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的道义政治比所谓民主政治要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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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的道义政治比所谓民主政治要高级

蔡历十念生 2019-04-14

一、

从易经出现的伏羲时代，天道、道义理念就在中国出现了，这种认识是儒家之主流。而政府在中国的出现则是尧舜时代的事，这意味着远在政府出现之前，道义就已经成中国固有传统了，中国就已经历史悠久的道义社会了。

这样一来，道义就构成了对政府的制约，政府必须成为一个倡导和践行道义的政府，才能够在中国存在。道义成为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无道的政府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就注定会被人民奋起推翻。

汤武革命，以及秦汉之后历次的农民起义，包括共产党的革命，从根本上说，都是有道代无道，有道摧毁无道。

因此，可用八个字概括夏以来的中国历史：铁打的道义，流水的朝代。

自农业尚未出现的伏羲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就一直是道义社会。到了尧舜时代，政府开始出现和存在，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道义属性。并非政府摧毁了道义，而是道义俘获了政府。不是道义依附于政府，而是政府依附于道义。

现代西方人常说的话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自以为很高明。殊不知，自政府在中国出现起，中国就把权力“关进道义的笼子”。现代西方人沾沾自喜地认为“宪政”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新发明，殊不知，自政府出现以来，中国就是“宪政”的，用道义来限制政府，即儒家所说的“以道事君”、“格君心之非”、“从道不从君”。道义就是中国永恒的宪法。

儒家之所以“祖述尧舜”，高度推崇尧舜之道，因为尧舜时代是政府在中国的初创时期，是政府的最早形态，尧舜等中国最早的政府领袖在行为方式依然是传统的民间的，他们不仅主动自愿地践行传统的道义，而且也正是他们设计了道义政府的基础框架，用道义为政府立宪，把政府关进了道义的笼子。

目前有一些不明就里的所谓的“新儒家”们提出要搞“儒家宪政”。殊不知，儒家本身就是宪政的。新中国的政治形态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儒家的，也是宪政的。道义在中国是超越时代的，超越朝代的，超越政府形态的。任由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政府变革，道义都岿然不动。

二、

道义宪政是有具体制度基础做保障的，那就是“不与民争业”或“不与民争利”的土地和财政制度。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不与民争业、争利，有一个经典事例，目前已经成为一个成语“拔葵去织”。《汉书·董仲舒传》、《史记·循吏传》对此事均有记载。

在第三次对汉武帝的回答中，即天人三策之第三策，董仲舒说：“夫天亦有所分子（公平对待，不让某个单一物种太强大），予之齿者去其角，傅(附)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农业、工业），不动于末(商业)，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董仲舒还说：“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受禄之家”就是指包括天子皇帝在内的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收入应该全部来自朝廷提供的俸禄薪水，而不能再经营其他任何产业。

然后董仲舒就举了“拔葵去织”之事例：“故公仪子（公仪休）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食菜）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

《史记·循吏传》的版本是：食茹（蔬菜）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出售）其货乎”？

《史记·平准书》中，也有有关“不与民争业”之传统观念的精彩事例。汉武帝为增加财政收入，任命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为主抓财政的官员。桑弘羊为增加财政收入，采取了诸多“与民争利”、“与民争业”的政策和做法。譬如国家垄断盐铁的经营，甚至直接办工厂。当时，有一位著名的耿直的忠臣，名叫卜式。有一年大汗，汉武帝下令举行求雨仪式求雨，卜式说：“县官（政府官员）当食租衣税（租、税都是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诚如董仲舒所言，“不与民争业”是“太古之道”，自尧舜时代，政府在中国出现以来就是如此，也是尧舜们所立下的政治准则。易经和《诗经》对此也都有记载。

