关键是提升精神状态，是实践性的解决，而不是在理论里扯来扯去。我们运用周易和良知的精神状态，都与凡夫的独散意识、与有杂念欲望私欲的境界不同了，提升了。印度的聖人就更提升了，为什么因明能够把演绎和归纳融合在一起，那是大菩萨发明的，是在更高的状态下创造出来的东西。在高境界下才能解决问题，解决的路是用工夫实践提升精神状态和精神境界。
按：这里对于因明三支是演绎归纳结合的观点也为后来的《佛学与西学》所超越。在《佛学与西学》的第三章中，对三支作了更为深入的考察后，发现三支不是演绎归纳的结合，而是类比推理。学界持前一种观点的人最多，能认识到三支是类比推理的据作者所知唯有熊十力郑伟宏两先生也。为何说三支不是演绎归纳的结合呢？关键是对喻体的认识。喻体并非一个全程判断，也非除外命题（即除去宗法的全称命题），而是一个正宗的特称判断。
汉译因明著作同异喻体的语言形式只有如下两种：（1）若（是）…見（彼）…；若非…見非…（2）诸有…皆見…；诸无…見非…。这里无一例外，每个句式里都有一个見字；即标明喻乃是属于“所见边”（即论断以所见所经验者为限）的最要宗旨也。诸多研究者对此皆不察，以研究演绎逻辑的习惯遂认喻体为全称命题，现代人仿做的三支里其喻体的语式也就不觉成为“凡…皆…”的格式（見字一定都不出现）了。
演绎归纳皆与全称命题有关，演绎的大前提为一全称命题，归纳的目标亦为一全称命题也。既然三支之喻体并非全称命题，而是一不折不扣的特称命题，故说从喻依到喻体是一归纳过程，从喻体经因支到宗支是演绎，特别是后者，就是典型的反向格义和由之而导致的误解了。三支的精神是比量的宗旨，即以已知比知未知的宗旨，喻支是已知所见边，宗支是未知未见边。故陈那菩萨之改五支为三支，并未改变因明的性质，新古同为类比推理，实质未甚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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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晓路简介：
孟晓路，字庆弗，号童庵，当代中学大家。1970年生，河北献县人。200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迄今一直在河北大学哲学系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有儒教、佛教、中西文化比较等。主要著作有《圣哲先师——孔子》、《儒家之密教：龙溪学研究》、《寒山诗提纲注解》、《七大缘起论》（2008年出版）、《佛学与西学》（2009）、《形上学方法》、《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2013年）、《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2014年）、《西学之中学渊源》（2013-2014年）、《佛教真面目讲记》（2012-2014）、《论周官》、《天下制度形上原理》（2019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