《周易·解卦》第三爻的爻辞是，“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负”即背负，是对劳动人民工作状态的一个形象描述，指代所有的产业。“乘”即乘坐马车，是政府官员（君子）工作状态的形象描述，指代政府官员、政府。“负且乘”即政府官员去经营产业，去“与民争业”。结果必然是“致寇至”，带来祸患。“贞吝”就是要按道义、正道做事，才能免除祸患，才能避免后悔，即应该“乘不负”，“不与民争业”。

“解”字的意思是解除患难，但在易经的64卦的背景中，解卦之解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解除患难，而是特指政府官员（君子）、政府，要为社会为人民解除患难。解卦是政治卦，是讲述政治和政府的原则准则的。

《诗经·国风·魏风·汾沮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

“汾”是汾河，“沮洳”（jùrù具入）是水边低湿的地方，“莫”是野菜，藚（xù序）是药材。采莫、采桑、采藚都是指农业劳动，可以指代农业。公路、公行、公族都是官职名称，为“公”做事的人。

那么这首诗是什么意思？《毛诗序》云：“《汾沮洳》，刺俭也。其君子俭以能勤，刺不得礼也。”说的有些接近，但是依然很模糊。诸如其他的解释都是附会和臆断。这首诗的意思与解卦的“负且乘”同义，也是讽刺和反对“与民争业”。显然，在周初的魏国，政府官员直接经营农业或其他产业的风气很严重。

这首诗太美太诗意了，以致后人已经很难看出，这是一首政治史，是在讲述很严肃的政治问题，在反对违反政治原则的官员行为，揭发官员们的渎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在三代及尧舜时期，中国的政治的确如诗。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很多政府官员就是农民，当了官还是很难改变农民的习惯。

现代人可能会误以为“不与民争业”、“不与民争利”只是单纯的、理想式一种政治理念，或官员的道德规范。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政治理念政治道德是由严格而坚实的制度基础做保障的，这个制度基础就是以“井田制”为中心的土地、财政制度。

在古代，最主要的产业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三代”将不与民争利的思想贯彻到土地和财政制度上，设计出了“井田制”。在井田制中，把全部耕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私田，占9/10，剩余的1/10是公田。私田平均分配给农民，除不能买卖外，农民对私田的耕作经营完全是独立自主的，而且不用交税。

《春秋·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就是开始对本来不征税的私田征税。因此，《春秋》刺之，儒家非之。

公田名义是属于公的（公侯），即属于政府，但是，公并不能参与土地的耕种和经营。公田的耕作是由农民集体完成的，但是收成要全部上交给公。因此，公田的收成实际就是一种税收，税率相当于1/10。

尽管公田的收入实质上是税收，但是，却是一种很委婉的税收，反映三代时期政府对农民的充分尊重。税收是直接从属于老百姓的收成中拿走一部分，但是，“三代”时期的政府是非常淳朴的，他们认为这么做，没有道理，没有人情。而公田的名义所有人是公，收成也本应该属于公，只是借助农民的劳动帮忙种一下而已。因此，公田也叫籍田，“籍”就是借助的意思。这种税收方式也叫“籍”或“助”，即孟子所说的“殷人七十而助”。

这样一来，包括天子在内的公侯贵族们，即政府官员们，实际上是不拥有任何土地的，他们的收入完全来自税收，即上面公仪休所言的“食禄”。在官员们获得食禄权力的同时，他们直接经营农业以及其他任何产业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勒令他们“不与民争业”。经营农业以及其他产业的权力仅仅属于农民，或者属于人民。

于是乎，政治家、官员不能经营产业就中国一条基本的政治准则。即便是秦汉以后，政府的形态发生了剧变，由三代的松散联盟式政府变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这条政治准则并未被动摇。辛亥革命爆发，两千年的皇权政府被推翻，直至新中国的成立，这条政治准则依然坚实存在。

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曾严查干部家属子女经商的问题。不仅不允许干部去经商，甚至连家属子女也不允许。当前很过高官的倒台与其儿子们经商有相当关系，“商人谋权”、“官商勾结”是当前反腐的重要指向。

西方的情况恰恰与中国相反，历史以来，他们的政府官员不仅直接经营产业，而且是产业的垄断者、寡头。中世纪，他们的土地被包括国王在内的极少数贵族完全瓜分，国王就是最大的地主，而广大的农民则没有任何土地。政府官员不仅直接拥有产业，而且往往是大产业者，这种情况并没有随着所谓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改变。譬如刚刚被选上总统的美国总统就是一个大地产商，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人以前从无从政经验。美国不仅仅是“官商勾结”的问题，而是彻底的“官商合一”。

请问，宪政最发达的美国，如何真正限制特朗普私产与总统公权的实际交差和联结？能在形式上限制，能在实际上限制吗？事实上，特朗普的上位与其个人财富实力本来就有直接的关系。中国早在4000年前就解决的问题，而却在当今世界被称为民主最发达、宪政最发达的美国仍然肆意泛滥。中国在4000年前已经做到公私分明，切断了公权与私产之间的联结，而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至今公私混杂，私产与公权之间联系紧密。

三、

当中国严禁政治家从事任何产业后，实际上也创造了一个新的行业，一个新的专业，就是政治业，政治成分社会分工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早在四千年前，自政府在中国出现以来，中国就实现了政治的专业化，政治家只能从事政治业，而不能从事政治业之外的其他任何产业。

在至今的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做到了这一点，唯有中国的政治是专业化的，而且自古以来都是，其他任何文明的政治，包括现代西方文明的，都是非专业化的。非专业化即是业余化，都是业余政治，或者兼职政治，因为在政治之外，他们的政治家们往往是大富豪，还拥有其他产业。最典型的业余政治家就是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中国的传统文献中，一提到分工，经典的表述就是“士、农、工、商”，“士”就是政治业，政治业不仅是一个专业，而且排在各大专业之首。

在人类所有的传世文献中，关于对分工的论述，数《孟子》最早。

四、

东林书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现在一般把这幅对联理解为东林党人思想进步的表现，他们积极的关心和讨论国家大事。而事实上，这是与中国固有的政治专业化思维相违背的，与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思想相违背的。最终东林党人的覆灭固然与明廷魏忠贤阉党的专制有关，但是，东林党自身以非政治专业的身份，明目张胆去过分干预政治专业内的事，也实为太不明智。东林党自身问题也很大，并不完全值得同情。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政治专业领域而言，或有志于政治专业的人而言。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相对于政府失效，天下无道的非常态情况而言。

五、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就是对应于尧舜和三代时期专业政治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在政府的角度是政治人才的选拔任用，在人民的角度，则是从仕的仕途问题。

因为中国的政治是道义政治，政府是道义政府，政治和政府的目标是去维护和确保道义在社会中的存在，那么，政府选拔政治人才的标准就是此人的道义水准。有道义的人，就是有德的人，因此，考核和选拔的标准就是“德”。孔子说的“学而优”实际就是“学而德”。

中国在很早就把官员和道义、道德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孔子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德其禄（《中庸》）。”因此，中国很早也对官员、政治、政府建立了很好的尊重和信任，甚至他们成为道义、德的代名词。这也是后来“高官厚禄”的合理性基础。在“士农工商”四个行业的排序中，“士”也毫无争议地排在了第一位。

即便是经济化已经很严重的当下，中国对官员的尊重程度依然高于其他任何行业。同时，一个做了官，随着官衔的升高，也会不由自主地提升自己的道义意识，道德意识。这就是历史的力量。也正是当下中国政治依然是道义政治的表现之一。

现代很多人看到中国人如此尊重官员，就说这是官员崇拜，权力崇拜，说是奴性的表现，是劣根性。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中国人尊重官员的实质是尊重道义道德。历史以来，政治、政治家、官员都是和道义道德联系在一起的。能青史留名的政治家都是道义道德水准很高的人。

而在尧舜时代，即便是政府的首脑，也是经由政府的人才选拔机制而被推选出来的，这就是“禅让制”。因此，儒家一直推崇禅让制，而对夏以来的“家天下”而耿耿于怀。

也正是因此如此，儒家拥护暴力革命，支持“汤武革命”，甚至提出了暴力革命理论。在“五经”中，有很对对“革命”的理论解释。譬如《尚书》：“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诗经》“帝迁有德”等。总之认为，如果政府首脑偏离的道义，变成无道无德之昏君，就有理由采取暴力将其推翻。

《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在对革命的态度上，孟子与《五经》是一致的，作为政府首脑的“君”，之所以为政府首脑，为君，原因就在于其拥有的道义和道德水准，一旦他失去应有的道义道德，那他就是称其不上政府首脑，称其不上君了，因此他应该由被更有资格的人取而代之。而在世袭制的前提下，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暴力革命。

因此，暴利革命是对尧舜时期禅让制的退而求其次的替代，是一种世袭制前提下的政府首脑选择程序。

总之，对于专业政治模式来说，政治人才，包括政府首脑，是经由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根据道义道德的标准，选举出来的。选择的主体是政府，而非政治专业之外的人民。历史以来，这种人才选拔模式从根本上来说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可的。

相反，在现代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中，政治人才是由政治领域之外的人民选举的，选择的标准只能是一时的民意，甚至是民众一时的兴起，而缺乏更深厚更稳定的道义道德标准。于是连电影明星这些娱乐人物，这些中国传统中的“戏子”们都可以被选做总统、州长，连大富豪们，中国传统中的豪强们，也可被选做州长、总统。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以来的由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选出的人才，更由于由民主的选票程序所选的人才更优秀，更有道义道德。政治是一个专业，包括政府首脑在内的政治人才的选拔，是政治这个专业领域内的事，也理应由这个专业的内部人士来选拔，而不应该不属于这个专业的人民来选拔。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将政治人才的选拔权交给政府，原因在其政府模式是非专业化的，政府和人民之间并没有形成清晰的专业界限，导致两者都是不独立的，政府不政府，人民不人民。

在专业化政治模式中，把本属于专业内的政治人才的选拔，直接交给人民，那是政府的失职，是对人民的不尊重，是扰民。

六、

政治专业化的实质是，在政治、政府与人民之间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双方谨守界限，无不干预，但其重点是维护人民生产和生活的独立，免受政府的干预。因此，在儒家思想中，最理想的政治状态是“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

在《资治通鉴》的漫长历史中，一旦社会转好，用的词语往往是，政治“宽简”，政治“清明”，而后是民风反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类。“宽简”、“清明”都是政府不过多干预人民的表现，都是无为而治的表现，也都是政治严守专业界限的表现。

人民严守专业界限，不去过问政治专业内的事，实质上是为他们免去政治事务之烦恼，保障他们更安心的去独立自主地生产和生活。当然，很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政治专业自身的利益集团化，随着政治官员的利益集团化，高官成为厚禄的代名词，升官与发财合为一体，政治的专业壁垒也就形成了政治、政府与人们的利益壁垒，形成了官官相护和官民对立。

中国历史上的由政治专业化所形成政治利益集团化，与西方社会的“专制政治”、“统治政治”有着本质区别。因为政治专业化后，政治和人民成为两大独立主体，也正是因为这两者成为界限分明的独立主体，也就是出现的政府与人民间的之间互动的问题。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双方互不干涉，但是，双方却一直存在之间的互动渠道和机制，一旦一方出现严重问题，另一方就会站住出来加以制止。这就是涉及到，道义政治的另外一个特征，即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直接互动。

但是，在西方社会，由于没有实现政治专业化，政治、政府与人民相互交叉和混杂，各自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主体，政府不独立，人民也不独立，就不存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动问题，要么是反过来，人民完全依附于政府、政治家，即贵族领主，这是中世纪的状态，要么是人民象防贼一样去提防政府，这是现在的民主政治的状态。

以上论述了，不与民争业和专业化是道义政治的两大特征。除此之外，道义政治还具备第三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与人民的直接沟通和互动。

尽管，中国专业化的政治模式使得政治、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专业界限，政府和人民均实现了独立。但是，两者之间并非是孤立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保持者密切的专业联系和直接互动的。

在形式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专业联系和直接互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是政治人才的选拔是直接面对人民的；二是政府会直接深入民间进行调查研究，针对重大情况，直接决策和干预；三是人民会发动起义，直接组建新的政府。

六、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关键并不在丞相的职位和制度，而是面向人民的官员选拔制度。真正对皇权构成制约的，正是这个官员选举制度。从原则上说，这些官员是代表民间的，代表人民的，是人民官员、人民代表。但是，不是简单的民意代表，而是更高级别民意，即道义的代表。他们原则上是应该“从道不从君”的。

但是，现实是，无论是皇权世袭的皇帝，还是来自民间的大臣，都有可能偏离原则，不守道义，而只顾私欲，沉溺声色犬马。任何一方背离道义，双方之间就会出现冲突，并相互制衡。最坏的情况是，皇帝和所有的大臣都偏离道义，整个政府就成为一个私欲的政府。这意味着政治原则彻底失效，人民生灵涂炭，人民起义便会出现。

对皇帝构成制约的，是大臣的整体，而非其中的某一个人。丞相即便权力再大，也只是一个人而已，并不能够代表大臣的全体。如果朱元璋真的想专制，他就不应该仅仅废除一个丞相职位，而应该彻底废除向民间选拔官员的制度，或者什么事都自己干，或者把所有的官员都换成朱家人。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意味着他无法专政。

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代表世袭的皇权，而大臣代表民间和人民。但是，明朝的开国之初却是一个特殊情况，朱元璋原来并不是皇帝，他本来也是来自民间，来自人民，而且曾是非常贫穷的农民。这样一来，就拥有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新任皇帝，另一个身份是来自的民间、人民的官员。

作为一个非常贫穷，甚至孤苦伶仃的农家子弟，朱元璋对基层农民的疾苦可谓刻骨铭心。农民贫穷的最大原因是什么？是没有地。农民失地的原因是什么？是被有钱有势的人兼并甚至强占了。而当上皇帝的朱元璋显然并未忘记初心，借助皇权，以高压手段，包括大规模“屠杀功臣”，强令地主豪强交出土地，分给农民。

自“井田制”在春秋战国消失以来，土地兼并就成为中国历史中周期出现的顽疾。土地兼并就意味着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就是最大的不道义，而反土地兼并，就是让广大农民重新拥有土地，就是最大的道义。而在自东汉至今天的中国历史中，有三次反土地兼并最为突出。第一次是北魏和唐朝的均田制，第二次就是朱元璋搞的，第三次是新中国的土地革命，基本上600年一次，

因此，朱元璋废除丞相之职位，并非意在专制，而是意在维护道义。当时的丞相胡惟庸，以及其他的功臣们，登上高位之后，开始私欲膨胀，凌辱百姓，兼并土地，践踏道义。大明江山能够维系300年，全仰仗开国之初，朱元璋所打下的道义基础。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受明末随传教士而来的西方民主政治蛊惑之产物，是中国最早的崇洋派和西化派。一味崇尚权力制衡，崇尚机械的制度，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道义本质缺乏认知，对中国政治的评价，充斥偏见和扭曲。

七、

反观西方，由于他们的政治是非专业化的，政治专业化分工没有出现，他们的政府和人民都不是独立的，因此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就无从谈起。

在中世纪，土地被包括国王在内的极少数个人所有，而广大农民则完全没有土地，甚至没有拥有土地的资格，成为农奴，而在生产和生活上依附于贵族和国王，即依附于政府。这样一来，政府与人民是一体的，人民只是政府的附庸。人民没有资格与政府互动，政府也不屑与人民互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政府向人民发号施令。

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自十二三世纪以来发生的“圈地运功”。我一直不理解，英国的贵族地主们，怎么可以说圈地就圈地，说把老百姓赶走，就把老百姓赶走。而且更奇怪地是，老百姓还很听话地乖乖地走。在中国的任何历史时期，这样的现象都是不可思议的。包括皇帝在内，没有人敢直接粗暴地，毫无理由地大规模剥夺农民的土地，如果真的发生了，那老百姓会玩命反抗，一定会爆发农民起义。

很多年后，花了很多时间，当把西方文明翻个底朝天，弄清其来龙去脉后，我才明白，原来英国的土地实际是属于少数贵族的，农民压根没有拥有土地的资格。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农民缺乏基本的独立生产生活的意识和想法。决定中世纪，以及更早的西方农民没有土地，甚至没有土地资格的，并非奴隶主、农奴主的专制和残暴，而是他们自身缺乏基本的独立意识。

马克思完全搞反了，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际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英国农民没有土地这一经济基础，根源在他们独立的生产和生活意识缺乏这种上层建筑。英国农民独立意识的缺乏并非来自贵族的剥夺，而是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如果一开始他们就有，少数几个贵族也绝无可能剥夺，他们会搞农民起义把贵族掀翻，赶跑。

正是这种独立意识的缺乏，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贵族，贵族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依附。这样贵族和人民的关系就是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即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是统治和被统治关系，而非专业分工关系。无法出现政治的专业化分工，无法形成政治的独立。也无法出现政府与人民之间相互尊重和良性互动。

现代化，现代文明的出现，并未使西方文明政治不专业不独立的事实发生根本改变。象中世纪和更早一样，向农奴社会和奴隶社会一样，他们的政治依然是非专业化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依然是混杂在一起，均没有实现专业性的独立。他们很重视市场分工，甚至重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但恰恰忽略了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分工和专业化，政治的分工和专业化，政治、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

唯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前美国政治领域中的种种怪象。

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不是人民，也非政府，而是制度、民主制度，政府与人民之家也不是直接联系和互动的，他之间存在一个中介，就是制度。

美国政府的首脑和官员，不会象中国的一样，会经常到人民中间直接调研、视察，人民中间发生了重大事情，他们也不像中国一样，迅速地直接处理，因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制度和程序。美国的人民并不尊重政府，而美国的政府也不尊重人民，因为双方都认为最重要最值得尊重的是双方之间的中介制度。

所有的制度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制度。所有的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不仅是经济制度的核心，也是人权制度的核心。因此，美国最尊重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人权，人权又进一步集中到产权。而产权中，最重要的是各种财产的所有权，即私有权。因此，最终他们最重视最尊重的是财产私有权。把对财产私有权的尊重，视同对人的尊重。

这就是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回事。

一个人养了一条狗，这个狗的所有权是属于人的。要尊重人，就要尊重这条狗，尊重这条狗也就是尊重这个人，因此狗等于人，人等于狗。这就是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逻辑基础。

八、

自尧舜时期政府在中国出现以来，直至今天，尽管历经了很多次的时代的变迁、政府形态的改变、朝代的更迭，但是，中国的政治形态的基础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稳定性，这个基础就是道义。时代可以变，政府形态可以变，朝代可以变，但是，道义却没有变。4000多年来，中国的政府一直是道义政府，中国的政治一直是道义政治。

道义从本质上说是民意，根植与每一个人的内心，是人心人性的根本属性，也是人心的内在需求。因此，道义又不是简单的一时一地的临时性的民意，应该是所有人在所有时间的共识性民意，是人类人间最大之公义。

相对于道义，一时一地之临时民意只是私见。因此，道义绝不可以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来呈现。民主选举只是呈现私见，而无法呈现道义。因此，民主政府注定是私见式政府，“乡原”式政府，一定是无道义政府。

在中国历史中，道义政府不是空口说的，而是有坚实的土地、经济和财政制度来保障的。那就是“不与民争业”的土地、经济和财政制度。“不与民争业”要求，一旦选择了做政府官员，拥有了政府权力，就不允许再去经营其他任何产业，任何产业的经营权力并被没收和剥夺。经营产业、直接创造财富的权力仅仅属于政府之外的人民。而政府官员必须依赖税收来生活，来靠直接创造财富的人民来养活。

在政府官员“不与民争业”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分工专业，就是政治业。道义政治的最核心特征就是专业政治。“士、农、工、商”中，“士”就是政府官员，就是政治业，是与农业、工业、商业并列的四大行业之一。

在道义政治中，由于政治是专业化的，政府与所有其他行业之间，都是基于专业分工的互助协作关系。政府之外的所有行业的从业者就是人民。因此，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基于专业分工的协作关系，而非西方意义上的专制、统治关系。西方意义上专制型政府、统治型政府从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

政府的的道义有效性，是通过面向人民选拔官员来实现。这一官员选拔程序的执行者是政府，而非人民。但是人民有举荐的权力甚至义务。选拔的标准是道义，就是选拔道义需求偏好比较强，道义水平比较高的人进入政府。政府的道义有效性是通过政府官员的道义需求强度和道义水平来保障的。

在正常情况下，既然社会中道义需求偏好比较强，道义水平比较高的人都进入了政府，政府是由道义需求强度较高、道义水平较高的人组成，因此，对新的政府官员理应由政府自身来实施，而非交给人民，因为人民的道义偏好，道义水平较之政府要弱。

由于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专业分工关系，政府和人民都是独立的，也正是这种相互独立，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和互动。这种联系和互动是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政府官员从人民中选拔而出，二是政府会直接到人民中了解情况，人民也会直接向政府反映情况，政府根据情况直接进行决策；三是当政府失效时，人民会起义推翻旧政府，组建新政府。

由于西方至今都没有实现政治的专业化分工，政治并未成为一个与其他行业并存的独立行业，政府与人民都没有实现专业分工意义上独立，而是相互混杂的。因此这道义，一方面，他们的政府官员的选择还需要由人民参与的民主选举程序来完成。另一方面，他们的政府与人民之间没有直接良性的联系和互动，没有形成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协作意识和机制。

道义政府的根基在道义，而道义在中国的出现远比政府古老。在政府初创的尧舜时期，道义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了，已经是中国固有传统了。在政府出现之前，中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道义社会了。因此，中国的政府是在道义的熏染和限制下产生的。道义构成了中国政治、政府的最宪法，中国的政治也是道义宪政。在政府之初，就已经把权力关进了道义的笼子。

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在道义政治面前是小儿科，绝非是说民主政治一无是处。事实上，尽管原则上，中国的政治模式是道义政治，但是，在历史中也出现了妨碍道义有效性的制度，譬如世袭制。也正是因为政府首脑世袭制的存在，当道义政府失效后，无法通过选举更换首脑来进行调整和矫正，而只有通过暴力革命、人民起义来解决，这样中国历史中平添了多少悲惨和痛苦。

正是解除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中国废除了政府首脑的世袭制。新中国以来，而且还打破了终身制，实行了任期制。显然，中国当前的政府首脑选拔机制远远优越与儒家所梦寐以求的禅让制。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民主政治的一些技术性的程序手段，来增强政府的道义有效性。

但是，一定要知道，道义乃政治之大本，政治就是道义政治。缺乏道义之大本的民主政治压根称其不上政治。保障和提高道义有效性是末，且不可本末倒置，因末非本，因末废本。在面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上，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看来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本文部分删减，经原作者蔡历授权转载，全部原文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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